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博客

14岁的全红婵获得奥运会跳水冠军，接受采访时说她妈妈得了她说不出名字的一种病，这下好了，有钱治病了。当地领导赶快去探望全红婵的妈妈和生病的爷爷，说要全红婵放心，“我们一定给你的爷爷和妈妈全面地治疗”。胡锡进写了一篇文章说这是一个喜剧。其实这是很可悲的，它告诉了全世界，中国的穷人是看不起病的，得去拿一个奥运会冠军才能够改变命运。

不只是中国的穷人看不起病，即使是收入还不错、平时生活还得去的中国人，一旦碰到了大病也会被搞得倾家荡产。我们经常看到网上众筹，大部分都是为了支付高昂的医疗费。有一个小粉红以前老在网上骂人，曾经骂过那些说国外的医疗系统多么好的，标榜中国的医疗系统，最近查出得了乳腺癌，几十万的医疗费缴不起，只好在网上承认错误，向大家募捐。

这种情况在发达国家是见不到的。在那些高福利国家，例如北欧、西欧、加拿大、日本，本来实行的就是全民医保，医疗的费用由政府包了，个人不用出钱或者只需出很少的钱，也就不存在穷人看不起病的问题。

美国的医疗保障制度在发达国家中是最差的，但是美国也不存在穷人看不起病的问题，因为美国低收入人群的医疗费用也都由政府包了。美国政府有一个医保项目叫做Medicaid，是专门给低收入人群和残疾人群的。美国的“穷人”概念跟中国不太一样，不像中国的“扶贫”扶的是那些赤贫的人口。美国低收入人群也有房、有车，收入按中国的标准来看并不低。能够享受Medicaid的门槛，是美国贫困线的133%。它是根据家庭人口多少来算的。如果是单身，年收入大概是17000美元。多一个人就往上加，四口之家大概是年收入35000美元。如果算成人民币这个收入其实也不算低，但是收入不超过这个门槛的人不用出任何的钱就可以在美国享受医疗，覆盖了大约四分之一美国人口。各个自由化州还会进一步降低免费医疗门槛，覆盖更多人。例如Medicaid在加州叫Medi-Cal，覆盖约三分之一加州居民和一半加州未成年人，医疗费用全部由政府承担。

有人可能会说，会不会因为他们是穷人，医生就不好好地看病、不给用好的药物？不存在这个问题。唯一的问题是，有些医院、医生不接受Medicaid，但是很多医院、医生是接受的。如果接受，那么就是一视同仁，看这类病人跟看其他的病人对他们来说就不会有区别了。因为医院、医生不是找这些人直接要钱的，是看完了以后找政府要钱的，所以就没必要替政府省钱。

收入比较高的、超过了133%这条线的人怎么办呢？这些人如果是65岁以上，可以享受政府的一个医保项目，叫Medicare。Medicare跟Medicaid不一样，要自己交医保费，不多，一个月要交100多美元。而且，医疗费要自付20%，政府包了80%。有一些人看病费用比较昂贵，觉得自付部分虽然只有20%也太高了，那么可以另外再买一个保险，把自付的部分也包了。65岁以下的、又不是低收入的人群，既享受不了完全免费的Medicaid，也享受不了低价的Medicare，就要有医保公司的医保，由雇主统一买了作为员工福利，或者自己花钱去买。

美国的医保和中国的医保有很大不同。首先，中国医保自付部分比较高，美国医保自付部分比较少，自付多少看自选的保费的高低，如果保费比较低，自付部分就比较高；如果保费比较高，自付部分就非常低。而且，中国医保的医保部分是封顶的，医保出到一定的程度不出了，超出的那部分必须自己出。这样，医保对小病是有用的，碰到大病基本上没用了。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平时收入不错，一碰到大病都要倾家荡产，要去募捐。美国是反过来，自付部分封顶，每年自付部分付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不用再付了，超出的部分全部由医保公司出了，就不会因为得了大病搞得倾家荡产。

美国的医疗费用负担的确还是比较重，有一些人会觉得付不起。有一种常见说法，说每年美国都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人因为付不起医疗费破产了。这其实是夸大其词。是有这么多的人在申请破产时把医疗费也列进去，要求免掉。但是这些人大部分不是因为付不起医疗费而申请破产的，而是因为别的原因申请破产。比如说因为投资失败破产，向法院申请破产时就把医疗费用也列进去，因为这样容易得到法院的支持，不用付这笔钱了。真正因为付不起医疗费破产的只占很小的一部分，有人统计过，一年全美国也两三万起。

虽然比较少，还是有人因为付不起医疗费而破产，这是为什么呢？这有几种情况。有的是因为没有医保。既不是低收入人群或65岁以上的人，也没有公司提供医保福利，属于自由职业者，或者是自己做小生意，觉得保费太高了，赌一把不去买医保，碰上大病就付不起医疗费了。另外一种情况，可能有医保，但是付不起自付的部分。自付的部分虽然不是很高，最差的那种医保，一家一年自付的部分封顶大概是一万元，但是很多美国人平时是不存钱的，收入基本上都花光了，万一碰到一场大病，需要自付一万，那就拿不出来了，只好申请破产。还有一种情况是本来有医保，但是在医保系统以外的医院、诊所看病，导致医保用不上。有了医保以后，要自己选一个医保系统里的全科医生，有病先由他来看。他如果看不了，再由他推荐给专科医生。这些费用医保都是可以管的。但是，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自己跑去看了不在医保系统里的医生，医保就不管了，都要自付，费用可能就很高。

中国医院的规矩是一手交钱一手看病，先交钱再看病，住院要先交押金，甚至抢救都要先交钱。七月初上海一个摄影师去外滩拍照，心脏病发作，送到附近著名的三甲医院长征医院，医院要求先交钱再抢救，家属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赶快找亲戚、朋友借，通过微信转钱，等把钱凑齐了已经错过了抢救时机，人死了。他哥哥把这件事捅到网上，长征医院居然还好意思让上海公安局去找死者的哥哥，逼他发声明说他说的事是假的。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事肯定是真的，中国医院都是先交钱再抢救。

美国就不存在这种情况。美国是先看病再寄账单。你收到账单以后觉得费用太高付不起，还可以跟医院商量，医院一般会给一些减免。减免完了以后还是付不起，可以申请破产。申请破产其实也不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中国没有个人破产的概念，据说深圳现在有了，最近有一个判例，实际上还是要把债务还清的，只不过免掉了以后的利息。而在美国申请破产，向法官说明自己的确付不起债，法官可以判决不用付。只不过在几年之内信用会受影响，申请不了贷款。

美国在发达国家当中是医疗保障系统做得最差的，差在医疗负担比较重，主要原因是医保费比较高，而且越来越高。如果在比较大的公司工作，公司把医保费包了，作为福利的一部分，那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如果自己去买医保，费用就很高。二三十年前买最差的医保，一年的医保费也就几百美元，现在一个月医保费就要几百、上千美元，对很多家庭来说就是比较大的一笔负担。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人宁愿不买医保。奥巴马医健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收入比低收入要高，但是又不是很高，属于中偏下收入，这部分人由政府补贴保费，根据收入的情况决定补贴多少。但是，如果连奥巴马医健都享受不了，收入高于平均水平，那么保费还是一个比较大的负担。

另外，自付部分虽然占的比例很小而且有封顶，但是对很多美国家庭来说，如果每年都去看病要花这么多的钱，那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负担。还有，美国的药跟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也是比较贵的。这些原因导致了在发达国家中美国人的医疗负担是最重的。美国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应该向其他发达国家学习，搞全民医保、免费医疗，费用都由政府从税收出。但是，美国共和党、保守派反对这么干，在短时间内是实现不了的。

虽然说美国的医疗保障系统在发达国家当中是属于最差的，但是跟中国比，那就好得太多了。

2021.8.7.录制

2021.12.12.整理

我以前介绍过，美国默克公司研发出了一款针对新冠感染的药物，我把它叫做“雷神锤子”（《新冠药物“雷神锤子”vs“人民的希望”》）。现在美国辉瑞公司也宣布他们研发出了一款针对新冠的特效药，而且有效性高达89%。这两款都是针对新冠的药物，有什么不同呢？

