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博客

（2017年9月13日11:00-12:30今日头条）

@亚凯林：#方舟子微访谈#方老师，既然市面上大多数普洱茶都含霉菌，有什么处理办法吗？是不是必须把含霉菌的普洱茶都要销毁掉？

方舟子：普洱茶如果污染了有毒霉菌，是去除不掉的。你可以把它卖给那些替普洱茶洗白的院士、教授、“科普专家”、记者，或者卖给方黑。

@蓝冰天雪：#方舟子微访谈#工程院院士陈君石拿数据说：正常条件下生产的普洱茶中，是不会产生黄曲霉毒素的。可能造成的肝癌风险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不能因为普洱茶可能被黄曲霉毒素污染，就说“普洱茶不能喝了”，这个结论是不成立的。因为不少食品都可能含有致癌物，难道熏肉、烤鸭都不能吃了，酒也不能喝了吗？如果只要有一点风险就取消一类食品，那么最后我们就没有食品可以吃了。——这个论断，方老师怎么看？

方舟子：陈院士说普洱茶在正常情况下不会污染黄曲霉素是无稽之谈，理论上不成立，实际检测也发现不管是生普熟普湿仓干仓，普洱茶都普遍含有黄曲霉素，有的含量高得吓人。我从来就没说过某类食品含有致癌物就要取消，我文章中说得很清楚：“含有致癌物的食品不一定就一点都不能碰，只不过需要了解其风险，在美味和健康之间做出权衡。”何况有些含致癌物的食品有别的好处，比如少量喝酒能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红肉富含某些营养素。对那些对健康没有好处的，或有更安全的替代品的，尽量少碰。普洱茶就属于这一类，因为它即使含有对人体健康有益的物质的话，其他茶叶品种完全可以取代它。

@段勇宾：#方舟子微访谈#你说普洱茶生产环节会产生黄曲霉素而致癌，那到底具体是哪个生产工艺环节产生呢？

方舟子：在食品发酵过程中，既不严格控制发酵条件，也不接种有益菌群让其大量繁殖抑制有害菌群，靠“天然”发酵，必然容易污染有害真菌。茶叶是很好的微生物培养基，更容易污染。不仅是普洱茶，任何后发酵茶（所谓“黑茶”）都存在同样的问题。

@用户67577115：#方舟子微访谈#没听说普洱茶协会和你辨论，我知道老罗要和你辨论，你答应了吗。

方舟子：普洱茶协会要跟我辩论，我答应了他们又不干，是中间人传达的。罗永浩要跟我辩论，有四个平台联系我，我答应了，他们去联系罗永浩，他却装作没这回事了。

@玫瑰玫瑰红的要命：#方舟子微访谈#央视的这个报道你怎么看？[今日-青岛]方舟子：普洱茶易污染强致癌物黄曲霉素

方舟子：这个报道明显是为普洱茶商洗白、站台的。“专家”说只有湿仓普洱茶才会有黄曲霉素，干仓不会，这是无稽之谈。湿仓是人为做旧、加速发酵、陈化过程，既然湿仓会有黄曲霉素，干仓储存时间久了同样也会。实际检测结果，不管湿仓干仓，不管生普熟普，全都查出黄曲霉素。

@魅阁服饰搭配：#方舟子微访谈#既然有这种质疑，交给实验室研究化验不就能得出结论了吗？感觉这种事都是不懂的人纷纷站队争吵撕咬。甚至怀疑、攻击提出质疑者的动机。毫无意义

方舟子：已经有多家实验室查出普洱茶普遍含有真菌毒素特别是黄曲霉素。除了我在文章中引用的两篇国内期刊论文，我还查到两篇国际期刊论文，一篇是云南农业大学副校长徐昆龙实验室抽查了云南15家茶厂的生普和熟普各15份样品，用酶连法全都查出黄曲霉素，用HPLC法绝大部分查出黄曲霉素；一篇是中国农科院油料所抽查市场上几种食品，其中普洱茶样品共5份，用HPLC法全都查出黄曲霉素，最高达59ng/g，高得吓人。

@obthinsacter：#方舟子微访谈#说发酵后的东西都含致癌物亚硝胺，不知道酱油中含亚硝胺吗？谢谢

方舟子：酱油在发酵过程中也会产生亚硝胺。酱油还能被黄曲霉素污染。按陈君石院士、洪广玉记者的逻辑，酱油里那点黄曲霉素不会致癌，比普洱茶更无所谓，应该取消调味品检测黄曲霉素的国家标准。

@辣椒酱要飞啦：#方舟子微访谈#方老师好，喝茶是不是先倒点开水洗一下倒掉再开始泡呢，这样能减少农药残留吗

方舟子：喝茶前先“洗茶”是不可能洗掉农残和真菌毒素的，只是一种习惯和提供心理安慰。

@洪东波：#方舟子微访谈#方博士，茶届泰斗陈宗懋院士刚刚发文反驳喝普洱致癌说法，还专门点名回复“某先生”的质疑。

他说，判断的关键应该是饮茶时有多少黄曲霉毒素进入人体，从科学上来讲是摄入量多少。因为饮茶和吃食品不同，人们在消费稻米、蔬菜、肉、鱼、蛋、水果时，这些食品都从口进入人体，因此这些食品中如果有污染物时便可能随着食品也同时摄入体内， 但饮茶时人们只喝茶汤，而茶叶并不摄入体内。因此人体通过饮茶摄入的黄曲霉毒素的量，需考虑下列3个因素：1.茶叶中的黄曲霉毒素B1的残留量；2.黄曲霉毒素在水中的溶解度；3.消费者的饮茶量。等等三部分解释，对此你怎么回复？？？

方舟子：我在文章中批评的那个茶叶院士就是指这个陈宗懋院士。茶叶饮用安全问题上是不能听茶叶院士的，利益决定的。他为普洱茶做的狡辩，我在文章中都已做过驳斥。例如我文中引用了一个因喝普洱茶摄入黄曲霉素导致急性肝损伤的病例，就说明了普洱茶中的黄曲霉素是可以进入茶汤被人体摄入造成伤害的。连急性伤害都能造成，更不要说慢性伤害了。

@路人甲1459213：#方舟子微访谈#我们喝新做出来的生普洱茶会致癌吗？ 或者生普洱茶做出来在什么条件下 多长时间会产生黄曲霉素你调查过吗？ 做过实验吗？

方舟子：根据云南农大副校长徐昆龙实验室的抽查结果，茶厂里的生普也都能检测出黄曲霉素。理论上，存放的时间越长，受黄曲霉素污染的可能性越高、越严重。

@704505202：#方舟子微访谈#方老师，看到你的帖子谈到云南普洱茶协，翻到他们副会长 包忠华发的微头条，你怎么回复——————他说：方舟子醉翁之意不在酒，表面是炮轰、抹黑普洱茶，实际目的是枺黑中国茶。见了吧！云南、四川、广西、湖北、湖南、安徽全国主要产茶省七成未能幸免，还有贵州、浙江、福建三个较大的产茶省被他手下留情。不过手下留情只是时间问题，但我想福建可以不必太担心，哪里毕竟是方大师的出生胞衣之地，总得网开一面吧！

方舟子：这个普洱茶协会副会长是自己惯于为商业利益站台，就以为别人也都和他一样吧。我只是说这些省产的后发酵茶（所谓黑茶）都容易污染真菌毒素，并没有批他们产的绿茶、红茶，他们产的滇红、祁红、六安瓜片等等我都认为是好茶，怎么能说我是在反对除了福建以外的所有中国茶呢？

@其实生活有点假：#方舟子微访谈#茶叶陈院士说，我国并没有制订和颁布茶叶中黄曲霉毒素的允许残留标准。请问方先生，这个标准有可能制定吗，有多大必要？

方舟子：为消费者健康着想，制定茶叶中黄曲霉素和其他真菌毒素的检测标准当然是很有必要的。但是一旦茶叶开始检测黄曲霉素，普洱茶等后发酵茶大都得下架，所以为了保护茶商利益是不能有这个标准的。中国出口茶叶是要求检测黄曲霉素的，国内自己喝的就没要求了，反正中国人命在这些院士眼里不如外国人值钱，对吧？

@magadan：#方舟子微访谈#方老师 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致癌物没有安全值或者没有剂量一说？看到几个院士都还在谈黄曲霉素剂量的问题。

方舟子：致癌物没有安全剂量，因为理论上只要一两个致癌物分子就可能引起致癌的基因突变，并不是说要达到一定量才会引起突变，只不过剂量越大风险越高。这是癌症生物学常识，希望这些院士、教授去回炉学学教科书，例如李云主编《食品安全与毒理学基础》第236页：“WHO等权威机构规定，对于经流行病学确认的已知致癌物，在制定食品中最大容许量标准时不必考虑最大无作用剂量，而是容许量越小越安全，最好为零含量。”

