方舟子博客

电影明星贾玲以前长得比较胖，为了拍电影，花了不到一年时间减下体重100斤，人变得比较健美、苗条。一个41岁的人竟然能够这么快速地减肥，轰动一时，很励志，甚至带动了中国的减肥产业。有些人怀疑这事的真实性，认为不可能不到一年就减掉100斤。我觉得没必要怀疑，因为看贾玲出来接受采访，现在的身材的确跟以前不一样。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是怎么做到的？按照贾玲本人的说法，是靠锻炼和控制饮食。我以前说过，通过锻炼减肥的效果很差，如果能够严格控制每餐吃多少卡路里热量，当然能减肥。贾玲公布了她的减肥餐，我看了一下，很不专业。她的减肥餐只说每天吃了什么，却遗漏了一个最关键的信息，那就是吃的量。要通过控制饮食快速减肥，每一餐的量都要非常精确地控制。什么食物、多少卡路里，必须控制好，但她没有写。只写了每一餐吃什么东西，这个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吃的量的多少、每一餐摄入的热量多少，这才是最关键的。她居然遗漏了这么重要的信息，让人怀疑她其实并没有真正按照这套“减肥餐”减肥。如果她真的是靠这种方式，请过减肥教练来帮助她控制饮食，那么这些关键的信息就会有，就会写出来，没必要隐瞒，因为她想让人们跟着学。

还有一点也让我觉得，她对通过饮食控制减肥没什么认识，很不专业。她说为了达到减肥的效果，连喝水也要控制，每天不超过500毫升。这个说法就很不专业。喝水的多少不会影响到减肥的效果，喝的水都会排出去。而且，由于减肥会导致脱水，所以更需要补充充足的水分。每天只喝500毫升水，在正常情况下也太少，也会导致脱水，更何况是在减肥的情况下。如果每天真的只喝这么一点水，肯定会导致脱水，所以让人怀疑她是不是真的执行了这个饮食计划。

如果不是通过严格控制饮食来减肥，那么还有两条途径。一条途径就是对胃做手术。不过，做手术主要针对的是体重严重超标、非常肥胖的人，贾玲不属于这种人。她在减肥之前只是体重超重、略微肥胖，还不至于到做减肥手术的地步，也没有必要做，因为还有另外一条更安全、更可行的途径，那就是使用减肥药。我以前说过，现在已经有效果非常好、也很安全的减肥药了，在明星中用得非常普遍。为了保证达到减肥的效果，让电影拍下去，她有啥必要不使用减肥药呢？完全应该用。为了树立励志的形象、帮助电影的推销，不承认自己使用了减肥药，我们也能够理解，人家毕竟是演员。演员说的话我们不能都轻信。

我们姑且相信她的说法，没有使用药物减肥，完全是通过锻炼和控制饮食达到了快速减肥，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这种快速减肥是不是健康的方式、是不是可取、别人是不是可以跟着学呢？贾玲认为自己这种减肥方式很健康。她说：按我的减肥计划，整个过程每个月只减掉4公斤～5公斤体重，是比较健康的。我看了她的减肥笔记，1月上旬开始减肥，当时体重210斤。11月上旬，体重达到最低点110斤，刚好减掉50公斤。花10个月的时间，平均一个月减掉5公斤，所以她说一个月减掉4公斤～5公斤，说少了。每个月平均减掉5公斤是不是很正常呢？一般认为，一周减肥1磅～2磅（0.45kg～0.9kg）体重，是比较正常和安全的。超过这个范围，减肥速度太快，就有健康风险了。贾玲平均一个月减掉5公斤体重，即每周减掉1.25公斤，已经超过正常范围了。正常范围的上限是每周0.9公斤，她超过了不少。而且，她减肥的速度是平均值，有时候减得少一点，有时候又减得多一点，减得多的时候更远远大于正常的安全速度。

所以可以肯定，她的减肥速度不是安全、正常、健康的减肥速度，减得太快了。通过控制饮食达到这么快速的减肥，每天摄入的卡路里就非常少。通常情况下，我们一天需要2000大卡甚至更多，但要像贾玲一周减掉1.25千克体重，那么每天大致只能摄入700大卡，属于极低卡路里的减肥方式。这种方式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第一个后果是导致肌肉丧失。摄入卡路里的量这么低，满足不了人体对能量的需求，就要耗费已经存在于体内的能量物质，才能达到减轻体重的目的。首先分解掉的是脂肪，脂肪都用完之后，就开始分解蛋白质。把蛋白质转化成能量会导致肌肉的丧失。有人做过研究，采取极低卡路里减肥方式丧失的肌肉量，是采取较低卡路里减肥方式的6倍。肌肉丧失的情况会很严重。

第二个后果是导致免疫功能不正常，容易生病、受感染。人体的免疫系统维持正常运作也需要能量，能量供应不足，就会导致免疫功能低下。

第三个后果是容易导致胆结石。胆囊的作用是释放胆汁到肠道里消化食物中的脂肪。脂肪只有消化了，人体才能吸收。采取极低卡路里饮食，饮食里的脂肪非常少，胆囊就没必要释放胆汁去消化食物中的脂肪。大部分胆汁存在胆囊里不排出去，胆汁里的物质就会结合在一起变成结石。胆结石非常痛苦，很难消除，最后可能就不得不把胆囊切掉。

第四个后果，如果每天只吃一点点食物，就那么几百大卡，人会一直处于一种饥饿状态，会对人的心理产生很大的影响。老想着要吃，人就会变得很疲惫、很虚弱，提不起精神去工作，更不要说拍电影、演戏了，脾气还会变得非常暴躁。

快速减肥还有一个让人显老的后果。皮肤本来有脂肪支撑着，显得比较光滑，脂肪快速丧失掉后，皮肤没有脂肪支撑就会变松弛，会耷拉下来。特别是脸部更明显，不仅消瘦了，而且变干瘪了；不只是有皱纹，而且变得很松弛，看上去人就显得很老。女性乳房也会因为丧失脂肪也变得干瘪、耷拉。明星可以做拉皮、隆胸之类的整型手术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普通人就不一定有这样的条件。

还有一点，快速减肥会让人体新陈代谢变得很慢。因为摄入的食物、能量这么少，人体以为遇到饥荒了，得保命，就会通过内分泌系统进行调控，本能地把代谢率降下来，让代谢变慢，让能量消耗不要那么快，越慢越好。导致的后果是，虽然吃的还是那些东西，但消耗少了，会把吃下去的能量慢慢地又储存起来，体重又会慢慢增加。所以采取极低卡路里方式减肥的人，很容易反弹。一般来说，过3年～5年，几乎所有采取这种方式减肥的人，体重都会完全恢复到了减肥之前。贾玲现在才减肥一年，最后的结果还没出来。如果采取的是没那么极端的减肥方式，每周减肥的量没那么多，那么从长期来看，反而比较不容易反弹。

减肥相当于抗拒人的本能，所以非常难。特别是对于已经人到中年的人来说，减肥更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能够做到控制体重不超标就已经不容易了，还想恢复到年轻时健美的苗条身材，如果不吃药，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从长期来看，不要把目标定得太高，否则反而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2024.02.21录制

2024.03.25整理

有一个“爱国正能量”大V，网名叫做“地瓜熊老六”，最近发微博抱怨说，去某个车企参观，到饭点只给了一张20元的餐券，让他们自己到员工食堂吃饭。20元的餐券只有两种选择：或者买一碗拉面，或者“吃两荤两素一碗米饭”、“并且也不是什么好菜”。“地瓜熊老六”在微博里骂：“这么大一个车企，真不明白，你们是傲慢，还是抠门。”他没有说是哪一家车企，有人透露是沈阳宝马。于是又有另外一个“正能量”大V也开骂了，说不管是宝马、木马，都是牛马不如，这种企业尽早倒闭的好。

沈阳当地有一个小网红透露，这好几十个“正能量”大V并不是沈阳宝马请去的，而是沈阳政府请到沈阳参观，目的是要他们为辽宁的旅游建言献策。参观了几个地方，最后才去了沈阳宝马。沈阳宝马铁西工厂在当地是一个旅游点，还是国家4A级景区，参观要收费，票价60元。沈阳宝马免了这些“正能量”大V的门票钱，本来还提出请他们吃饭，被当地政府陪同的官员婉拒了，说让他们吃员工食堂就好。而且，20元餐券是政府给的，是纳税人的钱。当地的政府官员之所以这么干，我想是为了在“正能量”大V面前表现他们很清廉，不愿意骚扰企业，所以自掏20块钱让他们吃员工食堂。可没想到的是，这些“正能量”大V一贯骗吃骗喝惯了，不满没有好饭好菜招待，没吃好就没有了“爱国正能量”，变成了恨国负能量。

这事引起这批“正能量”大V一起吐槽攻击沈阳宝马。一个“正能量”大V说，参观的时候，沈阳宝马为了让他们能够听介绍，发了蓝牙耳机，但用完了居然要收回去，还说这蓝牙耳机一副要8000元，可别弄丢了。“正能量”大V很不满，说又不是什么好耳机。在他们看来，耳机被他们用过了就必须白送他们，而且觉得8000块钱的耳机还不够好。

