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博客

加拿大首席公共卫生官最近建议，如果两个人要发生性行为，最好第一不要亲嘴，第二要戴口罩。这不是说通过戴口罩来增加情趣，目的是为了预防新冠病毒的传染，针对的是那些不住在一起的情人，或者虽然住在一起，但是对方是患有基础病或年纪比较大，也就是属于新冠感染的高危人群。

国外为什么现在也在提倡戴口罩呢？目的不是为了预防自己被别人传染，而是要预防传染给别人。你如果觉得自己被新冠病毒感染了，或者有症状了，那么预防传染给别人的最好办法，当然是不要跟别人发生性行为了。他们之所以提出戴口罩的建议，针对的是无症状感染者，他们感染了新冠病毒，但是自己不知道。这个建议就是把所有人都当成是潜在的新冠病毒的感染者，都有可能传播病毒，所以就要求大家都戴口罩，甚至建议在做爱的时候也带口罩。

口罩能够阻挡一部分的病毒传播出去，这是没有争议的。有争议的是，口罩究竟能够遮挡多少病毒？不同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有一些不同，而且也跟口罩的类型、材料很有关系。如果戴的是N95呼吸器，佩戴规范的话，公认是能够非常有效地阻挡病毒的传播，也能够防止被病毒传染的。它阻挡病毒的效率是非常高的，在95%以上，所以叫“N95”。

但是，其他的口罩是不可能有这么高的阻挡效率的，一般也就是50%，高一点能达到70%。那就是说，你如果被新冠病毒感染了，在向外传播病毒，口罩只能阻挡住其中的一部分，即使阻挡了70%，也还有30%的病毒是会散发出去的。如果是在一般的场合，两个人距离得比较远，接触的时间比较短，那么口罩是能够降低传染的风险的，因为这30%的病毒传出去以后有可能就扩散开去了，不会刚好喷到对方的脸上、呼吸道里，或者虽然进入呼吸道，但量非常少，就不会传染了。

所以，如果建议在一般的场合戴口罩，从阻挡病毒传播这个角度来说还有那么一点点道理，虽然这个有效性多高，实际上能不能达到目的，另当别论，但是在理论上至少还有一点道理。但是在做爱这种场合，是非常亲密的接触，是近距离的接触，时间一般也会比较长，可能要十几分钟甚至更长时间，有的完事了还要一起睡。在这种情况，一般的口罩是起不到阻挡病毒的作用的。即使大部分把病毒给挡住了，但是有一部分病毒传播开去了，距离那么近、接触的时间那么长，那么对方还是能够被感染的。除非戴的是N95的口罩，那么阻隔的有效性很高，对方如果也戴N95的口罩还能够起到保护的作用。但是，戴N95口罩很难受，呼吸都会觉得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没有情绪要去做爱。

所以，像加拿大首席公共卫生官的这种建议其实是很荒唐的，根本就经不起推敲。但是她说了，戴口罩做爱就跟戴避孕套一样，意思是说都能够阻挡疾病的传播。的确，我们经常听到有一些人把戴口罩比作是戴避孕套。其实这完全是不当的类比。避孕套一般来说是用乳胶做的，可以100%地阻隔病毒的传播，除非有漏洞、破口，使用不当，或者病毒不在被遮挡的地方。所以，在发生性行为的时候使用避孕套，的确能够降低病毒或者其他病原体传播的风险，有效性是很高的。但是，一般的口罩是做不到这一点的。N95呼吸器还能够跟避孕套做类比，但是，我刚才说，你不可能要求人们在做爱的时候戴N95呼吸器，甚至在日常的生活中一般也不会建议去戴N95呼吸器。就是因为，第一很不舒服，第二一般人很难做到佩戴规范，如果佩戴不规范，那么就起不到保护和阻隔的作用。所以一般的建议都是说把N95留给医护人员去用。而一般的口罩是不能跟避孕套做类比的，要比也只能跟布做的套子比。但是如果是一个布做的避孕套，那是起不到任何的防范作用的。建议戴口罩的人经常说，不管你用什么材料的口罩，戴一个口罩遮一下脸总比不戴好。这就相当于说，不管是用什么材料做的避孕套，用了总比不用好，是不是很荒唐？

现在有很多国家提倡大家在公共场合遮脸或戴口罩（但不是全部国家都如此，比如说瑞典就不提倡一般的人都要戴口罩），特别是在密闭的空间，在没法保证跟别人保持身体距离的场合要戴口罩。而且，建议戴口罩或者遮脸的目的，不是为了保护自己、而是为了保护别人，避免传播病毒。这是把所有人都当成潜在的病毒的携带者，自己不知道，所以都要戴，哪怕你没有症状。如果有咳嗽、打喷嚏的症状当然要戴了，咳嗽，打喷嚏是传播病毒的最有效的方式；没有症状也要带，因为你有可能在讲话、呼吸的时候就在传播病毒了。

根据这种理由，无症状感染者传播病毒最有效的方式应该是讲话，因为新冠病毒传播的最主要的方式是飞沫，讲话时飞沫就会喷出来，要比呼吸时更容易传播病毒，这个是那些提倡戴口罩的人也承认的。但是奇怪的是，在美国，发言的人都习惯在发言前特地把口罩摘下来再发言，听众反而都戴着口罩。这很奇怪。你在发言的时候，特别是在演讲的时候，是飞沫喷出来最多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应该是最容易传播病毒的，为什么反而在这个时候不戴口罩，不讲话的时候反而去戴口罩？

不只是政客这么干，包括医学专家也是这么干，例如美国防疫方面的头号专家福奇去美国国会作证的时候，没轮到他发言他跟别人一样都戴着口罩坐在一起；轮到他发言的时候，他就把口罩摘下来了，旁边跟他坐一起的人都还戴着口罩；等他发言完了，他再把口罩戴上去。如果他是被新冠病毒感染了，那么在把口罩摘下发言的时候，病毒是最容易传播的，旁边的人就已经会被感染了，那么何必发言完了又把口罩戴上去呢？

可见这种做法是经不起推敲的，说明现在实际上是把戴口罩当成了一种象征，表示自己很关心别人的健康。甚至把戴口罩作为一种政治表态，因为在美国连戴不戴口罩都政治化了，变成了自由派要戴口罩，保守派不戴口罩，虽然全民戴口罩的建议最初是作为保守派的前FDA局长提出的。所以这已经完全脱离了当初提倡戴口罩的本意。如果按照提倡戴口罩的本意“为了防止传播病毒”，那么，在讲话的时候，特别是在演讲的时候，是最应该戴口罩的。

美国现在各地纷纷恢复经济活动，也就是所谓的“经济重启”。经济一重启，人一流动起来，就有一些本来被认为防疫工作做得比较好，被感染的病例、病死的病例比较少的地方，感染的人数马上上升，病死的人数也就上升。比如说在加州，加州是美国最开始实行所谓的“封城”的做法的，就是让大家都最好尽量地待在家里，把餐馆、商店什么的都给关了。当然，加州的“封城”跟中国那种封城完全不是一回事，我们说这个“封城”应该是加引号的。但不管怎么样，是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的。所以那个时候加州被认为防疫做得好，病例跟纽约相比是少了很多，病死的人要少得多。但是，等到措施一放松，经济活动恢复了，加州确诊的人数就急剧地上升，病死的人数也上升。在美国其他的地方也都出现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也出现这种情况，例如西班牙是被认为在欧洲封城措施搞得最严厉，经济活动恢复后，来了第二波，感染的人数比第一波还要多。

