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博客

进化论和基因论是生物学最重要的两个理论。进化论是生物学大厦的基础，它使得多姿多彩的生物界统一了起来；而基因论则是生物学大厦的支柱，支撑着生物学的各个分支。达尔文和孟德尔分别被认为是进化论和基因论的创建者，因此这两人经常被放在一起比较。

其实这种对比没有什么意义。孟德尔虽然有十几年的时间在从事科学研究，但是他唯一重要的工作就是豌豆实验。例如孟德尔长期研究气象，花了很长时间做山柳菊杂交实验，这些工作都没有价值，后者甚至有反面的价值，因为山柳菊杂交实验结果和豌豆实验结果不符，让他怀疑豌豆实验结果并不普适。豌豆实验虽然发现了遗传规律，但是在当时却被科学界忽视了，三十多年以后才被“重新发现”，在它被重新发现的时候，有几个人的工作已接近发现遗传规律，因此可以说孟德尔对科学的发展几乎没有影响，他更让人惊叹的是其超越时代的研究方法和发现。而达尔文是科学史上罕见的巨人，其对科学的贡献和影响只有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可以相比。达尔文对生物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在进化生物学、生物地理学、系统分类学、生态学、动物行为学、实验植物学等领域都做出了影响深远的开拓性工作，有的在几十年后才显示出其先见之明。而且达尔文的影响超出了生物学，甚至超出了科学。

但是却总有人认为孟德尔和达尔文一样伟大，甚至比达尔文还伟大。例如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饶毅就认为孟德尔即使不比达尔文伟大，也比达尔文聪明，理由是两人都做过遗传实验，孟德尔发现了遗传规律，达尔文却没发现。饶毅在给学生讲课时还因此嘲笑达尔文智商太低。看来是嫌达尔文对生物学的贡献还不够大，做出的发现还不够多，有一项工作没做完美，就被当成弱智了。

达尔文做了很多遗传实验，被拿来和孟德尔比较的，主要是两个植物杂交实验。一个是金鱼草杂交实验。金鱼草是一种原产地中海地区的观赏花卉，引进中国后，因为它的花的形状像金鱼，中国人把它叫做金鱼草。这种花是两侧对称的。但是金鱼草有一个变种，花长得一点都不像金鱼，而是辐射对称的圆形的花。达尔文做的金鱼草杂交实验，就是把野生型（两侧对称）金鱼草和辐射对称型金鱼草杂交，发现子一代都是野生型，但是子二代既有野生型又有辐射对称型，野生型有88株，辐射对称型有37株。

我们现在知道，金鱼草花的形状是由一对基因控制的，野生型基因是显性，辐射对称型基因是隐性，所以杂交子一代都是野生型，但是子二代野生型和辐射对称型的比例应该是3:1，这个比例是孟德尔发现的，被称为“孟德尔比例”（大家回忆一下在高中生物课学的孟德尔遗传定律）。达尔文统计出野生型和辐射对称型比例是88:37，后人认为这很接近3:1这个“孟德尔比例”，达尔文却没注意到，所以就要替达尔文惋惜，甚至认为他智商不高了。且不说达尔文从来就没想到要去算两种性状的比例（因为这不是他做这个实验的目的，后面我们会谈到），即使去算了，比例也是2.4:1，更接近于2:1而不是3:1（只有在样本足够大时，才会等于3:1）。我们认为其接近3:1，那是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了遗传定律的先入为主，怎么能苛责达尔文没有注意到呢？

达尔文的另一个植物杂交实验是用报春花做的。达尔文注意到报春花的花型有两种，一种雌蕊比雄蕊长（长花柱型），一种雄蕊比雌蕊长（短花柱型）。达尔文发现，长花柱型自交，后代都是长花柱，但是短花柱型自交，后代既有长花柱型也有短花柱型，短花柱型占75%，长花柱型占25%。我们现在知道，短花柱型基因是显性，长花柱型基因是隐性，达尔文报告的其实是杂合短花柱型自交的结果，其后代短花柱型与长花柱型比例是完美的3:1。那么达尔文没有注意到这个比例，是不是显得太笨呢？并不。这个短花柱型自交实验不是达尔文自己做的，他说是报告别人的结果。他自己做的短花柱型自交实验结果，是短花柱型9株，长花柱型5株，比例更接近2:1（还是因为样本太小）。他还做了两次长花柱型自交实验，一次结果是长花柱型156株，短花柱型6株，一次是长花柱型69株，短花柱型0株。那个3:1比例夹杂在一堆杂乱的数字中，没有让达尔文觉得特殊，有什么奇怪的呢？我们觉得3:1比例很特殊、很引人注目，还是因为我们已经知道遗传定律的先入为主。

即使达尔文天生对数字很敏感，注意到了3:1这个比例，也不可能因此就发现遗传定律。没有人能够因此发现遗传定律，因为遗传定律并不是从3:1比例推导出来的。恰恰相反，它是从遗传定律推导出来的。孟德尔并不是因为发现了3:1比例，才发现了遗传定律；而是先假设了遗传定律，然后再去寻找3:1比例。孟德尔假设了每一性状由两个遗传因子决定，其中一个来自母本，一个来自父本，然后再做杂交实验来验证这个假设。他知道他的这个假设要成立，杂交子二代两种性状的比例必须是3:1。他也知道，为了得到这个比例，样本必须很大，为此用成千上万株豌豆来做实验。即便如此，由于他的数据过于完美，太接近3:1，以致著名遗传学家费歇尔认为孟德尔造假，是在凑3:1这个比例。