“正能量”大V“地瓜熊老六”是何许人？几年前，他曾经跟崔永元在新浪微博上对骂，崔永元的一个粉丝去挖他，把他的真实身份和照片都晒到了网上。大连警方把崔永元的粉丝抓了，说他散布他人隐私，行政拘留5天。吓得崔永元赶快跟粉丝撇清关系，还假惺惺地说要追查散布他人隐私的人背后是谁指使的。意思是说，不是我崔永元指使的，别来抓我。

其实，“地瓜熊老六”的真实身份很容易查出来，而且只需要根据公开的资料就可以找到，根本就不涉及隐私。“地瓜熊老六”在2010年还没有出名时曾经出过一本漫画书，叫做《熊了，老6！》。画的是一个叫熊老6的小人物，作者署名“地瓜哥哥”。他的网名就是把当时的笔名和漫画人物的名字糅合在一起，变成了“地瓜熊老六”。这本书的作者简介说了，“地瓜哥哥，本名：刘鲁东，中国新锐漫画家，生于董永故里千乘县，混迹于浪漫之都大连。”“我们都是社会中的小人物，和熊老6一样。”

“地瓜熊老六”在出名之前就是一个“社会小人物”，现在这些不可一世的“爱国正能量”大V，以前都是“社会小人物”。比如“孤烟暮蝉”，这次也跟着这批“正能量”大V到沈阳参观。她真名叫舒畅，真实身份是广东惠东县总工会的员工，也算“社会小人物”。还有一个“正能量”大V“上帝之鹰”，不知道这次有没有也去沈阳骗吃骗喝。他真名叫孟驰，是福州一家民办大学毕业的，自称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完全是骗人的。他以前也出过书，在作者简介里自称是机关小公务员，那也算是“社会小人物”。

为什么这些“社会小人物”会变成“正能量”大V而暴得大名呢？光喊喊爱国口号谁都会干，那不行，那是出不了名的。关键是这些人心狠手毒，敢于晒人、敢于攻击人，今天骂这个是恨国党，明天骂那个反华辱华；搞网络暴力，发动人们去骚扰被他们认定的反华辱华企业、人士、恨国党。他们还喜欢告状、打小报告，所以被网信办看中，让他们当网络鹰犬、网络打手。这些人就因此出名了，不可一世了，就可以骗吃骗喝、想拿什么就拿什么了。

因为他们成了网络风云人物，所以地方政府害怕他们，还要讨好他们，找这些网络流氓去“建言献策”。而这些人也会利用自己的名声赚钱，所谓的“爱国”也就是借着爱国的名义捞私利，做广告、带货赚钱。他们曾经有六个人一起转发日本冈本牌避孕套广告，在网上被嘲笑是“冈本六君子”，其中就有“地瓜熊老六”和“上帝之鹰”。倒是没有“孤烟暮蝉”，可能因为是女的，实在不好为避孕套做广告。给一个日本牌子的避孕套做广告，这里面有什么“爱国正能量”？

这些“爱国正能量”大V水平都很差，要学识没学识，要文采没文采。在一个有言论自由的环境里，这些人只会让人们揪着打，只会成为人们嘲笑的对象。但因为中国的网络没有言论自由，管得严严的，控制得死死的，有网信办当他们的保护伞，他们才能不可一世，想灭谁就灭谁，想封谁就封谁，还不能反击。这次20元餐券的丑闻爆出来之后，有人在微信公众号上写文章嘲笑他们，文章马上就被删了，连账号也马上被封了。能够干出这种事，只有网信办才有这么大的能量。

而且“爱国正能量”大V还一代不如一代。以前那些已经过气的“正能量”大V，比如周小平，虽然满嘴谎言歪理，但毕竟还会写长篇大论，还能够吓住人。而现在这些“正能量”大V“地瓜熊老六”“孤烟暮蝉”，不要说写不了文章，连一篇微博都写不好。本来就没有什么文化，为什么会变成“正能量”大V？为什么网信办会看中这些水平很差的人呢？因为现在是新时代，是老红卫兵在掌权，不需要文化，需要的是红卫兵小将。掌权的人本来就不学无术，欣赏的当然也是不学无术的人，所以就会有这些网络红卫兵在网上横行，中国网络是他们的天下。

2024.01.18录制

2024.03.24整理

我很早以前就开始批法轮功，可能是世界上最早批法轮功的。1996年，李洪志刚刚移民美国，想在美国招兵买马，在中国留学生中招收信徒，由他的信徒把《转法轮》发到ACT上。ACT是当时中国留学生扎堆的地方，相当于一个网上的论坛。我那时在ACT比较活跃，看到有人贴《转法轮》，就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觉得非常荒唐可笑，一一做了驳斥。但那时的法轮功还没有做大，李洪志后来也没有继续在ACT上散布他的言论，所以我当时对法轮功的批驳，没有引起什么人的注意。

到1999年，法轮功在中国搞大规模示威抗议，震惊了全世界。事情的起因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理论物理所研究员何祚庥写了一篇文章，标题叫做《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登在天津教育学院办的《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上。这篇文章只是泛泛地反对练气功，并没有刻意针对法轮功，只不过说他们研究所有个学生因为练法轮功精神失常了。这个学生两次被送进精神病院，送进精神病院时还在说“李老师会关注我”，何祚庥注明“李老师”指的是法轮功的头头李洪志。这本杂志发行量很小，读者很少，但何祚庥的文章不知怎么被法轮功看到了，引起了注意，突然之间起来抗议。

法轮功兵分两路，一路是4月19日到天津教育学院抗议，几千人包围了天津教育学院，要逼着天津教育学院赔礼道歉。另一路到北京何祚庥的家去堵他，要跟他辩论。换了我就不会理睬来堵我的人，不值得浪费时间去跟他们争辩。当年罗永浩曾经到电视台门口堵我，我理都不理，头都不转过去就走了。五岳散人也曾在晚上跑我北京的家门口敲门，我也不理他，直接报警，让警察把他带走了。所以，如果换做我，跑我家跟我辩论，我根本就不会理睬。但何先生很有意思，他居然还跟上门来的法轮功信徒辩论。何先生在屋里，法轮功信徒在外面，隔着防盗门辩论。过了5天，4月25日，包围天津教育学院的法轮功突然之间都消失了，跟何先生辩论的法轮功信徒也没来。他们跑哪去了？去包围中南海了。有上万名法轮功信徒包围了中南海，这一下就震惊了世界。

法轮功的人刚刚包围天津教育学院时，《美国之音》的记者就来找我了。那时候的《美国之音》是通过电台对中国大陆广播的，影响还挺大，收听的人不少。《美国之音》当时跟我关系也不错，经常因为中国发生什么事来采访我。《美国之音》在洛杉矶的一个记者打电话给我，说现在突然冒出了一个法轮功，几千人包围了天津教育学院，你知不知道法轮功是怎么回事？我说知道，早在1996年就研究过，把《转法轮》看过一遍了，对他们很了解。记者说：太好了，我去找一个法轮功的人来跟你辩论行不行？我说行。

当时确定的时间是4月21日，让我跟法轮功在南加州的负责人李建中辩论。李建中还算是我的校友，也是中国科技大学毕业的，只不过是学物理的。他当时是加州理工学院的研究生，很痴迷法轮功，还成了法轮功在南加州的一个头目。到了4月21日，李建中听说是跟我辩论，不敢来了。结果辩论节目变成了对我的采访，时间有20分钟。采访完后，我感到意犹未尽，有很多问题都还没来得及谈，就写了一篇《法轮功解剖》，发在新语丝网站上。后来法轮功越闹越大，我就看了更多的资料，包括李洪志各种演讲的记录稿，又一篇一篇地写解剖、揭露法轮功的文章，总共写了10篇。

我当时听说，因为何祚庥揭露法轮功引起了这么大的风波，中央高层有人怪何先生。中国政府对于气功、人体特异功能这些东西有一个“三不政策”：不宣传、不批评、不讨论。现在因为何祚庥一篇批评气功的文章闹出这么大的事，有人指责他违反了中央的“三不政策”，何祚庥的压力就很大了。我知道后就发起了一个网上签名，叫做“声援何祚庥院士批判法轮功”。这可能也是中文网上第一次搞签名，最终有1400多人签名支持何院士。

法轮功包围中南海震惊了世界，中国政府也吓蒙了，不知道法轮功是咋回事，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一开始，中国政府对法轮功这事还没有定性时，禁止人们谈论和评论。我写的批法轮功的文章当时也寄给了国内跟我有关系的一些报刊，想让他们发，他们没一个敢发，都觉得这个问题很敏感。中国政府都还没有表态，他们自然是不敢登的，所以那时候关于法轮功的讨论只是在国外。

我参加过几次《美国之音》的辩论节目，跟法轮功的人辩论。李建中因为不敢跟我辩论被我嘲笑之后，硬着头皮跟我辩论了一次。李洪志为了吸引留学生、知识分子，很喜欢在书里谈科学问题，弄一大堆科学术语。但他的教育程度很低，据说只有小学毕业，所以一谈科学问题就都是错的。错得最离谱的是把“光年”望文生义当成了时间单位，我辩论时就问李建中：你们法轮功号称提倡什么“真善忍”，第一位就是真；但你们李老师的《转法轮》里一大堆假的东西，这就不真了。比如他把光年当成时间单位，不就搞错了吗？李建中居然回答说：这是一个物理问题，我是学物理的，我比你更懂物理。我们李老师是不会错的。之所以把光年当成时间单位，是因为用上更高级的手段，光年就可以成为时间单位……