这时候有一些专家，例如刚才提到的福奇博士，就说，这都是因为重启太早了，如果晚点重启就好了。这我就搞不明白了。在“封城”期间并没有把新冠病毒给消灭掉，那个时候病毒还在传，还是不断地报道每天有多少的病例、多少人死亡，只不过人数是比较低的。一重启，人员一流动起来，接触一多，必然病毒的传播速度会加快，那么感染的人数必然会增加，病死的人数必然也会增加。如果晚重启，那只不过是第二波来得晚一点而已，并不会说因此不会来第二波。所以，跟早重启晚重启有什么关系？怪重启得早了，难道重启晚了就不会有第二波？晚了也会有第二波，只不过时间推迟了而已。

而且我觉得这些专家都忘了当初为什么要采取限制措施。当时说要搞“封城”的目的，不是要把病毒消灭掉，因为当时包括福奇也都说，这个病毒是不可能消灭的。当时说的是，搞“封城”的目的是要“拉平曲线”，不要因为需要住院的人数太多把医疗系统给击垮。现在“拉平曲线”没人说了，为什么呢？这个曲线已经拉得够平了，不管是第一波还是第二波，都没有把美国医疗系统给击垮，花巨资建的战地医院都没用上就拆了。这个曲线一直是平的，所以没有人说了。

现在怪经济重启导致疫情严重，不是怪没有把曲线拉平，而是觉得不应该让病毒传播。这就很奇怪。“封城”的目的变成了不是要“拉平曲线”，而是要把这个曲线给压没了，不是为了避免医疗系统崩溃，而是想要尽量减少感染人数，甚至想把病毒给消灭了。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事。这些专家现在都已经忘了建议“封城”的初衷，没人再提“拉平曲线”了。

我以前都是在批国内的防疫专家，特别是钟南山、张文宏、李兰娟这些国内的网红专家，是怎样的无知。国外的防疫专家当然比他们好多了，不像国内那些专家那么不学无术。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国外的专家就一定是对的。就像我刚才提的这几点，用科学的常识、基本的逻辑推敲一下，就发现他们的理由其实是站不住脚的。

国外的专家，特别是那些在政府部门任职的专家，很难说他们具有独立性，跟在一个独立的研究机构、大学当教授的那些专家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上面是有人可以管到他们的，要听总统、总理或是州长的。像瑞典那样防疫工作由科学家负责，政客不能插手的，全世界找不出第二个。这些专家首先会面临上司的压力，其次还会面临公众的压力，他们讲的话，有时候是出于政治的考虑，说出来的不一定自己真的相信。所以，我们对国外的专家也不要轻信。

2020.9.15

8月25日，我第二次起诉崔永元侵犯名誉权的案子在拖了四年之后终于在北京朝阳区法院开庭。崔永元的代理人当即提出延期审理，理由之一是崔永元想亲自出庭，但他因病住院了，还在ICU里头。

这间接证实了几天前网上的传言，崔永元因为服药过量中毒，昏迷不醒，被送到朝阳医院抢救。有人还把崔永元的住院病历发到了网上。据我打听，这份病历是真的。没有经过病人同意将病历公开可能侵犯了隐私，但这是崔永元与朝阳医院的问题，如果崔永元认为朝阳医院没有保护好他的隐私，可以去追究其法律责任。但是病历被公开到网上，传得到处都是，就不再是隐私了，人们就可以据此评论了。例如报税表是川普的隐私，他不愿公开别人也没有办法。《纽约时报》搞到川普某一年的报税表将其公开，川普可以去起诉《纽约时报》侵犯隐私，但是别人都可以转发、评论该报税表，没有侵犯隐私。

那么崔永元的这份住院病历透露出了什么信息呢？首先，它让我们知道了崔永元是被家属发现昏迷不醒后送去医院抢救的。医院认为是使用药物过量中毒。由于崔永元身边发现利培酮针剂空瓶子，推知使用的是该药。利培酮以前是口服片剂，病人每天都要服用，很麻烦。后来发明了大剂量长效缓释针剂，打一针后在体内慢慢释放出来，在两周内都有效。如果崔永元是自己打针，是不至于过量中毒的。但是如果把针剂当成口服液喝下去，都被吸收，剂量就会高出十几倍，就会因吸收过量而中毒。根据病历，崔永元长期使用利培酮，不可能是误服。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一个人会去口服大剂量针剂？

众所周知，崔永元患有重度抑郁症，该病历也指出了这一点：“重度抑郁多年，常年使用利培酮、艾司唑仑。”但这两种药物都不是治疗抑郁症的药物。艾司唑仑是安眠药，利培酮虽然是治疗精神疾病的药物，但FDA只批准它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躁郁症和自闭症。有的医生会把利培酮用于治疗抑郁症，但是也只是作为辅助用药，据称能增强抑郁症药物的治疗效果。但是该病历没有列出抑郁症药物，似乎崔永元的抑郁症只靠利培酮治疗。是医生不当用药，还是崔永元实际上患的是别的精神疾病？以前有精神科医生在接受采访时认为从崔永元在网上的表现看他不像患有抑郁症，而是患有躁郁症，那样的话使用利培酮倒是对症。精神分裂症的一个特征是容易出现妄想，例如毫无根据地怀疑有人要害他，或重金收买他。我不是精神科医生，不能做诊断。

大约4年前，崔永元接受采访时说自己身体很不好，患有多种病，一天要吃几十种药。但是崔永元并没有说他得了什么病。从那时起崔永元出镜都要戴帽子，不再有浓密头发。有些人怀疑这是化疗的副作用。但该病历并没有说崔永元患有癌症，列举的崔永元病史包括：冠心病，4年前植入支架6枚，规律服用阿司匹林；高血压病、二型糖尿病多年，规律服用降压降糖药物。如果只是这四种病，似乎用不着一天吃几十种药。崔永元在住院前录过一期视频，说自己想去日本治病，因为以前在日本治疗的效果不错，但出不了国。如果只是病历列的这四种病，都是常见的慢性病，在哪里治疗都差不多，似乎没有去日本治疗的必要。当然，该病历是根据崔永元家属的口述写的，未必完全。

崔永元今年才57岁，却已经多年患有冠心病、高血压病、糖尿病。这些慢性病的起因都与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如果饮食不健康、缺乏锻炼，都会增加患这些慢性病的风险。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饮食均衡和锻炼身体，不要人到中年就一身慢性病。

由于最近我和崔永元都在批评钟南山、胡锡进，有的人就以为我们有了共同点，希望我与崔永元和解。其实崔永元这种人是不可原谅的。我与崔永元的争执源于对转基因的看法。如果崔永元仅仅是因为无知而发表了错误的观点，那是可以原谅的。但是崔永元为了坚持错误观点，捏造事实，散布谣言，这就不可原谅。崔永元因为造谣老是被我揭露，恼羞成怒，有一段时间几乎天天在网上谩骂我，造我和我家人的谣言，造谣我拿了孟山都的钱推广转基因，造谣我坑蒙拐骗用骗来的钱在美国买豪宅，甚至声称我手上至少有一百条人命，应该被杀死，对我发出追杀令，这就更不可原谅。那些希望我原谅崔永元的人，将心比心，如果有人天天造谣、抹黑你和你家人，号召别人杀了你，你会原谅他吗？

