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博客

早在1994年，第一种源自转基因植物的食品（一种耐储存的转基因西红柿）就已在美国上市。自1996年起，转基因作物开始在美国大规模种植，到现在美国最主要的几种农作物，包括玉米、大豆、棉花、油菜、甜菜基本上都是转基因品种，美国市场上的包装食品大约70%～80%含有转基因成分。但是尽管美国市场上也有转基因动物销售（比如我就养了几种会发荧光的转基因鱼），但是至今还没有哪种转基因动物作为食品上市。今年11月19日，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做出了一个历史性的决定，批准第一种供食用的转基因动物——一种生长快速的转基因三文鱼。这种三文鱼商品名叫“水优三文鱼”（AquaAdvantage），是由“水赏技术”公司（AquaBounty Technologies）研发的。该公司在1995年就已向FDA提交了“水优三文鱼”的上市申请，但是直到2009年才满足了FDA提出的所有要求。FDA最终认定这种三文鱼与非转基因三文鱼在食用安全性和营养方面无区别，它的养殖也不会对环境造成明显影响，但20年已经过去了，这家只有21名员工的小公司几乎被这个漫长的审批程序拖破产。

为什么花了这么长的时间转基因三文鱼才姗姗来迟？这是因为美国对转基因植物食品和转基因动物食品采取了不同的管理政策。FDA对转基因植物性食品的管理非常宽松，甚至不强求审批，只是要求“自愿咨询”，只不过转基因作物的研发者都会自愿向FDA提交资料进行“咨询”，被FDA认定安全后才会上市。但是FDA认为转基因动物相当于兽药，因此必须按兽药的管理要求，在上市之前要经过FDA审批，一走药物的审批程序，就会非常严格，时间就拖得很长。何况是一种引起很大争议的前所未有的“兽药”。那么这是一种什么特殊的“兽药”呢？

三文鱼是多种鱼类的统称，市场上最常见的是大西洋鲑。“水优三文鱼”就是一种大西洋鲑。大西洋鲑的生长速度缓慢，第一年体重只增加20～30克，一般要养三年才能上市，这还是指的那些已经经过人工选择的快速生长品种，否则生长的速度更慢。动物的生长速度取决于体内生长激素的含量。我们可以用转基因技术来提高动物体内生长激素的含量。一种做法是给动物体转入生长激素基因，比如给大西洋鲑转入体型最大的三文鱼——大鳞大麻哈鱼的生长基因。

三文鱼的生长基因只有在温暖的季节才起作用，这使得三文鱼一年有一半的时间不能生长，这也是它们生长缓慢的原因之一。为了让大鳞大麻哈鱼生长基因一年到头都能工作，需要给它带上一个常年开着的“开关”——学名称为启动子。这个开关是从美洲绵鳚那里转来的。美洲绵鳚血液内含有抗冻蛋白，使得它们能在接近冰封的水域生存。这种抗冻蛋白基因的启动子就是常年开着的。把这种启动子取出来，和大鳞大麻哈鱼的生长基因放在一起，转进大西洋鲑中，会让大西洋鲑生长非常快，大约一年半就能上市。而且它们吃的比较少（饲料利用率高），可以省下10％的饲料。

我们通常会觉得长得快的动物肉不好吃，不过试验表明，转基因大西洋鲑的形态、口感和味道都和普通大西洋鲑没有区别，试食者区分不出来。看来这种转基因鱼不仅成本低、价格便宜而且不损失味道，应该会同时受到养殖者和消费者的欢迎才对。那么为什么它迟迟不能上市？为什么对转基因动物食品的控制如此之严呢？

提起转基因食品，很多人马上想到是不是安全有问题。但是这并不是争议的焦点。FDA已经认定，转基因大西洋鲑的化学成分、生物成分等方面与普通大西洋鲑没有区别，和普通大西洋鲑同样安全和有营养，如果上市的话可以不做特别标志。有人担心这种三文鱼体内的生长激素含量会不会太高啊？但测试结果发现在可供上市的转基因三文鱼体内生长激素等激素的含量与普通三文鱼相当，而且生长激素是一种蛋白质，口服的话不会被人体直接吸收，而是会被消化掉，因此即便转基因三文鱼体内有较高的生长激素，吃它也不会因此有不良影响。还有人担心吃转基因鱼会引起过敏，这毫无道理，因为转入的那个基因并不生产过敏原。引起争议的主要是转基因鱼对环境可能产生的影响。