@薰衣草207767337：#方舟子微访谈#方老师，请问1.红茶这类半发酵茶为何可以喝，是因为发酵时间短，还有增加高温这个工艺吗？2.市场上买的密封包装的红茶有的看不出生产日期，如果室温避光储存保质期一般是多久？3.绿茶，红茶买来放在冰箱负20度冷冻应该可以延长保质期吧。谢谢

方舟子：红茶虽然俗称“发酵茶”，其实是不经过微生物发酵的，而是由茶叶本身就有的氧化酶氧化，是氧化茶。如果红茶发酵了，就是变质不能喝了。红茶、绿茶、乌龙茶储存时间长了都不能喝，密封、抽真空、低温保存可以延长保质期。如果觉得有异味特别是有霉味，不要喝。

@hczsh6050：#方舟子微访谈#记得之前教授周红杰的团队通过模拟发酵实验，发现在普洱茶的发酵过程中，虽然初期黄曲霉能在茶样中生长繁殖，但在后期黄曲霉的生长明显受到抑制，发酵终止时，不产黄曲霉毒素。 想知道后期黄曲霉有得到抑制吗?如果没有它的生长条件到底是怎样的呢

方舟子：既然别的实验室包括云南农大别的实验室都在各种普洱茶中普遍查出黄曲霉素，就说明周红杰实验室的实验结果是不可信的。

@燕北闲人：#方舟子微访谈#普洱茶除非保存不善，否则很难出现黄曲霉毒素，而且，就算出现，也是含量极低。行内不是有句话叫做“谈到致癌物不谈剂量，都是在耍流氓。”

方舟子：云南农大副校长徐昆龙实验室查出云南15家茶厂出的生普熟普全都含黄曲霉素，你说云南茶厂全都保存不善？农科院油料所查出普洱茶中黄曲霉素含量高达59ng/g，比花生中的黄曲霉素含量还高得多，你说是高是低？“谈毒性不谈剂量是耍流氓”是云无心发明的为奸商洗白伪科学口号，才是在耍流氓。国际公认：致癌物不存在安全剂量。

@于冠华：#方舟子微访谈#普洱茶在上市前并没有做过黄曲霉素的测定，怎么知道品质优良的普洱茶就不含黄曲霉素？

方舟子：为普洱茶商洗白的人把查出黄曲霉素的普洱茶全说成是劣质普洱茶，目的是要让大家去买高价“优质”普洱茶。其实普洱茶号称越老越优质，理论上应该是越容易受真菌毒素污染。

@赏茶社：#方舟子微访谈#方舟子这次事件是非常有意义非常重要，一个否定或质疑，让云南跳起来了，中华几千年茶文化，云南到底是干什么吃的？对普洱茶没信心或者普洱茶本来就有着很严重的问题？什么时候给老百姓一个交代？而不是针对质疑的人。

方舟子：说得对，我质疑了一下普洱茶，就给我扣了一顶反对中国茶文化的帽子。普洱茶这种十几年前才被港台茶骗子炒作起来的变质茶啥时候成了中国茶文化的代表了？我自己就喜欢喝中国茶，乌龙茶、绿茶、红茶都喝，真正的好茶我很欣赏，比如滇红。

@腹黑的小忧郁王子璇：#方舟子微访谈#普洱茶因为检出有黄曲霉素能致癌？这不是2012年就已经用实验反驳过的问题吗？

方舟子：2015年云南农大副校长徐昆龙在国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所有普洱茶都查出黄曲霉素，你拿2012年一篇明显为普洱茶商洗白的论文来反驳？你刚从火星回来？

@月亮再亮丶終究冰涼：#方舟子微访谈#所以我们应该听说的到底 麻烦告诉我们一下 求回复

方舟子：中国农大著名水货朱毅的无稽之谈就别当回事了。她胡说普洱茶能查出黄曲霉素是因为免疫法导致的“假阳性”。人家现在查出黄曲霉素用的是精确得多的HPLC 法好不好？这是个什么方法，水货懂吗？

@xiaole898：#方舟子微访谈#我国饮用普洱茶已有上千年的历史, 普洱茶消费较多的云南省未见有大比例肝癌发病率增加的报道,这是最可靠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

方舟子：肝癌的最主要风险因素是乙肝，食品中的致癌物是次要因素，所以只是简单地看肝癌发病率是看不出致癌物的危害的。但是黄曲霉素是已知的致癌物，普洱茶普遍含有黄曲霉素，那么经常喝普洱茶就会增加癌症风险，这个推断在理论上是肯定成立的。

@爱吃栗子的令狐秀俊：#方舟子微访谈#谈癌色变，很容易引起大众的恐慌。现在腌制食品这么多，貌似都会有致癌物质，是不是都不吃了？？怎么样理解这个致癌风险

方舟子：腌制食品尽量少吃，实在喜欢腌制食品愿意多吃，那是个人的选择，但是要了解其致癌风险，不能因为喜欢吃腌制食品就自欺欺人否认致癌风险，跟那些普洱茶枪手一样。

@霍小姐的八卦炉：#方舟子微访谈#方舟子，你打算反诉“云南省普洱茶协会”吗?

方舟子：我评的是普洱茶，不是普洱茶协会，我不认为普洱茶协会有资格代表普洱茶来起诉我。如果他们真敢起诉，我会把这作为科普的机会让更多人了解普洱茶真相。如果普洱茶协会认为自己能代表普洱茶，常喝普洱茶的肝癌患者是不是可以向他们索赔？

@张明强谈紫砂收藏：#方舟子微访谈#方先生，我看到一位茶叶收藏家，花了300万元从台湾的茶商手里买了一饼据说是上世纪初的老茶，当时我还拍了照，上面有一层白霜，这白霜是不是黄曲霉素？

方舟子：“白霜”肯定是霉菌，是不是含有黄曲霉就不好说了。黄曲霉素只是比较著名，其实还有很多霉菌也能产生毒素。通过测序和代谢物分析发现，普洱茶中的真菌至少有390种，细菌至少620种。

@孙建好3：#方舟子微访谈#支持方舟子的科普！现在大家都不信科学信官员，科学争论要法院判决，其实唯有科学才是我们健康的保护神！缺乏科学依据或精神道义的科普是会害死人的，相信方舟子一定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人生！谢谢方舟子在中国这个假大空的社会氛围中给我们带来科学的清新曙光，我们为有您的科普滋养感到骄傲和自豪！

方舟子：在中国做科普是要冒着风险的，特别是针对巨大商业利益的时候，风险更大。我生命风险都冒过了，诉讼风险怕什么呢？谢谢支持，大家一起努力。

（《北京晨报》的采访。同期还刊登了师永刚的相反观点）

对我来说，电子书最大的优势是携带方便，而且不存在运输、储存问题。2009年我决定回国时，最头疼的就是有那么多藏书要处理，中文书都卖掉了，英文书舍不得，装了三十多箱海运回国，费了一些周折海关才放行。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不得不再搬到加州，藏书只好再次装箱、海运一次。如果是电子书，再多也只要一个移动硬盘，就不用这么折腾了。所以有一段时间我是尽量买电子书避免买纸质书的。

电子书还有一个好处，检索方便，输入关键词就能找到想要的资料，不用像纸质书那样一页一页地翻。以前整理、归纳某部古籍中某个字词出现的位置和次数也是一门学问，现在有了电子书，这门学问就消失了，想要知道某个字词在书中的情况，搜一下就全出来了。

电子书还有别的好处。阅读的时候看到不认识的词，或想要知道相关的资料，搜索一下就有了。另外电子书不费纸张不砍树，很环保。

纸质书市场的萎缩是必然的。美国电子书的销售已经超过了纸质书。但是我不认为纸质书能被电子书完全取代。至少在现在纸质书也有其优势。如果只是要浏览一本书，随意翻翻，纸质书更方便。我从小就被当做读书多，其实我只是翻的书多，翻到某一页看到某个内容某句话，记住了，有时在文章、谈话中用上，就被误会为看过那本书，而其实我对那本书的全部印象可能就那个内容那句话。像我这样的读书习惯，显然离不开纸质书。

纸质书具有电子书不可能有的收藏价值。印刷精美的纸质书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特别是大型的画册，是电子书无法替代的。所以纸质书适合作为礼品送人。如果要获得作者的签名，当然也只能用纸质书。书籍自古以来就有摆设、装饰功能，摆上一墙的书，特别是摆上大部头，显得很有品味，虽然未必都读。电子书就没法作为身份的象征，总不能摆上一墙的电子阅读器吧？以前个人藏书主要是为了搜集资料便于使用，这项功能在网络时代已经消失了，想要什么资料上网搜索更方便、更丰富。但是图书作为艺术品、文物的收藏功能是会一直存在的。网络反而为图书的收藏提供了便利，我很多的二手书都是从亚马逊二手书市场淘来的。纸质书看过了可以二次利用，卖旧书或转送别人，这个功能显然也是电子书不具有的。

