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博客

前一段时间大家被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给刷屏了：中国科大潘建伟、陆朝阳团队建造出了世界上最快的量子计算机，取名“九章”，以纪念中国数学名著《九章算术》。国内新闻报道说，这台量子计算机的运行速度是电子超级计算机的一百万亿倍，是谷歌去年建造的量子计算机“悬铃木”的一百亿倍。这台计算机运行200秒，超级计算机要运行好几亿年才能够得到相同的计算结果。

拿不同种类的计算机比运行速度是比较主观的。谷歌的“悬铃木”量子计算机2019年建造出来时发了一篇论文，说这台量子计算机运行200秒相当于IBM最快的超级计算机运行一万年。论文发表以后，IBM的人不服气，认为是高估了，其实也就是相当于IBM最快的超级计算机运行2.5天而已。一个说一万年，一个说2.5天，估计的差别就这么大。

有人可能会说，跟电子计算机去比运行速度可能是比较主观的，但是谷歌的“悬铃木”也是量子计算机，同样是量子计算机是不是就能比呢？谷歌的那台量子计算机号称是53个量子比特的，“九章”量子计算机号称是76个量子比特的，理论上是要快多了。但是新闻报道没有提的是，谷歌的量子计算机是可以编程的，而“九章”量子计算机是不能编程的。不能编程的计算机还可以算是计算机吗？这就让人很疑惑。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严格地说也是不能编程的，它只能算线性方程组，但是，只要是线性方程组，输进去了它就能算。而“九章”连这点都做不到，它只能算一道应用题。只能算一道题的计算机怎么能够说是一个计算机呢？

“九章”量子计算机的全称叫做“高斯玻色分布量子计算原型机”，只能算“高斯玻色分布”这一道题。这是量子力学的一个问题。“玻色”指的是“玻色子”，是一类粒子的统称，光子就属于玻色子。潘建伟他们号称建的是“量子计算机”，其实是拿光子做了一个实验，是一个非常大型的实验，用了100台的干涉仪、25台的压缩机、100台的超导单光子探测仪，看看能够探测到多少个光子。在一次运行中他们用这100台探测仪探测到了76个光子，然后就说这是76个量子比特的量子计算机。但是在平常他们只能探测到43个光子，那是不是就又变成了只有43个量子比特的计算机？这个“量子计算机”还会打摆子，一会儿高，一会儿低？如果只有43个量子比特，那不是比谷歌“悬铃木”的53个量子比特还要少吗？

所以，它实际上就是做了一个光子取样的实验而已，没有任何的实用价值。而且，这个实验是花了巨资来做的。国外以前有人做过这种玻色取样的实验，一般也就是能够探测到几个光子，潘建伟他们能够探测到几十个光子，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当然用到的仪器设备、花的经费也不是一个数量级的。我看到国外媒体报道专家的评论说，让他们震惊的是这个实验的规模这么大。这个实验的规模如此的大，用到了100台干涉仪、100台单光子探测仪，而且因为需要超导，还要在接近绝对零度的温度下来做实验，这么大规模的实验，当然要花非常多的钱。

国外那帮专家看到论文时想必在感叹，你们中国人现在是太有钱了，我们可做不起这样的实验。就像几年前潘建伟用一亿美元发射了一颗叫做“墨子”的卫星，就是要做一个没有任何实用价值的量子纠缠实验，这个大手笔当时也让很多国外的专家非常震惊，纷纷感叹“太有钱了”、“这种规模的实验我们是做不了的”。花这么多的科研经费，没有任何的实用价值，结果也就是发了一篇论文。号称在美国的《科学》杂志上面发了一篇高档次的论文，然后传回国去给大家打打鸡血，煽动一下民族主义的情绪，满足一下民族“自豪感”。

而且潘建伟又可以乘机捞钱了。潘建伟不只是一个科学家，还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人。他是“科大国盾”公司的创建人和最大的个人股东。这家公司号称是做量子通信的，已经上市了。有很多股民很相信潘建伟说的量子通信现在已经有实用价值了，要搞量子通信的干线了，股价就一路地飚升。根据潘建伟在这家公司占的股份可以算出来，他已经有20多亿的身价。而且潘建伟已经套现了。在这家公司上市之前，他已经从另外一家号称也是做量子通信的公司套现5个亿。所以他已经不只是名义上有20多亿的身价，而是有5亿的现金在手，是名副其实的亿万富翁。

潘建伟的这家公司号称要把潘建伟实验室的研究结果转化成了技术，推向市场。但是潘建伟做基础研究的经费，包括发射一亿美元的“量子卫星”的经费是哪里来的？是国家的投资，不是潘建伟自己掏的钱。潘建伟用国家科研经费做出来的成果，把它市场化了，然后得来的钱放入了自己的腰包。这不就是无本万利吗？公平的话，潘建伟应该把国家的投资还回去。他现在已经有20多亿元的身价，国家以前的投资他完全还得起，应该把国家的投资给还回去，不然的话他由此获得的收入也应该属于国家的才对。

而且，潘建伟并不是变成了商人以后就不做研究了。他还是要继续搞科研的。他不是说发射完一颗“量子卫星”就完了，还要不断地发射“量子卫星”，号称要在2030年组成一个“量子卫星的网络”。发射一颗卫星就是一亿美元，不断地发射又要花国家多少的科研经费？

