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博客

前一阵子，一些中国高校LGBT团体的公众号被封了。“LGBT”是英文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转性别的简称。这些团体要维护这些人的权益，导致他们的微信号被封。有一个网名叫做“疫苗与科学”、真名叫陶黎纳的人，就此写了一篇文章，说“普大喜奔”，“所有的中国人都为此拍手叫好”，他要代表所有的中国人，像我这种不为此拍手叫好的就要被开除出中国国籍了。

陶黎纳说：“我是一名医生，我认为同性恋就是一种病。同性恋之所以不被认为是病，是西方搞政治正确的结果，是不科学的。”特地强调自己“是一名医生”，而且很喜欢自称是“陶医生”，觉得自己很权威。真正的医生谁会动不动就说自己是“X医生”，还要特别强调“我是一名医生”？他这么说，反而让人怀疑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是医生？因为不是医生，所以才要强调自己是医生。的确，他很难算得上是一名医生，因为他是上海医学院公共卫生专业毕业的。虽然中国也给公共卫生专业毕业的发医师执照，但是那不是我们普通人心目中的医生。一般说的医生指的是临床医生，是能够看病、开处方的。但是，谁敢去找陶黎纳看病、让他开药方呢？他是搞公共卫生的，以前在上海疾控中心做管理，后来因为整天在网上宣扬伪科学，反对疫苗强化接种，被开除了。

退一步说吧，即使他是医生，那也是公共卫生领域的，而同性恋的问题跟公共卫生领域一点关系也没有，并不是他的专业。如果是精神病科医生或心理医生，在同性恋的问题上可以说还有一点发言权。如果是公共卫生领域的“医生”，在同性恋问题上的看法并不比一般的人更专业。即使是精神病科医生、心理医生，关于同性恋问题的看法也不能乱说，也要符合学术界的共识。

能够代表学术界的共识的是权威机构的看法。在精神病学、心理学方面比较权威的一个机构，是美国精神病学学会。美国精神病学学会出了一本《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简称DSM，它在各国都被认为是权威的参考依据。DSM第一版是在1952年出的，根据传统的看法把同性恋划进精神障碍。出版之后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学术界有很多人对此有不同看法，认为不能把同性恋当作精神疾病、精神障碍。后来有非常多的研究都表明，同性恋和异性恋都是正常的、健康的性倾向，同性恋的人在各方面并不比异性恋差，他们也可以过幸福的、健康的、丰富的生活。所以，1973年，美国精神病学学会通过了决议，决定不再把同性恋当成一种精神疾病。在第二年（1974年），美国精神病学学会修改DSM时就把同性恋去掉了，不再当成一种精神障碍。在那以后，世界各国的精神病学界、心理学界也就逐渐地不把同性恋当作一种病了。

关于疾病的分类还有一个权威的机构，那就是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也出了一本指南，叫做《国际疾病分类手册》，把人类已知的各种各样的疾病都分门别类地收进去。世界卫生组织在关于同性恋问题上的看法，要比美国精神病学学会落后一些。它在1977年出的《国际疾病分类手册》还把同性恋作为一种精神障碍收进去。一直到1990年5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修改了《国际疾病分类手册》，才把同性恋去掉了。世界卫生组织把同性恋去掉的意义，要比美国精神病学学会把同性恋去掉的意义还要大，因为美国精神病学学会再权威，代表的也只是一个国家的专家的看法，而世界卫生组织代表的是国际的，是世界各国的专家的看法。所以，从1990年开始，就意味着国际学术界在关于同性恋的问题上已经达成了共识，不认为它是一种疾病，而是很正常的性倾向。

中国更落后一些。中华精神病学学会学美国精神病学学会，也出指南，叫做《中国精神障碍分类方案和诊断指南》，以前也是把同性恋当作精神障碍收进去的。但是，从2001年开始它也把同性恋去掉了。也就是说，从2001年开始，中国学术界也达成了共识，不再把同性恋作为一种精神疾病。

陶黎纳只是公共卫生领域的“医生”，怎么能够认为自己在关于同性恋问题上的看法，要比世界卫生组织、各国的精神病学学会（包括中国精神病学学会）的看法还要科学、权威呢？这不是太狂妄了吗？有这种想法的人，才是真正地有病。

当然，有一些同性恋的人是有可能会出现精神障碍的。这主要是因为社会上对同性恋还存在歧视，还有污名化，还有像陶黎纳这样的变态在不停地攻击、仇视同性恋，所以让某一些同性恋的人没法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性倾向，有精神压力，因此产生了焦虑、精神障碍，影响到了生活、工作、学习。在这种情况下，的确有了心理疾病，那就要看心理医生、精神科医生，来帮助他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性倾向。但是，不能因此就说同性恋是一种病。异性恋的人也会因为恋爱、性生活而出现焦虑、精神障碍，也需要去看心理医生、精神科医生，难道能够因此就认为异性恋也是一种病吗？

