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博客

我先说一下新发现的几条证据，进一步证明“仇英”《江南春图》是伪作。上海博物馆收藏了据称是明朝大画家沈周的“江南春”题跋，有人贴了出来（我未在上海博物馆网站找到）。跟《江南春图》后面沈周的跋放在一起对比，可以看出是临摹的。我仔细比了一下，跋语几乎一模一样，有改动的地方就是之前提到过的，沈周的跋语里有一句“不觉又及三和”（上海博物馆的藏品的确是这么写的），但是由于《江南春图》的作假者偷懒，少临摹了沈周的两首和诗，所以就把那一句话改成了“不觉又及一和”，就不通了。

上博的藏品沈周的跋上面盖了三个章，《江南春图》的作假者也偷懒，只仿刻了两个章。但是对比可以发现，仿刻的章还是能够看出跟原章有差别的。最明显的是最上面那个章的右上方，那个“启”字，原章是一撇，而仿刻的章变成了一横。这就证明了这个章是假的。所以要临摹、模仿别人的笔迹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只要写得差不多，不用一模一样，但是要仿刻章就比较难了，因为必须一模一样，不能有任何不同。

我再举一个例子，这也是我新发现的。《江南春图》后面有王宠的两个章，我把原章找到了，放在一起对比也能够很明显地看出区别来。最明显的是“吉”字，原章下面的“口”比较大，仿刻的章变小了。所以这就是我上次说的，去对比印章是能够发现作假的一个比较客观的方法。

我上次还说，如果从画里能够看出不合常理的地方，那么也能够证明是假画。我就又发现了一个例子。《江南春图》画的大门没有门环，但是原图是有门环的，从那幅伪托唐寅《春游图》就可以看出来是有门环的，但是临摹的人把门环画丢了。如果是原作者的话，是不可能画了大门忘了画门环，只有去抄别人的图才会出现这种低级的错误。

我上次提到，南京博物院的前院长徐湖平现在成了众矢之的。我查了他的简历，觉得很奇怪，这个人没有文化，怎么会去干这种文化人的工作呢？他只有高中文凭，高中毕业之后没上大学，去当兵当工人，后来居然就逐步成为了南京博物院院长。可见这个人是有背景的。

我看到网上有人说，这个人是个红二代，他爸是老红军。对于网上的这种传言不能轻信，网民们喜欢牵强附会，同一个姓的人就会说成是父子关系、祖孙关系。不过我找到了徐湖平以前接受采访的视频，介绍自己，说他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湖南平江，因为他爸叫徐志明，是湖南平江人，曾经参加过彭德怀平江起义。

很容易找到徐志明是何许人也。他在1928年参加彭德怀平江起义，当了老红军。在抗战期间当了新四军的军官。皖南事变时，是新四军新一团政治部副主任。后来当了新四军的团长。建国之后，当过南京市政府机关党委书记、人事处处长、房管局局长，都是肥缺。最后当到了江苏省交通厅副厅长才退休。所以徐湖平的确是红二代，是老红军的后代，那么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个没文化的人居然能够当上博物院院长。

网民们吹捧另一个南京博物院前院长姚迁，来跟徐湖平做对比，将姚迁吹捧成是一个刚正不阿的人。我查了姚迁的简历，其实他跟徐湖平一样，也没啥文化，也是只上过中学，不过比徐湖平更早，是建国之前四十年代就已经中学毕业，没有上大学，而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了小学教师。建国之后，中学毕业的在共产党里就算是有文化的了，所以就去管地方教育文化工作。在1962年调到了南京博物院当副院长。过了两年，院长自杀，姚迁从副院长变成了院长。然后就是文化大革命，博物馆的工作也就停顿了。

一直等到文革结束，1979年他突然开始发表论文了。以前他从来没有发表过论文，但是改革开放了，要有文化有学术，所以就开始发表论文。而且从1979年到1982年，短短的几年内发表了二十多篇论文。

这个人没有文化，根本就做不了学术研究，怎么短短的几年就发表了那么多篇论文呢？显然有问题，就是利用自己是院长去侵吞别人的学术成果，要求在论文上挂名。其中有一个研究员不乐意了。他有六篇论文都被迫挂院长的名字。这个人从1982年开始举报姚迁，1984年《光明日报》发了报道，揭露姚迁利用权力侵吞别人的学术成果。

当时《光明日报》的影响力很大，报道出来，姚迁居然自杀了。这一死，引起了轰动。他在南京毕竟当了那么多年的博物院院长，也有一帮作家朋友，包括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和著名作家高晓声。这些人找记者写内参为姚迁鸣冤。内参被总书记胡耀邦看到了。当时胡耀邦正在抓为知识分子平反，要拉拢知识分子，看到内参后批示说对知识分子要宽容，不要制造新的冤假错案。并命令中纪委去调查。但是胡耀邦已经对这个事件定了性，认定了是冤假错案，中纪委的调查结果当然也就认为姚迁是被冤枉的，就为他平反了。

冯其庸后来写文章说，为什么姚迁会被陷害呢？因为这个人很正直。江苏省省委的一些老同志喜欢从南京博物院借文物看，借了之后就不还。但是姚迁老去找他们讨，引起了这些省委老同志的不满，就去诬告他。