崔永元虽然不可原谅，但我也不会因为他生病了就幸灾乐祸。从人道主义的角度看，不管是谁，生病了总是一件不幸的事。希望崔永元早日恢复健康，尽快把官司打完。

2020.8.31

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在《纽约时报国际版》（不是《纽约时报》，更不是饶毅主办的《赛先生》说的“《纽约时报》头版”）发表一篇评论文章《我在武汉的亲戚活下来了，我在纽约的亲戚没有》，文章称，他在武汉有12个亲戚，都活了下来，而他在纽约有6个亲戚，75岁的叔叔死于新冠病毒感染。这篇文章的主旨是批评美国防疫工作做得不好，中国做得好，借他父亲之口声称，如果叔叔在武汉，很可能不会死。以前饶毅在中国的演讲已经在讲这个故事，把这个主旨说得更明白。

饶毅作为科学家、医科大学的校长，竟然不知道个案不能说明问题，采用这种证明方式，令人惊讶。我不知道饶毅为什么认为他叔叔在武汉就不会死，难道他家在武汉有特权，可以被保护得好好的，即使不幸被新冠病毒感染，也能得到最好、最及时的救治？毕竟，武汉有很多人死于新冠，实际死亡人数要比官方公布的多得多。用饶毅的证明方式，那些有亲戚死于武汉的海外华人岂不也可以因此批评中国防疫做得不好？例如，我在美国有一个朋友，她在武汉的亲戚就死于新冠，她是不是也可以写一篇《我在纽约的亲戚活了下来，我在武汉的亲戚没有》？很多人可能都已经忘了武汉导演常凯一家四口死于新冠的事了，他在英国的儿子是不是也可以写一篇《我在伦敦的亲戚活了下来，我在武汉的亲戚没有》？

要比较中美防疫工作，不能拿个案说事，而应该有统计数据。但是新冠疫情还没有结束，现在做数据比较还为时过早。目前美国病死人数要比中国多得多，那是因为美国被感染人数也要比中国多得多。但是在疫苗出来之前，谁也不能保证中国就能一直不惜一切代价地严防死守下去，就不会再度爆发大规模疫情。以前被认为疫情控制得好的几个国家、地区，现在都有了第二波疫情的苗头。

如果非要现在做比较，倒是有一个简单的指标，那就是看医疗系统有没有崩溃，导致多死了本来可以救治过来的人。武汉在疫情爆发的早期医疗系统被挤垮，我的朋友的亲戚就是因为医院不收治而死于家中，常凯一家四口也是因为医院“一床难求”没能及时救治。而美国的医疗系统虽然一度紧张，但并没有被挤垮。饶毅的纽约叔叔是得到了及时救治的，甚至也用上了当时比较短缺的呼吸机，最后没能挺过来，怪得了谁？饶毅有什么可抱怨的？反而是我的朋友、常凯的儿子更有资格批评中国防疫工作没做好，否则他们的亲戚才很可能不会死。

饶毅吹嘘他这篇文章深受好评，一些美国教授、包括几名诺贝尔奖获得者都写信给他称赞文章写得好。这又不是学术论文，而是一篇时事评论，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未必比其他人更有评价资格，何况是私下的客套。饶毅这篇文章因为不是在《纽约时报》发表的，而是在读的人不多的国际版，没有任何读者评论。只见到与《纽约时报》有仇的美国共和党参议员科顿在推特上骂《纽约时报》发这篇文章是在替中国政府做宣传。我对科顿的其他言论大都很不以为然，但他说饶毅这篇文章是宣传文章倒是说得很准确。不过，饶毅的本意未必是要替中国政府宣传，而是为了反美，文章里也说了自己的反美心路历程。

其实这是不是反美宣传文章，看看以反美为最高目标的“民族主义小报”《环球时报》的态度就知道了。该报公众号发表长文表扬饶毅这篇文章，可见饶毅的反美宣传很对其胃口。《环球时报》同时还骂科顿是“爱国贼”，这就比较有趣。以前有人骂《环球时报》是“爱国贼”，意思是《环球时报》名为“爱国”其实是在害中国，现在《环球时报》反过来骂科顿是“爱国贼”，意思是科顿名为“爱国”其实是在害美国了？害美国在《环球时报》看来应该是好事啊，为什么要骂他？

《纽约时报国际版》可以登饶毅的反美宣传文章，不怕得罪参议员，反过来，如果有亲戚死于武汉的美国华人也写一篇《我在纽约的亲戚活了下来，我的武汉亲戚没有》，《环球时报》能登吗？敢登吗？

2020.7.28

最近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付向东举报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杨辉剽窃其未发表的实验结果，大概因为涉及的问题太专业，没有引起普通公众的关注。其实这事很值得深究。

这个事件涉及的课题与帕金森病有关。帕金森病的病因是大脑某个区域的神经元受损伤，而神经元是不可再生的。2011年，付向东实验室偶然发现，如果把其他细胞中的PTBP1基因的表达降低，有可能让其他细胞转变成神经元，这样可以在帕金森病受损区域重建神经回路，达到治疗帕金森病的效果。

有了这个想法后，付向东实验室用六年时间做实验来证明，于2017年写成论文，向美国《科学》投稿被拒，改向英国《自然》投稿，被审稿人要求做补充实验完善论文。这段时间，付向东去外地做学术报告时也会讲这个还未发表的实验结果。其中有一次是2018年6月应神经所所长蒲慕明邀请去该所做的报告。据付向东说，杨辉听了报告，并在报告后共进晚餐时问了付向东很多实验细节。杨辉此前对PTBP1基因一无所知，在这次报告之后就着手用别的技术研究降低PTBP1基因的表达，得到类似的结果，用半年时间完成论文，向《自然》投稿被拒，改投给《细胞》，在今年4月发表。而付向东的论文到今年6月才终于通过了审稿在《自然》发表。

付向东见到自己实验室研究了十来年的课题被杨辉抢发，很气愤，打电话给蒲慕明要求神经所做调查。但杨辉声称他没有剽窃付向东在神经所介绍的工作，在付向东去做报告的一个月前他已经开始在研究这个课题。蒲慕明辩解说杨辉可能是基于付向东此前已发表的论文做的进一步研究，这属于“灰色地带”。付向东见私下反映没用，就写了一封公开信把这事公之于众，不仅指控杨辉剽窃，而且怀疑杨辉为了赶进度捏造实验数据。

杨辉很快给了答复，答复写得很长，里面很多术语，一般人看不明白，但杨辉的意思是很清楚的，否认剽窃付向东未发表的实验结果，说付向东是在抹黑、诽谤他。杨辉论文的实验数据是否造假，调查起来比较麻烦，但杨辉有没有剽窃付向东学术报告内容，查起来就很容易。付向东说杨辉是在听了报告之后才开始研究这个问题，而杨辉说他在付向东做报告之前已经在研究这个课题，谁说真话谁说假话，把杨辉实验室的记录查一下就一清二楚了。

大概发现难以抵赖，杨辉很快换了嘴脸，又发表一份声明承认借鉴了付向东的报告内容，为没有向付向东及时交流通报实验进展而道歉，提出的解决办法是马上联系《细胞》编辑部，在论文的致谢部分加上一句感谢付向东。杨辉的这种做法，就好比偷东西被抓到，一开始矢口否认，实在抵赖不了，就承认是借用，为没有及时告知偷了你的东西而道歉，提出的解决办法是感谢你让他偷了东西。