它们虽然都是抗病毒的药物，但是抗病毒的原理不一样。“雷神锤子”是一种核苷酸类似物。新冠病毒的遗传物质是RNA，在复制的时候要合成RNA，而RNA要用核苷酸作为合成的原料，就会误把“雷神锤子”这种核苷酸类似物结合进去，这样会产生很多突变，让病毒失去了活性。这是“雷神锤子”抗病毒的原理。

辉瑞的药物是一种蛋白酶抑制剂，能够抑制蛋白酶的活性。蛋白酶的作用是水解、切割蛋白质。新冠病毒入侵人体细胞后，利用人体细胞来合成自身的蛋白质，但是并不是一个蛋白质一个蛋白质分别合成的，而是合成了一长串，十几个蛋白质都串在一起。它自身有蛋白酶，可以把这些蛋白质一个个切下来，再由这些蛋白质组装成新的新冠病毒。辉瑞的这种蛋白质抑制剂能够跟新冠的蛋白酶结合，结合的地方刚好是在它起催化作用的位点，这样蛋白酶就没了活性，没法把那一长串的蛋白质的链一个一个地切下来，新冠没法组装成新的病毒，就没法传代了。

默克的药物是单方的，只有一种成分；而辉瑞的药物是复方的，有两种成分。除了我刚才说的蛋白酶抑制剂，它还用到了另外一种成分，是一种老药，以前用来治疗艾滋病的利托那维。利托那维也是一种蛋白酶抑制剂，本来用于抑制艾滋病病毒的蛋白酶的活性。但是在实际使用中发现它的治疗效果并不是很好，反而发现了它有一个新的特性，如果用的是低剂量的利托那维，它能够跟人体肝脏里的一种代谢酶结合减弱它的活性。肝脏是我们人体的减毒器官，我们吃下去的东西的毒性都要在肝脏减毒。我们吃下去的药，对我们人体来说就是毒素，要把它代谢掉。我们吃的药大部分都是在肝脏由这种代谢酶清除掉的。这样就会影响到药物的作用，如果代谢得太快，药效就很低。利托那维能够跟这种代谢酶结合，减弱了酶活性，这样药物的代谢就减慢了。所以，在吃辉瑞的蛋白酶抑制剂的同时也吃利托那维，就会让蛋白酶抑制剂的代谢速度变慢，在我们体内存留的时间比较长，这样药效会比较持久。

这种药究竟能不能起作用，要通过做临床试验来验证。辉瑞的药和默克的“雷神锤子”的目的都是为了预防被新冠感染以后从轻症转为重症或者死亡。所以，它做临床试验找的那些病人的标准跟默克的“雷神锤子”做临床试验的标准是一样的，都是那些有一种有可能转成重症的风险因素的，年纪比较大或者有某一种基础病，让他们很容易转成重症，被新冠感染了，一开始都只有轻症，出现症状的时间在五天之内。把这些病人分成两组，一组吃药，一组吃安慰剂，来对比效果是怎么样的。

这是三期临床试验，辉瑞本来计划招3000个病人，把他们分成两组来做，一组1500人。招病人是逐渐招的，试验做到一半，分析了最早招到的1200多人（每组各有600多人）的试验结果，发现效果好得不得了，就被独立的专家委员会叫停了。这跟默克的试验是一样的，也是做了一半就被专家委员会叫停。因为效果这么明显，他们认为没必要再继续做下去了，做下去就不人道了，所以他们建议辉瑞公司马上停止试验，向FDA（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申请紧急使用。

它好到什么程度呢？对比服药组和安慰剂组，发现转重症的风险大大地降低了，降低了85%。如果只分析那些出现症状头三天就吃药的，那么它降低的风险更多，降低了89%。大家看到新闻报道都说，辉瑞这个药降低轻症转重症的风险89%，其实那只是指在有症状的头三天就吃药的。试验的要求是头五天吃药，也就是说第四、第五天再吃药效果就没那么明显了，降低的风险只有77%。如果把前面五天合起来算，是85%。而且，吃药的这一组没有人死亡，而吃安慰剂的那一组有10个人后来死了，它预防死亡的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它预防重症的效果比默克的“雷神锤子”要明显得多，“雷神锤子”预防重症降低的风险是50%。

辉瑞这个药的效果甚至要比单克隆抗体疗法还要好。单克隆抗体疗法降低重症的风险大约70%，比默克的药的效果好，比辉瑞的药差。而且，使用单克隆抗体疗法必须在医院打点滴，辉瑞的药和默克的药都是口服就可以了，很方便。辉瑞的药跟默克的一样方便，效果又比默克的好，有些人就会问，默克的药还有没有必要使用？很多人是这么想的，认为既然辉瑞的药要比默克的药好，那么默克就没必要了。所以，辉瑞公司宣布它的临床试验的结果以后，辉瑞的股价大幅上涨，默克的股价则下跌。

其实这两种药都是有必要的。抗病毒的药物一旦大规模地推广，就会面临着抗药性的问题。病毒很容易对药物产生抗药性。针对容易变异的病毒，常用策略是“鸡尾酒疗法”，把几种针对不同的靶点，或者有不同的抗病毒原理的药混在一起吃使用，可以避免病毒产生抗药性。治疗艾滋病就是用“鸡尾酒疗法”，用到三种药。治疗丙肝也是用“鸡尾酒疗法”。对于新冠也可以用“鸡尾酒疗法的”，辉瑞的药和默克的药一起吃。它们有不同的抗病毒的原理，新冠病毒针对这两种药产生抗药性的概率就大大地降低了。要避免出现抗药性，最好是尽量少用药。所以，不管药多好，还是要把它作为针对新冠感染的第二道防线。第一道防线是疫苗。疫苗的防线被打破了，再让这些抗病毒的药物派上用场。

如果这个药真的是这么好，它的费用怎么样？辉瑞的药和默克的药费用差不多。一个疗程5天，每天吃两粒，整个疗程费用大约700美元。这要比单克隆抗体疗法便宜多了，单克隆抗体疗法的费用是两三千美元。但是，对穷国来说700美元还是很贵的。默克已经宣布，对105个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放弃“雷神锤子”的专利。这样，这些穷国治疗的费用就大大地降低，整个疗程只要花大约20美元就够了。辉瑞公司对药价的定价也是对不同的国家区别对待，他们也宣布过，对发展中国家、贫困的国家会给很大的优惠，应该比在美国的药价要便宜很多。

很可惜的是，这105个可以优惠的穷国不包括中国。中国虽然号称还是发展中的国家，但是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一说起来就是中国多么多么厉害，所以人家现在已经不把你当穷国对待了，欧洲国家纷纷取消了对中国的普惠国待遇。所以，中国是享受不到这个新冠特效药的优惠的。如果这个药卖到中国，就跟中国那些进口药一样会很贵的，比在美国卖得还要贵，因为进口的还要加价。

中国当然也不稀罕这些药。在美国还在吭哧吭哧做临床试验的时候，中国早就宣布，我们有了新冠特效药：连花清瘟胶囊、板蓝板都号称能治疗新冠，不管是轻症、重症，都特别有效。而且，在辉瑞公司宣布临床试验结果的第二天，中国官媒马上就报道说中国有多种新冠特效药也传来了好消息。可见，中国不仅有连花清瘟胶囊、板蓝板这些万能的药物，也号称研发出了多种新冠特效药。只不过，中国的“新冠特效药”跟美国的特效药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没有经过严格的临床试验，都是自吹自擂。所以，中国的这些“新冠特效药”是只能在中国国内自己用的，用它来骗中国患者。国外是不认的，不会去用。不像美国的这些特效药，一旦被FDA批准了，各个国家都抢着要。