这些老同志如果真的很有权势，能够从博物馆、博物院把文物拿回家里，权势大到这种程度，哪里用得着去走向报社举报这条路？何况举报的人就是姚迁的论文合写人，写了六篇论文，按他的说法，那六篇论文跟姚迁没啥关系，就是挂名的。但是因为现在冯其庸的说法都被翻出来了，姚迁就成了刚正不阿的典型，成了是以死来明志，来跟倒卖文物的徐湖平做对比，要打一个人，得捧另外一个人。

我刚才提到姚迁的前任也是自杀的。她叫曾昭燏，1964年自杀。她真正是一个文化人，曾在伦敦大学留学学考古，后来回国，一直从事考古工作，在民国时候已经是著名的考古学家。她还有一个很著名的哥哥，著名化学家曾昭抡，我以前在批刘道玉的时候提到过。

曾昭燏一直在南京博物院工作，以前叫中央博物院，是国民党政府的头号博物院。建国之后中央博物院改叫南京博物院，曾昭燏当了副院长。实际上是她在主持业务工作，因为院长是共产党派来接管博物院的南下干部，不是专业人士，就是来政治上把关的。过了几年党觉得曾昭燏政治上还是可靠的，就让她当了院长。但是很不幸的是，到1964年，曾昭燏得了抑郁症。那个时候对抑郁症没有很好的治疗办法，虽然她到疗养院住了几个月，没啥用。几个月后，她到南京灵谷寺跳塔自杀了。

由于南京博物院前后两任院长都自杀了，所以现在网上就出现了阴谋论，说他们两个人之所以自杀都跟庞家的收藏有关，特别是跟仇英《江南春图》有关，是有人想要私吞这幅国宝，这两个比较正直的院长不愿意，最后都被逼得自杀了。还有人说，为了侵吞这幅国宝，有人已经长期布局篡改历史，甚至很早就已经在书里把庞家的历史都给改了。

这种很弱智的阴谋论居然很流行，很多人信了，包括一些自以为很有科学素养的人，也在传这些阴谋论。还有人伪造证据，散布谣言，说他在当时的文物局局长郑振铎的全集里找到了上海文管委写给郑振铎的一封信，说是已经组织了鉴定，仇英的《江南春图》是精品，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所以郑振铎才要求对这幅画非要不可。

郑振铎全集没有这封信，是伪造的。上海文管委当时也不可能专门组织人去鉴定这幅画。庞元济的藏品中珍品太多了，仇英的那幅画即使是真的，在这些藏品里也并不特别重要，不会专门组织人去鉴定它，还要特地向文物局长报告。

郑振铎是因为看了庞元济藏品的目录，知道上海文管委在征集庞家的收藏，才给上海文管委主动写了一封信，说国家文物局明清的画比较缺，就要六幅明朝的画，有三幅是仇英的画，其中包括《江南春图》。但是他本人并没有看过这幅画，哪知道这画的真假、好坏，只是看了目录就点名要了。还因此引起了上海文管委的不满，认为郑振铎是以中央政府来压地方，为此郑振铎还写信去解释。后来文物局也没真要那六幅画，不然也不会捐给了南京博物院。

有人造这种谣言，就是要拔高这幅假画的身价，把水搅浑。对他们来说，真假不重要，政治才重要。在这方面倒是与不学无术的徐湖平有“异曲同工之妙”。徐湖平有一次接受采访说，“中国的书画不要去管它的真假，署谁的名，就是属于谁的，不要去纠缠真假，看的应该是艺术价值；署名傅抱石的画，那就是属于傅抱石的，去纠缠是真是假那是钻牛角尖。”

说这种话的人像是当过博物院院长的人说的吗？更像是一个卖假画的文物贩子说的。文物收藏第一位的、首要的就是鉴别真和假，因为文物的价值的高低首先取决于是真文物还是假文物，怎么能够说不要去纠缠文物的真假呢？

有这种想法的还有的是。这段时间就老有人在我的视频下留言，都在说不要纠缠真假。正是因为中国从上到下，各个领域，不分派别，全都认为真假不重要，不要纠缠真假，正是因为有这种风气，所以中国假货遍地。

2025.12.26.录制

2026.1.18.整理

我上次谈到“仇英”《江南春图》是根据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幅署名唐寅的画《春游图》临摹的，而且临摹得很粗糙。我又仔细看了《春游图》，虽然画得很精美，但也是假的。第一，这幅画只有唐寅的签名，盖了两个章，没有题跋，没有题诗。唐寅跟仇英不一样，仇英没文化，是画工出身的，而唐寅是大才子。他画完画，如果有空白，都要题诗、题跋。第二，我对比了唐寅的其他画的同一款章“唐寅私印”，发现大同小异，但不是同一个章（最明显的区别是“印”的上方少了一横），也就是说这是伪造的。

我以为印第安纳波利斯艺术博物馆到现在还收藏着这幅唐寅的假画，就到他们的网站的数据库去搜了一下，发现这幅画早在2017年就已经被认为是清朝仿作的唐寅画，撤出了收藏，在2022年把它卖掉了，卖给私人。这幅画是当年罗伯兹夫人捐给博物馆的。罗伯兹夫人捐了很多中国古画给印第安纳波利斯艺术博物馆。按照某些中国网民的逻辑，人家捐给博物馆是要收藏的，不能把它卖了，否则算是监守自盗，是不是罗伯兹夫人的后人也可以要求讨回呢？

