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博客

人体得了传染病后痊愈，就有可能对这种传染病产生免疫力，在一定时间内甚至终身不会再得同一种传染病。如果这种免疫力只能持续几年时间，古人就难以注意到：一个人在几年内不得同一种传染病，可能是预防得好，或是运气好。但是如果每个得过某种传染病活下来的人终身都不再得这种病，就很容易被古人注意到。天花就是这样的传染病，而且得过天花活下来的人往往脸部会留下点点瘢痕，相当于得过天花的广告，就更让人容易注意到，这些人到死都不会再得天花了。

于是就会有人想到，天花是每个人都要得一次也只得一次的，那么还不如人为让小孩得一次轻微的天花，以后就再也不用担心会得天花了。中国古人最迟在明朝时就已经想到要这么干了。天花病毒主要是通过飞沫传播，中国古人并不知道它是传染病，而认为它是天生藏在命门里的“胎毒”由于天气、饮食、惊恐等种种原因爆发出来了，人为地先把“胎毒”引发出来就好了。要怎么引发呢？要用天花病人流出的“毒”。天花的特征是会长痘，毒就被认为是在痘里，所以古人想到了把痘接种给小孩。但是用新鲜的痘浆接种很容易让小孩得了严重的天花死亡，在长期的摸索中发现如果改用痘痂接种，就会比较安全，采用的方法是把痘痂磨成粉塞进小孩的鼻腔中。

我们现在知道天花当然不是体内“胎毒”所致，而是感染了天花病毒，种痘实际上是人为让小孩感染少量的天花病毒，得一次较轻微的天花，从而终身对天花免疫。但仍然有少数人在种痘后会死亡，死亡率大约0.5%-2%，虽然比天花30%的死亡率低得多，但仍然有致命的风险。所以种痘术虽然在18世纪传到了欧洲，却没能推广，直到英国医生琴纳发现接种牛痘也能让人对天花免疫，而且没有感染天花的风险，接种牛痘预防天花才逐渐推广到全世界。

牛痘病毒是第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疫苗，它与天花病毒很相似，既能激发人体对天花病毒的免疫反应，却又不会让人得病。但是其他的传染病并没有这种天然的疫苗，只能人工制造。一种制造方法是拿病原体来培养疫苗，在不停地传代之后，病原体有可能发生变异，毒性减弱，甚至失去了毒性，不会再让人生病，但是还能让人对该病原体具有免疫力。把这种毒性减弱的毒株筛选出来，就是所谓减毒疫苗，病毒还是活的，如果被接种者有免疫缺陷，还是有可能生病的。而且在疫苗生产过程中，病毒有可能继续突变，毒性又变强，被接种者即使免疫功能正常也可能生病。

这是活疫苗不可避免的风险。要避免这种风险，就要把病毒通过加热或加药剂的方法灭活。灭活疫苗非常安全，不用担心会被病毒感染，但是免疫的效果可能不如活疫苗，这是因为在对病毒做灭活处理后，病毒的结构遭到破坏，免疫反应没那么强烈，甚至不产生免疫反应，不一定能起到保护作用了。

避免活疫苗风险的另一种办法是人工制造类似病毒的颗粒。一个病毒由几种蛋白质构成，把编码这些蛋白质的基因放进体外细胞中让细胞生产这些蛋白质，这些蛋白质能组合形成类似病毒的颗粒，把它们接种到人体就能产生针对该病毒的免疫反应，但是它们不含有病毒基因组，就没有被病毒感染的危险。

免疫反应是由病毒上的抗原引发的，抗原往往是病毒表面上的某种蛋白质。一种病毒表面有几种蛋白质，其中有的蛋白质是病毒毒性的关键所在，例如冠状病毒表面的S蛋白是病毒入侵细胞的“钥匙”，如果免疫反应产生的是针对它的抗体，就能起到阻止病毒入侵的作用，是效果最好的免疫，而针对其他蛋白的抗体的免疫效果就没那么好。所以制备疫苗的一种办法是，不使用整个病毒，而只是用某种蛋白质或蛋白质片段来做疫苗。

用来做疫苗的蛋白质是通过基因工程的方法在体外用细菌生产的，然后再接种到人体。但是细菌生产出来的蛋白质构型和人体细胞生成的会有差异，这种差异有可能影响到免疫的效果。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在人体细胞内生产抗原蛋白质呢？有的。一种办法是用某种对人体无害的病毒（例如腺病毒）作为载体，让它携带编码抗原蛋白质的基因。把病毒载体接种到人体，它就能够利用人体细胞来生产抗原蛋白质。

但是，如果被接种者以前被作为载体的病毒感染过，对该病毒有免疫力，那么接种的病毒载体就可能被消灭，没法在人体内诱导生产抗原蛋白质。而且，作为载体的是活病毒，虽然一般情况下无害，但是对某些人来说仍有致病风险。所以有一种办法是不用病毒做载体，而用别的载体，例如细菌中有一种环形DNA，有自我复制的能力，叫质粒，就可以用它作为载体，把编码抗原蛋白质的DNA放进去。还有一种办法是用编码抗原蛋白质的信使RNA，将它用纳米颗粒包起来，注射到体内被细胞吸收后，信使RNA利用细胞里的核糖体生产抗原蛋白质。

所以，有多种办法可以设计、制备疫苗。但是这只是疫苗研发的第一步，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每当一种新型传染病出现，很快就有人宣布制造出了疫苗，其实就是这第一步。更难更花时间的是要证明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为此往往先要做动物实验，给动物接种疫苗，看有没有毒性，是否能抵抗病毒感染。动物实验的优势是可以对实验动物做解剖看看器官有没有受损害，还可以给动物注射病毒看动物是不是已成功免疫。这类实验是没法对人做的，医学伦理不允许。