2021.11.7.录制

2021.12.14.整理

中国在抵制瑞典的服装品牌?H&M，因为这家公司曾经发表声明，由于新疆被指控使用强迫劳动力摘棉花，决定避免使用新疆的棉花。这个声明在去年9月就已经发出了，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才被翻出来，然后中国就开始抵制了，各个电商平台把这个品牌的服装都下架，有一些明星也宣布终止跟这个品牌的合作。随后又发现还有其他的国际品牌也发表过类似的声明，像耐克、阿迪达斯，这两个品牌也遭到抵制，中国各个明星也都忙着发表声明，要跟耐克、阿迪达斯解除合作协议，不知道是不是还要交违约金。有一些网友晒出了火烧耐克鞋的视频，不知道烧的是真的耐克还是莆田生产的假耐克。

比较奇怪的是《环球时报》对这事的态度。它发表文章支持抵制瑞典的H&M，但是反对抵制耐克，还说那些扬言要抵制耐克的是混在爱国群众里的坏人。《环球时报》为什么这回一反常态？有可能是胡锡进或者他家很喜欢耐克这个牌子，穿的是耐克鞋或者耐克的服装。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更重要的，耐克是中国体育的主要赞助商，中国各个国家队，包括篮球队、足球队、田径队，都是耐克赞助的，而且给的钱很多，像中国足球队从耐克那里就拿了十年30亿元赞助。中国足协发了声明谴责耐克，但是不跟耐克解除合约，舍不得那么多的钱。一边谴责人家，一边还要继续替人家代言，替耐克做广告，这就是很典型的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

中国这几年来不断地发生抵制外国企业的事件，有的过几天就不了了之。抵制的原因多种多样。比如说，因为NBA某一个球队的经理发了一条支持香港抗议的推文，就要抵制NBA；因为加拿大把孟晚舟抓了，就要抵制加拿大的羽绒服品牌；因为某家公司的中国地图没把台湾画上，或者在台湾的名字前面没有加上“中国”两字，也要抵制；甚至人家拍一个广告片，里面模特拿着筷子吃意大利食物也被认为是“辱华”，也要抵制。有的事情其实是非常非常小的，但是玻璃心就受不了了，产生受迫害妄想，老觉得人家是在害我们、在歧视我们，动不动就觉得是“辱华”、“反华”。

因为政治原因或者因为别的原因抵制某一个品牌，当然不是只有中国才有，其他的国家也有，比如说美国。美国四年前有一个黑人橄榄球明星为了抗议美国的种族歧视，在演奏美国国歌时下跪抗议。但是耐克反而请这个橄榄球明星代言，这件事惹怒了很多川普的支持者，号称要抵制耐克。迪斯尼拍了电影《花木兰》，因为主角刘亦菲说她“支持香港警察”，也遭到抵制。

但是，国外的这种抵制是民间的，而中国的抵制是有官方背景的。这次的抵制，就有官媒或官方的机构，比如说共青团中央，出来煽动人们抵制。央视还发了“锐评”，号召不只是抵制H&M，还要抵制耐克、阿迪达斯：“无论什么样的企业，无论知名度多高、规模多大，一旦触碰中国底线，就谈不上耐克，而是必被攻克！”央视当然代表的是官方的声音。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也说，不允许外国的企业一面要吃中国的饭，一面又要砸中国的碗。中国这些官员的思维是很奇怪的，外国企业到中国是做生意的，他们却认为这些外国企业到中国是来要饭的，所以就不许他们吃中国的饭了。

外企来投资、做生意，跟中国本来是互惠互利的。当然外企是要赚钱的，但是它在赚钱的同时中国也赚钱了，中国增加了就业、税收，经济也发展了。所以这本来对双方都有好处，甚至可以说对中国的好处还要更大一些。以前的中国官员很清楚这一点，曾经有过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要吸引外资。但是现在中国的经济已经腾飞了，已经是变成世界第二强国了，中国的官员就觉得外资企业已经是可有可无了，老想着用什么样的借口来限制它们，把它们赶走。这是非常愚蠢的。人家看到中国投资环境变得这么恶劣了，不愿意到中国投资、做生意，甚至要把厂都转到别的国家，比如说转到东南亚国家去，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什么好处呢？

这些公司为什么要发针对新疆棉的声明呢？这跟它们的国际形象有关系。不管墙内怎么辩解，在墙外的国际舆论还是认为新疆存在人权问题，存在强迫劳动的问题。这些国际大公司为了自己的国际形象，就要有所表示。特别是像耐克这种一贯标榜自己有社会责任感的公司，更不能不在这个问题上有所表态，不然的话反而有可能在国外引起抵制。中国的市场不管有多大，跟国际的市场比起来毕竟还是小的。

另外也有法律的原因。美国在去年12月已禁止从新疆进口棉花，也不能进口用新疆的棉花生产的产品。这个禁令要执行起来比较麻烦，毕竟要去检测哪一种产品含有新疆棉是不太容易做到的，所以在相当程度上要靠企业的自觉。这也是为什么这些企业要发表声明的另外一个原因。

中国一些国产品牌觉得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推销自己的产品，反而纷纷地发表声明就是要使用新疆棉。这些品牌如果只是要在国内做生意，那当然无所谓。但是如果想要国外的市场，要卖到美国来，那么发这样的声明就有问题了，相当于不要美国的市场。有的品牌的确是想在美国做生意的，它们不觉得在美国做生意是来要饭的，而是要赏美国人一口饭吃。我查了一下，发表声明的“李宁”在美国的亚马逊上面有专营店，还是想把它的鞋、服装等卖到美国来的。但是美国禁止含有新疆棉的产品进口，所以严格地说，“李宁”是不能在亚马逊上面卖的。如果要遵守美国的法律，这些企业既然宣布自己要坚持使用新疆棉，那就应该把那些产品主动地下架，不要在美国卖了。发声明要坚持使用新疆棉，又觉得可以偷偷地把这些产品非法地卖到美国来，难道就不会担心被别人举报，被亚马逊下架吗？如果还想要美国的市场，就不应该去发表这样的声明。

动不动就要抵制什么日货、美货、瑞典货……这个货、那个货，其实最应该抵制的是蠢货。

2021.3.27.录制

2021.11.26.整理

关于蔡英文的博士学位是真是假的问题这几天又火起来了，因为最早质疑蔡英文博士学位问题的美国北卡大学教授林环墙说他又发现了破案铁证。我看了他的“铁证”，其实跟他以前晒出来的那些“证据”一样，连证据都算不上。

我早在去年年初就已经关注过这个问题。当时有人联系我，希望我帮助揭露蔡英文的博士学位造假，通过电子邮件寄来了相关的材料，主要就是林环墙收集的那些。我看了这些材料，没有看出什么问题，往好了说都是吹毛求疵，往坏了说则是有意构陷。

蔡英文的博士学位没有问题，蔡英文称其获得博士学位的学校伦敦政经学院也是这么说的。2019年10月该校在其网站上发表过一份声明，确认蔡英文在1984年获得该校博士学位。当时有人怀疑这个声明是蔡英文通过什么关系放到学校网站上去的，不是官方的。但是，后来伦敦政经学院校方确认，那个声明就是一个正式的代表学校的声明，而且还向媒体提供了一份材料，1984年公布的该校在1983-1984年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名单，里头就有蔡英文。林环墙去问过伦敦政经学院，人家也给了他这份名单。他作何解释呢？他认为这是伦敦政经学院在造假，为了保护蔡英文不要学校的名声，居然伪造了一份历史文献出来。

1984年，台湾教育部去查过蔡英文的博士学位，因为当时蔡英文申请当台湾政治大学的教师，根据程序要查一下她在国外的文凭是真是假。台湾教育部通过台湾在英国的一个办事处去问伦敦大学（当时伦敦政经学院的学位是由伦敦大学颁发的），伦敦大学校方回函确认蔡英文的博士学位是真的。1984年蔡英文只是一个普通的毕业生，伦敦大学没有必要包庇、保护她。台湾教育部现在公布了这封确认信，那些质疑的人当然可以说这也是假的，或者是当时的台湾驻英国办事处伪造的，或者干脆就是现在的台湾教育部伪造的。这些质疑的人早就已经陷入了阴谋论，在阴谋论者看来，只要是他们不认可的证据，就都是伪造的，不是政府伪造的就是学校伪造的，或者联手伪造的。