我以前没听说过这个人，因为这个事件就去查了一下，发现他是神经所重点培养的明星青年科学家，35岁就成了课题组负责人，发表过不少论文。他的论文署名有一个特点，前面一堆共同第一作者，后面一堆共同通讯作者。论文第一作者是论文中的实验做得最多的人，所以一般就一个，有时两个人做的实验差不多，就会注明他们对论文的贡献相等，也就成了共同第一作者。但是杨辉的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能多达6个，这就不正常了。通讯作者是课题负责人，一般也就一个，而杨辉的论文通讯作者能多达4个，这也不正常。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怪现象，是因为中国评价科技成果算论文时只算第一作者、通讯作者，所以就用这种多写第一作者、通讯作者的方式互相分享论文，实际上就是用论文做交易和输出利益，但是像杨辉这样肆无忌惮地列这么多共同第一作者、通讯作者的还是不多见的，说明此人并非正经做科研的，干出剽窃的事也就不奇怪。

杨辉的科研还有一个特点，不是像付向东那样对一个课题做长期、深入的研究，而是像施一公那样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只不过施一公是不停地换不同的蛋白质来解析晶体结构，而杨辉是不停地换不同的基因来编辑。这种科研“风格”决定了他要到处寻找研究热点，更有动力去剽窃、抢发别人成果。

神经所不乏神人。例如神经所还有一个叫仇子龙的研究员也很神。在河北科技大学韩春雨的基因编辑技术遭到质疑，很多人都重复不出其结果时，仇子龙却宣布他重复出来了韩春雨的结果，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声称能重复出来韩春雨结果的。仇子龙还声称要用基因疗法治疗自闭症，让全世界的人都来找他治病，其实是他连他想要治疗的瑞特综合征不属于自闭症都不知道，而且国外已经对基因疗法治疗瑞特综合征开展临床试验，而仇子龙的基因疗法还停留在嘴上，却幻想全世界都来求他治病。

神经所神人辈出，反映了该所的学风很成问题。而一个机构的学风问题，又与机构领导很有关系。具体到杨辉的事，就与蒲慕明所长脱不了关系。付向东是他请去做报告的，他当然很清楚该所此前有没有人在做类似的课题。杨辉在论文致谢部分感谢了蒲慕明，说明蒲慕明对杨辉在付向东报告之后秘密从事相关研究的过程一清二楚，杨辉的剽窃、抢发行为是得到其支持的，所以他在付向东向他反映时要为杨辉狡辩。

这个事件还反映了中国学术界的风气。有很多人为杨辉辩护，认为他的做法无可厚非。例如《知识分子》网刊置顶了一条读者评论，就认为杨辉既没有剽窃实验材料，也没有剽窃实验数据，只是借鉴别人的实验结果，不能算剽窃，付向东不想让人借鉴未发表的成果，就不应该公开讲该成果，要怪付向东自己嘴巴不严。他们难道不知道，剽窃别人的研究思路也是剽窃？一个新的研究思路，是新的研究课题的起点，有时比用什么技术来实现它还重要。

做学术报告介绍未发表的实验结果，是重要的学术交流方式。有的报告邀请明确要求讲未发表的结果。听报告的人能提前知道最新进展，也许能促成合作或得到启发而尽快做相关研究，但是不能抢发和忽视别人已完成的工作，否则就是剽窃。如果神经所不认为这是剽窃，不对杨辉的剽窃行为做出处理，我建议大家抵制神经所，不要去神经所报告未发表的实验结果，免得再被剽窃。付向东敢去中国讲未发表的结果，其实很让我惊讶的。

2020.7.19

这几天国内媒体大肆报道，说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研究人员从去年3月的废水中检测出了新冠病毒，比新冠病毒在武汉传播早了大半年，可见新冠病毒是从国外传到中国的。在国内做伪科普的几个人，例如松鼠会云无心、中国农大范志红，也趁机拿巴塞罗那大学的这个研究结果说事，以此证明他们有先见之明。很多人都在问，巴塞罗那大学的这个结果可信吗？

现在已经知道，被新冠病毒感染的人，在他们的粪便中是有可能含有新冠病毒的，新冠病毒随着粪便进入下水道，可以存留一段时间。有些人就想到，如果能查一查下水道里有没有新冠病毒，就可以监测新冠病毒的传播情况。怎么查呢？用的是反向聚合酶链反应技术，简称RT-PCR，对病毒基因组片段大量地扩增，如果废水里含有微量的病毒基因组片段，也可以检测出来。

巴塞罗那大学这个研究小组一开始检测的是废水处理厂保存的今年的废水样本，发现今年1月以来每个月的废水样本都能检测到新冠病毒。巴塞罗那最早是在今年2月发现新冠病例的，1月份的废水里已经能检测到新冠病毒，说明新冠疫情被发现之前已经传播了几个星期，这个并不奇怪，各地都存在这种情况，不算什么重大发现。

巴塞罗那废水处理厂还冷冻了去年1月到12月的九个废水样本，巴塞罗那大学的那个研究小组就对这些样本做了检测，发现去年3月的一个废水样本也能检测出新冠病毒，虽然病毒量很少，信号很弱，但是能检测到。这个就算是重大发现了，因为一般认为新冠病毒最早是在去年11月在武汉出现的，这相当于把病毒出现的时间提前了8个月。研究人员赶快就写了论文，等不及经过同行评议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而没有经过审稿直接就放在网上，然后巴塞罗那大学校方发了新闻稿，就引起媒体注意了。

做这项研究的人并不是想证明新冠病毒是在巴塞罗那起源的。他们还是认为病毒是在中国起源的，被中国游客带到了巴塞罗那，也可能被带到了世界其他地方。但是这个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如果新冠病毒早在去年3月就已经满世界传播了，新冠病毒传染性还是很强的，为什么当时没有在世界各地出现疫情呢？巴塞罗那大学研究人员认为是有疫情，但是被当成流感了。这个说法也是经不起推敲的。新冠病毒感染和流感的症状、预后还是不完全一样的，个别的病例有可能被误当成流感，但是在传播了几个月、大半年后，就会出现大量的病例，大量的不明肺炎，就不会被当成流感了。

而且即使根据巴塞罗那大学自己的检测结果，也说明新冠病毒去年并没有在巴塞罗那传播开去。他们检测了九个去年的废水样本，只有3月1个样本出现阳性，3月之后还有4个样本，都没有检测出来病毒，说明即使3月份就有人把病毒带到巴塞罗那，也没有传播开来，而是潜伏了大半年再在武汉爆发，这与我们现在对新冠病毒传染性的了解是不符的。巴塞罗那是不太可能在去年3月就有了新冠病毒的。所以这个研究是不可信的。

那么怎么解释在去年3月的废水样本中检测出新冠病毒呢？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这个样本被今年的样本污染了。做PCR如果操作不小心，是很容易被污染的。因为PCR要大量地扩增，只要一点点的污染就能得出假阳性结果。另外一种可能是检测到的是别的病毒基因组片段。不同的病毒的基因组在某些区域存在着相似性，有可能也被当成新冠病毒基因组片段检测出来，也就是所谓交叉反应。

要排除是样本受污染或是交叉反应出现的假阳性，就应该对样本做更进一步的详细检测，例如对检测到的病毒基因组做测序。但是由于样本量太少，这个样本做完检测后就没了，没法重复检测了，也就没法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科研上有一条原则，不寻常的主张需要不寻常的证据。认为新冠病毒在去年3月已经出现，是不寻常的主张，但是证据却只有一个经不起推敲的孤证，也就不能让人信服。至于有人迫不及待地想拿这种不可信的结果摔锅给西班牙，不敢正视自己的问题，只能说很无耻。