所以纸质书不会消失，但是会变得越来越高端，越强化其收藏功能。年轻的一代可能不像我们这一代有藏书的习惯，但是如果书能印得很精美，也是能吸引到年轻人的。廉价版的纸质书倒是有可能完全被电子书取代。

我本人是既买电子书又买纸质书。电子书是用来看和研究的，纸质书则还带着收藏性质，所以我更喜欢买印刷精美的硬皮本。以后不准备再搬家了，又收集起纸质书了，包括二手书，比如英美出的英语大词典我就搜集了很多种版本。《牛津英语大词典》在1991年出缩印本的时候我就很想买，但当时居无定所，不敢买这种大部头，直到去年三月才从网上买了一本二手的，只花了125美元，几乎是新的，非常值。我还连邮费共7美元买了《韦氏第三版新国际英语词典》，厚厚的三大册（美国最大型的英语词典）。历年出版的各种生物学教科书我也搜集了很多。这种淘书的乐趣是买电子书所没有的。

其他的媒介，比如有声读物，我不习惯用。我可能是属于那种有照相式记忆的人，看书容易记得住，听书则印象不深。

（《北京晨报》2017.8.30）

（2017年8月30日11点～12点30分今日头条）

@JIDIJI：#方舟子微访谈#韩春雨的论文，你咋不去打假呀

方舟子：我是最早实名质疑河北科大韩春雨的基因编辑论文造假的，写过几篇质疑文章，也曾经实名向国家自然基金委员会举报韩春雨（没有得到回音）。当时我还因此受到很多攻击，虽然后来国内媒体报道韩春雨事件时不提我，也不能因此说我没对他打假吧。

@x819969731：#方舟子微访谈#罗永浩在微博跟你喊话，要跟你面对面直播对怼？ 你会回应他吗？

方舟子：罗永浩不点名地回应要跟我辩论锤子手机获得成都投资6亿元的事，我为让成都纳税人有知情权，欢迎。罗永浩当然也可以问我问题，比如他念叨多年我也回答过无数遍的打假资金问题。倒是从来没见他回答过成都投资的问题。罗永浩提了四个条件，我只提两条：一、辩论不是比嗓门大的吵架，按惯例要有主持人控场。二、我人在美国，如果在国内的平台，我只能是通过连线。如果罗永浩坚持要面对面，欢迎他到美国的平台辩论。头条、百度、斗鱼、北美新浪的直播平台都已联系我，还要去联系罗永浩，就看他答不答应了。

@德约科维奇Novak：#方舟子微访谈#如果转基因是好的为什么有人要给崔永元两亿封口费呢？

方舟子：如果真有人要给崔永元两亿封口费的话，崔永元怎么不把证据晒出来？他号称那么有勇气，怎么不敢点名道姓说是谁要封他的口？我不相信有谁会傻到要给崔永元封口费，如果谁想封他的口让我们没笑话看，我第一个不答应。

@无名指很长：#方舟子微访谈#方先生，新浪微博为什么至今没有恢复您的 ID @方舟子？央视、省电视台以后还会不会邀请您做节目？

方舟子：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有两年的时间我在国内的自媒体账户都消失了，去年才逐渐恢复，只剩下新浪博客、新浪微博没有恢复，他们大概也知道即使恢复了我也不会再去给他们涨人气的，虽然这不妨碍他们还在通过黑我来涨人气。央视、省台一直在邀请我做节目，不久前央视农业频道才邀请我讨论有机农业，不过我现在基本在美国，对这些邀请都只能推掉了。

@小洁：#方舟子微访谈#想具体了解一下打假基金的事

方舟子：大约十年前我因为揭露肖传国造假，被武汉法院判决赔偿肖传国精神损失三万元，网友们要捐款给我我不接受，才由何祚庥院士等人发起成立打假资金接受捐款用于支付我因为打假引发的诉讼费用。我只是该资金的受益人之一（还有别的受益人），不参与资金管理，如果对该资金的管理有疑问，应该去找资金管理人。你如果对希望工程有疑问，会追着得到希望工程资助的小孩追问吗？不要被罗永浩一忽悠，就当了他的复读机。

@手机用户59063685465：#方舟子微访谈#请你说一下你老婆的学术造假事件，为何你在学术打假上搞双重标准。

方舟子：2011年我揭露罗永浩英语培训造假，罗恼羞成怒要打我老婆的假，我当时就回答过他的“打假”，后来也回答过很多次。既然罗粉到现在还对此跟复读机似的喋喋不休，我就再集中回答一次：一、我妻子的硕士论文不存在造假。二、我妻子的硕士论文是十多年前写的，当时国内学术普遍不规范，她的论文按现在的标准有不规范的地方，例如存在过度引用的问题。三、我一向认为硕士没必要写学位论文，从来没有揭露过普通硕士论文的造假（官员的硕士造假揭露过），不存在双重标准。四、退一步说，即使我妻子论文有假，我也没有打的义务。古人说“亲亲相隐”，西方人说夫妻特免权，逼人“大义灭亲”是不人道、没人性的。

@第壹印象：#方舟子微访谈#我想说的是，我认识你是因为当年你黑韩寒，对于韩寒那件事，你现在是怎么想的？

方舟子：我不是“黑韩寒”，而是有根有据地揭露韩寒作品造假，为此写了几十篇考证文章，充分证明了韩寒的主要作品都不是他写的。从那以后韩寒就不再当作家，没再发表过作品，而是按我指点的去混娱乐圈了，那么孰是孰非不是很显然吗？

@開在荊棘裏的花–：#方舟子微访谈#我们应该尊重每一个人的梦想和想法不是吗？你是不是还歉“诺贝尔哥”一个道歉？?？

方舟子：引力波是爱因斯坦预言并被科学家证实的，跟那个只是听说了一个名词就乱用的“诺贝尔哥”没有关系。你看到嘉宾不让他说话是节目剪辑的结果，在现场他还是有很多发言机会的。他当时就说要搞“长生不老药”，现在又说要拉投资搞“北斗七星五日游”，对这种梦想值得尊重吗？关于该期节目的录制情况，我写过一篇文章《谁欠我一个道歉》，在我的头条号可以找到。

@大牛无形：#方舟子微访谈#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希望你能够多打一些与民生相关的假，因为这些才真正是和我们百姓息息相关的呀

方舟子：我揭露的很多假，比如假药、假医、假保健品，都是与民生相关的。我个人更关注中国学术界的造假，那其实也和民生有关，免得造假者打着科学招牌骗人。其实我现在更主要是在做科普，让民众提高识别能力，这可能比揭假还重要。

@交流障碍2：#方舟子微访谈#方老师，您的朋友或熟人中有没有信教，信中医的？您是怎么处理这种差异的？

方舟子：当然有。我一向主张学术要严格，生活要随和。亲友信教、信中医，不听我的也由他们去了，没必要因此把关系搞坏。

@冰雨8807560：#方舟子微访谈#方老师您好！请问你的推特，今日头条状态都一样，都是你本人自己更新的吗？还是有人带写？

方舟子：都是我自己更新的。大部分相同，不完全一样，比如在推特上的有些内容没必要发到头条来，在头条上回答网友的问题也未必都发到推特。

@皢夜：#方舟子微访谈#回答下你那个用安保资金诈骗普通网名的事实真像吧

方舟子：央视前记者王志安因为其朋友朱毅被我揭露造假，就造谣诽谤我“用安保资金诈骗”，已经被我起诉，法院拖着还没判决。安保资金是在2010年我遭到肖传国雇凶袭击后，为了保护我成立的，因为涉及安保细节，募集时已说明不公开支出账目。我不参与安保资金管理，从不过问其使用情况。去年安保资金换管理人员，内部做了审计，发给我过目，我才第一次看到内部账目，没有发现问题。按常识想想，安保资金是为了保护我的，如果被滥用，我应该最着急对吧？

@八桂阿全：#方舟子微访谈#奇怪，在这个页面刷不出我的提问，倒见某些方黑刷屏和小白拿陈年老谣质问。两个问题，一个是您的新译作，在可预期的未来会出版吗？比如《达尔文的危险观念》甚至《物种起源》。第二个是知乎体，就是您作为全中国被谣诼兼误解最多的人（谣言至少数以千计），是怎么样的体验？

方舟子：自从我在2000年开始揭露造假，就知道这是得罪人的事，对各种打击报复早有心理准备，对各种谣言抹黑早就习惯了，有人还天天抹黑我坚持了十多年写了几百万字黑材料呢，又能把我怎么着？造谣抹黑总比雇凶好吧。我相信历史会是公正的，现在的这些造谣抹黑不过是过眼云烟。《达尔文的危险观念》要换出版社，如果顺利还是会出版的，毕竟大部分翻译好了。

@胡马依北风18：#方舟子微访谈#想问一下老方，你的文章在微信公众号、今日头条等媒体发布，众多网友都免费阅读、下载、转发，这是否会影响你今后的新书销量？要知道，一个科普作家以写字为生，如此做是否损害了自己的利益？