动物和植物不同，是可以到处乱跑的。每年都有数以百万计的鲑鱼从养殖场逃逸到野外。人们担心，如果转基因鲑鱼逃到野外，与野生鲑鱼交配，会把野生鲑鱼的基因给“污染”了（鲑鱼有大约4万个基因，转基因鲑鱼只是多了1个外源基因，所以这种“基因污染”的担心其实也是很多余的）。人们更担心转基因鲑鱼在野外与野生鲑鱼争夺食物和配偶，有可能导致野生鲑鱼灭绝。因为野生大西洋鲑本来就已濒临灭绝，这个问题就更显得严重。

为了消除人们这些担心，“水赏技术”公司采取了一系列保障措施。他们决定只把“水优三文鱼”养在陆地封闭的环境中，防止它们逃到野外去，而且为了保险起见，只出售鱼卵。并且，这些鱼卵在发育时经过高温等技术处理，孵化出的绝大部分（98％以上）都是不育的雌鱼，这样即使个别的转基因鲑鱼逃出去，也不会和野生鲑鱼交配生子。研究表明，在野外条件下，转基因鲑鱼的生存能力其实很差，它们的鱼苗更好动，更爱冒险，因此容易被天敌吃掉；在食物不足时，它们的生长速度还不如普通鲑鱼。

这些保障措施获得了FDA的认可。转基因三文鱼真正上市还要有几年时间，毕竟生长再快也要长三年的。但是它能否在市场上生存还是未知数。第一种转基因植物性食品转基因西红柿上市后虽然受到消费者的欢迎，却因为经营不善3年后退市了。那时候对转基因食品还不存在反对的声音。转基因三文鱼面临的阻力要大得多，一些来自三文鱼产地的美国国会议员担心转基因三文鱼会影响到其所在州的三文鱼产业，曾联名要求FDA不要批准转基因三文鱼，甚至威胁要专门通过禁售转基因三文鱼的法案。美国某些“环保组织”扬言要抵制转基因三文鱼，而一些美国超市也表示不会销售转基因三文鱼。

即使转基因三文鱼在市场上失败了，但是和转基因西红柿一样，作为第一种获准上市的转基因动物性食品，其意义仍然非常重大，因为它的获批为其他转基因动物性食品铺平了道路。它的审批程序之所以拖得这么长，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它是第一个，以后的审批预计就会快得多。很多供食用的转基因动物正在研发中，例如能抵抗禽流感的鸡，能降低不健康的饱和脂肪酸含量、增加有益健康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的猪。转基因三文鱼的获批让其他转基因动物的研发看到了希望，也势必会刺激加大动物生物技术产业的投入。等到市场上转基因动物性食品也像转基因植物性食品那样到处都是，人们就会不知不觉地接受它。这个发展趋势，是阻止不了。

2015.11.20.

【旧文一篇，也还应景】

    鲁迅弃医从文的故事，在中国大概是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的。再过几天就是先生诞辰120周年，又恰逢美国九·一一恐怖事件让中国人痛痛快快地当了一次看客，忽然想起这个故事：

   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

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

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

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

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

——呜呼，无法可想！

    试想，如果有当时的看客后来看到这一段描述后，辩解说：我们并不是因为有人死了喝彩，事实上我们还很同情被杀者，我们只是觉得这个杀的过程很漂亮，才忍不住叫好！大家做何感想呢？

