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博客

现在手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有线电话，而且大家打手机的时间越来越多。手机会产生电磁波辐射，会不会对健康产生不良影响，就成了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最近美国国家环境健康研究所发布了一项相关研究的初步结果，引起了很多人的担忧，不少人都来问我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们先来看看这项研究。研究人员用和手机信号相同频率和强度的电磁波刺激老鼠，做了两年实验，发现在雄性老鼠中有两种恶性肿瘤的发病率有所增加。对照组的老鼠没有发现有长脑部神经胶质瘤的，但是受到电磁波刺激的雄性老鼠有大约2～3%脑部长了神经胶质瘤。对照组的老鼠大约有1%心脏长神经鞘瘤，而受到电磁波刺激的雄性老鼠心脏长神经鞘瘤的比例大约是6～7%。但是这项研究结果有两点让人觉得难以理解。第一，只在雄性老鼠中看到了这种变化，在雌性老鼠中看不到，也就是说，受到电磁波刺激的雌性老鼠，这两种恶性肿瘤的发病率并没有增加。为什么会出现性别差异，很奇怪。第二，受电磁波刺激的雄性老鼠的平均寿命，反而比对照组的要长。两年的实验结束后，对照组的雄性老鼠有大约30%还活着，而受电磁波刺激的雄性老鼠，反而有近一半还活着。这岂不意味着打手机还能长寿？其实这种动物实验结果是不是能应用到人身上，是很值得怀疑的。

但是我们没法拿人来做实验，只能是做流行病学调查，也就是调查看看经常使用手机的人群是不是某种恶性肿瘤的发病率会比较高。有的研究结果是肯定的。例如2004年的一项研究称,平均每天使用30分钟手机，连续用10年，神经胶质瘤的风险增加40%。世界卫生组织旗下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因此在2011年把手机辐射列为可能的致癌物。神经胶质瘤是一种很罕见的脑瘤，年发病率十万人中约5个。假如按照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的说法频繁使用手机能让神经胶质瘤的风险增加40%，那也只是每十万人中每年多2个神经胶质瘤病例，其实风险很低的。而且其他的研究得出不同的结果。例如，根据对1990年到2007年年间358403名丹麦手机用户的分析结果，未发现长期使用手机能增加脑瘤(包括神经胶质瘤和脑膜瘤)的风险。所以其他的权威机构，包括美国癌症学会、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美国疾病控制中心、欧洲科学委员会，都认为目前的研究不足以确认手机使用与脑瘤存在关联。实际上在美国手机使用大量增加期间，脑瘤发病率却降低了。

    我们也不知道手机信号能通过什么原理刺激产生脑瘤。有人怀疑是因为手机辐射能改变大脑的血液流动情况，但是实验结果并没有发现大脑的供血情况发生变化。有人怀疑手机辐射能改变脑部葡萄糖代谢。有一项研究发现，使用手机的时候，用手机的那一侧大脑的葡萄糖代谢比另一侧高。但是另一项研究的结果却是相反的，用手机的那一侧的葡萄糖代谢反而降低了。所以，即使哪一天真的确认了使用手机会增加脑瘤的风险，如果不能找出是什么原理的话，那么也不能证明脑瘤就是手机导致的，因为只是靠相关性不能说明就存在因果关系。

总之，目前的研究还不能确认手机辐射会导致恶性肿瘤。如果你担心的话，可以采用一个简单的做法来预防，那就是使用手机的免提对话功能，或者是使用耳机接听，这样手机信号对脑部的辐射就大大减弱了。但是不要相信那些“防手机辐射”的产品，那些产品不会真正屏蔽手机辐射，如果真地把手机辐射屏蔽了，你也使用不了手机了。

2016.6.20.

美国佛罗里达奥兰多发生了一起大型枪击案，震惊了世界。一名凶手持半自动步枪到一家同性恋酒吧扫射，在被警察击毙前，杀死了49人，杀伤了50多人。大型枪击案指的是有四个人或多于四个人被枪击中受伤或者死亡。2015年美国发生了300多起大型枪击案，你没看错，是300多起，平均每天大约一起，但是绝大部分大型枪击案媒体都很少报道，很少有人知道。

为什么美国这么频繁发生大型枪击案呢？奥兰多枪击案的凶手是一名在美国出生的阿富汗后裔穆斯林，很多人会想到，会不会是因为伊斯兰教圣战分子导致了这么多大型枪击案？其实这些枪击案的凶手大部分不是伊斯兰教教徒。2015年美国5起死伤最惨重的大型枪击案，有两起凶手是穆斯林，有两起凶手是基督徒，有一起凶手是有精神病史的无神论者，后面这三起的凶手都是白人种族主义者。各个研究都表明包括白人种族主义者和反对人工流产的极端分子在内的极右势力才是美国本土恐怖袭击的主要凶手。美国马里兰大学曾经统计了自从2001年911事件以来美国本土的恐怖袭击，有65起是极右势力干的，他们都是原教旨基督徒，还有24起是极端伊斯兰教教徒干的。

美国频繁发生大型枪击案的原因，是因为美国人拥有持枪自由，导致枪支泛滥。美国人均拥有枪支数世界第一，每100个美国居民拥有枪支112.6支，平均每人超过一支。枪支泛滥，必然导致枪击案频发。美国枪击案的数量和死于枪击的人数都是世界第一。2015年美国总共发生了53000多起枪击案，因此死亡13000多人，受伤27000多人，其中未成年人伤亡3300多人。平均来说美国每天有大约30人被枪击杀害，按人口比例算是其他发达国家的五、六倍。美国各个州对枪支管制的法律不一样，有的宽松一些，有的严厉一些。有研究做过统计，不同州的枪支管制程度和枪击案之间存在密切关系，管理得越松，枪击案比例通常也越高。路易斯安那州的枪支管制是全美国最松的，路易斯安那州也是全美国枪击案发生率最高的，每10万人就有19人死于枪击案，是枪击案发生率最低的夏威夷州的六倍。

所以每次发生震惊全美国的大型枪击案，民间就会出来要求政府加强枪支管制的呼声。根据最新的民意调查结果，奥兰多枪击案之后有55%的美国人要求加强枪支管制，比之前增加了9%。但是反对的声音也很大。常见的一个反对理由，是说如果把枪支管制起来的，一般人搞不到枪，想犯罪的坏人想搞到枪总能搞到的，所以枪支管制没有用。但是枪支案的凶手实际上绝大部分并不是坏人，而是一时冲动的普通人，甚至很多是未成年人，如果加强枪支管制，一般人不容易搞到枪，还是能够降低枪击案发生率的。1996年4月28日澳大利亚发生了一起死亡35人受伤28人的大型枪击案，随后开始加强枪支管制，禁了自动、半自动步枪等枪支，付费没收了65万支此前合法拥有的枪支，大约占私人拥有枪支的20%。之后七年枪支凶杀案平均下降42%，枪支自杀案下降57%。