“量子通信”潘建伟已经吹了很多年了。好多年前他就已经吹嘘量子通信马上就要进入实用了，但过了这么多年，除了他把自己变成了亿万富翁以外，我们看不到有什么实用的东西出来。现在量子通信眼看骗不动了，他又改搞量子计算了。潘建伟号称是“量子之父”，只要是跟量子沾光的他都要搞。他实际上起到的就是一个包工头的作用，用他的名气、关系拉来了钱，然后招一大堆人来干活。所以，不管什么样的量子——量子通信、量子计算、或者别的什么量子，他都能做。

对于潘建伟搞的这些研究是一直有争议的，潘建伟却还要不停地搞，能够发论文“为国争光”，算他有本事。但是，他现在已经是一个亿万富豪了，完全付得起科研经费，为什么还要拿国家的钱来继续做研究呢？是不是应该用自己的钱来做研究？而且，这是有争议的研究，如果花的是自己的钱，他要怎么折腾别人都无话可说。他如果真的那么相信自己的研究是真实可靠、有实用价值的，为什么不花自己的钱？他如果花自己的钱来做这些特别费钱的实验，我没有一点意见。但是，他用的是国家的科研经费，花的是纳税人的钱，发论文给自己涨名气，又要到股市去捞钱，让自己的财产、身价再增加一些，国家的科研经费、纳税人的钱变成了他个人的投资。所以这种富豪科学家其实是学术巨骗，是国贼。

像潘建伟这样的富豪科学家不是个别的。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刚回国那一阵还在媒体上不停地说反对科学家办企业，说科学家就应该一门心思去做科研，不要把自己变成企业家、商人。然而，施一公现在也在办企业，跟他的妻子一起办了一家制药公司。这家制药公司最近也上市了，施一公夫妇也有了15亿的身价，虽然比潘建伟少一点，但是也把自己变成了亿万富豪。这家制药公司根据的成果也号称是施一公实验室做出来的，他也是拿国家的经费来做研究，然后把它转化成了技术，上市去捞钱。这跟潘建伟一样，也是无本万利。那么，他是不是应该把他以前花的那些科研经费给还回去？他以后的研究是不是应该也花自己的钱来做呢？

想把自己变成“富豪科学家”的还有的是，比如说施一公的朋友饶毅。饶毅夫妇现在也办了一家制药公司，也是想把自己变成“富豪科学家”。现在饶毅还没赚到钱，如果哪一天他的公司也上市了，也变成了亿万富豪，希望饶毅也能够拿自己的钱来做研究，而不要再拿国家的科研经费了。

?2020.12.5.

最近有一篇文章在网上很火，该文称，《科学》杂志已经发表论文证明，新冠病毒的信使RNA是可以通过逆转录整合到人的基因组的，这就意味着任何一个注射了信使RNA新冠疫苗的人都将变成“转基因人”，都将携带着新冠病毒的基因，而且会传给下一代，他们的后代也都是“转基因人”，会世世代代地传下去，给全人类造成巨大的灾难。作者自称20年前曾经研究过合成病毒，后来发现后果很严重就退出了，显得很权威，而且很有良心。

如果真的有这样的研究结果发表，世界卫生组织、各国监管机构早就叫停辉瑞疫苗和莫德纳疫苗了，因为它们都是信使RNA新冠疫苗，怎么可能到现在还在大力推广、号召人们都去接种呢？只要用常理想一想就知道，这个人是在危言耸听，不可能有这样的研究。

他在文章后面附了一篇论文，是关于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实验室做的一项研究。这篇论文还没有经过同行评议正式发表，是作为预印本先放到了网上。它研究的是新冠病毒，而不是新冠疫苗，这个差别可大了。为什么要做这项研究呢？有一些新冠的病人病好了以后，过了很长时间，再做核酸检测发现又阳性了，就是中国所谓“复阳”。论文作者怀疑这些复阳的新冠病人其实并不是真正再次被新冠病毒感染了，而是他们第一次被新冠病毒感染以后，新冠病毒的基因整合到他们的基因组里，所以才能够检测出来新冠病毒阳性。

他们做了实验来证明这个假说。但是他们做的是体外实验，在体外做了细胞培养，里面有新冠病毒，然后证明新冠病毒的基因整合到细胞的基因组里头去了。在体外可以不断地调整实验条件来获得自己想要的结果：可以用大量的病毒，可以加这个酶那个酶，可以改变细胞培养基的成分……所以体外的情形跟体内是不一样的，不能用一个体外的实验来证明那的确是在身体内部会发生的情况。

新冠病毒是一种RNA病毒，很多人都听说，RNA病毒很容易突变，而且还很容易整合到人的基因组里头去，我们人的基因组里头有相当一部分都是病毒的基因，就是原来的RNA病毒被整合到我们的基因组里头了。新冠病毒是RNA病毒，这个没错。但是RNA病毒并不是都很容易就能够整合到人的基因组里头的，只有一类RNA病毒可以这么干，叫做“逆转录RNA病毒”。其中最著名的是艾滋病毒。