    这一幕和这一辩解在这几天都重现了。那些为恐怖事件叫好的中国大学生们在被斥责为幸灾乐祸、没有人性，特别是在发现遇难者中也有许多中国人连自己也感到不好意思之后，委屈地辩解说：我们是在为整个过程干得很漂亮、为美国霸权主义遭受打击叫好，不是在为无辜死亡叫好，你不能说我们幸灾乐祸、没有人性！而在美国发生的惨剧倒给那些或专业或业余的“国家问题专家”提供了一个控诉美国霸权主义的机会，他们忽然记起了久违的巴勒斯坦、伊拉克、南斯拉夫难民，甚至几十年来第一次为巴勒斯坦的悲惨遭遇“流了泪”，迫不及待地长篇大论清算美国霸权主义的历史罪行，把恐怖主义罪行拐一个弯推到了美国当局头上并大义凛然地为其指出了出路，雄辩地论证恐怖事件在美国大地发生的必然性、合理性甚至必要性，虽然学了乖先表态对无辜死亡“深表哀悼”（哀悼中还能做如此雄辩的剖析不能不让人佩服其定力），也让人不能不闻到了心里那声“活该”的窃喜。

    什么是幸灾乐祸？“见人遭受灾祸而高兴”（《辞海》的解释）是也，不管是因为什么动机、为了什么缘故而高兴。那些向本拉登表忠心、以恐怖分子自诩、哀叹中国怎么不出这样的勇士、恨不得多死几个人、乃至津津乐道地研究起“更先进”的恐怖手段的人，以及包括那些不知不觉地应用恐怖主义理论、论证美国人民必须为他们选出的政府犯下的“罪行”偿命的人，固然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嗜血；而那些因为恐怖过程干得漂亮、美国霸权主义受到打击或者别的其他什么原因而叫好的人，也是令人瞠目结舌的冷血，不管事后如何表白，在他们叫好的时候，已无视了这个打击美国霸权主义的艺术化过程的必然结果是成千上万的死难者。许多国人见到“美国”两字就要昏了头脑，那么不妨设想一下：当你读到广东某个合资企业起火灾烧死多名女工的报道时，能不能因为不仁厂主的经济利益受到了损失而大叫“烧得好”？

    不要幸灾乐祸，并不等于就要去关心一切苦难，否则除了整天伤心落泪、长吁短叹就什么也别想干了。我因为在美国生活，所以更关心发生在美国的惨剧；因为是中国人，所以也关心发生在中国的灾难；而对其他地方的惨剧、灾难，则未必会引起我的震动、关心，我觉得这很正常。所以我总怀疑那些在这时候突然变得异乎寻常地关心受过美国欺压、或可能要受到美国欺压的国家的平民百姓的命运的人的诚意。对与己无关的悲剧，不管是悲伤还是淡漠，都是人之常情。幸灾乐祸则只能归咎于对无辜者的恻隐之心已经丧失，对生命的尊严变得麻木了。

    那一次偶然的“看客”事件，使得鲁迅改变了对中国国民的看法，以毕生精力力图改变“国民劣根性”：

……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

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

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

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这一段名言已被引用了无数次。引用者的用意无非是要说明，只有改变国民的精神，才能使中国变得强大，才能再避免去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这大概也是鲁迅的意思。在这里，中国强大是目的，而改变国民精神只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但是这次的“看客”事件却使我对这种说法产生了怀疑。改变国民精神应该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事实上，不改变国民精神，中国也未必就不能强大。鲁迅的杂文之所以被公认为仍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就是因为我们时代的国民精神和鲁迅时代相比并无多大的变化，而中国已经强大了许多。中国成为发达国家、世界强国乃至超级大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警察，也并非不可能，但是如果国民还是这样的国民，人文精神未深入人心成为立国之本，造就的也不过是像纳粹德国、苏联一样的超级大国，国民也不过是从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变成了杀人的材料和看客。这就是为什么我想到这些缺乏基本的是非观念、不知人道为何物的都是些以后会对中国的命运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的年轻知识分子，不寒而栗。

    在这一事件中表现出“人性”的，在别的事件中未必就都有“人性”，特别是里面有些人乃是“候补汉奸”，对中国的灾难向来幸灾乐祸。在这一事件中丧失了“人性”的，在别的事件中也未必就没有“人性”。他们可能对自己的亲友也是非常有人情味的。所以有“人性”的不必觉得高人一等，没“人性”的也不要觉得受了侮辱，拼命想刷清自己。更重要的是，这种恻隐之心是怎么在中国人当中普遍丧失的，又该如何反省、找回、重建？那些反人文精神的、包括借机传教的青年“导师”因此最值得我们鞭挞。被扭曲的天性很难再改变，因此还只能是“救救孩子”，鲁迅先生在八十多年前的这声呐喊依旧振聋发聩！

2001.9.17.