达尔文做植物杂交实验也不是没有目的地乱做的，他也有假设。他的假设是，植物杂交具有优势，自交则有劣势。所以他关心的不是自交或杂交后代某种性状的数量、比例（虽然他也做了记录），而是自交或杂交之后结的种子的数量多少，后代的长势如何。而达尔文的实验结果也证实了他的假设，杂交的结果种子数量比自交的多，杂交的后代长势也比自交的后代好。达尔文为什么要去证明杂交有优势呢？因为杂交能产生更多的变异，而变异是自然选择的材料。达尔文更进而指出，植物不同的花型，例如长花柱型和短花柱型，正是为了鼓励杂交（避免昆虫传粉给相同的花柱型），在自然选择作用下进化出来的。

由此可见，达尔文做植物杂交实验的目的，是为了验证其自然选择学说，而不是为了寻找遗传规律。他的实验结果达到了他的要求，让他非常满意，曾经说这是他最感到满意的一项工作。他的报春花实验是很重要的、影响很大的实验，甚至因此有人称他为植物生殖生物学的创建者。既然他做实验的目的和孟德尔的完全不同，那么他没有像孟德尔那样发现遗传定律，是非常正常的，没有必要为此惋惜，更不能因此嘲笑他智商不高。

达尔文到晚年才试图发现遗传规律，主要精力都用于思考、研究遗传与变异的问题。但是他用的并不是实验方法，而是用归纳法，通过收集尽可能多的有关遗传和变异的事实，从中归纳出一些结论，然后提出了一个假说来解释所有的结论。不幸的是，由于遗传现象极其复杂，而且达尔文依据的遗传现象有的是虚假的，他提出的假说（泛生假说）也就从根本上错了。这是研究的路子走错了，再聪明也没有用。我们不能因为达尔文在遗传研究上的错误就认为他不够聪明、不够伟大、不如开创了遗传学的孟德尔，正如我们不能因为牛顿晚年沉迷于炼金术就认为他不够聪明、不够伟大、不如开创了化学的波义耳。

孟德尔的论文发表后，他安排了寄40份给世界各地的研究机构和著名生物学家，迄今找到了29份，还有11份下落不明。我们不知道他是否安排寄给了达尔文，在达尔文留下来的藏书中并没有孟德尔的论文。不过，达尔文的藏书中有德国植物学家霍夫曼和福克的著作，它们都提到了孟德尔的工作。霍夫曼的书在第52页介绍了孟德尔的工作，达尔文在该书的第50、51、53、54和55页的边缘都写下评语，只有第52页没有评语，表明他读的时候跳过了这一页。福克的书在第108-111页介绍了孟德尔的工作，但是达尔文收藏的这本书的这几页没有裁开（当时出的书要把连页裁开才能阅读），表明达尔文没有阅读这部分。所以达尔文很可能没有读到孟德尔的论文。假如达尔文读到了孟德尔的论文，会不会意识到其重要性，认为那就是他一直在找的遗传规律呢？很可能不会，毕竟，当时那些读到了孟德尔论文的著名生物学家都将其忽视了，直到30多年后遗传学呼之欲出时孟德尔论文的重要性才得到承认。这时候达尔文已经逝世18年了。

2018.11.4.

（《科学世界》2018.12.）

最近崔永元在接受采访时说：“我母亲不教我们，天天盯着我们，发现我们有偷奸耍滑，就打，我父亲不打，我母亲老打我们，打到上高中了，不好意思打了，才停下来了。她不允许偷奸耍滑，不允许你撒谎。”

崔永元承认自己从小就偷奸耍滑、撒谎，所以老受到他母亲的打。他母亲似乎很有正义感，容不得偷奸耍滑、撒谎，知道了就要打。但是这种教育方式看来也没有任何效果。据崔永元自己说，他母亲打到他上高中才不打了，但是那是因为不好意思打了，而不是因为崔永元不再偷奸耍滑、不再撒谎了。可见崔永元上小学、初中时挨的打没有作用，并没有让他变好，白挨打了。即使到了现在，崔永元还是天天在网上撒谎、造谣，想必比他小时候更严重了，打的后果反而是相反的。而且崔永元公益基金会的帐目不清不楚，替骗人的“石头纸”代言，给骗人的“助眠机器人”做广告，和被通缉的金融诈骗犯合作办公司，开网店卖高价非转基因食品，这些算不算“偷奸耍滑”呢？

当然，如果只有崔永元这个例子，是不能说明打小孩就不好。实际上，学术界研究打小孩的后果已经有五六十年的历史了，打小孩是被研究得最多、最透彻的父母行为之一。所有的这些研究都表明，打小孩会对小孩的人生造成非常严重的、灾难性的后果，害处非常多。父母会觉得，把小孩痛打一顿，小孩会因为害怕再挨打，就会变乖了。但是这种效果是暂时的。从长远来看，挨打的小孩会更不遵守规矩。挨打的小孩难以和父母保持友好关系，会感到自己被忽视、受虐待，更有暴力倾向，更喜欢去跟别的小孩打架，长大以后会去打配偶、打自己的小孩，容易发生家庭暴力。这些小孩更有反社会倾向，长大以后，更容易违法、犯罪。而且，挨打会对小孩的心理发育造成严重创伤，没有自尊，长大以后容易酗酒，容易得抑郁症。

这些结论都是有大量的研究作为依据的，在学术界几乎没有争议。所以虽然很多中国人相信“棍子底下出孝子”，而实际上打小孩应该被视为是一种损害儿童身心的虐待行为，应该被禁止。目前全世界已经有50多个国家立法禁止家长、老师打小孩。最近有一项研究对比了世界各国13岁男孩的行为，发现在禁止打小孩的国家，这些男孩打架频率比不禁止打小孩的国家低。禁止打小孩，不仅保护了小孩免受家长、老师打，也保护了小孩免受别的小孩打。希望中国也早日能立法禁止打小孩，以后少出几个崔永元式的人物。