当时最主要的讨论平台是我们新语丝网站，因为中国那时候还没有防火墙，新语丝还没有被墙，国内有很多人在读新语丝。中国有三个月时间禁止谈论法轮功问题，而国内有很多人跟法轮功有亲身接触，他们对法轮功也是有看法的，于是就向新语丝投稿。我给登出来后，法轮功的人也会来反驳，做所谓的澄清，我也给登出来。只不过法轮功的东西，我是作为“读者来信”登出来的，汇集起来，一天登一批，而不是作为单篇文章登出来。因为我们必须表明立场，我们就是要批法轮功的，你不满、有意见，就只能作为读者来信登出来。所以，有三个月时间，新语丝非常热闹。

到了7月22日，中国政府终于定下来，法轮功是非法组织，要取缔。在宣布法轮功是非法组织的那一天，中国第一次建起了互联网的防火墙，把法轮功的网站都给屏蔽了，把我们新语丝也给屏蔽了。只要跟法轮功有关的国外网站，不管是支持还是批评的都给屏蔽了。新语丝网站可以说是批法轮功的资料最齐全的，媒体或其他人要批法轮功，都得看新语丝网站。中国政府是政治局常委李岚清在主管处理法轮功问题，他也在看新语丝网站。新语丝网站被墙的那一天，他上不去了，就问手下的人咋回事：怎么新语丝上不去了，是不是被法轮功给搞掉了？手下人去问网监，才知道原来建了防火墙之后连大领导也上不了这些敏感网站。怎么办呢？赶快拉一条专线到中南海，让他们能够通过特殊渠道，想上啥网站就上啥网站。

一直有人觉得很奇怪，新语丝是批法轮功的，怎么也被屏蔽了？法轮功的网站被屏蔽可以理解，批法轮功的应该是跟中国政府一致的，怎么也给屏蔽了？更搞笑的是，虽然把新语丝网站屏蔽了，《参考消息》却仍在连篇累牍地转载我批法轮功的文章。我事先不知道，他们转载也没有征求我的同意。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我们批法轮功完全是独立行为，中国政府控制不了。而中国政府一旦自己要批法轮功，就不允许别人批，只能由它来批。它要垄断批评权，就把独立批评的声音都给屏蔽掉，把国内能管到的地方全都打压下去。比如杭州有一个网站当时也在批法轮功，而且把新语丝批法轮功的文章全都转过去，在7月22日这一天也被关掉了。

一直有一帮人，特别是海外的民运人士说，方舟子当年批法轮功是接到了中国政府的指示，是拿了任务来批法轮功的，至少也是跟在中国政府后面批法轮功，跟中国政府配合的。这些纯粹是谣言。我批法轮功比中国政府早多了，而且我一开始对法轮功的定性也比中国政府准确多了。我一开始就说法轮功是一个邪教，因为它的主要特征符合学术界关于邪教的定义。邪教都认为世界没落了，世界末日要到了，需要靠他们的救世主来拯救，要崇拜一个活着的教主。对法轮功来说，救世主、教主就是李洪志。邪教的另一个特征是有很严密的组织，对信徒实行精神控制。他们特别排外，尤其排斥批评，容不得一点点批评，对别人的批评反弹特别强烈。他们还有自己的一套古怪的行为规范，比如生病不上医院，法轮功就是这么提倡的。所以我一开始就说法轮功是邪教。

但中国政府有三个月时间不知道怎么处理法轮功问题，等到处理法轮功时，还不敢说法轮功是邪教，只说它是一个非法组织。中国国内开始批法轮功之后，郭正谊就把我批法轮功的文章拿到国内去出了一本书，叫《法轮功解剖》。由于中国政府那时还没有把法轮功定为邪教，只说它是非法组织，所以把我文章里凡是说法轮功是邪教的地方全都替换成了非法组织，改得有些地方都不通。一直到后来，中国政府才改口说法轮功是邪教。中国政府是跟在我后面批法轮功的，而不是我跟在中国政府后面批法轮功。

另外，我也一直在批评中国政府处理法轮功的方式，认为中国政府对法轮功的反应过激了，处理方式不当。人应该有信仰自由，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包括信邪教的自由。邪教大大小小的头目如果犯法、犯罪，比如诈骗、偷税漏税、性侵，当然可以抓他们，治他们的罪。但对那些受骗上当的普通信徒就要宽容，最多只能采取教育、劝说的方式，他们不改就算了。不能仅仅因为他们信法轮功，就把人抓去劳改、坐牢。侵犯人们的信仰自由是不对的。人有愚昧的权利。

2024.01.06录制

2024.03.23整理

这段时间，胡锡进和司马南掐得很厉害。胡锡进老是讽刺司马南在美国买了一个小房子，还建议司马南把小房子卖了，投资到中国的股市，一起为中国的金融安全做贡献。司马南回应说，当初在美国花25万美元买了一个小房子，现在价值已经达到150万美元了。把它卖了，扣掉3.2万税金，净赚146.8万美元，薅了美国146.8万美元羊毛，这买卖很合算，比买美国国债好得多，这不也是爱国吗？

其实，司马南高估了他美国小房子的价值，我不知道价值150万是谁告诉他的。根据房地产网站的估值，他的房子只有60万美元左右。而且他光算房产税是不够的，美国的房子还有各种各样的费用。

我们先来说一说司马南这个房子的成本。他这个房子是旧金山湾区Fremont一个2居的公寓，2010年3月花25.7万美元买的。买下来还有其他一些费用。买方要先把钱存在第三方托管，这叫escrow。第三方不会白白帮你托管，要收手续费。各家的escrow手续费不一样，25.7万的手续费大约2000美元。这个钱有的地方由买方出，有的地方由卖方出，圣地亚哥是买方、卖方各出一半。司马南买房子那个地方刚好是由买方出，这样就多出大概2000美元。把杂七杂八的费用加起来，他买房子算起来要花26万美元。

以60万美元卖出去，增值34万，但还要考虑到14年中，房子还需要各种各样的费用来维持。美国维持一个房子有三方面的费用。第一方面的费用是房产税。司马南说他花了房产税3.2万美元，这是少算了。那个房子交了多少房产税在网上都有记录，我给算了一下，这14年他交的房产税总共是5.3万美元。

除了房产税，每月都要交物业费。物业费各地、各个房子都不一样，独立的房子物业费很低，一般一个月就几十、一百美元。但司马南的房子是公寓，公寓的物业费非常高，他这个房子现在的物业费是一个月423美元，一年就有5000美元。十几年前可能物业费会便宜一些，但差别也不会很大，平均一年4000多美元总是有的。这样算下来，14年的物业费也要交6万多美元。

还有一个费用是买房屋保险。公寓的房屋保险，外面由物业负责，只需要买室内的保险，所以公寓的房屋保险反而比独立的房子便宜得多。加州这种公寓的房屋保险平均一年700多美元，14年也有1万美元了。这样杂七杂八地加起来，光平时维持房子的费用就要14万，增值的34万只剩下20万。

如果把房子卖出去，这20万能不能都拿到手呢？也不行，因为卖房子还会产生新的费用。其中一个费用是给经纪人报酬。在美国买房子，买方要找经纪人，卖方也要找经纪人，而且经纪人的报酬都由卖方出，再由买方的经纪人和卖方的经纪人平分。这个费用是根据房子卖价的比例计算的。加州给经纪人的报酬平均是房子卖价的5%，司马南如果现在将房子以60万美元卖出去，光是给经纪人的报酬就要3万美元。房子卖出去以后还要交税。首先要交联邦的投资税。房子增值的34万美元要交20%的投资税，差不多7万美元就没了。其次还要交加州的所得税。加州州税的所得税是递进式的，增益的34万美元，所得税大约3万美元。三个费用加起来又有13万美元没了。20万再扣掉13万，最终就剩下了7万美元，这才是净赚的部分。

26万过了14年最终才赚了7万，比买美国国债的收益低多了，而不是高得多。不是说在加州买房是很好的投资吗，问题出在哪儿呢？第一，司马南当初买的这个房子的确太小了，在湾区那种地方，20多万只能买一个小房子。投资少，回报当然也就少，杂七杂八的费用一扣就没剩多少钱了。如果司马南当初拿出100万在湾区买房，虽然也是很普通的房子，到现在变成200多万，增值100多万，扣掉各种各样的费用，还能够剩下很多钱。第二，他没有把房子租出去。在中国管美国的房子，租出去可能比较麻烦，或者空着，或者让亲戚朋友去住。如果租出去，按照房地产网站的估计，这个房子一个月的租金是2500美元，一年下来也有3万美元的收入，把各种各样的费用抵掉，还可以剩下不少钱。所以，如果真要投资房子，第一应该拿更多的钱买一个更贵一点的房子，第二应该把房子租出去，这样才比较合算。