还有一些人本身是同性恋，但是由于文化的或者宗教的原因，不敢让人知道，要掩盖起来，也就是所谓的“深柜”。而且，有的“深柜”还要在公开的场合表现得特别地仇恨、歧视同性恋，后来因为别的原因才暴露出他们是同性恋。在美国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有些保守的共和党政客口头上都表现得特别仇恨同性恋，后来因为性骚扰、嫖娼、性侵才被发现原来他们是同性恋。这种人本身是同性恋，却不仅没法正确认识自己的性倾向，反而表现得特别仇视同性恋，这不就是一种变态吗？所以这种人也是有病的，这种情况就是俗话说的“恐同皆深柜”。这么说是以偏概全了，并不是“恐同”的人一定自己都是同性恋，相当一部分是异性恋或者无性恋。但是，人家同性恋喜欢同性，碍你什么事了？又不会对你造成伤害，你却去仇视他们，表现得特别激烈，这不是有病吗？所以，“恐同”不管是不是深柜，都是有病的一种表现。

中国由于传统的原因，历来是比较歧视同性恋的，以前甚至把同性恋当成是“耍流氓”。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搞同性恋的人还有被抓起来以“流氓罪”判刑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社会对于同性恋问题的看法越来越宽容、开明，有一些同性恋敢公开地出来表明自己的性倾向，也有一些同性恋的权益组织出来公开活动，政府也不再把同性恋当成罪犯抓起来了。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但是，近年来中国社会在许多方面退步得很厉害，包括对同性恋的看法也出现了倒退。那些LGBT权益组织的公众号居然一概都被封杀了，就是倒退的表现。像陶黎纳这种恐同的变态在网上居然也能够呼风唤雨，这也是一种倒退。这就告诉我们，中国争取LGBT的权益的路还是很漫长的。

2021.7.14.录制

2021.11.13.整理

《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又在鼓吹攻打台湾。他说，新疆、香港的极端分子都被中国政府解决了，接下来就要解决台湾的极端分子，威胁要跟台湾“军事摊牌”。有一个网友问他：如果解放台湾，你和你的家人会上战场吗？胡锡进很大义凛然地回答说：我肯定要上了，我是老兵，招必回。

胡锡进自称“老兵”是因为他毕业于南京国际关系学院，那是一所军校，所以他以军人自居。胡锡进以前还喜欢吹嘘自己曾经11年从军上战场，实际上他是以《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记者的身份曾经去过南斯拉夫、伊拉克当战地记者。当战地记者有一定的危险性，但是跟普通士兵比不值一提。即使中国大陆要打台湾把胡锡进招回去了，也会是让他当战地记者。而且，胡锡进现在已经61岁了，让他当战地记者也不可能真的就让他上战场，毕竟中国还是有很多年轻的记者可用的。所以，胡锡进才敢这么大义凛然地保证说他肯定要上战场，那是因为他知道，不会真的让他上战场的。

比较有意思的是，胡锡进回避了他的家人要不要上战场的问题。那个网友说的“家人”，按一般的理解指的胡锡进的子女。胡锡进究竟有没有子女、有多少个子女、是男是女，都有争议。网上传言胡锡进有一个儿子在加拿大留学，胡锡进否认，说他只有一个女儿。胡锡进曾经被《环球时报》副总编段静涛实名举报有两个私生子，但是中央纪委说这个举报不符合事实。不管胡锡进有没有私生子、有没有儿子，就算他只有一个女儿，现在男女都一样，也可以当女兵上战场。胡锡进可能知道这一点，就回避了这个问题，不敢保证他的家人就一定要上战场，因为他的子女还比较年轻，真上战场那就是去当炮灰了。

更有意思的是，胡锡进接下来还反击这个网友说：“同时还要抓你做壮丁，把你编入突击队，去上岛炸碉堡。如果你敢临阵逃脱，我在后面就一枪毙了你。”

现在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抓壮丁”是什么意思，那是七、八十年前民国时期的特殊产物。当时国民党军队严重缺员，老百姓不愿意参军去替国民党卖命，所以他们只好抓人来当兵。“壮丁”在理论上应该指的是青壮年，但实际上在抓壮丁的时候把未成年人、老人也都硬抓过来当兵。这就很不得人心，是国民党政府在大陆垮台的一个因素。

现在胡锡进居然觉得要打台湾也要抓壮丁，那他的意思是不是打台湾其实也是很不得人心的一件事？没有足够的志愿者愿意当兵来打台湾，所以要恢复七、八十年前的抓壮丁制度了？这是把现在的人民解放军当成以前的国民党军队，需要靠抓壮丁打仗。