但是实验动物毕竟与人有别，动物实验证明安全有效的疫苗并不等于对人体也是安全有效的。所以接下去还要做人体临床试验。临床试验分三期。第一、二期分别有几十个、几百个实验对象，目的是要确定多高的疫苗剂量是合适的，看看疫苗有没有导致严重不良反应，能不能刺激人体产生针对它的抗体。第三期要找几千个甚至几万个实验对象，把他们随机分成两组，一组注射疫苗，一组注射生理盐水作为安慰剂，然后让这些人回到生活中去，等着其中有一部分人被病毒感染，然后比较二组感染人数是否有显著差异，就可以知道疫苗是否起到保护作用。同时还要追踪观察这些人是否出现不良反应。

所以第三期临床试验是很花时间的。一种新疫苗一个研发周期长达一年以上，大部分时间就是用在了第三期临床试验的招募、跟踪、等待上了。既然第一、二期并没有发现疫苗会导致严重不良反应，实验对象体内也检测到了针对疫苗的抗体，能不能就认为疫苗已被证明安全、有效，不用做第三期临床试验呢？这样不就可以让疫苗尽快上市吗？

但是不做第三期临床是很危险的。有的疫苗导致严重不良反应的概率很低，例如只有千分之一，那么这种不良反应在只有几十、几百个实验对象的第一、二期临床试验中就很可能不被发现。而疫苗一旦上市是要给所有的人用的，即使只有千分之一的不良严重反应也能导致很多人生病、死亡，而这些人本来都是健康人，不应该让他们冒这个风险。

而且，第一、二期临床试验只能证明疫苗产生了抗体，但是，有了抗体并不等于就对人体能够起到不被病毒感染的作用。有时候，抗体不仅不能预防病毒感染，反而在被病毒感染后增强了病毒的毒性，对身体造成更大的伤害。要证明疫苗产生的抗体能真正起到免疫作用，不会导致“抗体依赖的增强”，只有继续做第三期临床试验。

可见，疫苗的研发是急不得的，疫情再紧急，也只能按部就班地一步步证明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如果只用一个研发周期，花一、两年的时间就成功研发出了安全有效的疫苗，这是非常幸运的。疫苗的研发通常要多次尝试、花上十年左右的时间才会成功。甚至也可能一直就不成功。有很多传染病到现在也没能成功研发出疫苗。

2020.9.9.

（这是为《科学世界》的专栏写的，印刷前被“领导”下令撤下，专栏也撤销了。我与《科学世界》２０年的缘分至此结束。）

加拿大首席公共卫生官最近建议，如果两个人要发生性行为，最好第一不要亲嘴，第二要戴口罩。这不是说通过戴口罩来增加情趣，目的是为了预防新冠病毒的传染，针对的是那些不住在一起的情人，或者虽然住在一起，但是对方是患有基础病或年纪比较大，也就是属于新冠感染的高危人群。

国外为什么现在也在提倡戴口罩呢？目的不是为了预防自己被别人传染，而是要预防传染给别人。你如果觉得自己被新冠病毒感染了，或者有症状了，那么预防传染给别人的最好办法，当然是不要跟别人发生性行为了。他们之所以提出戴口罩的建议，针对的是无症状感染者，他们感染了新冠病毒，但是自己不知道。这个建议就是把所有人都当成是潜在的新冠病毒的感染者，都有可能传播病毒，所以就要求大家都戴口罩，甚至建议在做爱的时候也带口罩。

口罩能够阻挡一部分的病毒传播出去，这是没有争议的。有争议的是，口罩究竟能够遮挡多少病毒？不同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有一些不同，而且也跟口罩的类型、材料很有关系。如果戴的是N95呼吸器，佩戴规范的话，公认是能够非常有效地阻挡病毒的传播，也能够防止被病毒传染的。它阻挡病毒的效率是非常高的，在95%以上，所以叫“N95”。

但是，其他的口罩是不可能有这么高的阻挡效率的，一般也就是50%，高一点能达到70%。那就是说，你如果被新冠病毒感染了，在向外传播病毒，口罩只能阻挡住其中的一部分，即使阻挡了70%，也还有30%的病毒是会散发出去的。如果是在一般的场合，两个人距离得比较远，接触的时间比较短，那么口罩是能够降低传染的风险的，因为这30%的病毒传出去以后有可能就扩散开去了，不会刚好喷到对方的脸上、呼吸道里，或者虽然进入呼吸道，但量非常少，就不会传染了。

所以，如果建议在一般的场合戴口罩，从阻挡病毒传播这个角度来说还有那么一点点道理，虽然这个有效性多高，实际上能不能达到目的，另当别论，但是在理论上至少还有一点道理。但是在做爱这种场合，是非常亲密的接触，是近距离的接触，时间一般也会比较长，可能要十几分钟甚至更长时间，有的完事了还要一起睡。在这种情况，一般的口罩是起不到阻挡病毒的作用的。即使大部分把病毒给挡住了，但是有一部分病毒传播开去了，距离那么近、接触的时间那么长，那么对方还是能够被感染的。除非戴的是N95的口罩，那么阻隔的有效性很高，对方如果也戴N95的口罩还能够起到保护的作用。但是，戴N95口罩很难受，呼吸都会觉得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没有情绪要去做爱。