反对枪支管制的另一个理由是，杀人的是人，不是枪，枪只是工具，如果想杀人的人手上没有枪，还可以用刀用棍杀人嘛。这点说得也没错，但是刀棍的杀伤力毕竟比枪小多了，凶手也容易被制服，不会说一个未成年人手里拿一支枪就可以射杀一大片。就在奥兰多枪击案发生的同时，上海浦东机场也发生了一次自杀式袭击，凶手向人群扔了一个用啤酒瓶自制的爆炸物，有4名旅客被轻微划伤，随后凶手用匕首自杀。大家想想如果这名凶手像奥兰多的凶手拿的是半自动、自动步枪会有什么后果？

反对枪支管制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如果大家都带枪，碰到枪击案可以还击。这种情形不能说没有，但是毕竟很少见，20年来总共才发生了大约10起平民用枪制止凶手进一步杀人的案例，而且其中有些案例还有争议，而美国几乎每天都发生大规模枪击案，说明这种平民用枪制止凶手的例子少得可以忽略。即使有持枪的自由，一般人平时也是不带枪的，不会为大型枪击案做好预备，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不会出现平民和凶手对射的情况的。如果鼓励每个人平时都带枪，就更容易出现一时冲动拔枪互相打来打去的情况，枪击案会更多。对于喜欢玩枪的人身边有枪的时候，就很容易会因为琐事造成悲剧。例如今年年初密西西比州珠江郡有人去一家枪店买枪，因为不满被收了25美元服务费，和店主吵起来，拔枪互射，店主父子被打死，顾客父子受重伤。如果当时身边没枪，就不会有这样的悲剧。平民没有经过训练，在人群中与凶手对射也容易伤及无辜。以为见到歹徒，拔枪一射，歹徒应声而倒，那是电影看多了。

那些反对枪支管制的人，愿意他们子女所在的学校学生可以带枪吗？很多枪击案是学生在校园干的，为了反击这些坏学生，是不是要鼓励好学生平时就带枪？得克萨斯州通过法律，要求公立大学允许师生带枪入校园，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建筑学院院长因此辞职，认为允许带枪到校园会妨碍学术自由，让教师不敢给学生低分。以后血气方刚的大学生吵起架来，就不是互相斗殴，而是拔枪互射了。得州这项法律今年8月1日开始实施，刚好是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著名的大型枪击案发生50周年。那一天，有一个军人出身的工程系学生在杀了自己的母亲、妻子后，到校园钟楼上射杀了15人。那个学生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

不要说有意的枪击案了，美国每年死于枪支走火事故的人数，远远多于死于大型枪击案的人数。2015年美国有近2000起因为枪支意外走火导致的枪击案，而为了防身自卫的枪击案不到1300起，只占所有枪击案的2%。所以虽然允许持枪可以防身，但是跟持枪犯罪引起的伤亡相比，代价未免太大。

美国持枪自由是有传统的。这个传统的形成据说是为了防止政府暴政。在两三百年前，平民手中的枪支和军队拥有的武器没有什么区别，都很简陋，也许平民持枪的确有防止暴政的意义。但是在现在，你能以枪支去对抗军队的飞机、坦克、大炮吗？显然不能，这种理由已失去了现实意义。一些人喜欢举的一个例子是，2014年4月内华达州极右民兵组织（国内传成是“牛仔”）持枪与联邦土地局执法人员对峙，执法人员为避免流血冲突撤退。到现在还有人津津乐道此事说民众有枪多牛。他们不知道或不想告诉你的是，这伙人今年初到俄勒冈故伎重演，这回联邦调查局出动，抓捕27人，杀死1人，连同2014年的事一起起诉，领头者不准保释，正在监狱呆着呢。执法人员怎么会害怕犯法者手中有枪就不敢去执法？

但是不管怎样，持枪自由已经变成了美国文化的一部分，而且被普遍认为是美国宪法保护的权利的，要改变起来是很困难的。频频发生的大型枪击案，就是为自由付出的代价。

（根据2015年8月15日在父亲出殡仪式上的发言整理、补充）

我获悉父亲去世后，建议父亲丧事不按本地风俗，开一个简单的追悼会就可以了。我大姐说云霄已经有好多年不开追悼会了。但是我们还是决定不办丧事，开一个简单的追思仪式。第一，本地的丧仪是很繁琐的，我父亲是一个喜欢简单的人，他应该不会喜欢那些仪式。第二，本地的丧仪有很多崇拜鬼神的内容，父亲是一个无神论者，他应该是不会接受这些内容的。

我父亲对我们子女的影响，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无神论教育。云霄崇拜鬼神的风气很盛，几乎每家都拜天地，拜祖宗，拜鬼神，那些不拜的也是吃教的（信基督教）。我们家既不吃教，也从来不拜。父亲自己不信鬼神，也反对、反感别人信鬼神。有三件事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第一件是，我小时候我住在乡下的奶奶跟我说，她“拜公”要躲着我父亲偷偷地拜，如果被我父亲发现了，会把牌位、香炉给砸了。第二件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内从德国引进一部纪录片叫《面向未来》，是根据国外一个神学家的书改编的，介绍世界各地的一些所谓考古发现，然后说这些都证明了外星人到过地球。父亲很少去看电影，我忘了什么原因和他一起去看了这部电影，我看完觉得很有道理，把它当成最新科学发现，父亲却说，这部电影是在变相宣扬鬼神，怎么会公映？第三件是，九十年代以来，号称要发扬传统文化，迷信活动越来越猖獗，父亲一说起哪个地方新建了庙，哪个地方恢复了迷信活动，就很气愤，感叹说：国民党时代也讲破除迷信，现在连那个时候都不如了。

父亲对我们的影响的另一个方面，是对教育的重视。父亲出生于农村贫苦家庭，奶奶很早就守寡，但父亲却能上云霄一中，据奶奶说，是因为父亲读书好，不仅不用交学费，学校还发米给他做为奖学金。我初中一个语文老师唐老师是我父亲的中学同学，他曾经对我说：“你爸爸当时是全年段第一名，你现在也是全年段第一名，遗传的。”其实我父亲读书比我厉害，因为那时候的云霄一中是从四个县招生的，他相当于四个县的第一名。