但是，有一个证据很难说是伪造的。蔡英文获得博士时按规定要把博士学位论文交给学校保存。她得的是法律方面的博士，其博士学位论文有一本给了伦敦大学高等法律研究所。高等法律研究所在1985年出过一本书，是他们从1905年到1984年收藏的文献的记录，那上面有蔡英文1984年获得博士学位的论文。有人在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找到这本书，上面的确列有蔡英文博士学位论文。这个怎么伪造？难道蔡英文穿越到1985年，伪造了这么一个出版物送到世界各国的大学吗？

怀疑蔡英文的博士学位是假的一个主要理由是，在伦敦大学和现在的伦敦政经学院的图书馆都找不到蔡英文的博士学位论文。按理她既然获得了博士学位，应该有学位论文保存在学校图书馆，现在找不到了。最合理的解释是丢了，学校的图书馆没有保存好。特别是因为伦敦政经学院后来从伦敦大学独立出来，图书馆藏书经过了一番搬迁，有可能弄丢了。在1984、1985年那个时候还没有像现在这样的数码化管理，偶尔会丢失藏书，并不是很奇怪的事情。高等法律研究所出的文献目录已经可以证明，当时蔡英文是把博士学位论文送到了图书馆收藏的。

有的人说看了蔡英文的博士学位论文后发现有很多问题，格式不对、没有附文献目录、里面缺失了几页、用手改正了一些错误，认为不像一个博士学位论文，更像是准备考试的资料。现在看到的蔡英文博士学位论文不是原版，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原版已经找不到了。在蔡英文博士学位问题起了风波以后，她复制了一份博士学位论文送给伦敦政经学院图书馆收藏。所以现在看到的是蔡英文自己保存的版本，也可以说是论文的底稿，那么上面有各种各样不规范的地方就难免了。即使她当初送到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正式的学位论文的版本也有这些问题，最多只能说明伦敦政经学院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没那么高，不能因此认为她的博士学位是假的。

蔡英文晒出来的博士学位论文前面放了两封信。一封是1984年1月当时伦敦大学研究生院的秘书写的，证明蔡英文在1983年10月已经通过论文答辩，向学校推荐授予她博士学位，预计在1984年2月会给她颁发博士文凭。另外一封是伦敦大学校方在1984年2月写给蔡英文的，通知她已经决定授予她博士学位，很快就会寄出文凭。这封信寄到台湾的地址，可知蔡英文在通过论文答辩之后没有等到发文凭就回台湾了，所以文凭是后来寄给她的。这种做法很常见，有很多人论文答辩通过就离校去工作或回家了，因为论文答辩通过，就表明博士文凭肯定是会发的。我也是后来学校寄给我文凭的，并没有等收到文凭才离开学校。

台湾的总统府发布了一个文件，说是蔡英文当时（1984年）收到的博士文凭。我看了一下，应该不是原件，而是影印本，很可能就是从蔡英文在教育部或者政大的档案里头找出来的影印本。当时蔡英文要到政大任教，肯定要出示她收到的文凭，影印一份存档。我估计原件找不到了。如果没有丢的话，蔡英文会拿出来，让大家看她在1984年收到的原件。搞学术的人其实没那么看重文凭，就是一张纸而已，也就是第一次求职的时候需要出示一下，后面就用不着了，是有可能搞丢的。现在让我去找学校发的那张博士文凭，我一时半会儿也是翻不出来的，都不知道塞到哪儿去了。

后来蔡英文要从政，这个文凭才变得重要，所以那个时候她向学校申请补发文凭。她后来拿文凭照相，就不是她最初在1984年收到的那张文凭，而是几年前补发的。能够补发文凭，那也是因为在学校档案有她获得博士学位的记录。文凭只是一张纸而已，这张纸是会丢掉的，甚至是可以伪造的，关键是要在学校有获得学位的记录。只要在学校有你获得学位的记录，学校证明你的确获得了博士学位，那么这个博士学位就是真的。不管别人怎么说，唯一有发言权的就是学校。台湾冒出来100多个博士联署开新闻发布会，一起证明说蔡英文的博士学位是假的，那是很搞笑的事。她的博士学位是真是假，只有伦敦政经学院说了算，再多的博士来说也都不算。

你当然可以说蔡英文的博士学位论文水平很低，或者有各种各样不规范的地方，也可以批评伦敦政经学院乱发文凭。但是，这些都否认不了她的文凭是真的，她的确是有博士学位的。这完全是两回事。就像我一直在揭露张文宏的博士学位论文是剽窃来的，不应该获得博士学位，复旦大学应该撤销他的博士学位。但是，复旦大学不听，不撤销他的博士学位，那么我们也只好承认张文宏的博士文凭是真的。在复旦大学撤销他的学位之前，我们不能说他的博士学位是假的。

又如，中国很多高官利用权势从中国名牌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这个博士学位没有一点含金量，博士学位论文很可能就是秘书代写的。但是，这个文凭的确是大学发给他的，不是他找办假证的伪造的文凭，那么，我们只好承认他的博士学位是真的。只不过，他的这张文凭是没有含金量的，可以把它叫做“假的真文凭”。但是，不是那种去地摊上买来的“真的假文凭”。

2021.9.4.录制

2021.11.29.整理

国药集团的新冠灭活疫苗总算公布了在阿联酋、巴林做三期临床试验的数据，发了论文，声称疫苗保护效力超过70%。如果我们仔细去看那篇论文后面的附录，可以发现它的三期临床试验的数据是篡改过的，是造假。在搞清楚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有关疫苗保护效力的知识。

疫苗的保护效力是通过对比对照组的感染率和疫苗组的感染率算出来的，是把对照组的感染率减去疫苗组的感染率，再除以对照组的感染率，结果就是疫苗的保护效力。它实际上指的是接种疫苗以后能够降低的感染风险。我们说辉瑞疫苗的保护效力是95%，是因为做三期临床试验时发现接种辉瑞疫苗的人群被新冠感染的风险降低了95%。现在辉瑞疫苗在全世界用得非常多，跟踪调查发现，在实际使用中辉瑞疫苗接种以后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也是降低95%左右。这样我们就可以说，在实际使用中辉瑞疫苗的有效率是95%。换一句话说，接种了辉瑞疫苗的人有95%对新冠病毒会有免疫力。

感染率是通过把感染人数再除以入组的人数算出来的。对照组的感染人数除以对照组的人数，就是对照组的感染率。疫苗组也是这样算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个疫苗的保护效力，就要知道在做三期临床试验过程当中总共有多少人被感染。要知道谁被感染，金标准是做核酸检测。简单的办法是定期把所有的试验对象都做一次核酸，如果阳性，就是被感染了。但是，三期临床试验的试验对象人数非常多，好几万人，每周测一次核酸，而且持续几个月甚至要更长的时间，工作量非常大，是不现实的。做三期临床试验一般采取的做法是等有了疑似病例再做核酸检测。某个实验对象觉得自己可能被新冠感染了，出现了类似被新冠感染的症状，报告上去，再把他叫来做核酸检测。

试验对象认为自己被新冠感染了，不一定真的是被感染，他出现的那些症状可能是感冒、流感引起的。做核酸检测的结果就有相当一部分是阴性，这些人不是真的被新冠感染，就要把他们排除掉。如果是阳性，那就确定是被新冠感染，就要把他算入感染人数。辉瑞、莫德纳疫苗做三期临床试验的步骤就是这样的：某一个试验对象报告自己有了新冠的症状，再让他来做核酸检测，如果是阴性就排除，如果是阳性就把他计入感染人数。病例要不要算，根据的是核酸检测的结果，是阴性还是阳性，有客观的标准，没有人为操作的空间。