RNA病毒之所以这么叫，是因为这类病毒的基因组以RNA作为遗传物质，它没法直接整合到人的基因组，因为人的基因组是以DNA作为遗传物质的。人体细胞里头遗传信息的传递是以DNA作为模板来合成RNA的，这个过程叫做“转录”。RNA病毒的基因组如果要整合到人的基因组，第一步首先必须用RNA作为模板合成DNA，跟转录是反过来的，所以这个过程叫做“逆转录”。但是，逆转录是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发生的，要有酶来参与催化，这个酶就叫做“逆转录酶”。

人体细胞里头有一些酶有逆转录活性，但是很局限，只是转录一些很特定的序列，例如高度重复的序列，往往就只是逆转录自己的序列，并不是遇到RNA都能够逆转录。所以逆转录RNA的病毒是没法利用我们人体的逆转录酶来做逆转录的，它们必须自带逆转录酶。像艾滋病毒就有自己的逆转录酶，能在人体细胞里把它的RNA基因组逆转录成DNA。但是这个过程是发生在细胞质里的，而人的基因组在细胞核里，逆转录得到的DNA是没法从细胞质自动跑到细胞核里头，到了细胞核里头也没法自动发生基因组的整合。还需要有别的蛋白质来把逆转录得来的这段DNA带到细胞核，去跟基因组整合。这就需要有别的酶，其中最主要的一种就叫“整合酶”。艾滋病毒除了整合酶，还需要另外两种蛋白一起帮忙，把DNA运到细胞核里，然后与基因组整合。

新冠病毒是RNA病毒，但是不是逆转录病毒，没有逆转录酶，也没有整合酶或别的帮助把DNA转运到细胞核里的蛋白质。在一般的情况下，它是不可能把自己的基因给整合到人的基因组的。

有人说，在某些新冠肺炎的重症病人的身上发现，他们的基因组被整合进了新冠病毒的基因。我没有看到这项研究的论文，不知道是不是可靠。即使在某一些人身上发现新冠病毒基因能够整合到人的基因组里头，也是非常小的小概率事件。重症病人身上有极多的新冠病毒，大量地繁殖、到处跑，有可能就让小概率事件发生了。而且，某一些人有可能刚好有某种基因整合的条件，比如说身体里还有别的病毒，类似于艾滋病毒的逆转录病毒，能够帮助逆转录的过程。这种可能性有，但是很低。

即使逆转录现象发生了，新冠病毒被接合到人的基因组里头了，并不意味着就变成了“转基因人”，就能够传给下一代了。这种逆转录一般都发生在体细胞，例如在呼吸道的细胞，是不可能传给下一代的。必须是刚好发生在生殖细胞，又刚好发生了这种逆转录的生殖细胞变成了受精卵，才有可能传给下一代。这个概率就更低了。

而且，这些研究、推测都是关于完整的新冠病毒的，并不是关于新冠疫苗的。信使RNA新冠疫苗不是完整的病毒，它只是取了新冠病毒的一小段信使RNA，就是编码S蛋白的那一段而已，而且它是用一种纳米颗粒包起来的，并不是真正的病毒。新冠疫苗注射到我们人体以后，并不会像病毒那样大量地繁殖。疫苗的量本来就很少，那么一点点的信使RNA刚好发生了逆转录，而且还刚好发生在生殖细胞变成受精卵，这种可能性可以说是不存在的。

如果这种逆转录这么容易发生，随便一段信使RNA都能被逆转录，我们人体就乱套了。我们人体细胞里有大量的、多得多的信使RNA，都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如果制造出来又被逆转录，这里插一段，那里插一段，整个基因组早就都乱掉了。所以，根本不用担心，逆转录是没那么容易发生的。我们注射的那些信使RNA疫苗，因为量不多，还不够血液里的那些免疫细胞分的，更不要说刚好跑到生殖细胞去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注射信使RNA新冠疫苗是不会把你变成“转基因人”的。

中国目前还制造不了信使RNA疫苗这个最新的高科技，现在只会研发最落后的灭活疫苗，因此不认输，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落后，反而要拼命地妖魔化信使RNA新冠疫苗，吹嘘自己落后的灭活疫苗多么地安全、先进，这是很可笑的。为了抹黑辉瑞疫苗、莫德纳疫苗，不停地找各种各样的谣言，先是说注射了辉瑞疫苗、莫德纳疫苗有人死了，得面瘫了，发生了严重的过敏反应了；后来又有人说注射了辉瑞疫苗以后还是被新冠病毒给感染了；最后又发展到说注射了辉瑞疫苗、莫德纳疫苗就会变成“转基因人”，更吓人了。

这让我想起了中国对转基因食品的排斥，很多人也是担心吃了转基因食品把基因也给转了变成了“转基因人”。比较奇怪的是，最近这一段时间拼命地在抹黑、妖魔化辉瑞疫苗、莫德纳疫苗的人当中，相当一部分还是号称在做科普的，而且以前嘲笑、批评过那些反对转基因的人。他们就没有意识到，他们现在妖魔化辉瑞疫苗、莫德纳的疫苗，跟那些妖魔化转基因食品、转基因作物的人其实性质是一样的，都是相信谣言，都是在歪曲某一项研究，都是对于整个问题缺乏必要的认识，都是没有掌握必要的科学知识，显得非常无知。