方舟子：对图书的销售会有影响。不过我没有发财的欲望，目前的版税、稿酬和节目录制劳务费已经足够我过体面的生活，收入受影响也无所谓。科普首先是公益事业，对回报不要过于计较，想要借科普发财的还是改行的好。

@有邻：#方舟子微访谈#什么时候出一本指导小学生的科学类小实验？市场上缺乏这块书籍，期待方老师出一本可以用来教娃了。

方舟子：我在家里建了实验室，指导女儿做实验，计划以后把过程记录下来出书。

@路人201511：#方舟子微访谈#关于转基因科普，能否写一本系统一些的书，在国内发布，现在大众被小崔搞得听到转基因就恐慌，希望您的科普书多举一些科学的例子和数据，民众了解了就不会妖魔化转基因了

方舟子：少儿出版社十年前出过我一本小册子《餐桌上的基因》（再版时改叫《食品转基因》），因为是面向少儿的，篇幅不长，我计划再写一本。

@袁青旺：#方舟子微访谈#微博上的“方谎子直播间”这个账号是怎么回事，竟然这样公开侮辱你？ 粉丝都这么多了，该不会是渣浪恶意打压吧

方舟子：这个是方黑为了便于骂我，设了机器人自动转发我的推特，用的名称纯属侮辱我。我授权今日头条去帮我维权。

@育儿路上奔跑：#方舟子微访谈#看到韩春雨的论文被撤，不知道被奖励的职务和奖金有没有收回？如果没有的话，对于一些爱造假、没有自尊和尊严的人，是乎没有打击力度呀！

方舟子：韩春雨造假涉及到两个多亿的利益，河北科大、一些官员和学界大佬的利益和名声都和他绑在了一起，就不要指望他会受到处理了。揭露中国学术造假，一定不要抱太大的希望，才不会绝望。

2017年04月16日北京晨报

方舟子　　本名方是民，1967年生于福建云霄，1990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物系，1995年获得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1994年创建《新语丝》。2000年起开始揭露中国学术造假事件。目前主要从事科普写作，已出版20多部著作。2011年英国《自然·医学》年度人物，2012年获英国约翰·马多克斯捍卫科学奖，2013年获美国克利夫·罗宾逊哨兵奖。

知道方舟子是一位科普作家的人并不多。

其实早在1993年，方舟子还在上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科普工作了，至今已经出版了21本科普书籍，最近，方舟子的科普书籍《世界是如此的小》、《大象为什么不长毛》、《我们为什么不长尾巴》由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集中了方舟子既往科普创作的精华，且包括了他最新的科普作品。

方舟子说：“介绍科学知识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还应该了解科学方法，阐明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让人们明白科学之美。”

科学是全人类的

1993年，方舟子还在美国读书的时候，经常上一家中文网站，有人在网上发表攻击进化论的文章，方舟子针锋相对地写了一批普及进化论的文章，这成了他科普工作的开端。

随着文章越写越多，方舟子也慢慢有了名声。1996年，一个香港编辑联系他，让他在这些文章的基础上写一本科普进化论的书在香港出版，那是方舟子出版的第一本书，也是第一本科普书籍。

1998年，方舟子回国，国内的许多现象让他更觉得科普的重要。他说：“我发现国内伪科学还很盛行，觉得很有必要在国内做科普。”

20多年来，方舟子几乎以每年一部的速度出版科普书籍，在他看来，其实直到今天，许多人对科学的认识仍旧需要启蒙，比如网上经常争论科学是不是西方的问题。对此，他说：“科学有两个源头，一个是古希腊的自然哲学，亚里士多德是其集大成者。一个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初一批科学家发现了系统观察和实验方法，以伽利略为代表。当古希腊的理性与文艺复兴科学家的实证结合起来，科学就诞生了。所以科学是起源于西方的，但并不专属西方，而是属于全人类。”

科学与传统的关系

科学的诞生时间并不长，在漫长的传统时代，科学并不存在，不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是如此，很多人把中国传统的格物致知当作早期的科学探索，在方舟子看来并不准确，他说：“中国传统中有对大自然的探索，但是没有科学探索，因为要用到科学方法，才称得上是科学探索。科学方法指的是‘观察——假说——验证’的方法，这是伽利略等人发明的，中国古代没有。经常被拿来作为中国古代科学贡献的那些例子，有的属于数学研究，有的属于天文观测，有的属于技术发明，都不是科学探索。”

去年以来，阴阳五行、天人合一、格物致知等进入“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的问题，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对此，方舟子认为：“这些属于玄学、哲学，不是科学，也与科学没有传承关系，了解这些概念属于文化素质，不属于科学素质，不能将文化与科学混为一谈。”

而如何让人们更加清晰地认识科学，培养和提升国民的科学素养，科普是最基础的工作，方舟子说：“中国没有科学理性传统，科学、逻辑都是从西方传进来的，先天不足，所以迷信盛行。在中、高等教育中，又只是教科学知识，不教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就难以识别真假科学。要解决这些问题，只能是加大科普力度，不仅要普及科学知识，还要普及科学方法，弘扬科学精神。”

科普是复杂的事情

不过，如何加大科普力度，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对此，方舟子说：“当前国内科普工作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缺乏合格的科普工作者，指导、从事科普工作的人往往自身就缺乏科学素养，甚至反科学，还要指点公众‘科学是什么’，这不是很滑稽吗？科学家本来应该是科普主力，但国内科学家往往写不好普及文章。这就导致了懂科学的写不好文章，会写文章的不懂科学的矛盾。国内科普出版相当程度上是靠翻译、引进在支撑的。翻译质量的好坏且不说，翻译是代替不了科普原创的，只有原创才能贴近中国社会，而目前是欠缺的。”

从之前广为人知的《我们为什么不长尾巴》、《大象为什么不长毛》，到最新的《世界是如此的小》，这些书籍中的文章被称为“科学美文”。为什么叫“科学美文”？方舟子说：“其中的原因，可能是这些文章不仅介绍科学知识，而且讲解科学方法，阐明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不仅有科学性，而且有文学性、思想性，往往还有趣，希望能让人们领会科学之美吧。”

北京晨报记者 周怀宗

附：采访原文

1，  能否聊聊您做科普工作的经历，从什么时候，因何而开始？

那是1993年，当时我还在美国读书，有一个中文网络留学生们在用。有基督徒在那里张贴攻击进化论的传教文章拉人入教，我就针锋相对地写了一批普及进化论的文章，就这么开始了科普工作。1996年，一个香港编辑联系我，让我在这些文章的基础上写一本科普进化论的书在香港出版，那是我出的第一本书。1998年，我出国八年后第一次回国，发现国内伪科学还很盛行，觉得很有必要也在国内做科普，从那时起就定期在国内报刊上开专栏发表科普文章了。

2，  对于科学的来源，一直有不同的认识，有人认为是西方的，也有人认为其实是现代的，只是最开始在西方兴起而已，您怎么看？

科学有两个源头，一个是古希腊的自然哲学，亚理斯多德是其集大成者，一个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初一批科学家发现了系统观察和实验方法，以伽利略为代表。一旦古希腊的理性与文艺复兴科学家的实证结合起来，科学就诞生了。所以科学是起源于西方的，但并不专属西方，而是属于全人类。

3，  不少人认为中国传统中也有大量的科学探索，应该怎么看这个问题？

中国传统中有对大自然的探索，但是没有科学探索，因为要用到科学方法，才称得上是科学探索。科学方法指的是“观察-假说-验证”的方法，这是伽利略等人发明的，中国古代没有。经常被拿来作为中国古代科学贡献的那些例子，有的属于数学研究，有的属于天文观测，有的属于技术发明，都不是科学探索。

4，  最近一年来，因为“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中涉及到的传统文化问题，如阴阳五行、天人合一、格物致知等，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些属于玄学、哲学，不是科学，也与科学没有任何传承关系，了解这些概念属于文化素质，不属于科学素质，将文化与科学混为一谈，是荒唐的，说明制定这个基准的专家本身就缺乏科学素质。

5，  您觉得当前国内科普工作的现状如何？有哪些值得注意的成果或者缺陷？

当前国内科普工作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缺乏合格的科普工作者，指导、从事科普工作的人往往自身就缺乏科学素养，甚至反科学，例如经常被媒体当成科普界权威的“科学文化人”其实都是一些反科学、支持伪科学的人，还要指点公众“科学是什么”，这不是很滑稽吗？科学家本来应该是科普主力，但国内科学家往往写不好普及文章。这就导致了懂科学的写不好文章，会写文章的不懂科学的矛盾。国内科普出版相当程度上是靠翻译、引进在支撑的。翻译质量的好坏且不说，翻译是代替不了科普原创的，只有原创才能贴近中国社会，而目前是欠缺的。

6，  您在科普工作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和科学素养有关、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

