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博客

河北燕山大学有一个叫李子丰的老师声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推翻了爱因斯坦相对论，河北教育厅推荐这个“研究成果”评选河北科学技术奖，引起了很大关注。中国有很多人都号称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推翻了相对论，李子丰只是其中的一个。

这种人被叫做“民间科学家”，简称“民科”。其实这个说法是不妥的。既然有“民间科学家”，那么跟它相对应的是不是就有“官方科学家”？给人的印象是，科学研究只有受到了官方的认可，才是对的。这种看法是错的。科学研究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未必就是错的，得到了官方的认可未必就是对的。文革时官方组织过批判爱因斯坦相对论，也是号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推翻了爱因斯坦相对论，参与的都是正而八经的科学家，能说是民间科学家吗？李子丰在大学当教师，现在又获得了河北教育厅的推荐，也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官方的认可，是属于“官方科学家”，也不能说他是“民间科学家”。

那么应该怎么称呼这类人呢？我们先来看看他们有哪些共同特点。

第一个特点，这些人都号称自己做出了无比重大的科学发现，推翻了某一个学术界公认的重大的科学理论，例如他们最热衷于推翻爱因斯坦相对论或达尔文进化论；或者是解决了某一个到现在还没有解决的著名难题，比如有无数的人号称已经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他们要搞的是极其重大的科学研究，一般的科学研究他们还瞧不上。

第二个特点，这些人都没有受过他们要做的那项科学研究所需的必要的教育、训练，不是内行。像李子丰，他本行是石油专业，跟属于理论物理专业的相对论离得非常远，根本就不沾边。这些人偏偏认为自己有解决重大科学问题的能力，把自己当成了天才。而在专业人士或有一定的科学素质的人的眼中，他们是在做伪科学的研究，没法获得学术界的认可。

第三个特点，正由于他们没法获得学术界的认可，所以他们很热衷于在社会上推销自己。他们花在推销上的时间要比他们做研究的时间多得多。他们可能就花那么几天的时间，灵机一动就认为自己做出一个无比重大的科学发现，接下来就用几年、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推销自己的“发现”，孜孜不倦地就这么一直推销下去。以前他们喜欢到中国高校的门口去摆摊。现在有网络，更方便了，不用出门就可以整天在网上推销自己，在中国各个网络论坛往往可以看到这些人的身影。

所以，对他们更恰当的称呼应该是“伪科学妄想家”，妄想自己解决了一个无比重大的科学问题，其实搞的是伪科学，简称“科妄”。科妄不是中国的专利，其他国家也有。美国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出过一个悲剧。有一个科妄向美国物理学会投稿，要去参加美国物理年会，但是被美国物理学会的编辑拒稿。这个科妄拿枪去找那个编辑理论，没找到，把一个女秘书杀了。从那以后美国物理学会就改了规则，规定只要是美国物理学会的会员（美国物理学会是任何人交了会费就都能够加入的），投稿参加物理年会一概接受，不再拒稿了。但是，为了不干扰物理学家们的交流，每年的美国物理年会在最后一天搞一个专门让科妄介绍自己“成果”的分会场，被叫做“妄人分会场”，让他们自己去争辩。

虽然世界各国都有科妄，但是科妄在中国是最多的，影响也是最大的。我第一次遇到科妄是在中国科大读书的时候，我还是新生就碰到了。有一个外地来的工程师在科大摆摊，声称解决了13个科学难题，比如说推翻了万有引力理论，但是“受到了中国学术界的迫害”，听说科大是很自由的，要在这里宣传。学生会还真的让他做了一次讲座，实际上就是让学生跟他辩一辩，我也参加了。

我开始揭露中国的学术腐败、伪科学之后，经常看到中国媒体在炒作某一个科妄，就会写文章批评。这样我就成了中国科妄的头号敌人，说我在打压他们，甚至还说我制造了“科技打假三大冤案”。这“三大冤案”其实针对的都是科妄：一个号称发明了“全息生物学”，一个号称发明了“无偏二极管”，实际上就是一种永动机，还有一个号称“解决了所有的数学难题”。

几年前还发生了“引力波事件”。我参加过一期《非你莫属》节目的录制，他们找了一个下岗工人，自称“诺贝尔哥”，要得诺贝尔奖的。他说“发现了引力波”，受到了我的质疑。后来美国发现了引力波，获得了诺贝尔奖。有些人就把那期的节目翻出来，很多人骂我，说我打压了中国引力波的研究，让中国丢了一个诺贝尔奖。直到最近还有人把这事拿出来质问我。

我长时间以来一直就是中国科妄的头号敌人，但是也有一些科妄自作多情要来跟我拉关系，希望我替他们出头，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受到了中国学术界的打压，而我在揭露中国学术腐败，所以我应该帮他们。因此我时不时地会收到中国科妄的来稿，向我介绍他们的“研究成果”。包括李子丰，他研究“推翻相对论”已经很多年了，曾经有很多年，他会时不时地把他的论文寄给我，当然我都懒得看。这些人来跟我谬托知己，自作多情，有些人还希望我把他们的论文翻译成英文向国际社会介绍。有的说，如果因为我的介绍他们获得了诺贝尔奖，愿意跟我平分奖金。

中国的科妄为什么这么多呢？有这几方面的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历史的因素。中国历史上没有科学传统，科学是从从西方传进来的。中国历史上只有技术传统。中国人津津乐道的“四大发明”，其实都不是科学，而是属于技术。直到现在很多中国人还是分不清“科学”与“技术”，一说起来往往就是“科学技术”，合在一起说。技术和科学其实是很不一样的。技术的发明有时候通过经验的积累，甚至灵机一动，就能够做出来。但科学研究需要有专业基础。

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文化的因素。中国传统文化欣赏的是“全才”、“通才”，瞧不起专业人才。科学是最讲专业的，但是在很多人的心目中，科学家只是追求细枝末节的、类似于工匠的人。他们佩服的是那种全能的人，认为一个人只要掌握了普遍规律，“悟了道”，就会融会贯通，什么都懂了。特别是大领导、思想家、哲学家，他们站得高、看得远，可以指导科学家怎么做研究。李子丰也受到这种文化因素的影响，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推翻爱因斯坦相对论，不就是认为哲学比科学还要高一等吗？

还有一个因素是政治的因素。在大跃进时，特别是文革时，中国的专家是很受鄙视的，被当成“反动学术权威”打倒，认为他们在科学方面还不如“革命群众”。文革结束以后，号称科学的春天来了，发动“向科学进军”，人人都可以搞科学。这样又把科学研究变成了政治运动。当时还把陈景润作为一个典型树起来，吸引了很多人都想去当第二个陈景润。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号称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的人那么多的原因，直到现在，网上还有一大堆的人都号称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

还有一个因素是经济因素。跟文革时代不一样的是，现在中国强调的是“科技产业化”，要赚钱。那帮正而八经搞科研的人整天想着的都是要怎么样找课题，怎么样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推向市场，那帮搞伪科学的当然也想着要赚钱了。

还有一个因素是媒体的因素。中国的媒体很喜欢炒作科妄，喜欢报道他们的“科研成果”，把他们作为“热爱科学”“创新”的人才介绍。我前面提到的《非你莫属》的那期节目，也是找来一批科妄上节目来介绍他们的“成果”，嘉宾可以表示支持，也可以表示反对，但是实际上都是在帮助这些人做宣传。

最后一种因素是社会的因素，跟媒体的宣传有很大的关系。中国公众有科学素养的比例本来就很低，媒体一宣传，科妄就会得到很多人的支持，甚至得到一些名人的支持。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号称发现引力波的“诺贝尔哥”，当时就得到不少名人的支持，女演员姚晨、凤凰台的刘春、还有编剧孔二狗，都表示支持“诺贝尔哥”继续做研究，说是“支持科学理想”。

如果科妄没有造成什么社会影响，最好不要理睬他们，让他们自生自灭好了。科妄里头相当一部分是精神有问题的，特别偏执。对于精神有问题的人，最人道的做法是不要去刺激他们。去关注他们，不管是批评还是支持，都是在刺激他们，让他们病情越来越重。