要鉴定一幅古画是假的，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一些。只要找出一个破绽就可以怀疑它是假的。如果这个破绽特别大，是所谓的铁证，就可以认定是假的。破绽越多，证明力也就越强。但是即使毫无破绽也不能就因此认定它是真的，因为有可能作伪者比较高明，做假做到看不出破绽。所以要证明一幅画是真的，就比较难，比证明是假的要难得多。

但是中国那些古书画鉴定家、鉴定权威，却认为要鉴定一幅古画是真的并不难。他们通常的说法是，传承有序，符合画家风格，画技高超，只有这个画家能够画出来。其实这些都是很主观的，并不能因此就证明一幅画是真的。

我们先说传承有序。基本上是靠两个传承。第一，历史上有记载，甚至有关于这幅画的详细的记载。第二，有收藏者的题跋、盖章。

即使一幅画在前人的书上有记载，甚至有详细的记载（一些明清收藏家喜欢出书画录，详细描述一幅幅画的情况），也不能说明这幅画就是前人看的那幅画，完全有可能是别人根据那幅画临摹，甚至完全就是根据记载伪造出一幅画出来的。

例如，我上次提到南京博物院收藏了庞元济后人捐赠的一幅仇英的名画《捣衣图》很可能是假的，但是清人写的《吴越所见书画录》很详细提到这幅画，它的大小是什么样的，上面有什么人的题诗，盖了什么章，都符合。但是那本书上记载黄姬水的题诗中“染翰”两个字是对的，而现在流传的这幅捣衣图“翰”写错了，变成了“汗”，这是不可能的。那么，就完全有可能是根据原来的那幅画临摹的，画工没有文化写错了。原来那幅画很可能也是假的，因为黄姬水的这首诗在他的文集里没有。

那些收藏家出书画录，介绍他收藏的那些藏品，本来就是假的，甚至可能就是他本人在作假。那么你根据他的记载就没法去认定这幅画就是真的了。至于有收藏者的题跋、盖章，也不能证明一幅画就是真的，那些题跋、盖章有可能也是伪造的，即使题跋、盖章是真的，收藏者也可能看走了眼。当年清宫收藏的书画很多也是赝品。

风格和画技也不能说明问题。认定一个画家有啥风格，本来也是很主观的，而且画家的风格别人是可以模仿、临摹的。认定画技高超也是很主观的。中国画的画技高超不到哪里去，要模仿也很简单、很容易。这就是为什么老干部退休了之后都喜欢去学国画，也画得像模像样的，但是他们就不会去学油画了，那画起来难。所以国画的画技要学容易，对于专业的画工来说，他们就是吃这碗饭的，要临摹、模仿是比较简单的事，只要肯花功夫，要画得再精美都能画出来的。不要说国画了，油画同样是可以临摹可以模仿，中国画家村就是在模仿国外的名画，也可以乱真。

所以这些都是主观的评判，判定画的假是可以有比较客观的评判标准的。我来提出三条评判的标准。

第一，我们可以根据画的内容以及题跋，看有没有历史错误、时代错误，有没有出现后来才有的东西、说法。我前面谈到，辽宁博物馆收藏的镇馆之宝仇英《清明上河图》是假的，因为上面出现了仇英的时代在江南不可能出现的狼筅。这就是时代的错误，就是假的。虽然那幅画也是传承有序，是清宫的收藏，但是即使是清宫也会收藏假的东西，不能说明问题。

我提到《江南春图》后边的那些唱和的诗，用沈周的笔迹写着“江南春词”作为标题，这也是时代的错误，因为沈周唱和的时候叫做“江南春”，当时《江南春》不被当成词，那是后人的说法。

第二，对比印章，看印章是不是假的。一个画家会有很多款印章，但是同一款印章一般来说只有一个。只有在很特殊的情况下，例如原来的印章丢失、损坏了，又很喜欢那一款，就再刻同一款的印章，但这种情况极其罕见。为什么一款印章只能有一个呢？因为之所以要在画上盖印，一个功能是为了认证这幅画的确是他画的，如果同一款印章有两个、更多个，那不添乱吗？就失去了认证的功能了，画家是不可能这么干的。

所以我们把同一个画家用的同一款印章都收集来做对比，有一款印章跟别的同款印章大同小异，那么就是假的。现在做这项工作很容易了，因为这些名画高清大图都上网了，一般的人也可以做对比了。

章如果一模一样也不能说明就是真的。有一些人可以把章刻得一模一样，但是这毕竟是极少数，一般的人是做不到的。现在有电脑、机器要搞出同一款一模一样的章很容易，但是至少这种鉴定方法可以鉴定在有电脑之前就已经收藏的那些藏品。

第三种方法是做碳14同位素鉴定。中国画用的纸、绢、墨，都是生物来源，都含有碳，里面就有碳14同位素，会衰变，测定碳14的量就可以知道这幅画是什么时候画的，误差也就几十年。这种鉴定方法也有它的局限性。如果是画家同时代的赝品，那就没法分辨了。其次，如果是用古代的纸、墨造假，那也没法分辨了。但是这种情况毕竟是很少见的，所以对于绝大多数的古画都是可以通过同位素的鉴定判定真假的。而且需要的量很少，只要几十毫克就可以用来做鉴定，不会对文物造成损坏。