胡锡进还认为，不仅要抓壮丁，而且要逼人去当突击队炸碉堡，或者当所谓的“敢死队”，后面还有“督战队”监督这些人，敢退缩就一枪毙了你。传说以前国民党军队就是这么干的。据胡锡进透露，解放军也这么干。2014年他曾经发过一条微博，透露说，1979年中国打越南的时候，当时把一些士兵编成“敢死队”，怕这些人逃跑，还要派人把他们给看管起来。当时《解放军报》还驳斥了胡锡进是造谣，但是胡锡进显然不认为自己是造谣，而且要打台湾也是会这么干的。

抓壮丁、逼人当敢死队、不当就一枪毙了你，这些都是以前大陆拍的国共内战的影片里经常出现的。从这事可以看出来，虽然胡锡进自吹当过战地记者、上过战场，他对战争的看法基本上是从他小时候看电影得来的印象。有一件事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就是他说要叫人上岛去炸碉堡。“炸碉堡”也是以前大陆拍的国共内战的战争片里经常出现的镜头。在现代战争中，谁还会逼着人去炸碉堡？现在有钻地的炸弹，一炸整个碉堡都炸没了，还用派人去炸碉堡吗？胡锡进对现代战争缺乏常识，却老是鼓吹要去打台湾，其实也就是过过嘴瘾。

说起炸碉堡，最著名的炸碉堡的人物是董存瑞。现在有一条新的法律，叫做“侵害英雄烈士名誉罪”，不能说烈士的坏话，甚至不能拿烈士打比方。北京的一个编辑发了一条微博，讽刺那些抵制耐克、阿迪达斯的人是想要当董存瑞，被北京警方说是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罪”，抓去判刑。

但是，有一个大五毛——孤烟暮蝉（广东惠东县工会舒畅）以前发过微博，把印度人比喻成是董存瑞，而且是贬低的说法，因为她把印度人蔑称为“阿三”，说这些“阿三”想要当董存瑞。如果按北京警方抓那个编辑的标准，孤烟暮蝉也是侵害了董存瑞的名誉，也应该抓起来。但是没有，她过得好好的，继续在网上当她的大五毛。

我不知道胡锡进举逼人去炸碉堡、“不去就一枪毙了你”的时候，是不是也在暗示，董存瑞当时去炸碉堡也是被逼的，如果他敢不去炸的话也会有督战队一枪把他毙了？如果胡锡进真的是这么想的话，不要怕会侵害了革命烈士的名誉，大胆地说出来。他说了公安也不敢把他怎么样。连孤烟暮蝉这么个普通的大五毛公安都不敢动她，更不要说胡锡进这种有一定的身份的厅级干部了。

2021.4.2.录制

2021.11.2.整理

弦子起诉央视主持人朱军性骚扰案子的判决结果是意料当中的，那就是驳回弦子的诉讼请求。在开庭当天就做了判决，因为在开庭之前已经定下来了。在中国稍微大一点的案子就不是由主审法官，而是由审判委员会来决定要怎么判。对于那些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子更是要由政法委下指示应该怎么判。就像肖传国雇凶袭击我的案子，因为有重大的社会影响，就由北京市政法委指示要“轻刑速审”，就是对肖传国这些人要判得很轻，审判的过程要非常地快，让这件事迅速过去。在开庭之前北京司法局找了我的律师传达北京政法委的这个指示，想让律师做我的工作，让我有思想准备，不要闹。法院打电话通知我去参加开庭，我说我已经知道你们会判得很轻，而且会当庭判决，我不愿意陪你们演这么一出戏，不去。

朱军的案子也属于有重大社会影响的，也是由政法委已经定下来要怎么判，那就是，一定要保住朱军，不能让弦子赢。为什么呢？原因有二。

第一个原因，朱军毕竟是央视主持人。央视主持人是政府的形象代表，而且性骚扰发生在节目录制期间，在工作场合，如果法院支持弦子，对央视、政府面子上都不好看，有损形象。

其次，这个事件被当作是中国Metoo?（“我也是”）运动的一个重要事件。Metoo运动最开始是在美国爆发的，一些女性出来指控她们曾经受过某个有权有势的人的性骚扰、性侵。以前不敢说，现在利用这么一个机会说“我也是这样”。这股风传到中国，弦子起诉朱军就被认为是Metoo运动的组成部分。中国政府肯定不会支持Metoo，只会打压，因为在中国性骚扰、性侵太常见了，比美国严重多了。特别是在职场、官场，性骚扰、性侵非常普遍，官员、领导自己不干净，怎么可能支持Metoo呢？如果Metoo运动的声势越来越大，有越来越多的女性敢于站出来揭发，把这些领导、官员的丑事都给抖出来，后果不是非常地严重吗？