因为一位读者的提问，我偶尔发现被科学松鼠会和国内媒体吹捧为“食品安全专家”的食品泡泡博士云无心（王泽斌）在其食品“科普”书里竟然把乳糜泻（celiac disease）当成了麸质过敏。其实二者并非一回事。乳糜泻是因麸蛋白导致的自身免疫疾病，会对小肠绒毛造成损伤，影响对营养素的吸收；而麸质过敏则是麸蛋白作为抗原引起的一型免疫反应，症状和其他过敏类似，并不损伤小肠绒毛。这说明学化工出身的“食品安全专家”云无心缺乏生物医学常识。

云无心为此恼羞成怒，在“头条”发了一篇长篇檄文《来，看看方舟子那些愚弄公众的“科普”》，要来跟我算总帐，罗列了我七大罪状。其实他罗列的那些“罪状”，大多是我以前反驳过的（参见《“营养专家”云无心的无知与谎言》(XYS20130531)、《为什么说“营养专家”云无心是骗子帮闲？》(XYS20130606)、《驳斥云无心在人民网毁谤林树坤的专栏文章》(XYS20140208)），他采用断章取义的手法翻出来愚弄读者。例如对上海交大教授赵立平是不是在搞伪科学这条，云无心如此说：

【在批判赵立平的时候，方舟子把“人体肠道菌群”斥为伪科学。

实际上，人体肠道菌是目前生命科学研究中的一大热门领域，全世界无数科学家在研究，赵立平只是其中的一位。他的研究是否符合科学规范是另一个问题，但为了打击他，方舟子就敢把这个研究领域斥为“伪科学”，这是无知还是无畏？

（花絮：后来，方羞羞答答的承认【“肠道菌群学”不一定是伪科学，但是……】）】

一个研究领域国际上有很多科学家在研究，不等于就没有人借此在搞伪科学，这是一个简单的逻辑问题，云无心大概不会承认自己是弱智，大概是懂这个简单的逻辑的，所以他在截屏时，在引用我的话时，都把我举例说明赵立平的研究内容为何是伪科学的部分全都删掉了。比如他最后引用我的话：【“肠道菌群学”不一定是伪科学，但是……】，省略号的部分恰恰是最关键的，也不长：

“‘肠道菌群学’不一定是伪科学，但是上海交大学植物学出身的赵立平搞的‘肠道菌群学’胡扯什么【人体肠道菌群分为两大阵营，一类是吃素的‘好细菌’，另一类是吃肉的‘坏细菌’。当人体内‘好细菌’压倒‘坏细菌’的时候，人就健康；反之，人就会生病。】那就是地地道道的伪科学。”

那么云无心为什么要用省略号代替这一句话呢？莫非是担心读者看了，也相信赵立平就是在搞伪科学？事实上不仅赵立平打着研究“肠道菌群学”的招牌在搞伪科学，还在搞伪保健品，声称根据他发明的营养配方就能减肥，这倒是与云无心惺惺相惜。

云无心罗列的七大“罪状”，前面两条倒是新的，却更暴露了其不学无术和不懂装懂。

第一条，关于咖啡中的可能致癌物丙烯酰胺，我曾指出咖啡经烹煮、过滤（brew）后，丙烯酰胺就基本被过滤掉，所以喝烘培咖啡比速溶咖啡健康。云无心反驳说：“丙烯酰胺溶于水，分子量只有71，方舟子居然能用咖啡滤纸就让它‘降到几乎没有’？”原来泡泡博士只知道分子量大小会影响过滤，不懂别的物理化学属性、其他物质的存在也会影响过滤？实验证明，滤纸对丙烯酰胺有极强吸附力，咖啡烹煮后，吸附在滤纸上的咖啡残渣中的丙烯酰胺近90%用各种方法洗脱都掉不下来。（Fate of 14C-acrylamide in roasted and ground coffee during storage. Mol Nutr Food Res. 2008 May;52(5):600-8.）何况，各种检测结果都表明，速溶咖啡中丙烯酰胺的含量平均都比烘培咖啡高得多，例如欧洲食品安全局2009年抽查的结果，速溶咖啡中丙烯酰胺平均含量591-595ppb，烘培咖啡中丙烯酰胺平均含量225-231ppb。（EFSA Journal 2011;9(4):2133）所以即使是不经过滤直接冲泡，烘培咖啡也比速溶咖啡安全。云无心还说FDA称目前不知有何方法能降低咖啡中的丙烯酰胺含量，但这指的是生产工艺，和我说的有何矛盾？何况FDA那个说法是很早以前的，减少咖啡中丙烯酰胺含量的工艺是有的，只不过会影响咖啡风味，一般不用而已。

