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的存档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长王焰新究竟有没有学术腐败?

2019年10月31日星期四

几天前我收到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的通报,是一份文件的扫描,全文如下:

 

       关于王焰新等同志邮件情况的通报

 

9月26日至10月2日,校内外多个单位和个人受到群发电子邮件。邮件内容侵犯了王焰新等同志及家属的名誉和身心健康,干扰了学校的正常工作秩序,对学校声誉和安全稳定产生了不良影响。

公安机关经立案、调查取证,向学校通报如下情况:邮件系胡斌(曾在地大任教,2017年因违纪离职)以“方周子”“Ke Xing”“michael jiang”“Zhouzi Fang”“Han Wu”等邮箱名发出,胡斌承认邮件内容为捏造事实。10月13日,公安机关已依法对胡斌实施刑事拘留。

特此通报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保卫处

         2019年10月16日

 

落款处盖着通红的印章,真实性不容怀疑。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之所以给我发这份通报,是因为新语丝网站在今年9月30日刊登了《2019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候选人、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长王焰新的学术腐败》。该文没有署名,但公安机关的神探还是很快查出作者是胡斌,而且据说胡斌承认文章内容为捏造事实。胡斌是不是真的这么承认了,不得而知,毕竟,电视上亲口认罪的事都不可轻信,何况是文件上的一句话。但文章内容是不是捏造事实,却是可以根据公开的资料核实的。胡斌对王焰新的最主要指控是:

 

【王焰新作为通讯作者(第二作者),指导的博士生张彩香(现为环境学院教授、博导)在 2005 年11 月《首届全国农业环境科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发表了《盐酸水解纤维渣和煤混合燃烧污染物排放特性研究》,排列的作者是张彩香、王焰新、阎喜凤(中国期刊网上可以公开查询到)。在时隔两年后的 2007 年 2 月,又在《环境科学与技术》第 30 卷第 2 期上重复发表,只是将题目中的纤维渣改为残渣;煤混合燃烧改为煤混燃,论文摘要、整篇内容、图、表、数据、曲线(只是换成了彩色)等完全雷同,基本没有改动,照抄发表。作者却悍然换成了:张彩香、王焰新、鲍建国、刘慧。标注的基金资助都是王焰新负责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40425001)、国家 863 计划课题(2004AA01050),也没有改动。这种学术造假、学术腐败、虚增论文数量的恶劣行径完全玷污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候选人和大学校长的职务。甚至不配做一名教师和学者,培养的学生也是投机取巧之辈,让人汗颜。】

 

胡斌在文中还提到王焰新还有多篇论文属于类似的重复发表以及自我引用的问题,不过没有具体举证,难以核实。我们只来看上述具体的指控是否捏造事实。这两篇论文在胡斌说的中国期刊网已经找不到,不过在别的中文论文数据库还能找到,如下:

 

盐酸水解纤维渣和煤混合燃烧污染物排放特性研究

张彩香 王焰新 阎喜凤

中国地质大学环境学院

摘要:在试样的质量及其他试验条件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对不同温度下单一的煤、渣、1:1渣与煤的混料及其做成的有型燃料随温度变化污染物排放特性进行了研究,渣和煤混燃或制成有型燃料燃烧能大大降低HCl、SO2和NO2气体的排放。结果表明,混合燃烧盐酸水解纤维渣和煤的有型燃料,不仅解决了大量纤维渣给环境带来的固体废物污染,而且能综合利用废物和煤炭资源,降低锅炉燃烧中污染物的排放。 

关键词:纤维渣 ; 煤 ; 混燃 ; 污染物 ;

基金: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40425001); 国家863计划课题(2004AA01050);

会议名称:首届全国农业环境科学学术研讨会

会议时间:2005-11

会议地点:中国湖南长沙

分类号:X78

 

盐酸水解残渣和煤混燃污染物排放特性研究

张彩香 王焰新 鲍建国 刘慧

中国地质大学环境学院中国地质大学环境学院 武汉430074

摘要:在试样质量及其他试验条件基本相同情况下,对不同温度下单一的煤、渣、1∶1渣与煤的混料及其做成的有型燃料随温度变化污染物排放特性进行了研究,渣和煤混料或制成有型燃料燃烧能大大降低HCl、SO2和NO2气体排放。结果表明,混合燃烧盐酸水解残渣和煤的有型燃料,不仅解决了大量残渣给环境带来的固体废物污染,而且能综合利用废物和煤炭资源,降低锅炉燃烧中污染物的排放。 

