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的存档

爱因斯坦是不是差生?

2018年8月29日星期三

爱因斯坦是公认最聪明的人。但是一直有传说称,爱因斯坦小时候很笨,学习成绩不好,被学校劝退。这个传说大概能给差生提供心理安慰,或者还会被人用来作为抨击应试教育的证据:爱因斯坦学习成绩不好并不妨碍他成为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但是实情是不是真的如此呢?

 

不能怪人们会相信爱因斯坦小时候笨,因为爱因斯坦自己也这么说。爱因斯坦晚年曾经对他的传记作者说:“由于我学会说话相对比较晚,让我父母很担心,他们为此向医生咨询。”爱因斯坦显然不太可能能够记得自己还不会说话时候的事,这个说法应该是从他的父母或其他家人那里听来的。爱因斯坦的妹妹证实了他们家族的确有爱因斯坦说话晚的传说。但是爱因斯坦家族还有一个传说:在爱因斯坦两岁半时,他的妹妹出生,抱给他看,他以为是要给他一个玩具,问:“它的轮子在哪里?”两岁半就能问这么复杂的问题,可见他学会说话的时间并不晚。

 

这两种互相矛盾的说法说明家族的传说不一定可靠。当时的记载表明爱因斯坦的语言能力没有问题。在爱因斯坦两岁时,他的祖父母去看他,之后写信给亲戚报告爱因斯坦的情况,并没有提到他的认知有什么问题,反而说他会“异想天开”。显然,这时候爱因斯坦已经有一定的表达能力,否则他的祖父母怎么会知道他的异想天开呢?这时候爱因斯坦才两岁,已经能够表达他的异想天开,语言能力甚至可以说超过一般的小孩了。

 

爱因斯坦五岁时,父母给他请了家庭教师,但是爱因斯坦脾气不好,朝老师扔椅子,所以第二年父母就让他去小学上学,从二年级上起。爱因斯坦很讨厌德国学校独断专横、死记硬背的教学方式,但是他仍然能够取得好成绩。在第二学期收到爱因斯坦成绩单的第二天,他妈妈给他姨妈写信说:“昨天阿尔伯特收到了成绩单,他再次得了全班第一,他的成绩好极了。”这并不是当妈的吹嘘自己的儿子,因为他9岁时(1888年)就转学去上慕尼黑著名的路易波尔德高级中学,而这所学校入学竞争非常厉害,如果爱因斯坦小学成绩不好,是不可能被录取的。

 

爱因斯坦在路易波尔德高级中学的成绩单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不过,有证据表明他在该校的学习成绩非常好。1929年,爱因斯坦已经名扬天下,柏林有一本杂志报道说爱因斯坦是很差的差生(看来这个传说由来已久)。这篇报道让路易波尔德高级中学的校长维勒特纳很不满,给慕尼黑报纸写信说,他查过了爱因斯坦的成绩单,和柏林杂志说的相反,爱因斯坦的学习成绩好得很,他的希腊语、拉丁语和数学的分数不是1分就是2分(德国实行6分制,最高分1分,最低分6分),后来的数学分数一直是1分。

 

爱因斯坦不仅是个好学生,还是个天才儿童,这是从学习成绩看不出来的,而要看他课外的表现。在爱因斯坦10岁时,他认识了医学院学生麦克斯·塔尔梅。塔尔梅可算是爱因斯坦的辅导老师,但是他发现他很快就跟不上爱因斯坦的数学思路。塔尔梅送给爱因斯坦两本物理书,把他带进了物理奇妙世界。塔尔梅后来说,由于爱因斯坦极其聪慧,甚至能跟大学毕业生讨论他这个年纪的小孩难以理解的物理问题。爱因斯坦12岁时,用一个夏天就自学了代数和欧几里德几何,独立发现了勾股定理的证明,从此对数学着迷,开始自学微积分,在14岁时就掌握了微分和积分了。13岁时,爱因斯坦开始阅读康德哲学著作。康德著作非常晦涩难懂,爱因斯坦不仅读得津津有味,还声称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是他最喜欢的书,这也远远超出了同龄人的阅读理解能力,如塔尔梅说的:“他当时还只是个13岁的小孩,但是对一般人难以理解的康德著作,对他来说却清楚得很。”