所以，这二者的性质完全一样，只不过他们为了反美，或者为了长中国的威风，就来妖魔化美国的疫苗。但是，他们也不想一想，信使RNA疫苗是一种新的疫苗研发的技术，代表着疫苗研发的发展方向，中国目前做不到，以后还是有可能做到，以后也是要研发信使RNA疫苗的。而且，现在还要去进口这种疫苗，复星医药不就要进一亿剂的辉瑞疫苗吗？虽然他们给改了名称，实际上是同一种疫苗。等着这些疫苗进口了，或者等中国以后也能够研发自己的信使RNA疫苗了，到时候这些人是不是又要换一副嘴脸，开始拼命地说信使RNA疫苗的好了？然后还要去澄清关于信使RNA疫苗种种错误的观点、谣言呢？所以，这些人号称是在做科普，其实本身就很不靠谱。

2021.1.4.

去年12月18日，9个西安人到河北参加一场婚礼，当天坐高铁回西安，到西安以后又坐了地铁。今年1月3日，西安政府接到河北方面的通知，参加那一次婚礼的人当中有人确诊得了新冠。这9个西安人就被作为密切接触者给抓起来去隔离。那一天跟这9个西安人同一趟地铁的600多个人也作为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被抓去隔离14天，而且还是自费，一天400多块钱，14天下来就是5000多块钱，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笔很大的开支。他们中有人就在网上抱怨，说自己坐了一趟地铁居然是如此的昂贵。

这件事上网以后，引起了一场风波。西安政府取消了对这600多个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的收费。有一些人很支持西安政府的做法，认为对付传染病的基本方法就是要把密切接触者隔离起来。但问题是，要隔离什么样的人？国外对密切接触者也是要求隔离或自我隔离的，但是他们对密切接触者的定义跟中国的不是很一致，中国有自己的特色。就拿美国来说吧，美国疾控中心的定义是，跟被感染的人有比较近距离的接触，而且时间也不短，超过了15分钟，才算密切接触者，建议他们在家里自我隔离14天。至于跟被感染者在同一个房间但距离比较远，或者接触时间比较短，就不叫密切接触者，而是一般接触者。对一般接触者是不建议隔离的，因为他们被感染的风险非常低。但在中国，才不管是一般接触者还是密切接触者，只要有接触了，管你时间长短、距离远近，全部都作为密切接触者隔离起来。而且，在家隔离不行，怕不自觉，还要集中隔离。这算是中国的国情，因为一般接触者也有被感染的风险，虽然风险很低，为了做到万无一失，也不放过。

现在发展到连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也要隔离，就太过分了。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是不可能被感染的。就拿西安的这个例子来说吧，那9个人到河北参加婚礼有可能被感染，这没法排除，因为不知道他们与感染者接触到什么程度。把这9个人抓去隔离，我没有意见。但是，被感染了以后并不是当天就能够排出病毒去感染别人的。被感染了以后，病毒进入了人体，开始大量地繁殖，等体内有了很多病毒，才会排出去，而且病毒的浓度还要高到足以感染别人。这不是一两天能够做到的，往往要好几天。这9个西安的人当天就回去了，他们即使被感染了，身体也不会带有足够量的病毒能够传染给别人。所以，那些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是不可能被传染的，把他们隔离起来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太冤枉了。

如果坚持要这么“万无一失”，再发展下去，不止是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连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也要被排查、隔离了。这不是说笑话，在沈阳已经有了。我看到一个报道，说现在沈阳已经排查、隔离了上万各类密切接触者。它列的各类接触者中，就包括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所以，这不是搞笑的，但这种做法是很搞笑的，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是绝对不可能被感染的。

大家这么不顾一切地互相比谁防控的措施更严格、更严厉、更“硬核”，这么比下去，可能就会有别的地方要搞出一个连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也要排查、隔离了。这么再多一级就要多非常多的人，最终全省、全国人民都成了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那还排查干嘛？干脆把全国人民都隔离起来不就得了？

全国各地互相比拼防疫措施更严格、更严厉，还不止是针对密切接触者。比如说境外归国人员。现在中国号称本土已经把新冠病毒消灭了，所以现在出了病例都是从国外带进来的，一条途径是冷链，另一条途径是境外归国人员，要严加管控。以前的做法是，境外人员一下飞机，就在机场所在地集中隔离14天。后来发现，隔离完14天以后，有人放出去又查出新冠阳性，虽然这很可能是隔离之后才被感染的，但防控人员不这么想，而是认为是因为隔离14天还不够，所以有一些地方就再加7天：在飞机场所在地被隔离了14天回家了，再抓起来集中隔离7天，这叫“14+7”。有一些地方觉得“14+7”还不保险，开始实行“14+7+7”，集中隔离“14+7”天后回到自己的家里还必须自我隔离7天。有的地方搞的是“14+14”，在飞机场所在地隔离14天以后，回家再隔离14天。有的地方还要再加3个月的随访，变成了“14+14+90”天。