我证明了“仇英”《江南春图》是假的之后，有一些人留言说，这个事件真假不重要，关键是有没有贪腐，要去挖南京博物院的贪腐问题。现在因为这个事件，南京博物院成了舆论的焦点，特别是已经退休的院长徐湖平，成了众矢之的。一名退休员工一直在指控徐湖平倒卖文物，贪污受贿，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借这个风头又出来指控徐湖平。很可能徐湖平就因此被抓了，为了平息舆论把他抛出来。真要挖是很可能会挖出贪腐，甚至倒卖文物的问题，这在中国又不是什么罕见的事，可以说相当普遍。但是即使徐湖平以后被当成了这个事件的罪魁祸首，也不能证明“仇英”《江南春图》就是真的，是假的还是假的。

由于徐湖平成了新闻人物，我去看了一下他的简历，发现他不是一个文化人。他只上过中学，1963年在南京的中学毕业，毕业之后没有去上大学，当了几年兵，在文革期间复员，回了南京到印刷厂当工人。几年之后，还在文革期间，被调到了南京博物院。然后逐步地高升，当了副院长、院长。因为当了南京博物院的副院长、院长，就因此成为了文博专家。但是从他的简历来看，就是一个政工干部、党棍，根本就不是文化人。而文物，特别是书画的收藏鉴定，是文化人的事，怎么能够让一个没什么文化的人去管，当一个著名的博物院的院长？

徐湖平好歹还是中学毕业，马未都是小学没毕业就碰到了文革，然后就上山下乡了，从此就没有再读书，没有上中学，更不要说上大学了。到八十年代，突然摇身一变变成了收藏家，现在也成了一个鉴定大师。马未都比徐湖平更没文化，更不学无术，我以前已经多次揭露过他。

有人可能会说，也可以自学。的确，中国文化，所谓的国学，属于文科，是可以自学的。我关于中国文化、国学的知识就都是自学的。国学没有啥神秘的地方，靠的是博闻强记。一个人记忆力最好的时候就是年轻的时候，徐湖平、马未都他们年轻的时候没有书可看，让他们怎么自学？即使有这方面的兴趣，也没法学。遇到了文革，无书可看，本来不是他们的错，是时代的错。但是本来底子就没打好，没啥文化，却要装文化人，甚至要装成文博大师、鉴定大师，那就是他们的错了。

中国文物，特别是书画的造假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所以在博物馆里，在市面上流传着很多假画。中国鉴定家、鉴定大师、鉴定权威水平不高，鉴定的结果往往也就是添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有客观的标准来鉴定画的真假。

但是中国有特殊的国情，真假的问题往往就变成了政治问题。特别是那些被当成了名画的、国宝的，更不愿意去真正做客观的鉴定了。我以前证明过《千里江山图》明显是假画，应该是清朝的人伪造出来的，建议做同位素鉴定。但是，中国不可能去做鉴定，它已经被当成了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国宝，又因为根据它改编了舞蹈“只此青绿”，变成了中国非常著名的名画，不可能去做鉴定来证明它是假的了。真的是真假不重要，政治才重要了。

2025.12.24.录制

2026.1.16.整理

我上次谈了从历史的事实可以证明署名仇英画的《江南春图》是假的，但是还是有不少人不服，认为那不是铁证。我就针对这幅画本身来讲一讲铁证。我上一次说了这幅画后面的那些唱和其实是根据《江南春词集》抄的，对比《江南春词集》可以证明它是假的。里面有故意篡改的地方，也有无意的错误，这就是造假的铁证。其次，通过对比署名唐寅《春游》，可以知道《江南春图》其实是临摹自该画，而且临摹得很粗糙，这也是造假的铁证。我推测造假者是清末的收藏家顾文彬。最后，我再说一说中国馆藏的仇英的画还有假，包括南京博物院收藏的仇英的真迹也可能是假的。

我看到网友的留言才知道王志安这个连普通的汉字都认不全的半文盲居然也跳出来要为造假者再一次辩护。他说，袁永之是后来才去找了仇英补画的。因为王志安是个半文盲，他根本就看不懂这幅画后面的跋。跋里很清楚地说了这幅画是怎么来的：袁永之手上有沈周唱和倪瓒江南春书法，仇英补画，再拿着沈周的书法和仇英的画去找各个江南名家唱和。王志安的狡辩是说不通的。

其实《江南春图》后面的跋语关于江南春唱和的说法是与历史不符的。江南春唱和跟袁永之没有什么关系。最开始是在弘治年间，许国用收藏了元朝大画家倪瓒写的江南春的手迹，找了江南著名书画家沈周、文征明、祝允明等等，让他们唱和。唱和的发起人不是袁永之，而是许国用。

唱和的时间持续很长。比如说唐伯虎的唱和是在正德年间才写的。文征明有两次唱和，第一次是在弘治年间，第二次是在嘉靖庚寅年，因为那一年他在袁永之那里看到了沈周唱和江南春的手迹，因此怀念老师，写了两首和诗。其他的唱和都跟袁永之没有关系，不是袁永之组织的。袁家跟这些唱和有关的是袁永之的哥哥袁表后来把这些唱和收集起来刻印出版。出版之后，陆陆续续的其他江南的文人也都唱和。一直到了清朝，还有唱和江南春的活动，变成了一个文化现象。