2020.6.28

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在“群体免疫”问题上闹了笑话，不知反省，却要找“专家”来继续妖魔化“群体免疫”，在其创办的网刊《知识分子》上发了一篇采访，标题很惊人：《哈佛公共卫生博士：没有疫苗，全球难以形成真正的群体免疫》。

他们采访的这个“哈佛公共卫生博士”宁毅，其实只是曾经在哈佛公共卫生学院读过书，早已和哈佛没有任何关系，现在的身份是美年大健康首席科学家。美年大健康是一家从事健康体检、中医养生等业务的公司，大概《知识分子》觉得这种公司的名声不佳，所以才要打着哈佛的招牌骗人。然而这么做是可笑的，难道以后他们采访饶毅，不说他是首都医科大学校长，却要在标题里大书“加州大学神经科学博士”如何如何吗？

读了这个“哈佛公共卫生博士”的信口开河，让我很怀疑这个博士学位的含金量，于是查了此人的履历：1993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毕业后在卫生部当了六年小官，然后到美国当访问学者，几年后转成学生身份，2009年获得哈佛公共卫生学院营养系的科学博士学位(Sc.D)，研究的课题是体质指数与结肠癌的关系，属于营养学的流行病学调查。总之，不论是此人的教育背景还是现在的职业，都与传染病学没有关系，其对传染病的看法并不比饶毅更专业。顺便说一下，哈佛公共卫生学院营养系有一个访问学者丁亮(Eric Ding)，自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以来就在网上一直以哈佛专家身份发表耸人听闻的言论，以致该学院的著名流行病学家Marc Lipsitch不得不出来澄清此人既不专业也与哈佛无关，批评其利用新冠疫情无耻地推销自己。

我不知宁毅在哈佛有没有学过免疫学，如果学过的话也没学好，和饶毅一样对免疫学基本概念稀里糊涂的，没搞明白群体免疫的确切含义。群体免疫的本来意思是，一旦人群中对某种病原体具有免疫力的人数达到一定比例，就建立了免疫屏障，该病原体没法传播，从而保护了易感人群不被或不易被传染。然而宁博士说这是骗人的：

“但是，这个群体免疫是一个保护屏障。如果随着自然的活动，只要人群中有（病毒的）星星之火，还是比较容易被感染。所以说群体免疫保护老年人基本上就是谎言。现在德国、意大利、还有西班牙死的都是老年人居多，他们平均年龄基本上都是在七八十岁。事实已经证明群体免疫保护老年人就是一个谎言。”

宁博士以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死的都是老年人居多来证明群体免疫保护老年人就是一个谎言，难道这些国家早已达到群体免疫了？这就好比说，我们要建立一道防火墙保护楼房，宁博士却说：“只要有星星之火，楼房还是比较容易被烧毁，所以说防火墙保护楼房基本上就是谎言。在建防火墙之前已有楼房被烧，事实已经证明防火墙保护楼房就是一个谎言。”宁博士的这种逻辑不知从哪学来的，想必不是来自哈佛。

宁博士还说：“其实群体免疫现在都是一个全球性的概念，只有全球能够形成群体免疫，才能真正的实现群体免疫。因为你一个地方群体免疫，另外一个地方不群体免疫，当两股人口混合在一起，66.7%的临界点又降低了。”

原来在宁博士的心目中，当今世界已经做到了各地“人口混合在一起”，所以只有某个国家形成群体免疫是没有意义的。例如，通过疫苗接种形成群体免疫，麻疹、脊髓灰质炎在许多国家都已被消灭，但是在全球还没有消灭，在宁博士看来就没用了。当然有用。如果一个国家人群对某种传染病已形成了群体免疫，那么就不用担心输入性病例的传播，毕竟，这种外来人口数量不足以多到改变总人口具有免疫力的比例，传播链很快会被打断，不至于导致传染病爆发。反之，如果输入性病例能导致传染病爆发，说明群体免疫没能形成。例如，美国本土通过建立群体免疫已消灭麻疹，但2014年底迪斯尼乐园由于一个外国游客导致麻疹疫情爆发，美国医学界反思的结果不是本土群体免疫没用，而是近年来由于反疫苗运动导致美国麻疹疫苗接种率下降，没能建成群体免疫，所以要采取严格措施提高接种率。

宁博士、饶博士声称他们反对的是自然感染形成的群体免疫，支持通过疫苗接种形成群体免疫。但是群体免疫是一个现象，不管通过什么途径来达到，结果是一样的。他们妖魔化群体免疫的说辞，同样可以用于疫苗接种。疫苗接种的首要目的当然是让被接种者具有免疫力。但是并不是所有被接种者都能有免疫力，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接受疫苗接种，例如有的人还没到接种疫苗的年龄，或者由于对疫苗成分过敏、患有免疫缺陷疾病等原因不能接种疫苗，甚至由于家长愚昧不让小孩接种疫苗，这些人都是传染病的易感人群。所以疫苗接种的另一个目的是让足够多的人接种疫苗后形成群体免疫，从而保护易感人群，并且防范外来病例的传播。然而，在宁博士看来，这些都是谎言。那么，为了逻辑自洽，揭露“群体免疫”的宁博士、饶博士是不是也应该贬低疫苗的作用呢？用哈佛医学院教授martin kulldorff的话说，这些对“群体免疫”不懂装懂拼命反对的人，和否认气候变暖、反疫苗的人是一样的。

2020.4.29

王蒙写过一篇小说《坚硬的稀粥》，那是以稀粥作为政治隐喻，并非真与稀粥有仇。网红医生、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却是真的与稀粥有仇，最近至少在五个场合呼吁中国人不要喝粥。他主要是针对三个群体：

对中国小孩：“绝不要给他吃垃圾食品，一定要吃高营养、高蛋白的东西，每天早上准备充足的牛奶，充足的鸡蛋，吃了再去上学，早上不许吃粥。”

对新冠病毒感染者：“针对病毒的抗体产生要靠什么？全部是蛋白质。”他说，新冠肺炎病人由重症转轻症，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要保证营养和蛋白质。这时候，如果靠粥和咸菜过日子就麻烦了。

对海外中国留学生：“多吃牛排少喝粥。”

张医生的粥论引起了争议，有骂他崇洋媚外的，也有赞他敢于批评中国陋习的。能不能喝粥，竟成了爱不爱国的大是大非的问题。

然而，这不过是简单的逻辑和营养学问题。我不知道张医生怎么会觉得喝粥与吃高蛋白食品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喝粥和吃米饭、吃面包一样都只是吃主食，并不因此就不能吃高蛋白食品了。福建人喝粥喜欢配咸蛋、肉松、鱼干，那不是高蛋白食品？广东人喜欢喝皮蛋瘦肉粥、鱼片粥，那没有高蛋白？

有人替张医生辩解说，他指的是上海、浙江人早上喝粥只配咸菜，别的什么都不吃。且不说张医生明明是给全体中国人的建议，并非只是针对某个地区的人，即使上海、浙江人到现在还保留着贫穷年代的习俗，那也是应该建议他们不要光喝粥配咸菜，还要配鸡蛋、香干、小笼包……而不是蛮横地“不许吃粥”。