 

爱因斯坦16岁时,他的才能引起了其父母的朋友、银行家格斯塔夫·梅厄的注意。梅厄给苏黎世瑞士联邦理工学院的校长写信,称赞爱因斯坦是个天才,建议让爱因斯坦参加入学考试,虽然爱因斯坦还没有高中毕业。校长回信说,他认为天才儿童还是应该先完成高中学业再上大学,不过如果爱因斯坦愿意的话,可以现在就参加入学考试。爱因斯坦在1895年10月参加了入学考试,可惜,没有考好,平均成绩不及格。这让某些人认为爱因斯坦是个连高考都考不好的差生。他们不知道的是,爱因斯坦是作为天才儿童比一般人提前两年去参加入学考试的,而且他没考好是有原因的:考试语言用的是法语,而爱因斯坦当时才学了半年法语,所以那些与语言关系密切的学科,包括语文、历史、植物学、动物学等,爱因斯坦都考不及格,但是和语言关系不大的数学和物理,他取得了优秀成绩,让主持考试的教授非常欣赏,甚至邀请爱因斯坦先去旁听他教的课程。

 

但是不管怎样,平均成绩不及格是不能录取的。理工学院的校长建议爱因斯坦先去上瑞士的阿劳中学,因为这所中学的毕业生都会被瑞士联邦理工学院自动录取,不用再参加入学考试。爱因斯坦听从校长的建议,转学去了阿劳中学,一年后顺利毕业,进入瑞士联邦理工学院学习。但是,要从中学毕业,需要通过毕业考试获得毕业证书才行。爱因斯坦在1896年9月参加了毕业考试,总共考了4天,分笔试和口试。爱因斯坦毕业考试的平均成绩是5分。瑞士也是实行6分制,不过和德国的6分制刚好相反,最高分是6分,最低分是1分。平均成绩5分相当于“良”,但是如果德国人看到这份成绩单,就会以为爱因斯坦成绩非常差,也许这是爱因斯坦是个差生的传说的另一个源头。当然,平均成绩5分算不上非常优秀,这主要是被法语拖了后腿。在阿劳中学的那一年,爱因斯坦还是没能学好法语,毕业考试法语只得了3分。但是他的代数、几何、画法几何、物理、历史全得了6分,化学得了5分。爱因斯坦的毕业考试成绩单现在还完整地保留着,全部学科的成绩如下:

 

德语:5

法语:3

英语:-

意大利语:5

历史:6

地理:4

代数:6

几何:6

画法几何:6

物理:6

化学:5

博物学:5

绘画:4

绘图:4

 

从这份成绩单看,爱因斯坦也许算不上全才,有的学科的成绩一般,但是他的数学和物理一如既往的优秀,远远超过了同龄人。除了天赋,这还和他的家庭背景有关。爱因斯坦的父亲和叔叔创建了一家电力公司,曾经在慕尼黑建电站,而且还生产各种电力设备,远销其他国家,甚至在美国获得了专利。所以爱因斯坦很小就在跟电和磁打交道,思考这方面的问题。爱因斯坦后来说,在他当学生的时候,麦克斯韦理论是让他最为着迷的——麦克斯韦理论正是关于电、磁、光的关系的。

 

所以爱因斯坦很早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长大以后要做什么。他参加瑞士联邦理工学院入学考试的时候,提交了一篇法语文章《我的未来计划》,里面有很多语法错误,但是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兴趣和志向:他想去联邦理工学院学习四年的物理和数学,目标是成为这方面的教师,“喜欢这些学科的理论部分”,因为他认为自己“擅长抽象和数学思维,缺乏想象力和动手能力”。

 