所以，像加拿大首席公共卫生官的这种建议其实是很荒唐的，根本就经不起推敲。但是她说了，戴口罩做爱就跟戴避孕套一样，意思是说都能够阻挡疾病的传播。的确，我们经常听到有一些人把戴口罩比作是戴避孕套。其实这完全是不当的类比。避孕套一般来说是用乳胶做的，可以100%地阻隔病毒的传播，除非有漏洞、破口，使用不当，或者病毒不在被遮挡的地方。所以，在发生性行为的时候使用避孕套，的确能够降低病毒或者其他病原体传播的风险，有效性是很高的。但是，一般的口罩是做不到这一点的。N95呼吸器还能够跟避孕套做类比，但是，我刚才说，你不可能要求人们在做爱的时候戴N95呼吸器，甚至在日常的生活中一般也不会建议去戴N95呼吸器。就是因为，第一很不舒服，第二一般人很难做到佩戴规范，如果佩戴不规范，那么就起不到保护和阻隔的作用。所以一般的建议都是说把N95留给医护人员去用。而一般的口罩是不能跟避孕套做类比的，要比也只能跟布做的套子比。但是如果是一个布做的避孕套，那是起不到任何的防范作用的。建议戴口罩的人经常说，不管你用什么材料的口罩，戴一个口罩遮一下脸总比不戴好。这就相当于说，不管是用什么材料做的避孕套，用了总比不用好，是不是很荒唐？

现在有很多国家提倡大家在公共场合遮脸或戴口罩（但不是全部国家都如此，比如说瑞典就不提倡一般的人都要戴口罩），特别是在密闭的空间，在没法保证跟别人保持身体距离的场合要戴口罩。而且，建议戴口罩或者遮脸的目的，不是为了保护自己、而是为了保护别人，避免传播病毒。这是把所有人都当成潜在的病毒的携带者，自己不知道，所以都要戴，哪怕你没有症状。如果有咳嗽、打喷嚏的症状当然要戴了，咳嗽，打喷嚏是传播病毒的最有效的方式；没有症状也要带，因为你有可能在讲话、呼吸的时候就在传播病毒了。

根据这种理由，无症状感染者传播病毒最有效的方式应该是讲话，因为新冠病毒传播的最主要的方式是飞沫，讲话时飞沫就会喷出来，要比呼吸时更容易传播病毒，这个是那些提倡戴口罩的人也承认的。但是奇怪的是，在美国，发言的人都习惯在发言前特地把口罩摘下来再发言，听众反而都戴着口罩。这很奇怪。你在发言的时候，特别是在演讲的时候，是飞沫喷出来最多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应该是最容易传播病毒的，为什么反而在这个时候不戴口罩，不讲话的时候反而去戴口罩？

不只是政客这么干，包括医学专家也是这么干，例如美国防疫方面的头号专家福奇去美国国会作证的时候，没轮到他发言他跟别人一样都戴着口罩坐在一起；轮到他发言的时候，他就把口罩摘下来了，旁边跟他坐一起的人都还戴着口罩；等他发言完了，他再把口罩戴上去。如果他是被新冠病毒感染了，那么在把口罩摘下发言的时候，病毒是最容易传播的，旁边的人就已经会被感染了，那么何必发言完了又把口罩戴上去呢？

可见这种做法是经不起推敲的，说明现在实际上是把戴口罩当成了一种象征，表示自己很关心别人的健康。甚至把戴口罩作为一种政治表态，因为在美国连戴不戴口罩都政治化了，变成了自由派要戴口罩，保守派不戴口罩，虽然全民戴口罩的建议最初是作为保守派的前FDA局长提出的。所以这已经完全脱离了当初提倡戴口罩的本意。如果按照提倡戴口罩的本意“为了防止传播病毒”，那么，在讲话的时候，特别是在演讲的时候，是最应该戴口罩的。

美国现在各地纷纷恢复经济活动，也就是所谓的“经济重启”。经济一重启，人一流动起来，就有一些本来被认为防疫工作做得比较好，被感染的病例、病死的病例比较少的地方，感染的人数马上上升，病死的人数也就上升。比如说在加州，加州是美国最开始实行所谓的“封城”的做法的，就是让大家都最好尽量地待在家里，把餐馆、商店什么的都给关了。当然，加州的“封城”跟中国那种封城完全不是一回事，我们说这个“封城”应该是加引号的。但不管怎么样，是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的。所以那个时候加州被认为防疫做得好，病例跟纽约相比是少了很多，病死的人要少得多。但是，等到措施一放松，经济活动恢复了，加州确诊的人数就急剧地上升，病死的人数也上升。在美国其他的地方也都出现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也出现这种情况，例如西班牙是被认为在欧洲封城措施搞得最严厉，经济活动恢复后，来了第二波，感染的人数比第一波还要多。

这时候有一些专家，例如刚才提到的福奇博士，就说，这都是因为重启太早了，如果晚点重启就好了。这我就搞不明白了。在“封城”期间并没有把新冠病毒给消灭掉，那个时候病毒还在传，还是不断地报道每天有多少的病例、多少人死亡，只不过人数是比较低的。一重启，人员一流动起来，接触一多，必然病毒的传播速度会加快，那么感染的人数必然会增加，病死的人数必然也会增加。如果晚重启，那只不过是第二波来得晚一点而已，并不会说因此不会来第二波。所以，跟早重启晚重启有什么关系？怪重启得早了，难道重启晚了就不会有第二波？晚了也会有第二波，只不过时间推迟了而已。

而且我觉得这些专家都忘了当初为什么要采取限制措施。当时说要搞“封城”的目的，不是要把病毒消灭掉，因为当时包括福奇也都说，这个病毒是不可能消灭的。当时说的是，搞“封城”的目的是要“拉平曲线”，不要因为需要住院的人数太多把医疗系统给击垮。现在“拉平曲线”没人说了，为什么呢？这个曲线已经拉得够平了，不管是第一波还是第二波，都没有把美国医疗系统给击垮，花巨资建的战地医院都没用上就拆了。这个曲线一直是平的，所以没有人说了。