父亲对我们的影响还有一个方面，是人格的影响。他是一个非常正直的好人，一个非常廉洁的清官。从1972年起一直到1990年退休，他总共当了18年法院副院长，主管民事审判。主管解决民事纠纷很烦人，但是也可以很有油水。从我开始懂事起一直到我去美国留学，我家里几乎天天都有民事纠纷当事人上门来找我父亲说事、请托、求情，分财产的、争地界的、闹离婚的。不管当事人是农村的还是城关的，是平民百姓还是官员，我父亲都很耐心听取、解释。那时候还很少有人敢直接送钱，当事人都是拿着礼品来的，在那个物质匮乏、很多日常食品和用品都要凭票供应的年代，礼品是很吸引人的。但我父亲从来不收礼，如果当事人强行把礼品留下，父亲就会追着把礼品还回去。甚至当事人给我买一块点心父亲也不许我接。

父亲在秉公执法时也不怕得罪人，甚至不怕得罪上级。有一年县委书记在农忙时下乡指导生产，命令插秧。一个老农认为那种天气插秧会害了秧苗，和县委书记争执起来，推了他一下，摔倒在地磕松一颗牙。这个农民被逮捕，县委书记要求判几年刑。在审判委员会讨论时，父亲力排众议，认为这个农民未达到量刑标准，坚决反对判刑，和在场主持会议的县委书记拍桌子争吵。这种性格注定了他升不了官，从1960年当县公安局副局长算起，到退休，当了30年副科。

现在人们很难想像曾经有过这么廉洁的官员。廉洁奉公的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质遗产。我家以前一直住公房，父亲没想过要自己盖房。但住的公房是土改时没收的地主房，80年代后落实政策要还给台胞，才逼得父亲在退休后近郊农村盖房。他和母亲工作到退休的积蓄在农村还盖不起房，靠我哥哥工作后的积蓄和我去美国留学后每个月从奖学金分出一部分，这样过了两年才把现在这个房子建了起来。但是父亲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这才是最宝贵的。

今年4月份我们刚刚送走了母亲，不到四个月又来送父亲。每次都是大姐跟我语音通话，告诉我说老人家看来情况很不好，要我做好回国的准备，然后在通话过程中老人家就去世了，然后我就订了下一个航班赶回来了。母亲去世得很突然，我完全没有料到，但父亲去世我早有心理准备。这一两年来眼见着他越来越衰老，知道这一天很快会来。去年年初父亲在报纸上看到我在起诉崔永元，还能在电话里跟我讨论案情。再后来在电话里他就讲不清什么话了。去年九月份我回家，父亲已经没法走路，搞不清楚我在美国还是在北京，也搞不清楚他自己是在家里还是在农场，但是有时还能回忆他小时候的事，我拿报纸给他看他还能读出新闻标题。今年四月份我回家，发现父亲变得更加糊涂，他一开始不认识我，后来认出来了，说了一句：“阿民，你坐客机来。”那是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我一开始还听不明白，后来才想起“客机”是他那一代人对民航飞机的叫法。大姐基本上每天都会通过微信发来父亲的照片，看着他的生命一天天枯竭，越来越消瘦，越来越糊涂，最终去世，这是一种解脱。对这十个月来没日没夜、一天二十四小时在照顾父亲的大姐、大姐夫也是一种解脱，这十个月他们牺牲了自己的生活，全身心地给父亲送最后一程，现在终于可以休息一下。都说是“久病床前无孝子”，大姐、大姐夫他们用行动证明了久病床前是有孝子的。

父亲活了86虚岁，对他那一代人来说，已经是难得的长寿。他最后的日子能够得到子女的精心照料，在昏昏沉沉中走得没有恐惧，没有痛苦，是非常幸运的。他这一生活得清清白白,走得自自然然，他在这个世界的使命已经完成，没有遗憾，不必悲伤。我不相信有鬼神，但我相信，一个人死后还能给这个世界留下有价值的东西，特别是留下宝贵的精神遗产，还能被我们继承，他就还活着。

方溪芳，1930年9月27日出生于福建省云霄县莆美镇中柱村。毕业于云霄一中，华东财政学校学员。1950年参加工作，1960年起任云霄县公安局副局长、副教导员，1972年起任云霄县人民法院副院长，主管民事审判。1990年退休。他为人正直，生活简朴，孝敬父母，爱护兄弟，重视子女教育。他长期负责基层司法工作，廉洁奉公，不贪不取，从不收礼。他一生清清白白，是个清官，是个好人。因年老体衰，多器官衰竭，于2015年8月12日下午2点50分去世，享年86虚岁。

    众所周知，喝酒过量会对肝脏造成损伤，增加脂肪肝、肝硬化、肝癌的风险。但是最近有一则新闻在微信朋友圈刷屏了，说实验证明喝茅台酒不仅不会损害肝脏，反而会保护肝脏，降低肝癌的风险。而且这项研究成果还发在了国际期刊上。很多人来问我，怎么回事，难道茅台酒真有这样神奇的功效？可信吗？不可信的话，怎么能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

    其实这不是新闻。这篇论文是2014年就发表了（http://journals.plos.org/plosone/article?id=10.1371/journal.pone.0093599 ），研究人员是贵阳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这并不是这些人第一次发表证明喝茅台能护肝的论文。自2001年起，他们已经发过很多篇这样的论文了。虽然他们在论文中注明资金来源是国家973项目，但是以前有记者调查过，他们还有保密的资金来源。这神秘的科研资金是谁提供的，大家可以想像。

    实际上，从1993年起，茅台酒厂就已经通过媒体在宣传喝茅台能护肝了，号称茅台酒厂的员工没有一个得肝病的。这当然是茅台酒厂自己说的，没有任何证据。大概茅台酒厂也觉得光靠自己做宣传不行，还得有科学依据，所以就以贵阳当地科研人员为主力，做起了证明茅台能护肝的研究，而且还频频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论文。国内期刊就不说了，为什么国外期刊也会去发表这种违反科学常识的论文呢？因为国际期刊也是鱼龙混杂的，有的期刊审稿不严，甚至交钱就给登。比如2014年这篇茅台酒论文，发表的那份期刊就是以供中国科研人员去灌水闻名的。其次，即使是审稿比较严的期刊，也只是审实验设计严不严密，实验结果能不能说明问题，这是很容易通过编造实验、捏造数据糊弄过去的，审稿人员是不会去怀疑是否有假的。很多论文的造假，都是在发表之后才被发现的。

    关于茅台护肝的最早的两篇论文，就是发表后被揭露造假的。这两篇论文在2001年发表在《世界华人消化杂志》上，论文的作者主要是贵阳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研究人员和茅台酒厂的职工，还有几个是上海的研究人员。结果上海的这几个研究人员都声明他们的名义被盗用，他们提供的实验数据被篡改，本来是负面结果的被篡改成正面结果，他们并不认可茅台能护肝的结论。（《茅台酒能抗肝硬化？》，《外滩画报》2003-01-17）所以，茅台护肝的研究是有造假前科的，对这些有造假前科的人发表的任何论文，我们都应该怀疑。

    这些人其实就是已经先有了茅台能护肝的结论，然后不停地做各种体外实验、动物实验来证明，不停地改换实验材料、实验指标，却都能得出茅台能护肝的结论。如果这些实验能成立，说明茅台对肝脏的保护是全方位的、多方面的，简直是神药了。

    退一步说，就算这些实验结果可信，没有造假，那也是动物实验的结果，并不能就推广到人身上。也就是说，即使给老鼠灌茅台酒能保护老鼠的肝脏，也不等于喝茅台就能保护人的肝脏。何况酒精对身体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例如，喝酒过量还能导致心脏病、中风。即使你是土豪天天大喝特喝茅台能护肝，却让你心脏病发作、中风，你觉得合算吗？可见，想靠这种所谓的科研来推销茅台，完全是在误导消费者。

2016.6.15.