我引起最大争议的科普工作应是批评中医和支持转基因技术这两件事了，为此受到了很多攻击。普通公众对此有误解，可以理解，奇怪的是一些从事科普的人也不能理解。

7，  一直有人说，中国人的科学素养普遍不高，究竟不高到什么程度？

中国科协十几年前开始每隔几年就调查一次中国公众科学素养，有科学素养的中国公众比例从1%上升到6%。这十几年来科普工作较受重视，公众科学素养应该有所提高，但是不是有如此大的提高，我是很怀疑的。这个调查方法采用的是美国的方法，不一定符合中国实际。比如美国由于宗教的影响，接不接受进化论就成了是否有科学素养的金标准，但中国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我认为是否能科学理性地看待本民族的传统医术（也就是所谓中医），是衡量一个中国人是否有科学素养的金标准，按这个标准，有科学素养的中国公众比例估计连1%都不到。

8，  您觉得国人科学素养不高的原因是什么？怎么解决？

中国没有科学理性传统，科学、逻辑都是从西方传进来的，先天不足，所以迷信盛行。在中、高等教育中，又只是教科学知识，不教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就难以识别真假科学。要解决这些问题，只能是加大科普力度，不仅要普及科学知识，还要普及科学方法，弘扬科学精神，才有可能提高国人科学素养。

9，  能否谈谈《世界是如此的小》这本新书，这是您第几本科普书籍？有何特别向读者推荐的东西呢？

这是我的第二十一本科普书籍，是我第三本科学小品文（现在也叫科学美文）的结集，前两本是《我们为什么不长尾巴》《大象为什么不长毛》。这些文章的特点是不仅介绍科学知识，而且讲解科学方法，阐明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不仅有科学性，而且有文学性、思想性，往往还有趣，希望能让人们领会科学之美。

北京晨报记者：方老师好，在微信上看到您纪念周有光，能否谈谈他呢？包括汉语拼音方案，汉字拼音化的主张等。

方舟子：

现在长寿老人很多，但到老还能保持头脑清醒、思想仍然很活跃很开明的很少。我看过几篇周先生百岁之后的访谈，思想依然敏锐，评论切中时弊，非常“了不起”——这本是他称赞我揭露学术造假的话，用在他身上更合适。他讲人类思维经过神学、玄学、科学三个阶段，讲“不许批评的真理不是真理”，呼吁学术自由，都是真知灼见。现在人爱标榜“难得糊涂”，其实不糊涂才难，像周先生这样的老了不糊涂更难。

说他是“汉语拼音之父”夸张了。在汉语拼音方案之前已经有多种汉语拉丁化方案，有的已在民间推广多年，它们和汉语拼音方案大同小异，他应该只是做了优化工作。汉语拼音方案是用来注音的，并不是拼音文字，也不适合当文字使用，因为标音调不方便，不标音调则易混淆。但是我赞成以后在汉语拼音基础上搞一个拼音化汉字，不一定要取代汉字，但可以与汉字并行，在某些情况下大有用处。比如说海外华人二代，他们能听能说汉语，但是不能认不能写汉字，虽然有的父母会强迫他们学汉字，基本没效果，长大后全忘了。外国人学汉语的最大障碍也是汉字。不懂汉字，读不了中国文化的原始书面材料，文化传承就断了。如果有拼音汉字，有这类出版物，他们听得懂汉语就看得懂，有助于中国文化在海外华裔中的传承，也有助于中国文化的交流。

（删节版刊于《北京晨报》2017.1.16）

——根据在第四届新语丝科学精神奖颁奖仪式上的发言整理

我们今天在这里举行一个简单的仪式颁发第四届新语丝科学精神奖。这个奖是在2013年创办的，每年奖励一名在帮助中国公众理解科学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士，奖金一万美元。前三届的获奖者分别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饶毅和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这一届的获奖者是武警总医院原病理科主任纪小龙大夫。

我和纪大夫认识是在2003年我刚回国不久。我去北京电视台参加录制一个科普节目，纪大夫也是嘉宾，我们就这么认识了。我当时还有坐地铁的自由，是坐地铁去的，节目录制完了，纪大夫问我住在哪里，发现离他家不远，就开车先送我回家。我们一路上聊天。他说他一直在看新语丝，知道我那段时间在揭露一个叫王振国的吉林人，这个人发明了一种叫天仙液的中药，号称能够治疗肿瘤效果多么多么好。纪大夫说，其实几年前王振国刚刚开始推销这种中药的时候，他就去买来做了动物实验，发现一点效果都没有。我就把这事记住了。后来在2004年的时候，方玄昌来找我，他当时在《中国新闻周刊》当记者，要做一个揭露王振国的封面文章，题目叫《王振国的“抗癌”神话》，我和方玄昌就是这么认识的。我就推荐了方玄昌去采访纪小龙，他们也因此认识了。这篇报道出来后，影响很大，王振国恼羞成怒，派了他老家吉林通化的警察上北京要抓方玄昌，还去找过纪大夫，倒是没来找我。所以我们仨就是因为一起冒险揭露王振国这个卖假药的医骗绑在了一起。后来还一起揭露过肖传国。所以2010年方玄昌和我先后遇袭，当时怀疑的对象，第一是肖传国，第二就是王振国。

我和纪大夫认识以后，又一起做过几期科普节目。他请我去参观他的病理室。我约好了时间去了，还没走到病理室门口，就听到他大声地说：“都这个时候了还去吃中药，还花了这么多钱，你不知道中药都是骗人的吗？以后不要再花这个冤枉钱了。”我走到门口一看，纪大夫正拿着病历对一个上年纪的病人说话。我那段时间经常上电视、网站和中医辩论。当时国内反对中医最出名的有三个，除了我，还有何祚庥院士和中南大学的张功耀教授。我是学生物出身，和医学沾点边，何院士是研究理论物理的，张功耀是搞哲学的，他们离医学就更远了。所以那些中医就经常说我们不懂医，说医生没有一个反对中医的。国内有很多西医私下里也反对中医，骂中医骂得厉害，但是让他们公开批评中医，又没有一个愿意，怕被人说是同行相轻，或者是担心违反中西医结合政策。现在网络上有几个年轻医生公开反对中医，例如李长青、棒棒医生，但是在老一辈的医生当中，是找不到的。刚好没多久凤凰卫视请我参加一场中医辩论，我问纪大夫愿不愿意一起去，他爽快地答应了。从那以后有中医辩论会，只要能带人，我都让纪大夫去给我助阵，包括2007年在北京协和开了一次中医辩论大会，我也推荐纪大夫参加，他是反对中医这方唯一一个医生。以医生的身份，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来批评中医，对一些观众来说，说服力会强一些。

除了揭露假药和批评中医，纪大夫更多地是在做医学科普。在认识我之前他就已经做了很多科普工作。有一年我到辽宁电视台录制一个节目，制片人说他们计划录一个医学科普系列讲座，问我有没有人选可推荐。我就推荐了纪大夫。他们找司马南了解情况，司马南也推荐了纪大夫。这样纪大夫就去那里开了讲座。过了大约一年，我又去辽宁电视台录节目，制片人对我说，你上次推荐的那个大夫可真会讲，节目很受欢迎，收视率在我们台排第二。纪大夫的医学科普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有亲身的体会。我也做医学科普，但是我是纸上谈兵，是通过搜索、阅读医学文献来做科普，而纪大夫是病理学家，几十年来解剖过两千多具尸体，看了无数病理切片，对人体构造非常熟悉，做科普时能结合自己的病理经验讲得深入浅出，生动有趣。第二个特点是敢于正视国内医学界的弊端，批评过度医疗，不怕得罪同行。例如他对国内把宫颈糜烂这种生理现象当成疾病来治疗的批评，就帮助了很多妇女避免受害。当然，他的这些批评，有的是个人体会，别的医生不一定同意。只要是有根有据的，有争议是正常的。但是纪大夫也受到了很多不正常的人身攻击，特别是来自方黑的攻击，他们为了打倒我，连带着把和我有关系的朋友、战友，也都恨上、牵连上了。

纪大夫首先是一个著名的病理学家，一个好医生，但是我们这个奖不是医学奖，而是科普奖。为了表彰纪小龙大夫在普及现代医学知识，批评中医，揭露假医、假药，反对过度医疗，帮助中国公众掌握现代医学知识、提高识别真伪医疗的能力等方面的贡献，我们新语丝编辑部决定把第四届新语丝科学精神奖颁发给纪小龙大夫。

2016年12月17日北京

英国《自然》2016年8月8日

记者：David Cyranoski

（方舟子翻译）

一种据称能替代流行的CRISPR–Cas9系统的基因编辑技术实际上是否有效的争议正在升级。

三个月前，石家庄河北科技大学一个生物学者韩春雨报告说，NgAgo这种酶能够用于编辑哺乳动物的基因。现在，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在抱怨说他们无法重复韩的结果，虽然有一个告诉《自然》说他能重复出来。