基金: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40425001); 国家863计划课题(2004AA01050);

关键词:残渣; 煤; 混燃; 污染物;

DOI:10.19672/j.cnki.1003-6504.2007.02.008

分类号:X701

环境科学与技术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2007年02期

 

的确如胡斌所言,除了把“纤维渣”改成“废渣”,把“煤混合燃烧”简称“煤混燃”,两篇论文一模一样,完全雷同。那么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公安机关为什么要说胡斌是捏造事实,胡斌为什么要承认捏造事实呢?

 

第一篇论文是会议论文,第二篇论文是期刊论文。论文先在会议上发表,再拿去期刊上正式发表,这种做法本来问题不大。然而蹊跷的是,两篇一模一样的论文的作者署名却不一样。在第二次发表时,作者少了阎喜凤,却多了鲍建国、刘慧。这是为什么?如果阎喜凤对论文没有贡献,为什么要在第一篇论文署名?如果对论文有贡献,为什么在第二篇论文却没有署名?鲍建国、刘慧又做了什么贡献,让他们得以在第二次发表时把名字加进去?难道他们的贡献是把“纤维渣”改成“废渣”,把“煤混合燃烧”简称“煤混燃”?所以这不是简单的重复发表,而是涉及论文署名的弄虚作假,严重多了。

 

我从事揭露学术造假20年了,这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因为揭露学术造假被刑事拘留。且不说胡斌并没有捏造事实,即使捏造了,那也是民事纠纷,犯了什么罪?难道又是寻衅滋事?现在是连遇到下雨道路泥泞上网发句牢骚都能被认为“辱国”而拘留的时代,何况是揭露校长造假,更何况该校长正在选院士,不动用公安机关抓你,怎能显出当校长的威风?武汉司法机关保护学术造假是有传统的。当年我揭露同样要选院士的华中科技大学肖传国造假,他去武汉法院起诉我,武汉法院以“获奖者名单中找不到肖传国的名字不等于肖传国没有获奖”、“国内学术期刊也属于国际学术期刊”等离奇理由判我败诉。不过,肖传国虽然后来胆子大到敢于雇凶袭击我,却没想到还能出动公安机关跨省抓捕我。这倒算得上王焰新校长的一大创新。现在我也认定王校长造假,不知他会不会派出国际刑警对我跨国抓捕?

 

2019.10.24

新时代的“疑古学派”

2019年10月24日星期四

民国时期有一个“疑古学派”,一些中国历史学家怀疑中国历史记载、典籍的真实性,算是反思中国人自己的历史。现在也出现了一个“疑古学派”,不过是一些中国学者怀疑外国历史记载、典籍的真实性,是要替外国人反思他们的历史,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历史,因为对他们来说,世界主要分成中国和西方国家两个部分,说起外国差不多就等于西方国家了。

 

这些新“疑古学派”最近在北京成立“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促进会”,举行“西史辨伪与中华文化复兴学术研讨会”,他们的主要观点是“整个世界都是华夏的”、“西方文明起源于古华夏”:白人源自中国,古希腊人来自中国,古罗马人来自中国,日耳曼人来自中国……特别是“英语、英国人起源于古华夏”:英国人来自湖北英山县,现代英语则是1755年英国一个叫“约翰逊”的汉学家发明的,他对照《康熙字典》一个字一个字按每个字的字义与含义及读音编篡了《约翰逊英语词典》,现代意义上的英语就这样诞生了。英语比照汉语改造完成之后,法语、德语、俄语等语言,都参照汉语、英语进行了改造……

 