2018.10.27

国内有些奸商，为了从中国父母那里赚钱，喜欢打着“为中国儿童特制”的广告，好像中国人是个特殊人种，中国儿童和别的国家儿童不一样，需要专门替他们量身定做产品。例如，我以前揭露过号称专门为中国婴儿定制的配方奶粉是怎么骗人的。最近发现，有一个号称在做育儿科普的儿科医生“医生妈妈欧茜”，给一家美国跨国公司做童鞋广告，也号称是该公司的日本团队研发的，专门为中国儿童脚型设计。难道中国儿童的脚型有什么特殊的，穿不得全球通用的童鞋，需要专门为他们设计新的鞋？那样的话，在国外的华人儿童怎么办？难道要到中国买鞋？

有人说，中国人脚型的确特殊，西方人小脚趾有三节，而中国人小脚趾只有两节。这是个流传很广的说法。实际上，不管是哪里的人，都有一部分人小脚趾是三节的，也有一部分人小脚趾是两节的，这是小脚趾的正常变异。只不过在不同的人群中，这两者的比例不太一样，有高有低。欧裔的人，小脚趾两节的比例低一些，大约占40%；而亚裔的人，小脚趾两节的比例高一些，大约占70%。如果有人非要把这作为中国人的一个特征，难道那30%小脚趾三节的中国人不是中国人？那40%小脚趾两节的欧裔人是中国人？如果是专门为小脚趾两节的人设计的鞋，是不是那些小脚趾三节的中国人不能穿了？中国人在买这款鞋时是不是还要去拍片看看自己的小脚趾究竟是三节还是两节？

其实，所谓小脚趾两节，只是因为小脚趾有一个关节没有分离，让两块骨头成为了一块而已，并不是真的少了一块骨头。小脚趾两节和小脚趾三节的脚型并没有区别，用不着为此去穿特殊的鞋。我查了一下那款鞋的日本广告，虽然是日本设计师设计的，但是并没有说是专门为中国儿童或日本儿童设计的，只不过是中国的推销商在做虚假广告。

中国人是一个文化概念，并不是一个生物学概念，并不存在中国人这么个特殊遗传群体。中国人是由很多遗传群体组成的。不要说少数民族了，即使是汉族，也是由很多遗传群体组成的。也许某个遗传群体会普遍有特殊脚型，就像某个遗传群体会普遍有某种遗传病，但不能因此推广到全体中国人身上。凡是认为中国人在身体上比较特殊，需要专门为中国人身体设计产品的，都是骗人的。那个儿科医生后来偷偷改了广告词，改成了“专门为东方儿童设计”。这也是骗人的，因为所谓“东方”、“西方”也是文化概念，不是生物学概念，不存在一个专门与西方对立的特殊的东方人种。

人的脚型当然不是都一样的，存在个体差异，但这种差异和东方还是西方、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无关。买鞋，要买合自己的脚的，试穿才知道，不要以为“专门为中国儿童脚型设计”的就一定合脚，因为那是骗人的。

2018.10.21

我女儿在美国加州上小学。有一天她问我：“吃转基因玉米真的会让人过敏吗？”我感到很奇怪，问：“你这是从哪里听来的？”原来他们班发了一篇课文，说是第二天要学习，但我女儿提前看了，发现是一篇关于转基因的文章，里面提到转基因玉米会让人过敏。我于是给女儿做了一番科普。虽然在理论上，转基因食品是有可能让人过敏的，例如，如果转入花生蛋白的基因让某种转基因食品含有花生蛋白，那么那些吃花生过敏的人，吃了这种转基因食品就有可能过敏。但是在研发转基因的时候，已经考虑到了这一点，会采取一些措施来防止。像花生蛋白这种可能让人过敏的蛋白的基因，都是不会用的。有的蛋白质让人过敏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它们不容易被人消化，所以在转基因食品中用到的新蛋白质，都要做消化实验，保证能被消化，不容易被消化的蛋白质也不会用。采取了这些措施后，就可以确保上市的转基因食品不会让人过敏了。人类已经吃了二十多年转基因食品，目前也没有发现有让人过敏的案例。

听我这么一说，女儿就很着急，要我赶快跟老师说，免得老师第二天在课堂上讲了错误的知识。我于是给老师写了封电子邮件，解释了转基因食品是不会让人过敏的，并附上美国科学促进会和英国王家学会关于转基因食品的科普资料供其参考。老师很快给我回了信，说误会了，让学生学习那篇课文的目的并不是要告诉学生转基因食品会让人过敏，而是说有人有这方面的担心，这种担心有没有道理，需要在查找资料后做出判断。老师说，他们本周要学习的是怎么分辨客观事实和主观意见，让学生明白不能轻信读到的文章中的话，要学会找证据。我发去的那些科普资料，她会跟学生分享。

美国的教育很重视让学生区分事实和观点的不同。我记得我女儿在一年级时就已经在学习怎么区分事实和观点了，作业上列出几句话，要他们说明哪句是事实，哪句是观点。没想到现在还在做这方面的训练，只不过程度加深了，变成了要分辨整篇文章。关于转基因的问题，的确是训练区分事实和观点的好教材。在转基因的争论中，有的是事实之争，例如转基因食品是像科学界说的那样安全，还是像崔永元说的那样有毒有害，就是个事实问题，谁说了真话，谁在造谣，很容易找到证据证明。也有的是观点之争，例如转基因食品有没有必要做出标识，支持的一方和反对的一方各有各的道理，难以形成共识，所以世界各国监管部门虽然都认为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但是有的要求标识，有的不要求标识。