现在怪经济重启导致疫情严重，不是怪没有把曲线拉平，而是觉得不应该让病毒传播。这就很奇怪。“封城”的目的变成了不是要“拉平曲线”，而是要把这个曲线给压没了，不是为了避免医疗系统崩溃，而是想要尽量减少感染人数，甚至想把病毒给消灭了。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事。这些专家现在都已经忘了建议“封城”的初衷，没人再提“拉平曲线”了。

我以前都是在批国内的防疫专家，特别是钟南山、张文宏、李兰娟这些国内的网红专家，是怎样的无知。国外的防疫专家当然比他们好多了，不像国内那些专家那么不学无术。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国外的专家就一定是对的。就像我刚才提的这几点，用科学的常识、基本的逻辑推敲一下，就发现他们的理由其实是站不住脚的。

国外的专家，特别是那些在政府部门任职的专家，很难说他们具有独立性，跟在一个独立的研究机构、大学当教授的那些专家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上面是有人可以管到他们的，要听总统、总理或是州长的。像瑞典那样防疫工作由科学家负责，政客不能插手的，全世界找不出第二个。这些专家首先会面临上司的压力，其次还会面临公众的压力，他们讲的话，有时候是出于政治的考虑，说出来的不一定自己真的相信。所以，我们对国外的专家也不要轻信。

2020.9.15

如果我们把人体当成一个国家，它所处的并不是一个非常和平的国际环境。周围到处是病毒、细菌、真菌、原生动物……各种有可能让人生病的病原体随时准备入侵人体掠夺人体里的资源。为了保护人体的安全，人体建造了一道屏障——皮肤——将自己与周围环境隔离开，就像是在国境上建了一座长城。但是，正如长城偶尔会被攻破，皮肤也会因为创伤而让病原体乘虚而入。而且，正如长城没有把整个国家都围起来，人体外表也并不是完全都由皮肤保护，为了能与外界有物质交换——呼吸、摄食、排泄……有些部位有开口，或只有比皮肤更脆弱的黏膜，例如呼吸道，病原体很容易从这些部位进入人体。

因此，想一直御敌人于国门之外是不现实的，人体还需要有抵御敌人入侵的第二道防线。它们是人体的巡逻兵，主要是一些白细胞，特别是中性粒细胞，随着血液循环在人体各处巡逻，随时发现、消灭入侵之敌。这些入侵细胞或血液的敌人——微生物——都很小、很不起眼，这些巡逻兵怎么知道它们遇到的是敌人而不是自身的细胞呢？病毒、细菌、真菌、原生动物的表面都有特殊的生物化学成分（例如病毒表面的糖蛋白，病毒里面的双链RNA，细菌细胞壁上的肽聚糖、脂肽），这些成分是人体细胞没有的，白细胞表面上有特殊的蛋白质（受体）能识别这些成分，一旦它们发现遇到的小东西表面上有这些成分，就像见到了穿着不同军服的人，就知道遇上敌人了。

巡逻兵发现敌人后，立即行动起来。它们释放细胞因子，让敌人周围的组织发生炎症，相当于建了围墙围堵敌人不让其扩散。同时，它们释放出信号，把巡逻部队都召集过来一起杀敌。怎么杀呢？最主要的方法是把敌人“吃掉”——把病原体吞噬到细胞里，将它们“消化”掉。它们还有别的杀敌方法，例如“投毒”——释放干扰素阻止病毒的复制。

这个反应非常迅速，而且广谱，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敌人，都用同样的方式对付。这是人与生具来的免疫方法，所以叫天生免疫。但是老是这么干，就很容易被敌人发现弱点，进化出对付它的办法。在长期的你死我活的较量过程中，能够成功入侵人体的病原体都已掌握了一两种对付巡逻兵的小窍门，例如让自己隐身，不容易被巡逻兵发现。等到被发现的时候，病原体已经大量繁殖，一时半会儿杀不完了。

所以光靠中性粒细胞这些巡逻兵往往是没法歼灭敌人的，它们还必须去请救兵，主要是向淋巴细胞求援。淋巴细胞有几种，其中有一种是自然杀手细胞，这是非常凶狠的杀手，遇到细胞就杀，除非细胞穿着我军“制服”（细胞表面上特殊的抗原——“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物”），因为没有穿着我军制服意味着是入侵的敌人，或者是已经被敌人入侵、征服的我军，都该被杀。甚至，我军并没有被敌人入侵，但是叛变了——发生癌变，这时候也不穿制服，也会被自然杀手细胞杀死，所以它还有抗癌的作用。

但是自然杀手细胞虽然凶猛，和中性粒细胞一样效率不高。所以更重要的是，要请求淋巴细胞派出特种兵。特种兵需要针对特定的病原体做特殊训练，这种免疫不是先天具有的，所以叫适应性免疫。特种兵有两支部队，一支在胸腺做新兵训练，叫T细胞（T是胸腺（thymus）的缩写），一支平时驻扎在脾脏和淋巴结，叫B细胞。白细胞首先找的是T细胞。为了让T细胞知道敌人长什么，以便它们能精准地杀敌，白细胞要把敌人的特征交给T细胞：白细胞在吃了病原体之后，会留下一部分“尸体”——抗原片段，把它作为敌人的特征证据交给T细胞部队。T细胞部队根据这个特征，大量地克隆针对它的T细胞准备去杀死它。这些杀手T细胞的杀敌方式简单粗暴，是把已被病毒入侵的细胞“赐死”，细胞死了，病毒也就没法复制了。为了避免健康的细胞也被“赐死”，T细胞部队在派出杀手T细胞之前要对它们做严格的训练，最终只有1%的杀手T细胞通过了训练被派出去，剩下的没能通过训练的杀手T细胞全都自杀。