胡锡进建议司马南把房子卖了投资股市，这个建议也对也不对。投资房子跟投资股市是两回事，各有优缺点。在加州投资房子，从长期来看肯定都会增值，或多或少都会赚。但投资到股市风险很大，相当于赌博。股票买对了可以赚很多钱，比投资房产赚得多；但买错了就血本无归了，可能最后一分钱都剩不下。如果真要投资股市，更保险的做法应该是买互惠基金，比如买一支跟踪美国股票指数标准普尔500 （S&P500）的互惠基金。因为这十几年来，美国的股市一直非常好，那就可以赚很多钱。司马南2010年刚买房子的时候S&P500是1100多点，到现在已经涨到5000点，那时候他如果拿出25万美元买跟踪S&P500的互惠基金，到现在就变成120多万，刨掉成本、交税，能赚80万，比他买这个房子要划算得多。那才是真的比买美国国债划算得多，收益大得多。如果真听胡锡进的建议投资到中国股市，那就惨了，中国的股票现在跌得一塌糊涂，股票指数比2010年还要低。那时如果真的买一个跟踪中国股市的互惠基金，现在不就亏了吗？

胡锡进号称拿出50万元买股票，现在当然也亏得一塌糊涂。他自己都说，如果我这50万元最后只剩下了5万元，就对不起父老乡亲，要跳楼去。他当然不可能真正去跳楼，也许就从一楼往下跳。但50万对胡锡进来说只是一点小钱，他炒股其实并不靠股票赚钱，而是靠股评赚钱。光是他发的股评赚来的流量钱，早就远远多于50万了，50万投资全部亏掉他也是赚的。更何况他现在又变成了中国金融的代言人，代言京东金融，这也是有代言费的，赚的也就更多了。胡锡进现在变成了新时代的股神，其实不靠股票赚钱，有别的赚钱的手段。如果说司马南是在薅美国的羊毛，那么胡锡进就是在薅中国股民的羊毛。

2024.02.09录制

2024.03.20整理

有人把北京检察院2020年起诉杨恒均犯有间谍罪的起诉书送上了网，不是全文，只有两页。从这两页可以知道，杨恒均被指控于1994年～2002年在海南国安局任职期间，通过他在香港的女朋友吴彦谚跟台湾军情局间谍联系，总共向台湾出卖了40份情报。经过国家保密局鉴定，其中有31份绝密情报、9份机密情报，获利22万美元和270万港币。杨恒均当时在香港的女友吴彦谚也同时被另案起诉，是不是也已判刑、判了多重不知道。起诉吴彦谚的起诉书也有一页被送上网，我们从中知道吴彦谚是从香港被抓回去的。她工作的公司是“香港足康健有限公司”，我查了一下，那就是一家洗脚店。

起诉书是谁送上网的呢？间谍案的起诉书是不公开的，手上有起诉书的只有政府、被告家属和律师，但因为是保密的案子，所以被告家属和律师都会被交代不能公开。杨恒均刚刚被起诉时，他的家属和律师都说看到了起诉书，但不能公开，所以他们没有胆把起诉书送上网。即使匿名送上网，在中国也很容易查出来，被追究起来很严重，他们应该没有这个胆。而且，吴彦谚的起诉书也同时被送上了网，杨恒均的家属和律师手上应该不会有吴彦谚的起诉书。手上同时有两个案子起诉书的就只有中国政府，所以很可能是中国政府的人把这两份起诉书送上了网。

送上网的不是全文，只有两页或一页，杨恒均的家属和律师没必要只送一页、两页，完全可以把全文都送上网。只送一页、两页表明送上网的一方不想让人们很详细地了解这个案子，只希望大家知道一个大概，细节不能公开。有这个顾虑的应该也是政府。

不管怎样，如果起诉书的指控是真的，那么杨恒均的确可以算是一名双面间谍。因为他那时的本职工作就是中国国安部的间谍，同时很长时间又将情报出卖给台湾，当然属于双面间谍。

杨恒均在澳大利亚有一个朋友，曾经还是他的博士生导师，叫冯崇义。冯崇义对杨恒均间谍案很不以为然。他承认杨恒均曾经向台湾出卖过情报，但不认为杨恒均是双面间谍。他的理由是，杨恒均跟国安部的人一起去香港，目的是为了保证香港顺利回归，所以他是故意向台湾提供假情报，以骗取台湾情报人员的信任。这是他的本职工作，是有功的，不应该因此被处理。现在又翻出来处理，是因为杨恒均是异议人士，因此对他加以政治迫害。

冯崇义凭什么说杨恒均向台湾提供的是假情报，难道他还看过那些情报吗？因为起诉书里说国家保密局做过鉴定，所以中国政府应该知道这40份情报的具体内容，很清楚杨恒均究竟提供了什么情报，但为什么过了这么久居然还能知道他提供什么情报，是不是台湾有人把杨恒均的情报提供给了中国政府？即便中国政府知道他提供了什么情报，冯崇义又怎么知道情报的内容并能判断它的真假呢？

冯崇义说杨恒均提供情报的目的是为了骗取台湾军情局的信任，保证香港能够顺利回归，这个辩解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保证香港的顺利回归为什么需要、有什么必要骗取台湾军情局的信任呢？难道获得了台湾军情局的信任，他们就不会搞鬼，让香港顺利地回归吗？这完全是不相干的两件事。根据起诉书，杨恒均一直到2002年还在向台湾提供情报，而香港1997年就已经回归了，可见后面提供的情报跟保证香港顺利回归更扯不上关系。

第二个问题，冯崇义回避了杨恒均提供情报获得了巨额报酬。90年代末、本世纪初，22万美元加270万港币是一笔巨款。据说杨恒均有千万元身家，说不定杨恒均捞到的第一桶金就是这么来的。他找台湾要钱出卖情报，难道也是为了骗取台湾情报部门的信任吗？不找他们要钱就不信任他？这让我想起中国长期安插在美国的间谍金无怠，他提供情报给中国也找中国要钱。金无怠被抓之后向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解释就是，找中国要钱是为了让中国信任他。但这种辩解没人信，因为我们知道，金无怠出卖情报就是因为他很爱钱，并不是不爱财而通过要钱来骗取信任。

冯崇义说，杨恒均向台湾提供假情报是他的本职工作，是为了把工作做好。只强调是本职工作，而没有说是奉命行事，就说明不是上级命令他这么干，而是杨恒均自作主张。既然是自作主张向台湾出卖情报，不管情报是真是假，不管出卖情报是为了钱，还是为了骗取台湾情报部门的信任，那么被发现之后当然就认为他叛变了，在当双面间谍。

自从杨恒均被抓之后，冯崇义就好像变成了杨恒均的代言人，几年来时不时地发布关于杨恒均的消息。这一次杨恒均被判死缓，最早也是冯崇义透露出来的，中国官方后来才确认。这让我对冯崇义很感兴趣：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搜了一下，发现这个人的经历很有意思。他在中国拿的博士学位，是南开大学中国现代史博士，1992年移民澳大利亚。为什么离开中国到澳大利亚呢？他说因为他是“六四”学生领袖，遭到了排挤，觉得在中国没有发展前途，所以就出国了。突然之间就冒出一个“六四”学生领袖，跟王志安似的都想沾“六四”的光。由于“六四”期间的活动受到排挤，居然还能放出国到国外奋斗，出国之后还能把老婆孩子也都弄到澳大利亚。他老婆孩子后来都加入了澳大利亚国籍，但冯崇义本人一直保留着中国国籍。按他的说法是因为超级爱中国，所以一直保留着中国国籍，跟我一样不放弃中国国籍。

冯崇义1997年去了悉尼科技大学国际学院的中国部，负责那里的工作，当上了副教授，一直到现在还是一个副教授。他在这个中国部也能够招博士生，但招的都是中国人，都是他的朋友、认识的人读他的博士，而且还都是些网红、名人。除了杨恒均，还有朱大可。我怀疑这些人可能都不怎么会英文。有人说朱大可的博士论文是用中文写的，还在中国出版了，叫做《流氓的盛宴》，骂那些中国搞文学的人。他的博士论文标题里的“流氓”居然用的是拼音，不知道怎么用英语翻译“流氓”这个词。杨恒均的博士论文在悉尼科技大学图书馆里查不到，说不定是用中文写的。悉尼科技大学居然允许这些中国名人用中文写博士论文，居然还授予了博士学位，是不是对冯崇义和中国来读博士的名人网开一面，给了优待？

冯崇义不像个学者。我看了一下他发表的文章，基本上都是中文文章，出的书也都是中文图书。而且这些文章和书都是时评类的，评论中国的时事和现在的政治。他也很热衷于中国的政治，曾经在2007年左右办过一个中文报纸，叫《悉尼时报》，听上去名头很大。在这家中文报纸里干活的都是他那些所谓的学生。杨恒均当了《悉尼时报》的一个负责人，另外一个学生邱岳首也是《悉尼时报》的负责人。不过《悉尼时报》办了很短时间就没了。冯崇义还搞过一个所谓的智库，叫做“和解智库”。从这个名称可知，他提倡和解，提倡中国朝野应该和解、上下应该和解。负责智库的也是他招的中国学生。

冯崇义频繁地出入中国，有一次出事了。2017年，他到中国调查维权律师被抓的事，见了不少的人。准备回澳大利亚时，在广州被限制出境。他声称在被限制出境的那段时间，频繁被国安的人叫去谈话，而且说法还不同，有时候说是过几天被叫去谈一次话，有时候又说天天都被叫去谈话几小时。后来说是由于国际的压力，被限制出境十天之后把他给放了。放出来后接受记者采访，他不谈是什么原因被限制出境，说是签了协议，保证不透露跟国安谈话的内容。既然至少短期内不可能回国，既然敢老是在网上、在法轮功办的媒体骂习近平，骂得很难听，而且还不是正常的批评，而是破口大骂，那还怕什么？还这么遵守诺言，不敢把跟国安谈话的内容透露出来？