转基因之所以在中国被妖魔化得特别严重，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很多人分不清事实与观点，将二者混为一谈。例如，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这是科学界公认的事实，却被认为是一家之言，而说转基因食品有毒有害，是谣言，却被认为也是一家之言，于是事实与谣言之争，就被当成了是双方都有道理的观点之争。有人爱说，转基因食品现在没有发现问题，不等于以后不会有问题，这最多只是一个诉诸无知的观点，设想了一种不太可能发生的可能性，却被当成了一个事实拿来反对转基因。所以转基因问题在中国争论得这么激烈，和中国人没有从小就训练如何区分事实与观点，恐怕大有关系。在中国发生的很多争论，也和缺乏这方面的训练有关，岂止是转基因？

2018.11.8

（在第六届新语丝科学精神奖颁奖会上的发言，根据录音整理）

见到大家感到很亲切。我现在大部分时间在国外，所以网上就经常看到有人说：你敢不敢回国？你不敢回国，回国就会被抓起来。在微信上时不时可以看到有人传“国家彻查方舟子”。前几天还有人转给我一篇，题目就叫《方舟子完了》。但是，我每年还是至少要回来一次，就为了我们这个新语丝的颁奖。现在回来了，可以证明回来还是不会被抓起来的。但是请大家还是等过一段时间再发我回来的消息，这不是怕国安和公安来抓我，而是担心人身安全的威胁。特别是像崔永元的那些粉丝，现在特别的狂热；而且崔永元已经对我下了追杀令，说“方舟子必须得死”，说我手上“至少有100条人命”，所以必须死。所以，我就要提防一下那些特别狂热的崔卫兵，崔卫兵知道我回来以后，说不定就要对我怎么样。

接下来介绍一下新语丝科学精神奖的情况，可能有一些人还不太了解。

新语丝网站是我在1994年创建的，历史可能比在场有的人年纪都大。那是我还在留学的时候创办的网站，主要是作为留学生交流用的。当时以文学为主，发表的主要都是文学、历史方面的文章；也做一些科普，但在那个时候科普还不是主要的。一直等到六年以后，到2000年的时候——我当时主要时间在美国——通过互联网可以及时了解到国内的信息。没有互联网的时候，是很难知道国内的情况的。当时了解国内情况就是通过一份报纸——人民日报海外版，上面看到的都是好消息，看不到什么负面的新闻。但是，等国内有了互联网以后就不一样了，才发现国内造假的那么多，伪科学那么猖獗。所以，我们才慢慢地把新语丝网站从一个文学网站变成了一个揭露伪科学、揭露学术造假、做科普的网站，这是从2000年开始转型的。后来，文学方面反而变成了比较次要的东西，只是每个月还出一期文学月刊，每年还办一次网络文学奖，已经办了十几届了。后来改成隔年一次：一届网络文学奖，一届网络科普奖。

办了十几年奖后，到了2013年，瑞士有一家学术期刊的出版公司来找我，说希望能够赞助新语丝搞另外一个奖。网络文学奖和网络科普奖都是奖励作品的，他们想赞助一个奖来奖励个人，每年奖一个人，奖给什么样的人由新语丝来决定。我说那就奖一个在科普方面做得比较好的，他们愿意每年出1万美元作为奖金赞助新语丝。

2013年就颁发了第一届新语丝科学精神奖。第一届的得主是大家很熟悉的何祚庥院士，表彰他长期以来在揭露伪科学、反对特异功能方面做出的贡献。

第二届奖给北大的饶毅教授，是因为那个时候他在科普转基因。当时是2014年，崔永元已经闹得很凶了，而科学界敢于站出来直接反击崔永元的不多，饶毅是其中一个，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奖颁给饶毅了。不料颁奖后引起了一些麻烦：崔永元的粉丝太多了，开始攻击这个奖，去抹黑瑞士那家学术出版公司和它的出版人。其实很多都是谣言。但各种各样的谣言一出来，那家公司就有点顶不住了。2015年第三届的时候，他们就不想再赞助了。这时就有另外的人把这个赞助给接过去了，但是提了一个条件，就是不要透露他是谁。我觉得很可悲，本来是奖励具有科学精神的人的，但是却要冒风险。所以我一直说在中国做科普是有风险的，不仅有人身攻击的风险，还有人身威胁的风险，甚至有生命的风险。所以从第三届开始就换了另外一个赞助人，但是他要求保密，我们就不说赞助者是谁了。

第三届发给了黄大昉老师，也是表彰他科普转基因的。那段时间刚好是崔永元传播转基因的谣言、反转基因最凶的。

第四届给了纪小龙大夫。他今天刚好到外地去了，不然他也会来。大家也比较熟悉他，主要是奖励他在批评中医、做医学科普方面的贡献。

再接下去就是去年的获奖者申振钰老师。她跟何祚庥先生一样，主要是在揭露伪科学、揭露特异功能方面做出了贡献。

这一届我们决定奖给王大元先生。王老师以前也是做科研的。他是中国水稻研究所生物工程系的第一任系主任。他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已经在做植物的生物工程了，可以说是我国农业界、生物技术界的老前辈。那时候还没有转基因呢，还在细胞水平上弄来弄去的，他就已经在研究怎么样通过生物工程的方法改良水稻。当时他还从洛克菲勒基金会拿了一笔钱，每年20万美元，这在八十年代初的时候是很大一笔钱。他是中国第一个会找国外要一大笔科研经费的人，这很难的。他跟我说过当时怎么去要钱：他当时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看到了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找洛克菲勒基金会要钱的资金申请报告，就复印下来，拿到国内来改一改就去向洛克菲勒基金会申请了。当时国内的人都不知道怎么申请，格式都不知道的。王老师后来转行去搞药物研发，就不再做农业育种、生物工程这一块了。本来是研究植物的，后来变成研究人了，研究新药了。