韩说他每天收到几十个骚扰电话和短信，嘲笑他并告诉他他的职业生涯结束了【译按：韩的这个说法无法证实而且极其可疑。因为韩威胁那些反映重复不出其结果的人，他们在网上大多匿名，不太可能去给韩打骚扰电话。】，但是他深信这项技术是可靠的。他告诉《自然》，他已在8月8日应遗传信息存档网站Addgene的要求向其提交了一份详细的实验步骤，并希望这将有助于重复出其工作。【译按：韩提交的这个实验步骤新增加的内容就是他以前已在中文论坛回应过的“要注意预防支原体感染”之类，并无实质性内容。】发表该研究的《自然·生物技术》正在调查此事。

这涉及到重大利益。在过去的几年内，CRISPR–Cas9系统已改变了生物学。但是它也让科学家们渴望有其他方法扩充基因编辑工具：NgAgo是几种已出现的新方法中的一种。“我们很多人真的是在为其欢呼并希望它能行。”哈佛医学院的遗传学家George Church说。

CRISPR–Cas9用一小段遗传序列来引导一种酶在特定的位置切割DNA。受其启发，韩查阅文献寻找其他能被引导的蛋白质“剪刀”，发现一个叫Argonaute的蛋白质家族符合要求。其他人此前已经把这类蛋白质列为有可用于基因编辑的潜力。

在那篇论文中，韩的团队报告说，使用一系列变化多样的遗传序列来引导这些蛋白质中的一种，NgAgo，能编辑人类细胞中的八个不同基因，并把基因插入染色体中特定的位点。

韩说，关键是，NgAgo特异性很强，只切割目标基因，而CRISPR–Cas9有时会编辑错误的基因。而且，CRISPR–Cas9需要在靠近切割位点的地方有一段特定的遗传序列来引发其切割，而NgAgo不需要，这样就扩大了其可能的用途，韩补充说。

在中国，对这项研究的最初反应是一片颂扬，包括中央电视台也去韩的实验室采访。韩说，这让他承受不起。他是一个孤僻的人。他的爱好包括收集茶叶和弹奏古琴。他不喜欢旅行，从没有离开过中国：今年3月去杭州拜访一个合作者是他活到42岁第一次坐飞机。在其论文发表之前，“没有人知道我”，韩说。他在其实验室和附近一家餐馆接受了《自然》的采访。

7月初，对韩春雨研究的怀疑开始出现。当时一个以揭露造假科学家出名的前生物化学学者方是民（方舟子）在他主办的网站新语丝撰文说，他接到了试图重复韩春雨研究的努力都失败的报告，指控说韩的论文是无法被重复的。随后在各个中文网站上有了越来越多的对韩的批评。

7月29日，这一争议走向了国际。当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一名遗传学家Gaetan Burgio在其博客上贴出了他试图重复该实验但是失败的详细情况。他的博文通常只有几十个点击，但是这篇博文的点击涨到了超过5000。

同一天，马德里西班牙生物技术国家中心的遗传学家Lluís Montoliu给国际转基因技术学会的同事发去电子邮件，建议大家“放弃任何涉及使用NgAgo的项目”“以免浪费时间、金钱、动物和人员”。这封邮件被泄漏并张贴在方的网站上。

从那以后，英国爱丁堡MRC再生医学中心的分子生物学家Pooran Dewari发起的网上调查发现，只有9个研究者说NgAgo有效【译按：已知这9人大部分是水军，例如其中有5人其实是同一个人，在十几分钟内连续投票。】，而97人说它无效。

在一个网上聊天群里，有两个研究者一开始报告说NgAgo有效，现在说他们搞错了。新德里CSIR-基因组学和整合生物学研究所分子生物学家Debojyoti Chakraborty说他重复了韩论文中的一部分工作，这部分描述使用NgAgo敲除一个被转入细胞中的编码荧光蛋白的基因。荧光减弱了，所以Chakraborty假定NgAgo让荧光基因失效了。但是在对DNA做了测序之后，他没有发现基因编辑的证据。他现在说，荧光的减弱一定是由别的因素导致的。

海德堡德国癌症研究中心基因组学博士生Jan Winter说他有相似的经历。“我将在接下来的几周再试试这个实验，不过我认为它不会有效。”他说。

韩说他只有在由他实验室培养的细胞中该系统才有效，在他买来的细胞中则无效。他后来发现买来的细胞受一种叫支原体的细菌污染，他说其他人可能有相同的问题。他补充说，有些研究生也许实验做得太快，使用试剂不小心。Winter不同意：“我认为问题不是出在这些重复不出来的科学家们做错了什么。”

在中国，有一个不属于韩研究小组的研究者由于不想纠缠到公共争议中而不愿公开姓名，他告诉《自然》说他在几种细胞中测试了NgAgo，发现它能在想要的位点引入基因突变，而且他用测序证实了这一结果。他补充说，这个过程的效率不如CRISPR–Cas9，需要优化来提高效率。“但是，简单地说，它有效。”他说。【译按：此人貌似就是中科院上海神经所研究员仇子龙，此前一直在网上公开力挺韩春雨，并攻击质疑韩春雨的人，为什么上了《自然》反而要匿名呢？】

还有两个中国科学家也要求匿名，说他们初步的结果显示NgAgo有效，但是还需要用测序来确认。【译按：还没有测序确认，就不能说有效。】

“它也许会有效，”Burgio说，“但是即便如此，它也太难搞了，不值得去搞。它不会超越CRISPR，希望太渺茫了。“

NgAgo的失败“会令人失望，但是我们还些事要做，看看Argonaute系统是不是在某些情况下能有效，”荷兰瓦赫宁恩大学微生物学家John Van der Oost说，他是2014年一篇分析Argonaute蛋白的论文的共同作者，这篇论文为它们在基因编辑中的用途奠定了基础。

本周，《自然·生物技术》给《自然》的新闻团队发来一份声明，说“几个研究者”已联系该刊报告说他们无法重复出韩春雨的结果，“本刊正按照既定的步骤调查这个问题”。该刊一个发言人拒绝评论调查的性质或期限。

据中国国家媒体报道，河北科技大学说它将要求韩在一个月内重复实验并能被第三方确认。

http://www.nature.com/news/replications-ridicule-and-a-recluse-the-controversy-over-ngago-gene-editing-intensifies-1.20387

NATURE | NEWS

Replications, ridicule and a recluse: the controversy over NgAgo gene-editing intensifies

As failures to replicate results using the CRISPR alternative stack up, a quiet scientist stands by his claims.

David Cyranoski

08 August 2016

SHIJIAZHUANG, CHINA

A controversy is escalating over whether a gene-editing technique proposed as an alternative to the popular CRISPR–Cas9 system actually works.

Three months ago, Han Chunyu, a biologist at Hebe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Shijiazhuang, reported that the enzyme NgAgo can be used to edit mammalian genes. Now,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scientists are complaining that they cannot replicate Han’s results — although one has told Nature that he can.

Han says he receives dozens of harassing calls and texts each day, mocking him and telling him that his career is over — but he is convinced that the technique is sound. He also told Nature that he had submitted a detailed protocol to the online genetic-information repository Addgene on 8 August, at Addgene’s request, and hopes that this will help efforts to reproduce his work. Nature Biotechnology, which published the research, is investigating the matter.

The stakes are high.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the CRISPR–Cas9 system has transformed biology. But it has also made scientists hungry for other methods to expand the gene-editing toolkit: NgAgo is one of several that have emerged. “A lot of us are really cheerleading and hoping that it works,” says geneticist George Church of Harvard Medical School in Boston, Massachusetts.

CRISPR–Cas9 uses small genetic sequences to guide an enzyme to cut DNA in a particular location. Inspired, Han looked through the literature for other guidable protein ‘scissors’, and came across a family of proteins called Argonaute, or Ago, that fitted the bill. Others had flagged the proteins as potential gene editors.

In the paper, Han’s team reports using a wide variety of genetic sequences to guide one of these proteins, NgAgo, to edit eight different genes in human cells and to insert genes at specific points on chromosomes (F. Gao et al. Nature Biotechnol. 34, 768–773; 2016).

Crucially, NgAgo very specifically cut only the target genes, says Han, unlike CRISPR–Cas9, which sometimes edits the wrong genes. And whereas CRISPR–Cas9 requires a certain genetic sequence to be near the cutting site to initiate its activity, NgAgo does not, which could broaden its potential applications, adds Han.

The initial reaction to the work in China was laudatory, including a visit to the lab by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It was overwhelming, says Han, who is a reclusive figure. His hobbies include collecting teas and playing an ancient stringed instrument called the guqin. He doesn’t like to travel and has never left China: a trip to visit a collaborator in Hangzhou in March was the first time the 42 year old had boarded a plane. Before his paper came out, “I was completely unknown”, says Han, who spoke to Nature at his laboratory and a nearby restaurant.