杨恒均被抓之后，冯崇义在2020年突然说杨恒均早就跟他透露过他是国安的人：杨恒均2011年就给冯崇义写信，说他曾经长期为国安工作，收集台湾和美国的情报，后来洗手不干了，1999年就脱离了国安，移民到澳大利亚。居然还有人会主动向人透露曾经长期当过间谍，而且还不是口头透露，是写信留下文字凭证，而不是空口无凭。冯崇义说杨恒均早在1999年就已经金盆洗手不干了，这显然不对。因为根据起诉书的说法，杨恒均一直到2002年还在出卖情报给台湾。也就是说，虽然杨恒均那时已经移民澳大利亚，他还是国安的人，还在当双重间谍。至于在那之后还有没有继续当双重间谍，就不知道了。但是我相信，像他这种人，一旦上了贼船，就下不来了。一旦当上了间谍，特别是双重间谍，想罢手不干是不可能的事，人家也不会放过他。

2024.02.11录制

2024.03.20整理

柴静做了一期视频节目，采访测定朱令头发铊含量的华裔科学家贺敏。贺敏在节目里强调说，她是一名科学家，持中性立场，做这个研究不针对谁。但她那篇论文就是针对孙维的，就是要把孙维锁定为投毒的凶手，为此不惜在分析测得的结果时造假，我以前已经分析过了。这期节目也是针对孙维的，她们继续坚持一个非常弱智的结论：朱令头发的检测结果表明，朱令曾经有25次中毒，说明她曾经被投毒25次；如此频繁的投毒只能是身边的人干的。虽然节目里也说不能排除只投毒了一次而反复摄入的可能性，但整个节目从头到尾都在强调朱令被反复投毒。

我以前分析过，这种说法极其弱智。根据论文数据，朱令可不止中毒毒25次，而是只有25个比较明显的铊高峰。比较小的高峰没那么明显，是否中毒不很清楚，所以没算在内，实际上也很有可能是中毒，只不过量比较小而已。如果说朱令的每次中毒都表明被投毒一次，那就是有人在频繁地、不停地向她投毒，而且量还时多时少。谁会弱智到这种程度，如此频繁投毒就不怕被人发现？而且每一次的用量还差别那么大。更明显的、更简单的结论就是：毒是一次性投在某种经常服用的食品中的，比如咖啡、麦乳精，这些都是朱令以前反复食用的。每次食用有时舀到了铊，有时没舀到；有时舀得多，有时舀得少。由于每一次的量不一样，甚至没有，所以才会出现反复中毒。不过，如果采用这么一个简单明了的解释，就没法锁定孙维了，所以她们虽然也说没法排除这种可能性，但仍然反复强调有人多次对朱令投毒。

在节目里，柴静也根据我对贺敏论文的质疑向她提了一个问题，虽然没有提我的名字，只说“有人”提出来。她说，有人说，根据你的论文，铊高峰还伴随着铅高峰，表明投毒者用的铊不纯，里面混杂了铅，所以应该是工业级的铊，而不是来自实验室。贺敏反驳说，如果铅是杂质，那么有铊高峰就应该一直有铅高峰，不会有时有，有时没有。贺敏对于杂质的理解是完全错误的。她以为矿物中伴生别的矿，杂质会分布得很均匀，铊矿伴生了铅矿，铅跟铊就完全混匀了。其实，杂质混在一起往往是不均匀的，这儿多，那儿少，有的没有。之所以会出现铊高峰有时没有伴随铅高峰，有时又伴随着铅高峰，有时高峰又特别高，就是因为混杂得不均匀。

由于贺敏否认铅是铊里面的杂质，所以她就说投毒者有意在投入铊的同时也投入了铅。但是，铅比铊的毒性弱得多，既然已经投入了毒性很强的铊，又何必投入铅呢？这不多此一举吗？贺敏说，她也想过这个问题，想到一种可能性：如果怀疑朱令是重金属中毒，就会想到做铅的检测；检测出了铅，就会以为她是铅中毒，因为铅中毒和铊中毒的症状很相似，而铅在生活中、环境中到处都有，就不会怀疑有人用铅投毒了。她的意思是说，投毒者想得非常深远，怕事情败露，特意在铊当中加了铅，把水搅浑。

其实，急性铅中毒是极其罕见的，即使环境中、生活中的铅导致中毒，也是慢性铅中毒。所以，一旦怀疑某人是重金属中毒，马上想到的应该是砷中毒，而不是铅中毒。正因为如此，协和医院怀疑朱令可能是重金属中毒时也测过砷，没有测出高含量的砷就把砷中毒排除了。人们的第一个想法应该是砷，其次是汞，因为这是最常见的重金属中毒。而砷和汞都是中药里非常常用的物质，如果投毒者真的想把水搅浑，干嘛不投砷或汞，怎么会想到去投铅呢？这完全是贺敏为了锁定孙维、不愿意承认铊不是实验室的，而脑洞大开、胡思乱想出来的解释。

贺敏的论文里有一个结论说，朱令第一次中毒是在8月中旬。但那时是暑假，还没有上学。柴静在节目中试图消除人们的这一疑问，说她查了1994年的清华校历，发现朱令班那年8月份有一个小学期，到学校公益劳动一周。意思是，朱令是小学期待在学校那一周开始中毒的。难道孙维也是那一周到实验室偷铊来投毒的吗？而人们都说孙维是9月份大三开学时才进实验室参与课题的。

为了锁定孙维，柴静说她又去翻了一下，找出来一条依据，是孙维一个同学多年前接受采访时说的。采访者问，孙维是什么时候进分析化学小实验室的？这个同学说，应该是在大二下学期吧。柴静想以此表明孙维早在大二下学期即暑假之前就已经进了实验室，有办法搞到铊了，那么朱令在暑假期间中毒也就不奇怪了。然而，孙维的同学说得不是很肯定，用的是“应该是……吧”这种推测语气，因为大二进实验室是很不寻常的。一般来说，大一、大二都在学基础课，没必要进实验室去帮忙，除非学生特别上进，自己找实验室帮忙。但是愿意去实验室帮忙不等于进了课题组。孙维进童爱军课题组实际上是在做毕业论文。做课题都是从大三才开始的，不会大二就开始做课题了。更关键的是，虽然孙维进的课题组会用到铊试剂，但那是硝酸铊溶液，量很少，没法用来投毒。投毒要用固体铊，而孙维没法合法接触到固体铊。如果硬要说非法接触得到，那谁都有可能，并不只是孙维才能非法接触到。那些人之所以咬定孙维，就因为她是唯一能合法接触到铊的，好像非法接触到的铊就没法用于投毒似的。

再退一步，即使朱令在8月中旬在学校，有可能在学校中毒，但是该论文把朱令第一次中毒的时间定在8月中旬是错的，是为了锁定孙维而故意造假。我以前说过，他们定这个时间取的参考点是朱令10月底曾经有一次短暂的眼睛失明，又发现有一个铊高峰特别高，就认为这个铊高峰对应的就是10月底的眼睛短暂失明。他们说，为什么眼睛短暂失明呢？因为朱令有戴隐形眼镜的习惯，毒放在隐形眼镜的护理液里，铊通过眼睛进入身体，所以只是眼睛受到了损伤，身体没有别的症状。贺敏在论文里还引用了美国疾控中心的一个网页来证明这一点。我以前已经分析过了，这是造假，因为美国疾控中心的网页说得很清楚，如果眼睛接触到了铊，不会引起全身或局部症状，只会有温和的刺激，不会让人眼睛失明。柴静在节目里也拿我提出的这一点来问贺敏。贺敏说她也思考过这个问题，这几年也查了资料，发现铊通过眼睛中毒的案例的确很少。她说“很少”，其实是一个都没有。她说有可能通过伤口进入眼睛，导致眼睛短暂失明，也是为了咬定孙维又脑洞大开编出的一个理由。

我查了一下，朱令10月份眼睛曾经短暂失明的说法，最早是朱令的同班男同学童宇峰化名接受《羊城晚报》采访时说的。我以前已经揭露过童宇峰谎话连篇，他关于朱令案、孙维的说法都在说假话，都与事实不符。他提出来的这个说法也很可疑，跟朱令的病例不符。因为朱令眼睛短暂失明是5月份，无论如何都跟铊中毒扯不上关系，所以童宇峰才把时间往后推到10月份，然后被贺敏为了锁定孙维而使用。但这是假的。

如果把铊中毒的最高峰定在10月份，往前推的确能推出第一次中毒是8月中旬，勉勉强强能够锁定孙维。但往后推就会推出，朱令那根用来测定的头发的掉落时间是第二年1月中旬，朱令已经住院了。而一个公认的事实是，朱令12月23日住院之前，她的头发已经全部掉光了，不可能在医院里又找到一根头发来做检测。所以，贺敏为了咬定孙维，造假造得顾头不顾尾。我以前分析过，如果把那根头发掉落的时间最晚定在12月23号，往前推，朱令第一次中毒的时间就变成了7月中旬，就跟暑假小学期什么的扯不上一点关系了。