如果这只是某个网民的恶搞,大家也就一笑了之了。但这些人大多是大学教授甚至是名牌大学教授,还把他们的“学术成果”写成专著、词典出版,就让人笑不出来了。有人替这些教授辩解,说他们是装疯卖傻,是表达对现实的不满的“行为艺术”。这种辩解未免看轻了这些教授的精神状态。几年前我曾经在朋友家偶遇一名新“疑古学派”的重量级人物、浙江大学的教授,他很认真严肃地对我说,经过多年研究,他发现古希腊艺术品都是西方人在文艺复兴时期伪造的,其态度丝毫没有搞笑或装疯卖傻的迹象。这名教授也去参加上述“学术研讨会”,做题为《考察希腊古迹的观感——造假手法无底线》的报告,看来几年不见,又有新发现。

 

我不习惯在朋友家跟人争论,听了这样的高论也就笑笑,否则随便举一个反例大概就会真把人逼疯。按照这名海归教授的高见,古希腊人并无能力制作逼真的塑像,所有的古希腊塑像都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伪造了埋在地下,再假装出土发现,例如著名的断臂维纳斯就是这么出土的。但这名教授似乎不知道,最精美逼真、最具代表性的一些古希腊雕像是上个世纪从希腊海域的古代沉船里捞出来的。最早是1900年在希腊安提基瑟拉岛附近海域捞海绵的潜水员无意中发现了一艘古代沉船,除了人和马的尸骸,还打捞出了大量的古希腊文物,包括一批精美的青铜和大理石塑像,其中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一尊青年男子青铜像和一个“哲学家”头像。这艘沉船所用的木头经同位素年代法测定砍伐于公元前200年左右,根据船上文物(例如硬币)鉴定船是在公元前一世纪沉没的,塑像制作时间应比这早得多。但不管怎样,都远远早于文艺复兴时期。此后又有一大批精美的古希腊塑像陆续从其他沉船发现,例如1925年在马拉松海湾沉船发现的“马拉松男孩”青铜像,1926年在阿尔泰米森海角沉船发现的“海神”青铜像,1972年在意大利里亚切海域发现的“里亚切战士”青铜像……难道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在伪造了古希腊塑像后,还要伪造古船,并且派出敢死队把船开到爱琴海弄沉了,等着几百年后被无意中发现?

 

没有掌握必需的资料,不知道或无视基本的事实,是新“疑古学派”的一大特色。例如,他们认为现代英语是“汉学家”约翰逊根据《康熙字典》编出来的“证据”是,《康熙字典》收的字数刚好和《约翰逊英语词典》收的字数(英语没有字,应该是指词数)相等。但只要去搜一下就知道,《康熙字典》收字47035个,《约翰逊英语词典》收词42773个,少掉的4000多个字被谁吞吃了?何况汉字是单音节,英语单词往往是多音节,怎么做到字数不多不少一一对应?他们说现代英语是约翰逊在1755年根据汉语发明的,“18世纪50年代以前古英语表达功能非常混乱,现在已没有人能认识了。”他们不知道的是《约翰逊英语词典》并不是第一本英语词典,此前已有十几本英语词典,难道这些词典编撰者都是“汉学家”?第一本英语词典出版于1604年,比《康熙字典》还早了90年,又是根据哪本汉字字典编的?《约翰逊英语词典》对每个词条都做出词义解释,用的就是现代英语,如果现代英语是他发明的,他用现代英语做解释有谁看得懂?难道不是应该用古英语做解释才合理吗?《约翰逊英语词典》的一个特色是引用了114000条前人文学作品的句子来阐明词义,这些句子也都是现代英语,难道都是约翰逊捏造的?对了,莎士比亚的作品都写于约翰逊出版词典之前,按这些教授的说法,应该也属于现在没人能认识的古英语,怎么还有那么多人在读、在演?那只有一种可能,莎士比亚作品是约翰逊之后有人伪造的。约翰逊之前还有很多现在还能读得懂的英语文献,当然也都是伪造的了。如此庞大的伪造工程,得动用多少人力,花多少时间?保密工作还做得这么好,没人透露出来?