但是，如果科妄得到政府的支持，获得了国家科研经费，被媒体炒起来了，就有了社会影响了，会造成社会危害，那么我们不关注不行，这个时候就要批他们，更重要的是要批那些支持、炒作他们的。像李子丰这件事，我们首先要批的是推荐他去评奖的河北教育厅，河北教育厅这么做是在鼓励、支持伪科学。

2021.6.23.录制

2021.9.20.整理

复星医药发布公告称要和德国BioNTech公司一起在中国建厂，在中国本土化生产信使RNA疫苗，复星医药公司答应出资不多于一亿美元。他们要生产的针对新冠病毒的信使RNA疫苗跟辉瑞的疫苗是同一个东西。辉瑞公司为了生产这一款信使RNA疫苗投资建厂花了十几亿美元，复星医药只花不到一亿美元也想建厂生产同款疫苗，这不是很可笑吗？

有一些人说了，这只是初步的投资，以后也许会增加投资，砸下去十几亿美元也说不定。其实，中国企业砸再多的钱也没有用，也生产不出来合格的信使RNA疫苗。中国的生物技术产业非常落后，连一些最简单的产品，像大学、研究所做分子生物学实验的简单试剂，都生产不好，质量靠不住，用它们来做实验出不来结果，搞不清楚是试剂的问题还是实验本身没做好，所以好一点的中国实验室都不敢用国产的试剂，要用国外进口的，主要是从美国进口。

最简单的分子生物技术的产品都不过关，更不用说信使RNA疫苗了，因为信使RNA疫苗是集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大成。生产信使RNA疫苗用到了很多步骤，主要的步骤包括：首先要把编码新冠病毒S蛋白的DNA弄到质粒里头去，用这个质粒来转染大肠杆菌，这样大肠杆菌就会生产、不断地扩增质粒，然后培养大肠杆菌，培养完了还要把质粒纯化，把质粒里那段编码S蛋白的DNA切下来，用这段DNA作为模板去转录信使RNA，纯化转录好的信使RNA，然后还要加进去脂质体，把信使RNA包起来变成一个纳米颗粒，这样才变成一个信使RNA的疫苗。

这些步骤都涉及到非常尖端的分子生物学技术，特别是后面的几个步骤是很难的，每一个步骤都要控制得非常好，对于工艺、品质控制的要求非常高。前面那些步骤比较简单，但是即使是最简单的那些步骤的产品中国都搞不好，还想搞后面那些更难的步骤的产品？

而且，还涉及到原材料的供应问题。生产信使RNA疫苗要用到200多种原材料，其中关键的一些原材料中国自己没法生产，都要进口，主要从美国进口。其中最重要的、最贵的、最受限制的一种材料叫做“牛痘病毒加帽酶”。转录出了信使RNA，如果直接把它弄到人体细胞里面，人体细胞就认为这是外来的，马上就把它消灭掉了。为了让人体细胞以为是我们人体本身的信使RNA，要给它加一个“帽子”，就要用到牛痘病毒加帽酶。全世界只有一家生物技术公司能够生产这种加帽酶，在加州圣地亚哥。这家公司生产的量很有限，基本上都被辉瑞、莫德纳公司拿去了。所以这是限制信使RNA产能的一个最重要的原料。中国即使建了厂，能搞到这个原料吗？

除了牛痘病毒加帽酶，还有别的原料中国也自己生产不了。比如说要把DNA转录成RNA，需要用到RNA聚合酶。这也是很关键的一个原材料，全世界能够生产RNA聚合酶的就那么几家公司，也全都在美国。最后把信使RNA包起来变成疫苗的那个特殊脂质体，全世界只有极少数的公司能够生产。这些原料中国都不会、不能自己生产，全部要依赖进口，在中国建厂有什么优势？

说到这儿我想起最近争论得很厉害的一件事，就是关于新冠疫苗的专利要不要豁免的问题。去年10月，南非、印度向WTO提出要求豁免新冠疫苗的专利，主要是印度想要自己生产信使RNA疫苗。中国、俄国当然支持，也想着能够自己生产。美国一开始反对，后来拜登政府支持。但是，美国的生物技术公司、药厂都反对。理由就是我刚才说的，即使把专利豁免了，别的国家也解决不了工艺、品质控制、原材料问题，放手让他们去搞是添乱，只是弄出了一些劣质的山寨产品，对疫情的控制反而会起到负作用。

美国生物技术在世界上可以说是一枝独秀，世界上上档次的生物技术公司都在美国，而且主要就集中在旧金山湾区、圣地亚哥、波士顿少数几个地方。美国生物技术产业为什么这么强大？因为它有50年来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和人才培养作为基础。

生物技术产业是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的。那个时候美国和欧洲都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但是欧洲的政客很害怕生物技术，觉得你们这些科学家搞DNA重组，重组来重组去是不是会搞出什么怪物？在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这段时间，欧洲对生物技术乃至整个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有很多的限制，欧洲搞分子生物学研究的人才往美国跑，跟美国的差距一下子就拉开了。俄国更不用说了，俄国由于受到李森科主义的影响，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俄国的生物学研究、生物技术总体上都不行，在世界上排不上号。

中国比俄国要好，主要原因是美国在替中国培养生物技术人才。中国搞生物技术搞得好的几乎全都是美国培养的，曾经在美国留学、当过访问学者，或是在美国已经功成名就又到中国办公司。所以中国搞生物技术的人才还是有的，至少比俄国、印度这些国家要好一些。但是，中国生物技术产业跟美国的差距还是非常大的，比芯片产业的差距要大多了。现在大家都在讲芯片的差距，可能很快就能够赶上。但是生物技术的差距要赶上是很难的，我估计有二、三十年的差距，像现在连最简单的分子生物学的试剂都搞不出来，美国二、三十年前已经搞得非常好了。

有一些中国研究人员、官员不承认这个差距，觉得中国现在厉害得不行，生物技术领域也跟美国差不多了。钟南山不是说了嘛，其实我们疫苗的技术是跟美国一样的，不比美国差。前一段时间中国媒体不停地抹黑信使RNA疫苗，但是现在大家都知道，信使RNA疫苗比中国搞的灭活疫苗好，疫情最终要过去还是要靠像信使RNA疫苗这种高效的疫苗才行。所以现在中国也一哄而上要搞自己的信使RNA疫苗了。钟南山本人号称也在研究信使RNA疫苗，虽然我敢说他对分子生物学是一窍不通的，他是个临床医生，哪里懂什么分子生物学、生物技术？“兽医院士”高福和其他的好几家中国公司也号称都在研究信使RNA疫苗。

如果中国自己搞出来了信使RNA疫苗你敢用吗？我是不敢用的。不是因为我瞧不起中国自己生产的产品。我在国内生活的时候，我女儿接种的疫苗能选的我都是选国产疫苗。国产疫苗是免费的，选进口的疫苗要高价买。主要还不是因为费用的考虑，而是我觉得国产疫苗跟进口疫苗不会有什么差别。小孩接种的那些疫苗都是灭活疫苗、减毒疫苗，都是比较古老的技术生产的疫苗，在这方面国产的和进口的不会有啥太大的差别。

只有乙肝疫苗，因为用到了DNA重组技术，算是有一些技术含量。但是，那是美国默克公司当年向中国提供了整套的工艺、生产设备，甚至还帮中国培训人员生产出来的，以保证在中国生产出来的乙肝疫苗跟在美国生产的在质量上都是一样的。所以，中国国产的乙肝疫苗我也敢用。默克公司只是象征性地收了700万美元。中国人应该感谢默克公司，不然中国的乙肝是控制不好的。信使RNA疫苗不一样。信使RNA疫苗比乙肝疫苗的生产工艺复杂多了，需要的品质控制严格多了。中国如果真的自己搞出来了什么信使RNA疫苗，我是不敢用的。

中国为什么要搞信使RNA疫苗呢？如果只是为了控制新冠疫情，更好的办法是进口信使RNA疫苗，而不是自己去搞。首先从时间上来说并不合算。自己搞信使RNA疫苗是要花时间的，最快也得花一年。就算很成功地搞出来吧，一年以后辉瑞、莫德纳公司的产能早就上去了，它们生产的信使RNA疫苗已经可以供应全世界了。其次从费用来说，自己生产也不合算。辉瑞的疫苗的定价策略是，如果是高收入的国家，那么一剂疫苗只收十几美元，也就是说相当于一份外卖的钱；如果是中等收入的国家给半价；如果是贫穷的国家，给一个成本价，那就非常便宜了。中国至少也应该拿半价吧？十来美元而已，比中国自己生产的疫苗便宜多了。

在中国生产没有优势。所有的材料都是要进口的，甚至包括仪器设备也都要进口。中国做分子生物学实验的仪器都是要进口的，用于生产的当然也要进口。人工也许有一些优势，因为工资比较低。但是生产成本是不会低的。最关键的还有疫苗的质量问题，如果中国自己搞的话是靠不住的。中国与其一哄而上自己搞什么信使RNA疫苗，还不如老老实实地从国外进口。

2021.5.10.