所以从江南春唱和的经过也可以知道《江南春图》是假的。接下来我就针对《江南春图》来证明它是假的，提出一些铁证。

《江南春图》后面的唱和，沈周的诗放在最前面，用沈周笔迹写了标题“江南春词”，这就是造假的一个证据，因为江南春词是后人叫的。当时不叫江南春词，不把倪瓒的《江南春》当成词，而是当成诗。倪瓒本人在将他写的《江南春》收入文集时候，归入七言古诗。沈周总共唱和了四次。他将这些诗收入自己的文集时，标题是《江南春和倪云林先生韵八首》。如果是词的话，应该是四首八阕，但是他写的是八首，说明了他也是把它们当成七古。如果他要提这次唱和活动，只会写《江南春》，不会写《江南春词》。

沈周一开始唱和了一次，后来有一次喝醉了，又连续唱和了三次。在后面的唱和他写了跋，说不知不觉又唱和了三次（“不觉又及三和”）。《江南春图》在抄沈周的这些唱和的时候，按词算的话，抄了第一次的一首，后面本来有三首，但只抄了一首，总共抄了两首。并把跋改成了不知不觉又唱和一次（“不觉又及一和”）。但是其他的跋语都是一模一样的，只是把数目改了。怎么可能沈周写两次几乎一模一样，只是数字有差别的跋语呢？写跋语都是临时写的，不会去照抄的。是造假者照抄沈周写的跋语，改了数字。

而且这么改是不通的。如果只写一首的话就不会说不知不觉地写了一首了，写得多了才会是不知不觉的。其次，沈周写跋语是在感叹，虽然他写了很多首，但是跟倪瓒比起来还是不如。如果他不是一下子又写了三首和诗，而只写了一首的话，总共两首，就不算多了，不会去感叹说写得太多了也还是比不上人家。

文征明的跋语也提到了沈周，说他“凡再四和”，也就是说总共写了四首和诗。那么既然只抄了两首，所以造假者就把这句话给改成了“凡再和”，其他的跋语都是照抄的，同样也存在着写跋语不会去照抄的问题，只能是别人抄的。而且“凡再和”这话是不通的。“凡”就是算，如果只是两和，根本就没必要去算了。因为是四和，才需要来算一下究竟总共有多少。文征明之所以要那么说，也是在感叹沈周有才，一唱和一下子就唱和了四首。

我说《江南春图》后边的那些唱和是从《江南春词集》抄来的，也不完全准确。后边的那个唱和总共有十个人，里边只有七个人的诗是从《江南春词集》抄来的。而且抄的时候出现了错误，有的是漏写了字（例如抄文征明的诗抄漏了一个字，把“逐流萍”抄成“逐萍”），有的是多写了字了（例如抄文征明的跋，在“拾其遗余”前多写了“亦”，让这句话不通了，而后面“聊以”之前少抄了“亦”，应是抄的时候看错行了），有的是前后颠倒了（例如彭年唱和第一句是“惊雷昨夜抽新笋”，抄成“昨夜惊雷抽紫笋”，音韵不协了），那么如果是诗人自己写自己的诗、跋，怎么可能出现错误呢？那是极其罕见的。频繁出现错误，只能说明是抄别人的诗。

有七家唱和是从《江南春词集》抄来的，剩下的那三家呢？有一个是王谷祥。其实王谷祥的和诗在《江南春词集》里头也有，但是《江南春图》后边的王谷祥的诗跟《江南春词集》里的完全不一样。一个是黄姬水，《江南春词集》里没有收他的诗，但是他在自己的文集里收了唱和倪瓒《江南春》。对比《江南春图》后面收的黄姬水的诗，有六句不一样，很可能是传抄的时候出了错误，肯定不是黄姬水本人写的。还有一个是张凤翼。《江南春词集》也未收张凤翼的唱和，但是他在本人文集里收了，完全不一样，是两首完全不同的诗。如果是张凤翼本人写的，怎么会收入文集的完全是不同的一首诗呢？说明那是造假者自己写的。

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艺术博物馆曾经收藏了一幅署名唐寅的《春游》，画在绢上。署名仇英的《江南春图》是画在纸上面的。对比这两幅画，会发现基本上是一样的。那么谁抄谁的？我们看细节的话就会发现署名唐寅的画，画得非常精细、精美。署名仇英的画画得非常粗糙，明显是临摹的，而且临摹得很粗制滥造，就是一个画工被分配到任务，要去按照唐寅的画来再画一幅，就随便画一幅。这也是造假的铁证，而且找到了假画的源头。

这幅假画后面的唱和因为号称都是名家的笔迹，但是我们真的把名家的真迹拿出来，对比签名、印章就会发现有问题。我对比了里面的彭年的签名和印章，发现签名是在试图模仿彭年的签名，章虽然是同一款，却明显不一样。甚至很可能就是描的，根本就不是章。一个人的同一款章是不会有两个的，那样的话就失去了鉴定的意义了。盖章的目的是为了证明这的确是我写的，去弄两个差不多一样的同一款的章干什么呢？那不是更添乱吗？

这幅画肯定是假画，无可置疑。那么是谁造的假呢？这幅画以前都没有人提。第一次提到它是清末大收藏家顾文彬。他收藏了很多书画，还出了一本书《过云楼书画记》，记载、介绍他收藏的书画，其中提到了仇英《江南春图》，对它做了介绍，跟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幅《江南春图》一致。他吹捧这幅画是仇画第一，也就是说在仇英的画当中排第一。但是我刚才说了，如果我们仔细看这幅画的话，会发现它其实画得很粗糙，画工很差，不可能是仇英画的，即使是真画的话，跟仇英的其他画也完全没法比，怎么能说它是仇英的画当中的第一名呢？