 

新“疑古学派”研究的另一个特色是牵强附会、胡乱联想。例如,湖南大学一名著名教授认为英国人来自湖北英山县的理由是那里在春秋时期刚好有一个诸侯国叫英国,被楚国灭了以后那里的人跑到现在的英国。这名教授想必知道我们现在说的英国乃是英格兰的简称,而英格兰是清朝时有人对England的音译,那个翻译家碰巧选了“英”字来译En,于是让现在的教授有了重大发现。如果他选了读音更接近的“阴”字,英国发源地就得改在湖北老河口市了——那里春秋时就叫阴国。其实该教授如果去学一点英国历史,就知道英国在古代并不叫英格兰,而是叫不列颠,但是春秋时并没有一个国家叫“不国”,如何是好?看来得另辟蹊径。

 

这个当然难不倒新“疑古学派”,他们最不缺的就是想象力。例如他们是这么证明英语来自汉语的:英语yellow(黄色)源自汉语“叶落”。一般人见到“叶落”想到的是秋天,他们却能想到“黄色”,想象力不可谓不丰富,虽然有些色盲,落叶明明还有红色、褐色的嘛。至于说英语head(头部)源自汉语“核的”,我就不知道是怎么联想出来的,因为“核的”并不成文,还不如说是源自汉语“坏的”,以表示脑子坏掉了。像yellow、head这些英语单词在12世纪之前就已经有了,那时候中国是宋朝,讲的是与现代普通话发音差别很大的中古汉语,这些教授如果专业点,也应该拿中古汉语读音与英语做对比,免得让人以为中世纪英国人反而讲一口现代普通话。

 

    这种“研究”太过荒谬,传到网上,也只是被当成笑谈,大概不会有人信。但是新“疑古学派”毕竟人才济济,不容小觑。有一名曾经很出名的学者,近年来致力于研究古希腊文明史,相信的人就不少。他出了一本书《希腊伪史考》,从书名即可知道,其目的是要证明古希腊文明史都是假的,不仅古希腊艺术品都是文艺复兴时期伪造的,古希腊的各种文献也都是文艺复兴时期伪造的,背后的黑手都是万能的共济会。例如,“著名学者”是这么介绍荷马史诗的来历的:1354年,佛罗伦萨著名诗人彼特拉克从一位君士坦丁堡商人手中购得一部荷马史诗的抄本。彼特拉克看不懂希腊文,由当时著名的研究希腊学的学者列昂丢斯·皮拉图翻译出一部分,再由他的朋友和弟子薄伽丘继续翻译。以后这个拉丁译本就被作为荷马史诗的基本文本,被西方大量转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本。至于现在中国人顶礼膜拜的荷马史诗则已经是经过第四道的中文翻译——第四水的译本。由于皮拉图和薄伽丘据以翻译或者编译的希腊文原本后来并没有保存下来,因此后人根本很难知道这部荷马史诗的内容中究竟有多少成分是属于古希腊可信历史的内容。

 

    这就是说,荷马史诗的希腊文原版已经失传,现在各种文字的荷马史诗都是根据皮拉图和薄伽丘编译的拉丁译本转译的,真实性不得而知了。我手上有新旧两个版本的《伊利亚特》《奥德赛》英译本,怎么都是根据希腊文原版翻译的呢?希腊文原版不是失传了吗?当然没有。荷马史诗的希腊文原版虽然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在西欧失传了,但是在东罗马帝国一直广为流传,现在还存世的古代、中世纪抄本有一千多种之多。“著名学者”也许会说,这些抄本都是万能的共济会伪造的。但是,荷马史诗除了东罗马帝国的抄本,还有在埃及出土的纸草抄本片段,这些片段至少也有一千多个,而且还在不断地出土:纸草文献数据库papyri.info收录的《伊利亚特》片段有1293个,《奥德赛》片段有246个。这些纸草抄本大多写于公元三、四世纪,但也有公元一、二世纪的。它们有长有短,长的包含了整卷诗篇,短的只有片言只语,但都能确定其在诗中的位置,足以证明荷马史诗抄本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当然“著名学者”也可以说,这些纸草片段也都是万能的共济会伪造了到处埋,等着几百年后被发现,而且为了骗过同位素年代测定,还专门找了古代的纸草来伪造。

 

    我女儿这个学期开始上历史课,老师上的第一节课就是教他们怎么样分辨史料的真实性和可靠程度,再怎样根据真实、可靠的史料证明论点。这其实就是做学术研究的入门功夫。而我们有些人,已经当了教授,成了“著名学者”,依然还不懂怎么收集、分辨、使用史料,怎么让自己的思维变得缜密,要而言之,依然不懂学术研究为何物。所以,民国时期的“疑古学派”虽然有偏激之处却不失为一家之言,而新时代的“疑古学派”就只剩下娱乐价值了。

 

2019.9.9.