我们从小就听说过这个故事。有一天牛顿在一棵苹果树下休息，一个熟透的苹果掉下来，砸到牛顿的头。牛顿恍然大悟，苹果落地是受到地球引力的吸引，月亮围绕着地球转也是受到地球引力的吸引，行星围绕着太阳转是受到太阳引力的吸引……任何物体之间都会有引力相互吸引，他把这叫做万有引力。牛顿因此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

这称得上是科学史上最重大的恍然大悟，如果这个故事是真的话。那么这个故事是真的吗？如果牛顿当时把它写下来，那当然是可信的。但是牛顿留下的手稿里并没有关于这个故事的任何记载。我们只能去找二手的材料。

最早把这个故事写下来发表的，不是英国人，而是法国哲学家伏尔泰。他在牛顿逝世那年（1727年）写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牛顿在他的花园里散步的时候，看到一个苹果从树上掉下来，第一次想到了引力理论。当时伏尔泰虽然人在伦敦，但是并没有见过牛顿，所以他不是从牛顿那里听说的这个故事。1733年，伏尔泰再次提到这个故事，但是只是泛泛地说牛顿看到了一个果实从树上掉下。不过这回他提到他的消息来源，是从牛顿的外甥女凯瑟琳·巴顿那里听来的，已经转了至少一道手。

凯瑟琳·巴顿的丈夫约翰·康丢特是牛顿当王家造币厂厂长时候的助手，在牛顿的晚年与牛顿关系密切，住在一起。在牛顿死后不久，在1728年间，康丢特写了一份手稿，讲述牛顿在剑桥时的事迹。手稿里面提到，1666年，由于黑死病流行剑桥大学关闭，23岁的牛顿回到他母亲在林肯郡的家。牛顿在花园中沉思的时候想到，让苹果从树上落地的重力不限于地球上，一定能延伸得更远，一直延伸到月球，如果这样的话就会影响到月球的运动，让月球保持在它的轨道上运转。在康丢特的叙述中，牛顿并没有看到苹果落地，而只是联想到苹果落地。

康丢特没有说他的信息来源。由于康丢特是牛顿晚年最亲近的人之一，他可能是亲耳从牛顿那里听来的。也可能是从牛顿晚年的好友、《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第三版编辑亨利·彭伯顿那里听来的，他在手稿中提到了彭伯顿在1728年出版的《牛顿爵士的哲学观》一书前言，但是彭伯顿在该书中只是说牛顿于1666年在花园中独坐时想到引力问题，没有说见到苹果落地。

牛顿生前好友威廉·斯塔科利倒是说了他亲耳听到牛顿跟他讲了苹果的故事。1752年，斯塔科利出版了《牛顿生平回忆录》，里面谈到，在1726年4月15日（牛顿死前前一年），他拜访牛顿。吃完晚饭后，他们坐在花园的苹果树下喝茶。在交谈中，牛顿说，就是在这样的场合，他从苹果落地开始想到引力的概念：为什么苹果总是垂直地落到地上，而不是向上、向侧或倾斜地掉落？由此他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并将它运用来解决天体运行的问题，破解了宇宙之谜。

所以至少有两人从牛顿那里听说了苹果的故事，只不过牛顿并没有说他被苹果砸到——这个戏剧化的版本是后来在流传过程中被添油加醋改编出来的。牛顿并没有提到是哪一棵苹果树，不过他母亲家的花园里只有一棵苹果树，它就被当成了那棵给牛顿带来灵感的圣树。这棵苹果树在1816年被大风吹倒，重新种植后一直活到现在，成为英国的国宝。

有牛顿的亲口讲述，有树为证，至少这个故事的简单版本——牛顿看到苹果落地而不是被苹果砸到——应该是真实的吧？未必。从牛顿据称看到苹果落地，到他开始向别人讲述这个故事，60年已经过去了，而在这60年里，并没有牛顿讲这个故事的任何记录。如果这个故事对牛顿研究万有引力定律如此重要，为什么他要沉默60年，到快死了才开始向别人讲述？

据说是苹果垂直落地让牛顿联想到了地球存在引力，但是从古希腊时候起，哲学家、科学家们就都认为地球存在引力，才会吸引东西掉到地上，牛顿并不需要通过看到苹果落地重新发现引力。发现万有引力的关键，不在于知道地球存在引力，而在于由此联想世界万物都存在引力，而这是从苹果落地联想不出来的。从牛顿声称他见到苹果落地发现了万有引力，到他在1686年写成《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首次发表万有引力理论，已经过了20年。既然在看到苹果落地的时候就已经恍然大悟了，为什么还要研究这么长的时间才发表呢？

按照牛顿自己在1712年写的一份手稿的回忆，他在1666年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之后，就立即用它来计算月球的运行轨道，发现结果“非常好”，那么为什么当时不发表？按照彭伯顿、康丢特的说法，当时牛顿的计算结果其实并不好。这个计算需要用到地球的半径，但是当时牛顿困在母亲家中，身边没有关于地球半径准确数据的资料，只是采用了以前地理学家和海员用来估计地球半径的一个粗糙数据，即1纬度等于60英里，算出的结果与预想的差别太大，牛顿认为除了地球引力还有别的因素在影响月球轨道，就没有再继续研究下去。

彭伯顿、康丢特的说法比牛顿自己的回忆可能更接近事实，但是同样让人疑惑。1667年牛顿回到剑桥之后，已有条件查到关于地球半径更准确的数据（当时的数据是1纬度等于69.5英里），但是牛顿并没有重新进行计算。牛顿很显然知道这个更准确的数据，他在1672年编辑的一本地理学著作中就有这个数据。1672年，牛顿被选为王家学会会员，在牛顿参加的会议上，王家学会宣布测量地球半径的一个重大进展：法国天文学家皮卡最近测得1纬度等于69.1英里。康丢特说牛顿获悉皮卡的测量结果后，就重新用万有引力公式计算月球轨道，得到了预想的结果。一般人也会预料牛顿这么做。然而牛顿其实并没有。彭伯顿说是胡克的一封信才让牛顿重新想起研究万有引力的问题，而这距离皮卡的发现又过了7年之久。