健康饮食的原则是营养均衡。一味地排斥碳水化合物、推崇高蛋白食品，是不对的。粥属于谷物食品，不应一概地排斥，关键是要与肉蛋奶、蔬菜、水果等其他类别食品适当地搭配。粥如果是用白大米煮的，吃得太多对健康不利，可以掺入糙米、小米、玉米等杂粮一起煮。福建人喜欢吃地瓜粥，就是很好的习惯。

张医生反对新冠病毒感染者喝粥，主张病人吃高蛋白食品，理由是针对病毒的抗体都是蛋白质，要吃蛋白补蛋白。一个人全身的抗体不过50克左右，每天新产生的抗体才需要几克蛋白质？竟然还要受到饮食的影响，不吃高蛋白食品就没有足够蛋白质用于生产抗体了？张医生会不会算帐？

保证充分的营养当然有助于病人的康复，不管是什么疾病的病人。然而，张医生把保证营养、特别是吃高蛋白食品对新冠病毒病说得无比重要，把这作为轻症不转成重症、重症转成轻症的关键，所以新冠病毒感染者不能喝粥。西方国家的病人不喝粥吧？在张医生的心目中营养应该比中国人好吧？怎么他们的重症比例也不低呢？

张医生说他有证据，因为他发现一个病例，一个国外回来的新冠患者，病情突然加重，原因是旅途中不注意营养。一个病例就成了证据，也就中国医生敢这么说。以前有武汉协和医院急诊科主任提倡喝鸡汤抗新冠病毒，现在又有上海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认为轻症不转重症的关键是不喝粥，都是靠拍脑袋给医学建议。所以，还是那句话，中国的医学专家，不管中医西医，基本上都是老中医，虽然有的爱喝鸡汤，有的不爱喝粥。

2020.4.23.

自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以来，有很多人声称已发现了治疗新冠肺炎的特效药，这些人有的在正规科研或医疗机构工作，有的是民间“神医”，但他们的风头和持续热度都不如一个叫李跃华的“神医”。此人声称通过往脖子上的穴位注射苯酚治愈了上百例新冠肺炎（后来改口15例），声称韩国政府邀请他去治疗新冠肺炎，引起了极大的轰动。经湖北监管部门的调查，发现他的医师执业证是假的，认定他是非法行医，因为他接触过新冠肺炎患者，把他送去隔离。所谓韩国政府邀请也是他杜撰的。即便如此，仍有很多人为他抱不平，包括武汉著名作家方方。从网上流传的视频看，即使在李跃华隔离期间，仍有人找他治疗，他隔着小区的门给找他的“志愿者”注射苯酚，用意自然是要让这些“志愿者”能预防新冠病毒感染。

往穴位注射有毒的苯酚，这种疗法骇人听闻，这大概是李跃华要比其他声称能治疗新冠肺炎的“神医”更引人注目之处。李跃华为他发明的疗法找的理由荒唐可笑，有点科学知识和思辨能力的一听即知其站不住脚。为什么要注射苯酚呢？李跃华说原理是：

“病毒可分为DNA 和RNA二类，它们在进行复制的时候，至少有一种碱基是含有嘧啶环结构的。?而苯酚的结构就是一个苯环加一个羟基，苯环与嘧啶环结构非常相似，因此，在病毒复制时，容易出现竞争抑制，使病毒复制无法顺利进行，造成病毒死亡。”

按他这个说法，苯酚能抗病毒是因为含有苯环，那么任何含有苯环的有机物（这样的有机物有无数种）也都可以有类似的抗病毒作用，为什么苯酚就特别呢？而且，按他的说法，病毒能被苯酚杀死，是因为病毒的DNA和RNA含有碱基，但是，人体细胞中有比病毒多得多的DNA和RNA，它们也都含有碱基，那么苯酚岂不要先把人体细胞都杀死？岂不是还没杀死病毒就先把人杀死了？

为什么要把苯酚注射到脖子上的穴位，而不是其他地方呢？李跃华解释说：往脖子上注射一圈，病毒就下不去，没法入侵肺了。这就更可笑了。病毒入侵肺部是沿着上呼吸道的黏膜下行的，难道他往脖子上注射一圈苯酚，苯酚就能跑到与其同一高度的呼吸道黏膜之处，聚集在那里，有病毒敢往下跑就杀死？

如果病毒已经入侵肺部成为重症了，苯酚就没办法追去杀它们了吧？这难不倒李跃华。他说，对重症患者，还要同时注射“疫苗”。新冠病毒疫苗很多机构还在研发当中，但已经被李跃华抢先做出来了。他的“疫苗”很简单，把重症患者的血液抽出来，加入苯酚将病毒杀死，就成了“疫苗”了，再把血液注射到患者身体，“疫苗”就可以去杀病毒了。原来疫苗的制造这么简单，只要把病毒杀死就可以了，那些科研机构都在忙乎啥呢？不过，李跃华似乎没搞明白“疫苗”的意思。疫苗都是在被病原体感染之前使用来预防病原体感染的（或虽然已被感染但还没发病，注射疫苗预防发病），通过疫苗接种产生针对该病原体的抗体，以后身体再遇到这种病原体，就可以迅速制造针对它的抗体将其消灭。而李跃华的“疫苗”却是在发病之后才使用，那时候身体早已产生针对病毒的抗体，不需要“疫苗”的激发了。这不是“疫苗”，是药。

可见李跃华虽然号称是医科大学毕业的，却缺乏医学常识，连疫苗是什么意思都没弄明白。有人可能会说，也许李跃华不知道为什么其疗法会有效，只要有效就行了。的确，李跃华之所以引起关注，是因为他声称有众多新冠肺炎患者被他治好了，包括湖北陈副厅长夫妻，该副厅长还写文章替他作证。但是，副厅长夫妻都是在被李跃华治疗之后才被确诊被新冠病毒感染，然后被医院收治，并没有被李跃华治好。实际上，封面新闻记者根据李跃华提供的患者电话，调查了其中12人，发现这12人在接受李跃华治疗时都没有被确诊为新冠肺炎，其中有6个在治疗之后才确诊是新冠病毒感染被隔离，另6个则没有确诊是新冠病毒感染，可能只是普通的上呼吸道感染。

因为李跃华并没有检测新冠病毒的能力，他治疗的患者也就没法知道是新冠病毒感染还是得了感冒之类的常见疾病。确诊新冠病毒感染的没有一个是他治好的。即使他真的治疗过新冠病毒感染者而且患者痊愈了，也不能证明是被他治好的，因为新冠病毒感染是自限性疾病，大部分患者不经治疗也会痊愈。要证明某种疗法有效，需要做严格设计的临床对照试验。

但李跃华不仅声称他发明的这种疗法能够治愈新冠肺炎，而且还能用于治疗五官科、呼吸科、消化科、疼痛科、肛肠科、神经科、骨关节科、病毒性疾病、妇科、泌尿科、皮肤科等一百多种疾病，而且号称疗效都在90%以上甚至100%，毫不夸张的包治百病。如果这是真的，全世界的医院都可以关门了，有什么病就往穴位注射苯酚，包好。

用一种简单的疗法包治百病，一个人胜过一所医院，这是如假包换的“神医”。常识告诉我们，世上不可能有“神医”，自称或被当成“神医”的，必定是江湖骗子。但是这是一个缺乏常识的时代，尤其是在瘟疫流行、人心惶惶之际，人们更容易忘了常识。所以才有那么多人相信、支持李跃华，或者对其将信将疑，不敢断然否定。例如方方说自己平时不信各类神医，但又为李跃华鸣不平：“既然他声称能治，有什么可争论的？不妨让他试试？……看病需要实事求是，尤其紧急关头，人命大于天，为什么不给人家一个机会？哪怕当场戳穿他的牛皮，让真相大白天下，不也挺好？”

