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建党内幕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大”),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标志。“一大”并不是在七月一日这一天召开的,这个日子被定为共产党成立纪念日,是毛泽东随便指定的。共产党在成立的早期疲于奔命,没有想过要每年庆祝建党。一直到1938年共产党在陕北有了根据地,站稳脚跟了,毛泽东才想起来应该每年都纪念建党。但是,毛泽东虽然是一大的代表,而且还是负责记录的代表,自己也不记得“一大”究竟是哪一天开的。当时延安还有一个“一大”的代表董必武。毛泽东去找董必武,董必武也不记得究竟是哪一天开会。两个人都记得大概是在七月份开的,因为那个时候天气很热。毛泽东就把七月一日当成是共产党成立的纪念日,因为这个日子容易记。他在那一年写的《论持久战》说,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7周年的纪念日。从那以后,中国共产党每年都要纪念“七一”了。

 

不仅毛泽东、董必武不记得中共“一大”究竟是哪天开的,参加一大的代表也没有一个记得究竟是哪一天开的。有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是模模糊糊地说是七月份开的。张国焘晚年的回忆录说七月一日开会,是把纪念日跟实际开会的时间搞混了。共产党“一大”开会的具体时间是后来根据共产国际当时的记载确定下来的。根据共产国际当时的报告,我们现在知道,当时本来定在1921年6月20日在上海开会,但是各地的代表陆陆续续到齐了以后已经是7月23日了,这时会议才开幕。严格地说,1921年7月23日才是共产党成立的日子。

 

开会地点在上海法租界的李公馆。李公馆是上海代表李汉俊他哥的家。他哥外出了,李汉俊觉得这个房子很大,把它作为会议的场地。30日,法国的巡捕突然来搜查。虽然巡捕没有抓人就走了,代表们觉得不能再在那里把会议继续开下去了。上海的另一个代表李达的夫人提议改到嘉兴开。当时从上海到嘉兴要坐火车,7月31日有台风,铁路不通。到8月2日铁路通了,李达夫人和几个代表先到嘉兴做准备。8月3日其他代表陆陆续续地也过去了。那天他们租了一条游船,装成是游客,在嘉兴的南湖把会议开完。最后一天的会议通过了共产党的决议、纲领,选举陈独秀当总书记。

 

参加会议的代表基本上都是年轻人。年纪最大的是跟毛泽东一起从长沙来的何叔衡,已经45岁,会议其他的代表把他称作“老先生”,跟年轻人格格不入。他们认为何叔衡不够格,不让他参加会议。所以,何叔衡虽然作为代表去了上海,但没有参加会议,被赶回长沙。剩下的代表中董必武年纪最大,也只有35岁。其他的代表,最年轻的才19岁,大部分都是20岁。每一个地方派了两个代表,还有一个日本的代表,本来共有13个代表,何叔衡走了剩下12个。这些都是年轻人,而且都是文化人,包括教师、大学生、记者,记忆力应该是很好的,但居然没有一个记得“一大”究竟是在哪一天开的。说明这些人根本就没把这次会议当回事,不认为那是多么重要的事情,所以具体的日子都记不得了。

 

有别的迹象也表明,那些去开会的人真的是不把这个会议当回事的。

 

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共产主义者有两个,南方的陈独秀和北方的李大钊,叫做“南陈北李”。但这两个人都没有去参加“一大”。李大钊是北大的教授。北京当时已经有共产党了,还是李大钊帮助成立的。但是,北京共产党接到开会的通知,要他们派两个代表去参加会议的时候,就没有想到要让李大钊去参加,觉得这种小事情没有必要让这么忙的一个大教授去参加。他们选北大的学生去。第一个选出来的是当时主要在搞学生运动的北大学生张国焘。北京共产党还有两个学生比较著名,也都是北大的学生,一个叫邓中夏,一个叫罗章龙。第二个代表本来应该选他们中的一个,但是两个人都不愿意去,都觉得自己太忙了,不去上海开会。最后派了一个叫刘仁静的19岁的学生和张国焘一起去参加。

 

陈独秀当时在广东。他原来在上海,被南方政府请去当广东教育厅厅长。上海组织这次代表大会的人希望陈独秀参加会议,专门派了一个人去请他。这个人叫包惠僧,是武汉共产党的人,想去苏联留学,到上海后没走成,就在上海留下来了。包惠僧是记者,采访过陈独秀,跟陈独秀很熟,上海共产党就让他去广州请陈独秀回上海开会。陈独秀不愿意参加这个会议,他在筹建一个校舍,正在找钱,如果去上海开会,事情就耽搁了。他反而让包惠僧当广东的代表去参加会议。广东代表还有一个名额,陈独秀就让另外一个年轻人陈公博去,因为陈公博刚刚结婚,刚好可以带新娘一起去上海度蜜月。从这事可以看出来,陈独秀也不把这会议当回事,陈公博去开会实际上就是去度蜜月的。陈公博到上海后,参加了会议,但30日改到嘉兴开,他就不去了,带着新娘子去杭州西湖玩。8月3日他从杭州回来,碰到了另外一个代表周佛海,才知道会议开完了,而且选出陈独秀当总书记。

 

我刚才说了,参加会议的主要是一些年轻的学生、记者,他们参加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因为有人出钱(共产国际给他们出路费),可以借机去大上海玩一玩,公费旅游。这对他们来说可能是更重要的,参加会议是顺便的事。所以虽然他们去参加会议,但是很不重视。很不重视的另外一个证据,就是这次会议通过了决议、纲领,结果所有的这些文件的中文的原始版本后来都找不到了,没有人想到要把它们留下来。