他是这么计划的,也是这么追求的。即使其间遇到挫折,也痴心不改。1900年大学毕业并获得教学文凭后,爱因斯坦用了两年时间想要找个教职,却没能成功,不得不去专利局当专利审核员。他在专利局的那几年算得上是爱因斯坦的人生低谷,但是他在专利局的工作也并非完全是浪费时间,因为他主要负责审核电子设备发明,推敲电子信号的传递以及电子与机械同步的问题,和他的研究兴趣还有点关系。更关键的是,他从没有放弃理论物理研究,终于在1905年连续发表4篇革命性的物理论文,解决了当时困扰物理学界的4个大问题(布朗运动、光电效应、狭义相对论和质能关系),被称为爱因斯坦的奇迹年。这时候爱因斯坦才26岁。而这些论文涉及的问题,有的在他小时候就已经开始思考了:他在16岁时写了第一篇科学论文,就是关于电磁和“以太”的。大器晚成的大科学家也许有,但爱因斯坦不是。他是天才儿童,而且青年得志。

 

2018.7.9.

 

(《科学世界》第8期)

 

 

新浪微博CEO王高飞如此传谣诽谤

2018年8月20日星期一

最近这几天,曾经自称“堂堂央视记者”、现在新京报当八卦视频新闻记者的王志安很亢奋,声称他参加了北京朝阳区法院“方舟子诈骗案”的审理,从法官那里搞到证据证明“彭剑和方舟子贪污公益捐款110万在北京买房”,晒了一张北京购房合同,说那就是买房的证据,说“房子现在每平米涨了五万,彭剑和方舟子黑钱赚大了”,还扬言要到美国起诉我诈骗,索赔500万美元呢。

 

我前一阵是收到过北京朝阳区法院的一张传票,不过那是通知我起诉崔永元损害名誉权的案子开庭(我本来是在海淀法院起诉的,崔永元提出管辖权异议,说他搬家了,转到了朝阳法院)。我没接到过“方舟子诈骗案”的传票,不知该案在哪个世界开的庭,大概是在王志安的“云技术”世界里吧。至于那张购房合同,我打开看了一眼,购房人署名是王XX、席XX(名字被王志安遮掉),时间是2014年,我的亲属中既没人姓王也没人姓席,怎么就成了我买房的证据了?我们能说那是王志安买房的证据吗?好歹你办一张“方XX、刘XX”的购房合同啊。何况2014年110万元人民币在北京能买什么房子?一个卫生间?王志安又有什么资格要来美国起诉我诈骗索赔500万美元?他把自己当成美国检察官还是诈骗受害人?

 

这当然不是王志安第一次造谣、诽谤我。三年来,他已经无数次造谣、诽谤我“诈骗公益捐款”、扬言很快就要把我送进监狱了,两年前还曾经求打赏要来美国起诉我。我也已在三年前在北京海淀法院起诉他损害名誉权,整整三年过去了,海淀法院至今拖着不判,听任王志安变本加厉地继续造谣、诽谤。一开始还有媒体报道王志安的谣言,我不得不写文章、接受采访加以澄清。后来再没有人会去报道王志安的谣言,我也就懒得再花时间理睬,最多是讽刺几句。

 

当然不管我怎么澄清,总是会有人热衷传播王志安的谣言的,比如崔永元,他就同样很亢奋地转发了王志安的新谣言,还加了评语说:“眼看方骗子起高楼、宴宾客、楼塌了……”这是崔永元第N次散布污蔑我的谣言,也是他第N次宣布我“倒”了、“塌”了,这不过是为我起诉他再增加新证据。所以崔永元散布污蔑我的谣言——不管谣言是多么拙劣——不奇怪,不散布才奇怪呢。

 

但是对王志安的谣言还有兴趣的网红不多了。除了崔永元,还有著名的自干五“平民王小石”,不仅转发王志安的谣言,还添油加醋地说:“方舟子贪污网友捐款安保基金用来买房的事实终于被法院坐实。利用他人善心敛财,简直就是畜生行径,应以诈骗罪追究刑责。否则谁还相信慈善?”在我宣布要起诉“平民王小石”之后,他悄悄删掉了这条微博,证明了自己所作所为才是真正的“畜生行径”。

 

值得注意的是,新浪微博CEO王高飞(网名“来去之间”)也转发了王志安的谣言,而且评论说:“基本都是@煮老师 的钱?”这意思是他不仅认同王志安造谣的我“贪污公益捐款110万在北京买房”,还怀疑用的是什么“煮老师”的钱。