第二条，关于碘摄入量的安全上限，云无心说世界卫生组织给碘摄入量定的安全上限是每天每千克体重17微克，而不是我说的每天每千克体重30微克。实际上他根据的是1988年的旧标准，而我根据的是2001年世卫组织和粮农组织联合发布的新标准。（Human Vitamin and Mineral Requirements, Report of a joint FAO/WHO expert consultation, FAO Rome, 2001，p.190）

究竟谁在愚弄公众，是显然的，再次证明了“云无心是兑的”。这个不学无术、不懂装懂的化工出身的食品泡泡博士是怎么成了媒体吹捧的“食品安全专家”，倒是没那么显然，就让他再“兑”一次，直到彻底兑成了可以去当顺势疗法的药物。

2015.11.13.

尊敬的老师，您好！

您不认识我，但这次我决定冒昧打扰您。我是清华大学张生家老师的学生龙晓阳，也是最近因为“抢发”风波争议很大的磁遗传学文章的第一作者。这一系列争端实质上是鲁白老师作为与张生家老师独立发起的磁遗传学课题不相关的第三者，在8月份参与并企图篡夺我们实验室的研究成果，而单方面挑起的争端。鲁老师在要求通讯作者被拒绝后，使张老师的合作者北大谢灿老师突然倒戈，并重新在相同的课题上合作，在他们自己实验室快速复制和我们一样的实验结果；同时，他利用强大的行政人脉资源影响学术委员会和人事处，撕毁了张老师的劳动合同。如果您花十分钟的时间阅读下面的经过，您一定会为我们的遭遇感到心痛，也会为学术界的黑暗感到震惊。我愿意为下面我说的每一件事情的真实性负责。

作为论文的第一作者，整个文章的唯一一套数据都是我收集完成的。在项目进展的数月里，我没有见过鲁老师一面。8月份项目快完成的时候，鲁老师突然说是他实验室的学生逄克亮带张老师去找的谢老师，所以项目是他实验室首先发起的，要求当文章的通讯作者。鲁老师从2014年6月份起就让他一年级学生逄克亮在张老师实验室学习在体电生理技术，以便记录鲁老师实验室的老年痴呆症大鼠模型的电信号。在张老师实验室学习了近一年的逄克亮在2015年4月21号是以张老师学生的名义联系谢老师，所以鲁老师的不合理要求遭到了张老师当场拒绝。8月11号晚上，我突然接到同学的电话，说鲁老师正在调查我们，让我自己小心点。我很奇怪，问他怎么回事，原来鲁老师假借他实验室的电脑被张老师动用为由，让其他老师自查电脑，企图搜查有关数据。同时，他还在调查和张老师有过接触的学生。我被吓了一跳，他作为医学院院长，又是公共知识分子，无法想象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学生们也不能理解鲁老师这一行为，作为院长，应该营造一个相互合作的良好学术氛围，而不是利用职权之便搞大搜查。

