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杂谈”的存档

纪念《北京晨报》停刊:我与《北京晨报》

2019年1月9日星期三

(《北京晨报》今年起停刊。该报2018年7月庆祝创办20周年时,向我约稿,这是我当时写的)

 

我第一次见到《北京晨报》,是在大约十三年前我刚到北京生活不久,有一次去居家附近的理发店理发,因为顾客多需要排队,就去翻了翻放在等候区的报刊,发现报纸只有一份,也就是《北京晨报》。匆匆读了,第一感觉是这份报纸办得很亲民。

 

我后来和《北京晨报》有比较密切的接触,主要是接受其专访。从2010年起至今,我接受过《北京晨报》专访多达近30次,是国内报刊对我专访最多的。我对国内不少报刊的印象并不好,往往是接受过其一次采访后就不愿意再接受第二次,主要原因是其记者太不专业,不仅不能如实报道我的话,有时甚至故意歪曲、捏造我的话。被我列入拒绝接受采访“黑名单”的报刊不少,其中不乏比《北京晨报》影响力大的。

 

但是我对《北京晨报》的采访从来不拒绝,因为知道他们会如实报道我说的话,值得信任。这些专访大多是通过电话进行的,记者能根据采访录音比较忠实地记录我的言论,几乎没有出过差错,这是很难得的,在我打过交道的记者中很少遇到。这就是专业的表现。

 

在2014-2016这段时间,由于一名现在已落马的高官从中做梗,我在国内的自媒体账号全部被关闭,连带着传统媒体记者也以为我被“封杀”,不敢再来采访我。但是在这段时间,《北京晨报》一如既往对我做了多次专访,成了我在国内媒体发声的主要渠道。当时我已很少回国,电话采访不便,主要是通过微信做文字采访,我的答复基本都能全文登出。虽然这些专访主要是关于文化方面的,并不涉及敏感话题,但在当时的环境中,对我进行专访还是需要勇气的。2016年之后,随着那名高官的落马,我在国内的自媒体账号逐渐都恢复了,我更不觉得有接受传统媒体采访的必要,多数采访请求我都是拒绝的,但我仍然乐意接受《北京晨报》的采访。

 

有专业素养,又有勇气,是做好新闻工作的关键,也是我对《北京晨报》的期许。

 

2018.7.15

 

附:我历年接受的《北京晨报》采访

 

方舟子:养生热充斥伪科学(记者 周怀宗),北京晨报2010年5月14日

方舟子:养生不如保健 生命如何安康(记者 周怀宗),北京晨报2010年06月06日

方舟子:我在美国买降价书,北京晨报2010年11月14日

2010,不应忘掉的这些字:诚,北京晨报2010-12-22

方舟子:学术打假如何更给力?(记者 周怀宗),北京晨报2011-01-20

打假斗士是怎样炼成的(记者 周怀宗),北京晨报2011年03月29日

方舟子:书多也会引起头疼,北京晨报2011-06-18

常识远离大众 方舟子:知识分子参与科普不够(记者 周怀宗),北京晨报 2011年07月26日

专访方舟子:别让气功神话卷土重来(记者 周怀宗),北京晨报2012-05-28

方舟子:公平理性是现代社会的基础(记者 周怀宗),北京晨报2012.07.20

方舟子:搞笑背后的科学素养(记者 周怀宗),北京晨报2012年09月27日

专访方舟子:去火星,你被忽悠了吗?(记者 周怀宗),北京晨报2013-05-21

方舟子:别让图书营销伤了读者(记者 周怀宗),北京晨报2013.8.1

方舟子谈新《十万个为什么》:科普书应更重公益(记者 周怀宗),北京晨报2013年09月24日

方舟子:中国不是遗传学概念(记者 周怀宗),北京晨报2013-11-14

方舟子:科幻不等于科学(记者 周怀宗),北京晨报2013-11-19

方舟子:别把名人当权威(记者 周怀宗),北京晨报2013年11月28日

方舟子:没必要拔高中国美食(记者 周怀宗),北京晨报2014年05月15日

方舟子:学术出版混乱 垃圾专著误国误民(记者 周怀宗),北京晨报2014.8.12

专访方舟子:别把学术论文当买卖(记者 周怀宗),北京晨报2014年10月14日

北京晨报专访方舟子:打假是另一种科普(记者 周怀宗),北京晨报2015-02-11

方舟子:今天我们该怎样谈环保(记者 周怀宗),北京晨报2015.3.6

读书日北京晨报专访方舟子:少读人文,老读科学(记者 周怀宗),北京晨报2015年4月23日

北京晨报采访方舟子:每个人应有自己的成功标准(记者 周怀宗),北京晨报2015.6.15

《北京晨报》专访方舟子:2016年,我的期许,北京晨报2016年2月12日

方舟子访谈:人工智能多可怕?(记者 周怀宗),北京晨报2016.3.15.

北京晨报专访方舟子:其实我是科普作家(记者 周怀宗),北京晨报2017年04月16日

方舟子:纸质阅读还有未来吗?,北京晨报2017.8.30

 

 

美国中期选举谁赢了?

2018年12月3日星期一

11月6日是美国今年的大选日。美国总统四年选一次,上次是2016年选的,才过了两年,所以今年就没有轮到选总统,下次选总统要再过两年,今年的选举在中间,所以叫做中期选举。中期选举除了选地方官员、议员、公投当地一些议案,还要选联邦众议员和参议员。美国众议员两年选一次,这次就要全部重选,而参议员六年才选一次,这次就只有三分之一参议员轮到重选。

 

川普的名字并不在这次的选票上,但是川普说了,这次选举实际上是对他执政两年的信任投票,不停地去各地给共和党候选人站台,说看在他的份上,共和党一定会大获全胜。投票日那天,有机构派人在投票站对那些刚投过票的人做民意调查,发现的确大部分人(占三分之二)是冲着川普去投票的,为了支持他或者反对他。本来众议院和参议院都是共和党占多数,当天开票的结果,民主党夺过了众议院,成为众议院的多数党,共和党只保住了参议院。但是投票结果出来后,川普却在推特宣布自己大获全胜了。

 

为什么民主党夺过了众议院,川普还认为自己赢了,而且还是大赢,他没有说明理由。但是既然川普说了自己大获全胜,川粉们也就要跟着说共和党大获全胜。其中有一个以前在中国当记者的华人川粉曹长青,替川普辩解说:“共和党输了众议院,川普总统却推特说成功,因总统所属政党输掉众议院是美国常规,过去84年只有三次例外,这次只是共和党没创造奇迹而已。”没创造奇迹就叫成功,这种逻辑我们是不懂的。而且总统所属政党保住众议院并不是奇迹。此人说过去84年只有三次保住,这个完全就是造谣了。过去的84年美国总共举行了22次中期选举,总统所属政党保住众议院的并不是只有三次,而是有8次,分别是1934年、1938年、1942年罗斯福总统的民主党保住了众议院,1950年杜鲁门总统的民主党保住了众议院,1962年肯尼迪总统的民主党保住了众议院,1966年约翰逊总统的民主党保住了众议院,1978年卡特总统的民主党保住了众议院,2002年小布什的共和党保住了众议院。有人可能会说,22次中期选举,只有8次保住众议院,说明多数情况下还是会输掉众议院啊?其实剩下的14次中期选举,还有7次众议院本来就在反对党手里,执政党没有夺过来而已,无所谓保没保住。只有7次是总统输掉了众议院。所以历史地看,总统输掉众议院的概率比保住众议院的概率还低,川普把自己和中期选举绑在一起,却输掉了众议院,当然不能算成功,只能算失败。

 

点票到现在,民主党已经从共和党手中夺过了38个众议院席位,共得233席,共和党只有200席。还有纽约州的2个席位因为票数非常接近,还不能确定谁赢,但是其中有1个是民主党领先,所以民主党最终很可能从共和党手中夺过39个席位,共得234席。历史上的中期选举,在野党平均从执政党夺过29个众议院席位,这次民主党夺过的席位已经超过历史平均数10席,可以说是大赢。至于共和党保住参议院,而且还多出两个席位,这是意料中的,因为这回民主党运气不好,轮到重选的民主党参议员比共和党多得多,而且有好几个是在川普高票当选的州,失利几乎是必然的,能把内华达州、亚利桑那的参议员从共和党那里夺过来,减少了损失,是意外的惊喜。民主党本来就是参议院的少数党,再丢两个席位,影响并不大。

 

前面说了,除了联邦议员选举,这次的中期选举还要选地方官员,例如州长、众议员。这次民主党从共和党手中夺过了7个州长,夺过了6个州议院,夺过了至少350个州议员。这些对民主党来说也是很大的胜利,直接影响到未来的选举,因为2020年美国人口普查完了之后要重新划分选区,很多州的选区划分是由州议院和州长控制的,执政党能够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划区。民主党把州长、州议会夺过来,至少避免了被共和党做不公正划区。

 

别的总统丢了众议院,只是让他的执政变得困难,对他本人的前途没什么影响。但是川普就不同了。他现在一大堆丑闻,涉嫌跟俄国勾结,涉嫌妨碍司法,涉嫌给封口费,涉嫌腐败,等等。众议院有各个委员会,他们有调查权和传唤权。以前共和党控制着这些委员会,对川普的丑闻都不做调查,甚至还包庇,现在民主党控制了委员会,就可以发起对川普的调查,传唤他的文件,例如他的报税、生意情况,就没法再隐藏着了。接下来的两年,众议院肯定有好戏看。所以川普输掉了众议院,是很悲惨的一件事。

 

2018.11.22

 

 

怎样判断性侵指控是否可信

2018年10月4日星期四

最近有一起性侵案比刘强东案还要引人注目。美国联邦法官卡瓦诺(Brett Kavanaugh)被川普总统提名担任美国最高法院法官。根据美国宪法,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需要经过参议院表决确认。参议院目前由共和党控制,为了赶在11月份中期选举之前完成任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仓促地完成了对卡瓦诺法官的听证,就要交给全体参议员表决而且很可能通过,突然爆出了大新闻,一个叫克里斯汀·布雷西·福特(Christine Blasey Ford)的女心理学家指控,在1982年夏天她15岁的时候,17岁的卡瓦诺酒后试图强奸她未遂。布雷西博士(这是她在学术界用的称呼,媒体根据其夫姓也叫她福特博士)叙述的事情经过大致是这样的:

 