胡克对引力的研究轨迹倒是都有论文为证。他在1666年曾在王家学会宣读过一篇研究引力的论文，1674年发表论文详述他对引力的研究，提出了关于引力的三条假设，实际上就是定性描述了万有引力定律。1679年，胡克写信代表王家学会向牛顿约稿时，进一步提到引力的大小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这就是彭伯顿说的那封信。也因为这封信，胡克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发表后，向王家学会指控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是剽窃他的。牛顿则说，他本人早在大约20年前（1666年）就发现了这一定律，并写信告诉了他人，并不需要从胡克那里获悉。后来牛顿勉强承认胡克的信刺激了他重新研究引力问题，并且承认胡克告诉了他一些他不知道的实验结果。做为妥协，牛顿提出在《数学原理》的有关部分加一条注解，说明引力反比定律也被雷恩、胡克和哈雷独立地发现。

1665～1666年牛顿被困在母亲家中那一年，被称为牛顿的奇迹年。他研究、解决了当时物理学的各个重大问题，包括发现运动定律和太阳光是混合光。天体运动问题是当时备受关注的物理学最重大问题之一，很难想像牛顿会不研究这个问题，而且对他来说，一旦研究这个问题，发现引力公式并不难，毕竟还有好几个人也独立发现了。他没有必要从苹果落地才受到启发。所以牛顿说他在1666年就已经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很可能是事实。然而同样是事实的是，他没有发表其发现，此后他对引力问题的研究沉寂了十多年。也就是说，即便牛顿曾经因为看到苹果落地而开始研究引力问题，那么研究结果也被他自己否定掉了，对他在十几年后重新发现、发表万有引力定律没有关系，苹果落地对其研究万有引力所起的作用，还比不上十多年后胡克的一封信。

那么为什么牛顿要在晚年向人讲述这个不知真假的苹果故事？此时的牛顿虽然早已功成名就，被公认为最伟大的科学家，获得了神一般的地位，但是早年被胡克指控剽窃的阴影并没有就此消除。通过这个苹果故事，他可以表明自己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与胡克无关。但是这个故事很可能还有更深层的涵义。牛顿是一个有很深的宗教情怀和神秘感的人。例如，尽管太阳光通过三棱镜折射后人眼一般只能分辨出六种颜色，但是牛顿坚持认为有七色，因为“七”是一个神秘数字，重要天体有七个，一星期有七天，音符有七个，那么色彩也应该有七种。同样，在西方文化中，苹果是一种神秘的果实，是伊甸园神话里上帝禁止人类品尝的智慧树的禁果。看到苹果落地而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就有了一种天降大命于斯人的神圣光环。人越老越需要这种光环。牛顿的这个故事无疑讲得非常成功。今天大部分人都不会记得万有引力公式，但是几乎无人不知有一个苹果砸到牛顿的头，世界因此而不同。

文献：

John Conduitt, Draft account of Newton’s life at Cambridge.

Henry Pemberton, A view of Sir Isaac Newton’s philosophy.

William Stukeley,  Memoirs of Sir Isaac Newton’s Life. 

2016.4.25.

（《科学世界》2016.6.）

6月9日，美国一家网站爆了一条消息，称谷歌操纵搜索结果支持希拉里·克林顿。美国保守派本来就有“受自由派媒体迫害”的情结，这下又为其阴谋论增加了一条证据。一天后这条消息传到了中国社交媒体和门户网站，被冠以“震惊！纸牌屋剧情现实版”的惊人标题。我们就来看看这事究竟有多震惊。

搜索引擎在你输入要搜索的内容的时候，会自动推荐一些相匹配的搜索热词供选择。例如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几个月前因为所谓“邮件门”（指其任职国务卿期间用私人电子邮箱处理公务涉嫌泄密）被搞得焦头烂额，联邦调查局一度介入调查，其政治对手声称她“犯罪”，那么就会有很多人在网上搜她有没有犯罪，“犯罪（crimes）”就会是和她的名字相匹配的联想热词。如果在搜索引擎输入Hillary Clinton cri，这时就应该出现Hillary Clinton crimes或类似指控其犯罪的一些推荐。但是在谷歌搜索里，出来的联想却只有三个，是crime reform，crisis, crime bill 1994，第一和第三个虽然有crime，但是指她关于刑事改革的提案，并非是对她的犯罪指控。是不是对她的犯罪指控不是搜索热词呢？对比一下其他搜索引擎，就知道了。例如在必应（bing）里头，输入Hillary Clinton cri，会出来cirmes, criminal, criminal investigation, criminal record, criminal justice reform, criminal activities，除了倒数第二个是其关于刑事改革观点的，其他都是涉及对其“犯罪”指控的。

如此看来谷歌暗地里操纵搜索结果支持希拉里可谓证据确凿了？谷歌对此有一个简单的回应：搜索联想词是根据多种因素产生的，包括搜索的热门程度，但是系统会自动屏蔽一小部分有冒犯性的、不合适的内容。好啊，谷歌承认会对搜索联想进行屏蔽，暗地里支持希拉里！但是且慢，谷歌没有说清楚，其屏蔽是针对希拉里一个人的，还是对其他人特别是希拉里的政治对手也做了类似的屏蔽？

保守派是不会想到也不愿意做这样的对照的。我来替他们做好了。希拉里的主要政治对手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Donald Trump）。在谷歌输入Donald Trump cri，出来的联想词是crippled america, cries, criticizes, criminal justice, critique，没有crimes之类的“犯罪”指控（里面的criminal justice是川普关于刑事问题的看法的）。是不是没什么人搜川普有没有“犯罪”呢？不是，对比必应就知道了，必应的结果是criminal record, criminal charges, crippled america, criticism, crime statistics（按：不同地区、不同时间搜出的结果会不一样）。可见谷歌把关于川普“犯罪”的联想词也屏蔽了，是不是也可以因此说谷歌操纵搜索结果支持川普呢？

有人说，川普和希拉里不同，没有受到“犯罪”调查，谷歌屏蔽掉“犯罪”字眼对希拉里有利。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谷歌为了显得公平，把候选人的“犯罪”字眼都屏蔽了，但是实际上也是为了保护希拉里。好吧，那我们就换一个对川普极其不利的词。川普面临的大麻烦之一，是他曾经办过一所“川普大学”（Trump University），被认为涉嫌诈骗（fraud），已遭到起诉。我们在谷歌输入Donald Trump，然后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输入fraud一词，从f一直输到frau，都没有出现fraud的字眼，到了frau只有一个结果，是罕见的frauen，到这时候都没有出现fraud。但是在必应中，却是一系列关于川普“诈骗”案的联想：fraud case, fraudulent university, fraud, fraud deposition, fraud trial。可见谷歌为了保护川普名声，把对其极其不利的“诈骗”指控的联想全屏蔽了。