 

(《科学世界》2019.10)

 

 

历史第一课

2019年10月19日星期六

我女儿这学期要上六门课:语文、数学、科学、历史、音乐(乐队)、体育。数学、科学还未分快慢班,学的都是她已经知道的内容,她觉得很没意思。语文分在快班(荣誉班),有大量的阅读和写作,她觉得还可以。不过她觉得最有趣的是历史,学的是世界历史的古代文明部分,她以前没有学过。第一节历史课老师却不是讲具体的历史,而是讲如何分辨历史信息的真假,布置的作业是给一篇文章,要学生上网查资料判断其内容的真实性。老师特别强调了不能轻信维基百科,如果查维基百科,要看介绍的内容有没有注明文献出处,文献是否可靠,引述是否无误。

 

历史课本是学校借给学生的,不用带去学校,放在家里当参考书。我拿来翻了翻,最开头有两页讲史料的首要来源和次要来源,大概就是老师上的第一课的内容。

 

首要来源举汉莫拉比法典为例,次要来源则举沃伦.霍利斯特(Warren Hollister)著《西方传统的根源》对古埃及军事的介绍为例,要学生在阅读首要来源和次要来源时思考这些问题:谁创作了来源?为什么创作?作者对事件有第一手知识,还是报告他人所见所闻?作者是否中立,是否有意见或利益可能影响到记载的内容?作者是要告知别人还是要说服别人?信息是在事件发生的过程中记录的、在事件发生之后立即记录的还是过了一段时间才记录的?

 

对次要来源,要求学生思考这些问题:作者是谁?其生平如何?作者是否有第一手的信息?作者与事件有何关系?作者写这段资料的动机可能是什么?作者掌握了什么类型的资料?有没有什么假定或偏见?这个资料与我正在学习的事件有什么关联?是不是原始资料?内容是否合理?

 

这实际上是在讲研究历史的基本学术方法,在中国大概要在大学历史系才会讲,中学历史课只是把官方认定的历史知识和观点灌输给学生,怎么可能要教学生去分辨所学内容的可靠、可信程度呢。有哪个学生敢怀疑历史课本所教的内容,铁定不及格。

 

加州的基础教育,特别强调要让学生掌握批判性思维,对所见所闻不要轻信,而要寻找证据,做合乎逻辑的严密分析。教学生如何分辨历史信息的真伪,其实就是一种批评性思维的训练。人并不是天生的理性动物,严密的思维是要经过长期的训练才能养成的。

 

即使学会了批判性思维,也未必能时时刻刻对可疑的信息保持警惕,尤其是在没能掌握足够的资料的情况下,更容易把虚假的信息当真。这本教材有一章是关于古代中国,从史前讲到汉朝。在介绍汉朝的发明时,重点介绍张衡地动仪,附了地动仪复原品照片和原理图。那个有蛤蟆的复原品也许会让学生觉得有趣,但我以前已论证过,张衡地动仪根本不可能有用,所谓它监测到远处的地震不过是以讹传讹的传说。那个复原品不过是个无用的摆设而已。教材编写者还是太轻信了中国历史记载和中国官方史学了。真要掌握批判性思维,并不是靠上了一节课就行的。

 

2019.9.15

 

究竟有没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

2019年10月17日星期四

我发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联想》之后,有些人仍然认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说法是以讹传讹,历史上没有这么一块把华人与狗并列的牌子。有一位说:“对这个话题,腾讯‘今日话题·短史记’栏目的考证很详实,这个栏目的长期口碑也很好。”附了这个考证的链接。我看了该文(杨津涛《真有“华人与狗”的木牌吗?》),其结论是,在上海租界内,外侨对华人的歧视确实存在,但是这块牌子是不存在的。那么为什么那么多名人都说亲眼见过这块牌子呢?作者认为或者是“道听途说,将之作为宣传政治观点的一种佐证”,或者是记忆出了偏差,“中国人在近代遭受列强歧视的集体记忆,逐渐渗透到了个体记忆之中,并对个体记忆作了‘修订’。”也就是说,这些名人在多年后回忆时集体发神经,把想象当成了事实。