Doubts about the research first surfaced at the beginning of July, when Fang Shimin, a former biochemist who has become famous for exposing fraudulent scientists, wrote on his website New Threads (xys.org) that he had heard reports of failed reproduction efforts, and alleged that Han’s paper was irreproducible. Criticism grew on various Chinese sites.

On 29 July, the controversy went inter-national when Gaetan Burgio, a geneticist at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in Canberra, posted thorough details of his failed attempts to replicate the experiment on his blog. Normally, his posts get a few dozen hits, but this one spiked to more than 5,000.

On the same day, geneticist Lluís Montoliu, at the Spanish National Centre for Biotechnology in Madrid, e-mailed his colleagues at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ransgenic Technologies to recommend “abandoning any project involving the use of NgAgo” to “avoid wasting time, money, animals and people”. The e-mail was leaked and posted on Fang’s website.

Since then, an online survey by Pooran Dewari, a molecular biologist at the MRC Centre for Regenerative Medicine in Edinburgh, UK, has found only 9 researchers who say that NgAgo works — and 97 who say that it doesn’t.

Two researchers who initially reported success with NgAgo in an online chat group now say that they were mistaken. Debojyoti Chakraborty, a molecular biologist at the CSIR-Institute of Genomics and Integrative Biology in New Delhi, says that he repeated a specific section of Han’s paper that described using NgAgo to knock out a gene for a fluorescent protein that had been introduced into a cell. The glow was reduced, so Chakraborty assumed that NgAgo had disabled the gene. But after sequencing the DNA, he found no evidence of gene editing. He now says that the reduction in fluorescence must have had some other cause.

Jan Winter, a PhD student in genomics at the German Cancer Research Center in Heidelberg, says that he had a similar experience. “I will retry the experiment in the upcoming weeks, but so far I think it won’t work,” he says.

Han says that he has only got the system to work on cells cultured in his laboratory, and it failed in cells that he purchased. He later found the purchased cells to be contaminated with bacteria called mycoplasma, and says that others might be having the same problem. He adds that some graduate students might be working too fast and not being careful with reagents. Winter disagrees: “I do not think it is a problem of the scientists doing something wrong.”

One researcher in China, who works independently from Han’s research group and who doesn’t want his name to be entangled in the public controversy, told Nature that he had tested NgAgo in a few kinds of cell and found that it was able to induce genetic mutations at the desired sites — a finding that he verified by sequencing. He adds that the process was less efficient than CRISPR–Cas9, and requires tweaking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But, in short, it worked,” he says.

Two more Chinese scientists, who also asked not to be named, say they have initial results showing that NgAgo works but still need to confirm with sequencing.

“It might, might work,” says Burgio, “but if so, it’s so challenging that it’s not worth pursuing. It won’t surpass CRISPR, not by a long shot.”

The failure of NgAgo “would be disappointing, but then there is work for us left to do to see whether other Argonaute systems can get it to work somehow,” says microbiologist John Van der Oost of Wageningen University in the Netherlands, a co-author of the 2014 analysis of Argonaute proteins that laid the groundwork for their use in gene editing (D. C. Swaarts et al. Nature 507, 258–261; 2014).

This week, Nature Biotechnology sent a statement to Nature’s news team, saying that “several researchers” have contacted the journal to report that they cannot reproduce the results, and that “the journal is following established process to investigate the issues”. A spokesperson declined to comment on the nature or duration of the investigation. (Nature Biotechnology is published by Nature’s publisher, Springer Nature; Nature’s news and comment team is editorially independent of the publisher’s research editorial teams.)

Hebei University says that it will ask Han to repeat the experiment so that it can be verified by an independent party within a month, according to Chinese state media.

Nature 536, 136–137 (11 August 2016) doi:10.1038/536136a

《北京晨报》2016.3.15.

  　人机大战，李世石三战皆墨，人工智能全面胜出，围棋小天地，环宇大世界，科幻电影里的危机似乎就要走进现实，无数人忧心忡忡，以至于当李世石终于扳回一局时，世界沸腾，“李世石终于赢了”“人类取得宝贵一胜”……

科技进步不止一次地带来了伦理的难题，科技究竟会带给人类什么？是进步，是毁灭？这是一个永远都争论不清的问题。

方舟子（科普作家）

科学研究要有道德要求

科学技术是中性的，可以用以造福人类，也可以用以祸害人类。随着技术的发展，技术的威力越大，它能带来的效果越来越大，可能的恶果也会越来越严重，产生的影响会是全球性的和全人类的。实际上人类早就拥有了毁灭自己的能力。一旦发生核战争，现在的核武器储备足以把人类毁灭很多次了。全球气候变暖、环境问题同样让人类的生存面临困境，这也与技术的发展有关。

至于人工智能，在可预见的未来还没有达到足以让我们担忧的地步。阿尔法棋只是一个下棋程序，虽然能战胜世界冠军，但也只是个下棋程序，不给它编程它别的什么都不会做，更不会真正的思考，比如它对李世石的第四盘第97手下出了任何人类棋手都不可能下的自杀式臭棋，表明它其实没有智能、不会真正下棋。它能战胜世界冠军令人惊讶，但是为此夸大人工智能的成就，为此忧心忡忡担心未来有一天人工智能会失控、人类会被人工智能控制甚至被灭绝，则大可不必，是科幻电影、科幻小说看多了。

有人问，你能理解智商2千的人工智能吗？未来真有那样的人工智能，也不过意味着其思维更严密、更敏捷、判断力更强、解决某些问题更快而已，有什么恐怖的？对未来人工智能胡思乱想的人，有的是工程师思维，以为世界上的东西都能够量化、数字越大越好而且增长没有止境。但世界不是这样的直线。

当然，和所有的技术一样，人工智能是福是祸，取决于人们怎么用它。如果将来人工智能毁灭了人类，那也不是它自己的选择，而是被人类滥用，比如被用来作为武器。

既然科技是中性的，就要求科学家、工程师在从事研究的时候要有伦理、道德要求。不过我们也不要把科学家、工程师设想得太可怕。如果未来真的出现威胁人类生存的全球危机的话，那也不太可能是某个疯狂科学家所为，而是某个疯狂政客或军事狂人滥用权力的结果。

北京晨报记者 周怀宗

中国家庭报2016年3月10日

话题：2016年伊始，科学家们验证了来自100年前的预言——引力波，震动整个世界。不料，网友们翻出 年前一档电视节目，一个“民科”展示他的“成果”，其中提到了“引力波”，却遭到诸多嘉宾的嘲讽和批评，其中包括著名的科普作家、打假斗士方舟子。一些网友说：“错过了一次诺贝尔奖”，方舟子等人欠那位“民科”“一个道歉”……

【心理学界公认这些科学妄想家得了精神疾病，叫“夸大妄想症”，是精神分裂症的一种。】

中国家庭报：“民间科学家”活跃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但普通人了解并不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

方舟子：“民间科学家”的说法是不准确的，会让人以为还有“官方科学家”与之相对，或以为这些人是真在做科学研究，这对那些利用业余时间从事真正的科学研究的科学爱好者、业余科学家是不公平的。所以我建议还是把这些人叫做伪科学妄想家，简称科妄。

中国家庭报：为什么这么说？你曾说你很早就接触这个群体，在你眼中，他们是怎样的？

方舟子：我之所以称他们为“科妄”，而不是“民科”，是有原因的。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第一，都不具有研究重大科学问题的学术能力，却好高骛远，夸夸其谈，以高人、天才自居。他们有的文化程度不高，属于“自学成才”，而其实连中学课程都没学好。有的虽然受过高等教育，但是并非其研究领域的专业人士。第二，都认为自己做出了极其重大的科学发现、发明，比如他们最喜欢说自己推翻了相对论、进化论，创建了全新的物理学、生物学，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黎曼猜想、费马大定理之类的著名数学难题，能够预测地震，发明了永动机、水变油等等。如果能够成立的话，不仅能获得诺贝尔奖，还能极大地改变世界。而其实都是毫无科学依据的妄想，却自以为是科学，所以是伪科学妄想。

中国家庭报：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会认为自己的研究是有意义的，只是世人难以理解。

方舟子：这就是他们另外一方面的共同特征。首先他们得不到科学界的承认，往往有受迫害情结，认为自己受到了科学界的打压，才导致自己的成果得不到发表、认可，所以就以当代哥白尼、伽利略自居。其次，他们都非常的偏执，热衷于在各种场合推销自己、和别人辩论。他们推销的劲头远远超过了“探索”、“研究”的劲头，可能只是用几天的时间做出了“重大发现”，却用一生的时间去推销。其三，因为过于痴迷，他们的生活往往过得很艰难，经济拮据。心理学界公认这些人得了精神疾病，叫“夸大妄想症”，是精神分裂症的一种。