有人说，不是川普本人被起诉“诈骗”，是他办的公司“川普大学”被起诉“诈骗”，所以谷歌才屏蔽对川普的“诈骗”联想。那好，我们再来试试输入Trump University frau，谷歌没有出现任何搜索联想，结果是零。但是必应出现了关于川普大学涉嫌“诈骗”的一系列联想：fraud trial, fraud, fraud case, fraud lawsuit status, fraud video。可见谷歌也采取了措施对川普大学的“诈骗”联想做了屏蔽（不过屏蔽得不彻底，在输入Trump U和Trump Un时还会出现一个“诈骗”联想，再往下输入才有屏蔽。但屏蔽得不彻底不能否认有屏蔽）。

这就证明了谷歌是对总统候选人的搜索联想都做了相同的保护，而不是要操纵搜索结果支持某一个候选人。谷歌这么做的动机不清楚，不知是为了让搜索联想显得干净，还是为了避免诉讼，但不管怎样，指责谷歌操纵搜索结果支持希拉里是无稽之谈。谷歌这么做反而对川普有利，因为对希拉里的“犯罪”指控早已经不是热点（当然这不妨碍有死脑筋的保守派还在幻想联邦调查局会去抓捕希拉里），但是对川普、川普大学的“诈骗”指控却还在持续发酵，而且很可能越来越热。我觉得谷歌对川普的搜索联想做处理还可以理解，这是为了对候选人一视同仁；但是对“川普大学”的搜索联想也做处理，是非常不妥的，对那家公司的“诈骗”起诉已经进入了司法程序，不涉及诽谤，为什么怕人知道？

但不管怎样，上述证据已足以证明谷歌没有通过操纵搜索结果试图操纵选举结果。但对于相信自由派阴谋论的保守派来说，向他们出示再多的证据也不能改变他们的看法，因为阴谋论属于信仰，而信仰就其本义而言，就是指没有证据甚至有反面证据时，仍然还会相信，不可理喻。

2016.6.11

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哈佛”是一个很崇高的词。有一个生物化学专业的中国留学生在哈佛大学研究生毕业典礼上演讲，一下子在国内成了名人。他的演讲从他的小时候遭遇说起，说他在湖南贫困的山区长大，有一次手被毒蜘蛛咬伤了，他妈妈在他的手上包了好几层棉花，棉花上喷洒白酒，打火点燃棉花，烧烤他的伤口，一两分钟后就好了。他说这种火疗治好了蜘蛛咬伤，有科学道理，因为蜘蛛的毒液是一种蛋白质，高温可以让蛋白质变性。他演讲的主题是希望以后人人都能享受到科技发展的好处，以后农村少年被毒蜘蛛咬伤了也许不用火疗治疗伤口，而是去看医生接受更加先进的医疗。

这个演讲主题不能说错，但是他讲的这个用来打动听众的小时候的故事，其可靠性却很值得怀疑。首先，咬他的蜘蛛是不是真的是毒蜘蛛？人类对蜘蛛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总觉得长相那么恐怖的东西有剧毒，被蜘蛛咬了就一定是被毒蜘蛛咬了。一般人有这种直觉无可厚非，但是作为一个生物医学博士却不应该这么想当然。实际上，虽然蜘蛛都能分泌毒液，但是绝大多数蜘蛛对人都是没有毒的。这是因为绝大多数蜘蛛即使咬了人，也不注射毒液，或者注射的毒液量太少、毒性太弱，不足以对人产生危害。世界上已知对人能造成危害的蜘蛛只有几种，分布在美洲和澳洲，比如著名的黑寡妇和褐隐毒蛛，中国是没有的。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陆续发现几种捕鸟蛛，有人认为它们也对人有一定毒性，即便如此，这些捕鸟蛛也都生活在北回归线以南的云南、广东、广西、台湾这四个省，湖南没有。国内偶尔也有被蜘蛛咬伤、发病的报道，但是那是伤口被细菌感染导致的，不是因为蜘蛛本身有毒。所以咬这个学生的蜘蛛极可能不是毒蜘蛛。

退一步说，即使他是真的被某种未知的毒蜘蛛咬了，他描述的那种火疗也起不到任何治疗效果。如果蜘蛛毒液真的注射进了人体，毒素就会很快扩散开去，烧烤伤口是无济于事的。即便毒素还没有扩散开去，集中在伤口周围，但是按他描述的方法，棉花在皮肤外烧一两分钟，并不会让皮下组织的温度提高多少，不至于高到让毒蛋白变性的程度，如果能让毒蛋白都变性，他的手早被烤熟了，严重烧伤了，那可比蜘蛛的毒性严重多了。所以即便被毒蜘蛛咬到了，也不要用火烧烤伤口。

那么被蜘蛛咬到了怎么办呢？主要是要预防伤口感染，用肥皂水清洗伤口，涂上抗菌药膏。用冷水打湿的湿布或者冰块冷敷消肿、止痛。如果疼痛严重，可以口服扑热息痛、布洛芬之类的镇痛药。即使是在缺医少药的落后地区，这些做法都可以做到。如果担心被毒蜘蛛咬到，或者出现了剧烈疼痛、呼吸困难、伤口溃烂等中毒症状，那就要去看医生了。毒蜘蛛的毒素有两类，一类是神经毒素，来得凶猛，消退得也快，一类是导致伤口溃烂，来得慢，恢复得也慢。真的被毒蜘蛛咬伤到医院治疗，医院主要也是做镇痛、消炎、抗感染、帮助呼吸之类的支持性治疗，痊愈主要还是要靠病人自己。有人以为被毒蜘蛛咬伤，就像被毒蛇咬伤一样，到医院打一针抗毒血清就好了。其实抗蜘蛛毒素的血清只有几种毒蜘蛛才有，效果并不像抗蛇毒血清那么好。比如，临床试验表明，对黑寡妇引起的中毒，抗毒血清的治疗效果并不比安慰剂明显。但不管怎样，都比火疗这种有害无益的土办法好。

可见这个新科生化博士当着崇高的哈佛的毕业生的面很没有科学精神地讲了一个经不起推敲的小时候故事，而且散布了伪科学的知识。可惜的是有人即使哈佛毕业了，也还没学会批判性思维和怎么找可靠的资料。

2016.6.10

拳王阿里最近去世了。对今天的大部分人来说，他们在实况转播当中看到的阿里不是他怎样在拳击场上把对手击倒，而是亚特兰大奥运会上他颤抖着点燃了奥运的圣火。

阿里得帕金森病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他自己曾经估计，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的头部遭受了29000次拳击。很多人就会想到，阿里得帕金森病是不是跟拳击运动员长期大脑遭受撞击有关系？