张老师没有在国内工作的经验，特地见面请教谢老师。由于我和谢老师是老乡，我一直觉得他很亲切，我和张老师一起和他见过好几次面。我们约在经常见面的北大法学院咖啡厅，谢老师听说了鲁老师对文章署名的意向之后觉得不可思议，说他从来没有和鲁老师接触过，还说曾经鲁老师实验室一个学生在上完他的课后，写信询问关于磁感应蛋白的事情，被他拒绝了。谢老师问鲁老师是否有实质性贡献，是否文章的数据有来自鲁白实验室？逄克亮是不是张老师的学生？张老师说，和鲁老师在项目期间只见过两三次面，实验期间也只借了鲁老师实验室的细胞间培养细胞，鲁老师实验室没有任何数据在文章里；并说逄克亮是鲁老师放在他实验室培养了近一年的学生。谢老师说，既然这样，那就不用担心。谢老师说他以前在哈佛大学做博士后的时候，带一个学生做实验，这个学生提议他作为文章的共同第一作者，老板就问学生，文章哪一部分数据是谢老师做的，学生说没有，数据都是自己采集的，但实验是谢老师教的。老板就说既然谢老师没有贡献数据，那么他的贡献只能放在致谢里。谢老师还说，他实验室的文章也是根据是否有数据贡献和贡献大小来处理文章的作者署名。在8月12号的微信里，谢老师还安慰我，只要参与作者里没有不相干的人就一切安全。

然而更令人震惊的事还在后面。8月12日以后，鲁老师的学生逄克亮向在张老师实验室轮转过的学生索要实验材料和质粒序列。期间我的朋友还告诉我，鲁老师在生科院和医学院说张老师偷他的研究成果，张老师马上会被清华大学开除，甚至有研究生处的老师通知我另外找新的导师。但这段时间张老师在写论文，并和谢老师商量文章的投稿事宜；而我在加班加点做实验，分析数据。所以我们都没有在意鲁老师的破坏行为。结果8月下旬鲁老师反过来先向学校状告张老师剽窃他实验室的想法和材料（这一点Nature news报道过）；科研院告知我们，鲁老师要求张老师道歉并要求当文章通讯作者。8月20号，张老师准备和谢老师见面讨论文章和数据，遭到了谢老师的突然拒绝，执意张老师将文章和数据电子版发给他，而不能接受当面讨论。谢老师还发微信给我，让我送张老师去医院。我感到很吃惊，谢老师之前一直是一个非常友好的人，怎么突然好像变了一个人？

之前谢老师一直答应张老师有关磁遗传的文章可以投稿，因为张老师已经和CELL联系好了。谢老师在邮件和微信中也确认过张老师是文章唯一的通讯作者，谢老师作为参与作者。8月22号，我终于和谢老师通上电话，电话里谢老师透露鲁老师前两天找过他。我们感觉不对劲，因为谢老师在8月12日还在因为鲁老师查电脑的事情声援张老师，怎么会突然翻脸？后来科研院的三位老师告诉张老师和我，鲁老师向科研院提供了一份由鲁白、饶毅、谢老师三人录音和签字的文件，其中一条内容是谢老师否认和张老师的合作，承认是和鲁老师的合作。通过网络曝光的材料，我们才知道，谢老师早在8月22号就已经向北大清华高层提交了“张老师违背学术道德行为的情况说明”。作为参与作者的谢老师除了拒绝我们文章投稿，谢老师还打电话给国内外多家杂志阻止投稿。谢老师从此以后还在微信朋友圈大量点赞鲁老师发的状态或转载的文章。科研院还告知鲁老师实验室正在重复我们的研究结果。这个时候张老师才意识到鲁老师很有可能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篡夺我们的研究课题：鲁老师首先声称我们有关磁遗传的想法是他实验室的，然后他很有可能与饶毅迫使谢老师否认与我们的合作，转而承认与自己的合作，阻止我们投稿以拖延时间，再很快地重复出我们的结果，便能顺理成章地把整个研究项目变成自己的。由于我们借用了鲁老师实验室的细胞间，张老师耗费大量时间设计并改良很多遍的质粒都存放在鲁老师实验室的冰箱里，如果使用了这些研究材料，项目的核心实验两个星期就能重复出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张老师求助施一公老师和钟毅老师和谢老师沟通了很久，期间清华也出面和北大进行了沟通和谈判。然而，9月初我们还在焦急的等待作为文章参与作者谢老师同意投稿的时候，科研院告知我们鲁老师实验室已经重复出了我们的实验，并且反过来说张老师剽窃。眼看研究成果就这样被篡夺，作为正当自卫张老师只能将文章投给有过一星期快速审稿经验的科学通报。