 

王高飞这条微博,让我们明白了为什么多年来新浪微博上会充斥着针对我和我家人的种种谣言、诽谤,没有一天断过,因为这是新浪微博管理层纵容、鼓励的,巴不得新浪微博用户都起来把我打倒、搞臭,CEO本人还会亲自上阵。我以前起诉新浪微博上的诽谤言论时,有时会把新浪微博公司做为共同被告,但是新浪微博公司总是狡辩不知情,海淀法院也总是判决新浪微博公司不用承担责任。王高飞的这条微博证明了新浪微博公司不仅是对诽谤我的言论知情的,而且是纵容、鼓励、亲自参与的。为什么王志安敢于在新浪微博如此肆无忌惮地、长篇累牍地造谣诽谤我?因为他的背后有王高飞嘛。

 

在中国起诉新浪没有什么用。请熟悉美国法律的帮助分析分析,新浪微博CEO在自己的平台传谣、诽谤我,我能不能在美国起诉美国上市公司新浪有系统地败坏我的名誉?反正我没见过美国有哪家社交媒体的老总敢在自己的平台传谣、诽谤他人。哪个美国律师认为这个诉讼值得打的,请跟我联系。

 

最后,还是再声明一下吧:

 

一、我从来没有管理过任何捐款、资金。

 

二、2010年在肖传国雇凶之后由网友发起、管理的为保护我的人身安全设立的“安保资金”在2016年年初更换管理人时曾经做过内部审计,审计结果也发给我,我才首次看到“安保资金”的帐目,里面没有买房支出。从2010年到2016年年初安保资金共花掉了200多万元,还剩下近300万元,脑子还没坏掉的想一想,有没有可能有买房支出?

 

三、2014年前后我没有在北京买过房,也没有以别人的名义买过房。

 

    四、我个人从来不接受捐款,也从不求“打赏”。我没有、也不需要靠捐款生活。这是穷得只剩下金钱的人难以想像的。

 

2018.8.18.

 

袁隆平是不是杂交水稻之父?

2018年8月16日星期四

网上流传一篇文章,题目叫做《请暂时遗忘袁隆平,认识一下这些给我们米饭吃的人》。文章的主旨是否认袁隆平是“杂交水稻之父”。作者自称专业人士,摆出一大堆一般人没听说过的人名,还列出一大堆数据,显得很专业,很能迷惑人,一些科普爱好者也都在转这篇文章。但是这实际上是一篇不懂装懂、胡搅蛮缠的文章。它否定袁隆平是杂交水稻之父的理由主要有两条。一是列出一些中国研究水稻的专家,说这些人的贡献不比袁隆平低,甚至比袁隆平大。但是这些专家有些根本就不是研究杂交水稻的,而是研究常规水稻的。常规水稻虽然也用到了杂交育种技术,但是没有利用杂种优势,是经过很多代培育的自交品种,性状稳定,所以农民可以留种。而杂交水稻利用杂种优势,属于杂种一代,二代会发生性状分离,栽种的品种必须每次都制种,所以农民不可以留种。

 

这篇文章搞不清楚二者的区别,所以才把常规水稻专家和杂交水稻专家混在一起。例如它介绍黄耀祥,说“黄老爷子的贡献已经超过了袁隆平老爷子”、“那么把黄耀祥称为中国‘杂交水稻之父’是绝对应该的”。黄耀祥的贡献是不是超过了袁隆平且不说,问题是黄耀祥研究的根本不是杂交水稻,而是水稻矮化育种,属于常规水稻研究,即使贡献再大,也和杂交水稻无关,怎么能因此把“杂交水稻之父”的称号改授给他呢?还有些专家虽然是研究杂交水稻的,但都是在袁隆平之后才开始研究的,甚至是在袁隆平指导下研究的,贡献再大,同样也不能去跟袁隆平争杂交水稻之父的称号。

 