的确有一些研究表明，职业的拳击运动员得帕金森病的比例要比一般的人高。例如，2010年有研究人员曾经调查过退休泰拳运动员，发现他们得帕金森病的比例大约是普通人群的4倍。

拳击是一种很特殊的运动。在所有的体育项目当中，拳击是唯一一种以给对方造成身体的伤害为目的的项目，而且它的最高目标就是用重拳击打对手的头部，把他击晕为止。

拳击运动员当中，除了帕金森病，其他的慢性退行性脑病，比如阿尔兹海默症的发病率也要比一般人要高。

还有其他一些体育项目的运动员也有类似的情况，例如，足球运动员得帕金森病和阿尔兹海默症这些慢性退行性脑病的比例也要比一般的人高。大家可能觉得奇怪，足球是用脚踢的，怎么跟大脑疾病会联系上？这是因为足球还有一种特殊的玩法，那就是头球。当你用头去顶飞速飞过来的足球的时候，大脑也承受了巨大的撞击力，而且足球运动员平时也要练习用头部顶球，所以大脑是经常会受到强烈撞击的，就容易对它造成慢性的损伤，得慢性脑病的风险要比一般的人高。

有几项研究都表明，头部受到反复的伤害会增加慢性退行性脑病的风险。这是作为拳击运动员和足球运动员为了体育事业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但是我们一般的人就没有必要去做出这样的牺牲，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大脑，例如不要练“铁头功”。

（根据“90秒”节目的视频发言整理）

2016.6.8.

我发出《当代韩学愈——高档次国际学术期刊“论文”速成法》之后，有多位读者向我反映国内其他高校多位教授也把在英国《自然》、美国《科学》发读者来信、评论当成自己的学术论文、学术成果，虽然不像哈尔滨工业大学经管学院苗鑫教授那样两年来个8篇那么夸张。而且和苗鑫在《自然》发表“学术论文”被《哈工大报》作为重大新闻加以报道一样，这种做法也得到了其他学校校方的鼓励。例如：

福建农林大学新闻网2015年4月24日：“最新一期（4月23日）的《Nature》杂志以correspondence形式刊登了我校植保学院‘闽江学者’特聘教授黄晓磊与丹麦奥胡斯大学（Aarhus University）生态信息学与生物多样性中心张健博士共同撰写的通讯文章，题为‘China needs more monitoring apps’（Nature, 2015, 520: 436）。文章指出了公众科学（citizen science）在中国面临的机遇和问题，并给出一些建议。福建农林大学为该文第二作者单位。”2015年6月19日报道：“我校植保学院‘闽江学者’特聘教授黄晓磊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马克平研究员在最新一期（6月18日）的Nature杂志（影响因子42.351）发表了题为‘Chinese scientists are sharing data’的通讯文章（Nature, 2015, 522: 287）。福建农林大学为该文第一署名单位。”“黄晓磊……014年以福建农林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在Science杂志（五年影响因子34.463）发表了有关生态数据共享的评论文章。”

这两篇报道把黄晓磊在Nature, Science发的东西称之为“通讯文章”、“评论文章”，但特地注明影响因子，显然是想让人以为它们是学术论文（影响因子只限于学术论文），黄晓磊在其简历中也的确把他在2014年在Science发的“评论文章”列为“代表论文”（在Nature发的两篇“通讯文章”没有列入是因为简历没有更新）。其实这三篇“文章”都是读者来信。

北京科技大学新闻网在2015年11月26日报道《李晓刚教授团队研究成果在〈Nature〉发表》：“11月26日，我校新材料技术研究院李晓刚教授团队的研究论文‘share corrosion data’在世界顶级科技刊物Nature发表。这是我校在Nature刊物上首次发表研究论文，标志着我校基础研究再上一个新台阶。据悉，这是我国腐蚀学科，也是世界华人腐蚀研究者首次在Nature刊物上发表研究论文。”而且还大谈发表该论文的经验：

“三十年磨一剑。在谈到取得的成就时，李晓刚表示，这都是集体的成就。首先得归功于老一代腐蚀工作者奠定的良好基础。其次，归功于研究集体的协同劳动，为了实现在Nature刊物发表论文的梦想，多年来课题组已经多次努力，都是集体讨论，把最好的基础研究成果开展集体讨论，寻找基础研究的突破口，比如，在这次Nature论文的发表中，年轻教师张达威师资博士后、刘智勇副教授、杜翠薇教授和董超芳教授都取到重要作用。又如，在上次解决‘天宫一号’重大腐蚀难题，保证其按时发射的攻坚工作中，也是集体力量发挥重要作用，肖葵副教授、高瑾研究员、程学群副教授、吴俊升副教授和卢琳副教授均参加了夜以继日的试验工作，最后受到航天总指挥的高度评价，被誉为‘北京科技大学在我国航天事业中的精彩亮相’。”

据北京科大学生说，学校为此还在校园里拉了一个条幅庆祝。

其实那是一篇评论（comment），虽然篇幅比读者来信长，但也不是经同行评议的学术论文。《自然》的论文有两种，短的叫letter，长的叫article，网络版还有一种提供新数据评论别人论文的Brief Communications Arising。其他什么comment, world view, correspondence全都不是论文。

还有比这更恶劣的。华北电力大学新闻中心2016年1月4日发布《华北电力大学2015年十件大事》，第8件大事是：

“8.高水平科技成果质量和数量实现双丰收。学校科研成果获得各类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31项，其中一等奖7项。黄国和教授与唐振武教授3篇Letter论文在Nature、Science等高水平期刊上发表。3篇论文入选2014年中国百篇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学术论文和最具影响力的国内学术论文。2014年我校被中国科技论文引文数据库（CSTPCD）收录论文1520篇，被科学引文索引扩展版（SCI）收录论文649篇，在全国高校中排名前进了10名。”

被列为华北电力大学2015年科技成果第一位的“黄国和教授与唐振武教授3篇Letter论文在Nature 、Science等高水平期刊上发表”，其实也是在Nature、Science发了3篇读者来信。该校发一篇《科学》、《自然》论文可得20万元奖金，既然官方认定这是“Letter论文”并作为重大科技成果，60万元奖金想必发出去了吧？北京科大应该也有类似的奖励。

被“韩学愈”教授们看中的并不限于《自然》《科学》这两个期刊。在医学界，《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柳叶刀》等高影响力期刊也深受“韩学愈”的青睐。例如山东理工大学教授纪洪芳在其简历的“10篇代表性论文”中列了两篇《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论文”，并注明影响因子51.7：

1. Shen L, Ji HF*. Ceritinib in ALK-rearranged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N Engl J Med. 2014;370:2537-2539. (IF: 51.7)