然而，哪个游医不声称“能治”？按方方的逻辑，只要声称能治的，就没有什么争论的，就可以让他试试了？那么不管是谁，不管再荒唐、可怕的疗法，只要声称能治新冠肺炎，就都要让患者当其试验品了？李跃华声称其穴位注射苯酚疗法能治好一百多种疾病呢，是不是要挨个挨个让他去试？当然不能。正因为“人命大于天”，所以不能病急乱投医，不能贸然让患者当试验品。对于那些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疗法，那些根据常识就可判断是在吹牛、骗人的江湖游医，根本就没有让其试试的必要，不能给这样的机会。

因为医疗涉及到生命的安危，所以对医生的资质和道德要有高于一般人的要求，要求他们受过合格的教育、培训，获得行医执照，接受监管。但这种专业化要求是舶来品，中国古代是没有的。中国古人相信的是医疗可以自学，可以无师自通，只要看看古籍就可以当医生，甚至不需要认字，根据祖传秘方也可以当医生。所以有句古话，“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似乎当医生比当官还容易，读书人在官场混不下去了，就改行当医生去。

有这样的文化传统，导致至今仍有很多人仍然不把医学当成是高度专业化的领域，不管自己是干哪一行的都觉得可以向亲朋好友提各种医学建议：吃什么东西能够养生，有什么偏方能治什么病……这样的人，也就会相信一个没有受过很好的医学专业训练，没有从事医学研究条件的人，可以解决世界各个医学研究机构都还没能解决的问题，在世界卫生组织承认目前对新冠肺炎没有特效药的时候，一个民间游医却早已发现了治愈新冠肺炎的简单办法。

这种思维，叫做相信“高手在民间”。人们不仅相信医学领域民间有高手，而且相信在科学领域民间也有高手，所以在中国才有那么多的“神医”、“民间科学家”、“科学妄想家”、“诺贝尔哥”……在某些没有专业门槛，靠天赋、练习或经验就可以出成就的领域，当然完全可能有民间高手，例如文学、艺术领域。但是现代以来，科学、医学已是高度专业化的学科，是不可能再有民间高手的。有没有这种专业化理念，是一个社会有没有现代性的标志之一。或者说，一个现代化的社会，是不应该有太多的人相信“高手在民间”的，“神医”是不应该有太大的市场的。

2020.3.15.

有一家叫做“天眼查”的公司（注册名称北京金堤科技有限公司）在其微信公众号发表署名“天眼妹”的文章《“打假斗士”方舟子开始质疑钟南山了？》，搜集了我在推特上的一些言论，说我造谣、诽谤钟南山了。其实该文是一篇“洗稿”，是把两天前密集出现的微信营销号抹黑我的文章改了改，内容都是一样的，连我的推特截屏也是从那些营销号搬过去的。营销号的文章不值得认真对待，但“天眼查”号称是帮助做企业调查的公司，其创办人柳超经常在媒体上吹嘘自己如何讲诚信，我们就来看看该公司是如何“诚信”地造谣、抹黑我的。

天眼查说：

【方舟子被称为“打假斗士”，早些年时以学术打假的姿态横行于科学圈，甚至还拥有一个自己的打假基金，但该基金曾因账目明细不公开被指欺诈。】

这完全是造谣。我从来就不曾拥有过任何基金。所谓“打假基金”（应该叫打假资金）是2006年何祚庥院士等人发起成立，由彭剑律师具体管理，用于资助因揭露造假导致的诉讼费用。我只是受益人之一，并不拥有也不管理该资金，它公不公开账目明细，跟我有什么关系？

天眼查说：

【近些年有传言方舟子去了美国，总之他确实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了。】

我“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了”跟我去了美国有什么关系？我去了美国就不能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了？这是什么骗子逻辑？我为什么这几年来“没有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如果天眼查连这一众所周知的原因都不知道，还好意思声称要帮人搞商业调查，这不骗人嘛。他们当然很清楚我为什么“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了”，所以才敢跟其他骗子一样肆无忌惮地造谣、抹黑我，以为我没法反击了。

天眼查说：

【虽然人在国外，但从疫情爆发以来，方舟子就从未停止过攻击诋毁钟南山院士。先是大放厥词称美国疾控中心都没有要求戴口罩，难道钟南山比美国疾控中心还权威吗？可显然没多久方舟子就被打脸，目前美国民众已经排队购买口罩了，而且口罩也根本不够用，价格大幅上涨。】

我说美国疾控中心不建议普通公众戴口罩，天眼查说这是造谣，说美国民众排队买口罩打了我的脸，这又是什么骗子逻辑？美国疾控中心有没有建议戴口罩，不是要看美国民众的反应，而应该去查美国疾控中心怎么说。美国疾控中心关于预防新冠病毒感染的指南写得很清楚：

CDC does not recommend that people who are well wear a facemask to protect themselves from respiratory diseases, including COVID-19.（疾控中心不建议身体健康的人戴口罩预防呼吸疾病，包括新冠病毒传染病）

天眼查CEO柳超据说是留美博士，看不懂那么浅显的英语？莫非是武小华式的博士？

天眼查说：

【接着他又在外网发布视频，公然造谣钟南山号召别人带口罩，自己去病房探望新冠肺炎患者却不戴口罩，引起了国内网友们的热议。可实际上呢？方舟子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这条视频根本就不是在这次疫情期间拍的，而是四年前钟南山院士去看望一个患者时的旧视频。这招移花接木，是欺负互联网没有记忆吗？】

我根本就没发布过这条视频，视频是别人发布的，我截屏评论而已。事实上，该视频是腾讯新闻在今年2月15日发布的，作为钟南山去探望新冠肺炎患者的报道，我看到后顺手发推特讽刺一下。如果视频有误，那也是腾讯造谣，怎么变成了我发布造谣视频？

天眼查说：

【而且这已经不是方舟子第一次碰瓷钟南山了，早在2013年钟南山发表言论称“灰霾对肿瘤有影响”，但方舟子却怒批钟南山院士是在哗众取宠。后来钟南山院士在采访时也霸气反怼道：“我问心无愧，我对自己讲的话负责任，并非是哗众取宠！” 】

这也是造谣。当时钟南山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灰霾对肿瘤的影响是肯定的，北京地区肺癌患病率增加2.42%。”我认为他这个说法犯了三个错误，提醒他：

“作为一个医学家，特别是一个地位崇高的医学家，说话要谨慎，不能因为雾霾现在成了舆论焦点，就拿它说事凑热闹。”（《钟南山院士应慎言》）

钟南山回应说：

“谢谢方舟子的提醒，我没有微博，我不想在他那回应。但他也是好意，我很尊重他，因此在你这解释一下。”

并对我指出的三个错误一一回应。我又写了一篇《再说钟南山院士应慎言》继续指出钟南山在回应中的错误。钟南山未再回应。

这是很正常的争论，在当时也很轰动，媒体报道非常多。天眼查却污蔑我是“碰瓷”“怒批”钟南山，捏造了钟南山“霸气反怼”，这不是造谣是什么？

总之，天眼查在这篇文章中号称要揭露我造谣，而其实它关于我的每一条信息，才全部都是谣言，证明了天眼查就是一家以造谣为业的谣言公司。一家谣言公司却号称要去帮人做商业调查，不是骗子是什么？这种谣言、骗子公司搞出来的商业信息你也敢信、敢用？

2020.3.3.