国药集团的临床试验前面的部分跟辉瑞、莫德纳的试验是一样的，试验对象报告自己出现了疑似新冠感染的症状，把他找来做核酸检测。如果检测的结果是阴性，就把他排除。差别在于对阳性病例的处理，国药集团临床试验的阳性并不像辉瑞、莫德纳的临床试验那样都算入感染人数，要不要算进去还要由专家来认定。如果试验对象认为自己有症状，但是专家鉴定结果认为没有症状，属于无症状感染者，那就排除；症状很轻，也排除；症状持续的时间太短，也排除。所以，即使是核酸阳性，也会有很多人被排除掉。

而且，国药疫苗的临床试验经过了两轮排除。第一轮由阿联酋的专家排除，然后还要由中国的专家来把关，再排除一次。显然是对阿联酋的专家不放心，认为他们胆子不够大，排除得不够多，所以要由中国专家来决定，再继续排除一些人。

我们具体地看一看国药集团三期临床试验的数据，究竟是怎么样做这种排除工作的，名堂在哪里呢？

国药集团有两款疫苗，国药武汉疫苗和国药北京疫苗。做三期临床试验时，国药武汉疫苗有308个试验对象报告有症状，核酸检测的结果有127个人是阳性。国药北京疫苗有265个人报告有症状，核酸检测的结果90个人阳性。对照组有389个人报告有症状，检测的结果203个人阳性。接下来就由阿联酋的专家做排除。武汉疫苗组排除掉了48个人，占阳性病例的38%；北京疫苗组排除掉了32个人，占阳性病例的36%。对照组有55个人被排除掉，占阳性病例的27%。对照组排除的比例比疫苗组少。

但是，中国的专家显然对这个结果还是不满意，所以就进一步地排除，把武汉疫苗组又进一步排除掉10个人，总共排除46%的阳性病例。北京疫苗组也进一步排除掉了10个人，总共排除47%的阳性病例。疫苗组差不多一半的阳性病例都被排除掉了。对照组进一步排除的人数也是10个人，总共排除32%的阳性病例。这样对照组排除掉的阳性病例的比例就要比疫苗组少得多了。疫苗的保护效力是通过对比对照组和疫苗组的感染率算出来的，对照组感染率越高、疫苗组感染率越低，那么效力也就越高。所以，把对照组排除得越少，感染率就越高，效力也就越高。这样算出来，武汉疫苗的保护效力是73%，而北京疫苗的保护效力是78%。

如果我们按照辉瑞、莫德纳做试验的标准，只要是阳性的病例都算，把阳性病例又全部都给加回去的话，武汉疫苗的保护效力变成了只有37%，北京疫苗的效力变成了只有56%。这样，北京疫苗勉勉强强算及格吧，过了世界卫生组织定的保护效力50%的及格线，而武汉疫苗不及格，没法交代，所以就要通过篡改数据把保护效力提高。中国的科技人员干别的不行，但是篡改数据、造假可以说是世界第一。我揭露了这么多年的学术造假，主要针对的是生物医学领域的学术造假，对这些造假方法是很知根知底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对中国做的那些临床试验从来是不轻信的。

国药疫苗是由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公司负责研发的，它的董事长杨晓明最近接受采访还在吹中国的灭活疫苗，说这次国药集团中国生物研发的新冠灭活疫苗已经不是“传统的、落后的了，我们是新型灭活疫苗。**”**要搞这种新型灭活疫苗需要有“六大技术突破”，只有中国实现了，“西方不做这种新型灭活疫苗，是因为有些方面他们没突破，或者没完全突破。”所以西方国家只好搞信使RNA疫苗。这就像在吹嘘“我们造的马车不是传统的、落后的马车，而是一种新型的马车，是需要有技术突破才能造出来的马车，西方国家没有这些技术，所以它造不了马车，只好造汽车去了。”如果一个人宣称马车比汽车先进、更好，大家会认为这个人肯定是一个骗子，如果他是一个造马车的那就是一个造马车的骗子。宣称灭活疫苗要比信使RNA疫苗先进、更好的，当然也是骗子。这种人面对媒体都敢这么公开地说假话、大话，背后对临床试验的数据进行篡改，不是很自然而然的事吗？对于这种骗子搞出来的疫苗，你敢用吗？

不管这些骗子怎么吹嘘，国药集团疫苗的实际使用结果在国外已经暴露出来了，它的有效性是很低的。虽然巴林、阿联酋配合中国国药集团编造疫苗有效率的数据，但是实际的使用结果摆在那里，他们很清楚是没有效的。所以，现在巴林、阿联酋对于国药疫苗都要打第三针了。中国的专家不管怎么吹，也是很清楚中国疫苗的实际效果很差，所以中国现在的接种指南已经悄悄地改了，国药疫苗、科兴疫苗接种的针数本来是两针，现在都改成两到三针。就是因为知道接种两针没啥用，试一试再打一针看看，第三针不行的话再试试打第四针、第五针……以为打得越多，就越有效，其实都没有临床试验和实际使用数据的支持。当然那些当官的心里更清楚中国疫苗没有用。不管他们怎么吹嘘有多少多少的目标人群已经接种了疫苗、已经建成免疫屏障，但是一出现了病例还是封城、封小区，知道疫苗是指望不上真有用的。再怎么吹，到最后还是包不住，因为靠吹牛是吓不死病毒的。

Effect of 2 Inactivated SARS-CoV-2 Vaccines on Symptomatic COVID-19 Infection in Adults

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Nawal Al Kaabi, MBBS1; Yuntao Zhang, PhD2; Shengli Xia, BSc3; et alYunkai Yang, MSc2; Manaf M. Al Qahtani, MD4; Najiba Abdulrazzaq, MBBS5; Majed Al Nusair, MD6; Mohamed Hassany, MD7; Jaleela S. Jawad, MBBS8; Jehad Abdalla, MBBS1; Salah Eldin Hussein, MBBS1; Shamma K. Al Mazrouei, MBBS1; Maysoon Al Karam, MBBS1; Xinguo Li, MSc9; Xuqin Yang, MSc2; Wei Wang, MSc10; Bonan Lai, MSc2; Wei Chen, MSc9; Shihe Huang, PhD9; Qian Wang, MSc2; Tian Yang, BSc2; Yang Liu, MSc2; Rui Ma, MSc10; Zaidoon M. Hussain, MD1; Tehmina Khan, MD1; Mohammed Saifuddin Fasihuddin, BSc1; Wangyang You, BSc3; Zhiqiang Xie, MSc3; Yuxiu Zhao, MSc10; Zhiwei Jiang, PhD11; Guoqing Zhao, PhD11; Yanbo Zhang, MSc12; Sally Mahmoud, PhD13; Islam ElTantawy, BSc13; Peng Xiao, MSc13; Ashish Koshy, MSc12; Walid Abbas Zaher, PhD13; Hui Wang, BSc10; Kai Duan, PhD9; An Pan, PhD12; Xiaoming Yang, MD2,9

JAMA. 2021;326(1):35-45. doi:10.1001/jama.2021.8565

2021.5.30.录制

2021.11.30.整理

我是1985年在福建参加的高考。那个时候大学还没有扩招，录取率非常低，只有30%左右，不像现在扩招以后录取率能够达到70～80%。而且福建录取率比全国录取率还要低，所以当时高考的压力比现在还要大，我的同学们为了准备高考是非常刻苦的。

但是我从来就没有感觉到有高考的压力，因为从小学、初中、高中，各种各样的考试从来就没有发挥失常过，基本上保持在年段的第一名。中考我是全县的第一名。到高中以后，各种各样的统考也是全县的第一名，平时考试也基本上是年段总分第一，偶尔会掉到第二，因为我们班有一个女生也很厉害，不是我第一就是她第一，我第一的时候她第二，她第一的时候我第二，大多数的时候是我第一她第二。所以我从来没有考试压力。高三反而觉得比高一、高二还要轻松，特别是高三的下半年，因为不学新的东西了，都是在复习。除了做做布置的作业，我不刷题，不自己弄一些教辅做练习。这样我就有很多业余时间。我在高三看了很多小说，把世界名著通读一通，还看了很多的电影。高三下半年看电影就我一个人去看，因为找不到同学愿意花时间一起去看电影。