隔离的目的是什么？是觉得这个人可能带了新冠病毒，但是还在潜伏期，用核酸检测测不出来，所以才要隔离14天。14天已经够长了，又加7天、再加7天、甚至再加90天，难道被感染了以后要过100天才能够检测出有没有携带病毒吗？这么搞，除了地方官员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还有经济的动机，因为隔离是自费的，隔离期间做核酸检测也是自费的，当然隔离的人越多、时间越长，赚的钱也就越多了。

这是地方官员在乱搞，但是也有一些中国专家支持这种做法。他们认为，新冠病毒是一种新的病毒，还有很多的特性是人类不知道的，所以，“慎重为好”，“再怎么慎重都是无可厚非的”。他们经常说的就是“新冠病毒很聪明”、“有智慧”。最早是北京协和医院院长王辰这么说的。最近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院士接受采访，也这么说。他标榜自己做了40多年的传染病研究还是没有摸透新冠病毒，觉得新冠病毒超越了人类的认知。

其实，高福以前是兽医，后来做结构生物学研究，研究的是蛋白质的结构，跟传染病、病毒学没啥关系。2011年高福被调到中国疾控中心当官，先是当副主任，后来升为主任。那个时候起，他才开始研究人类传染病。他现在要伪造自己的学术履历，2011年之前的事都不提了。他网上的简历介绍的都是自己2011年以后的学术成果，就是为了标榜自己长期以来一直就是人类传染病的专家，所以现在吹嘘自己研究了40多年传染病还是没有摸透病毒，还发现新冠病毒很狡猾、超越了人类的认知。他举的一个例子是英国最近发现的新冠病毒变异。新冠病毒发生变异完全是意料之中的，根本就不是什么“超越了人类的认知”。也许超越了高福的认知，高福难道把自己当作是人类的代表？

高福在采访中有一段话倒是超越了人类的认知。他说新冠病毒很狡猾，能够在潮湿的、不卫生的、比较污染的环境中长期地潜伏下来，可能过一段时间就出来感染人。他想以此说明，为什么中国某一个地方很长时间都没有新冠病例，突然又冒出新冠病例来。中国官方的说法一直是把这说成是外来的，从冷链传进来的，这条途径国际上是不认的。目前还没有证据证明，新冠病毒能够通过冷冻的包装食品来传染，但中国一直怪到这上面。这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因为病毒如果冻起来的确能长期保持活性。但是，高福认为这还不够，他认为不需要冷冻，在潮湿的环境病毒也可以长期地存活下去。这就比较搞笑了。

病毒是一种寄生的东西，它在人体细胞里是可以一直传下去的，但是一旦脱离了人体，它是非常脆弱的，没法自己生存，在短时间内就失活了。怎么可能长期地在非冷冻的环境下潜伏下去呢？不可能的，细菌才可以。细菌在合适的非冷冻环境下可以长期保持活性，因为细菌有完整的细胞结构，而病毒没有。高福的这番话说明他分不清细菌和病毒的区别，或者认为新冠病毒已经进化成了细菌了。如果他真有这样的发现，可以去得诺贝尔奖了。

中国正是因为有这些不学无术的“专家”在指导着防疫，才把防疫搞得这么恐怖，为了慎重，宁可错杀一千也不肯放过一个。有一些人很欣赏这种严防严控，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控制住疫情。其实中国现在也没控制住，第二波已经开始了。但不管怎样，的确在好几个月的时间内，中国一直保持着低数量的感染病例，所以就认为控制住了。

但是，对疫情的处理不能光看病例的多少，甚至也不能光看死人的多少。不能一说起来就要跟美国做对比，美国感染了多少人，死了多少多少人。这个世界上不只有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病死人数比美国少的，甚至比例比中国少的国家也多得是。就说朝鲜吧，目前它没有报道一个新冠病例，当然也没有人死于新冠。能说朝鲜是防疫的典范，比中国好多了，大家都要向朝鲜学吗？据网上的传言，朝鲜的防疫手段可比中国严厉多了，中国还号称“硬核”呢，跟朝鲜比起来软得不得了，朝鲜号称是一旦发现一个疑似病例，就一枪干掉。网上传言的真假且不说，这当然是最有效的防疫手段了，人死了病毒就没法传了。能够说我们大家都应该学习这样的防疫手段吗？你愿意生活在这样的社会吗？防疫的效果不能光去比病例的人数、死亡的人数，还要考虑社会的成本、经济的成本，还要考虑次生的灾害，不能只考虑因为新冠死了多少人，而不考虑为了防疫别的原因死了多少人。

有一些人偏偏就是很喜欢严厉的防疫手段。这让我想起了最近看到的一个例子。大连现在疫情据说很严重，很多小区都封了。有一个大连的网友住的小区也被封了，在微博上发被封日记。一开始他非常地高兴，表示坚决支持政府的做法，不给政府添麻烦。有一次他看到一些老头、老太太偷偷地跑到小区外面，还骂这些老头、老太太给政府添了麻烦。结果过了几天，他妈妈得了心肌梗塞死了，这时候他就换了一副嘴脸了，开始哭天哭地、求爷爷告奶奶要去看妈妈最后一眼，这时候就没有考虑到自己不给政府添麻烦了。很多网友对他不抱同情，把他以前的那些微博翻出来嘲笑他，他很不好意思地把自己的账号销掉了。

所以，别看有一些人天天在喊“防疫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当然前提是他本人不成为“代价”，不然的话马上就换成另一副嘴脸了。看到板子打在别人身上的时候他们是觉得无所谓的，甚至看着还挺爽的，等到板子打到自己身上，才感到疼了。

2021.1.6.