杀手T细胞只能杀死细胞内的病毒，在细胞外游荡的病毒、病菌怎么办呢？这就要靠B细胞了。T细胞部队在派出杀手T细胞去杀敌的同时，还会派出助手T细胞去通知B细胞部队敌人来了。B细胞比T细胞更厉害，它不是通过让细胞自杀的方式间接杀死病毒，而是可以制造抗体直接杀死病毒。

抗体是一种蛋白质，形状像一个Y字形的叉子。这个叉子的开口处的氨基酸有不同的组合，每一种组合就是一种抗体，不同组合的叉子开口形状略有差异，能与不同的抗原结合。人体里已经预存了一百亿种不同的抗体，把一生中可能遇到的所有抗原全都囊括了。B细胞接到抗原片段后，拿预存的抗体去匹配，哪一种抗体与抗原结合得最好，就大量地克隆这种抗体。抗体杀病原体的效率取决于它针对的抗原在病原体上的位置。例如，冠状病毒表面上有S蛋白，这是它们打开细胞上的“锁”入侵细胞的“钥匙”。如果抗原片段刚好在S蛋白上，抗体跟它结合，就像用橡皮泥粘住了钥匙，病毒开不了锁，入侵不了细胞，就失去了毒性，这种抗体就叫中和抗体，是消灭病毒的高效方式。但是如果抗原片段在病毒外壳蛋白上，抗体与之结合就不能让它失去毒性，还需要调动别的细胞来杀死它，效率就比较低。

抗体有好几种不同的类型，它们的功能有所不同。B细胞接到抗原报告后一开始生产IgM抗体，在被感染几天后就开始生产，但是IgM的半衰期也短，只有几天，所以在感染两周之后IgM基本就没有了。另一种抗体IgG比较晚生产，但是数量多，而且半衰期长达3周，很快取代IgM成为消灭病原体最主要的抗体。

在把病原体消灭干净以后，人体的特种兵并不掉以轻心，在一段时间内仍然会继续产生针对它的IgG抗体，在血液里循环、巡逻，保护身体不会立即再度被同一种病原体入侵。抗体会继续生产多长时间，因人、因病原体而异，有的几个月，有的几年。所以如果一个人被病原体感染后即使没有症状，也还有可能在一段时间血液里都有针对它的抗体，通过检测抗体可以知道他被感染过。

即使抗体不再生产了，人体并非就对这种病原体没有免疫力了，因为免疫系统还有一种奇特的方式来保留对它的“记忆”。针对这种病原体的杀手T细胞，效率最高的会转变成记忆T细胞；携带针对这种病原体的中和抗体的B细胞有的也会转变成记忆B细胞，这样，同一种病原体如果再次入侵人体，由于淋巴细胞有了关于它的“记忆”，不用再走复杂的审批程序，会迅速制造针对它的杀手T细胞和中和抗体，立即将它消灭，特别是中和抗体，能在病毒入侵细胞之前就将其消灭，是更高效的预防再度感染的手段。所以同一种病原体的第二次入侵，往往还来不及对身体造成伤害就以快速失败告终，人体甚至没有觉得被感染。这种“记忆”能够持续多久，要看是针对什么样的病原体，有的只能持续几个月，有的能持续终身。

但是，经由感染病原体来获得针对它的“记忆”毕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而且风险也很大，有可能先被病原体打败、死亡了，即使最终打败了病原体，由于在作战过程中杀敌一千自损五百，对身体的伤害也很大。于是人们想到了一种几乎是零风险又没有什么痛苦、伤害的方法，使用死掉的病原体或者病原体的抗原片段，来刺激人体免疫系统产生对这种病原体的记忆，疫苗因此诞生。

2020.8.11.

（《科学世界》2020.9）

中国制定处理科研不端的新规针对大量制造假研究的论文工场

更严厉打击学术造假的措施看上去不错，但批评者称如何实施仍然是个问题

记者：Smriti Mallapaty

《自然》2020年8月21日

中国科技部发布至今最为全面的处理科研不端的规定。这些将在下个月生效的措施归纳了构成违规和做适当处罚的情形。它们适用于从事科技活动的任何人，包括研究人员、评审人员和机构领导。

该政策也首次包括了独立合同工的违规，例如那些出卖论文、伪造数据、替研究人员写稿或投稿。该规定是为了对付研究人员普遍使用被称为论文工场的公司的现象，这些公司常常通过伪造数据撰写论文。

有些科学家说，这些规定会有助于抑制坏行为并提高中国机构的科研道德水平。上海复旦大学研究科技政策的唐力说，它们“前进了一大步”。

但是其他人怀疑这些改变能有什么结果，因为关于不端行为的规定已经有了，但是没有执行。

“他们不需要制定新规。已经有足够多的旧规定可以用，”住在加州圣地亚哥的作家方舟子说，他致力于揭露中国的科学造假。

想要真正产生影响，中国政府需要拿某个高端案件作为例子，位于伊利诺州Peoria的布拉德利大学图书馆员陈晓天说。“应该让那些从事科研不端的作者承担后果，特别是那些位高权重者。”