这就是为什么政法委肯定要包庇朱军，下的指示就是不能判朱军败诉。至于找什么样的理由判决，那是法院的事。法院是很容易找到理由的。中国的法官不需要讲逻辑，也不需要讲证据，只要得到了要怎么判的指示，总能找到借口。即使有很强的、很直接的证据，比如说有视频把朱军性骚扰的过程录下来，法院同样可以找到借口驳回起诉。何况只有间接的证据，法院更容易找到理由了，一句“证据不足”就驳回了。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中国不是一个法治国家，判案不是完全根据法律，而是根据政治。司法不具有独立性，而是要听党的。代表党的就是政法委。如果弦子的案子发生在美国，虽然证据不是很充分，还是有可能赢的。民事案和刑事案对证据的要求不一样。刑事案认为证据不足的，民事案也有可能胜诉。比如刘强东涉嫌强奸的案子，明尼苏达的检察官认为证据不足，起诉刘强东有可能赢不了，决定不起诉。但是受害人仍然起诉刘强东，属于民事诉讼，只要能够说服陪审团相信受害人的说法，还是很有可能赢的。美国的陪审团没有政法委命令应该怎么判。如果中国实行的也是美国这种陪审团制度，司法具有独立性，那么弦子是很有可能赢的。很多人相信她，我也相信她。

这个案子判决下来后，弦子表示要上诉。勇气可嘉，但是上诉的结果也可以预料得到，那就是会维持原判。这个案子怎么判是政法委定下来的，中级法院不可能去违背政法委命令。但是，虽然上诉赢不了，我还是支持弦子上诉。在中国打这种带有公益性质的诉讼，不能抱有太大的希望，赢了当然好，输了也不用太在意。如果抱着太大的希望，那会很失望的。只要不抱着太大的希望，就不妨去打。

我以前在国内也打过一些诉讼，现在也在第二次起诉崔永元损害名誉权。对这些诉讼，我也并不抱着什么希望有可能赢，比如说，法官是不太可能判崔永元败诉的。但是，我为什么还是要打这些诉讼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去打这种带公益性质的诉讼对于结果不要太看重。对方赢了又能怎么样？现在朱军赢了又能怎么样？他真正地挽回名誉了吗？一般中国人都知道他是怎么赢的，都知道中国的法院是怎么回事，也就是说中国法院的判决并没有什么权威性，不像美国的法院。即使中国的法院判朱军赢了，大家还是不会相信中国法院的判决的。更何况，中国的宣传主管部门已经下指示不准报道这个案子，很多人并不知道法院支持朱军。我唯一看到的报道是《北京日报》一则很短的报道：“周某某起诉朱某人格权纠纷，由于证据不足被法院驳回起诉。”看这则报道让人一头雾水。如果没有跟踪这个案子的不知道讲的是朱军的案子，如果跟踪这个案子的早就从别的渠道知道了判决结果了，发这种报道有啥用？连朱军胜诉也不敢报道，说明中国宣传主管部门很清楚，法院的判决是没法挽回朱军的名声的。所以，即使被告赢了又能怎么样？没必要太把诉讼的输赢放在心上。

那么，起诉这种带公益性质的案子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是为了扩大影响，让更多的人了解事情的真相。第二，是要给历史留一份记录，也就是说要着眼于未来，让后人能够通过这些记录知道我们曾经有过法律只是一个笑话的荒唐时代。

2021.9.16.录制

2021.11.4整理

“三月廿八，上午发薪，逛琉璃厂，购书三册，一元整，拓片十张，二元三角，永元砖研一方，一元三角，茶饮一角，旋至怡红院还酒账卅八元，欲走，小红拉拽入房，不觉天黑，又费五元，洒泪而别.——《鲁迅日记》”

这则“鲁迅日记”是伪造的，不仅在《鲁迅日记》中没有，而且其格式与鲁迅日记不符。鲁迅写日记只是每月开始写一次月份，每日只写日子不写月份，日子后面会写天气，例如“廿八日?晴”。可见杨锦麟并没有看过《鲁迅日记》，伪造得很拙劣。

《鲁迅日记》中唯一一处提及妓女，是1932年2月16日的日记，全文如下：

“十六日?晴。下午同三弟往汉文渊买翻汪本《阮嗣宗集》一部一本，一元六角；《绵州造象记》拓片六种六枚，六元。又往蟫隐庐买《鄱阳王刻石》一枚，《天监井阑题字》一枚,，《湘中诗》一枚，共泉二元八角。夜全寓十人皆至同宝泰饮酒，颇醉。复往青莲阁饮茗，邀一妓略来坐，与以一元。”

上世纪八十年代曾有李石城、苏雪林这些骂鲁妄人根据这则日记造谣鲁迅“召妓发泄”，后来也一直有嫖娼爱好者以此引鲁迅为同道。其实鲁迅日记说得很清楚，是在茶楼喝茶的时候邀请一名妓女过来坐了一会儿，给了一元钱。从上下文看是十个人喝完酒一起去的茶楼。只是“略坐”，肯定不是“发泄”，哪有在茶楼大庭广众之下十个男女老少（鲁迅和周建人全家）一起“发泄”的，何况一元钱在当时只是“打茶围”（与妓女喝茶、聊天）的价位，嫖资没那么便宜。为什么邀请妓女过来略坐呢，原因没说，但完全可以有正当的理由，例如了解一下底层人民的遭遇。当时正值日军轰炸上海、鲁迅全家避难内山书店后不久，兵荒马乱，逃难初定的鲁迅采风问民情有何不妥？鲁迅在那一年十二月有诗《所闻》，或与此有关：