网上流传着一个截屏，《环球时报》副总编段静涛在中央纪委的网站实名举报《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说胡锡进跟《环球时报》一个原来的员工和一个现在的员工长期保持着不正当关系，各生下了私生子。

我看了这个截屏将信将疑，去网上搜了一下，看《环球时报》是不是真的有这么一个副总编。一搜，还真有一个叫段静涛的副总编。但是，即使有这人也不能说这个截屏就是真的，因为完全有可能是伪造的。没想到胡锡进自己发了一篇很长的文章来说这件事，承认了段静涛举报他这事是真的。当然，胡锡进否认自己有私生子。他认为段静涛举报他是因为想要他这个总编的职务，说是在三、四年前段静涛已经在《环球时报》内部散布说胡锡进要调走了，她这个副总编要转正了。在一个月前，段静涛和胡锡进摊牌，说中央纪委在调查他，如果他识相点就辞职，把总编的位置让给她当，就没事了。胡锡进说，第二天段静涛又给他发了微信道歉，说自己是“中了邪了”。没想到过了一个月，段静涛真的去举报，而且把这事捅到网上。

可见，段静涛举报胡锡进这事是真的。大家可能更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她举报的内容是不是真的？胡锡进是不是真的有私生子，而且还有两个？

一个人跟别人有不正当性关系，有私生子，这属于私生活。但是胡锡进不是一般的人，他是党员，党员有不正当的性关系违反党的纪律，是要受处分的。这就是段静涛为什么要向中央纪委举报。

从表面上来看，这个举报是有一定的可信性的。

第一，她是实名举报。一般来说，要去诬告别人，很多人是不愿意实名的，而是化名或者匿名。实名的话就表示比较可信，不像是诬告。

第二，段静涛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她不是跟胡锡进素不相识的人，也不是《环球时报》的普通员工，而是仅次于胡锡进的副总编。这样的人举报，可信度就比较高。

第三，这件事是段静涛自己捅到网上去的。那个截屏是她在中央纪委网站上填写完举报材料，发送出去之前截下来的，这只有举报的人才能够做到。不是发出去以后被别人泄露出去，而是她主动披露的，这也有一定的可信度。如果是诬告，是不愿意让大家知道的，否则如果把这事搞大了，查出来是诬告，就会受处分。一般的人诬告都是悄悄地做，不愿意这么大张旗鼓地捅到网上去。

还有一点，段静涛举报的内容比较具体，而且容易核实。如果要诬告别人发生不正当的性关系，一般来说是不会具体地说的，即使具体说也不会提出有什么证据。说两个人之间发生不正当的性关系，除非有视频、照片，是很难找到证据的。但是没有证据也不能说他们两个人就没有发生这种关系。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喜欢诬告别人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因为不容易核实。但是，段静涛不是泛泛地说胡锡进跟别人有不正当的关系，而是点了两个号称跟胡锡进有不正当性关系的女员工的名字，还说胡锡进有私生子，而且有两个。这就很容易查了，找那两个人，看她们有没有孩子，然后做亲子鉴定，就知道是不是胡锡进的私生子。她敢说出这么容易查的具体内容，让人觉得这事有可能是真的，可信度比较高。

如果这事是真的，那么对胡锡进的打击会很大，跟胡锡进平时给人的印象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用段静涛在举报信里面说的话来说，胡锡进“表面上勤勤恳恳、高喊爱国，私底下却是骄奢淫逸、腐败堕落”。这种巨大的反差对于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也不算是很罕见的事。那些落马的高官，包括那些落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列举他们的罪行的时候难免会有一条“长期跟女性保持不正当的关系”，甚至有私生子，甚至有众多的私生子。平时道貌岸然，背地里男盗女娼，这是不奇怪的，特别是对于当官的来说一点都不让人感到意外。

不过，胡锡进不是一般的官员，而是御用文人。给我的感觉是这个人是工作狂，每天要发很多微博、写文章、录视频……似乎是全身心投入到维护党国的利益，甚至维护他的精神祖国俄国的利益。像这种人，一般来说不太可能有心思花在男女私情上面，所以这个事件爆出来时我第一时间说胡锡进看上去不像是有私生子的人。

这件事的真假目前来说是不知道的。如果查的结果发现是诬告，那就很让人难以理解了：为什么一个副总编会实名诬告总编有私生子这么容易查是真是假的事情呢？

一种可能性是胡锡进说的，就是为了争夺总编职位，属于权力斗争。但是大家要知道，《环球时报》虽然被外国媒体说成是“民族主义小报”，其实它的级别不低，因为它是《人民日报》下面的一个子报，胡锡进的级别应该是厅级干部，段静涛则是副厅级干部。在官场上混到这个地位的人，对于官场怎么运作应该是非常熟悉的。搞权力斗争都是在背后偷偷地搞，不管是真的举报还是诬告，都要悄悄地做，没有这么公开的，甚至唯恐天下人不知，不仅要举报，而且还要把举报信发到网上去，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这种做法不是权力斗争的做法，而是同归于尽的做法。即使核实胡锡进真的有私生子，胡锡进被免职了，也不可能让段静涛来接他当总编。如果这事是诬告，那么段静涛肯定要受处理。所以，她这种做法不是权力斗争的做法，而是不顾一切地要把胡锡进的名声搞臭。这就让人难以理解。