 

但是这两条理由都不适用于周作人。我们再来看一下周作人在1903年9月11日的日记里的说法:

 

“上午乘车至高昌庙,晤封燮臣,同至十六浦。途中经公园,地甚敞,青葱满目。白人游息其中者无不有自得之意,惟中国人不得入。门悬金字牌一,大书‘犬与华人不准入’七字,哀我华人与犬为伍。园之四周皆铁栅,环而窥者甚多,无甚一不平者。奈何竟血冷至此!”

 

这是周作人记载其亲身经历,不是道听途说,也不是多年后的回忆,而是记载当天的见闻,不存在记忆出错的可能。周作人的这则日记,是关于这块牌子的最早记载,也不存在受他人文章影响而出现错觉的可能。周作人的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本来没准备发表(上世纪60年代周作人把日记卖给鲁迅博物馆,别人才能看到。在卖之前周作人剪掉了一些不想让人看的字句,可见他写日记和《雷锋日记》不一样,不是有以后发表的打算的),不存在有意编造用以控诉帝国主义罪恶的动机。何况周作人记载此事的目的倒不是要揭露华人在租界受歧视,而是感叹华人对此歧视无动于衷,“奈何竟血冷至此!”

 

作者不是不知道周作人日记的记载,其文中有一个关于这块牌子的各种说法的列表,第一条就是周作人的这则日记。然而作者在正文分析中却根本不提这则日记,想必也知道这则日记的存在让其论据、结论全部失效,所以就假装其不存在了。

 

这块牌子没有实物或影像资料存世,当时的公园管理条例的牌子倒是存有照片,共有十条,其中一条是“这些公园供外国人使用”,还有一条是“狗与自行车不得入内”。于是有人就认为关于那块牌子的说法是根据这两条规定编造出来的。在他们看来,有了园规牌子,就不可能再有警示牌子?园规订得详细,游客很少有人会去看,把容易违反的关键部分做成大字警示牌子广而告之,不是很常见的做法吗?现在中国公园的入口处也会有“入园须知”的牌子,里面大抵会有“禁止踩踏草地”之类的规定,但草地上通常还会再插“禁止踩踏草地”的牌子,难道能说这种牌子不可能有,是根据“入园须知”想象出来的?

 

对这块牌子的具体措辞各家说法略有不同,这可能是因为时隔多年后的回忆与事实有出入,也可能是有不止一块牌子。1949年之后具体措辞趋于一致,都成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要归功于政府强大的宣传机器的影响。周作人日记的记载最早,记的又是当天的见闻,那么其说法应该是最准确的,牌子上写的是“犬与华人不准入”七字。当然,这不排除在别的时候、别的地方还有别的牌子写的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既然连否认这块牌子的存在的人也承认上海租界的公园曾经同时禁止过华人和狗进入,那么为什么要无视基本事实和逻辑,断然否认有过这么块根据园规立的牌子呢?意义何在?难道是为了说明中国的名人喜欢一起撒谎或是集体发神经?

 

2019.10.3

NBA事件与言论自由

2019年10月15日星期二

前一段时间因与美国福克斯电视台财经频道的一名主播辩论出了点小名的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主播刘欣在该台网站发了一篇英文文章《NBA反弹无关言论自由》(The NBA backlash is not about freedom of expression),颇能反映墙内很多人对NBA事件的看法,虽然她写成了英文发在墙外。

 

文章称,NBA总裁说NBA一向支持言论自由,不会为火箭队经理莫雷的言论道歉,但是2014年洛杉矶快船队老板斯特林私下种族歧视言论被捅出来后,NBA罚了斯特林250万美元,终身禁止他入NBA,并没有支持他的言论自由。斯特林的言论越过了美国言论自由的边界,莫雷的言论越过了中国言论自由的边界,跟有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关系。墙内很多人也都举斯特林的例子嘲讽NBA双重标准。