“华灯照宴敞豪门，娇女严妆侍玉樽。忽忆情亲焦土下，佯看罗袜掩啼痕。”

杨锦麟显然不知道这个公案，连李石城、苏雪林那样的歪曲都不会，干脆无中生有伪造鲁迅日记，可谓无耻之极。想必杨锦麟本人有嫖娼癖好，就想拉个名人前辈陪绑聊以自慰。民国名人中有嫖娼癖好的有的是，康有为、胡适、徐志摩、郁达夫都以此闻名且不讳言（说陈独秀嫖娼则是汤尔和为了排挤他的造谣）。但杨锦麟看不上这些著名嫖客，偏把黑手伸向鲁迅，居然伪造鲁迅日记污蔑鲁迅也是嫖客，以为天下男人都跟他一样龌蹉，连鲁迅都敢拉来给他这种下流胚陪绑，我居然还跟这种无耻小人同台过，呸！

2021.11.5.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大”），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标志。“一大”并不是在七月一日这一天召开的，这个日子被定为共产党成立纪念日，是毛泽东随便指定的。共产党在成立的早期疲于奔命，没有想过要每年庆祝建党。一直到1938年共产党在陕北有了根据地，站稳脚跟了，毛泽东才想起来应该每年都纪念建党。但是，毛泽东虽然是一大的代表，而且还是负责记录的代表，自己也不记得“一大”究竟是哪一天开的。当时延安还有一个“一大”的代表董必武。毛泽东去找董必武，董必武也不记得究竟是哪一天开会。两个人都记得大概是在七月份开的，因为那个时候天气很热。毛泽东就把七月一日当成是共产党成立的纪念日，因为这个日子容易记。他在那一年写的《论持久战》说，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7周年的纪念日。从那以后，中国共产党每年都要纪念“七一”了。

不仅毛泽东、董必武不记得中共“一大”究竟是哪天开的，参加一大的代表也没有一个记得究竟是哪一天开的。有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是模模糊糊地说是七月份开的。张国焘晚年的回忆录说七月一日开会，是把纪念日跟实际开会的时间搞混了。共产党“一大”开会的具体时间是后来根据共产国际当时的记载确定下来的。根据共产国际当时的报告，我们现在知道，当时本来定在1921年6月20日在上海开会，但是各地的代表陆陆续续到齐了以后已经是7月23日了，这时会议才开幕。严格地说，1921年7月23日才是共产党成立的日子。

开会地点在上海法租界的李公馆。李公馆是上海代表李汉俊他哥的家。他哥外出了，李汉俊觉得这个房子很大，把它作为会议的场地。30日，法国的巡捕突然来搜查。虽然巡捕没有抓人就走了，代表们觉得不能再在那里把会议继续开下去了。上海的另一个代表李达的夫人提议改到嘉兴开。当时从上海到嘉兴要坐火车，7月31日有台风，铁路不通。到8月2日铁路通了，李达夫人和几个代表先到嘉兴做准备。8月3日其他代表陆陆续续地也过去了。那天他们租了一条游船，装成是游客，在嘉兴的南湖把会议开完。最后一天的会议通过了共产党的决议、纲领，选举陈独秀当总书记。

参加会议的代表基本上都是年轻人。年纪最大的是跟毛泽东一起从长沙来的何叔衡，已经45岁，会议其他的代表把他称作“老先生”，跟年轻人格格不入。他们认为何叔衡不够格，不让他参加会议。所以，何叔衡虽然作为代表去了上海，但没有参加会议，被赶回长沙。剩下的代表中董必武年纪最大，也只有35岁。其他的代表，最年轻的才19岁，大部分都是20岁。每一个地方派了两个代表，还有一个日本的代表，本来共有13个代表，何叔衡走了剩下12个。这些都是年轻人，而且都是文化人，包括教师、大学生、记者，记忆力应该是很好的，但居然没有一个记得“一大”究竟是在哪一天开的。说明这些人根本就没把这次会议当回事，不认为那是多么重要的事情，所以具体的日子都记不得了。

有别的迹象也表明，那些去开会的人真的是不把这个会议当回事的。

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共产主义者有两个，南方的陈独秀和北方的李大钊，叫做“南陈北李”。但这两个人都没有去参加“一大”。李大钊是北大的教授。北京当时已经有共产党了，还是李大钊帮助成立的。但是，北京共产党接到开会的通知，要他们派两个代表去参加会议的时候，就没有想到要让李大钊去参加，觉得这种小事情没有必要让这么忙的一个大教授去参加。他们选北大的学生去。第一个选出来的是当时主要在搞学生运动的北大学生张国焘。北京共产党还有两个学生比较著名，也都是北大的学生，一个叫邓中夏，一个叫罗章龙。第二个代表本来应该选他们中的一个，但是两个人都不愿意去，都觉得自己太忙了，不去上海开会。最后派了一个叫刘仁静的19岁的学生和张国焘一起去参加。