美国情报部门出了一份关于不明飞行物（UFO）的报告。为什么美国情报部门在这个时候突然研究起UFO来呢？那是因为去年年底美国通过新冠救济法案的时候，有一个共和党参议员往这个法案里塞了一条，认为UFO可能涉及到国家安全，值得认真地研究、对待，要求美国情报部门出一份关于UFO的报告。

现在公布的这份报告很短，只有9页纸。里面说，他们研究了从2004年以来144起关于UFO的报告，都是美国军方的飞行员报告的。他们可以很肯定地认为，其中有一个报告实际上看到的是一个泄气的气球。但是，剩下的143个报告没法肯定究竟看到的是什么东西。那是因为掌握的信息不够，缺乏证据，如果有足够的信息，他们认为可以分成这么几类：

一类是空中的杂物，某一个物体，比如说鸟或者气球被当成了UFO。一类是属于某种气象现象。一类可能是美国军方在试验什么飞行器。一类是某一个外国，比如说中国、俄国或其他国家，派了很先进的飞行器到美国做侦察。还有一类归为其他，意思是不知道是啥东西。他们甚至认为，有一些报告有可能根本就是飞行员的错觉，或者是感受器、相机出了啥问题了，也就是说是不存在的。

一说起UFO，一般的人马上想到的是“飞碟”、“外星人的飞行器”，但是，“飞碟”、“外星人的飞行器”在这个报告里提都没提。在他们看来那是不值得考虑的一种可能性，如果非要归类的话可能得归到“其他”那一类。但是，既然这个报告说144起里只有一起可以肯定知道是什么，剩下的没有证据能够说明是什么东西，那么那些相信飞碟的人就会说，不能排除UFO就是飞碟。但是，你同样没法排除神、鬼或者某一种未知的自然现象……你能够想到的任何可能性都没法排除。没有证据的时候，在逻辑上是没法排除任何可能性的，什么都是有可能的。

在科学上不是这样的。科学上，要相信存在某一种可能性，必须有一定的证据，至少有一些初步的证据，不能拿没有证据来当证据。你认为UFO是飞碟，必须要有一些证据。而且，存在飞碟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主张，对非常不寻常的主张要有非常不寻常的证据，也就是说，证据必须是非常确凿、没有争议的。

从逻辑的角度来看，UFO是外星人的飞行器这种可能性其实是经不起推敲的。首先我们要分清，“UFO是不是外星人的飞行器”和“宇宙中有没有外星人”，是两个问题。宇宙中有没有可能存在其他文明、智慧能生命？当然是可能的。因为宇宙太浩瀚了，星球那么多，各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只有在地球这么一个地方才会存在智能生命。地球没有那么特殊，如果认为只有地球才会有智能生命，人类未免太自恋了。我相信宇宙中应该有非常多的地外文明。

但是，存在地外文明，不等于说这些地外文明就会来访问地球。这种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几乎是不存在的。那也是因为宇宙太浩瀚了，星际旅行是极其困难的。即使有技术条件做星际旅行，一次就需要耗费非常多的能量。某一个外星文明频繁地访问地球，这种可能性极低，低到几乎没有。地球没有那么特殊，人家有什么理由要这么频繁地、耗费那么多的能量来访问地球呢？

退一步说吧，如果有某一个地外文明发现了我们不知道的物理原理或者技术，能够很频繁地访问地球，想到哪儿就到哪儿，那么他们的技术水平已经是高超到了我们人类无法想象的地步了，他们不想让你看到的话，你是绝对看不到的；他们想让你看到的话，就会堂堂正正地、光明正大地让你看到，因为知道你也不能把他们怎么样。怎么可能这么鬼鬼祟祟地、无意间被某一些人偷看到呢？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

大家再想一想，为什么天文学家、气象学家几乎没有人报告看到UFO？这些研究天文学、气象的人整天就盯着天空看，比一般的人花在观察天空的时间要多得多，他们应该更有机会看到UFO才对。为什么他们不会有这方面的报告呢？最大的可能就是，因为这些人有专业的知识，能够识别自然现象、人造飞行器，不会把它们当成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UFO。

一说起“飞碟”、“外星人”，最著名的是“罗斯韦尔事件”。传说在1947年7月，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罗斯韦尔，有外星人的飞碟坠毁，外星人尸体还被美国军方拿去做研究。有人看到了飞碟的残骸，还有人看到美国军方抬外星人的尸体，变成了一个很轰动的事件。一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也是因为美国有一个议员要求军方出一份关于这个事件的报告，他们就出了两份报告专门解释罗斯韦尔事件。他们说，当时有一个秘密的项目，发射高空气球去监控苏联做核试验，这些气球有的坠毁了，气球残骸被人误以为是外星人飞碟的残骸。当时还有一个试验高空跳伞的军事项目，拿一些假人从气球上往下扔，测一下它们摔了以后会造成什么样的损伤等等。这些假人长得有点像“外星人”，他们去回收这些假人的时候，被远远地在旁边看的路人看成是在抬外星人的尸体。那两份报告调查得非常详细，比较理性的人看了，应该知道解释得很清楚了。然而，这两份报告对公众其实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还是很多人相信罗斯韦尔事件，罗斯韦尔小镇在飞碟爱好者心目中仍然是一个圣地，那里同样存在着“外星人文化”，有外星人节日、外星人博物馆，是一个地方产业。

关于不明飞行物，美国军方早就做过研究了。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他们委托科学家做过调查，出了一份非常详细的报告，比现在拿出来的这份9页纸报告详细多了。当时已经把关于见到UFO的报告都仔细地研究、调查了一遍，结论是，里面并没有什么有价值的内容，当然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UFO是外星人的飞碟。但是，即使多年前已经有结论，还是有很多人相信UFO就是飞碟，并没有真的转变了公众的观念。现在美国情报部门再出这样一份简单的报告，也不太可能改变人们对UFO的看法。

那些相信UFO是飞碟的人相当一部分是阴谋论者。阴谋论在本质上就是认为政府在掩盖真相，存在着一个巨大无比的阴谋。政府部门拿出报告说没有证据，阴谋论者认为那是因为你把证据给销毁了，或者藏起来了。如果报告拿出证据来证明不存在这些事，阴谋论者会说，那些证据被窜改过了，是假的证据。所以，再怎么说也不可能去改变阴谋论者的看法。

而且，这些UFO的爱好者有相当一部分人非常偏执。我以前跟中国的UFO爱好者打过不少的交道，跟他们在电视上做过几次辩论，对他们有一定的了解。即使再怎么摆事实、讲道理，也不可能改变他们的看法、立场。UFO、外星人在一定程度上是他们的一种信仰，一种心理寄托。还有一些人之所以去宣扬UFO，是抱着商业动机的，想靠它来赚钱，更不可能去改变他们了。

那么，政府部门去研究UFO有什么用呢？第一，不可能改变人们对UFO的看法，不信的人早就不信，信的人还是会信；第二，也不可能发现什么新的自然现象，掌握新的科学知识。所以，做这种研究纯粹就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

2021.6.27.