中国在科研不端方面存在的问题为时已久，引起全球关注。案例涉及到贿赂、剽窃、伪造数据和捏造同行审稿，导致大量的论文被撤稿。

早自2006年以来中国已发布了众多处理这一问题的政策，但科学家们说由于不执行，局势恶化了。“目前的情况比十年前更严重，”方说。“不端行为已成为系统性的，而且商业化了。现在有很多论文写作公司在帮助研究人员撰写和发布假论文。”

2017年，在一次重大丑闻之后，中国科技部保证要打击科研不端。这个丑闻涉及发表在《肿瘤生物学》上的107篇论文被撤稿，该刊以前由斯普林格·自然出版。这些论文被撤稿是因为它们的审稿是伪造的，而且很多篇是由论文工场制造的。

方说，最新的规定就是科技部当时承诺的一个结果。根据这些规定，科研不端包括伪造结果、剽窃、未经伦理批准就做实验、干预同行评议和贪污科研基金。那些导致严重损害或财政损失的研究人员将得到更严厉的处罚。

处罚包括从警告到取消奖金、奖励和荣誉头衔，甚至暂时或永远禁止研究人员申请政府基金。报告自己违规或承认错误并试图纠正错误的研究人员将从宽处理。但是累犯、掩盖违规或恐吓举报者将受到严厉处置。

大连理工大学研究科研道德问题的研究人员王飞说，该政策也给予受调查的机构或个人上诉的权利，包括通过法院上诉，这对正当程序是重要的。

根据该政策，严重的违规必须公布。“要求透明将有助于防止不端行为，”李说。

李说，这些规定将会促使研究人员配合调查，以及机构对可能的不端行为做更深入的挖掘。但是措施如果要成功地打击坏行为的话，政府需要追究违规者的责任，李说，“接下去会怎么做才是关键。”

但是中国以往的记录表明这些最新规定对减少不端行为不会有什么效果，因为已有的规定并没能制止这类行为，方说。

“伪造数据、修改图片和伪造同行评议的做法被认为是可以的，把研究工作和撰写论文外包给论文工场被认为是可以，这已经成了文化，”陈说。例如，在2月，一些研究人员发现450多篇由中国医院的作者写的论文的图片有问题，这些研究人员说这些论文可能都是来自一家论文工场。

陈说，有些论文工场还在继续公开做广告拉生意，尽管在2015年的时候有几个政府部门发布规定禁止研究人员使用这些公司写论文和投稿、修改除了语法错误之外的论文内容或假造同行评议。陈说，政府需要继续打击这类服务。

中国科技部没有答复《自然》关于已有的处理不端行为条例是否正在实施的问题。

但是李注意到，这些条例已提高了中国的科研道德，虽然很难提供证据表明二者直接相关。有越来越多关于中国科研不端案例的报道，这可能只是反映了监督更严了，这个问题在中国和在国外更受重视了，她说。

（方舟子翻译）

nature

NEWS? 21 AUGUST 2020

China’s research-misconduct rules target ‘paper mills’ that churn out fake studies

Measures to crack down harder on falsified work look good on paper, but critics say that enforcement will continue to be a problem.

Smriti Mallapaty

China’s science ministry is set to introduce its most comprehensive rules so far for dealing with research misconduct. The measures, which come into effect next month, outline what constitute violations and appropriate punishments. They will apply to anyone engaged in science-and-technology activities, including researchers, reviewers and heads of institutions.

The policy also includes, for the first time, violations by independent contractors, such as those who sell academic papers, fabricate data and write or submit articles on behalf of researchers. The rule is designed to tackle researchers’ widespread use of companies known as paper mills, which produce manuscripts that are often based on falsified data.

Some scientists say the regulations will help to curb bad behaviour and improve research integrity in Chinese institutions. They are a “big step forward”, says Li Tang, who studies science policy at Fudan University in Shanghai.

But others doubt the changes will make a difference, because misconduct regulations already exist, but are not enforced.

“They don’t need to make new rules. There are plenty of old regulations ready,” says Shi-Min Fang, a writer based in San Diego, California, whose work focuses on exposing scientific fraud in China.

To have a real impac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needs to make an example of a high-profile case, says Xiaotian Chen, a librarian at Bradley University in Peoria, Illinois. “There should be consequences for authors with research misconducts, especially those in powerful and important positions.”

China has had a long-standing issue with research misconduct, which has drawn global attention. Cases have involved bribery, plagiarism, falsified data and forged peer review, and have led to a large number of article retractions.

Numerous policies were introduced as long ago as 2006 to address the problems, but scientists say that non-enforcement has only aggravated the situati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is worse than a decade ago,” says Fang. “Misconduct has become systematic and commercialized. Now there are many paper-writing companies helping researchers write and publish fake papers.”

New rules

In 2017, China’s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OST) committed to cracking down on research misconduct in the wake of a major scandal. This involved the retraction of 107 research papers in the cancer journal Tumor Biology, previously published by Springer Nature. The articles were retracted because their reviews had been fabricated, and many papers had been produced by paper mills. (Nature is published by Springer Nature, and Nature’s news team is editorially independent of the publisher.)

The latest rules are a result of the ministry’s promise, says Fang. According to the measures, research misconduct includes falsifying results, plagiarism, running experiments without ethics approval, meddling in the peer-review process and embezzling research funds. Researchers whose actions cause severe harm or financial losses will be given harsher punishments.

Penalties can range from warnings to revoking bonuses, awards and honorary titles, and even banning researchers from applying for government funding, temporarily or permanently. Researchers who report their own violations or admit to mistakes and attempt to correct them will be given lighter punishments. But repeat offenders and those who cover up misconduct or intimidate whistle-blowers will be dealt with severely.

The policy also gives institutions or people under investigation the right of appeal, including through the courts, which is important for due process, says Wang Fei, a science-policy researcher at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ho has written about research integrity.