 

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一大”的第一次决议、第一个纲领,有两个版本。一个是俄文版本。共产国际有两个代表参加了会议,向共产国际报告会议情况,把这些文件翻译成了俄文,保存下来。中共建国以后,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向苏联要共产国际当时有关中国的资料,才找到了这些文件的俄文版本,再翻译成中文。

 

另外一个是英文版本。参加会议的陈公博于1923年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1924年获得硕士学位,硕士论文研究的是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因为他参加过“一大”,有这个资本。这篇论文附了“一大”文件的英文翻译。参加会议的代表手上都有这些文件,他给翻译成了英文。这篇论文直到1960年才被挖掘出来。对照英文的版本和俄文的版本,发现内容是一致的,所以是可靠的。但是中文的版本没有人留下来,包括负责会议记录的毛泽东也没有留下任何的资料,说明他们根本就不把这个会议当回事。

 

现在关于中共“一大”的历史文献主要是共产国际保存下来的。共产国际为什么对这事这么重视呢?因为成立中国共产党就是共产国际和俄国共产党一手策划的。早在1920年,俄国共产党派了俄国人维经斯基,中文化名吴廷康,先是到北京找李大钊,李大钊建议他到去上海找陈独秀。他在上海找到陈独秀,给陈独秀活动经费做成立共产党的准备。1920年8月,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陈独秀被选为总书记。也可以说,在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了。陈独秀显然是那么想的,认为自己已经是中国共产党的书记了,没有必要再去参加“一大”。

 

维经斯基离开中国后,共产国际在1921年另派荷兰人马林,和俄国共产党远东局间谍处的尼可尔斯基一起到上海,给上海共产党经费让他们筹备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已经有共产党在活动的城市,每个派两个代表。北京、长沙、广州、武汉、济南都派了两个代表。日本留学生也派了一个代表(周佛海)参加。马林、尼可尔斯基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自始至终参与会议。这两个人的下场都很惨。马林后来回荷兰,二战时荷兰被德国占领,马林被纳粹杀害。尼可尔斯基更惨。1938年斯大林搞肃反,尼可尔斯基本来是苏联的间谍,反而被说成是外国的间谍被处决了。

 

中国的那13个代表大多数下场也很不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具体说一说这些中国代表的命运。

 

先从上海的代表说起。地主李汉俊在1924年被开除出党。1927年国民党清党时,李汉俊虽然已经被共产党开除,还是被国民党军阀杀了。另一个上海的代表李达因为跟陈独秀合不来,在1923年宣布脱党,当教授去了,搞学术研究,研究的还是共产主义。1949年共产党夺取政权,李达又重新入党,当武汉大学校长。1966年文革一开始他就被开除出党,被红卫兵斗死了。

 

再来看北京的代表。张国焘后来当了陕北苏维埃政府主席,跟毛泽东斗斗不过,1938年叛变投奔国民党。他算是得了善终的,后来他移民到加拿大,1979年在加拿大病死。北京另一个代表刘仁静在1929年被开除出党,因为他是“托派”。文革时他被作为反革命抓起来,在秦城监狱关了很多年,文革结束以后才放出来。1987年他在北京被公交车撞死。

 

湖南长沙的代表,毛泽东不用说了。另外一个代表何叔衡,就是参加会议被赶走的那个,后来参加红军。1935年红军长征离开了福建,但是何叔衡留在原来的苏区,有一次被国民党包围,他跳崖死了。

 

武汉的代表有一个是董必武。董必武后来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75年逝世,得了善终。武汉的代表还有一个是陈潭秋。他也参加红军,一直当共产党的领导。1943年,新疆军阀盛世才跟共产党闹翻了,杀了一批原来在新疆和他合作的共产党,其中被杀的就包括陈潭秋。

 

济南有两个代表。一个叫王尽美,他在1925年因肺结核病死。另一个代表邓恩铭后来一直在山东领导共产党的工作,1931年被山东军阀韩复榘枪决。

 

广东的代表陈公博第二年(1922年)就宣布退党了,1923年去美国留学四年拿了学位回国,加入国民党。抗战期间,他跟汪精卫投靠日本,后来成了汪精卫伪政权的二号人物。汪精卫死后陈公博当了南京国民党的主席、行政院的院长,所以是二号的大汉奸。抗战胜利后,他逃到日本,被国民党政府引渡回国,枪决了。广东的另外一个代表叫包惠僧,在1927年国民党清党时退党,后来加入国民党,当了不大不小的官。再后来去了澳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想回来,给周恩来、毛泽东写信,他们就让他回国了。回国以后他被政府养起来,文革时受了批判,但是不算很严重。他活过了文革,1979年才病逝。

 

最后一个是日本留学生代表周佛海,1924年退党,加入了国民党。后来也是跟着汪精卫投靠日本,汪精卫伪政权成立时他也是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曾经当过行政院的副院长。抗战胜利后他被判处死刑,但是被蒋介石赦免了,改成无期徒刑。1948年在监狱里病死。

 

总共13个代表,有7个或者被开除出党或者退党,有两个甚至成为大汉奸。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这说明参与开全国代表大会的这些建党的元老,实际上大部分的人并没有很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当时信仰共产主义是很时髦的一件事,这些年轻人可能就是为了赶时髦,或者就是要凑个热闹,信仰很不坚定,很容易变来变去。只不过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或者按现在的说法,在外国势力的指使下,搭了一个草台班子。并不是像后来中共吹的,说建党“是一个开天辟地事件”。

 

2021.7.1.录制

2021.10.30.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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