陈独秀当时在广东。他原来在上海，被南方政府请去当广东教育厅厅长。上海组织这次代表大会的人希望陈独秀参加会议，专门派了一个人去请他。这个人叫包惠僧，是武汉共产党的人，想去苏联留学，到上海后没走成，就在上海留下来了。包惠僧是记者，采访过陈独秀，跟陈独秀很熟，上海共产党就让他去广州请陈独秀回上海开会。陈独秀不愿意参加这个会议，他在筹建一个校舍，正在找钱，如果去上海开会，事情就耽搁了。他反而让包惠僧当广东的代表去参加会议。广东代表还有一个名额，陈独秀就让另外一个年轻人陈公博去，因为陈公博刚刚结婚，刚好可以带新娘一起去上海度蜜月。从这事可以看出来，陈独秀也不把这会议当回事，陈公博去开会实际上就是去度蜜月的。陈公博到上海后，参加了会议，但30日改到嘉兴开，他就不去了，带着新娘子去杭州西湖玩。8月3日他从杭州回来，碰到了另外一个代表周佛海，才知道会议开完了，而且选出陈独秀当总书记。

我刚才说了，参加会议的主要是一些年轻的学生、记者，他们参加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因为有人出钱（共产国际给他们出路费），可以借机去大上海玩一玩，公费旅游。这对他们来说可能是更重要的，参加会议是顺便的事。所以虽然他们去参加会议，但是很不重视。很不重视的另外一个证据，就是这次会议通过了决议、纲领，结果所有的这些文件的中文的原始版本后来都找不到了，没有人想到要把它们留下来。

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一大”的第一次决议、第一个纲领，有两个版本。一个是俄文版本。共产国际有两个代表参加了会议，向共产国际报告会议情况，把这些文件翻译成了俄文，保存下来。中共建国以后，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向苏联要共产国际当时有关中国的资料，才找到了这些文件的俄文版本，再翻译成中文。

另外一个是英文版本。参加会议的陈公博于1923年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1924年获得硕士学位，硕士论文研究的是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因为他参加过“一大”，有这个资本。这篇论文附了“一大”文件的英文翻译。参加会议的代表手上都有这些文件，他给翻译成了英文。这篇论文直到1960年才被挖掘出来。对照英文的版本和俄文的版本，发现内容是一致的，所以是可靠的。但是中文的版本没有人留下来，包括负责会议记录的毛泽东也没有留下任何的资料，说明他们根本就不把这个会议当回事。

现在关于中共“一大”的历史文献主要是共产国际保存下来的。共产国际为什么对这事这么重视呢？因为成立中国共产党就是共产国际和俄国共产党一手策划的。早在1920年，俄国共产党派了俄国人维经斯基，中文化名吴廷康，先是到北京找李大钊，李大钊建议他到去上海找陈独秀。他在上海找到陈独秀，给陈独秀活动经费做成立共产党的准备。1920年8月，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陈独秀被选为总书记。也可以说，在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了。陈独秀显然是那么想的，认为自己已经是中国共产党的书记了，没有必要再去参加“一大”。

维经斯基离开中国后，共产国际在1921年另派荷兰人马林，和俄国共产党远东局间谍处的尼可尔斯基一起到上海，给上海共产党经费让他们筹备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已经有共产党在活动的城市，每个派两个代表。北京、长沙、广州、武汉、济南都派了两个代表。日本留学生也派了一个代表（周佛海）参加。马林、尼可尔斯基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自始至终参与会议。这两个人的下场都很惨。马林后来回荷兰，二战时荷兰被德国占领，马林被纳粹杀害。尼可尔斯基更惨。1938年斯大林搞肃反，尼可尔斯基本来是苏联的间谍，反而被说成是外国的间谍被处决了。

中国的那13个代表大多数下场也很不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具体说一说这些中国代表的命运。

先从上海的代表说起。地主李汉俊在1924年被开除出党。1927年国民党清党时，李汉俊虽然已经被共产党开除，还是被国民党军阀杀了。另一个上海的代表李达因为跟陈独秀合不来，在1923年宣布脱党，当教授去了，搞学术研究，研究的还是共产主义。1949年共产党夺取政权，李达又重新入党，当武汉大学校长。1966年文革一开始他就被开除出党，被红卫兵斗死了。

再来看北京的代表。张国焘后来当了陕北苏维埃政府主席，跟毛泽东斗斗不过，1938年叛变投奔国民党。他算是得了善终的，后来他移民到加拿大，1979年在加拿大病死。北京另一个代表刘仁静在1929年被开除出党，因为他是“托派”。文革时他被作为反革命抓起来，在秦城监狱关了很多年，文革结束以后才放出来。1987年他在北京被公交车撞死。