所以这就是在肉麻吹捧，就是有目的的，让人觉得很可疑。这幅画的造假方式有真有假，引首陈鎏写的“江南佳丽”四个大字是真迹，把它拼凑到一幅假画，再拼凑假的跋。所以手上要有陈鎏的真迹。而且唱和是模仿那些名家的笔迹，手上也必须有这些名家的笔迹、印章可以模仿。所以顾文彬有造假的条件。也有造假的动机，可以卖。这幅画是由他的孙子卖给了庞元济。

我上次提到现在流传的仇英的画绝大部分都是假的。包括那些被博物馆收藏的，甚至包括被认为是镇馆之宝的仇英的画，也有假。我上次说了辽宁博物馆收藏的仇英《清明上河图》是赝品的一个证据，里面居然出现了狼筅这种由戚继光、戚家军广泛使用、推广的武器。有人说狼筅在戚继光之前已有了，但是那都是在边远的动乱的地区才会使用的。而在仇英的时代，苏州是太平盛世，那个时候是明朝最繁荣的时候，倭乱还没起来，怎么可能在衙门摆着狼筅呢？当时巡检司衙门也还没有固守城池这个职能，是等到倭乱起来，要抗倭，巡检司才多了这个职能，才需要用到狼筅这种武器。

除了这个镇馆之宝是假的，别的镇馆之宝也有可能是假的。因为事关南京博物院，所以我也去看了南京博物院收藏的仇英的画。庞元济后人捐给南京博物院的画里有几幅是仇英的画，不只是《江南春图》，其中还有一幅很出名的《捣衣图》，是仕女图，各种画册里经常收，也算是南京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我看了它的题跋，里边有刚才我提到的黄姬水题的诗。第一句是“染翰双题捣数秋”，翰字写错了，写成了汗。翰指的是毛笔，染翰就是毛笔染了墨，要写字了。染翰这个词在诗歌里很常见。黄姬水是明朝著名诗人，怎么可能写染翰把翰字写错写成了汗呢？即使一时写错了，写完了再一查，肯定能够发现错了。题跋是可以改错字的，涂掉了，在旁边再写正确的就好了，就这么一直流传下来，不让人笑话吗？所以从这个错误我认为这个题跋不可能是黄姬水写的，这幅画很可能也是假的。

除此之外，馆藏的被认为是仇英真迹的那些画很多也是假的。我以前说了，仇英因为没有文化，所以他画画没有题跋，签个名盖个章，有时候连签名都没有就盖章。他最喜欢盖的一个章是十洲葫芦章，十洲是他的号，葫芦章就像一个葫芦一样。那些被认为是仇英真迹的画上面的十洲葫芦章，不尽相同，有很多样子，我查了一下至少有10种不同的十洲葫芦章，看上去很像，但是再仔细看的话，其实不是同一个。一个人对于同一款章，要那么多个干什么？一般一款章就是一个，这样才能够证明这是真的章。弄十几个同一款的章，难道是每一次画画的时候就用萝卜刻一个章，盖完了就扔了吗？

我上次说了，即使是所谓的鉴定大师鉴定过的画，认为是真的，也有可能是假的。因为鉴定名家的鉴定都是很主观的，最客观的应该是做同位素的鉴定。有人说不对呀，同位素的鉴定误差好几百年。这都不知道啥时候的知识了。现在最新的碳14同位素的鉴定误差已经可以控制在正负20到25年了。而且用的量很小，几十毫克就可以，不会对文物造成伤害。所以除非是同时代的人伪造的，否则的话，如果是几十年、上百年后的人伪造的书画，完全可以通过同位素鉴定，客观地鉴定出真假。中国为什么不做同位素的鉴定？做的话，会发现很多名画甚至镇馆之宝都是假的了，让这些博物馆还怎么生存呢？让那些鉴定大师的脸往哪搁？

2025.12.22.整理

民国有一个大收藏家叫庞元济，字莱臣，收藏了历代名画上千幅。他在1949年共产党建国前夕去世，遗嘱将这些画分给他的一个儿子和两个孙子。他的这些收藏有一部分卖到了国外，还有一部分在建国之后被政府或者廉价收购或者让捐献。其中有137幅画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由庞元济的一个孙子捐给了南京博物院。

最近在北京要拍卖一幅仇英的画《江南春》，估价8800万元。被发现这幅画就是当初庞元济孙子捐赠给南京博物院的。庞家后人现在起诉南京博物院，要讨回该捐赠。按南京博物院的说法，在1961年和1964年曾经两次对庞家捐赠的这批画做过鉴定，这幅画被认为是伪作，后来在2001年通过江苏文物总店卖掉了，卖了六千多块钱。

这幅画究竟是不是伪作呢？庞家后人当然不承认是伪作，很多人也认为不是伪作，说是南京博物院的人监守自盗。这幅画的确在1961年和1964年两次被鉴定过。1961年那一次由文化部组织了三个专家去鉴定的，1964年由南京博物院的三个专家又鉴定了一次。这些专家都是当时中国古文物鉴定的权威，特别是张珩被认为是鉴定古书画的权威，他说是假的，没人敢说是真的。

但是古书画的鉴定其实是很主观的。我在2022年做过视频、写过文章证明《千里江山图》这幅被当成国宝的画是赝品的时候，已说过，更客观的应该是做同位素鉴定。中国到现在对古书画的鉴定还是不采用同位素方法，可能怕一鉴定，就鉴定出一大批国宝都是赝品。