有一个自称在做科普而实际上几年来一直在做伪科普的微信公众号“科学公园”，发了一篇署名“挣脱枷锁的囚徒”的文章《COVID-19真实的致死率是多少？要出现在古代后果将会如何？》，吓唬读者说：

【基于早期表现出来的流行病学特征，有科学家认为，COVID-19是1918年大流感以来人类面临的最大危机。原因在于其极其强悍的传播强度和非常高的死亡率。】

那么新冠病毒的传播强度究竟是如何的“极其强悍”呢？文章如此说：

【多数人都搬出R0这个指标，并根据开始阶段有人给出的1.2到2.4的R0值说COVID-19的传播强度并不高。但是，随着资料的积累，对COVID-19传播强度的R0估值逐步走高，现在一般认为在4.5到6.5之间。事实上，人们还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现在的资料都是在一定程度的隔离措施下的结果。……换言之，COVID-19真实的R0值应该显著高于4.5~6.5。】

R0是基本传染数，指在没有外力干预的条件下，在一个对传染病没有免疫的人群中，一个病人平均传染的人数。关于新冠病毒的基本传染数，有十几项研究，结果不太一致，范围在1.4-6.5之间，多数估计为2-4。那么是不是“现在一般认为在4.5到6.5之间”呢？只有两项研究的估计超过了4，都是6.5，但并没有被普遍接受。一般认为新冠病毒的基本传染数是2-3，例如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疫情的联合调查报告认为新冠病毒的基本传染数是2-2.5，《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在今年2月28日发表的社论认为基本传染数是2.2。这与萨斯（2-5）相当，比麻疹（12-18）低得多，但比流感高，流感的基本传染数才1.3。

但“科学公园”还嫌不够高，要给再加两倍，而且意犹未尽，说“COVID-19真实的R0值应该显著高于4.5~6.5”，因为他们认为研究者“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现在的资料都是在一定程度的隔离措施下的结果。”这真是把研究者都当成了白痴，以为他们不知道基本传染数是什么意思，在建立模型推算时不懂得排除外力干预。其实，把全世界的专家都当白痴，认为只有自己一个外行人最高明的人，才是真白痴。

我们再来看看新冠病毒感染的死亡率究竟有多高。本来，计算一种传染病的致死率很简单，就是把病死人数除以总的病例。但是这一轮的新冠疫情还没有结束，这两个数字都还在变化，准确的病死率目前是没法知道的。但是，这不等于没法估算。最简单的估算方法是把现有的病死人数除以已确诊的病例，这叫做粗死亡率(crude fatality rate)。这种估算虽然不是很准确，但在样本足够大时，与实际结果相比不会太离谱。例如，1月26日我据此估算新冠病毒感染的致死率在3%左右，因为有大量的轻症病例没有收治，实际致死率应该更低。这一个多月来粗死亡率的确就一直在3%左右波动。

因为新冠病毒疫情已经持续了三个月，很多病例已经完成了病程（痊愈或死亡），那么对某一阶段的病例做分析，就可以得到比较准确的致死率。2月28日，中国疾控中心对截止2月11日中国44672个新冠病毒感染确诊病例的统计结果是，死亡率2.3%。所以世界卫生组织一直说，新冠病毒感染的致死率大约2%。这也是被普遍接受的数据。

有些人不相信中国的数据，认为中国有很多死亡人数没有被统计进去，致死率应该比这高得多。疫情早期武汉当然很可能存在漏报死亡人数的情况（例如有些病人至死都没有被确诊），但应该不至于数量多到让致死率大幅上升，因为与其他地方、特别是国外相比，武汉、湖北的致死率已经高出了很多，难道国外的数据也是假的？

现在已经知道，相当一部分被新冠病毒感染的人都只有轻微的症状甚至没有症状，这些人不觉得自己生病或只觉得自己得了感冒，没有被收治，也就没有被算入确诊病例。那么实际的致死率应该是远低于2%。《新英格兰医学杂志》那篇社论认为，新冠病毒感染的实际死亡率可能远小于1%，与严重季节性流感相当（死亡率0.1%）。

但“科学公园”却认为国际医学通用的这个致死率算法“是非常错误的”，他们认为：

【由于COVID-19的结局只有两个，死亡或痊愈。因此，如果计算到目前为止COVID-19的阶段死亡率，应该是死亡人数与死亡人数和痊愈人数之和的比值。截止2月24日24时，全国累计死亡2666例，累计痊愈27323例，那么阶段性死亡率为8.89%——2666/（2666+27323）。】

如果疫情结束了，用这种方法算出的死亡率和国际通用的算法会是一样的。如果疫情还没结束，用这种方法算出的死亡率——“科学公园”发明了一个说法叫“阶段性死亡率”——就会偏高，甚至高得离谱，这是因为痊愈需要的时间普遍长于病死时间，所以痊愈人数大大滞后于病死人数，这样算出的“阶段性死亡率”一开始就会高得离谱，之后随着痊愈人数的增加才逐渐下降。例如，在1月26日我估算死亡率为3%左右，而当时死亡病例56例，痊愈病例才49例，按“科学公园”的算法，“阶段性死亡率”是惊人的53.3%。“科学公园”说2月24日“阶段性死亡率”已降到8.89%，而今天（3月3日）中国公布的死亡人数是2947人，痊愈人数是47301人，“阶段性死亡率”又降到5.86%。变化如此大的“阶段性死亡率”又有什么意义呢？

即使是“阶段性死亡率8.89%”，“科学公园”也还觉得太低，不够吓人。他们又发明了一个说法“自然死亡率”，意思是不做治疗的死亡率。他们认为重症患者不做治疗就活不了，武汉的重症率就等于“自然死亡率”，等于22%。即使把重症率等于死亡率，20%的重症率也是偏高的，因为这是对确诊病例的统计，而正如我前面说的，还有大量的轻症、无症状感染者没有计入。

“科学公园”之所以如此不停地拔高新冠病毒的传染力和致死率，是为了让我们相信这样一幕末日景象，如果不采取极端的防控措施和治疗的话：

【疾病所到之处，全部人口的5、6成被感染，被感染者死亡率超过30%。而且这还是极其保守的估计。】【搁在古代，一场席卷全球的COVID-19下来，可以消灭总人口的一半左右，很平常。】

然而，在人类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消灭全球总人口超过30%甚至一半的传染病，何来的“很平常”？人类历史上最惨重的一次传染病是1918-1919年流感，全球大约三分之一人口被感染，大约三十分之一人口死亡。当时对重症流感也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这个死亡率也可说是“自然死亡率”。

古代没有现在发达的交通，人员流动的频率和范围都远远小于现在，也就限制了传染病的传播。即使交通再发达、人员流动再频繁，在传染病传播过程中，随着死亡人数和痊愈获得免疫的人数的增加，就必然会限制了疾病的传播速度和范围，而且在传播过程中，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病毒的毒性也会逐渐减弱。也就不可能出现全部人口六、七成被感染，一半人口死亡这种惨状，那只会出现在无知而变态的想象当中。

那么，“科学公园”把新冠病毒渲染得极为恐怖的目的何在？为了吓唬读者去乖乖地接受极端的防控措施和过度的治疗？

202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