当时她在马里兰州Bethesda的一所女校上学,卡瓦诺在附近一所天主教男校上学,两所学校的学生经常一起参加派对。1982年的夏天,布雷西几乎每天都去位于Chevy Chase的哥伦比亚乡村俱乐部游泳和练习跳水。有一天晚上,她游泳完了之后,去Chevy Chase和Bethesda一带的一所屋子参加一个小型的派对。她记得参加派对的有4个男生:卡瓦诺、佳吉(Mark Judge)、P.J.(P.J.Smith)和一个她想不起名字的男孩。她记得她的闺蜜英格哈姆(Leland Ingham)也去了。她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去的。她到的时候,人们正在一楼的小起居室喝啤酒,卡瓦诺和佳吉看上去已经喝醉了。她只喝了一瓶啤酒。傍晚的时候,她走上一个狭窄的楼梯到二楼去用卫生间。她走到二楼的时候,不知被谁从后面推进一个卧室。卡瓦诺和佳吉进了卧室,关上门,把屋内放的音乐调大声。她被推倒床上,卡瓦诺压到她上面,浑身乱摸,想要脱下她的衣服,但是一方面因为喝得太醉,一方面因为她外衣下面穿的是连体游泳衣,脱不下来。她大声喊叫,卡瓦诺捂住她的嘴,让她几乎窒息,感到要被杀死。卡瓦诺和佳吉都在醉醺醺地笑。佳吉两次跳到床上,最后一次跳的时候,把卡瓦诺震得从布雷西身上滚落,她得以逃脱,跑进卫生间反锁门,听到卡瓦诺和佳吉一边笑着一边大踏步走下楼梯。她等到没人上楼的时候,离开卫生间,跑下楼梯,穿过起居室,逃到了大街上。

 

很多人和川普一样,听到这个指控的反应是:如果有人试图强奸你,当时怎么不马上报案?等到36年之后再出来指控,不知道具体时间、地点,什么证据都没有,肯定是假的,是民主党要败坏卡瓦诺名声、阻挠其顺利当上大法官的阴谋……

 

这么说的人,如果不是因为党派偏见的话,就是因为对性侵案件太无知。绝大部分的性侵案件都没有报案,很多性侵案件是时隔多日、多年以后才报案或出来指控,特别是未成年女孩遭遇性侵时,往往选择沉默。时隔多年后某些细节会变得模糊,创伤受害者的选择性记忆表现得尤其明显,他们会对创伤的过程记得特别清楚,不需要特地去记,想忘也忘不了,其他较不重要的需要特地去记的细节例如具体日期、地点就被忽略、遗忘了。大部分的性侵案也不会有直接的证据。难道我们能说大部分的性侵案都是报假案?报假案不能说没有,但是很少,有统计发现假案大约只占性侵案的2%~5%。

 

那么,当有人出来指控某人30多年前试图强奸她,不能提供直接的证据,而被指控者又矢口否认,我们该相信谁呢?

 

有些人,一见到性侵案,马上就怀疑指控者报假案、是为了某种利益诬陷被指控者,特别是被指控者有权有势有钱的话,这些人就更是站在他们一边,想出了种种理由为被指控者辩护,以前为刘强东辩护,说他遭遇“仙人跳”,现在则为卡瓦诺辩护,说他被民主党陷害。这种人,我姑且叫他们“性侵嫌犯维护者”。

 

还有些人,坚决相信那个和自己属于同一个政治派别的人。例如川普的狂热支持者,他们坚决相信卡瓦诺是被冤枉的,布雷西是“民主党骗子”;而他们同时又坚决相信那三个指控克林顿多年前性侵过她们的女人,对川普在和希拉里辩论时把这三个人请去当前排观众一事叫好。

 

但是对一个还没有完全丧失理性的人来说,可以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却不能被自己的政治屁股决定了脑袋。当我们判断一起性侵指控是否可信时,应该做理性的分析。

 

指控者是不是实名?如果指控者是匿名,又不能提供可查证的信息,那么可信度就不高。并不是说匿名的指控就不信,很多人因为担心自己的生活被搅乱、人身受到威胁而选择了匿名,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匿名让人难以查证,也就让人难以相信。共和党参议院委员会放出对卡瓦诺的两个匿名性侵指控,就没有什么可信度,让人怀疑是故意放出来要把水搅浑的。

 

如果是实名的指控,我们就可以去了解指控者的教育、工作、家庭背景,这有助于让我们判断指控者的可信度。布雷西本科毕业于北卡罗来纳大学,获得Pepperdine大学临床心理学硕士、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流行病学硕士、南加州大学教育心理学博士学位,受过很好的教育;目前是帕罗阿托大学心理学教授、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研究心理学家,有很好的职业;2002年与一名斯坦福大学博士结婚至今,有两个小孩,有很好的家庭。很难想像这样的人会去诬告一个无怨无仇的法官。出来指控已经会给自己的工作、生活造成很大的麻烦(据布雷西说因为受到人身威胁全家不得不躲起来),更不要说如果是诬告事情败露之后工作、生活就全完蛋了,代价太大。她没有理由去撒这个谎。

 

当然不排除会有人因为道德败坏铤而走险。所以我们还要了解其人品。根据媒体的报道,布雷西的同学、同事、朋友都称赞她为人诚实、作风严谨,是个严格要求自己的科学家,那么就更不像会是去诬告别人的人。

 

如果指控者在公开指控之前,已经私下跟别人说过,那就很可信,说得越早越可信,最可信的是被性侵之后不久就向人透露。但是布雷西很长时间都没有向人透露过被性侵的事(这在性侵受害者中也很常见),她说是因为她当时想要说服自己毕竟没有被强奸成,不如忘了这件事,还担心父母因此知道她跟一帮男孩喝酒。这个说法也可信。布雷西在几个月前联系过闺蜜英格哈姆,问是不是曾经向她倾诉过自己被性侵,英格哈姆回答说“没有,否则我会记得的”。这个举动反而让我觉得布雷西不是在作假,否则她没必要去问英格哈姆,是由于不确定自己有没有透露过才会去问。但是布雷西的丈夫和她的三个朋友都宣誓作证布雷西分别于2002年、2013年、2016年、2017年在不同场合向他们披露过自己小时候被卡瓦诺性侵,2012年布雷西接受心理治疗的医生记录也记载了这件事,这些都证明布雷西不是现在为了阻挠卡瓦诺当大法官而临时编造了性侵故事的。布雷西在今年7月初从媒体读到卡瓦诺有可能被川普提名作为大法官人选后,就写信给其选区的议员报告自己曾经被卡瓦诺性侵,那时候卡瓦诺只是媒体披露出来的四个大法官候选人之一,没人知道他最后会获得提名。

 

如果指控者所属的被性侵经过过于离奇,那么就值得怀疑。但是布雷西所述是很普通很常见的性侵案,特别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那时候女孩子保护自己的意识还没那么强、社会上对性侵案没那么重视,这种聚会性侵案更常见。连有些卡瓦诺的支持者都说,卡瓦诺只是犯了男孩都会犯的错误,这么说当然是在污蔑男孩,但是也说明他们承认这种事是经常发生的,指控并不离谱。

 

做虚假指控的人一般不愿意联邦调查局(FBI)介入,因为报假案很容易被FBI识破,而向FBI说假话属于犯罪,很可能被追究。但是在共和党参议院不愿意让FBI介入时,布雷西主动要求FBI做调查,这点也有助于人们相信她。

 

报假案的人由于担心通不过测谎,一般是不愿意去接受测谎的。布雷西主动要求做了测谎,测谎结果是她说假话的概率为0.002,如果概率低于0.05就被认为说的是真话。测谎的可靠性有争议,但她能主动要求并通过测谎,同样有助于人们相信她。

 

对布雷西不利的是,她提到的三个证人,佳吉、P.J.和英格哈姆都说不记得有过这次聚会,没有人证。但是那是30多年前一次小型的聚会,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不记得是正常的。所以P.J.和英格哈姆说不记得是可以理解的。而如果性侵案发生过的话,佳吉应该记得,但是他是同谋共犯,为了不承担责任,也只能说不记得(说不记得比断然否认保险,不会被证明说假话,是常见策略)。布雷西事先已联系过英格哈姆知道她不可能作证,但是还是把英格哈姆列为聚会参加者,正说明布雷西很诚实,否则她完全没有必要把英格哈姆扯进来。

 

不过,布雷西有的说法还是能被印证的。她说被性侵这件事对她的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她的同学也回忆说,以前布雷西很喜欢交际、参加各种聚会,在1982年夏天之后突然就参加得少了。布雷西在听证会上说,她在被性侵之后的6~8周后,在当地一家超市遇到在那里打工的佳吉,他见到她显得很紧张、装不认识。后来有人从佳吉以前写的回忆录里翻到了佳吉说自己在1982年的夏天为了挣参加橄榄球夏令营的费用在当地一家超市打工几个星期。卡瓦诺的挂历注明橄榄球夏令营8月22日开始,这样可以推断性侵大约发生于6月底、7月初。

 

性侵者往往是惯犯,如果还有别人实名出来指控,也可相印证。目前除了布雷西,还有两个人实名出来指控卡瓦诺。一个是卡瓦诺在耶鲁大学的同学,指控在一次喝酒派对上,喝醉了的卡瓦诺掏出阴茎放在她的面前。卡瓦诺的其他同学作证这个指控者为人诚实不会说假话。一个是声称她参加过卡瓦诺圈子的喝酒派对,酒后男生轮流性侵喝醉的女生,包括她本人也被性侵,但是她没有指控卡瓦诺性侵她,只是说卡瓦诺在场。另外,佳吉在大学时代的女朋友也出来说,佳吉跟她说过,他曾经参与酒后性侵女生的派对。

 

卡瓦诺说凡是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干不出酒后性侵这种事,但他的多名耶鲁同班同学都说他喜欢喝酒,酒后变得好斗、有攻击性,干得出那种事。

 

布雷西在听证会上的表现让人觉得很可信,不只是一般人这么觉得,福克斯电视台的主持人、共和党参议员、总统顾问康威甚至川普也都说布雷西的作证“可信”、“有说服力”,他们是卡瓦诺的支持者,连他们都说可信,那是真的可信了。当然,他们也说卡诺瓦的作证“可信”(所以他们继续支持他),不过这是同一个阵营的人的评价,没有意义。共和党大佬的策略是相信布雷西被性侵了,但是认为她认错人了,把别人当成了卡瓦诺,甚至还有两个人自告奋勇向参议院“自首”说是他们性侵了布雷西。

 

布雷西在听证会上念事先准备的陈述,因为我已经看过该陈述,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反而是她在回答民主党参议员和共和党请的职业检察官(因为共和党参议员不好意思自己提问,请了代理人)的问题时给我留下了两点深刻印象:一是她就像在做完学术报告之后的问答部分一样,直接地回答了各种提问,甚至用神经生物学术语科普记忆理论(估计没多少人听懂),显得很书生气。即使有的问题明显是想要降低她的可信度的,她也直接回答了。例如,布雷西曾经向媒体说自己因为害怕飞行,不愿去国会作证,职业检察官问她是怎么来华盛顿的,她说和别人一样是坐飞机来的,检察官又说,她曾经多次乘飞机去开学术会议、探亲、度假,是真的吗?她回答说“是的,很不幸”。川普儿子当即在推特上嚷嚷“福特博士有选择性飞行恐惧”,暗示她说害怕飞行是骗人。其实飞行恐惧有不同的程度,有的是完全不敢飞行,有的是迫不得已才飞行,有项调查发现,飞机乘客中有25%有飞行恐惧,能说这些乘客都在骗人吗?