文章上线当天，清华科研院跟张老师和我解释学校向编辑部发出的信只要求调整作者署名。第二天，科研院老师转达学校指示说清华北大都不会给编辑部出具调查报告，说文章不会撤稿，让我和文章的另一位学生作者不要站出来说话，并让张老师不要接触媒体采访，学校一定会给一个说法澄清，并且告诉我们谢老师也保证不接触媒体。结果，第二天谢老师单方面接受媒体采访的报道就在科学网上发出来了，并且将磁遗传学与磁感应混为一谈，造成了张老师“抢发”了谢老师的研究结果的假象。在报道被大量转发和大量针对张老师的人身攻击面前，张老师几次想站出来澄清事实，都被学校制止。学校说等谢老师的文章发出来，一比对大家就知道研究方向和结果不一样了。好几次，我实在看不下去想站出来说几句公道话也被学校安抚。学校老师曾经对我说让我相信清华大学坚持正义和决心的勇气，一定会给一个公正的交代。可是，我看到是清华在没有任何调查报告的情况下，没有给任何理由就解聘张老师。

实验室还在，就有人搬走实验仪器，动物房就私自处理完张老师费尽周折从美国买回来的所有转基因大鼠，学生一个个离开不用说，我也数次被通知换导师，并被告知不会有老师要我，落井下石的人更是不计其数。但令人欣慰的是，即使在舆论满世界攻击张老师的时候，还有几个学生一直在支持我们，实验室管家快80岁的老父亲特意来到实验室鼓励我们，说只要实验室还有一个人在就要坚持下去，他可以来实验室当志愿者帮我们修理仪器，让我当场泪崩。回想起这段时间，我多少次崩溃大哭，只因正义得不到伸张，不想看着张老师背着黑锅遭受非议，就算自己以后不做科研也不要这样被冤枉。谢老师多次说他担心终身教授的评估，担心自己能不能继续留在北大。他中期评估差点没过，终身教授评估又被迫推迟一年。而张老师因为年近五十，他因为没有“千人”“优青杰青”等头衔迟迟没有入职，也没有工资住房。为了这个项目和两个小孩在这几个月里来回在挪威和北京奔波，看到他最后遭受的待遇，实在令人心寒。或许当初张老师把研究成果拱手相让鲁老师，鲁老师就不会恼羞成怒挑起后续的这些问题了。说到底，张老师不了解所谓的行情和潜规则，才吃了大亏。但如果每个做科研的人都这样迫于权势，随时准备交出自己辛苦得来的研究成果，那么谁还愿意独立搞实验室，谁还能全身心地投入到科研工作中而不把时间都花在巴结上司？我相信事实真相是不会被遮盖的，我也恳求所有知道内情的老师和学生站出来说一句公道话，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您的身上，而假设您没有任何人脉资源，没有任何权力权势，就只能任凭有权有势的人玩弄于手掌之间吗？学校几次三番安抚我，不让学生参与到这个争端中，但我还是必须站出来，因为如果连当事人都不站出来澄清事实，那么公众也许就会一直蒙在鼓里。

我是转到张老师实验室的学生，我看到有人因此在网上攻击我，这种专靠人身攻击和抹黑人品的手段来左右是非实在是小人的做法。我和原导师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并且原来的工作已经投稿，我早已有换一个实验室和研究方向的想法。当初对张老师在大脑空间定位的研究很感兴趣，想做自由运动大鼠的单个神经元电生理记录，所以选择了转到张老师实验室。没想到转导过程拖了很久，并且转导协议在双方老师都已签字的情况下被鲁老师扣押数月，并借此在外说张老师专挖高年级学生。我相信绝大部分科学家还是有正义和良知的，我也相信那些谎话连篇的人现在也在遭受良心的煎熬。张老师处于弱势，没有资源人脉，被无理解聘也无处发声，而人事处的决定鲁老师早就提前知晓并告知多位教授。这样不公正不透明的处理方式让人震惊和心寒！恳请各位老师如果您了解事情真相的话声援张老师还他一个清白和公道！

顺致敬意！

学生：龙晓阳

2015年11月7日

附：

南方周末报道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DkwNDc4Nw==&mid=400291865&idx=1&sn=3e6f94f7f89c3bf679d4e8410881aca8&scene=1&srcid=11051F7WmL1s4EOXX9PZC878&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rd

财新报道 

http://china.caixin.com/2015-10-31/10086847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