在各个科目中，我觉得最轻松的、最不用准备的是语文。那一年语文高考进行了改革。以前语文高考要考课文的内容，从1985年开始不考课文的内容了，只考语文的基础知识，完全靠的是平时的实力，跟怎么准备就没有什么关系了。对我来说也就不用准备。我的语文的成绩一直比较突出，比其他科的成绩更突出，从小学到中学，我在各种各样的语文考试一直保持第一，跟第二名能够拉开很大的距离。数理化就不一样了，高手很多，跟我不相上下的同学有好几个，有的比我还要好。像我们年级有一个物理就比我要好多了，得过全国物理竞赛一等奖，现在在加州大学当物理教授。但是文科，特别是语文，没人能够跟我比。所以我对语文是最有信心的，完全不用去做准备。

那一年由于语文高考实行了改革，很多学生不适应，不知道怎么考，而且语文高考的题目据说是历年来最难的，做完以后大家都叫苦连天。我并不觉得有多难。当时高考完了老师就会把标准答案发下来，让考生根据标准答案自估各科的成绩考了多少，在分数公布之前就要根据自己评估的结果报志愿。我自己评估的语文分数是95分。这个评估的结果有些老师不相信，认为我高估了。后来公布的结果，我们班语文的第二名才70多分，可见考题之难，一些老师不相信我把语文分数估得这么高是可以理解的。实际上我还是低估了的。前面那些题目都是标准化的试题，对照标准答案就知道对错，是很客观的分数，可以准确估分。只有作文是比较主观的，我不敢保证改卷的老师会给我的作文打满分，所以我估分时把作文分数减掉了两分。如果作文给我满分的话，语文分数就是97。后来公布的分数我语文就是97分，福建省最高分，和宁德一中的一个考生并列第一。他是文科，我是理科，当时高考文科、理科的语文是同一张卷。那个人是文科的第一名。如果我去学文科，应该能很轻松地拿到总分第一，福建那一年的文科状元就应该是我。百度百科关于我的条目说我是福建文科状元，那是以讹传讹，把语文第一名误当成文科状元。

我在高二时，曾有语文老师问过我能不能改报文科，他认为如果改报文科我应该能拿文科状元。但是我根本不会考虑。首先，我觉得拿高考文科状元没啥意思，我们学校（云霄一中）比我高两届的已经出过一个文科状元了，他后来上了复旦大学新闻系。再来一个文科状元有啥意思呢？而且，我从小就决定要去研究科学，上高中以后更是决定要去研究生物学。我那时候的志向是很明确的，也知道文科的东西可以自学，理科的东西必须要科班出身，不能自学。我已经都想明白了，一定要到大学学生物，文科可以业余地搞。

在高中的时候我已经决定要学生物，所以除了语文，生物考试也不用准备，因为我那时已经在自学大学的生物课程，有一些方面的知识可能已经到研究生层次了。当时《中国大百科全书》开始编，出了遗传学分卷单行本，我买了一本，把它仔细通读了。还看了很多的其他生物学的资料。所以，中学生物课的那些内容对我来说很浅，我根本就不用去准备。生物高考当时满分是50分（后来才改成70分、100分），据说我本来是考了满分的。满分卷要拿出来在阅卷小组讨论。阅卷小组的组长是我的生物老师。他认出我的笔迹，要严格要求。当时有一道题是画神经反射弧，要用铅笔把神经连线画出来。我的生物老师认为我有一条线画得不够清楚，建议扣分，把我的满分搞没了。他后来跟我和其他人说的是他建议扣0.5分，结果是49.5分，公布的分数是49分。我以前也这么说过，现在看来这是多年后记忆有误，因为最近我查了我的高考分数，生物是48分，可能还有别的题在讨论时也被扣分。

数理化我考得也不错，但不突出，其中最好的是物理，也只考了94分。这可能真跟刷题有点关系，没有刷题就没能超常发挥。总分我没有拿到全县第一，而是第二，被我们班的那个女生超过了，她比我多两分，我是595分，她是597。漳州一中有一个学生又比我们多了几分，所以我是全县的第二名、全市的第三名。但595这个分数是非常高的，不仅比那一年福建高考的录取分数线470多分高出很多，也比任何大学在福建的高考的录取线高出很多。当时在福建录取线最高的是中国科大，我的总分比它的录取线高出了20多分。

我们那一年高考录取开始改革。以前都是一考定终身，完全根据高考的成绩来决定要不要录取。有一些人反对这种做法，担心万一好学生高考失常了上不了好大学，因此提出了一些改革的办法。那一年开始试行两种办法，一种叫做“保送”，一种叫做“推荐”。

保送就是不用参加高考，直接去上大学。学校一般不愿意让总分最高的那些学生保送，因为希望这些学生参加高考拿名次，这样学校高考的总成绩才显得好看。我们学校保送的有两类学生。一类是偏科的，总分没那么高，但是单科成绩非常好。我前面提到的我们学校物理最好的那个学生，曾经拿过全国物理竞赛一等奖，但是文科不太好，总分没那么高，学校就把他保送到北大读物理。还有一类是总成绩排中间的，我记得有那么两个保送到福建师大。

那些总成绩最好的学生，学校要留下来让他们去争名次，但是万一这些人发挥失常，那不亏了吗？所以就有了推荐的制度。这些平时成绩非常好的学生可以推荐给某一个大学，只要高考分数达到了重点大学录取分数线，即使达不到推荐的大学的录取分数线，也保证录取。

我属于推荐生，自己联系要推荐到哪一所大学。福建好学生的首选往往是厦门大学（我们班的女学霸就推荐去了厦门大学），父母也希望子女去厦门大学，离家近嘛，但我想去更远的地方看看世界，何况我家已有两个厦门大学校友，没必要再多一个。当时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按在福建的录取分数线排名，是中国科大、清华、北大、复旦。已经有一个同学保送去北大了，我就没想去凑热闹。清华当时是纯工科的，没有我要读的生物系。剩下的中国科大和复旦都有生物系。我跟它们联系，它们都寄来了介绍材料。

看了介绍材料，科大更吸引我。它介绍自己是全国唯一一所中科院办的大学，本科毕业以后80%多都能够上研究生，剩下的那些学生毕业后大部分也都是分配到中科院的研究所。我当时想的就是能够到中科院的研究所去做研究，还不知道有出国留学这种事。所以我就决定要上中国科大生物系，学校就把我推荐过去了。推荐之后只要高考的成绩达到了重点大学录取分数线，科大保证录取。这也是我对高考一点压力都没有、没有认真做准备的一个原因。我想我随便怎么考也能过重点大学分数线。最后我的高考分数比科大在福建的录取分数线还多了20多分，所以推荐也没啥用，对我来说只不过是加了一层双保险。

科大当时录取的人数非常少，一年在全国才录取600多个学生，而且录取最多的是安徽的学生，因为科大在合肥，要照顾本省。分配到福建的名额，一年也就二、三十个人。当时科大有14个系，每个系在福建分配到的也就是录取一、两个学生而已。那一年科大生物系在福建的招生名额是两个。科大派了一个老师到福建招生，先去了福州。当时生物系是最热门的，因为都说二十一世纪是生物的世纪，所以好学生都愿意报生物系，不管对生物感不感兴趣。科大招生老师在福州录取了一名福州一中的考生和一名宁德一中的考生进了生物系，这样两个名额就用完了。之后他才到漳州招生，通过我的老师来问我，生物系没名额了，计算机系还有一个名额，愿不愿意去？我拒绝了。我说，我本来就是要去读生物系的，如果科大没有名额了，我宁愿不去科大，到复旦去。我的重点大学第二志愿填的是复旦的生物系。当时还要求每个考生都要填普通大学志愿，我忘了填哪一所了。