 

刘欣和这些人都不理解什么是言论自由,虽然来自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社会的他们却信心满满地要教育美国人什么是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对政府的约束,是指政府不能因言治罪,不能因为不满某个人的言论就去打压、迫害他。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明确保护了美国境内任何人(不管是不是美国公民)的言论自由。刘欣人在美国,不管她怎么攻击美国政府,美国政府都不能打压她,更不能去抓她。但是她如果敢公开说一句中国政府的坏话,不仅马上会被中国国际电视台开除,而且回中国连人身自由可能都没保障。所以刘欣在美国有攻击美国政府的言论自由,却没有批评中国政府的言论自由,因为中国政府不给她这样的自由。

 

美国人享有的言论自由几乎是无限的。墙内经常有人质问,你说美国有言论自由,有发表种族歧视言论的自由吗?有发表支持恐怖主义的言论自由吗?有的。美国有不少白人种族主义者,他们经常发表种族歧视言论,甚至游行示威宣扬其种族主义主张,美国政府并没有因此去抓他们,也没有因此取缔其组织。在美国如果仅仅是用言论支持恐怖主义而没有采取行动,也不会被抓起来,虽然可能会被联邦调查局暗中监控。斯特林的种族歧视言论被捅出来后,美国政府并没有去找他算帐,他的言论自由并没有丧失。刘欣把种族主义当成美国言论自由的边界,说明她不了解美国的言论自由。

 

但是种族主义、恐怖主义言论虽然不犯法,却违反了美国社会道德规范,谁发表了这样的言论,人们可以批评、鄙视、抵制他,私营机构可以处罚、开除他。这和言论自由没有关系,而是属于很多中国人大不以为然的“政治正确”,是民间的自律。斯特林被处罚,就是私营机构的自律行为,与政府无关,也就无所谓没有言论自由。

 

莫雷在推特上转发了“为自由而战、支持香港”的口号,如果仅仅是中国球迷骂他、抵制他,那么也不涉及莫雷的言论自由。但是《人民日报》发文攻击莫雷,央视停止转播NBA季前赛,中国国企取消对NBA的赞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抨击NBA,性质就变了,因为这些都是中国政府机构或受中国政府控制的,是中国政府因为莫雷的言论要打压他和NBA,就成了事关言论自由的问题。

 

既然NBA可以因为斯特林的言论处罚他,当然也可以因为莫雷的言论做出处罚,前提是莫雷的言论是不正当的。NBA球队老板、阿里巴巴的蔡崇信说莫雷发表港独言论,所以不能被中国人容忍,暗示他应该被处理。且不说莫雷转的那句口号至少在字面上没有任何港独的意思,即使他公开支持港独,NBA也不可能因此处理他,因为美国社会的主流认为任何地方都有争取独立的权利,美国人自己主张加州、得州、夏威夷独立的就很多,两年前加州独立的提案还差点儿付诸公投,哪会把其他国家、地区的独立诉求当成什么大逆不道的事。美国名人中公开支持台独、藏独的很有一些,被中国政府列入黑名单,但他们在美国国内不会得到任何处罚。刘欣说香港示威是打着“自由”旗号、针对无辜者的仇恨犯罪,莫雷支持香港示威就是在宣扬仇恨。但是,对香港示威的这种定性是墙内只允许有的一面之辞,出了墙就很少有人这么看,美国社会主流看法认为香港示威是为了民主、自由,NBA当然只能跟美国社会主流保持一致。莫雷的言论是否不当、是否该被处罚,是由NBA认定的,不是由刘欣或墙内人认定的。

 