我们这个奖不是奖励他在科学方面的贡献，奖的是科普方面、帮助公众理解科学方面的贡献。王老师退休以后，最近这几年主要的就是在做转基因方面的科普。转基因方面的科普我也做了很多，写了很多文章，但是跟王老师比起来，篇数可能还不如王老师。我查了一下，光是在基因农业网上面，他就发表过80多篇转基因方面的文章。我的文章总数可能比王老师要多，但是因为我涉及的面非常广，转基因方面的文章没有王老师多。他在转基因科普的工作量、花的精力可能比我还大。

回头来看，新语丝奖到现在总共六届，第二届奖给饶毅是关于转基因方面的，第三届奖给黄老师也是因为做转基因方面的科普，现在给王老师也是因为他在做转基因方面的科普。所以我们现在颁发了六届，有一半是发给转基因科普。我们这个奖还会一直往下颁发。我想，以后还是很有可能再颁发给转基因科普做得比较好的，也许比较年轻一点的。因为在目前，科普转基因是中国科普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科普可以有很多很多的领域，但是在现在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转基因的科普，这在中国目前来说尤其显得迫切，而且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在其他的国家很难见到转基因像在中国这样被妖魔化得这么厉害，而且不是短时间内能够改变的。转基因的问题本来是一个科学技术的问题，在中国却变成了一个社会问题，甚至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牵涉到社会的问题、政治的问题，那就不是短时间内能够改变的。如果只是单纯的科学问题、技术问题，那么科技界说了算；但涉及到社会问题、政治问题，那就不是科技界说了算的。科学家们说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可以吃，但是政府部门不让你上市，不让你吃，那就没办法了。

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而且还会越来越严峻。崔永元最近因为跟冯小刚、范冰冰掐架，涉及到明星的偷税漏税问题。这本来就像碰瓷的碰上了一个醉驾的，随便抓一个明星都有可能挖出偷税漏税来，却一下子成了崔永元的功劳了，变得形象特别高大。跟前几年相比，他的粉丝就增加了很多，他一下子成了什么“中国的良心”、“民族英雄”、“中国的脊梁”。形象变得高大以后，他继续把矛头对准转基因。他其实针对娱乐圈也就那么一段短时间，就捅了一下，可能自己觉得也许牵扯到的利益太多，所以马上又回头，主要还是在骂转基因、骂我。这个时候，因为他已经获得了一定的道德光环，站在了道德的高度，信他的人多了很多，他又时不时地做出很悲壮的样子。前几天我看到他发了一条，说现在是“最后的斗争”，转基因主粮明年就要批了，所以要做最后的斗争，把他的粉丝都煽动起来。其实我觉得它有点耸人听闻了。我不相信转基因主粮——他主要指张启发的转基因水稻——有可能在短期内会批的，这个不太可能的。按照农业部制定的“三步走”，转基因主粮是最后一步，都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崔永元故意说这种话，把粉丝的情绪调动起来。如果真正到了最后的斗争阶段倒是好办了，因为如果真正发生了最后的斗争，胜利肯定是属于我们的。但是我没有那么乐观，现在本没有到最后斗争的阶段。而且，做科普工作也不存在一个最后斗争的阶段。这不是两军对垒跟打仗一样，哪方打赢了这件事就一了百了的，没有那么简单的事。

做科普是一个长期的工作，是要逐渐地改变人们的看法，要扭转舆论的。现在转基因已经被妖魔化得特别厉害了，要把这个扭转过来是很难的，而且是要把各界人士的看法都给扭转过来：官员、记者、各界名人，这些人很难改变。人只要有了一定的名气，有了一定的地位，他的思维方式基本上是固定的，他的看法也基本上是固定的。你想去转变他，他还觉得很丢面子，一般是不会转的。所以需要一代人的时间。等这批人过去了，没有权力和影响力了，换一代人上来也许就好了。所以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实际上是在为下一代人干活，替他们铺路。既然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那么就需要有一个长期的思想准备，就需要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刚才王老师跟我说，他这一代已经过去了，要指望下一代了。我说，那我们颁发的这个奖就相当于终身成就奖了。其实，我觉得像王老师他们这一代人还没过去，只是退休了。退休了以后，更有时间做科普。退休就有这些好处：第一，时间多了；第二，你做科普，别人就很难说你是个既得利益者。如果你还在做科研，特别是搞农业研究，搞生物技术研究，就说你是因为自己办了什么公司，想来推广转基因、想要赚钱。王老师你根本就没有公司，对吧？所以你做转基因的科普，崔永元还不好骂你是为了推广转基因赚钱。当然，他只能造谣，可能说你拿孟山都的钱。可是他说过，我已经拿了孟山都一个亿了，应该不会再给你一个亿，孟山都没有那么多钱。所以退休了做科普，是有优势的。

当然了，我刚才说了，做科普是有风险的，包括遭受人身攻击的危险，所以我们现在颁发这个奖给你，实际上也是给了你一定的压力的。崔永元以前就时不时地骂过你，以后可能就会把你当成一个主要的敌人。黄大昉老师获奖以后就成了崔永元的一个目标，他提到黄老师的时候，前面会加一个定语，叫做“得过骗子方肘子颁奖”的黄大昉。以后再提到王老师的时候，肯定也会加上一个定语，“得过骗子方肘子颁奖”的王大元。王老师有这个心理准备吧？有？好，就把这个奖颁给你！

2018.12.1.