科大招生老师住在漳州宾馆，是漳州最好的宾馆。我有一个发小，幼儿园、小学、初中都是同一班的，到高中以后他读文科，报的是英语专业，过了漳州大学的分数线，还要从县城去市里参加口试。他也住在漳州宾馆，刚好科大招生老师住在隔壁，交谈起来。科大招生老师跟他说，你们学校的方是民本来是推荐到我们学校生物系的，生物系没名额了，让他读计算机系他又不愿意。我这个发小说，你一定要让他读生物系，我这个同学从小就喜欢生物，是我们学校生物兴趣小组组长，做了很多的标本，让他去读别的系，他肯定是不干的。科大招生老师听了，就决定把计算机系的那个名额给生物系，让生物系在福建多招一个名额，就把我招去了。前面几届的科大的生物系都只有两个福建学生，只有我那一届（85级）有三个福建的学生。

2021.6.11.录制

2021.11.13.整理

任志强因为贪污受贿、滥用职权、挪用公款等罪名被判刑18年。《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发了一篇很长的微博，替任志强感到惋惜。他说，搞政治对抗有一个常识，那就是你不能被人家抓住经济问题的把柄，屁股要干净，一定要做到清心寡欲。

很多人都怀疑任志强之所以会被追究经济问题判18年，是因为他搞政治引起的，经济问题实际上是政治问题。别人这么说倒也罢了，胡锡进也这么说，意义就不一样了。胡锡进被国内外当作中国官方的非正式发言人，是政府的传声筒。《纽约时报》甚至认为，胡锡进在网上的发言能够影响到美国的股市。那么，胡锡进这么说就相当于替政府承认任志强之所以会因为经济问题被抓、被判刑，是因为他搞政治对抗引起的。这是中国政府不承认的。胡锡进把这个国家秘密泄漏出来了。

任志强的经济问题，按照判决书上的说法并不是现在才发生的，历时很久了，最早可以追溯到差不多20年前，最大的一笔款是10来年前，即2012年他跟他儿子的关联交易。可见并不是现在他才出经济问题。任志强曾经标榜过自己是优秀共产党员。他三年前退休的时候，号称经过了审计，没有查出他有问题。为什么现在突然就查出他有经济问题，而且是很多年来一直就是这样的呢？按照胡锡进的说法，是因为他搞了政治对抗，所以要抓他的经济把柄，才去挖他的经济账，把他20年来的账全部都挖了一遍，找出问题来了。那么，如果不搞政治对抗，就可以过得好好的，经济问题再大、时间再久远都没事，可以安度晚年；但是，敢搞政治对抗，那么什么经济问题都给挖出来，没有问题也要挖出问题。

三年前刚刚做过审计说没有问题，现在说有问题，而且涉及的金额非常大，好几千万，那么三年前的那个审计是怎么做的？三年前给任志强做审计的那些人是不是也应该追究责任？而且，任志强搞政治对抗并不是现在的事，已经好多年了。按照胡锡进的说法，他们两个人很早以前就是“论敌”了。搞了这么多年的政治对抗一直没事，还把他评为优秀党员，三年前还说他没有经济问题让他退休了，怎么现在突然有了问题要追究他呢？

网上有传言，说任志强在三月份发过一篇文章骂了大领导，因此惹祸。那篇文章我看过，我不知道是不是任志强写的。胡锡进现在这么说，那不就相当于证实了网上的传言是真的吗？说任志强之所以会被挖出经济问题，是为了抓他的把柄，那就不是说的以前那些政治对抗了，而是最近的政治对抗让当局无法容忍，所以才要挖他，这不就是证实了网上的说法吗？

胡锡进认为，如果你要搞政治对抗不能有经济的把柄。没有经济把柄，还可以抓别的把柄，比如说“嫖娼”。胡锡进也提到这一点，他说，几年前他的一个论敌就因为嫖娼被抓住了把柄。我想他指的是薛蛮子。薛蛮子嫖娼这件事应该是真的，并非有人故意陷害他。但是有的搞政治对抗的人“被嫖娼”就很难让人相信，比如说不久前清华大学的许教授也因为嫖娼被抓，关了几天放出来了，就几乎没有人相信他真的嫖娼了。

没有经济问题，那么也可以说有嫖娼的问题；没有嫖娼的问题，还可以找别的问题，比如说国家安全的问题，当作“间谍”抓起来。胡锡进的另外一个论敌去年就是因为被指控是“澳大利亚间谍”被抓起来的。如果连国家安全问题也找不到，那么还有一个万能的“寻衅滋事”等着呢。那不需要任何借口，只要在网上有言论，被认为是敏感的、不恰当的，那么就可以说是“寻衅滋事”，就可以抓人、判刑了。

胡锡进说“搞政治对抗一定要做到清心寡欲”、“不要让人抓住把柄”，听上去好像胡锡进是在支持、赞同政治对抗，是在为这些没有做到清心寡欲、被人抓住把柄的搞政治对抗的人感到惋惜，是在恨铁不成钢。反之，你如果清心寡欲、没有任何把柄，那就可以搞政治对抗了。

但是，胡锡进是官方的人。他这么说相当于支持别人来跟政府搞政治对抗。这是不是犯了政治错误了？或者，用胡锡进以前的话来说，他的屁股是不是坐歪了？他的屁股一坐歪，犯了政治错误，要找也能够找到他的把柄的。

不过胡锡进现在还被认为是党的人，即使有什么问题暴露出来也没关系。胡锡进自己以前也被发现过有经济问题，挪用了公款到波兰旅游，当时也是发过通告的，只不过认为那个问题不算很大，胡锡进还是党的人，所以给了他一个很小的处分。但是，如果胡锡进这种在政府看来是错误的、不恰当的言论发得太多，那么以后小问题有可能就变成大问题，没有问题也有可能挖出问题，到时候胡锡进可能有更大的经济问题被出来。没有经济的问题也有嫖娼的问题，没有嫖娼的问题也有间谍的问题，没有间谍的问题也有寻衅滋事的问题……胡锡进还是要小心一点。

可见，胡锡进写这篇文章，还是说了一些真话、实话的。这还是值得赞赏的。所以，这篇登在新浪微博上的文章就不能转也不能评了。但是，这篇文章还没有被删掉，胡锡进也没有因此被封号、禁言。如果换了别人，敢这么评论任志强的事吗？敢说任志强的经济问题实际上是政治问题吗？谁敢说，肯定帖子被删掉，被封号、禁言。更严重一点，那就会以“寻衅滋事”的罪名抓起来。所以，胡锡进还是有特权的。他应该很感激自己还受到党的信任，只是受了一点小小的处罚而已。

2020.10.12.录制

2021.11.23.整理

科学松鼠会宣布停止活动，因为他们有一个成员惹了一批大五毛。有一个叫“乌合麒麟”的大五毛转了一个帖子，说“人体含水量70%”这件事是日本731部队拿活着的中国人做蒸干实验才知道的。科学松鼠会的这个成员说这是一个谣言，还做了一番科普。大五毛以及共青团中央等官方微博一拥而上批科学松鼠会是“恨国党”、想要洗白日本侵华罪行。吓得科学松鼠会那个人赶快发表声明认错，还说要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去接受教育。科学松鼠会也发了一个声明，宣布把那个人开除出科学松鼠会，把他所有的言论清光，而且宣布科学松鼠会从此停止活动，永远停止更新微博。

科学松鼠会是一个叫“姬十三”的人搞的，他同时搞了果壳网。这两个机构号称都是做科普的，但是分工不一样：科学松鼠会号称不赚钱，是公益性的，果壳网则是营利性的，从政府拿了几千万元的活动经费。显然姬十三怕科学松鼠会连累到了果壳网赚钱，赶快把科学松鼠会切割掉，而且还赶快发表声明宣布“我们一贯爱国、爱党”。

科学松鼠会以前老是发一些不科学的、甚至是伪科学的东西，被我多次批过。但是在这个事件中他们并没有错。然而，为了自己的生存不敢坚持科学的原则，赶快认错，而且连活动全都停了，说明这帮人并不是真正地要做科普。