这篇文章否定袁隆平是杂交水稻之父的另一条理由是,去国家水稻数据中心查了一下,发现我们现在吃的水稻品种、包括杂交水稻品种,没有几个是袁隆平培育的,就认为袁隆平不能算杂交水稻之父。这条理由也是莫名其妙。且不说现在推广面积较大的杂交水稻品种有的还是袁隆平培育的(例如威优64),我们称一个人是某个领域之父,是表彰他对该领域的开拓之功,评价的是他的历史贡献,跟后来的成果是不是他做的根本就没有关系。例如普朗克被称为量子之父,是因为他首先提出量子概念,开创了量子物理研究领域,怎么能够以现在的量子物理研究成果不是他做出来的就否定他的贡献呢?可能有不少中国人不能理解这一点,才会同样莫名其妙地把研究量子纠缠的潘建伟叫做量子之父,不知潘建伟和普朗克之间都差了多少代人了,潘建伟最多只能说是量子孙子的孙子。

 

袁隆平被称为杂交水稻之父,是因为他在杂交水稻这个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是研究杂交水稻的第一人。不仅国内这么认为,国外也这么认为,所以袁隆平才在2004年先后获得农学领域的两个最高奖——以色列的沃尔夫农学奖和美国的世界粮食奖。由于诺贝尔奖没有农学奖,沃尔夫农学奖往往就被视为是农学领域的诺贝尔奖。

 

沃尔夫农学奖授予袁隆平的颁奖词是这么说的:“袁隆平教授是现代农业研究的科学巨人之一,对世界范围的粮食生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袁隆平教授研发出新策略显著提高水稻单产,利用细胞质雄性不育研发出杂交水稻。在他的领导下,来自众多研究所和大学的数以百计的水稻科学家在十年合作研究之后,水稻单产普遍增加20%,中国水稻产量增加50%。袁隆平教授进一步利用种间杂种优势开创‘超级杂交’。作为农业科学家,袁隆平的关注超出了中国粮食供应,延伸到世界饥饿的重大问题。他为了帮助提高世界粮食供应,与全世界科学家们分享他的知识、技术和育种材料。”

 

这个评价简单地介绍了袁隆平对杂交水稻研究的开创性贡献、对中国杂交水稻研究的领导作用和国际上的合作,有的用语比较主观,但是并没有抹杀中国众多水稻科学家的贡献。如果过度拔高袁隆平的地位,抹杀了众多水稻科学家的贡献,当然不妥;但是如果以众多水稻科学家的贡献来否定袁隆平的开创性贡献和领军作用,同样不妥。

 

袁隆平对杂交水稻的研究的贡献主要有这几个方面。第一,他于1964年在湖南省安江农校实习农场首次发现水稻雄性不育植株,在此基础上在1966年发表论文,提出通过进一步选育, 可从中获得雄性不育系、保持系及恢复系, 用作水稻杂种优势育种的材料。正是因为他的这篇论文,国家科委决定大力支持研究杂交水稻,于1967年成立由袁隆平领导的“水稻雄性不育科研小组”。没有袁隆平的这个发现和设想,中国在当时不会开展杂交水稻科研大协作。那篇贬低袁隆平的文章说袁隆平的这篇论文只是指明了方向,不是教程。这是对科研工作的无知。提出想法、指明方向,要比提供具体教程重要多了。研究生导师的主要作用就是提出想法、指明方向,而不是提供具体教程。第二,1970年袁隆平的助手在海南发现一株野生水稻花粉败育不育植株,袁隆平将它命名为“野败”,用它培育出可以实际用于育种的不育系。之前国内外都发现过水稻雄性不育植株,但是都不实用,包括袁隆平此前自己发现的水稻雄性不育植株,先后用了1000多个品种做了3000多个杂交组合,都没能成功。野败型不育系是第一个成功的不育系。袁隆平无偿和所有杂交水稻育种人员分享“野败”。杂交水稻不管什么品种,其不育系亲本绝大部分都是来源于“野败”。第三,袁隆平在1974年领导培育出第一个大面积种植的杂交水稻品种南优2号,虽然南优2号由于不抗病后来被淘汰,但是这个首创之功仍然属于袁隆平。

 