最近云南白药牙膏被发现加了一种能够凝血的化学药成分氨甲环酸，又叫做凝血酸，引起了一场风波。云南白药不是号称能止血的中药神药吗，怎么要添加凝血西药呢？在牙膏中添加凝血药物是不是妥当呢？对此，云南白药厂商回应说，在牙膏中添加氨甲环酸是国家标准允许的，也是国内外牙膏的普遍做法。为了证明这一点，《北京青年报》记者调查了北京市场上的牙膏，发现有六款标有护龈止血功能的牙膏注明含有氨甲环酸，看来在国内牙膏中的确不罕见。其中有一款是欧乐B牙龈专护牙膏，这是美国牌子，似乎是国际通用的做法了？

其实不是，这是中国特色的做法。美国市场上的欧乐B牙膏没有一款是添加了氨甲环酸的，那是专门针对中国市场的产品。事实上，美国市场上是没有号称具有止血功能的牙膏销售的，也没有任何牙膏会去添加氨甲环酸，因为氨甲环酸在美国是处方药，必须有医生才能买到，不可能被用在牙膏当中。氨甲环酸在美国牙科的用途，是在血友病患者需要拔牙或做口腔手术时，用它来防止大出血。氨甲环酸在美国临床上的其他应用，也都是用于防止大出血，而不是用于治疗牙龈出血。

云南白药厂商没有回答为什么在有了云南白药之后还要添加氨甲环酸的问题。答案很简单，他们自己也知道云南白药实际上是起不到止血作用的，所以要用西药的药效来凑。其实刷牙时因为牙龈炎引起的出血量都很少，很快就会自己止住，用不着止血药。用了云南白药药膏后发现血止住了，可能不过是错觉。所以要止血用不着氨甲环酸。使用含氨甲环酸的牙膏是不是能够防止牙龈出血呢？我没有找到有这方面的研究。

即使使用含氨甲环酸的牙膏能够防止牙龈出血，也不应该用。健康的牙龈是不应该在刷牙时出血的。刷牙时出血了，说明牙龈有病。最常见的是牙龈炎，还可能有是其他更严重的疾病，例如口腔癌或血液疾病。对于疾病，应该是找出病因对症治疗，例如如果是因为牙龈炎引起的出血，那就应该去看牙医治疗。如果通过含氨甲环酸的牙膏来防止出血，并没有真正把病治好，而是掩盖了病情，让疾病进一步恶化。

所以含凝血成分的牙膏是不应该用的。云南白药牙膏更不应该用，因为它还含有有毒成分。虽然云南白药号称是国家保密配方，具体成分保密，但有一个成分是公开的，那就是乌头碱，这是剧毒的中药成分，怎么敢往嘴里送呢？云南白药里头是不是还含有别的有毒成分，我们不知道，因为它的配方保密。

牙膏的主要作用就是清洁牙齿防止龋齿和牙龈炎，有的还具有美白和脱敏作用。不能指望通过牙膏来治病。所以不仅云南白药牙膏不能用，其他中药牙膏也不能用，它们不仅治不了病，反而增加了健康风险。

2018.10.27

大家还记不记得，去年12月，清华大学教授兼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发表演说，说西湖大学到2019年年底将超过美国洛克菲勒大学，五年后成为世界一流大学，15年后和加州理工学院媲美，成为世界最好的大学之一。不记得没关系，即使施一公本人不记得了也没关系，我会帮他记着。到现在快一年过去了，距离超过洛克菲勒大学只剩下一年，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只剩下四年，施一公采取了什么措施来保证实现这些目标呢？从公开的报道看，施一公的做法是派人到美国名牌大学拉华人科研人员、教师入伙，开出了很优厚的条件，其中一个条件是西湖大学的教师子女校方将帮助他们到美国留学。听上去很诱人，仔细一想，觉得怪怪的。如果西湖大学成了世界一流大学，乃至世界最好的大学，本校教师怎么还会稀罕让自己的子女去美国留学呢？难道不是应该保证他们的子女上西湖大学更有吸引力吗？可见，不管是去招聘的人，还是应聘的人，都没人真把施一公夸下的海口当真的。

最近我偶然见到西湖大学讲席教授崔维成科研团队招聘启事，才发现大家低估了施一公的本事，施一公要赶超世界名校有秘密武器。崔维成在成为西湖大学讲席教授之前，是“蛟龙号”潜水器的副总设计师，同时也是“佛学大师”。科研人员当然可以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有的科研人员信宗教信得很虔诚，虽然让人觉得奇怪，但也不稀奇。但是崔维成可不是普通信教的科研人员，而是横跨科技界和佛教界的著名“佛学大师”，经常以著名科学家的身份做弘扬佛教的演讲，在科学佛教界的地位大概仅次于原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

崔维成弘扬佛教有自己的两大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以“优秀共产党员”的身份，论证共产党员不仅可以信佛，而且应该信佛，只有信佛才能信共产主义，才能爱民如子，才有善恶观，才能做到不贪赃枉法。按他的观点，不信佛的共产党员一定会贪赃枉法，如此看来，共产党员应该团结在佛祖周围。西湖大学不是请崔维成去当党委书记的，对他的这番高论，我这里就不评价了。崔维成弘扬佛教的第二特点，是以“优秀科学家”的身份，宣布佛学超越了科学，而且佛教还可以指导科学，指引科学的发展方向。崔维成举了一个例子，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早在比他早一千年的佛经中已有论述，在佛教内部也不断有大师亲自验证，达到事事无碍、穿越时空的境界。因此崔维成认为，“佛学，比我学的科学还重要”，那么想必崔教授在西湖大学是会用更多的精力去钻研比科学还重要的佛学的。我看到崔教授的招聘启事说，要招人来研究广义概率论。我不知道概率论还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不知道这个广义概率论是不是就是在佛教指导下搞出来的？

施一公本人也相信人体特异功能，想必对崔维成的这些观点是非常认同的，不然也不会号称千里挑一看中崔维成，还让他当讲席教授。有“佛学大师”坐镇，有佛学的指导，有佛祖的保佑，还有什么事干不成呢？实在不行还可以请“佛学大师”穿越时空嘛。如此看来，佛学就是施一公要在四年内把西湖大学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秘密武器。