湖南长沙的代表，毛泽东不用说了。另外一个代表何叔衡，就是参加会议被赶走的那个，后来参加红军。1935年红军长征离开了福建，但是何叔衡留在原来的苏区，有一次被国民党包围，他跳崖死了。

武汉的代表有一个是董必武。董必武后来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75年逝世，得了善终。武汉的代表还有一个是陈潭秋。他也参加红军，一直当共产党的领导。1943年，新疆军阀盛世才跟共产党闹翻了，杀了一批原来在新疆和他合作的共产党，其中被杀的就包括陈潭秋。

济南有两个代表。一个叫王尽美，他在1925年因肺结核病死。另一个代表邓恩铭后来一直在山东领导共产党的工作，1931年被山东军阀韩复榘枪决。

广东的代表陈公博第二年（1922年）就宣布退党了，1923年去美国留学四年拿了学位回国，加入国民党。抗战期间，他跟汪精卫投靠日本，后来成了汪精卫伪政权的二号人物。汪精卫死后陈公博当了南京国民党的主席、行政院的院长，所以是二号的大汉奸。抗战胜利后，他逃到日本，被国民党政府引渡回国，枪决了。广东的另外一个代表叫包惠僧，在1927年国民党清党时退党，后来加入国民党，当了不大不小的官。再后来去了澳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想回来，给周恩来、毛泽东写信，他们就让他回国了。回国以后他被政府养起来，文革时受了批判，但是不算很严重。他活过了文革，1979年才病逝。

最后一个是日本留学生代表周佛海，1924年退党，加入了国民党。后来也是跟着汪精卫投靠日本，汪精卫伪政权成立时他也是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曾经当过行政院的副院长。抗战胜利后他被判处死刑，但是被蒋介石赦免了，改成无期徒刑。1948年在监狱里病死。

总共13个代表，有7个或者被开除出党或者退党，有两个甚至成为大汉奸。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这说明参与开全国代表大会的这些建党的元老，实际上大部分的人并没有很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当时信仰共产主义是很时髦的一件事，这些年轻人可能就是为了赶时髦，或者就是要凑个热闹，信仰很不坚定，很容易变来变去。只不过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或者按现在的说法，在外国势力的指使下，搭了一个草台班子。并不是像后来中共吹的，说建党“是一个开天辟地事件”。

2021.7.1.录制

2021.10.30.整理

海地总统被刺杀后，土摩托发推文评论说，他当年去了一趟海地，最大的感想就是，这个国家靠民主选举是救不活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殖民或专制。他说，他这个想法由于政治上不正确当年被骂惨了，不知道那些骂他的书呆子、公知们现在有没有改变看法。

土摩托非常自信，去海地旅游了一趟就认为对这个国家非常了解，要给它的政治前途指明方向。我没有这样的自信，如果要让我评论哪一个国家的政治，我只敢评论中国和美国。因为我在这两个国家都生活过很长的时间，读过大量的关于这两个国家的政治、历史、文化等方面的书，又天天关心中国、美国的新闻，所以觉得自己还可以评一评中国、美国的政治。其他国家的政治，我一般是不敢评论的。即使有一些国家我去过，只是作为一个观光客走马观花看一看，并没有资格评论他们国家的情况，更不要说给他们的政治前途指明方向。如果非要做评论的话，那就要做好功课，先看大量的资料。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土摩托会把总统遇刺跟一个国家是不是适合搞民主扯上了关系。美国历史上多次发生过总统遇刺事件，有四个总统（林肯、加菲尔德、麦卡金利、肯尼迪）被刺杀身亡，另外还有里根也被刺杀受了重伤。我们能说，美国频繁地发生总统被刺杀的案件，说明美国不适合搞民主吗？

说某一个国家天生就不适合搞民主，并不是土摩托首先提出来的，中国政府一直用类似的说法来给大家洗脑，说中国有特殊的国情，不适合搞西方民主，如果搞西方民主中国就要大乱。有不少中国文化人居然也很接受这一套。像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以前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当教授的时候曾经给校报写过信，说西方民主根本就不适合于中国。还有科幻作家刘慈欣，曾经接受美国记者的采访，也说中国是不能搞西方民主的，如果搞了民主中国是要大乱的，他就要移民逃到西方民主国家去。

认为某一个国家的人是不能搞民主的，实际上就是认为那个国家的人要比其他国家的人低一等，是天生的贱民。民主是一种普世价值。虽然他们一直在说什么“西方的民主”，但是那是唯一真正的民主。民主可以有不同的方式，但本质只有一个，那就是自由、公正的选举，也就是“西方民主”。那是真民主，没有自由、公正的选举的“民主”，不管是标榜“社会主义民主”、“中国特色的民主”还是“全过程民主”，都是假的。选举的权利是人们与生俱来的。如果认为一个国家的人不配具有这种与生俱来的权利，就是把他们当成了贱民，实际上就是一种种族主义。