我看到网上有一种说法，是支持胡锡进的人说的，说段静涛是一个“公知”。我不了解段静涛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以前没听说过这个人。如果她是“公知”的话这就更奇怪了，怎么可能让一个“公知”长期在《环球时报》当副总编？《环球时报》一直在打“公知”，跟“公知”是完全对立的。我觉得网上这种说法是不可信的。

还有一种说法，是胡锡进在答复里暗示的，说段静涛已经掉入自己的幻想里头出不来了，实际上在暗示段静涛精神出问题了，才会去举报胡锡进。把她说成是精神病，各种各样的不可思议的做法就都有解释了，因为她的精神出问题了嘛，所以不能根据平常人的想法来推测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如果段静涛真的是一个精神有问题的人，而且按胡锡进的说法，她患病至少已经有三四年了。《环球时报》这么一个级别的“民族主义小报”，居然让一个精神有问题的人长期占居着领导的位置，这不是很搞笑的一件事吗？

如果《环球时报》的副总真的是一个精神有问题的人，那么倒是可以解释很多《环球时报》的怪现象，比如说，为什么他们会动不动就发一些非常疯狂的文章？

2020.12.3.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最近在新闻发布会上又在怒斥美国政客：你们美国政客哪里配得上谈什么民主、自由？她的理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如果有真正的民主、自由，那么应该让绝大部分的人民都感到满意。但是根据调查结果，有90%的中国人民对中国政府感到满意，有87%的美国人民对现状不满。美国这么低的人民满意度，怎么配谈什么民主、自由？只有中国这么高的人民满意度才是真正的民主、自由，而美国的民主、自由是假的。

把“人民的满意度”跟民主、自由扯上关系，这可能是华春莹的发明。我没有见过美国有针对人民对政府的满意度做民意调查，但是，美国经常对总统的满意度做调查。总统是政府的代表，所以对总统的满意度也可以说反映了对政府的满意度。但是美国总统的满意度并不是很稳定，有时候非常低，有时候又非常高。就以小布什来说吧，他最低的时候只有20%的满意度，但是在最高的时候（在9·11刚刚发生不久），他的满意度曾经一度达到90%。难道能说，在满意度20%的时候美国没有真的民主、自由，等到9·11发生了以后美国突然有了真正的民主、自由，过了一段时间又没有了民主、自由了？这当然是非常荒唐的。而且，不同的总统的满意度也是不一样的。川普是现代史上满意度最稳定的总统，一直就稳定在40%左右，从来没有超过50%。但是其他总统的满意度都曾经超过50%甚至更高，有时候又更低。能说美国的民主、自由就像过山车一样，一会儿高，一会儿低吗？

一个国家有没有民主，首先要看她的人民有没有选举权。美国大选刚刚过去没多久。美国人民在选举的时候不止选总统，还要选联邦议员、州长、州议员、州务卿、市长、市政议员、地方法官、地方检察官……还要对一大堆议案做出公投。所以美国每年都有选举日。但是中国呢？中国普通老百姓只是偶尔还能去选一选区一级的人大代表，而且那个代表往往是已经内定的。选过全国人大代表吗？选过国家主席吗？选过市长、省长吗？中国人民甚至连选县长的权利都没有，最多就选一选村长。很多人一辈子都没见过选票。没有真正的选举，没有选举权、被选举权，怎么能自吹是有真正的民主呢？

再说自由。我以前的文章谈到，美国有“五大自由”（宗教信仰、言论、出版、集会、抗议的自由），中国的宪法也规定了类似的自由。但是，宪法有没有规定是一回事，能不能得到保障是另外一回事。就光说言论自由吧。我经常在推特上、YouTube视频节目里批评美国政府、美国总统，但是从来就没有FBI来请我喝咖啡，我也从来不担心因为批评了美国政府、美国总统就会被找去约谈、训诫、抓起来或驱逐出境，因为美国是有言论自由的，不以言论治罪。但反过来，在中国如果我有发言的机会，不要说批国家主席了，即使批了外交部的发言人，早就被请去喝茶了，甚至以“寻衅滋事”或者“颠覆国家罪”的罪名抓起来。连言论自由都没有保障，怎么敢自吹有真正的自由呢？

我不知道华春莹说的那个“中国人民对中国政府的满意度达到了90%以上”的调查有没有真的做过，还是她随口这么一说。我们姑且认为真的有人做过这样的一次调查吧。但大家设想一下，你在中国生活，突然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问你对中国政府满意不满意，大家的第一个想法马上就是：这是不是有人来钓鱼？要是敢说不满意，马上就会被抓起来？你即使很信任那个来做调查的人，也得想一想，这个电话有没有可能被窃听？你真的说了自己对中国政府不满意，说不定第二天就被叫去喝茶了。所以，即使真正做过这种调查，得到的结果不一定是可信的，接受调查的人未必敢讲真话。即使讲的是心里话，也很可能是长期被洗脑的结果。洗脑的一个方法，就是会对你进行恐吓，让你不知不觉地、不得不去接受他的那一套。这样的结果是不能反映实情的。如果在朝鲜做类似的民意调查，结果肯定比中国要好，不要说90%以上的满意度了，我敢保证，肯定是100%的人都说对朝鲜人民政府是非常地满意的。如果满意度高代表自由、民主程度就高，难道能说朝鲜的自由、民主是全世界最真的吗？