柴静为什么不把我的这个疑问提出来让贺敏解释呢？因为她知道没法解释，这是明显的造假，是为了锁定孙维造假数据。所以，整个节目貌似公正，实际上就是为了锁定孙维；貌似要追求事实的真相，但就是在说假话、编造事实。最可怕的，就是这种貌似要主持、伸张正义，其实是在参与网暴。

2024.02.25录制

2024.03.19整理

网上以前有一个著名的公知杨恒均，本名杨均，澳大利亚公民，经常到中国活动。2019年1月，他又去中国时被抓。中国官方指控他犯有间谍罪，关了5年，最近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死缓”是毛泽东发明的一种处罚方式，意思是这个人犯的是死罪，但为了少杀人，不执行，以后出于某种原因，比如还可以改造好或者身份特殊不好杀，过两年再改成无期徒刑。这种判刑介于死刑和无期徒刑之间，意思是犯了死罪，但还给一点宽大处理。

但不管怎样，杨恒均判得很重。外籍间谍一般判得比较轻，不可能判死刑或死缓，判无期徒刑都不太可能。跟杨恒均差不多同时稍微晚一点被抓的，还有另外一个澳大利亚籍华人成蕾，说是澳大利亚间谍，关了两年11个月之后就放了，也判了刑，但刚好判两年11个月，相当于判完就把她释放了。

如果中国官员当了外国的间谍，泄露了国家机密，就会判得非常重，判死刑、死缓的都有。有不少被判死刑的，比如一个叫刘连昆的解放军少将，因为出卖情报给台湾被判了死刑。全国社保基金会原办公室主任佟达宁出卖金融情报给台湾，也被判了死刑。不过这些案子都是秘密审判、秘密处决，后来才透露出来的，当时判刑、处决都没有报道。因为杨恒均是澳大利亚籍，没法秘密审判、秘密处决，而判死刑的话，国际上名声很不好，就判了死缓。所以，杨恒均是被按“家法”处置的。为什么按“家法”处置呢？因为他曾经是中国间谍，当外国间谍就成了双重间谍，相当于叛徒。中国人最痛恨叛徒，所以就要加重处罚，判个死缓。

杨恒均以前在中国网络上很活跃的时候，已经有人怀疑过他是间谍。那是2012、2013年的事。网上有一个叫张鹤慈的人曾经论证过杨恒均是混在所谓的自由派圈子里的间谍，有可能是一个卧底。我看了张鹤慈的论证，觉得有道理，引起了我的兴趣，于是也做了一番调查。杨恒均那时曾把他在网上的博文合起来出过一本书《家国天下》。我把这本书找来看了。他在书里提到自己以前曾经当过中国的官员，还晒了一张1992年穿警服的照片。他说穿上警服很威风，就经常违规穿着警服上街。这张照片本来在他档案里，他拿出来晒。但我看那张照片，他穿的不是警服，而是国安部的制服。国安部官员和员工现在是不穿制服的，但在国安部刚刚成立的那几年曾经发过制服，只不过只能在工作时穿，去抓人或者去部里上班才能穿，平时不能穿出去。这就是为什么杨恒均会说他是违规穿警服外出上街。警察穿警服上街是不违规的，正因为他是国安部的，才不能把制服穿出去，所以从这张制服照片可以确定，他那个时候就是国安部的人。

他在书里还说，在九十年代香港回归前夕，他曾经被派到香港工作过几年。说是以中国政府官员的身份去香港工作，实际上是被国安部派去香港。1997年香港回归后，他离开香港，因为这时已经不需要他在香港当间谍了。那干嘛去了？去了美国。书里说他申请到美国一个叫“大西洋理事会”的智库去做研究，参与过美国军方的几个研究项目。还说曾经跟美国国防部一起做战争游戏，研究朝鲜半岛如果爆发战争，中国方面介入了要怎样对付。据说在战争游戏中，杨恒均被请去当韩国一方的首长，他发现美国军方对中国很不了解，所以对他们进行了批评，让美国军方的人对他非常佩服等等。

这故事一看就是胡编的。首先，“大西洋理事会”是一个很著名的智库，杨恒均说他到那里当高级研究员，那就必须是已经有一些名气的专业人士。杨恒均去香港，表面上是在中国旅行社工作，还做外贸，根本就不做学术研究。他想去“大西洋理事会”，人家不会让他去。就算他到了美国，作为一个中国人，美国军方更不可能邀请他去参与研究，而且研究的还是怎样对付中国。这属于秘密的战争游戏，是机密项目，怎么可能找一个中国人参与？那不是泄密吗？所以这是不可能的，完全是他胡吹的。他那个时候应该是被国安部派去美国，至于是以什么身份去的就不知道了。国安的人一般会派到中国大使馆、领事馆，或者到中资企业、中资媒体工作，不可能去“大西洋理事会”，这完全就是为了拔高自己的身份胡编出来的。

关于杨恒均曾经当过中国的间谍，后来他的朋友也确认了。他在澳大利亚有一个朋友冯崇义，在悉尼科技大学当副教授。杨恒均在冯崇义手下读博，靠研究中国的互联网和中国的民主拿了博士学位。实际上就是通过朋友关系拿了博士，所以他跟冯崇义关系应该很好。杨恒均被抓之后，冯崇义才向澳大利亚媒体透露，杨恒均2011年给他写过一封信，承认自己当过中国间谍。杨恒均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系毕业后（1987年），号称到外交部工作，实际上是到国安部工作。他被国安部派到外交部，又被国安部派到香港，然后又被派到美国，主要工作是搜集台湾和美国的情报。他总共在国安部工作了14年，2000年左右脱离国安部。

冯崇义说，杨恒均应该是跟国安部达成了某种协议，被允许脱离国安部自己干。这是不可能的。杨恒均在国安部干了14年，已经混到了一定级别，至少应该是一个中层官员。名校毕业的，干了十多年，应该是处级、副处级了。而且，他一直从事情报搜集工作，掌握了很多国家机密，这种人怎么可能想走就允许他走呢？想离开国安部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回国，换到别的部门，不能再出国了；另外一种可能是叛逃，脱离国安部不再回国。他后来到澳大利亚，说是加入了澳大利亚国籍，貌似叛逃。但是如果叛逃，就不可能再回中国，他又频繁地出入中国，除了2011年左右回中国曾经失踪3天，其他都没有什么事。那3天估计是汇报工作去了。他不是叛逃，绝对不可能跟国安部达成什么协议，允许他脱离国安部。这不搞笑吗，国安部还能够跟他私了、允许他单干？他应该一直就是还在为国安部干活。

杨恒均现在被抓、被判刑，国外媒体都把他说成是由于在网上发表宣扬民主的言论，作为一个异议人士被抓、被判的。这很可笑。根据杨恒均发表的那些言论，如果是异议人士被抓、被判，不可能判得这么重。杨恒均后来变成了一个网上公知，自称“民主小贩”讲讲民主，但这是混圈子的一个手段，是为了混入中国那些所谓的自由派圈子。他很可能就是去当卧底，去搜集中国这些所谓自由派的情报。我当时之所以要指出杨恒均是间谍，也是要提醒人们，当心这人是卧底。杨恒均本人的言论虽然也会讲讲民主什么的，但并不属于异议人士，他跟中国政府的论调保持一致。他曾经搞过微信聊天群，因为他姓杨就叫做“羊群”。微信聊天群有人数限制，腾讯特批他没有人数限制，所以拉了很多粉丝进去。“羊群”也搞线下活动，主要目的是支持习近平反腐，这怎么能叫做“异议人士”呢？

2014年12月底，杨恒均还搞过一个“国际新媒体合作组织”，把国外那些野鸡中文媒体拉拢在一起，在北京成立组织，自己当主席。他在成立会议上作为主席发言时说得很明白，成立这个组织的目的就是为了对外宣传中国，要按习主席的指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也就是要做大外宣，是根据习主席的指示来的，这怎么能叫“异议人士”呢？所以，把杨恒均说成异议人士是极其可笑的。

杨恒均搞的“国际新媒体合作组织”自己当主席，后来成为他妻子、自称“五毛党总书记”的染香当副理事长，相当于开夫妻店。很可能在成立组织之前，这两个人就已经搞上了。在成立这个组织时，媒体做过报道，有一张照片是杨恒均坐主席，染香坐在他边上，已经以夫妻的身份出现。据网上一些女网友揭发，杨恒均很喜欢勾引女网友，而染香又很喜欢跟男网友混，据我所知她就曾经跟吴法天鬼混过。这两人一拍即合，凑在一起，2015年结婚。染香虽然自称“五毛党总书记”，其实只是“染香”账号的一个出镜人，本名叫袁瑞娟，也叫袁晓靓。但“染香”账号发的东西并不是她本人写的，她后面有一个团队在发这些所谓的爱国正能量文章、微博，染香只是作为一个出镜人到处活动而已。后来她嫁给了杨恒均，去美国、澳大利亚，从此就退出江湖了。