上次我谈了要怎么样学英语，这个话题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兴趣，问了我一些问题，我就再来谈一谈这个话题。

我上次讲的学英语，指的是已经有一定的英语基础，至少有中国中学英语的基础，要在这基础上怎么保持、提高。有人问我，零基础的要怎么学英语？

零基础要学英语比较麻烦，因为必须系统地、从头开始学。以前只能是去上课，现在有比较方便的方法，可以上网课。也有很多学英语的软件，包括可以下载到手机里的app。像美国有一款免费的软件叫Duolingo，就是帮助学各种各样外语的，很适合于初学者。我不知道中国有没有类似的软件，我想应该有，有的可能是要收费的。我不了解中国这方面的市场，大家可以去探听一下，看哪一个口碑比较好可以去试一试。

有一些人说，现在已经有谷歌翻译，做得很好，没必要去学英语了，到时候靠机器翻译不就得了吗？还有人说，可以用谷歌翻译来帮助学英语，写中文让它翻译成英文，然后再改一改，是很不错的方法。

现在的机器翻译要比以前强多了，但是也没有到过关的程度，我不赞成依赖或者借助机器翻译来学英语。有不少不懂中文的人看我的推特，我想他们只能靠机器翻译。推特现在可以自动翻译，我发了推文后有时会试一下，结果发现，能够比较准确翻译的还是比较少的，大部分翻译都有问题，甚至会把意思搞反。所以，你是不能依赖机器翻译的。如果你对英语根本就不懂，它翻译错了，甚至意思翻反了也不知道，就比较麻烦。机器翻译最多就是一个辅助工具，而且很不可靠。

有人说，既然英语这么重要，我要坚持学，每天背10个单词，这样长期坚持下去就可以认识很多很多的英语单词。

背单词并不是一种很好的学习英语的方法。第一，背单词很枯燥，很难坚持下去，下再大的决心，过一阶段可能慢慢地就放弃了。第二，单词靠死记硬背是记不住的，过一段时间前面记的那些单词慢慢地也就忘了。第三，背单词脱离了语境，对单词的理解是不准确的。背单词是应付考试的一个办法，要考试了，平时积累不够，没办法，只好硬背一大堆单词。我以前考GRE也背过单词，有所谓GRE词汇，平时中级程度的阅读很少遇到，不背不行。应付了GRE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背过单词了。

认识单词应该靠阅读，读文章、读书时见到不认识的单词，去查字典来了解它的意思。因为是在阅读的时候遇到的，有上下文关系，容易理解单词的意思，也更容易把它记住。即使一次记不住，第二次、第三次再碰到，总会把它记住的。见得多了自然而然地也就记住了。这才是记单词的好方法，而不要去死记硬背。

还有人介绍他提高英语听力的经验，说是经常听托福听力资料，做听力习题，对听力的提高很快。

我也不认为这是学英语的好方法。跟背单词一样，这也是非常枯燥的，很难坚持。其次，那是应付考试用的，并不是在听活生生的、现实的英语。提高英语听力的更好办法，是看美剧、网上的视频，或者是听英语音频、广播，一方面让人觉得有趣味，另一方面听的是现实生活中的英语。

为了应付考试和为了使用的英语是不一样的。要看学英语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在英语考试中得高分，还是为了真正能够使用这门语言？如果学习的目的不一样，学习的方法也就不一样。能够应付考试，不等于掌握了这门语言。我以前托福和GRE的分数都非常高，GRE还是当年中国科大的最高分。但是刚到美国那段时间发现，考试考得再好也没用，听不懂，看文章、读报纸一堆的新词。所以，不要把应付考试当成是学语言的正常方法。

我再说一说上次提到的发音问题。我并不是说英语的发音不重要，如果能讲发音很标准的英语当然很好。我只是说，第一，不要花很多的精力在发音上面，不要过分地强调发音的重要性，因为对大部分人来说，是很难发很标准的英语的。如果不是从小在英美国家长大的，要说没有口音的英语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是那些自以为英语发音很标准、喜欢嘲笑其他中国人讲英语有口音的人，你让他讲英语其实也是有口音的，说不定口音还很重。

其次，我建议大家不要把发音作为一种负担，因为害怕有口音被人嘲笑，不敢去讲英语，或者讲的时候很犹豫，老是怕发音不准确，讲得结结巴巴。讲英语更重要的是讲得流利，有足够的词汇量，知道怎么样表达，能讲完整的句子，而不是只会背几个句子，就是说，要有真正的对话能力。能不能讲得很流畅是更重要的。美国人称赞一个外国人英语讲得好，是称赞他讲得流利，而不是称赞他发音很完美。发音标准和口语好、讲得流利是两回事。

我再说一下写。上次我说了，没必要太在乎拼写错误、语法错误。我不是说拼写和语法不重要，而是说一开始别太在乎，因此搞得不敢去写。这是从鼓励你写的角度来说的。我举了美国小学生的例子，有人说，那是美国公立学校的老师偷懒，懒得去改小学生当中的拼写错误、语法错误，私立学校就不会这样。美国私立学校我没接触过，不知道是怎样的，但美国公立学校也有很不错的，也有很负责任的老师，像我女儿的小学。而且，一个老师才教20多个学生，怎么可能懒得去改这些学生的作业呢？这个问题我曾经跟我女儿的老师探讨过，作文里语法错误、拼写错误很不少，为什么不给她改？要不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老师说，她以后阅读多了、写得多了，自然而然地也就好了。的确她后来也就好了。所以，一开始没必要太在乎这个问题。到一定的程度，当然也要注意语法、拼写。但是那是下一步的，第一步是鼓励写作，没必要因为担心语法问题、拼写问题而不敢动笔。

学语言最主要的是要有语言的环境。在中国没有听、说、写英语的环境，也难以自己营造出这样的环境，这三方面的能力要提高是很难的。听可能还好一点，经常看美剧什么的不就行了吗？实际上那跟日常生活当中的听还是有区别的。但是，读就不一样了，你是可以给自己营造一个读的环境的。现在比我学英语时候好多了，有了互联网，可以接触到大量的英文文献，只要你愿意，随时可以处于阅读英语的环境当中。所以，在英语的四方面能力当中，读是最容易提高的，最容易保持的，也是最有用的。

2021.3.13.录制，2021.8.30.整理

有很多人反对学英语，理由是，从小到大我们学了那么多年的英语，还是学得不怎么样，不如不学。这个理由是经不起推敲的。如果英语很重要，却没学好，那么应该是要想方设法尽量学好，而不是说干脆不学了，那不是因噎废食吗？

英语学不好原因很多，例如学习的目的和学习的方法都有问题。学英语有不同的目的，为了当翻译，为了以后搞科研，为了应付考试，为了跟外国人交流，为了阅读英语的材料增加对信息的掌握……根据不同的学习目的，相应地就有不同的学习要求，在英语的说、听、写、读这四方面就会有不同的侧重。

先说“说”。以前中国人学英语被说成是学的是哑巴英语，不会说，后来反过来了，变得特别地强调要会说。有各种各样的英语培训班，都是以“说纯正的英语”作为招牌，重金聘请外教，学员重金进这种培训班，为了能够向外教学习纯正的英国口音、美国口音。这就导致很多人认为，英语发音很标准，说明口语好；讲英语有口音，就说明英语口语不好，甚至认为英语不行，还怎么去跟外国人交流？

其实，“口音”和“口语”并不是一回事。发音只是口语中的一小部分，不能因为一个人讲英语有口音，就认为这个人英语口语不好，甚至说他英语不好。就像我说普通话，很多人也都抱怨说我普通话有口音，以前《南方周末》为了抹黑我干脆说我讲普通话人们听不大懂，但是能说我汉语口语不好吗？甚至说我汉语不好吗？显然不行。所以，不能把“口音”和“口语”混为一谈。

中国人之所以特别强调英语的发音，花了很多的精力试图让自己发出很标准的英语发音，我觉得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特别歧视那些讲话有口音的人，喜欢嘲笑他们。在国内歧视那些讲普通话有口音的人，到了国外又去歧视那些讲英语有口音的人，结果导致好多中国人因为怕暴露出自己说英语有口音被笑话，不敢讲英语了。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越是不敢讲越是不会讲。

美国人一般是不会嘲笑别人讲话有口音的，那被认为是很不礼貌的。而且，美国人认为，外国人讲英语有口音是很自然的事，不会因此就瞧不起你，就去笑话你。只要不影响交流，别人能够听得懂你在说什么，那么，讲英语有口音不是一件多么可怕或者可笑的事。