7. L. Shen, H.-F. Ji*, More on Crizotinib. New Engl. J. Med. 2011, 364, 777-778. (IF: 51.7)

这些当然也是豆腐块大小的读者来信。但是为什么页数分别是3页和2页？因为纪教授把当期的读者来信全算成她的了，而且把她评论的论文标题拿来做标题，故意误导那是长篇论文。

别以为只有这些二三流的大学才这么干。清华大学算是一流了吧？也这么干。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中心教授宫鹏在其履历的“SCI论文”一栏列了6篇《自然》的“论文”：

[188] Gong P., 2012. China’s new leaders must keep science in focus. Nature. 491:161. Nov 8, 2012, Worldview [34]

[169] Gong P., 2012, Cultural history holds back Chinese research. Nature. 481:411. doi:10.1038/481411a January 26, 2012, Worldview. [31]

[164] Gong P., 2011. China needs no foreign help to feed itself, Nature, 474(7349):7. June 2, 2011, World View, doi:10.1038/474007a [30]

[163] Gong P., Liang L., Zhang Q., 2011. China must reduce fertilizer use too. Nature, 473(7347):284-285, May 19, 2011. Correspondence, doi:10.1038/473284e [29]

[160] Niu ZG, HY Zhang, P Gong, 2011. More protection for China’s wetlands, Nature, 471(7337): 305. March 17, 2011. Correspondence doi:10.1038/471305c

[159] Yu CQ, P Gong, YY Yin, 2011. China’s water crisis needs more than words, Nature, 470(7334):307 February 17, 2011. Editorial materials: World View

其中两篇是读者来信（Correspondence），四篇是一个叫“世界观”（World View）的栏目评论时事的评论文章，都不是“SCI论文”。宫鹏教授好歹也在UC伯克利当过教授，岂会不知道读者来信、评论文章与论文的区别？真是一回国就学会玩猫腻。我在推特上指出这点后，宫教授火速把其履历中的“SCI论文”改成了“SCI检索到的论文及评论”，为了保护这几篇《自然》读者来信、评论不惜自贬200篇真论文。幸好我截屏了而且有谷歌快照可证，不然说不定会有人像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刘钢那样删掉了抄袭段落，反过来说我“诬陷”他。这真是：唐骏事件后高管纷纷改学历，苗鑫事件后教授纷纷改论文记录。

受这些“韩学愈”教授启发，我才知道我在十年前也在英国《自然》发过一篇唯一作者的“论文”。当时我们揭露川大副校长魏于全院士造假，魏于全的朋友联合120名美籍华人科学家发联名信向《自然》告状说我们在网上搞文革，我写信做了回应。十年过去了，真相早已大白，这些人现在羞不羞愧？

2016.6.6.

附我当年在《自然》发表的“论文”（注意：那个地址已经失效了）：

Correspondence

Nature 441, 932 (22 June 2006) | doi:10.1038/441932a; Published online 21 June 2006

Misconduct: lack of action provokes web accusations

Shi-min Fang1

   1. New Threads Chinese Cultural Society, PO Box 26194, San Diego, California 92196, USA

Sir:

As the webmaster of New Threads (http://www.xys.org) — the website “at the centre of concerns over claims of misconduct”, according to your Special Report “Named and shamed” (Nature 441, 392–393; 2006) — I cannot agree with your comment that “some fear persecution reminiscent of that used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as started by Chairman Mao in 1966 and formally ended with his death in 1976. Although 30 years have passed, the memory of this calamity is still vivid in many Chinese minds — it is understandable that some fear the tragedy might someday recur. But it is ridiculous to compare free speech on the Internet to the violenc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hich was controlled by a dictator, allowed for no freedom and included governmental persecution of ‘class enemies’. I find it ironic that 120 Chinese-American scientists and self-appointed human-rights advocates have signed an open letter appealing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suppress media and public opinions: they still need to learn what free speech and human rights mean.

I agree that China should establish an official channel to investigate allegations of misconduct. In fact, I made this suggestion as early as 2001, in a speech to the 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associ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see http://www.xys.org/xys/netters/Fang-Zhouzi/science/yanjiang.txt). But before this channel exists, and to make sure it functions properly after it is established, free press and free speech are indispensable.

我发了《当代韩学愈——高档次国际学术期刊“论文”速成法》之后，好几个人跟我说，科学网早些时候推荐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刘钢的一篇博文《如何发表高质量论文？》已经揭露过此事了。于是我去查了一下，只见刘钢写道（科学网的新浪微博摘录）：

【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苗鑫教授发明了一个发“高质量论文”的方法：给Nature和Science写反映中国问题的一两百字的读者来信，登出来就相当发表了学术论文，列入简历，还注明影响因子，这样的“高质量论文”都八篇了。学问算是做到家了吧。】

实际上这几乎是逐自逐句抄袭我早一天发的一条推特：

【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苗鑫教授发明了一个发“高质量论文”的方法：给《自然》《科学》写反映中国问题的一两百字的读者来信，登出来就相当于在《自然》《科学》发了学术论文，列入简历，还注明影响因子，这样的“高质量论文”都八篇了，吓死学生了。】

改动的只是把刊名改成了英文（为了表示他懂英文？），以及换掉了最后一句而已。

搜了一下，发现这个研究员其实是个剽窃惯犯。他在去年7月8日在科学网发表了一篇名为《疯狂的天堂手术》的文章，也被科学网推荐。之后被勿怪幸发现这篇文章是全文抄袭其当年7月2日发表在《南方周末》的文章《换头术，最大的难点在哪里？》。

被揭露抄袭之后，刘研究员反而得意洋洋地声称自己就是要靠抄袭出名：

【我承认那篇文章就是剽窃了。又当何如？】【什么是原创，什么是盗版？这回我可出名了。好名不出门，恶名传千里。我这回算是出了不大不小的一次恶名，也是是不错的经历。】【恶名也是名嘛。】

被人骂“从未见过厚颜如此之人”，他答曰：

【见识到了吧，以后还会见到比我有国之而无不及的呢。刚刚出道，的确要学好。】

有人讽刺他“这脸我能玩一年”，他还嫌人家把他的脸皮厚度低估了：

【你把我的脸皮低估了，岂止一年！】

从抄袭勿怪幸的文章到剽窃我的推特，差不多一年。瞧刘研究员这气势，是要一直剽窃下去，继续出恶名的。自己以剽窃为荣，却贼喊捉贼要揭露学术造假，一奇。科学网号称中国科学界第一大门户网站，一再帮助剽窃惯犯出名，二奇。以剽窃为荣、毫无学术道德的人也能当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三奇。也正因为有这样的媒体，这样的研究机构，才会制造出脸皮如此之厚的奇葩研究员。

2016.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