 

二是她主动纠正自己以前说得不准确的地方。例如她给参议员的信说她是被卡瓦诺推进卧室的,她在听证会上纠正说,因为她是被从背后推进卧室的,看不见是谁推的,不一定是卡瓦诺,也可能是佳吉。这个纠正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在替卡瓦诺说话,降低了其“罪行”的严重程度,但是她还是做了纠正,说明她很诚恳、严谨,是抱着尽量要把事情经过搞清楚的态度。

 

卡瓦诺在听证会上的表现则与布雷西形成了鲜明对照。对参议员的提问,他多次不做直接回答,而是闪烁其词、东拉西扯、答非所问。参议员问他有没有喝酒喝到断片儿,他却反过来问参议员:“你有过吗?”几名参议员都问他是否希望接受FBI的调查,要他直接回答是还是不,他都不做直接回答,一名参议员只好说:“我只好认为你的回答是‘不’。”他也默认了。很显然他是不愿意FBI调查的,但是又不敢明确这么说,因为原因很简单:他不是一直在抱怨自己的名声受到玷污嘛,那么还自己清白的最好方式就是让FBI做调查,为什么又不愿意呢?最有意思的是有这么一段对话(为节省篇幅,只录大意):

 

卡瓦诺:我在高中、大学时从没喝醉过。

Hirono参议员:你在耶鲁的室友说你经常喝醉,酒后好斗。

卡瓦诺:我靠自己的努力上耶鲁法学院,它是最好的法学院,第一我刻苦学习,第二我打篮球。

Hirono参议员:你意思是你的室友说谎?

卡瓦诺:我刻苦学习,我还打篮球。

 

如果一个证人在法庭上这么顾左右而言他,那么就会被认为很不诚实。而在听证会上,卡瓦诺明显说了很多假话或误导人的话:

 

卡瓦诺反复地说,布雷西的说法已经被她提到的那三个证人否定了。其实那三个证人说的都是“不记得有这回事”,英格哈姆还说虽然她不记得,但是相信布雷西。这三个人只是没有支持布雷西的说法,但是并没有否定布雷西的说法,卡瓦诺身为法官,岂会不知道这二者的区别?

 

卡瓦诺说他作为天主教男校的学生,只和天主教女校的女生有交往,而布雷西上的女校不是天主教的,两人的社交圈没有交集,即使偶然在某个场合见过她也不记得了。但是他的高中同学作证,因为布雷西上的女校就在附近,他们经常和那个学校的女生交往。布雷西也说,她之所以认识卡瓦诺,是因为曾经和卡瓦诺的好友约会过几个月(为了保护这个人的隐私,她没说是谁,后来被别人根据布雷西的个人网页查出是在卡瓦诺的挂历记载上多次出现的Chris Garrett,外号Squi),卡瓦诺的朋友Tome Kane证实布雷西曾经和Squi约会,而且认识布雷西的哥哥。所以两人的社交圈是有交集的,卡瓦诺的朋友都记得她,卡瓦诺本人不可能不记得。

 

卡瓦诺拿出他在1982年夏天的挂历作为证据,说上面的记载表明没有过那样的一次聚会。实际上那个挂历有多个日子没有记录,存在有意无意漏记的可能,而且更关键的是,有的记载的聚会,正是布雷西描述的那种聚会,例如挂历一公布,我就在推特上指出,1982年7月1日记载“到Timmy家,和佳吉、汤姆、PJ、伯尼、Squi喝啤酒”,与布雷西描述的吻合。在听证会上,民主党参议员和职业检察官也都追问卡瓦诺这次聚会的情况,可见很容易就发现它可与布雷西说法相印证。当然这并不是说它就是布雷西说的那次聚会,只是说有类似的聚会。但是卡瓦诺为什么却拿挂历否认有那样的聚会?是不是因为他知道他没有把布雷西说的那次聚会写在挂历上?

 

卡瓦诺说他在1982年的夏天每个周末都去外地,工作日则忙于打工,没有时间参加喝酒聚会。但是他的挂历否定了这种说法,例如它记载的7月1日喝酒聚会,就是发生在星期四,而不是周末。而且,佳吉的回忆录提到那个夏天他每周必醉,有4~7个晚上是和死党一起喝酒,第二天一大早还要去超市打工,因为酒劲还没过去,很痛苦。

 

卡瓦诺说他没有不到法定年龄就非法喝酒,因为他是18岁才开始喝酒的,而当时马里兰州喝酒法定年龄是18岁。实际上马里兰州在1982年7月1日已把喝酒法定年龄提高到21岁,而且即使他当时没有注意到法律改变,他也才17岁(他出生于1965年2月)。喜欢喝酒的男生是对喝酒法定年龄非常注意的,以免被抓到。

 

卡瓦诺说他是靠自己努力上的耶鲁,没有靠任何关系。但是他的爷爷就是耶鲁校友,这层关系对美国私立名校录取至关重要,称为legacy。

 

卡瓦诺拒绝接受测谎,说测谎结果不会被法庭接受,但是他在以前的判决中却说测谎是重要的执法工具。

 

卡瓦诺的高中年鉴中对自己的介绍充满了醉酒暗示和性暗示。例如,说自己是“啤酒桶市俱乐部财务——非喝100桶啤酒不可”,两次提到看球赛,都问“究竟谁赢了”,暗指自己看球赛时喝酒喝断片儿了。但是在被参议员询问时,他矢口否认,发明了各种说法。例如,他的年鉴说自己是“沙滩周Ralph俱乐部最大贡献者”,Ralph是俚语“酒后呕吐”的意思,他却说指的是自己“吃辣的食物呕吐”。他的年鉴提到“魔鬼三角”,这个俚语指的是“二男一女群交”(他的同学证实了这个意思),他却说是一种三人喝酒的游戏(除了他没人听说过这种说法)。他的年鉴问“佳吉——你Boofed了吗?”,他说boof是放屁的意思,但当时上中学的人说,其实是“肛交”的意思,谁会去问别人“放屁了吗”这种小事?他的年鉴说自己是“Renate校友”,Renate是附近女校的一名女生,他的十几名同学都说自己是“Renate校友”、“如果要约会,找不到人就找Renate”,卡瓦诺说这是表示对Renate的友谊,但是他的同学作证说,这是暗示都和Renate发生过性关系(可能是开玩笑的)。

 

卡瓦诺说自己只是偶尔喝啤酒,有时喝多了点(他说喝多的意思是超过了酒驾标准),但是从没喝到断片儿。但是他的多名耶鲁同学作证说他不仅经常喝酒,而且酗酒,不仅喝啤酒,还喝烈性酒,会喝到断片儿,酒后会闹事。他的几名耶鲁同学都提到有一次卡瓦诺酒后砸一名同学的皮卡,事后拒绝道歉也拒绝赔偿。他的另一名大学同班同学说有一次卡瓦诺在酒吧喝醉了,由于一点小口角就把酒泼到一名顾客脸上,引起打群架,有一名朋友因此被捕。《纽约时报》找到当时的警察报告,证实了有这个事件。佳吉的回忆录提到卡瓦诺有一次喝酒喝晕过去,被参议员问到这事时,卡瓦诺说佳吉写的是小说,其实佳吉在书的前面说明了写的都是真事。连卡瓦诺以前自己也说过自己喝醉的故事,在2012年的一次演讲中,他提到自己在耶鲁法学院读书时,曾经在凌晨喝酒醉倒在法学院的台阶上。

 

所以卡瓦诺在听证时说的假话是很容易证实的,可以说是谎话连篇,大大小小的谎话都说,有的撒谎完全没有必要。例如,如果承认自己小时候胡闹,在年鉴上开下流玩笑,大家也可以理解,毕竟很多美国男孩在年鉴上那么干。但是他偏不,偏要撒这种既无必要也很容易揭穿的小谎言,说明他或者是个习惯性撒谎者控制不住自己,或者他根本不把宣誓作证当回事,不在乎被发现撒谎。在国会听证上撒谎(哪怕是很小的谎)是犯了伪证罪,但是共和党国会不会去追究他,这也许就让他觉得可以肆无忌惮,藐视法律。

 

迫于压力,在听证会之后,一直反对FBI做调查的共和党和川普终于同意让FBI调查,但是只给一周的时间。在一周内要查清楚30多年前的事是很难的,而且由于这只是背景调查而不是犯罪调查,FBI最终也只会罗列发现的事实,而不会给出结论。有人说对没法给出结论的指控要“无罪推断”、“疑罪从无”,这是误用了刑事审判的原则。刑事审判冤枉了无辜者后果会非常严重,所以要采取对疑犯有利的高标准,必须做到确凿无疑才能定罪。而像大法官任命这种事其实是工作面试,标准不同,只要认为指控可信,就可以不任命他。

 

也许我们永远没法证实卡瓦诺性侵了布雷西,但是卡瓦诺在听证会的表现已足以证明他不适合当大法官,这是因为:

 

第一,作为法官应该理性、冷静。普通人在受到批评、指责、指控时,可以发怒、失态,但是法官不能,哪怕受到了虚假指控。这是卡瓦诺自己也承认的。他在2015年对天主教大学法学院学生演讲时说,一名好法官应该能“控制情绪”、“在风暴中保持平静”。但是他在听证会上又哭又闹,完全没有达到他自己说的好法官的标准。

 

第二,作为法官应该没有政治立场、超越党派之争。虽然在实际上法官往往也有自己的政治、党派倾向(所以美国大法官经常被分成保守派、自由派),但是在表面上至少大家都认为不能公开表现出政治、党派倾向。这也是卡瓦诺自己承认的。他在2015年的演讲中说“首先和最显然的是,一名法官不能有政治党派立场”、“必须避免表现出任何派性”。他在此前的听证会上也说,最高法院永远不可以是党派机构。但是他在这一次听证会上抨击这是左派的阴谋、是克林顿集团的报复,对共和党参议员和颜悦色,对民主党参议员恶声恶气,毫不掩饰自己的党派立场,也完全没有达到他自己说的法官最首要、最显然的标准。

 

第三,法官必须十分诚实。人们可以容忍一名法官年轻时的错误、过失,但是不应该容忍法官为了掩盖年轻时的错误、过失而撒谎,特别是不应该容忍法官在宣誓作证时做伪证。也许卡瓦诺没有在性侵布雷西一事上撒谎(例如真的没有性侵布雷西,或者虽然性侵布雷西但由于当时喝酒喝断片儿不记得了),但是在其他许多问题上他肯定是撒谎了,而且很容易证明。如果一名法官如此藐视宣誓作证却无需承担后果,如果做伪证的人不仅可以继续当法官,还可以晋升成大法官,那么宣誓作证还有什么意义?