我们再来看国家发展的问题。一个国家要真正地长治久安，必由之路还是民主。民主好不好，不能只看一些个案，不能拿某一个国家民主搞不好作为例子，特别是不能拿一个国家在特定的转型时期的混乱来作为例子，来证明民主是不好的。应该看大数据。我们看各个国家的大数据，会很容易发现，那些搞得好的国家，那些最发达、最先进的国家，无一例外全都是民主国家；而那些最落后的国家几乎都是专制的国家。所以答案是非常明显的。这就是为什么民主制很吸引人，一百多年来世界各国都纷纷地转型，变成民主国家。民主国家越来越多是世界潮流，是不可阻挡的。

我们不否认专制制度在某一些情况下有它的优势。如果专制制度运行得好，与民主制的互相制衡、互相扯皮比起来，效率会比较高。这就是为什么在需要高效率的、反应迅速的场合往往搞的是专制。比如说军队打仗搞的就是专制，由将军说了算，如果让士兵投票表决仗要怎么打，那就没法打了。但是，在平民社会是不能指望平民跟士兵一样一切行动听指挥的，因为大家并没有受过训练。在军队行得通的那种高效率的做法，在平民社会就不一定行得通。所以，在平民社会搞专制不一定效率就会很高，往往效率是比较差的，甚至比民主制还要差。

而且，在专制下的高效率不一定都是好事。如果领导人是一个坏蛋，或者是一个混蛋，效率高反而结果会更糟糕。将军如果是一个笨蛋将军，那么士兵死得更多、死得更快。在平民社会也是这样，如果一个独裁者是一个坏蛋或笨蛋，那么就会给国家、人民造成巨大的灾难。像中国的“大跃进”、“文革”这样的浩劫只有在专制社会才会发生，在民主国家是不会发生的。

所以，专制要搞得好，实现许多人宣扬、提倡的“开明专制”，必须满足两个条件：领导人要德才兼备，整套机制要运作得很高效。这样的专制才会比民主有优势。但是，这两个条件同时要达到是非常难的。我们已经说了效率的问题，再说说领导人的问题。要出现一个独裁者既能干又是好人，是非常难的。德才兼备的人要爬到独裁者的位置，是小概率事件。即使真的有一个德才兼备的人当了独裁者，手里掌握着绝对的权力，而绝对的权力就会导致绝对的腐败，他也会变质，变成坏蛋。即使这个独裁者是一个圣人，始终能不被权力腐化，那么人总有糊涂的时候吧？特别是年纪大了以后更容易糊涂，一糊涂，绝对的权力导致的后果就会很严重。

即使再退一步说，独裁者既是圣人也是神人，始终就是一个“英明领袖”，一直到死都不糊涂，那么他死了怎么办？接班人会跟他一样英明吗？接班人一直就是专制制度的一大难题。即使这一个接班人上台了，也是很能干、品德很好的，那么再下一个接班人总会出现笨蛋、坏蛋上台的机率，而且这个机率会很高。专制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即使碰巧碰到了一个开明的独裁者，也很难长期地保持下去。也就是说，“开明专制”不具有可持续性，到最后一定会崩溃，一崩溃就会造成巨大的灾难。这种情况在民主制是不会出现的。这就是为什么丘吉尔说“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不一定是最好的制度，但是“最不坏”，不会出现专制制度会出现的那种灾难性的后果。

当然，民主不是万能的，并不是说一个社会有了民主就什么都好了，民主还需要一些配套的机制，还要有自由、法治，民众的科学素养、政治素养也要比较高。如果没有这些东西，那么民主就有可能变成暴民统治。但是，如果没有民主作为基础，那么自由就很容易被剥夺，法治就很容易被破坏，民众的科学素养、政治素养也很难提高。所以，民主虽然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民主那是万万不能的。

那些唱衰民主、为专制唱赞歌的有两类人。一类认为自己是“上等人”，要比别人高一等，觉得其他的人都不配享有民主，不配有各种各样的权利。还有一类是属于既得利益者，从专制捞到了好处。不管哪一类人，都是不把老百姓的疾苦放在心上，不把老百姓当人看，所以才会为专制唱赞歌。

这些人唱的赞歌是不是真心的，还要经得起专制铁拳的考验，要让他们挨一挨专制的铁拳，看他们的赞歌还能不能唱出来。像刘慈欣、施一公这些人如果万一哪一天失势了，要在中国挨铁拳了，我希望他们别忙往欧美民主国家跑，要去享受这些国家的民主、自由，希望他们继续留在中国享受专制的铁拳，为专制的理想献身。这就叫做“求仁得仁”。

2021.7.12.录制

2021.10.24根据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