别人听不懂你讲英语，不是因为你有口音，而是因为别的问题。比如说，发音是乱的，不同的音分不清，那么就很容易让人听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或者把重音搞错了，别人也很难猜出你究竟是在说哪一个词。更关键的是，词汇量太少，表达也不行，这样讲出来的是“破碎英语”，别人当然就很难明白你在讲什么了。如果因为担心有口音，不会讲也不敢讲，那么就会导致越来越不会讲。所以，“说”最关键的就是要经常说。

但是，如果没有说英语的环境，不在国外生活，或者虽然在国外生活但是是在中国人的圈子里面混，没有说英语的机会，那么，发音再标准、记的单词再多、掌握的表达方法再多，真正碰到说的机会的时候就都紧张地用不上。没有说的环境，是很难提高说的能力的。但是，反过来，如果没有说的环境，说的能力也就用不上，那么也就没有必要花很大的精力在“说”上面了。

再说“听”。提高英语的听力要比提高说的能力容易多了，多听就可以了。多听要比多说更容易有机会，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要找到各种英语听力材料太容易了。我读书的时候就没这么幸运。我上大学本科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听力材料，只能是每天拿着一个短波收音机去收听美国之音，还是被干扰的，听上去很模糊。后来有磁带录音机，英语磁带很少，只是录一些托福考试的听力资料。

因为我在出国之前没有接触过多少英语听力材料，初到美国留学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听力的问题。上课的时候听不大懂老师在讲什么，甚至在日常的交流中有时候也听不明白对方在说什么。我听从了一个老生的建议，拿到第一笔奖学金马上就去买电视机，然后每天坚持看几个小时的电视，主要是看美国的情景喜剧，把字幕调出来。这样坚持看了几个月，听基本上就没问题了。

现在英语听力材料太容易找了，美剧、好莱坞的大片，网上还有各种美国视频节目、音频节目。看英语节目不要看中文的字幕。翻译有可能是非常糟糕的，即使翻译得很准确，看中文字幕对听力的提高也没有好处。看字幕要看英语的，对照英语字幕听，对听力很有帮助。

再来说“写”。在说、听、读、写中，写是最难的。我看过国内一些著名翻译家、英语教授写的英文文章，写得也不怎么样。其实这不奇怪，一般的美国人也写不好英文的文章，就像一般的中国人写不好中文的文章，是一个道理。所以，对于写大家没必要把标准定得太高。问题是，很多人即使学了一辈子的英语，不要说写英语文章了，连一个短信、一封简单的电子邮件都写不好，写的时候担心有拼写错误、用词不当、语法错误……越担心越写不出来。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写得太少。

怎么增加写英语的机会呢？我刚到美国留学时，有一段时间经常玩网游。那个时候的网游只有英文的，而且是文字的网游，所谓“泥巴”（MUD)。大家玩网游最主要的还不是玩，而是在那儿聊天。聊天有一个好处，大家不会在乎你的拼写错误或语法错误，讲究的是速度要快。这对英文的表达是一个很好的训练，想说什么敲出来，马上就发送出去，锻炼反应的能力。这样练一段时间，对提高英语的“写”很有好处，不是写作水平，而是简单的写，不要担心拼写或者是语法，只要能写出来，就很好。美国小学对小学生的拼写错误、语法错误也很不在乎，就是为了鼓励学生写。这跟中国是不一样的，中国小学对错别字看得非常严重，反而打击了学生写的积极性。现在也可以到网上去跟美国人、英国人聊天，比我们那个时候平台多多了。

最后说一说“读”。四种能力当中，我认为“读”是最重要的，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是大部分人学英语的最主要的目的和最主要的用处。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和外国人交流的机会，说、听、写有可能都用不上。但是，如果英语阅读能力非常强，那么就能够掌握很多英语信息，这些信息会是比较准确、全面的信息。

读的能力是最重要的，而读的能力也是最容易提高、最容易自学的。听、说、写也许还得去培训培训，读是用不着的，因为只要多读就可以了。每天都读英语的文章，特别是新闻的报道，就是一种很好的自我训练。我的英语阅读能力就是通过阅读《纽约时报》得来的。我刚到美国留学的时候，我们系的阅览室订有《纽约时报》，我每天都去读。我们生化的实验往往要等那么两三个小时，这个时候我就跑到阅览室看报纸，主要就是看《纽约时报》。而且我是什么都看，一份《纽约时报》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甚至包括里面的广告也看，主要就是为了扩大知识面，增加词汇量。

刚开始会有很多单词不认识，要经常查字典。查起来很麻烦，因为那个阅览室里面的字典是一本《韦氏大辞典》，找一个单词翻半天。现在查字典就很容易了，因为读的都是电子版的，电脑、手机里头都有字典，一点单词就出来解释，不会让阅读中断。生词很多，读的时候老是中断也是挺烦的。一开始可能生词比较多，像我那个时候读《纽约时报》一开始也经常要翻字典。随着阅读量的增加，积累下来，要查字典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到最后，我读《纽约时报》完全就不用查字典了，甚至能发现它里面的拼写错误、语法错误。

对一般的人来说，一开始就去阅读《纽约时报》可能门槛太高了一些。如果有中级的英语水平，首先可以阅读比《纽约时报》更浅显一点的新闻报道，例如美国电视新闻报道的文字稿，就比报纸的文章要简单多了，也比较短。第二步再去读《纽约时报》这样的报纸。第三步可以读杂志的文章，像《时代周刊》《纽约客》《大西洋月刊》《国家地理》。杂志文章篇幅比较长，写法比较文雅，读起来会困难一些。最后一步，要读英语的著作，小说或者非虚构的作品都可以。从学英语的角度来说，读非虚构的作品比读小说要好。读历史、文化、传记或是科普的著作，对提高阅读能力、扩大知识面，要比阅读小说好得多。

到后来养成习惯了，每天自然而然地都要看英语的新闻报道、英文书。所以，学英语其实也没有什么窍门，就是要坚持，持之以恒，每天都看，慢慢地积累，越看越多，最后英语就变成生活的一部分，再也离不开。

2021.3.11.录制，2021.8.29.整理

北京开“两会”有一个好处，就是能让大家欣赏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各种各样的奇谈怪论。例如，今年“两会”有一个政协委员建议，取消义务教育阶段英语作为必修课，把它改成选修课，高考也不要考英语了。

这个建议其实不新，以前也有人提出过。两年前有一个人大代表也是在开“两会”期间提出过类似的建议。后来让大家翻出来，那个人大代表自己就在办双语幼儿园和英语培训班，他提出那样的建议是不是有私心？是不是想让学生在学校学不到英语，都去校外上类似他办的那种英语培训班呢？

不只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要求减少甚至取消英语教学，有一些作家、普通的网民也都提出过类似的主张。其中有一部分是打着“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旗号的“爱国贼”。他们认为，花那么多时间要求大家都学英语，是崇洋媚外：我们是中国人，首先要学好语文，学好国学，干嘛去学英语？这种论调其实也不新，上一次文革时就流传过一个顺口溜：“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照当接班人。”

反对学英语的人未必都有什么私心或是打民族主义招牌的“爱国贼”，更多的人可能是觉得，学英语对大数人来说没什么用，不当翻译学英语干什么呢？一开始我提到的那个政协委员，他反对把英语设为必修课的理由就是，大学毕业生只有10%的人会用到英语，所以对大多数人来说，让他们从小就学英语是在浪费时间。

我不知道他这个数据是从哪来的，姑且同意他这个说法，只有10%的人大学毕业、工作了会用到英语，那么按他这个理由，我们也不应该要求在中小学学数理化了，因为工作了以后能够用到数理化的那一部分人肯定比要用到英语的人数少得多，对大部分人来说，的确是用不到那些从中学学来的数学的，会数数、算算四则运算就够了，高深点的数学，以及物理、化学都用不到的。崔永元连氯化钠是食盐都不知道，中学化学没学好也不影响他当著名主持人，化学对他来说一点用也没有。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的确数理化是没啥用的。但是，基础教育属于通才教育，并不是职业培训。我们并不知道以后中小学生会去干什么，我们只能是尽量地教给他们我们认为很有必要的、很有用的知识。我们不能从小就把学生的前途给定得死死的，认为他们长大以后肯定不会用到英语、数理化，所以就不教了，要学自己去自学吧。等到以后他们长大、工作了，万一需要用到英语、数理化，再重新学就很难了。古人都知道“书到用时方恨少”，现代的人却不知道，也许需要用到英语、数理化的时候才“恨少”呢？