网上有人说，杨恒均90年代初在海南国安局工作时将情报出卖给台湾，赚了几百万港币，说是多么重要的绝密情报。当时杨恒均刚刚到国安部工作，还是一个低级官员，能够接触到什么重要的绝密情报？但他究竟因为什么事，为台湾、美国，还是为澳大利亚提供过什么情报，我们不知道，因为中国对这种案子一向都是不公开的，不会泄露任何信息。由于杨恒均是外籍人士，也就说一下因为犯间谍罪判刑，不会具体讲案情。所以我们不知道杨恒均究竟因为什么犯了事，双重间谍究竟是为另外哪个国家干活。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杨恒均至少有很长一段时间是中国间谍。我相信，他在申请加入澳大利亚国籍时，肯定隐瞒了这段经历，不会说他曾经是中国国安部的人。现在知道他曾经当过中国间谍，申请入籍时隐瞒了就属于欺诈。我不知道澳大利亚会怎么处理，如果在美国，归化欺诈是犯罪，是可以被取消国籍的。

2024.02.05录制

2024.03.16整理

被王志安嘲笑、羞辱的台湾陈律师不幸去世，王志安表示很震惊。他说早在半个月前就已经起草了一封向陈律师道歉的信，由于不满意，还专门找人修改、提建议。但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没有定稿，所以一直没有发出去，现在借陈律师去世之机，他把这封已经写了半个月的信公布出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王志安精心撰写了半个月的道歉信。

这封道歉信写得半通不通，充斥着各种表达错误和文字错误。这些错误有的明显是笔误，输入时出了错，比如先打一个逗号，又打了一个句号，忘了把前面的逗号删了。前面对陈律师的称呼是“你”，后面改称“您”，却又忘了把前面的“你”改过来，变得称呼不一致。信中说“只来联系您的助手”，“只来联系”不通，应该说“只联系”，“来”字明显多余。这些可以算是笔误。

但有的表达错误明显是文字水平太差导致的，就不是笔误。比如4次说“为您道歉”“为台湾全体身障人士道歉”，肯定就不是笔误，而是本来就想这么说，但这么说就不通了。写信向对方表示歉意，应该是“向您道歉”，说“为您道歉”就变成陈律师和台湾全体身障人士犯了什么错误，由王志安来替你们道歉了。这种表达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

王志安还很喜欢用“之间”，“感同身受之间”“辗转之间”在信里用了两次，这也根本不通。“之间”，是两者的中间。“感同身受”是亲身经历般的感受，只有一种，哪来“之间”？“辗转”的本义是来回或翻转的意思，动作只有一个，怎么“之间”？这是很低级的表达错误。王志安还在信里说，通过这封信“专程为您道歉”。什么叫“专程”？“专程”的意思就是专门的旅程，特地跑一趟。写一封信怎么变成专门跑一趟？这种小学级别的语文词汇都没掌握好。

王志安还喜欢用成语，但又往往用错。他说跟陈律师“感同身受”，“感同身受”意思是我能够感受到你的感受，相当于理解、共情、同病相怜的意思，向人表示慰问时才这么说，怎么可以跟一个你对不起的人表示感同身受？难道也要对方给你道歉吗？他还用了“返躬诸己”，也错了。“躬”表示自己，“返躬”就是回过来针对自己，“诸己”也是针对自己，“返躬”和“诸己”连在一起就成了自己反过来针对自己了，完全不通。他如果想表示自省，那么有同义的两个成语：“反躬自省”“反求诸己”。“省”和“求”都是缺不得的，因为“反躬自省”就是反省自己、自我批评，“反求诸己”就是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只有通过“省”和“求”，才能找到犯错的内因。但是王志安把这两个成语杂糅在一起，搞出个“返躬诸己”，就不伦不类了。

从这封半通不通、充满了文字、表达错误的道歉信可以说明，第一，这封信绝对不是什么精心准备了半个月，还找人修改过的，而是听到陈律师去世的消息后匆匆忙忙赶出来的，说不定就直接在推特上这么写了。第二，写信的人语文程度非常差，是半文盲，连最基本的表述都不会。也许因为王志安想要入籍日本，正在刻苦学习日语，把中文忘光了。第三，这封信号称是道歉信，里面也的确多次表示道歉，但信的内容却没有丝毫道歉的意思。要向对方道歉，就应该说清楚自己究竟哪个地方犯了错、什么事对不起人家，这样才有意义，才真正是在表示歉意。但信里没有任何地方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承认错误。更可笑的是，信里竟然还说要“向陈律师当面道歉”。王志安已经被台湾移民署禁止5年入境了，还怎么去“向陈律师当面道歉”？难道是过了5年之后再去台湾找陈律师吗？这明显不是在诚恳的道歉。

王志安对于自己嘲笑、羞辱陈律师没有任何道歉的意思，甚至在陈律师不幸去世之后还要拿这事来炒作。他指责民进党害死了陈律师，说陈律师是出席造势活动才染上病去世的。陈律师是因为感冒去世的，他参加造势活动是十几以前的事。感冒的潜伏期也就那么一两天、两三天，怎么可能被感冒病毒传染了十几天才爆发出来呢？这显然不是因为参加了什么造势活动被感染的。

王志安坚持认为，民进党不应该让陈律师这种残疾人参加造势活动。他说，不管是不是因为参加造势活动被感染，他们感染的风险太大，不应该让他们出来参加政治活动。这些话又是在表示对残疾人的歧视。在王志安看来，残疾人士不能参加政治活动，甚至不能参加任何社会活动，因为参加任何社会活动都有被感染的风险。那么陈律师当初是不是不应该去读书、留学？因为这都有可能被感染。在王志安看来，残疾人就应该呆在温室里，呆在无菌病房里，为了保命什么事都不能干，这不就是在歧视残疾人吗？

王志安对于自己歧视残疾人没有丝毫歉意，这也是为什么“台湾罕见病基金会”会把王志安的捐款退回去的原因。据说王志安通过炒作他的台湾之行得到很多打赏，他从中拿出一小部分（100万日元，大致相当于6000多美元），跟打发叫花子一样说要捐给“台湾罕见病基金会”。“台湾罕见病基金会”不收，并说如果收了这笔捐款，就相当于接受了王志安的道歉，而他们无权代表陈律师和台湾全体身障人士接受王志安的道歉，何况王志安本来也没有任何歉意。所以“台湾罕见病基金会”就把这100万日元退回去了。“台湾罕见病基金会”幸好没有接受王志安的捐款，不然以后王志安一反悔，就会说“台湾罕见病基金会”骗捐，继而要求退回捐款，否则就要赴台起诉，还会要求加倍退款。

我以前说过，王志安的视频节目一看就是团队制作的，而且是一个庞大的团队。不像我，就一个人在做视频，花十几二十分钟讲一通，一镜到底。以前甚至连编辑都懒得做，现在还做一点点编辑，把口误、停顿都删掉。王志安是有团队的，号称是很专业的人在做。最近有一个以前是王志安字幕组的人在网上说，王志安雇了很多人，要求很严格，不能有丝毫错误，但给的报酬特别低。他在字幕组工作的报酬是每4个小时给1000日元，这么低的报酬他很不满。王志安的手下出来辩解说，当初找这些人的时候已经说好是义工，自愿工作，再给一点点慰问金，他们都是自愿这么工作的。

大家要知道，王志安的日本东京风行株式会社不是非盈利性机构，而是一家商业公司。商业公司不能靠大批义工来维持经营，何况义工不能给报酬。而且王志安给义工的报酬是按小时来算的，实际上就是给工资了，给的极低的工资。日本的劳动法律也有最低工资要求。我查了一下，东京的最低工资是每小时1100多日元，而王志安给手下的报酬是4小时1000日元，连最低工资的四分之一都不到，这就属于非法雇工。他手下替他狡辩的人说都是自愿的，是事先说好的、透明的，血汗工厂的员工也都是自愿的，也都是事先知道自己拿的工资很低，能说血汗工厂也是合法的吗？王志安实际上就是在日本办了一个血汗工厂，这就是非法雇工。为什么这么低的工资也会有那么多人去干？说明他雇的这些人没有打工的资质，很缺钱。就跟血汗工厂的员工一样，只要有一点点钱赚就不得不去赚。如果属于这种情况，这些人就是非法打工。在日本，不管是非法打工还是非法雇工，都属于犯罪，最高可以罚款100万日元、判3年以下的刑。

王志安整天意淫要把谁谁送进监狱，以前一直嚷嚷要把方舟子送进美国监狱，都嚷嚷了快10年了。最近又在嚷嚷要把一个叫做“脱缰野马”的日本网友送进监狱，因为他把王志安的公司地址公布了。王志安认为他的公司是秘密公司，地址不能公布，就威胁把这个人送进监狱。他整天在意淫，威胁要把人送进监狱，其实他更应该担心自己和合伙人，比如他名义上的老板松本绫，不要因为非法打工、非法雇工被送进监狱。如果有人向日本的执法部门投诉王志安非法雇工，肯定一告一个准。这事可千万别被王志安羞辱的日本参议员知道。王志安羞辱质疑他的日本参议员，说他什么都不懂，是一个奇葩参议员，下一次就选不上了。如果日本参议员知道王志安是非法雇工、非法经营，向日本执法部门告上一状，王志安还逃得了吗？