2018.11.14

以前我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了吃益生菌不一定能够起到特殊的保健作用（《“益生菌”能否益生？》，收入《科舟求健》）。市场上还有一类类似的保健品，叫做益生元，经常有人问我，吃它能不能“益生”。吃益生菌是想直接吃下对健康有益的细菌，让它们在人体肠道内繁殖，而吃益生元吃的是细菌的养料，是想用它们促进肠道内有益细菌的繁殖。所谓益生元，其实是可溶性膳食纤维。膳食纤维有两类，一类是没法在水里溶解的，叫不溶性纤维，例如纤维素，它们既没法被人体吸收，也没法被肠道细菌利用，吃下去又排出去，但是对健康有益，例如能够防止便秘。另一类膳食纤维是可以在水里溶解的，叫可溶性纤维，例如果聚糖，它们没法被人体吸收，但是能被肠道细菌利用，细菌通过发酵将它们变成短链脂肪酸。有些研究发现，吃可溶性纤维具有预防某些代谢疾病的作用，例如能够预防肥胖，所以被叫做益生元，做成保健品推销。

美国托莱多大学研究人员想要研究可溶性纤维是不是真的能够起到减肥的作用。他们用小鼠做实验，在小鼠的膳食中添加菊糖，这是目前很流行的一种可溶性纤维保健品，国内也叫做菊粉。做了6个月实验后，发现这些小鼠中有40%减肥了，但是出乎意料的是，这些成功减肥的小鼠同时也得了肝癌。如果改用不溶性纤维来喂小鼠，小鼠就不会得肝癌。前面提到，可溶性纤维和不溶性纤维的区别是前者能被肠道细菌发酵，后者不能。那么是不是因为肠道细菌发酵才让小鼠得癌症呢？研究人员进一步做了三个实验来验证这个想法。首先，他们先让小鼠服用抗生素，杀死了小鼠肠道里的细菌，然后再用菊糖喂小鼠，发现小鼠不会得肝癌了。其次，他们用全身无菌的小鼠来做实验，发现菊糖也不会让小鼠得肝癌。最后，他们在用菊糖喂小鼠的时候，同时也喂一种叫贝塔酸的物质。贝塔酸能够抑制细菌的发酵。同时吃菊糖和贝塔酸的小鼠也不会得肝癌。这就证明了，可溶性纤维之所以会导致肝癌，是由于肠道细菌发酵降解了可溶性纤维的结果。

小鼠的实验结果当然不一定能够推广到人身上。所以这还只能算是初步的研究。口服可溶性纤维会不会也让人得肝癌，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但是从可溶性纤维让小鼠致肝癌的机理看，它们很可能也能让人致肝癌，没有必要冒着得肝癌的风险去吃益生元保健品。很多日常食物中也含有可溶性纤维，没法避免也没有必要避免，因为它们的量一般不大，不至于对肠道菌群产生多大的影响。我们要避免的，是益生元保健品，它们中可溶性纤维含量高，能够对肠道菌群产生影响，也就有导致肝癌的风险。至于不溶性纤维，没有这方面的风险，可以放心食用。

2018.10.19

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宣布，他的团队制造出了一对基因编辑婴儿。这对双胞胎的一个基因用基因编辑技术做了修改，目的是让她们天生就具有抵抗艾滋病毒感染的能力。

消息传出后，国内外生物医学界舆论大哗。国内一批生物医学领域的专家联署一份声明抨击这一人体实验，理由是基因编辑技术具有不确定性，存在“脱靶”的风险——别的基因可能也会不知不觉地被修改。这个反对理由是技术性的。假如哪天基因编辑技术非常成熟，非常确定，不存在“脱靶”风险，是不是就可以制造基因编辑婴儿呢？

有一些生物医学专家认为还是不行，不管基因编辑技术如何成熟，他们也反对将其用于编辑受精卵的基因，理由是这会改变人类的基因库。三年前中山大学黄军就团队用基因编辑技术修改人类胚胎中地中海型贫血基因，就遭到了这些人的反对。

但是黄军就团队的实验和贺建奎团队的实验存在着根本的不同。地中海贫血基因是一种致病基因，携带该基因的人天生就会患有生命危险的贫血，在基因编辑技术成熟的条件下，修改胚胎中的致病基因，让人免受贫血的痛苦和生命危险，是无可厚非的。

贺建奎团队则不同，他们去修改的，是绝大多数人都有的一个具有重要生理功能基因的正常版本，让它失灵。这个基因叫ccr5，它制造一种叫CCR5的蛋白质，这种蛋白质在T细胞等多种细胞的表面上，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具有重要功能的。例如，T细胞表面的CCR5是趋化因子的受体，参与免疫反应。

不幸的是，CCR5也是艾滋病毒入侵T细胞的辅助受体。有一小部分人的ccr5基因有缺陷，导致其CCR5失去功能，艾滋病毒没法通过CCR5入侵T细胞，这些人天生就对艾滋病毒具有一定的抵抗力，所以贺建奎团队才想到通过基因编辑制造“艾滋病免疫婴儿”。

但是这样的人并不是完全能对艾滋病免疫，因为艾滋病毒除了通过CCR5，还能通过别的受体甚至不需要受体入侵T细胞，ccr5基因有缺陷的人只是对某些类型的艾滋病毒有抵抗力，不是对所有类型的艾滋病毒有抵抗力，如果因此掉以轻心，反而增加了被艾滋病毒感染的风险。

即使能对艾滋病毒完全免疫，也不值得去改变一个正常基因。和携带致病基因不同，具有正常的ccr5基因并不会让人就得艾滋病，被艾滋病毒感染是后天行为导致的，是可以避免的小概率事件，即使是被艾滋病毒感染的孕妇也可以通过母婴阻断技术生下健康婴儿。而且被艾滋病毒感染在现在已不是绝症，通过药物控制可以让感染者过上正常生活。