英语是一种国际语言，也可以说是当今世界唯一的国际语言，所以学英语就显得特别重要。尤其是对于搞科研的人来说，是绝对离不开英语的。世界上所有上档次的学术期刊，全部都是英语的期刊。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办的，不只是英美这些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办的，其他国家办的科技期刊，好一点的都是英文期刊。以其他语言发表的论文，基本上其他国家的人都不会去看的。所以稍微上一点档次的论文也都是用英文发表的。如果要搞科研却不懂英语，看不懂英文论文，就没法及时了解到本领域的最新进展，还怎么做科研呢？也没法把自己的研究结果写成英文论文发到国际期刊上跟国际同行们交流。

不懂英语或者英语很不好，没法跟人交流，甚至连参加真正的国际学术会议都有问题。我一直在批的“赤脚医生院士”李兰娟，几个月前参加了一次肝方面的国际学术会议。因为是疫情期间，所以这个国际会议只能在网上开。轮到她做报告，她就嗑嗑巴巴地念英文PPT，因为国际会议只能使用英文。PPT有文字显示（大概是手下人替她写的），倒是不影响别人理解她的意思，但是她嗑嗑巴巴地念完了PPT以后，会议主持人问了她一个问题，她听不懂，假装断线跑掉了。这不仅很尴尬，而且很下作，就像跟人在网上下棋要输了，就假装断线跑掉了一样，相当于认输了。

有人也许会说，反正我数理化学得也不好，以后不会去做科研，英语对我来说是不是就没啥用，也就不用学英语了？也不是的。现在是全球化时代，中外交流越来越频繁，出国旅游、做外贸生意的人越来越多。因为英语是国际语言，在出国旅游、做外贸生意的时候，如果自己懂英语，不需要依赖翻译，就很方便。很多人正是等到自己年纪大了出国旅游，或者突然之间有了一个做外贸的机会，才很痛惜自己以前没有好好地学英语，英语不行。以前他哪会想到自己以后还有可能出国旅游、做外贸呢？这时候真的是觉得“书到用时方恨少”。全球化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我们的下一代跟外国的交流会越来越多，英语对他们的用处也就会越来越大。

你即使这辈子根本就没想到要出国、没想到要做外贸去跟外国人打交道、一辈子就待在中国，那么如果懂英语也是很有好处的。其中的一个好处是，能够让你的生活变得更丰富多彩、更有趣味。因为英语的国际影响力是任何别的语言都比不上的，所以就让英语文化变成了最强势的文化。全世界最有才的人都在用英语创作，最好听的歌、最好看的书、最好看的电影电视基本上都是英语的。

我小时候觉得很好听的一些中文歌曲，出国留学后才发现，原来那些歌曲的曲子都是从美国很多年前的流行音乐抄过去的。电影、电视也一样，你是觉得好莱坞的大片、美剧好看，还是中国在横店拍的那些电视、电影好看？这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懂英语，那么就能直接地欣赏到原作，而不需要等别人的翻译。更何况，别人的翻译质量未必是可靠的。实际上，中国的翻译，不管是书的翻译还是影视的翻译，都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如果不懂英语，被这些劣质的翻译误导了，自己都不知道。更何况，中国现在控制越来越严，包括在翻译这方面也控制得越来越严，最近“人人影视翻译组”的人都被抓、被重判了。以后想通过看翻译这条途径就越来越难了。但是，如果能直接看原作，那难度就小多了。

有一些人可能觉得，那无所谓，不看英文书、不看英文影视、不听英文歌曲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嘛。那你总要上网吧？总要看新闻吧？总要查资料吧？你如果懂英语，那么你掌握的信息就会更全面、更准确。英语是实际上的国际语言，世界各国的人都在用，这样就让英语的资料是最丰富、最全面的，没有哪一个语言能够比得上。你到网上去搜，那些最有价值的资料基本上都是英语的。就说医学资料吧，在百度搜中文的医学资料，你看到的大部分都是广告，说不定还是莆田系医院的广告，那你不就受骗上当了吗？即使是中国官方机构的网站提供的医学资料，也不一定是可靠的。但是，如果懂英语，你能够直接看英文的资料，那么就能够直接到国际权威机构网站去找到最可靠的资料。

不仅科学、医学方面的英语资料是最可靠的，关于中国历史、中国时事，英语方面的资料也是比较可靠的，至少它们让你能够了解另外一种说法。中国国内关于中国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以及中国当代时事，这些信息是严加管控的。所以，你只能听到一个声音。你如果会翻墙，就有机会去听另外一种声音做参考。但是你如果不懂英文，翻了墙还是只能看到中文资料，而墙外中文资料的可靠程度未必比墙内的要高，甚至有可能还更差。比如说，你看到的都是法轮功的那些中文材料，那不是更糟糕吗？刚出了虎口又跑进了狼窝。但是，你如果懂英文，那么就能够看到至少是相对比较客观、比较可靠的关于中国历史、中国政治、中国时事的资料。即使你不完全相信它们，至少知道了另外一种声音，能够跟你在国内听到的声音做比较，才能有一个比较靠谱的结论。

所以，懂英语不仅能够帮助你了解世界，还能够帮助你了解中国，相当于让你多了一双眼睛。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有很多人反对学英语的一个原因，就是怕大家会多出一双能够有助于明辨是非的慧眼。

2021.3.7.?录制，2021.8.29.整理

饶毅主办的网刊《知识分子》找了一批“专家”议论目前满世界肆虐的新冠病毒德尔塔变异，把它说得十分可怕，可怕之处在于传染性极强：

“在武汉最早出现疫情时，新冠病毒的R0是2.5，去年年底在英国最早出现并且迅速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的Alpha突变株R0是4-5，而现在的Delta是5-8，在经典的传染病中和水痘的R0类似。”（遗传学博士、知识分子专栏作者周叶斌）“Delta毒株最引人关注的特性是其超强的传染力，其R0值为5-9，在所有人类历史上出现的超强传播性疾病中，仅次于麻疹（R0为12-18）和水痘（R0约为8）。”（中国细胞生物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市免疫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斌）“Delta毒株的传播系数是6~8，跟水痘一样”（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生物医学学院教授金冬雁）“德尔塔突变株的R0，按照美国疾控中心最新的估计，已经提升到了5-9，和水痘的传播能力类似 。在人类世界主要的传染病中，德尔塔突变株的传播能力仅次于麻疹（R0可能高达15-18）。”（浙江大学教授王立铭）

这些“专家”异口同声，来源都是美国疾控中心，更确切地说，是被美国媒体泄漏出来的美国疾控中心一次内部讲座的ppt，里面有一张ppt提到德尔塔变异的传染性与水痘相似，并附了一张几种传染病的R0图做对比。但是美国疾控中心并没有具体说德尔塔变异的R0（基本传染数，即在没有干预的情况下一个人平均能传染多少人）是多少，这些“专家”口中的德尔塔变异的R0，是根据“和水痘的传播能力类似”和那张模糊的图自行脑补出来的，所以脑补的结果还不太一致。

说德尔塔变异与水痘的传染性相似，是很不专业的说法，因为水痘的传染性多高，R0是多少，有不同的估计。专业的说法应该是具体说明德尔塔变异的R0是多少，但是美国疾控中心对此并没有自己的研究。那是一个内部科普讲座，不是学术讲座，引用的都是别人的研究结果。德尔塔变异在英国传得比较早，英国在6月发布的《关于COVID-19共识声明》称，德尔塔变异的传染性比阿尔法变异高42%。而阿尔法变异的传染性比原始毒株高大约50%，这样德尔塔变异的传染性就是原始毒株的大约2倍。原始毒株的R0一般估计是2.5-3，所以德尔塔变异的R0大约是5-6。这是普遍接受的数据，事实上也是美国疾控中心采用的数据，这些“专家”如果细心点，就会注意到美国疾控中心那个内部讲座有一张ppt是德尔塔变异传播模型，取的R0就是5，可见美国疾控中心引用的就是英国的研究结果，而且取的是下限。