 

共和党参议员会不懂对法官的基本要求?会看不出卡瓦诺是在做伪证?他们中很多人以前是律师、检察官,在法庭上身经百战,看惯了证人作证,岂会看不出来。但是只要FBI没有挖出对卡瓦诺致命的证据,共和党参议员还是会一致通过对卡瓦诺的任命的,因为这些人和川普的狂热支持者也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党派立场先行,为了党派利益,不惜送一名性侵嫌疑人、做伪证者去最高法院。美国众议院在金里奇当议长之后、参议院在麦康内尔当多数党领袖之后,完全变成了不择手段、没有原则的党争机构,威信扫地。美国总统职位在川普上台之后,也威信扫地。现在就剩下最高法院还有威信,这还能维持多久?

 

2018.10.1

 

 

出国旅游怎么避免“受辱”?

2018年9月19日星期三

关于“国人瑞典旅游受辱事件”,中国媒体的报道是这样的:

 

【中国驻瑞典大使馆14日发布提醒说,近期有中国游客遭到瑞方公务人员粗暴对待。据了解,事情发生在本月初,曾先生带60多岁的父母到瑞典旅游,凌晨到达斯德哥尔摩一家旅馆,发现白天才能入住。原本只是求旅馆允许一家人在旅馆大厅椅子休息,对方却叫来警察暴力驱离,不仅殴打老人,最后还将一家三口凌晨扔进离斯德哥尔摩市区较远的坟场!事情发生后,中国外交部和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多次向瑞方提出严正交涉。但截至目前,瑞典方面仍未给出任何正面回应。】

 

瑞典媒体(《瑞典晚报》)的报道是这样的(公众号“北欧模式”翻译):

 

【在9月2日凌晨1点43分,一家青年旅馆打电话给警察,表示有三名中国游客没有预订客房,但拒绝离开旅馆,在旅馆大堂的沙发上坐着并一开始拒绝说话。后来游客表示他生病了,然而工作人员并不觉得他们看起来像是生病的样子,之后就发生了冲突。警官告诉记者:“工作人员当时的判断是,他们坐在那里就是在等天亮。”旅馆老板表示:“他们订错了日子,但我们当晚已经订满了。当时的情形让我们的工作人员感到了危险,因为他们在言语和肢体语言上都对工作人员进行了威胁。”“我们当时就叫了我们自己的保安人员,然而保安认为他们没有能力控制住场面,所以才打电话叫了警察。”旅馆老板还表示整个事件持续了很长事件。这家人在傍晚时分就到达了旅馆。一直到了12点之后工作人员才决定给警察打电话的。旅馆老板认为:“从旅馆方面说,我们觉得我们已经尽力去帮助这几名客人了,但同时我们也不能接受我们的工作人员受到威胁,也不能让旅馆其他的客人被这个充满火药味的事件影响到。”】

 

瑞典华人网友的说法是这样的:

 

【朋友看了警察到之前的视频。那家人订的是50块一晚的budget青年旅舍,预订第二天中午12点入住,提前凌晨就到了,旅舍客满,一家人不肯走,非要呆在旅舍大堂大嚷大叫我有钱干嘛不让住,旅舍报警。警察到场还是不肯走,人坐在地上大哭大喊。结果一家人被警察带上车,拉到地铁站,实际地点离教堂花园还有一段路, 教堂花园里有墓地,于是当事人声称被扔在坟场。】

 

从上传网上的视频,可以看到有一个中国中年男子自己扑倒在地,然后坐起来干嚎,大喊“瑞典警察杀人”。又有一中国大妈坐在地上手舞足蹈地嚎啕大哭,大喊“救命”,旁边有两名瑞典警察很无奈地看着。之后警察把人抬上车走了。想必是见他们哭得那么伤心,觉得送他们去“墓地”最合适了。

 

对比双方说法,再根据视频判断,基本上可以知道事情经过是怎样的。这是有中国游客想把“一哭二闹三上吊”、满地打滚、装病撒泼、倚老卖老、寻死觅活、最后再倒打一耙的中国传统文化带去瑞典。瑞典警察大概从没见过这种架势,一开始不知所措。瑞典警察执法还是很温柔的,世界上文明程度最高的国家嘛。如果想见识一下警察是怎么暴力执法的,应该到美国闹闹看,估计当天晚上就会被铐走全家蹲监狱,然后又有入狱照满世界传播了。

 

有人说这是文化差异,其实是文明程度的差异,在国内能把人吓住、得逞的做法,在发达国家就会自取其辱。出国旅游不想“受辱”,就要注意:

 

一、要平等待人。不要像在国内那样把服务人员当下等人,颐指气使。

 

二、要有礼貌。提额外要求要和气,服务人员不接受可以要求见其主管,主管人员也不接受就不要坚持,高声喊叫只会让人觉得是闹事,甚至觉得人身安全受到威胁。

 

三、要有私人领地概念。主人让你离开就得离开,赖着不走是不行的,主人可以采取必要手段把你赶走。

 

四、要服从警察。警察来了还大吵大闹没好果子吃,尤其是美国警察。

 

五、如果觉得权利受损,也不要当场闹腾,事后投诉或起诉。

 

要而言之,即使手里有点钱了,也要学会平等待人,尊重私有财产,配合警察执法。否则,到了文明、法治社会还要继续耍“大国”、“大款”、“大爷”、“大妈”威风,就难免“受辱”。

 

2018.9.15.

 

 

我的两个世界

2018年8月13日星期一

(这是为《我的两个世界》再版写的序。这本书编好后拖了近一年,最终还是没能获得书号,没法出版,还是先把序发了。)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我是“打假”、做科普的,本书初版出版后,他们才发现原来我也写文史方面的文章。其实我写作文史文章的历史比“打假”、科普还要早。我在大学时代发表的都是文史作品,而1993年开始在网上张贴时,最早贴出来的,除了诗歌创作,还有读史札记。文史和科学向来就是我的写作世界的两个部分。现在虽然主要是写科普作品,但偶有感触,也会写写文史方面的随笔。所以在本书初版之后,又有了二十来篇文史新作。

 

二十七年来,我生活在两个世界里,在中美之间穿梭。本书初版时,我主要在中国生活,被很多人视为另类。当时计划回国定居,把在美国的中文藏书都卖掉了,英文藏书舍不得,装了三十多箱海运回去。之后接连发生的事件逼着我又一次“乘桴浮于海”,藏书也再度飘洋过海,这回多出了很多中文书。一个中国读书人在美国生活,当然也是另类。不管身处何处,总是以另类的眼光看生活的世界,感触也许因此显得特别。

 

我的老家东边是海,西边是山。我现在生活的地方同样依山傍海,只不过在大洋彼岸,反了过来,西边是海,东边是山。我喜欢大海,也喜欢高山。山和海,也是我的两个世界。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但乐水的未必是智者,乐山的未必是仁者。在现代社会,不懂科学成不了智者,没有道义成不了仁者。我给读者写得最多的一句话“脑中有科学,心中有道义”,也可以说是希望大家都能成为既懂科学又有道义的智者兼仁者,统一智与仁两个世界。

 

今年我五十岁了。子曰:“五十而知天命。”世上本无天命,也就无所谓知不知道。使命则是有的,那是自我的选择,自己当然知道。二十七年前,我第一次“乘桴浮于海”时,已知道自己的使命何在,现在当然更加清楚了。几经风雨,来回折腾,依然做着不抱希望的奋斗,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2017.10.19.

 

“鹄”字究竟应该怎么读?

2018年5月16日星期三

北京大学林校长在北京大学建校120年庆典上把“鸿鹄志”读成“鸿浩志”,一时传为笑谈。之后林校长以自己语文功底差为由承认念错字并做了道歉。但随后网上却有人自称“专家”,力证林校长没有念错,是《新华字典》错了,“鹄”的古音就是“浩”,举了三条证据。这篇文章及其改写传得很广,其所谓证据不断地被人拿出来为林校长辩护,于是很多人又糊涂了:究竟谁错了?“鹄”字究竟应该怎么读?

 

“鹄”是个多音字,现在有三个读音,根据不同的意思分别读作“胡”、“古”、“鹤”。但是在“鸿鹄”这个词语中,“鹄”的意思是天鹅,只有“胡”一个读音,不止是《新华字典》这么标,所有的现代字典、辞书也都这么标,包括《辞海》《辞源》《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也都这么标,没有异议。那个“专家”只敢说入门级的《新华字典》错了,却不敢说那些专家级的字典、辞书也都错了。

 

当然,再权威的字典、辞书也是有可能错的。这些辞书中我翻得最多的是《辞海》(主要是因为它出得早,我从小就在翻,有感情),偶尔也能发现其错误。那么有没有什么证据证明所有的字典都标错了“鹄”的读音呢?那个“专家”列举了三条“铁证”。我们就来逐条分析一下。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是中国古文字领域最权威的字典,里面有个卷四“鸟部”,专门讲各种鸟字怎么念,其中就有“鹄”:“鹄,鸿鹄也。从鸟告声。胡沃切。”看到了么?“胡沃切”,古文字学里面,某某切就是说发音,用“胡”的声母、“沃”的韵母,注意了,“沃”在《说文解字》里也有记载“从水,芺( yāo)声”,所以“沃”的韵母是“ao”,配上“胡”的生母“h”,是什么?是“hao”!】

 

《说文解字》在古代被当成是最权威的字典,在现代早就不是了,特别是甲骨文出土后,《说文》有很多说法都被证明是错的。《说文》此处原文是:“鹄,鸿鹄也。从鸟,告声。”意思是“鹄”是一个形声字,“鸟”是形符,“告”是声符,至于应该怎么发音,它没有注明。到了宋初,有一个叫徐铉的人用反切法给《说文》注音,就沿用了下来。“专家”引用的“胡沃切”就是徐铉注的,而不是《说文》原文。徐铉是根据《唐韵》给《说文》注音的,注的其实是隋唐时候的发音。“胡沃切”,意思是用“胡”的声母,“沃”的韵母。“专家”引《说文》说“沃”是“从水,芺声”,并说“芺”读“yāo”,所以“沃”的韵母是“ao”。不知他那里找来的发音,“芺”的正确读音是“袄”,不过韵母也是“ao”。那么“沃”的古音真的是ao吗?