2024.02.19录制

2024.03.18整理

纽约有一个流浪汉在中国火了。有人在纽约街头采访了一个华人流浪汉，他是复旦大学本科毕业的，考上李政道主办的中国赴美留学项目CUSPEA，到美国大学读物理博士，毕业后到华尔街当程序员，2007年遇到金融危机失业了。据他的校友说，他失业之后找工作高不成低不就，最终流落街头，变成了流浪汉。现在火了之后，美国的复旦大学校友会说要帮助他。这事为什么会火呢？因为很多中国人觉得美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还不如中国，连博士都找不到工作，变成流浪汉，所以可以用来进行反美宣传。就像胡锡进说的：“美国社会抛弃了他”、“他们把中国这么好的一个英才给毁掉了。”

无家可归当然是美国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但也不像很多人说的、想象的那么严重。我看到有一篇文章说，美国无家可归的人多达几百万。并没有那么多，总共也就50多万人。而且，美国说的“无家可归（homeless）”，跟中国人想象的流浪、乞讨还不完全是一回事。首先，这些人并不都到处流浪，绝大部分人还呆在原来生活的地方，所以称他们流浪汉是不准确的。其次，他们中很多人都有工作、收入，有些人没工作是因为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但有退休金、社保，并不需要乞讨。只要没有固定的住址，就归为无家，比如相当一部分人有房车可住，也算是无家。这就不属于中国那种流浪乞讨人员的概念。连车都有，居然没有家，这在中国很罕见，有车的人在中国算是有一定财力。

因为中国没有类似的无家可归者的概念，所以非要跟美国比，还只能拿流浪乞讨人员来比。中国流浪乞讨人员有多少呢？我没有看到统计数字，不像美国，具体多少人无家可归都有详细的统计。我能够找到的是2019年民政部公布的数字，说那一年接受收容所救济的流浪乞讨人员总共有104万人次。这显然只占流浪乞讨人员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流浪乞讨人员不会去收容所，因为到收容所就会被遣返回老家。而且收容所的条件很差，在那里被打死的事都发生过，例如著名的“孙志刚案件”。所以，接受收容所救济的流浪乞讨人员应该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大部分流浪乞讨人员就是流落街头，人数肯定比被收容的多多了。中国这个问题应该也是非常严重的，只不过没有把它当成重大社会问题提出来而已。中国可能有别的社会问题比流浪乞讨人员严重得多。

胡锡进说，美国这些流浪汉“处在美国社会的边缘部分，周围缺少认真的救助力量”，这个说法也是不准确的。首先，美国政府每年都要花很多钱来救济这些无家者。联邦政府有住宅和城市建设部，它一年拨款30亿美元救助这些无家者，解决他们无家可归的问题。分摊到美国全国50多万无家可归者头上，每人一年能分到5000多美元，不算是很多，救济无家可归的主要靠地方政府。

加州人口占美国人口的12％，但加州无家可归人口占全美国无家可归人口的30％，无家可归在加州被认为是最重大的一个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州政府每年要拿出72亿美元。加州17万无家可归的人，每人一年能够分摊到4万多美元。洛杉矶的无家可归是整个加州最严重的，有7.5万无家可归的人。洛杉矶政府现在一年要拿出13亿美元来解决这个问题，平摊下去一个人也有1万多美元。所有这些加起来，洛杉矶的无家可归者，每人一年能够分摊到的救济是6万多美元。这只是政府给的钱，还有一些非营利性组织、慈善组织也在参与救济无家可归者。

美国的收容所跟中国的收容所性质不一样，不是政府办的，主要是非营利性组织、慈善组织办的，有的收容所也会申请资金，拿政府的拨款来办。这些收容所都是临时的住所，但各个收容所规定不一样，一般最多不能超过90天就得离开。有些临时的住所不是收容所，比如政府把宾馆包下来供无家可归的人暂住。住收容所和住宾馆都是暂时的，真正要解决无家可归的问题应该是提供固定的住所。政府有各种救济手段，比如建廉租房，或者给租金补贴。政府还有别的一些救济手段，帮助就业、提供免费医疗、提供免费食品等等。所以，并不像中国人想象的那样，社会不管他们，把他们抛弃了。中国的流浪乞讨人员才是基本上不管的，不信问胡锡进，中国政府一年拿出了多少经费救济这些流浪乞讨的人员？他拿得出数据吗？

复旦的流浪博士出名了，中国政府要做做样子。他的老家江阴的政府说欢迎博士回家，意思是政府要出钱养他养。但如果他没有出名，不是美国人，只是本国的普通流浪乞讨人员，中国政府会这么做吗？愿意养他们吗？肯定是不愿意的。中国本身的福利做得一团糟，社会救济也做得一团糟，有什么资格嘲笑美国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呢？美国说无家可归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那是相比于其他社会问题和其他发达国家而言的。跟其他的发达国家比，美国的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的确比较差，但跟中国比就好太多了。中国在这方面嘲笑美国，又是太监嘲笑别人性生活不和谐。

加州跟其他州相比，无家可归问题要严重得多，是整个美国最严重的，30％的无家者在加州。最主要的原因是加州住房短缺。住房短缺导致房价、房租很高，住房负担就要比其他州严重得多。在美国，一般认为住房支出（房贷、房租）占收入的30％以下是比较恰当的，但加州低收入者有50%房租支出超过收入的30%，收入非常低的人有70％～80％房租支出超过收入的30%。房租占收入的比例这么高，一旦收入出了问题，比如工作丢了，首当其冲的就是住不起房。这就是为什么加州无家可归问题这么严重的最主要的原因。房价高也导致政府很难解决无家问题，因为没有那么多钱。我刚才说了，要解决无家的问题，最根本的是必须政府出钱提供廉价住房，但因为房价太高，政府提供住房的费用就非常高。在洛杉矶，要彻底解决一名无家可归者的问题，给他提供廉价住房，政府要为每人拿出80多万美元，没有那么多的钱。

加州无家可归问题严重的一个次要原因是，全美国无家可归的人都喜欢往加州跑。当然最主要是加州本身的问题，90％的无家可归的人在失去家之前，就已经在加州有家了，算是本地人，但也有10％的人是从外州流浪过来的。为什么他们喜欢流浪到加州来呢？原因很简单，加州气候温和，适合流浪，夏天热不死，冬天冻不死。到加州流浪会比其他地方舒服，所以喜欢到加州特别是南加州，南加州的无家可归者占了整个加州的一半。一些外州政府，特别是保守派的政府，早就发现了这个秘密。他们解决当地的无家可归问题，最简单、最便宜的做法就是把人送到加州去。如果无家可归者愿意到外地去，就选一个地方，政府出钱让他过去。愿意离开的，首选都是南加州。这是多年以来的做法了。去年，阿拉斯加有一个市长把这个秘密给说出来。他说，我们送一个无家可归者从阿拉斯加去洛杉矶，机票钱也就200多美元；如果他留在阿拉斯加，我们一天就要资助他100美元。这么一比，把人都送到洛杉矶去，当然经济上合算得多，总不能让无家可归者在阿拉斯加冻死吧？送到洛杉矶去不会冻死，这是人道主义的考量。幸好大部分无家可归者还是不愿意离开家乡的，否则加州无家可归的问题会更加严重。

加州特别是南加州气候温和，还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无家可归者不愿意住收容所和政府提供的宾馆等临时住所，因为住那种地方要接受管理、受到约束，没有那么自由自在。既然在外面露营冻不死，很多无家可归者就宁愿选择在外面住，住在车里，特别是住在帐篷里。他们住帐篷还喜欢跑去市中心，直接在街道搭帐篷。洛杉矶市中心整条街都搭满帐篷，因为住在市中心各方面都比较方便。

由于市中心街道都扎满帐篷影响市容、卫生，市政府以前也想过清除，把他们赶到别的地方去，但被法院叫停了。美国宪法有一个禁止酷刑修正案，加州的联邦法官判决说，这些无家可归的人本来就已经很可怜了，还把他们从市中心赶走，要清场，这种做法太残酷，违反了美国宪法禁止酷刑的修正案，所以就不能赶人了。不过，最近联邦法院在这个问题上有所松动，还没有正式判决但已经开过听证会。法官说，如果有住所提供给无家可归者，比如收容所、宾馆里有地方，就可以把他们强制赶到那里去。现在有些地方已经以这个名义开始清场了。旧金山开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时，人们发现旧金山市中心的无家可归者没了，就是以这个名义把他们赶到收容所去了。

这些无家可归者大都有吸毒史，这也是解决无家可归比较难办的地方，因为美国不可能强制这些有吸毒史的人去戒毒。大部分无家可归者还有精神疾病，就像复旦的流浪博士，他在接受采访时多次说他有幻觉，明显也有精神疾病。这也给解决无家可归问题带来了很大麻烦，因为美国也不能强迫精神病人去接受治疗。加州最近有个新的法律在这方面有所松动：如果家属提出申请，经过法官判决，可以强迫精神病人接受治疗。但这个新的法律争议也很大，因为涉及到人权问题。

当然，这些问题在中国都不是问题。有吸毒史就抓到戒毒所去戒毒，有精神病就抓到精神病院去关起来。如果既没有吸毒，也没有精神病，只要政府觉得有必要，比如要开啥会或者要整顿市容，那也可以以“清除低端人口”的名义把人都赶走。赶走的那些人有没有地方住，那是不管的，这就是中国所谓的“低人权优势”。自己没有做到保障人权，有什么资格嘲笑别人尊重人权呢？

2024.01.08录制

2024.03.15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