即使是名家的鉴定也有可能看走眼，毕竟庞元济也是名家，也看走眼。但是我可以证明这幅画的确是假画。因为我对明朝的历史比较熟悉，我可以根据历史来证明这幅画不可能是仇英画的。

这幅画后面有袁表落款写的跋，讲了这幅画的创作经过。里面说袁永之收藏了明朝著名的书画家沈周的书法《江南春词》，被仇英看到了，根据沈周的词补了这幅画。然后袁永之又拿着沈周的书法和仇英的画去找了苏州当地的著名文人，文征明、王宠等等，让他们唱和。这些人纷纷在这幅画的后面也写了题跋跟沈周唱和。

文征明是第一个唱和的，在后面也写了一个跋，说沈周已经下世二十年。文征明题跋还有落款，写明时间是嘉靖庚寅。嘉靖庚寅年是公元1530年。沈周去世是1509年，正是二十年。所以，根据这幅画后面的跋可以认定它是在1530年画的。

但是1530年袁永之在北京当官。他中了进士之后，去兵部当主事，嘉靖九年即1530年，兵部失火，袁永之被抓了关进了大牢，第二年发配湖州卫。所以1530年袁永之在北京坐牢，怎么可能在老家苏州找仇英画画，又找了一大帮的文人唱和？仅从这一点就可以证明，这幅画肯定是假的。

这幅画是假的还有别的佐证。仇英是在1500年左右出生的，在1550年左右去世，仇英死时才五十岁，这是有明确记载的。那么1530年仇英只有三十岁。仇英是苦孩子出身，从小没有读书，就去打工。一开始是做油漆工，大概二十岁的时候，文征明发现他有画画的天赋，开始教他。文征明去北京当官时，又把仇英交给了另一个著名的画家周臣培养。仇英去跟周臣学画画的时候周臣已经年迈，周臣是1535年去世的，1530年的时候，仇英应该还在跟周臣学画。即使仇英已经出师，也还没出名。他是中年之后，三、四十岁了才出名的。袁永之即使从北京逃回去，怎么可能去找一个普通的画工、还在学画的没出名的仇英给沈周补画，然后其他的那些文人要把仇英的画当回事儿，纷纷唱和呢？所以这根本就不合情理。

其次，我还注意到，里边唱和的有张凤翼，他是1527年出生的，也就是说在这帮人唱和的1530年，他才三岁，怎么也在上面唱和？袁永之去世的时候张凤翼才20出头，还没出名，怎么可能找他唱和？

这些文人是有过《江南春》唱和，在当时是很著名的一个事件，后来袁表将它们收集起来出版，叫《江南春词集》。这明显是后人根据出版的《江南春词集》，伪造了这幅画和后面的唱和、题跋。

仇英的画现在传世的号称很多，可能有几百幅。但是可以说绝大部分都是假的。甚至包括那些被著名的博物馆收藏的也有伪造的，也可以从历史事实来证明是假的。比如说辽宁博物馆收藏的仇英《清明上河图》，号称是镇馆之宝，但是是假的，因为那幅画居然画了狼筅这种武器。

那幅画画了一个衙门，插着“固守城池”牌子，摆着狼筅。这种武器是戚继光发明、推广的。戚家军抗倭寇是仇英死后的事了。仇英不可能生前已经画了戚家军的狼筅。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仇英的另一幅画《抗倭图》，那肯定是假的，因为仇英死后才有抗倭这回事。

博物馆收藏了很多仇英的画，市场上有很多仇英的画，绝大部分都是假的。在万历年间一直到清初、清朝中叶，在苏州，画工画假画非常流行，是一大产业。画工最喜欢伪造的就是仇英的画。首先，仇英本人就是画工出身，没有受过教育，没有什么文化，所以他画的画更注重的是技巧。这跟文人画不一样。文人画注重的是意趣，是画外的功夫，但是仇英没有，所以画工容易模仿他的画。

其次，因为仇英没有文化，所以跟文人画不一样，画画就纯粹是画画，画完了不会在上面题诗、题跋，最多也就是署名盖章。这样要伪造就容易了，不用去模仿他的笔迹。还有，仇英的画比较媚俗，这跟文人画也不一样，是响应市场的需求，老百姓喜欢什么画，他就画什么画。所以他画了很多仕女画、山水画。这些都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画工模仿、伪造仇英的画，有市场，卖得出去，而且能卖很多钱。仇英的《清明上河图》不知道被伪造了多少次了，当时就是一大行业，专门伪造仇英的《清明上河图》，到现在还流传着很多幅仇英的《清明上河图》。

有人说，即使这幅画是假的，既然博物馆鉴定了是假画，那么为什么不把它还给捐赠者呢？捐赠者把东西捐出去了，就不是他的了，捐给了博物馆，就属于博物馆的了。博物馆鉴定认为是假的，要怎么处理，是收藏还是把它卖了，那都是博物馆自己做决定的，不用把它退还给捐赠人。现在庞家的后人要起诉要回这个捐赠，在法律上没有依据，也是违反常理的。已经送给别人的东西怎么好意思再想要回来呢，何况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