相反地，ccr5基因缺陷的人天生免疫功能不正常，虽然对艾滋病毒有一定抵抗力，但对某些病毒（例如西尼罗病毒、流感病毒）抵抗力则比较差，增加了流感死亡的风险。

所以贺建奎团队为了一种可以预防、可以控制的小概率感染，毫无必要地让一个正常基因失效，制造了天生就有免疫缺陷的婴儿，这种人体实验是极其不人道、反伦理的，可以视为是反人类罪，应该受到行政处分乃至刑事处罚。

中国已有相关的规章规范涉及人类胚胎的遗传学研究，各个研究机构也有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批人体实验研究，但是这些规章形同虚设，审批也只是一个形式，简单到只是两页没有做详细评估的表格。所以这种不人道的实验才能发生，甚至被当成重大科研成果宣传。已经发生的伤害没法逆转，如果能从这个事件吸取教训，加强人类胚胎研究的管理，切实做好医学伦理的审核，才能防止再发生类似的事件，不妨就从严肃查处这个事件开始。至于怎么规范医学伦理的审核，可以向发达国家学习，要求申请者提供详细的资料，做分析利弊得失的具体评估，审批机构必须具有一定资质（而不是什么野鸡机构都行），审批者也应该承担起责任，才不至于流于形式。

2018.11.27

（删节版登在《环球时报》2018.11.28）

11月6日是美国今年的大选日。美国总统四年选一次，上次是2016年选的，才过了两年，所以今年就没有轮到选总统，下次选总统要再过两年，今年的选举在中间，所以叫做中期选举。中期选举除了选地方官员、议员、公投当地一些议案，还要选联邦众议员和参议员。美国众议员两年选一次，这次就要全部重选，而参议员六年才选一次，这次就只有三分之一参议员轮到重选。

川普的名字并不在这次的选票上，但是川普说了，这次选举实际上是对他执政两年的信任投票，不停地去各地给共和党候选人站台，说看在他的份上，共和党一定会大获全胜。投票日那天，有机构派人在投票站对那些刚投过票的人做民意调查，发现的确大部分人（占三分之二）是冲着川普去投票的，为了支持他或者反对他。本来众议院和参议院都是共和党占多数，当天开票的结果，民主党夺过了众议院，成为众议院的多数党，共和党只保住了参议院。但是投票结果出来后，川普却在推特宣布自己大获全胜了。

为什么民主党夺过了众议院，川普还认为自己赢了，而且还是大赢，他没有说明理由。但是既然川普说了自己大获全胜，川粉们也就要跟着说共和党大获全胜。其中有一个以前在中国当记者的华人川粉曹长青，替川普辩解说：“共和党输了众议院，川普总统却推特说成功，因总统所属政党输掉众议院是美国常规，过去84年只有三次例外，这次只是共和党没创造奇迹而已。”没创造奇迹就叫成功，这种逻辑我们是不懂的。而且总统所属政党保住众议院并不是奇迹。此人说过去84年只有三次保住，这个完全就是造谣了。过去的84年美国总共举行了22次中期选举，总统所属政党保住众议院的并不是只有三次，而是有8次，分别是1934年、1938年、1942年罗斯福总统的民主党保住了众议院，1950年杜鲁门总统的民主党保住了众议院，1962年肯尼迪总统的民主党保住了众议院，1966年约翰逊总统的民主党保住了众议院，1978年卡特总统的民主党保住了众议院，2002年小布什的共和党保住了众议院。有人可能会说，22次中期选举，只有8次保住众议院，说明多数情况下还是会输掉众议院啊？其实剩下的14次中期选举，还有7次众议院本来就在反对党手里，执政党没有夺过来而已，无所谓保没保住。只有7次是总统输掉了众议院。所以历史地看，总统输掉众议院的概率比保住众议院的概率还低，川普把自己和中期选举绑在一起，却输掉了众议院，当然不能算成功，只能算失败。

点票到现在，民主党已经从共和党手中夺过了38个众议院席位，共得233席，共和党只有200席。还有纽约州的2个席位因为票数非常接近，还不能确定谁赢，但是其中有1个是民主党领先，所以民主党最终很可能从共和党手中夺过39个席位，共得234席。历史上的中期选举，在野党平均从执政党夺过29个众议院席位，这次民主党夺过的席位已经超过历史平均数10席，可以说是大赢。至于共和党保住参议院，而且还多出两个席位，这是意料中的，因为这回民主党运气不好，轮到重选的民主党参议员比共和党多得多，而且有好几个是在川普高票当选的州，失利几乎是必然的，能把内华达州、亚利桑那的参议员从共和党那里夺过来，减少了损失，是意外的惊喜。民主党本来就是参议院的少数党，再丢两个席位，影响并不大。

前面说了，除了联邦议员选举，这次的中期选举还要选地方官员，例如州长、众议员。这次民主党从共和党手中夺过了7个州长，夺过了6个州议院，夺过了至少350个州议员。这些对民主党来说也是很大的胜利，直接影响到未来的选举，因为2020年美国人口普查完了之后要重新划分选区，很多州的选区划分是由州议院和州长控制的，执政党能够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划区。民主党把州长、州议会夺过来，至少避免了被共和党做不公正划区。

别的总统丢了众议院，只是让他的执政变得困难，对他本人的前途没什么影响。但是川普就不同了。他现在一大堆丑闻，涉嫌跟俄国勾结，涉嫌妨碍司法，涉嫌给封口费，涉嫌腐败，等等。众议院有各个委员会，他们有调查权和传唤权。以前共和党控制着这些委员会，对川普的丑闻都不做调查，甚至还包庇，现在民主党控制了委员会，就可以发起对川普的调查，传唤他的文件，例如他的报税、生意情况，就没法再隐藏着了。接下来的两年，众议院肯定有好戏看。所以川普输掉了众议院，是很悲惨的一件事。

2018.1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