 

经过千百年的演变,普通话发音和古汉语发音有了很大的不同,不能根据普通话的读音说古人是这么读的。不幸的是汉字不是拼音文字,汉字古音的确切发音是难以准确知道的,我们只能是根据一些间接的证据进行拟音,年代越久远就越难拟。上古音(先秦、两汉)争议很大,中古音(隋唐)争议就比较小。“沃”的中古音的韵母大致是uok,古人是不是真的如此发音当然可以讨论,但是绝对不可能是ao。这是因为“沃”在古代是一个入声字。入声以辅音k,t或p收尾,所以“沃”的古音韵母不可能是ao。

 

在隋唐时,“沃”是一个入声韵部的代表,也就是说,归到沃韵的汉字都有相同的韵母。“鹄”就属于沃韵。属于沃韵的汉字有这些:沃俗玉足曲粟烛属录箓辱狱绿毒局欲束鹄蜀促触续督赎笃浴酷缛瞩躅褥旭蓐欲顼梏纛蠋歜裻溽瘃跼挶輂勖醁渌逯喾牿襮鄏鹆告鋈熇仆。

 

这些字本来都是入声字。入声在普通话消失后(在南方方言还保留着),这些字的韵母就发生了变化,大部分都变成了u,除了“鹄”,还有“俗”、“足”、“粟”、“烛”、“属”、“录”、“辱”、“毒”、“束”等等,韵母都变成了u。由此可见,“鹄”读作“胡”,是汉语发音自然演变的结果,非常的正确。如果“专家”认为这是错的,要改读“浩”,那么其他这些韵母是u的沃韵字的发音是不是也都要改成ao?(按:“告”在古代是多音字,有两个发音,分别是古到切、古沃切,所以“告”也属于沃韵)

 

前面提到,我们知道“鹄”字在隋唐时的读音是“胡沃切”,这是当时的人标注的,不会有问题。但是这个标注法只告诉了我们“鹄”的声母和“胡”相同,韵母和“沃”相同,并没有告诉我们怎么发音。我已经说了“沃”的韵母拟音一般拟做uok,那么“胡”的声母呢?“胡”属于匣母,匣母是一个浊音声母,属喉擦音,一般拟做h所对应的浊音(也有人拟做G),国际音标的写法是h上面多了一勾,姑且写作h\。所以“鹄”的中古音要发成h\uok,林校长读得出来吗?

 

当然“专家”不同意这么读,他坚持“鹄”的古音就是hao,举的第二条证据是:

 

【在先秦古籍《吕氏春秋.下贤》里,里面有一句“鹄乎其羞用智虑也。”,古人注解:“鹄,通浩,大也”,看到了么?“鹄”是通假字,和“浩”通用。校长的念法是回归了先秦时代的念法,属于传统文化的精髓。】

 

“鹄”可做“浩”的通假字,只有《吕氏春秋》里的这个例子。最早这么解释的是东汉的高诱,他是这么说的:“鹄,读如‘浩浩昊天’之浩,大也。”意思是这里的“鹄”的读音是“浩”,那么恰恰说明“鹄”在别的地方的读音不是“浩”,否则就没有必要特别指出了。所以这个证据恰恰证明“鹄”在古代不作为“浩”的通假字时是不读做“浩”的。何况“浩”的上古音也不读做hao。“浩”在上古属于幽韵,怎么拟音各家有不同看法,但没人拟做ao。例如王力的拟音是u,那样的话“浩”读起来倒是很像“户”。

 

“专家”最后又举了一条证据:

 

【这个可以让杜甫大诗人作证,杜甫的一首诗《久雨期王将军不至》 ,其中有几句:“泉源泠泠杂猿狖,泥泞漠漠饥鸿鹄。岁前者坐皮因问毛,知子历险人马劳。异兽如飞星宿落,应弦不碍苍山高。安得突骑只五千,崒然眉骨皆尔曹。走平乱世相催促,一豁明主正郁陶。忆昔范增碎玉斗,未使吴兵著白袍。”看到没?律诗都是押韵的,看看诗句的最后一个字,鹄、劳、高、曹、陶、袍,都是押韵,压的是“ao”!】

 

乍一看,似乎很有道理,杜甫把鹄和劳、高、曹、陶、袍押韵,说明这些字的韵母相同,总不能说诗圣读错“鹄”字吧?其实是“专家”通过伪造引文想拉诗圣下水。杜甫这首诗不是律诗,而是古体诗,全诗如下:

 

天雨萧萧滞茅屋,空山无以慰幽独。

锐头将军来何迟,令我心中苦不足。

数看黄雾乱玄云,时听严风折乔木。

泉源泠泠杂猿狖,泥泞漠漠饥鸿鹄。

岁暮穷阴耿未已,人生会面难再得。

忆尔腰下铁丝箭,射杀林中雪色鹿。

前者坐皮因问毛,知子历险人马劳。

异兽如飞星宿落,应弦不碍苍山高。

安得突骑只五千,崒然眉骨皆尔曹。

走平乱世相催促,一豁明主正郁陶。

忆昔范增碎玉斗,未使吴兵著白袍。

昏昏阊阖闭氛祲,十月荆南雷怒号。

 

这首诗押了两个韵,前半部押的是入声韵,韵脚分别是独、足、木、鹄、得、鹿,这些字现在的韵母大部分是u;后半部押的是平声豪韵和去声号韵,韵脚是劳、高、曹、陶、袍、号。“专家”把该诗前半部几乎都删掉了,只保留了韵脚是鹄的那句,跟后半部凑在一起,让人以为鹄字属于豪韵。这就完全属于有意造假了,欺骗那些既不熟悉杜诗也没想到去核对原文的人。

 

因此“专家”的三条“铁证”都是经不起推敲的,有的是因为无知,有的是因为造假。无知却要冒充“专家”,本来就可笑,还要造假,那就可恶了。

 

2018.5.9

 

(头条号首发)

 

 

掌握核心技术不如先讲诚信

2018年5月2日星期三

这几天网上争论得很激烈的一件事,是美国商务部制裁中兴通讯,除了罚款12亿美元,还禁止其7年内购买、使用任何美国产品,特别是美国芯片。中兴通讯的产品离不开美国芯片和美国软件,这个禁令一出,中兴通讯的绝大多数产线就停产了。

 

有人说这是川普跟中国打贸易战的一个狠招。其实制裁中兴通讯和川普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提都没提这事,美国媒体也没有把这事当成大新闻报道。美国政府决定制裁中兴,是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就开始了。当时美国商务部发现中兴通讯违反美国政府的禁令,将产品卖给伊朗和朝鲜,就决定要制裁中兴通讯。反而是在去年川普执政期间,美国商务部与中兴通讯达成了缓期制裁的协议。现在是因为美国商务部发现中兴没有真正履行协议,做虚假陈述,不能信任,取消了缓期,改成立刻执行制裁。做这个决定的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局长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就已经在任了,并不是川普的人马。

 

有人说是美国商务部故意找茬,和解协议里并没有要求中兴扣发35名员工的奖金,现在却以中兴没有扣发这些人的奖金为由激活制裁。和解协议里的确没有要求中兴扣发35名员工的奖金,是中兴为了表示自己在认真对待违规事件,主动向美国商务部通报说已经或将对39名涉案员工进行处罚,扣除部分奖金。但是美国商务部发现这些员工实际上都获得了全额奖金,并没有受到处罚,有些员工早在2012-2013年就已经辞职,也被中兴拿来充数。美国商务部今年2月向中兴询问此事,中兴在3月给出答复,承认向美国商务部做了虚假陈述。美国商务部认为经过多年调查,中兴一贯欺骗、做虚假陈述、反复违规,所以就取消了缓期。所以整个事件是中兴违规在先,失信在后,怪不得别人。

 

有人说这是美国在制裁中国。中兴不过是中国的一家企业,它因为违规、失信被禁用了美国产品,但是中国还有无数企业还在用美国产品,包括美国芯片,并没有因此受到制裁,怎么能够把一家企业当成中国的代表,认为美国制裁了这家企业就是在制裁中国呢?中兴董事长说他们背后有13亿人的支持,这也是把自己当成中国的代表了。

 

还有人反思此事,说它表明了一定要自力更生,发奋图强,掌握核心技术,才不会受制于人。这意思是如果我们掌握了核心技术,就可以为所欲为,怎么胡来都可以了。这就好像有一个小偷被人抓住了,不是反思自己不应该小偷小摸,而是懊恼自己技不如人,发誓要练成武林高手,从此就可以不怕被人抓,还可以去欺负别人了。

 

实际上小偷是练不成武林高手的,没有诚信的环境也是很难掌握核心技术的。很多人都想起了当年的汉芯事件,上海交大的陈进雇佣民工把摩托罗拉芯片上的商标打磨掉,贴上汉芯的商标,就成了中国自主研发的芯片。这种诈骗行为实际上已经涉嫌犯罪,但是陈进并没有因此被追究法律责任。

 

何况核心技术又不是只有芯片。还有很多核心技术中国都没有掌握,也不可能全都掌握,是不是就要一直受制于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掌握所有的核心技术,美国也不能。在全球化的时代,没有掌握某种核心技术并没那么可怕,因为可以通过贸易互通有无,而这更离不开诚信,否则失信于人,别人就不愿再跟你做生意。所以说,掌握核心技术不如先讲诚信。

 

2018.4.23.

 

象棋是中国人发明的吗?

2018年3月18日星期日

一般人都知道象棋分国际象棋和中国象棋,有些人还知道日本有一种将棋很像象棋。其实世界上很多国家、地区都有类似象棋的游戏,其鼻祖是印度象棋,叫“四队棋”(音译“恰图兰卡”),指战车、象兵、骑兵、步兵四支军队。印度象棋在大约公元6世纪时传入波斯,在8~9世纪时波斯象棋经阿拉伯传入欧洲,在15世纪末定型成为今天的国际象棋。这有大量的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物为证。

 

但很多中国人认为中国象棋是例外。如果你在网上查看中国象棋史的资料,会发现几乎都认为中国象棋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的,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但是中国象棋和印度象棋太像了:都以杀死对方的将(王)为目的,对方的将要被吃的时候都喊“将”(波斯象棋喊shah,意思是“王”),对方的将被擒获了都喊“将死”(波斯象棋喊shah mat,意思是“王死”);车都走直线,都是威力最强的棋子(到15世纪末国际象棋的后才演变成最强的棋子,在那之前国际象棋的后——印度象棋中的大臣——只能斜走一格);马都走日;象都走斜线,而且都只能走两格(国际象棋的象的走法是后来才不受格数限制的);士和大臣都只能斜走一格;兵都是最弱的棋子,都属数量最多而且不能后退。如此多的雷同,如果说是各自独立发明的,概率太低。

 

于是有的人干脆认为中国象棋才是所有象棋的鼻祖,例如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李约瑟,就认为只有中国人才能根据阴阳五行发明象棋,然后传入印度。美国也有一名姓李的统计系华裔教授,写了一本书论证象棋是韩信发明的,之后才传遍全世界。但是他们这些说法都只是想当然,没有任何文献、文物作为证据支持。之所以有人把象棋的发明跟韩信扯上,是因为现在的中国象棋盘通常写着“楚河汉界”,让人以为是在演绎楚汉相争。其实根据以收藏中国象棋古棋谱闻名的藏书家刘国斌考证,“楚河汉界”这四个字是1920~1930年代才出现在中国象棋棋盘的。

 

印度象棋和中国象棋究竟谁是鼻祖,取决于谁先谁后。波斯文献首次提到象棋(讲了印度人发明象棋的故事)是在波斯萨珊王朝库思老一世在位时(531年-579年在位),这个时候中国是南北朝。中国有没有比这更早的象棋文献呢?