Serious violations must also be made public, according to the policy. “This requirement for transparency will help to deter misconduct,” says Li.

Mixed reactions

Li says the rules will encourage researchers to cooperate in investigations, and institutions to dig deeper into potential misconduct, she says. But for the measures to successfully curb bad behaviour, the government will need to hold those who violate the rules to account, says Li. “What happens next is crucial.”

But China’s track record suggests that the latest rules will have no effect on reducing misconduct, because existing rules have failed to stop such behaviour, says Fang.

It has become “the culture that fake data, photoshopped images and fake peer reviews are OK, and that outsourcing research and writing to paper mills is OK”, says Chen. In February, for example, a group of researchers identified more than 450 papers with problematic images by authors affiliated with Chinese hospitals, which the researchers say probably came from a paper mill.

Chen says that some paper mills continue to advertise their services openly, despite several government agencies publishing rules in 2015 that prohibit researchers from using these firms to write and submit their manuscripts, revise content other than grammar, or provide false peer review.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crack down on these services, says Chen.

The MOST did not respond to Nature’s questions about whether existing misconduct regulations are being enforced.

But Li notes that regulations have improved research integrity in China, although it is difficult to point to evidence directly linking the two. Increased reporting of research misconduct cases from China could just reflect stricter policing, and that the issue is being taken more seriously in China and abroad, she says.

近日有一段视频在网上疯传。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基诺沙，三名白人警察持枪对准一名叫布雷克的黑人，这名黑人不理不睬，走向自己的车，拉开车门，这时一名警察冲上前去拽着他的衣服，近距离朝他背部连开七枪，简直像是当场处决，而车后座还有他的三名小孩。这个黑人命大，没有被打死，但脊椎受损，下半身瘫痪，小肠、结肠大部分切除，肝脏、肾脏受伤。

看了这段视频，有点人性的都会觉得惨无人道而感到震惊。不管这个黑人犯了什么事（据报道有涉嫌家暴的逮捕令），他赤手空拳，对警察又没有构成生命危险，何至于就要置于死地？即便不服从警察命令，警察完全可以采用非致命的方式，使用电击枪、辣椒水、绊倒等方式将其制服、逮捕，何至于要近距离朝背部连开七枪？

但有的人脑子和我们不一样，他们看了视频之后的第一反应是为警察辩护，说不服从警察就该被打死，说谁知道他会不会从车里拿出枪来（后来只在车里搜到一把刀）把警察都撂倒所以警察要先下手为强，说警察如果要开枪就应该把子弹都打光确保把人打死（不幸没死），说布雷克前科累累、涉嫌强奸未成年人（且不说这是谣言，即使他无恶不作警察也无权将其处决），还有更奇妙的理由，说由于“黑人生命也重要”运动导致警察不敢对黑人有身体接触只好开枪了，还有人说警察制服嫌犯容易自己受伤，为了保护自己要选择开枪……

这些都是在我的推特上的留言。此前在我转发佛洛依德被跪杀的视频下面，也有很多类似的为警察辩护、造谣佛洛依德的留言。这有种族歧视的因素（华人中歧视黑人的现象很普遍），但也不尽然。在我转发布法罗市老人去和警察讲理被警察推倒在地、后脑勺流了一大滩血的视频时，同样有很多人为警察辩护、造谣受害者，例如说老人是演员，是在碰瓷、表演，是用道具弄出来的假血。其实这个老人受了重伤，在医院住了一个月，推人的警察也已被起诉。这个老人是白人，所以不好说是种族歧视。

在警察与平民的冲突中，警察是强者，平民特别是黑人，是弱者。所以第一时间为警察辩护，更主要地反映了某些华人对强者的崇拜，对弱者的蔑视。他们不仅对发生在美国的警民冲突是这种态度，对发生在中国的警民冲突更是这种态度。例如对香港的“反送中”示威，示威者一概被妖魔化为“废青”“暴徒”“蟑螂”，香港警察则成了正义守护者，有一段时间国内网络还流行人人表态“我支持香港警察”。警察手里有枪，背后有政府，哪里需要你的声援？无条件的支持只会让警察更肆无忌惮。

强者与弱者的冲突并不限于警察与平民的冲突。例如在大佬性侵案中，大佬是强者，受害者是弱者，每次曝出大佬性侵案，必然有众多的人出来为大佬辩护，声称大佬有权有势有的是女人，犯不着性侵；同时抹黑受害者，说她是在敲诈，是“仙人跳”。所以我把这些人称为“大佬性侵权利维护者”。

弱者与强者的冲突，经常被比做是鸡蛋与高墙的冲突。当冲突发生时，有些人的第一反应是站在高墙一边。这有教育、文化的因素，从小受的是崇拜强者的教育，在弱肉强食的环境中长大，对弱势群体缺乏同情心、同感心。有的人年轻时显得很有社会正义感，要为弱势群体发声，年纪大了就觉得自己成了强者中的一员，反过来要嘲笑那些还在替弱势群体发声的人是“圣母婊”“白左”“政治正确”“退行性左派”了。

我们不要让自己也如此堕落，在鸡蛋与高墙冲突时，要首先选择站在鸡蛋一边。有的人说，我站对不站队，只站在正确的一方。这话听上去不错，但是现实并不总是那么理想，在很多情况下你是一时没法知道、甚至永远没法知道事实的真相的。在有视频的情况下还有那么多争议，何况在更多的时候是连视频也没有的。