更何况那个捐赠人、庞元济的孙子已经去世了，现在是庞元济的曾孙女在讨要捐赠出去的画，自称是捐赠人。当时捐赠的时候，这个曾孙女还是个几岁的儿童，捐赠跟她有啥关系？她是捐赠人的后人，没有任何的权利。捐赠人没有权利去讨回捐赠的东西，更不要说是捐赠人的后人。

对这件事的处理，南京博物院也有不妥的地方，那就是不应该把那幅画卖了。很多人怀疑是监守自盗，包括江湖骗子马未都，也说是做了一个局，说是发票上面写的是顾客，应该写具体是谁，怎么能够写一个顾客呢？难道这个顾客是姓顾名客？发票上面写要开给谁，这是顾客自己提出来的。如果顾客不愿意具名，那当然就写顾客，或者写个人，这是很普通的常识。

为什么我认为南京博物院把这幅画卖了不妥呢？首先，这幅画不管怎么样，都是庞元济收藏里的一个藏品。即使是假的，为了保持这个藏品的完整性，还是应该留下来。其次，这幅画是假的，但是根据鉴定的结果，有一部分是真的，就是它最前面的引首，是一个叫陈鎏的书法家写的“江南佳丽”四个大字。陈鎏是跟仇英同时代的一个著名书法家。既然是明朝的著名的书法家写的字，虽然没有画那么值钱，虽然画是假的——这也是古画造假的一个常用的手段，把真的书法给接到了假画上面，想要表明画是真的——字是真的，是明朝的书法家写的，那么还是有收藏价值的。南京博物院那么大，不缺地方收藏一幅画，何必为了创收，几千块钱就把它卖掉了？

但不管怎样，这画是假的，而现在在炒作这事，我怀疑背后是有推手的。就是要把一假画给炒起来，卖一个高价，不是号称估价八千八万元吗？一幅很拙劣的假画要卖成天价了。

2025.12.20.录制

2026.1.12.整理

之前我谈到吃维生素C对皮肤的保健作用。维生素C可能还有别的保健作用。维生素C是一种抗氧化剂，能够清除体内氧化剂，特别是自由基。自由基被认为跟多种慢性病的发生有关系，包括癌症、心血管疾病、白内障等。人们就想到能不能通过补充维生素C来降低发生这些慢性病的风险呢？

要做这方面的研究，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做流行病学的调查，对比那些从饮食中摄入维生素C的含量很高的人，跟那些很低的人做对比，看发病率是不是有差别。在这方面有不少的研究。结果发现，的确，每天从饮食中摄入维生素C的含量最高（每天摄入200毫克甚至更多）的那些人，跟摄入的量比较低的人相比，癌症、心血管疾病、白内障的风险都明显降低了。

但是这是观察性的调查，只能证明有相关性，证明不了因果关系。证明因果关系需要做临床对照试验。但是营养学的临床对照试验是很难做的。想要看到慢性病的降低，要做好几年才能够看出区别。而在这么长的时间内，要严格控制试验对象的饮食，是做不到。采取的做法，只能是为试验对象提供维生素C制剂，让他们每天吃一片维生素C。市场上卖的维生素C片含量最低是一片五百毫克。所以做这种试验，一般就是让试验对象每天吃一片五百毫克的维生素C，跟踪几年，去跟没有吃的对照组做对比。

但是很遗憾的是，这方面的临床试验结果大部分都表明没有用，吃维生素C制剂的那一组并没有明显降低癌症、心血管疾病、白内障的发病率。甚至有一个试验的结果还发现，如果每天吃一千毫克的维生素C的制剂，反而增加了白内障的风险。

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想靠吃维生素C片来达到保健的作用，是没有依据的。想摄入维生素C来起到保健作用还是应该从饮食中摄入。目前对于每天应该从饮食中摄入多少维生素C，推荐量是男人90毫克，女人75毫克。这个量很容易达到，因为在饮食中维生素C普遍存在，在饮料、蔬菜、水果中，或多或少都存在。现在有很多强化食品都添加了维生素C。所以一般人要达到推荐量并不难。

美国人平均一天摄入的维生素C的量，男人超过了一百毫克，女人有八十多毫克，都已经达到了推荐量。但是为什么慢性病在美国人中还是这么普遍呢？因为推荐量是一个最低的需求，是保证身体能够正常运转的量。如果要起到锦上添花的保健作用，那么很可能要超过那个推荐量才可以。流行病学的调查结果也表明了这一点。能够看出明显降低慢性病风险的那些人，每天摄入的维生素C的量达到了两百毫克，甚至更高。

但是超过两百毫克的话基本上没用了。如果每天摄入的维生素C的量超过了两百毫克，身体就没法吸收了。身体对于维生素C的吸收是根据量来的，如果饮食当中量少，那么吸收效率就高，多了，吸收效率就低，到了一定的程度就达到了饱和，就不再吸收了。

我们如果想通过饮食摄入维生素C来达到保健作用，日常的普通饮食应该每天多一份富含维生素C的水果，比如说一个中等大小的橙子，里面的维生素C的含量是七十毫克。一个绿色的猕猴桃，里面的维生素C的含量是六十毫克，如果是金色的猕猴桃，维生素C的含量更多，超过一百个毫克。一百克的草莓，维生素C的含量也有六十毫克。

如果能够每天多补充一份高维C的水果，很可能能够让维生素C摄入量达到了能够起到保健作用的水平。即使其实不是维生素C在起保健作用，但因为水果里含有别的营养素、保健物质，也是有好处的。

2025.12.10.录制

2026.1.9.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