 

在唐朝之前的文献中,只有三处提到象棋:

 

一、《楚辞·招魂》:“菎蔽象棋,有六博些。分曹并进,遒相迫些。成枭而牟,呼五白些。”王逸注:“以菎蔽作箸,象牙为棋。”有的人据此认为象棋是在战国时期发明的。实际上根据这段诗的上下文和王逸的注可知,它说的是一种叫六博的博弈游戏,象棋指的是象牙做的六博棋子,而不是后来说的象棋。

 

二、西汉刘向《说苑》:“燕则斗象棋而舞郑女,激楚之切风,练色以淫目,流声以虞耳。”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最流行的棋是围棋(称为“弈”)和六博(称为“博”)。围棋作为智力游戏备受推崇,赌运气的六博则形象不佳,君子不屑玩,《孔子家语》:“哀公问孔子曰:吾闻君子不博,有之?孔子曰:有之,为其兼行恶道也。”《说苑》没有说明“象棋”是什么棋,但是因为是作为负面典型提出来的,而且用了“斗”字,应该指的也是六博,所谓象棋也是指的象牙做的六博棋子。

 

三、后汉蔡邕《弹棋赋》:“荣华灼烁,蕚不韡韡,于是列象棋,雕华丽,……”从篇名可知,这里说的是另一种博弈游戏弹棋,象棋指的是象牙做的弹棋棋子。

 

总之,唐之前说的“象棋”都是指象牙做的棋子。出土文物也证明了这一点。长沙马王堆三号西汉墓出土一套完整的六博棋具,墓中记录随葬物品的清单(称为“遣策”)是这么记录这套博具的:“博一具,博局一,象棋十二,象直食其廿,象笄()三十,象割刀一,象削一,象□□□□。”出土的除了一副棋盘,还有12颗大象牙棋子,20颗小象牙棋子,和记录的相符。

 

南北朝时周武帝造“象戏”,有的人因此说象棋是周武帝发明的,这也是牵强附会。“象戏”早已失传,但当时留下了三篇文献:王褒《象经序》、庾信《象戏赋》和《进象经赋表》。从这三篇文献看,周武帝的“象戏”是一种演绎天文、地理、阴阳、时令、算数、律吕、八卦、忠孝、君臣、文武、礼仪、观德的包罗万象、无比复杂的游戏,跟后世的象棋除了碰巧都有一个“象”字,没有任何关系。这种“象戏”在唐太宗时已经失传,没人知道怎么玩了(唐·吕才《因明注解立破义图》:“又闻生平未见太玄,诏问须臾即解。由来不窥象戏,试造旬日复成。”)。

 

象棋和围棋一样都是文人喜欢的智力游戏,但在唐朝之前文人吟咏过围棋和其他博弈游戏,从没人吟咏象棋。唐初编撰的类书《艺文类聚》囊括了唐朝之前的文学作品,其中关于围棋有20则,弹棋有9则,六博有8则,樗蒲有4则,投壶有7则,塞戏有6则,藏钩有3则,周武帝象戏有3则,却没有一则是关于象棋的。其他文献提到各种博弈游戏的就更多了,例如光是《世说新语》提到围棋的,就至少有十处。

 

如果象棋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发明,这一千多年间竟然没有人在史书、文学作品中提到它,却反复提到比它更不好玩的各种博弈游戏,岂不是怪事?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在唐朝之前,是不存在象棋这种游戏的。

 

第一个吟咏象棋的是白居易,其《和春深二十首》写到:“何处春深好,春深博弈家。一先争破眼,六聚斗成花。鼓应投壶马,兵冲象戏车。弹棋局上事,最妙是长斜。”这首诗提到了围棋、投壶、象戏、弹棋、双陆五种博弈游戏(此时六博已失传),其中“兵冲象戏车”显然指的是象棋,只不过当时称为象戏。这句诗的意思是“象戏中兵冲向车”。这像是在描述印度象棋。印度象棋开局一般都要先让兵往前冲,其他子才能出动,而且兵可以互相保护,所以容易出现兵冲向车。中国象棋是炮、马、车先行,兵相对安静,没那么“冲”,而且兵不能相互保护,难以出现兵冲车这种情形。

 

唐代文献还有两处提到象棋,都见于牛僧孺编撰的唐代传奇小说集《玄怪录》。其中《巴卭人》提到有两个仙人在橘子里面“相对象戏”,除了说它可以用来对赌,对象戏没有具体描述。还有一篇《岑顺》,说有一个叫岑顺的人在山中独居时参与了一场战斗,立了大功:

 

“其东壁下是天那军,西壁下金象军,部后各定。军师进曰:‘天马斜飞度三止,上将横行系四方。辎车直入无回翔,六甲次第不乖行。’王曰:‘善。’于是鼓之,两军俱有一马,斜去三尺止。又鼓之,各有一步卒,横行一尺。又鼓之,车进。如是鼓渐急而各出,物包矢石乱交。须臾之间,天那军大败奔溃,杀伤涂地。”

 

从此以后岑顺中了邪,亲戚把他灌醉后得知秘密,就挖掘其住宅,挖出一个古墓,“墓有砖堂,其盟器悉多,甲胄数百,前有金床戏局,列马满枰,皆金铜成形,其干戈之事备矣。乃悟军师之词,乃象戏行马之势也。”把墓烧了,他病就好了。

 

原来岑顺是在梦里下了一盘“象戏”。这盘棋棋子有王、军师、天马、上将、辎车、六甲,分别对应的是印度象棋中的王、大臣、马、象、车、兵。棋子“皆金铜成形”,即用金铜制作象形的棋子,这也是印度象棋子的特点,中国象棋众所周知都一概是圆形的。这些棋子的下法也更接近印度象棋。它说马的下法是:“天马斜飞度三止”、“斜去三尺止”。如果以一个象棋格子为一尺,中国象棋的马走的是“日”字对角的两个点,跨了两格,而印度象棋的马走的是对角的两个格子,距离大致等于跨了三格,所以是“天马斜飞度三止”、“斜去三尺止”。印度象棋讲究兵要按次序合作,所谓“六甲次第不乖行”,而中国象棋的兵是分离的。

 

可见,牛僧孺和白居易描述的都是印度象棋。唐代文献浩如烟海,但只有这三个地方提到了象棋,而提到其他博弈游戏的则非常多,说明当时象棋在中国并不流行,原因很可能是因为象棋刚从波斯传入,还没有本土化,没能被广为接受,就像国际象棋风靡全球,在中国至今没有什么人下。

 

到了宋朝,象棋完成了本土化:受围棋影响,象棋棋子由走格子变成走交点;象形立体棋子变成了圆棋子;王变成了将,因为中国的帝王一般是不亲自作战的;增加了砲——指的是利用杠杆原理投掷石头的掷石机,不是火炮。象棋完成本土化后,很快就变成了流行的博弈游戏,流行程度甚至逐渐超过围棋,其他博弈游戏则惨遭淘汰。宋代提到象棋的文学作品、历史文献非常多,出土的宋代象棋子也非常多。

 

但是象棋即便实现了本土化,仍然残留着印度象棋的痕迹。例如将。王虽然改叫了将(宋之后红方的将又成了“帅”),但仍然保留着一些王的特点:它活动的区域被称为“九宫”,显然是王而不是将军住所;它的战斗力和王一样弱,而在中国人心目中将军本来应该是战斗力很强的;双方的将之间不能没有棋子阻挡,称为“王不见王”,还是把将当成了王的化身。又如象。出土的宋朝象棋子有的在背面画有图像,棋子象的正面写着“象”,反面画着大象。中国中原地区史前有大象,有史以来就没有大象(所谓河南简称“豫”是因为那里有大象乃是牵强附会。河南简称豫是因为河南古称豫州,豫取安逸之意),即使有也不用大象打仗,象兵是印度和南方少数民族的特色。中国象棋有象,也是印度象棋的残余。后来中国象棋红方的“象”改成“相”,似乎是想去除这个残余,但是又讲不通了:宰相怎么可能去当将军的部下保护将军呢?

 

总结一下:在唐朝之前中国历史文献没有任何关于象棋的记载,更没有象棋文物出土(相反的,有很多其他博弈游戏的唐之前文物出土),提到“象棋”、“象戏”的几条记载都不是关于象棋的。在唐朝开始出现三条关于象棋的记载,但是描述的是印度象棋,说明在唐朝时象棋传入了中国,但是没有流行。象棋在宋朝完成本土化,从宋朝开始关于象棋的记载才大量出现,也出土了很多宋朝象棋子。

 

要掌握这些事实并不难。中国象棋史专家之所以无视这些事实,坚持认为象棋是中国人独立发明的,就像现在还有中国古人类学家坚持认为中国人祖先不是来自非洲而是独立起源一样,都是出于事事要争最早的“民族感情”,怕被人骂不爱国。象棋是由哪个民族的人发明的,和爱不爱国没有关系。国际象棋在欧洲定型并发扬光大,但欧洲人承认国际象棋源于印度象棋、波斯象棋,并没有欧洲人觉得伤了其民族感情、不爱国了。围棋比象棋精巧,是博弈的最高形式,世界公认是中国人发明的,没有争议,这已足以让国人自豪,没有必要什么都想争发明权。

 

2018.3.13.

 

(头条号首发)

 

 

海瑞是不是“回族”?

2017年12月10日星期日

黄仁宇名著《万历十五年》在《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一章中提到海瑞一件轶事:

 

“他的节俭的名声遐迩皆知,据说有一次总督胡宗宪竟然以传播特别消息的口吻告诉别人,说海瑞替母亲做寿,大开宴席,竟然买了两斤猪肉。”

 

最近网上有人发现中华书局在2006年出该书新版时,删掉了这句话里的“猪”字,认为是在避讳“猪肉”,引起一场风波。其实该版编辑写过一篇《我编辑黄仁宇作品的体会》,说明他为什么要做删改:

 

“海瑞为回族人,他为母贺寿,《明史》本传言‘市肉二斤’,而老版误为买了两斤猪肉。查英文版原文,黄先生用的是‘pork(猪肉)’一词,看来是他本人误记。这次均予以改正。”

 

《万历十五年》中文版是根据英文版翻译的,但是经过黄仁宇审定,出新版时他已去世,所以这是编辑未经作者同意的擅改。如果编辑认为内容有误,可以加注解说明,而不应该自作主张直接改动原文,这是对作者也是对读者的不尊重。鲁迅文章中也偶有误记,如果让该书编辑去编辑鲁迅文集,难道他也“均予以改正”?