“人体含水70%”的来源跟日本731部队的确没有关系，它是1945年美国生物化学家做实验得出来的。当然不是拿人体做蒸干实验，而是拿尸体测出来的。他们不仅测出人体含水量接近70%（67.85%），而且还把人体各个器官的含水量也都测了一遍。其实他们主要不是为了测含水量，而是测人体的各种各样的化学成分，在测的时候顺带测了一下含水量而已。如果光是测含水量，论文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因为在那之前，早在19世纪已经有人测过人体的含水量了，也是拿尸体来测的，测出来的结果也是60%左右。所以，人体究竟含水量多少，是早就知道的，跟731部队的人体实验没有关系。

那些大五毛也承认，在731部队之前已经有人做出来这个结果了，但他们说这不等于731部队就不会再去做。如果有人做过了，得出了一个大家比较公认的数据，那么731部队是不太可能再去做的。在731部队主持人体实验的那些人都是当时日本比较著名的医生或大学的医学教授。他们做这些人体实验的目的主要有两个。第一个目的是为了获得新的医学知识，类似于做基础研究。那些医学教授甚至根据在731部队做的人体实验写了一些论文发表。只不过他们发表论文的时候不说实验对象是人体，说是找非人的灵长类，也就是猴子来做实验。第二个目的是为日本军队服务，带有军事目的，比如说做细菌战、化学战的研究。测人体含水量对他们来说第一没有医学的价值，第二没有军事的价值，所以是不会去做这种实验的。

目前也没有可靠的证据表明731部队做过人体蒸干实验。那些大五毛引用“历史资料”，说森村诚一写的纪实文学《恶魔的饱食》里面已经详细记载了这个人体蒸干实验。还有，俄罗斯拍过一个纪录片，也说731部队做过人体蒸干实验。其实俄罗斯那个纪录片根据的就是森村诚一的那本书。因为731部队的实验并没有影像资料留下来，所以那个纪录片只是根据森村诚一书里的描述进行了还原。

那么森村诚一的那本书可不可靠？不可靠。森村诚一首先是一个小说家。《恶魔的饱食》号称是“纪实文学”，是冒着生命的危险采访了一些知情者写成的。但是严格地说那是一本小说。里面的一些描述、情节并不是真的，很多是想像的，甚至里面的照片出版以后就被发现有一半是伪造的，变成一个丑闻，出版社就把书召回，不卖了。所以，那本书是不能把它作为历史依据的。比较可靠的研究731部队的书都没有提到731部队做过人体蒸干的实验。

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人体蒸干的实验是站不住脚的，完全是一个不懂科学的人想像出来的。他想，人们老说“人体含水量70%”，这怎么做出来的？那肯定是在人活着的时候先测一下重量，然后再把他尽量地蒸干了再测一下，这么一减就变成了含水量了，对不对？这是一般人的想法。如果真正这样去做实验的话，是很难操作的，即使很残忍，要把活人蒸干，也很难把水分全部都蒸干，这样得到的数据很不准确、很不可靠。有更可靠的办法，例如测尸体的湿度。我刚才说的1945年美国科学家发的论文，测的就是尸体的湿度，可以测出来含水量究竟有多少。而且，他们还测各个器官的湿度。难道731部队还要把各个器官都给蒸一遍？

而且森村诚一说实验的结果认定人体的含水量是78%，这比一般认为的不到70%高得多。人体含水量不可能那么高。何况，如果是通过蒸干实验来测，不可能把所有的水分都蒸干，结果应该是偏低。由此可见这个实验完全是编出来的。

森村诚一书里提到的731部队的人体实验，有的也是像“人体蒸干实验”一样是一个不懂科学的人想像出来，就是为了骇人听闻、吸人眼球，说得越恐怖就可以卖得越好。例如，森村诚一还提到一个抽真空的实验，把一个大活人弄到气压室里，然后把里面的空气慢慢地抽掉，一直抽到变成真空，人体膨胀、爆炸，内脏流出来喷得到处都是。听上去很恐怖，但是这也完全是想像出来的。人在真空状态下是不可能爆炸的。很多人想当然地以为人是像气球一样的，外面气压低了或没有气压了，就会膨胀起来了。不是的。人体并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系统，它跟外界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气体交换，即使把它抽成真空人也不会一下子炸裂、内脏喷得到处都是。

我们来看一个真实的事例。1971年，苏联飞船“联盟11号”出了事故，它返回地球后人们发现三个宇航员都死了。调查的结果认为，是因为在返回地球时发生了漏气事件，在30几秒之内飞船里的气体全部漏光，变成了真空，所以三个宇航员马上就死了。但这三个人的尸体除了脸部有一些蓝色的斑点、鼻子有血迹之外，其他的都是正常的，并没有整个人体炸裂。一开始发现这三具尸体的时候因为看不出有啥异常，关于他们的死因当时没法认定，做了各种各样的推测。最后研究的结果认为是气体泄漏一下子变成真空状态导致肺栓塞死亡。

森村诚一描述的抽真空的实验可能有一点点事实的依据。根据731部队原成员的回忆，他们拿人做过减压的实验，看人能够活到多低的气压才死。他们做那个实验时把空气抽走，按他们的描述，抽到眼珠子从眼眶掉出来，就停了。但是这个细节描述可能也是想像出来的。苏联联盟11号的宇航员在真空下眼球并没有掉下来，看上去很正常。

现在基本上没有日本731部队原始的材料了，因为日本战败以后731部队的材料全部都被销毁，那些犯人、试验的对象、中国的劳工全部都被杀死，除了731部队的人、日本医生、医学教授，所有的知情人都被杀光了。那些最知情的、参与研究的日本医生、医学教授，当时被美国保下来。麦克阿瑟想要获得这些人手上的实验资料，特别是细菌战实验的资料，因为他准备跟苏联打仗，认为细菌战、生物战的资料很宝贵。为了让这些医生、医学教授能够提供这方面的资料，麦克阿瑟豁免了他们的罪行。这些人回日本以后继续从事医学方面的研究，有的还变得非常地出名。那些资料就到了美国军方手里，现在还没有公开。

我们对731部队做人体实验的了解，主要都是从某些当时参与做实验的人后来的回忆得到的。这些医生、教授一开始都不说，是一直到晚年以后才开始有人说出一些事实的真相。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可以知道他们究竟做过哪一些人体实验呢？

我刚才说了，他们做这些人体实验有两个目的，为了医学和为了军事。医学的实验他们做过把人饿多少天会死、不喝水多少天会死之类。其中比较著名的是冻伤实验，故意把人冻出冻疮。但做冻伤实验的目的也不是故意去折磨人，他们是想要找出治疗冻伤的最好的办法。冻伤以后一般都认为要赶快搓一搓把冻伤部位搓热。他们研究的结果认为这样反而更糟糕，治疗冻伤最好的办法是泡温水。

他们主要做的是军事方面的实验，是为日本军队服务的。例如，拿人当活靶子来测试各种各样的武器——刀、枪、炸弹，来测对人体能够造成什么样的损伤。还做了化学战的实验，用什么样的毒气、用多大的量能把人毒死。最主要的是细菌战实验，让人感染细菌，再做活体解剖，看在感染的各个阶段器官发生了什么样的病变。其中他们做得最多的细菌实验是鼠疫实验，因为他们认为鼠疫做细菌战是最有价值的，就做让人感染鼠疫的实验。还做了让人感染梅毒的实验。

让人感染了细菌、梅毒之后，他们要做活体解剖来看器官的病变。而且，做活体解剖的实验是不用麻醉的。这些医生的解释是，不打麻醉也不是为了故意折磨人，而是怕打了麻醉以后会影响实验结果。所以他们还很心安理得。这些医生、医学教授是不把实验对象当人看待的，在他们看来跟实验动物没有任何的区别。更令人发指的是，他们还拿孕妇、婴儿做人体的实验。所以，731部队的罪行、罪恶是应该充分地揭露的。但是，不应该为了吸引眼球，耸人听闻地散布谣言，还不准人去质疑这些谣言。那就让揭露变得不严肃，反而让人觉得不可信。

2021.6.7.录制

2021.11.10.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