中国有钱,有市场,当然可以以经济利益为要挟逼迫NBA就范,强迫其接受自己的观点。以前不少有意无意“辱华”的外企就是因此口服了,心未必服。这次一开始显然有人以为再如法炮制就可以大功告成。但NBA跟以前被打跪下的那些外企不同。抵制NBA固然会对NBA造成经济损失,对中国球迷、NBA周边产品厂商的损失却更大。所以连被美国媒体称为“国家主义小报”的《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这次都当了投降派,反对抵制NBA,也许他自己就是球迷。其次,NBA并非纯粹的商业机构,而是一个标榜有社会理想和追求的体育组织。美国三大球类运动中,橄榄球球迷以保守派为主,而篮球球迷以自由派为主。NBA因此被认为是体育组织中最追求进步、最有觉悟的(wokest),社会形象一向很好。一开始NBA为了中国市场发了一份中英版本不同的暧昧声明,立即受到美国社会各界的抨击,认为其为了能在中国赚钱放弃原则。NBA总裁赶快澄清说支持莫雷的言论自由。中国某些人以为手里有钱就能逼迫所有人听话,这是暴发户心态,虽然经常能得逞,终究会遇上有人宁愿少赚钱也不愿退让,结果反而搞得自己灰溜溜的。

 

2019.10.11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联想

2019年10月6日星期日

《环球时报》公众号“补壹刀”发表《苦难和屈辱中,他如何看到一个“可爱的中国”?》,提到方志敏《可爱的中国》回忆他在上海法国公园见到有牌子上写着“华人与狗不准进园”几个字时发挥说:

 

【这块牌子,不但成为方志敏,也成为压在所有中国人精神上一块必须打碎的巨石。鲁迅说:“哀我华人与犬为伍。园之四周皆铁栅,环而窥者甚多,无甚一平者,奈何竟血冷至此。”郭沫若说,“印度人都可以进出自由,只有我们华人是狗!”,“其实狗倒可以进去,人是不行,人要变狗的时候便可以进去了”。】

 

其中引用鲁迅的话并不是鲁迅说的,而是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在1903年9月11日的日记里说的:

 

“上午乘车至高昌庙,晤封燮臣,同至十六浦。途中经公园,地甚敞,青葱满目。白人游息其中者无不有自得之意,惟中国人不得入。门悬金字牌一,大书‘犬与华人不准入’七字,哀我华人与犬为伍。园之四周皆铁栅,环而窥者甚多,无甚一不平者。奈何竟血冷至此!”

 

在我指出这个错误后,“补壹刀”很快将文中“鲁迅”改成“周作人”。如果作者事先知道这段话是后来成为汉奸的周作人说的,想必不会引用,至少不会将其放在郭沫若之前。

 

不仅方志敏、周作人、郭沫若,连孙中山都提到这块牌子,把它作为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受歧视的铁证。曾经有人怀疑这事是编造出来的,但有那么多名人都说自己亲眼所见,虽然具体措辞略有差别,无必要怀疑他们集体作伪证,尤其是周作人是在本没打算公开的日记里记载当天经历,更没作伪的动机。

 

外国人能在上海的公园立这块牌子,是因为那里属于外国人统治的租界。在租界里华人本来就是二等居民,受歧视、受欺压的地方多了,不能进某个公园游玩,反而是件比较小的事。这块牌子之所以让当时那么多名人愤慨,恐怕不只是因为华人不被允许入内——如果牌子只是写“华人不得入内”,未必会引起那么大的不满——而是因为华人被与狗并列,所以周作人说“哀我华人与犬为伍”,郭沫若说“只有我们华人是狗”,都是因此而发。

 

中国文化把狗视为邪恶动物,有无数贬义词与狗有关,将华人与狗并列,自然就视为是对华人的莫大侮辱。但西方并没有这种恨狗文化传统。在西方人心目中,狗是友好、忠诚的动物,很少用狗来侮辱人。例如美国有些场所写着“小孩或狗不得入内”,有人会觉得是歧视小孩,但不觉得是用与狗并列来侮辱小孩。可见,“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固然是歧视华人,却未必是故意用狗来侮辱华人。当然,在一个恨狗的地方这么写,即使不是有意侮辱,也是不了解或没有考虑到当地人的感受的不近人情。

 

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冲突。在国门初开,中西刚开始以一种畸形的方式接触时,这样的冲突是难免的。即使在现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了,或有形或无形的墙仍然在阻碍着中国人了解世界,墙内仍然有很多人习惯于用中国式思维理解外国事务特别是美国事务,抬头看到的只是井口大的天,甚至翻墙出去了,也还要背着井到处跑。

 

2019.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