 

如果编辑认为是改正误记而其实不是误记,那就更成问题。编辑删改的理由是认为海瑞为回族人,所以买的肉不可能是猪肉。那么海瑞究竟是不是回族人呢?国内学界的确多认为海瑞是回族(例如《辞海》说海瑞是回族)。但明朝并没有现代的民族概念,我们今天说的回族,大致相当于当时的回回。所以这个问题可以改成:海瑞是不是回回呢?一个人是回回,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他有回回血统,第二,他保持回回的生活方式,特别是信仰伊斯兰教。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如果只有回回血统而不保留回回生活方式,那只能说其祖先是回回,而本人不是。如果信仰伊斯兰教但没有回回血统,也不能算回回,因为在中国境内还有很多族裔也信仰伊斯兰教。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海瑞有没有回回血统?《明史·海瑞传》只是简单地说海瑞是琼山人,没有记载他的家世。海瑞的同乡、侄女婿和门生梁云龙写过一篇《海忠介公行状》,对海瑞的家世是这么说的:

 

“公讳瑞,字汝贤,其上世以来未详。在国初以军功世广州卫指挥某者,隶籍番禺,今为番禺人。洪武十六年,答儿从军海南,著姓于琼,遂为琼山人。不再传而族氏蕃衍,明经纷起,有讳宽者以经行闻,领乡荐,知闽中县事,即公大父也。宽从子澄登,成化十一年进士,为御史。又有讳潣、讳鹏、讳迈,皆举于乡,俱名贤。有讳瀚,系廪生。瀚即公父也。”

 

就是说海瑞的先人明以前的姓名都已不可考,明初有一个不知姓名的先人因为军功当了广州卫指挥,住在番禺,成了番禺人。之后有一个叫答儿的(那个广州卫指挥的儿子?)在洪武十六年(公元1384年)到海南从军,在琼山成为望族,于是成了琼山人。答儿的后代中有一个叫宽,是海瑞的祖父,宽的儿子中有一个叫翰,是海瑞的父亲。

 

所以海瑞先人第一个留下名字的是答儿。梁云龙在介绍海瑞先人时把姓都省略了,加上了就是海答儿。“答儿”不像汉人名字,但海答儿是回回常用名字,是当时对阿拉伯语名字Haydar(意思是“狮子”)的译音。元朝至元年间有一个管课税的叫海答儿:“海答儿等管课程的说,做买卖的是和尚、也里可温每,却不纳税呵。”(《通制条格》卷第二十九)至顺年间有一个回回叫海答儿,官至宣武将军、绍兴路治中(《至顺镇江志》卷十九)。所以这个到琼山定居的海瑞先祖海答儿应是回回,之后跟很多回回一样用名字的第一个字作为汉姓,改姓海。

 

关于海瑞的家世,还有一种更详细的说法,见于海瑚《海氏族谱序》。海瑚据说是海瑞的从兄,这篇序记载他重修海氏族谱的经过。以前的海氏族谱是叔父海澄修的,从海答儿开始,海答儿之前的祖宗姓名族人没人知道了(“族无长老,失记始祖、迁祖之名。”)。后来海瑚北上参加乡试时,寻访到番禺的海氏族人海秀,见到旧谱,于是得知海答儿之前的家世:

 

“盖自南宋时,始祖指挥三公讳俅,由闽而来,占籍于广,娶杨氏,生惠来训导公讳钰。钰生庠士大公讳甫震、二公讳甫云。秀为甫云公后。甫震公生冠带公讳逊之,逊之生答儿公,从军海南,著籍于琼,即始迁祖也。”

 

于是这个族谱在海答儿之前又给海瑞加了四代有名有姓的祖宗。但是这个族谱早已失传(现传的《海氏族谱》是光绪年间重修的),只留下这篇序收在《琼山县志·艺文志》中。

 

如果这个谱系是真的,海瑞的祖先当然不是回回,而是汉人。但这个谱系不可信。按序的落款,写于明嘉靖甲午年(公元1534年),当时海瑞只有20岁,之后海瑞还活了53岁,又是整个家族最德高望重的,不可能没见过这个新修家谱。如果真有这份家谱,他就不可能不知道海答儿之前的祖先名字,那么梁云龙也就会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梁云龙和海瑞的关系非同小可,他自称之所以要给海瑞写行状,是因为:“不佞龙忝在戚末,事左右最久,亲炙最真。”说自己虽然是海瑞亲戚中最差的(这个是自谦,其实是海瑞亲戚中地位最高的,当过巡抚),但是跟随海瑞最久,受到的教导最真切,所以敢给海瑞写行状(所谓“行状”,就是亲友写的死者生平,提供给官方写传记用的)。海瑞很可能生前已托付他给自己写行状,那样的话当然会向他详细介绍自己的家世。但梁云龙对海瑞祖、父辈、妻妾、子女介绍甚详,如数家珍,对海答儿之前的海瑞先人却只说“未详”,合理的解释就是海瑞自己也“未祥”,当时不存在海瑚发现的那个谱系。

 

而且这个谱系自身也很奇怪。按它的说法,海答儿之前的祖先分别叫俅、钰、甫震、逊之,这些都是很文雅的汉人名字,但是之后却突然冒出了“答儿”这个不伦不类的外族色彩浓厚的名字出来。有人说答儿在海南方言里是三儿的意思,元代庶民没有名字,用家族排行叫的。但是海答儿的父亲也是元代庶民吧,为什么却有“逊之”这个名字呢?

 

最合理的解释是这一串海氏祖宗的文雅名字都是后人在修家谱时编造的。中国人修家谱为了显得自己的家族传承源远流长,本来就喜欢乱编造祖宗,所以越修越离谱,光绪年间重修的《海氏家谱》竟然把自己的祖先追溯到春秋战国了。可惜海答儿名字写在《海忠介公行状》里,没法改了,只能让他的名字突兀地放在祖宗名单中,反而突显了他之前那些祖宗名字都是后人编造的。

 

如果编造者是海瑚,那么显然他编造完了没有公开,所以海瑞不知道。但是更可能是海氏在出了海瑞这个大名人之后修家谱时,假托海瑚写了一篇序来编造祖宗谱系。这篇《海氏族谱序》最早见于《琼山县志》,而《琼山县志》是清朝咸丰年间才编的,可能就是摘自海瑞之后才修的《海氏族谱》。

 

总之,海瑞最早的祖先可考的只有海答儿,而海答儿是回回,所以海瑞有回回血统。但是祖先是回回,不等于海瑞也是回回。他是不是回回,首先要看他是不是穆斯林。海瑞的所有著述、言行都表明他信仰的是儒学,而不是伊斯兰教。在他留下的文字中,没有任何他信仰伊斯兰教的信息,证明不了他是穆斯林。当然,这也证明不了他不是穆斯林。也许他是暗地里信伊斯兰教不愿张扬呢?

 

要证明他不是穆斯林,要看他有没有与穆斯林相违背的言行。最直接的证据,就是他吃不吃猪肉?这就回到开头的海瑞买肉风波了。《明史·海瑞传》是这么说的:

 

“迁淳安知县,布袍脱粟,令老仆艺蔬自给。总督胡宗宪尝语人曰:‘昨闻海令为母寿,市肉二斤矣。’”

 

原文只说“市肉二斤”,没具体说是什么肉。中华书局编辑先入为主地认为海瑞是回族,所以认为海瑞买的不是猪肉。但是在中国自古以来最常见的肉就是猪肉,没有明说买什么肉,指的就是猪肉,如果买的是羊肉、牛肉,都会具体指出以免误会。何况淳安属浙江,以前羊肉很少或没有,而《大明律》禁止杀牛,虽然屡禁不绝,但是即使有牛肉黑市,海瑞身为刻板的县令,也不会去买。如果他买的竟是牛肉,知法犯法,更值得大书特书了。所以可以肯定海瑞买的是猪肉,黄仁宇并没有错。

 

但是这是胡宗宪听人说的,也许是误传呢?或者,海瑞只是买给母亲吃(海瑞母亲姓谢,无疑是汉人)自己不吃呢?所以我们还需要找到海瑞说自己吃猪肉的证据。海瑞当应天十府的巡抚时,颁发了《督抚条约》,告诉众人应该怎样招待他。其中一条是:

 

“本院到处下程,止鸡、肉、鱼、小瓶酒等件,不用鹅及金酒。”

 

应天十府属于江南,基本不吃羊肉。海瑞也不会让人违法杀牛来招待他。鸡和鱼都提到了。所以他这里的肉,也只能是指猪肉。这就证明了海瑞自己是公开吃猪肉的,而且还喝酒,这也是伊斯兰教规不允许的。所以海瑞不是穆斯林,虽然祖宗是回回,但是由于一代代与汉人通婚,其回回血统已经很淡薄,而在文化上他已经完全汉化,是汉人了,是不会认为自己是回回的。我们不能因为他有一个祖先是回回,就非要让他也当他自己不认的回回。海氏后人显然也不会认为自己是回回,所以才会编造家谱想要证明自己的祖先都是汉人。

 

2017.11.30.