因为美国疾控中心做科普讲座的人随口一句“与水痘相似”，引来一阵恐慌，中国“专家”更是添油加醋，“在所有人类历史上出现的超强传播性疾病中，仅次于麻疹（R0为12-18）和水痘（R0约为8）。”“在人类世界主要的传染病中，德尔塔突变株的传播能力仅次于麻疹（R0可能高达15-18）。”这也是根据讲座ppt那张几种传染病的R0对比图浮想联翩，以为人类传染病就那么几种。实际上人类传染病传染性比德尔塔变异强的还有的是，除了麻疹和水痘，还有百日咳(R0=12-17)、腮腺炎(R0=10-12)、风疹(R0=6-7)。

周叶斌说：“疫苗怎么用，我个人认为我们先要考虑一下现在的疫情状况以及我们接种疫苗的目的。历史上的疫苗，最主要的作用还是防止疾病，能阻止感染当然很好，但在主次地位上是在一个次要的位置上。”

这也是无稽之谈。历史上的疫苗，绝大多数的作用主要是为了阻止感染。以前用的天花疫苗，现在还在用的麻疹、风疹、腮腺炎、脊髓灰质炎、水痘、乙肝、白喉疫苗哪一种不是为了阻止感染？疫苗接种强调要提高接种率以形成群体免疫，就是为了阻止感染。如果疫苗的主要作用不是阻止传染，天花怎么能被消灭？脊髓灰质炎怎么能接近消灭？麻疹这种传染性极强的传染病怎么会局部消灭？那些有效性差的疫苗，例如流感疫苗，没法形成群体免疫，才会强调即使被感染也能减轻症状，但这不是疫苗的常态。

就新冠感染而言，至少信使RNA疫苗已被证明了能非常有效地阻止感染。即使是对德尔塔变异，虽然信使RNA疫苗有效率可能降低，但仍然能有效预防感染。在美国疾控中心内部讲座ppt中，有一张就列着英国、加拿大、以色列关于信使RNA疫苗对预防德尔塔变异有症状感染的有效率分别为88%、87%、64%。美国现在传的基本上都是德尔塔变异，感染者主要是未接种或未完全接种者，根据感染率对比估计疫苗有效性在80%-90%。

德尔塔变异由于传染性较强，的确让新冠防疫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让某些通过疫苗接种已接近达成群体免疫的国家又面临着重大挑战，需要重新建立免疫屏障。但也没必要因此夸大其词搞得人心惶惶，尤其是顶着“专业”“专家”光环的，更应慎言，不要胡说。

2021.8.6

复旦大学著名历史学教授葛剑雄最近这段时间到处做演讲、上电视节目，讲我们应该怎么对待历史。

他演讲的内容主要有两方面。其一，他说，学术有自由，但是宣传有纪律，作为历史学者要服从高瞻远瞩的领导。做学术研究虽然是自由的，但是做出来的学术成果有政治问题，暂时不能发表，也要着眼于国家利益，要服从大局。

可见，葛剑雄理解的“学术自由”是，做了学术研究以后不把你抓起来，还给你一口饭吃，就算有自由了。如果做出来的成果被禁止发表，怎么能叫有学术自由呢？如果结果发表不了，还研究干什么？难道是做完以后藏起来，留到死后再发表吗？

其二，他说要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现在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很时髦，腾讯刚刚宣布要清理微信的言论，其中第一条就是“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言论”。那么什么是“历史虚无主义”呢？葛剑雄给它下了一个定义：凡是怀疑、否定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的、不利于处理政治和历史问题的历史观和所谓的历史真相，都属于历史虚无主义，都要反对。

但是葛剑雄又口口声声说，做历史研究首先要尊重事实。他有没有想过，如果历史事实是不利于共产党的政权合法性的，是不利于处理政治和历史问题的，那就变成历史虚无主义”了，是不是就不能尊重了？

葛剑雄在讲座中举了一个例子。苏联解体以后，以前共产国际的档案都被公开了。显然葛剑雄认为这些档案对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会构成挑战，所以他认为，这些档案的内容要禁止在网络上传播，因为它们是历史虚无主义。不管这些档案的内容是真是假，都不能传播，都成了历史虚无主义，这怎么能够叫做“尊重历史事实”呢？

葛剑雄的这些言论在网上引起了一番风波，有人去问他，他说：“我只是捅破了一层纸而已。”在现在的中国，历史就是为政治服务的，历史学家必须要听领导的话，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公开的，并没有被一层纸包着，不需要葛剑雄去捅破这层纸。葛剑雄的独特之处，或者说无耻之处，在于：第一，他支持这种做法，认为历史就要为政治服务，历史学家就要当政治家或者政客的奴才，或者说好听一点就是御用文人。第二，更恶劣的是，他要为这种做法提供合理性依据，要从理论上证明这么做是对的，是应该的，历史的功能就是这样的。他搬出孔子作为自己论证的依据，孔子用“春秋笔法”，“为尊者讳”、“为贤者讳”，说明历史就是政治，历史要维护当代政治，要维护当代政权的合法性。

他的这种证明方法是有问题的。孔子的那套做法，即使在中国古代的历史学家当中也不受推崇。中国古代推崇的是那些敢于秉笔直书的、有气节的历史学家，正如文天祥《正气歌》所说：“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这涉及到两个历史典故。

齐国当权的大臣崔杼把齐国国君齐庄公杀了，齐国的史官（太史）在史册里记载“崔杼弑其君”。崔杼把这个太史杀了。太史的弟弟继续在史册里这么写，崔杼也把他杀了。太史的第二个弟弟还是这么写，崔杼还是把他杀了。太史的第三个弟弟还是这么写，崔杼杀得手软，没有再杀下去。第三个弟弟从宫里出来，碰到另外一个史官，手里拿着一个木简（那时候还没有纸，是用木简来写字的），上面写着“崔杼弑其君”，等着崔杼把第三个弟弟也杀了他就顶替上去。所以叫“在齐太史简”。这些史官是不会为尊者讳的，当时齐国最大的尊者、地位最高的人就是崔杼，他们宁愿一个一个地被杀，也要把这件事直接写下来。

“在晋董狐笔”讲的是另外一个故事，也是春秋时候的故事。晋国的赵穿把晋灵公杀了，当时晋国主持朝政的赵盾没有去处理赵穿。晋国的史官董狐就写“赵盾弑其君”，把国君被杀的事怪到了赵盾身上。从现代历史学角度来看这么写是不对的，因为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但是至少说明董狐没有“为尊者讳”。当时晋国最大的尊者就是赵盾，董狐不仅没有为他避讳，反而把国君被杀的责任直接赖到他的头上。

这些典故说明，中国的史官推崇的是这种敢于秉笔直书、有气节、有骨气、连命都不要的人。退一步说，即使中国古代的史学传统是孔子的那一套，那么也不等于说我们现在也必须那样做。从来如此就对吗？不一定是对的。我们应该根据现代的历史观来写历史。作为一个现代历史学家，不能还把孔子当作是一个圣人，只要孔子说的话就不能违背，他几千年前说的那些话我们都还要照办。

葛剑雄的这一套逻辑，也很难经得起推敲。他认为历史要维护当代政权的合法性，但是，政权是变来变去的，改朝换代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寻常的一件事情。每一次改朝换代，以前的历史怎么办？对以前的那些历史学家怎么看待？现在的政权不是一直就有的，中国共产党政权是通过推翻国民党政权上台的。在民国时代，有左翼的历史学家，甚至有共产党的历史学家，他们肯定是怀疑、否定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的。那么，按照葛剑雄的观点，这些当时被认为是进步的历史学家，他们难道是在搞“历史虚无主义”吗？

葛剑雄的专业是历史地理，是历史学家谭其骧的学生。他搞的专业一般的人是不会去看的。他之所以在公众中出了名，是因为在20多年前出过一本书《统一与分裂》。这本书后来一直再版。这本书的主要观点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大部分的时间是处于分裂状态的，分裂才是中国的常态。按照中国官方的政治观点，这种历史观点是不对的，是不利于处理葛剑雄说的“政治与历史的问题”的，比如说，不利于处理台湾的问题。那么葛剑雄当时写这本书是不是也在宣扬“历史虚无主义”呢？他是不是要做一番自我批判，把这本书下架呢？