有人说李必湖才是杂交水稻之父,因为“野败”是李必湖发现的,当时袁隆平在北京查阅资料,和他没有关系。按这个理由,“野败”是海南崖县(即现在的三亚)南红农场技术员冯克珊带着李必湖在一处铁路桥边的水坑沼泽野生稻田中发现的,冯克珊岂不是更应该被称为杂交水稻之父?李必湖是袁隆平的学生,毕业后当袁隆平的助手,去海南找野生稻,是袁隆平带着他去的。没有袁隆平的指导,李必湖、冯克珊不可能去找野生稻,也就不可能发现“野败”。指导思路对了,换了别人也能发现。所以学术界的惯例,学生、助手做出的发现,首先要归功于做出指导的导师。

 

有人说江西萍乡市农业局的颜龙安才是杂交水稻之父,因为他比袁隆平还早一年培育出野败不育系。颜龙安对袁隆平也很不服气,曾经和袁隆平争过国家特等发明奖排名,认为袁隆平虽然最早研究杂交水稻,但是他比袁隆平做得好,应该排第一。实际上颜龙安的杂交水稻育种技术是从袁隆平那里学来的,是在1970年被萍乡市政府派去向袁隆平学习才知道了怎么培育杂交水稻的,而他用的“野败”育种材料也是袁隆平提供的。没有袁隆平的指导和提供材料,颜龙安不可能培育出不育系。当时各个省的农业技术人员都去跟袁隆平学习培育杂交水稻,也都把袁隆平提供的“野败”带回去培育,后来做出的成就有大有小,有的培育出的品种比袁隆平自己培育的还好、推广更多,这并不奇怪,因为育种的成功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不管怎样,他们都是在袁隆平的指导下,在袁隆平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做出的成果,真正做出开创性贡献的只有袁隆平,怎么好意思去跟袁隆平争杂交水稻之父的称号呢?

 

袁隆平很善于向媒体宣传自己,国内媒体对袁隆平也有神化的倾向。袁隆平对抗虫转基因水稻的质疑非常外行,对转基因技术的推广起到了阻碍作用。这些都让人反感。但是不管怎样,不应该否认他对杂交水稻的开创性贡献。他被称为杂交水稻之父,是当之无愧的。

 

2018.8.10.

 

 

我的两个世界

2018年8月13日星期一

(这是为《我的两个世界》再版写的序。这本书编好后拖了近一年,最终还是没能获得书号,没法出版,还是先把序发了。)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我是“打假”、做科普的,本书初版出版后,他们才发现原来我也写文史方面的文章。其实我写作文史文章的历史比“打假”、科普还要早。我在大学时代发表的都是文史作品,而1993年开始在网上张贴时,最早贴出来的,除了诗歌创作,还有读史札记。文史和科学向来就是我的写作世界的两个部分。现在虽然主要是写科普作品,但偶有感触,也会写写文史方面的随笔。所以在本书初版之后,又有了二十来篇文史新作。

 

二十七年来,我生活在两个世界里,在中美之间穿梭。本书初版时,我主要在中国生活,被很多人视为另类。当时计划回国定居,把在美国的中文藏书都卖掉了,英文藏书舍不得,装了三十多箱海运回去。之后接连发生的事件逼着我又一次“乘桴浮于海”,藏书也再度飘洋过海,这回多出了很多中文书。一个中国读书人在美国生活,当然也是另类。不管身处何处,总是以另类的眼光看生活的世界,感触也许因此显得特别。

 

我的老家东边是海,西边是山。我现在生活的地方同样依山傍海,只不过在大洋彼岸,反了过来,西边是海,东边是山。我喜欢大海,也喜欢高山。山和海,也是我的两个世界。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但乐水的未必是智者,乐山的未必是仁者。在现代社会,不懂科学成不了智者,没有道义成不了仁者。我给读者写得最多的一句话“脑中有科学,心中有道义”,也可以说是希望大家都能成为既懂科学又有道义的智者兼仁者,统一智与仁两个世界。

 

今年我五十岁了。子曰:“五十而知天命。”世上本无天命,也就无所谓知不知道。使命则是有的,那是自我的选择,自己当然知道。二十七年前,我第一次“乘桴浮于海”时,已知道自己的使命何在,现在当然更加清楚了。几经风雨,来回折腾,依然做着不抱希望的奋斗,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2017.1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