【四大发明只是技术 中国缺少“专业性”观念，以为只要悟“道”，就可以融会贯通。】

中国家庭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是怎样诞生的？

方舟子：大概从有科学的时候起就有科妄了，因为总有好高骛远的人妄想能做出重大科学成果、技术发明，所以，世界各国都有科妄，中国则特别多。

中国家庭报：为什么这么说？

方舟子：原因很复杂，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首先是传统的问题，中国古代并无科学传统，只有技术传统，比如我们所津津乐道的“四大发明”就是技术。科学与技术在思想、方法、内涵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但是在中国二者常常被相提并论，混为一谈。搞技术发明有时是靠经验积累和灵机一动就能做到的，使有些人误以为做科学研究也可以走这条捷径。而在文化上，中国缺少“专业性”观念，欣赏全才、通才，不重视乃至鄙视专业人才，以为只要悟“道”，就可以融会贯通，什么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什么领域都可以去坐而论道。这种文化背景导致了许多人在科学问题上也好高骛远、夸夸其谈。

中国家庭报：经过了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进程，应该有所改变了吧？

方舟子：近代历史中也有一些问题，和时代的局限有关。大跃进、文革时对专家、权威的鄙视达到了顶点，无限夸大劳动群众的创造性，至今流毒不浅。后来又号召全民“攻关”、“向科学进军”，把科学研究当成了群众运动。随着陈景润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全国各地也出现了成千上万个陈景润的继承者。同时，几十年来经济的快速增长，科技产业化的刺激下，连专业的科研人员都在用浮夸虚假的成果去捞钱。最后，在传播领域，国内媒体上经常能见到关于这些“民间高人”的报道，电视节目也会请这些人去露一下脸。实质上都是在变相鼓励他们，促使他们越陷越深，加深其妄想。由于中国公众具有科学素养的比例非常低，对科学和伪科学缺乏辨别能力，这些人不难找到市场，得到很多人包括很多名人的支持。

【科妄不仅在民间 在中国，即使是“专业的科学家”也会搞伪科学妄想的。】

中国家庭报：部分网友同情“民科”，也有一些比较现实的疑问，比如科研机制问题，应该怎么看？

方舟子：如果我国科研体制在这方面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也不是“打压”人才，而是过于宽容乃至扶持科妄。例如“水变油”曾经获得中国政府部门、科研机构、某些著名科学家的支持，给国家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又如，在中国地震研究机构，很多人相信能用某种非科学方法预测地震，北京有一个大学的研究人员还养了两只虎皮鹦鹉预测地震，这些人实际上也是科妄，虽然是“官方”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反对把科妄叫做“民科”的一个原因。在中国，即使是“专业的科学家”也会搞伪科学妄想的。

中国家庭报：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允许别人做不对的事情，也是现代社会的特征。即便他们的研究虚妄无稽，是否就该否定？

方舟子：他们如果不试图去骗钱，他们有自得其乐地生活在幻想中的权利，没有社会危害，可以宽容，无视他们，任其自身自灭，是最好的。但是如果他们到处控诉遭到科学界的打压，要拉投资赞助其研究，为避免公众受到误导、受骗上当，那么就有加以揭露、澄清的必要。

【国外怎样对待科妄 给科学妄人开个分会场，让科学家免受他们的骚扰。】

中国家庭报：国外是否也有这样的人群？和国内有什么异同？

方舟子：国外也有科妄，也不少。1952年美国有一个人给美国物理学会投了一篇论文，声称证明了电子不存在。学会编辑没有接受这篇论文，这个人就买了把枪去学会总部找编辑算账，那名编辑不在，他就把一个18岁女秘书杀了。从那以后美国物理学会就规定开年会时只要是学会会员的来稿都接受（该学会是任何人交了会费就能加入的），对科妄的来稿，则在年会最后一天专门设一个分会场让他们自己去那里交流，这个分会场被称为“妄人分会场”（crackpot session），每年都有不少人去。这样避免真正的物理学家受到科妄的骚扰，也给与会学生提供了一个识别伪科学的机会。不过国外的科妄没有中国那么多，国外媒体也不会像中国媒体那样热衷于报道科妄，甚至当成反抗学术界压迫的英雄。

【科妄越多，就越需要科普 除了长期的科普工作，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没有捷径可走。】

中国家庭报：怎么对待他们比较合适呢？

方舟子：也没有必要非要去改造他们。他们已经偏执，是很难劝说其改弦易辙的，到现在我还没有见到有哪个科学妄想家在别人的劝说下脱胎换骨的。对那些还没有偏执的业余研究者，我们可以忠告他们：

第一，热爱科学是好事，但是要认清自己的局限。在科学高度发达、专业性越来越强的今天，没有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的人是不可能做出什么重大发现的。不要好高骛远，要从解决小问题入手，让自己成为一名踏踏实实的业余科学爱好者。

第二，要争取与科学界合作，遵循学术规范，努力通过正常的渠道让学术界承认自己的成果，不要想通过媒体炒作、民间推销来迫使学术界的认可，那是不可能的。

中国家庭报：当他们成为一个群体，一种现象时，说明什么？

方舟子：科妄是病人，去鼓励、支持、关注他们，都只会让他们更加痴迷，陷得更深，其实是很不人道的。所以引起这么大范围的关注和讨论，是很不应该的，说明中国媒体、中国公众的科学素养都很低，虽然知道科学是好东西，却对科学与伪科学、科学与非科学缺乏辨别能力，所以才会去关注、支持、鼓励伪科学的妄想。要改变这种状况，除了通过长期的科普工作，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增强对伪科学的识别能力，没有捷径可走。

【对于科妄就应该批评 民间爱好者如果遵循学术规范去发表成果，那就不是科妄。】

中国家庭报：对于“民科”，网上的评价往往两极分化，有人吹捧，有人斥之为妄，应该怎么看？

方舟子：这些就是一些有妄想的妄人，斥之为妄是对的，吹捧他们才不正常。

中国家庭报：常常能看到一些民间科学家、发明家的事迹，除了那些说起来云山雾罩，让人觉得玄奇的科妄之外，民间是否也有值得肯定的科学爱好者？

方舟子：当然，的确有一些业余研究者也能做出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但大都是在专业性不那么强的领域，例如天文观测、博物学观察、寻找新物种、发现新化石、生活小发明这些领域，业余爱好者还有用武之地。这些踏踏实实地研究小问题的人，并不狂妄，而且会努力争取获得科学家、专业人士的指导、认可，遵循学术规范发表成果，所以不算是我们说的科妄。

文/本报记者 迟乾

（《北京晨报》2016年2月12日，发表时有删节）

方舟子（科普作家）：实 有切实行动

近年来我对转基因、学术腐败、医患关系这些问题比较关注，期待在新的一年会有所改善。

转基因作物和转基因食品在国内被妖魔化了有十多年了，民意汹汹，使得它的研发和推广受到严重阻挠，长期止步不前，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严重影响中国农业的进步。去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转基因三文鱼上市，人们才想起世界上第一种转基因鱼（转基因黄河鲤鱼）还是中国人研发出来的，比美国的转基因三文鱼还早，但始终处于试验阶段。中国自主研发的转基因水稻和转基因玉米虽然在去年再次获得安全证书，但被批准商业化种植的日期仍遥遥无期。这种状况显然不能长期持续下去的。中央一号文件时隔几年后，再次提及转基因，指出“加强农业转基因技术研发和监管，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慎重推广”。像转基因水稻和玉米都已获得安全证书六年，早已确保安全，却一直得不到推广，不可谓不慎重。希望在新的一年，能看到转基因作物真正获得“推广”。美国年年批准转基因作物，而我国已有十年未批准，过于慎重，是不利于转基因技术的研发的，因为转基因技术是应用技术，看不到推广的前景，研究人员是没有研发的动力的。

学术腐败在中国也不是新问题，已经泛滥了二十年，现在有所好转，但并无根本改观，而且出现了新的形式，花样百出，防不胜防。科技部、教育部经常强调要对学术造假零容忍，但并未见到有实际举措。去年“透明计算”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随即被揭靠造假和浮夸获得。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也引起其是否侵吞他人成果的争议。清华大学张生家与北大谢灿抢发论文之争，互相指责学术不端，轰动一时，却没了下文。期待在新的一年，在处理学术腐败问题上能有真正的行动，对引起公众关注的重大事件，哪怕只是认真处理一起，也能起到威慑作用。

医患关系也是老话题，去年也出了几起重大事件，比如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科医生与患者“互殴”事件，北医三院产妇猝死事件，但至今也是不了了之，连监控视频都没公布，真相扑朔迷离。每次事件一爆发，网上医生都抱团异口同声指责“医闹”，普通公众则怀疑起因是医德沦丧。这种对立，根深蒂固，不是短时间能解决，但是不论是针对真正的医闹，还是针对无良医生，至少也可以抓几个事件严肃处理。

如果要用一个字来表示我对新的一年的期待，那就是“实”，不流于做表面文章，有切实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