 

(头条号首发)

 

重返象牙塔

2017年6月15日星期四

我于1995年年底在密歇根州立大学(MSU)毕业后,第二年由于大学同班同学在密歇根的森林里聚会,顺道回了一趟母校,此后的二十一年就未再有这样的机会。我的导师今年5月退休,学生们相约在6月初给他举办一次退休晚会,于是我又借机回校了。

 

1990年我准备到美国留学时,MSU并不是第一选择。录取我的学校中我的第一选择是布朗大学。但是那一年教委发布新的留学政策,故意刁难,护照没能及时办下来,布朗大学校方答复不能推迟入学,只好放弃了。给我全额奖学金的还有MSU、匹兹堡大学、塔夫茨大学、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都很通情达理地允许推迟到第二年冬季入学,反而不知道该选择哪一所好。那时候可不像现在可以在网上狂搜一番信息,可资参考的只有申请入学时校方寄来的宣传册,还有一本外文书店影印的、台湾出的美国大学专业排名,里面生化专业的排名MSU居然进了前十名,也不知是谁评的、哪个年代的事。写信向已在匹兹堡大学就读两年的学姐请教,回信也是含糊其辞:这些学校都差不多,去哪一所都不错。2006年,《MSU校友杂志》(MSU Alumni Magazine)采访我,问我为什么最终选择到MSU,我回答说:“因为它的分子和细胞生物学很强。而且,宣传册上的校园风景照看上去很吸引人。MSU对我来说就是一座象牙塔。我在MSU的5年度过了我一生最美好的时光。”

 

现在重返校园,依然觉得校园比风景照更美。本科生已经放假,空荡荡的校园变成了一个大公园。红杉河(Red Cedar River)穿越校园,把校园分成了两半,一边是实验室、教室、宿舍、体育场,一边是行政楼、图书馆、国际中心、活动中心(Union)、书店,河流成了校园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上学时经常要穿越,从不同的桥梁经过,风光也不同。但我现在看到的风光,和二十多年前看到的并没有什么差别。行政楼前河边草地上,还是一群群野鸭、大雁、松鼠在或坐或躺的学生们之间穿梭、讨食,被养得胖乎乎的。作为学校象征的钟楼、斯巴达人像、图书馆、橄榄球场、篮球馆还是那个样子,我当年工作过的生化大楼,住过的欧文研究生公寓、斯巴达村,玩过的沃顿表演中心、月季园、园艺系展览花园、树木园、森林,消费过的冰淇淋店(有40多种口味)、学生书店、北京快餐、花生酒桶酒吧、塔可钟墨西哥快餐店、麦当劳(和别的麦当劳不同,墙壁涂成了绿色和白色——MSU的代表色),也都还在。中国人口头上爱讲文化传统,中国大学更喜欢乱拜祖宗硬把自己搞成百年老校甚至千年学府,而实际上中国大学对历史传承的重视还远不如美国大学。中国大学的校园,几年不去就面貌全非了,不能像现在这样,走在熟悉的道路上,看着熟悉的景象,仿佛回到了二十多年前,不至于让自己成为陌生人。变化当然也有。最大的变化是新建了一个现代美术馆,回旋加速器也正在大幅度扩建。还有一些小的变化,例如生化系改叫了生化与分子生物学系,系里的教授只有几个还认识,原来的实验室也早已易主——不过实验室里我使用过的实验台、通风橱、黑板,甚至挂钟,都还没换。我正在当年日夜奋战的实验台前感慨,在实验室里干活的一个中国留学生认出我来,过来和“师兄”合影,其实我们并非一个导师,而且相差一代了。

 

我们这一代留学生初到美国时感受到的巨大反差,是现在的留学生难以理解的。首先是财务的自由。说一个学生有财务自由似乎很可笑,但是要知道我在国内上大学时父母一个月给的生活费是40~80元人民币(刚入学时是40元,毕业时因物价上涨也跟着涨到80元人民币),每一顿饭菜都要精打细算,而MSU给的奖学金扣除了学费后,一个月拿到手还有一千美元,这百倍的差距,让人顿时有了成为大富豪的幻觉,至少生活有了基本保障,不用再担心吃了这顿没下顿了。由于中美有税法协议,中国留学生的奖学金不用交所得税,手头比美国学生还宽裕。其次是思想的自由。国内上学时前三年要上政治课,虽然大部分都逃掉了,但是考试是逃不掉的,而每周半天的政治学习也是逃不了的。毕业那年因情况特殊更是集中学习、检讨、交代思想根源。到了美国,自然没有人要控制你的思想、言论。在MSU读书期间互联网兴起,我开始在网上发言、建网站,从不用担心会被FBI请喝茶。第三是生活的自由。单身一人在海外,没有养家糊口的压力,没有七大姑八大姨的骚扰,学校里的人际关系简单,特别是在一个只有几个人的小实验室,没有竞争,其乐融融。博士生课程轻松,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实验室,而且可以自己安排作息,中午才去实验室,待到半夜离开,生化实验通常有两三小时等待时间,还可乘机去图书馆翻阅藏书、学校电影院看电影、沃顿中心听音乐会,日子过得逍遥自在。

 

有这三大自由,所以我认为在MSU的5年度过了我一生最美好的时光。当然这段时光并不是用来享受的。我的学术训练在那5年开始和完成。在导师退休晚会上,每个学生送给导师一段话,我写的是:“我刚到美国的时候,虽然毕业于中国一所顶尖大学,但对科学的性质几乎一无所知。是扎克言传身教地教我什么是科学和怎么做研究。帮助中国公众理解科学现在成了我的工作,因此在美国一个实验室点燃的火炬已传到了中国。扎克是一个激励人心的导师!”(When I came to the US, although graduating from a top university of China, I knew little about the nature of science. It was Zach that taught me what science is and how research works, both by his words and actions. Now it has become my job to help the Chinese public to understand science, so the torch, ignited in an American lab, has been passed to China. Zach is such an inspiring mentor!)

 

这么说并非夸张。在中国科技大学的五年,在课堂上学了很多科学知识,受到了数理思维训练,所以我们戏称之为南七技校(南七是中国科大所在的地名),但并没有受到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的教育和训练,反而受到了伪科学思潮的影响。上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中国高校普遍迷信“特异功能”,中国科大是重灾区:不少教师、包括著名教授沉迷于研究特异功能,有一届的全国特异功能大会就是在中国科大召开的;校园里常有“大师”来办班教气功,甚至还在大礼堂做“带功报告”,把台下众多师生催眠得手舞足蹈。在这样的氛围中,我在低年级时也是很相信特异功能、气功的,到高年级时不信了,成了少数的怀疑派,那也是自学的结果(主要是看了国外一些科学哲学著作和否定神秘现象的研究),跟学校教育没有关系。现在国内高校的情形要比当时好,但也未必有根本的改观。在我离开中国科大以后,那里还出了一个信佛的校长,宣扬量子力学验证了佛学,其名言是:“科学家千辛万苦爬到山顶时,佛学大师已经在此等候多时了!”这几天这个前校长又在讲“禅定”、“体验真气”、“打通中脉”、“神经元细胞每分钟更换一百万个”,有这种反科学的科技大学校长,怎么指望学生懂科学呢?

 

我到了美国以后,从导师那里学会了怎么设计对照实验、控制实验变量、分析实验结果、提出假说和模型,才对科学、科研的实质有了深刻的理解和切身的体验;每周一次的实验室会议,更是一次批判性思维锻炼。这就是小实验室的好处,几乎天天与导师有交流、受熏陶,有时他甚至还手把手教我做实验。系里每周还有一次报告会,主要是请校外教授来讲,在开阔眼界的同时,也体会到了在国内难以想像的学术自由和平等。偶尔会有诺贝尔奖获得者到系里做报告,从没觉得他们高高在上,他们讲完了一样有听众举手提出疑问。不像现在,经常见到国外诺贝尔奖获得者成群结队去中国大学捞钱,享受着师生们天神般的崇拜。

 

我以前曾经说过,中国大学现在像公司,我们那个时候则像集中营。在集中营里生活,和朝夕相处的同学们有感情,对学校则没有,从没想过要特地回去看看,去了也只会觉得那是个陌生的地方。美国大学则是象牙塔,在走向社会,饱经沧桑之后,象牙塔里的生活更让人怀念,虽然那种纯洁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在心中却显得越来越神圣。

 

2017.6.9.

 

附:2006年《MSU校友杂志》的采访

 

斯巴达人简介(注:斯巴达人为密歇根州立大学象征)

 

方是民:学术道德警察

 

《MSU校友杂志》(MSU Alumni Magazine)2006年秋季刊

 

中国高等教育已被伪科学、造假和不端行为所困扰,直到有一位密歇根州立大学(MSU)校友决定对此做一点事情。2000年,在圣地亚哥生活的1995年博士方是民开始在其有关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网站新语丝上揭露肇事者。这个网站逐渐成为了为学术道德而战的旗舰,并受到媒体的广泛报道,其中包括国际期刊《科学》和《自然》。“因为许多中国报刊都上网了,我能够轻易地获得中国的信息,”以方舟子为笔名的方解释说,“我们至今已揭露了500多起案例。我想形势正在好转。”在这些案例中,包括教授伪造履历,窃取别人的研究成果,剽窃文章和书籍,有些还捏造研究成果。起初中国官方对此反应缓慢,反而去屏蔽是民的网站。“但是现在中国政府至少承认确实有问题……并发布了几项规章,”目前在北京担任科学作家和专栏作家的是民评论说。是民出生于福建省沿海小城云霄,毕业于安徽合肥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USTC)。该校当时有个绰号叫“美国培训中心”(United States Training Center),因为其毕业生毕业后将到美国深造。于是,是民选择了MSU,因为它的分子和细胞生物学很强。“而且,宣传册上的校园风景照看上去很吸引人。”他补充说,“MSU对我来说就是一座象牙塔。我在MSU的5年度过了我一生最美好的时光。我的导师扎卡里·伯顿博士是个好老师、好朋友。”他和同学王朝晖一起在MSU创建了中文诗歌小组。1995年,MSU音乐博士生加里·纳什为是民的一首诗《最后的恋曲》谱曲。“我的朋友罗舒冬在她的毕业演唱会上演唱了这首歌,”是民回忆说,“那是我在MSU最感自豪的一刻。”

 

SPARTAN PROFILES

FANG SHI-MIN: ACADEMIC INTEGRITY COP

 

Fall 2006 MSU Alumni Magazine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has been beset by pseudoscience, fraud and misconduct, until an MSU alumnus decided to do something about it. Fang Shi-Min, Ph. D. ’95, living in San Diego in 2000, began exposing the offenders in his personal web site about Chinese culture and literature, New Threads (xys.org). The site eventually became the flagship in the fight for academic integrity and received widespread coverage from the media, including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s Science and Nature. “I could easily get information from China because many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were online,” explains Fang, who used the pseudonym Fang Zhouzi. “We have exposed more than 500 cases so far. I think the situation is getting better.” Among them were professors who falsified resumes, who claimed credit for research they did not conduct, who plagiarized articles and books, and in some cases, who faked research. At first Chinese officials were slow to react, choosing instead to block Shi-Ming’s web site. “But n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t least admits there are problems . . . and has issued several regulations,” notes Shi-Ming, currently working in Beijing as a science writer and columnist. A native of Yunxiao, a coastal town in Fujian Province, Shi-Ming graduated from the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USTC), Hefei, Anhui Province, a school that was nicknamed “United States Training Center” because graduates pursued further degrees in the U.S. Accordingly, Shi-Ming chose MSU because of its strength in molecular and cell biology. “Also, the pictures of campus scenery in the brochures looked very attractive.” He adds,“MSU is an ivory tower to me. My five-year stay at MSU was the best time in my life. My mentor, Dr. Zachary Burton, is a good teacher and friend.” He and fellow student Zhaohui Wang co-founded a Chinese Poetry Group. In 1995, Gary Nash, a doctoral music student at MSU, composed a song based on one of his poems, The Last Love Song. “It was sung by my friend Shudong Luo at her graduation recital,” recalls Shi-Ming.“That’s one of my proudest moments at MS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