在没法知道事实真相、谁是谁非的时候，要选择站在鸡蛋一边。首先，鸡蛋冤枉高墙的可能性很低，站错了的可能性也就比较低。例如，在性侵案中，指控者报假案的情况当然有，但是很少见，有研究表明，性侵案中的假案只占百分之几。除非有证据和逻辑表明指控者在说假话，否则就应该首先选择相信指控者。其次，即便站鸡蛋一边站错了，危害也不大。高墙有权有势有资源，有能力维护自己的利益，即使被冤枉了也能及时澄清，而站高墙一边如果站错了，就是为虎作伥，成了高墙的帮凶，对鸡蛋造成更大的伤害。

所以高墙不需要也不值得我们的支持，高墙需要的是被监督，防止其为非作歹。鸡蛋才需要和值得我们的支持。

2020.9.1

8月25日，我第二次起诉崔永元侵犯名誉权的案子在拖了四年之后终于在北京朝阳区法院开庭。崔永元的代理人当即提出延期审理，理由之一是崔永元想亲自出庭，但他因病住院了，还在ICU里头。

这间接证实了几天前网上的传言，崔永元因为服药过量中毒，昏迷不醒，被送到朝阳医院抢救。有人还把崔永元的住院病历发到了网上。据我打听，这份病历是真的。没有经过病人同意将病历公开可能侵犯了隐私，但这是崔永元与朝阳医院的问题，如果崔永元认为朝阳医院没有保护好他的隐私，可以去追究其法律责任。但是病历被公开到网上，传得到处都是，就不再是隐私了，人们就可以据此评论了。例如报税表是川普的隐私，他不愿公开别人也没有办法。《纽约时报》搞到川普某一年的报税表将其公开，川普可以去起诉《纽约时报》侵犯隐私，但是别人都可以转发、评论该报税表，没有侵犯隐私。

那么崔永元的这份住院病历透露出了什么信息呢？首先，它让我们知道了崔永元是被家属发现昏迷不醒后送去医院抢救的。医院认为是使用药物过量中毒。由于崔永元身边发现利培酮针剂空瓶子，推知使用的是该药。利培酮以前是口服片剂，病人每天都要服用，很麻烦。后来发明了大剂量长效缓释针剂，打一针后在体内慢慢释放出来，在两周内都有效。如果崔永元是自己打针，是不至于过量中毒的。但是如果把针剂当成口服液喝下去，都被吸收，剂量就会高出十几倍，就会因吸收过量而中毒。根据病历，崔永元长期使用利培酮，不可能是误服。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一个人会去口服大剂量针剂？

众所周知，崔永元患有重度抑郁症，该病历也指出了这一点：“重度抑郁多年，常年使用利培酮、艾司唑仑。”但这两种药物都不是治疗抑郁症的药物。艾司唑仑是安眠药，利培酮虽然是治疗精神疾病的药物，但FDA只批准它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躁郁症和自闭症。有的医生会把利培酮用于治疗抑郁症，但是也只是作为辅助用药，据称能增强抑郁症药物的治疗效果。但是该病历没有列出抑郁症药物，似乎崔永元的抑郁症只靠利培酮治疗。是医生不当用药，还是崔永元实际上患的是别的精神疾病？以前有精神科医生在接受采访时认为从崔永元在网上的表现看他不像患有抑郁症，而是患有躁郁症，那样的话使用利培酮倒是对症。精神分裂症的一个特征是容易出现妄想，例如毫无根据地怀疑有人要害他，或重金收买他。我不是精神科医生，不能做诊断。

大约4年前，崔永元接受采访时说自己身体很不好，患有多种病，一天要吃几十种药。但是崔永元并没有说他得了什么病。从那时起崔永元出镜都要戴帽子，不再有浓密头发。有些人怀疑这是化疗的副作用。但该病历并没有说崔永元患有癌症，列举的崔永元病史包括：冠心病，4年前植入支架6枚，规律服用阿司匹林；高血压病、二型糖尿病多年，规律服用降压降糖药物。如果只是这四种病，似乎用不着一天吃几十种药。崔永元在住院前录过一期视频，说自己想去日本治病，因为以前在日本治疗的效果不错，但出不了国。如果只是病历列的这四种病，都是常见的慢性病，在哪里治疗都差不多，似乎没有去日本治疗的必要。当然，该病历是根据崔永元家属的口述写的，未必完全。

崔永元今年才57岁，却已经多年患有冠心病、高血压病、糖尿病。这些慢性病的起因都与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如果饮食不健康、缺乏锻炼，都会增加患这些慢性病的风险。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饮食均衡和锻炼身体，不要人到中年就一身慢性病。

由于最近我和崔永元都在批评钟南山、胡锡进，有的人就以为我们有了共同点，希望我与崔永元和解。其实崔永元这种人是不可原谅的。我与崔永元的争执源于对转基因的看法。如果崔永元仅仅是因为无知而发表了错误的观点，那是可以原谅的。但是崔永元为了坚持错误观点，捏造事实，散布谣言，这就不可原谅。崔永元因为造谣老是被我揭露，恼羞成怒，有一段时间几乎天天在网上谩骂我，造我和我家人的谣言，造谣我拿了孟山都的钱推广转基因，造谣我坑蒙拐骗用骗来的钱在美国买豪宅，甚至声称我手上至少有一百条人命，应该被杀死，对我发出追杀令，这就更不可原谅。那些希望我原谅崔永元的人，将心比心，如果有人天天造谣、抹黑你和你家人，号召别人杀了你，你会原谅他吗？

崔永元虽然不可原谅，但我也不会因为他生病了就幸灾乐祸。从人道主义的角度看，不管是谁，生病了总是一件不幸的事。希望崔永元早日恢复健康，尽快把官司打完。

2020.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