葛剑雄以前在公众中名声还不错，很多人认为他敢讲真话，是一个有风骨的学者。他现在这番言论传出来以后，有一些人还不相信，认为会不会是被断章取义了，是不是话里有话。当然不是。我以前跟葛剑雄打过一些交道，一起做过电视节目、演讲，还打过几次笔战，都是关于学术造假的。其中比较出名的一次笔战是关于朱学勤博士论文的抄袭问题的。朱学勤是从复旦大学拿的博士，时任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的葛剑雄包庇了朱学勤。我当时写过文章批评葛剑雄，葛剑雄有反驳，我又反驳，很热闹。我以前对葛剑雄的看法，认为他是名不符实的，并不是人们认为的是一名有风骨的、敢讲真话的学者，但是，他还是比较注意自己的公众形象的。现在像他这样已经完全不顾自己的形象，以真小人的面目出现来鼓吹历史学家就应该当领导的奴才，还是让我觉得有一些惊讶的。连这种以前还注意自己的公众形象的学者都已经赤裸裸地要当奴才了，更不要说那些一贯就不注意自己的形象的学者了。

作为历史学家，看问题应该有历史的眼光，不要太短视。作为历史学家，要知道，当代的政治再热闹也是转瞬即逝的。放在历史的过程当中，当代的政治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而已。现在的风云人物，比如说葛剑雄推崇的那些号称能够高瞻远瞩的领导，以后都会变成过眼云烟，可能在历史上根本就不会留下任何的痕迹。即便留下了，反而是骂名。甘愿去当领导的奴才，就不怕以后也跟着挨骂吗？

2021.6.13. 录制，2021.8.10.整理

有报道称，中国航天投资公司的董事长、党委书记张陶请两个院士吃饭，要他们推荐他当院士，院士们没答应，他恼羞成怒把这两个院士痛打了一顿。

我看到该报道的标题，以为是因评选中国科学院或工程院的院士引起的风波。看了内容才知道说的是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个科学院，怀疑是不是野鸡机构。国外有很多野鸡机构自称科学院，只要交了钱就可以成为它的成员，也就成了“院士”。所以我就查了一下，发现国际宇航科学院是冯·卡门在1960年创建的学术性机构。并不是交了钱就能够加入的，要由以前的成员推荐、评选，不算是野鸡机构。

不是野鸡机构不等于这种机构一定有含金量。很多国家有结社自由，任何人都可以成立科学院，每个领域都有一个、甚至多个科学院。这些科学院的含金量是参差不齐的。国际宇航科学院的含金究竟有多高呢？我们可以跟中国科学院、工程院做对比。中国科学院、工程院的院士含金量已经是非常低了，如果国外某一个科学院的含金量比中国科学院、工程院的含金量还要低，那就说明它没有什么含金量。

我查到2018年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简称“火箭院”）有一篇报道，里面说，我们火箭院不仅出了近30名两院（指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还有12名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数量比两院院士还少，是不是国际宇航科学院比两院还要高档呢？我把它列出来的这12个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挨个搜了一下，发现里面有一个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已经去世了，但是在他的简历里并没有提自己是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还有一个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还健在，他的履历里也没有提自己是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也就是说，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心目中，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是不值一提的，是他们获得的无数荣誉里一个没有含金量的头衔，所以在履历里根本就不提。剩下的那10个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都不是两院的院士，有的选过工程院院士没选上。他们的简历才把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当成一个重点推出的头衔。从这就可以看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的含金量是不如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的院士的。

这个没有什么含金量的院士头衔却引起斗殴，说明这个头衔在中国被认为是有含金量的，很受重视。除了火箭院，中国还有别的机构也在搞航天。我想知道中国究竟有多少个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到它的网站去查一查，发现上不去了，出来一个通知说“已经超过了资源限制”。似乎是因为斗殴事件，很多中国人都去它的网站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超过了流量限制，网站就停了。难道这个网站流量那么小，比平时多一些人去看，就把网站给搞宕掉了？我觉得更可能的是，他们发现国际宇航科学院突然在中国出了名，而且不是好名声，干脆先把网站关了。这种做法倒是让人觉得这个宇航科学院还是蛮野鸡的。

网站上不去了，我没法得到这个宇航科学院中国院士的详细名单，只能去找中文的报道。中国以前有一些关于这个科学院的新闻报道。从这些报道来看，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有1000多名，其中中国的院士有140名左右。也就是说，这个国际科学院的院士里头有10%居然是中国人。当然你可以说，这是因为中国现在是航天大国，所以被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的人数就特别多。我就挑了一些中国的院士去搜，发现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并不是航天领域的专业人士，有的做的是别的研究，只不过刚好有一个课题跟航天有关，就入选院士了。例如，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有一个研究员，本行研究的是水生生物，但是因为他曾经有一个课题是研究“太空生物学”的，跟宇航沾边，他就被选为院士了。还有的是搞心理研究的，可能曾经给宇航员做过心理辅导，也入选院士了。北京理工大学有一个法学教授，是研究国际法的，曾经发表过关于“空间法”的文章，因此也入选院士了。所以，这些院士虽然是做学术研究的，其实跟宇航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只是沾点边。

还有的院士根本就不是做学术研究的。例如杨利伟也是这个宇航科学院的院士，他是宇航员，不是做学术研究的。有很多跟航天有关的国企、私企的老总、院长、副院长、党委书记，也都是院士。这些人更不是搞学术研究的，而是做行政管理工作的。张陶也不是做学术研究的，他的简历里虽然自称是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但是是做行政管理工作的。只要跟航天沾点边的企业的老总都能给自己搞一个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的头衔，张陶显然觉得自己也可以。要当院士，按照规定需要由别的院士来推荐，所以他找到两个院士来推荐，没想到他们不干，就打起来了。

为什么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没什么含金量，在中国却很受重视，以致引起了打架斗殴呢？那是因为“院士”的头衔听上去很好听。对那些想当科学院院士、工程院院士没当成的人来说，有这么一个国际科学院院士的头衔，能够唬得住人，也可以被称为“院士”了。

国际宇航科学院在别的国家不被当回事，在中国很受重视，“院士”的头衔在中国有市场，他们当然也乐意配合。国际宇航科学院的官员、其他国家的院士到中国很受优待，可以免费吃喝玩乐，还可以赚钱。2010年国际宇航科学院在中国搞了一个研究中心。这是其唯一一个研究中心，其他国家都没有的，就中国有，就是因为它在中国有市场。而且它现在还准备在中国搞一个创新研究院，号称是要为太空技术产业化提供一个平台。这不就是想要赚钱吗？所以一拍即合，它很配合中国的业界人士、企业老总，他们想当院士就给一个院士头衔。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国际宇航科学院的院士越来越多的一个原因。

我上面说了，由于很多国家有结社自由，其他的领域也都有类似于国际宇航科学院这样的组织，它们的名称有的也叫“科学院”。这样的组织非常多，特别是在医学领域这种科学院更多。只不过，中国的航天领域出人才，他们发现这么一条让自己有一个院士头衔的途径，在航天领域首先放了一颗院士卫星，给自己弄了这么多的“国际院士”。有这些航天的“院士”带头，其他领域当然也可以跟着学，也可以到自己领域的国际科学院弄一个院士的头衔当当。我估计很快其他领域也会纷纷地出现国际科学院的“院士”。到时候，中国的院士、而且还是国际的院士就满大街都是了。

国外的科学院的成员就叫“会员”（member），并不叫“院士”。像美国国家科学院，含金量比中国科学院高多了，它的成员就没有“院士”这么一个头衔。美国科学院院士在美国只是被叫做“教授”、“博士”，没有人称为“院士”，因为美国没有“院士”这么一个称呼。但是，中国把所有的科学院的成员全部都叫做“院士”，这样就乱了。我认为，只有国家科学院、国家工程院的成员可以称为院士，其他级别的科学院的成员最好还是不要把他们叫做院士。不然的话很容易引起混淆。就像我一开始说的，我看到报道说“两个院士挨打”，我还以为是科学院或者是工程院的院士挨打，没想到是从没听说过的国际宇航科学院的成员挨的打。

但是，我这个建议是没用的。中国这些专家、高管、教授之所以热衷于加入国外的科学院，就是为了那个院士的头衔。所以，他们还是要自称院士的。而且，这样的院士会越来越多，到最后就是：院士满地走，教授不如狗。

2021.7.4.录制，2021.8.12.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