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社会都不是铁板一块，不可能100%的人都对政府很满意。甚至，我们可以说，不可能有绝大部分的人一直都会对政府满意。在生活当中总有各种各样的让人不如意的地方，那么就会引发对政府、执政党或者国家领导人的不满。这是非常正常的。如果做调查的结果发现绝大部分、90%以上甚至100%的人都对政府满意，那说明了人们其实是不敢表示不满意，恰恰说明在这样的国家、这样的社会是没有自由、民主的。一个国家人民满意度高、高得离谱，正是这个国家没有自由、民主的一个表现，说明那里的人民是没有表示不满意的自由的。

这让我想起了一个苏联政治笑话：

有一个苏联人申请要移民美国，单位的领导就来找他了：“你为什么要移民呢？你是不是对工作不满意呀？”这个人说：“满意。”“那你是不是对生活不满意呀？”“也满意。”“那你是不是对政府不满意呀？”“当然满意了。”“那你为什么还要移民去美国呢？”“因为美国允许我说不满意。”

虽然苏联垮台已经很多年了，但当时流传的这些政治笑话到现在还有现实的意义，还没有过时，就是因为像苏联那样的国家到现在还有。

2020.12.9.

前几天英籍华人傅聪因为得了新冠肺炎去世了，享年86岁。这事这几天在中文网上很热闹。傅聪是第一个在国际音乐比赛中获得大奖的华人，在音乐史上应该有一定的地位。但是很多人在网上之所以提起他不是因为他的音乐，我想大多数中国人可能根本就没有听过他的音乐，因为他搞的西方古典音乐毕竟在中国并不是很流行。一般中国人提起傅聪主要是因为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因为《傅雷家书》那本书，那是翻译家傅雷写给他的儿子傅聪的。这本书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时候非常流行，到现在据说也还很流行。央视评论员刘戈说，只要是“60后”都是读过《傅雷家书》的。我也是“60后”，但是说来很惭愧，我没有读过这本书。这本书刚刚出版没多久，因为很多人都在推荐，我在图书馆翻了一下，结果看了第一页就看不下去了。在第一封信里傅雷向傅聪说，他对傅聪有很大的罪过，这种罪过是没法洗刷的，只能救赎。我当时看了觉得非常奇怪，父子之间能有什么罪过大到没法洗刷？这未免太夸张了吧？或者他们父子关系本来就不正常？这种书我就觉得没必要看，没有看下去。

傅聪让人们想起来的还有另外一件事。1958年他在波兰留学学钢琴，毕业以后没有回中国，而是跑到伦敦去了。这事当时被认为是“叛逃”，现在也有很多人骂他是“叛国者”，说“一个叛国者不值得我们怀念他”。留学不归这种事情在五十、六十年代、在改革开放之前很罕见，所以很多人不理解。这完全是当时的时代造成的。但是现在还有很多人不理解傅聪的做法，还把留学不归说成“叛国”，就太过分了。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有很多中国人到发达国家留学，而且留学以后大部分人都是不回国的。还不只是“自费留学”的，那些公派的留学生很多也都不回国了。而且绝大部分留在国外的也都加入外籍，特别是在美国，加入美籍的更多。我算是例外，没有加入美籍，一直保留着中国国籍。能说这些学成不归、加入美籍的人是“叛逃”、“叛国”吗？包括现在在中国非常风光的“明星科学家”施一公、饶毅，当年他们到美国留学，毕业以后也是没有打算回中国的，在美国大学一步一步地往上爬，当到了正教授，加入了美国国籍。等到后来中国发展了，他们看到回国更有前途，才回去了，并放弃美国国籍。能说他们以前是“叛逃”、“叛国”吗？

现在的留学生学成不归跟傅聪那个时候还不一样。现在不回国是因为觉得国外的生活更好，或者在国外更有发展前途，就不回去了。傅聪可不一样，他当时回国是生死存亡的问题。1958年傅雷被划为“右派”，如果傅聪回国就变成“地富反坏右”的子女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是不可能让这种人有发展前途的，很可能就把他下放到农村劳动，还想弹钢琴？即使认为他有天才继续让他弹钢琴，也不会给他多少表演的机会，那是要留给出身好的人的。即使熬了那么几年，到了文革傅雷夫妇自杀了，傅聪很可能也熬不过去，也会跟着自杀。我这么说不是危言耸听。跟傅聪同时代也有一个著名的钢琴家，也是上海的，也在国外得过奖，叫顾圣婴，她就是到文革的时候（1967年）遭到了批斗，全家开煤气自杀了。如果傅聪回来能够活下来就算不错了，还想搞艺术？还想有现在这么大的国际上的名声？这是不可能的。

文革结束以后，国内给傅聪平反了，不再说他是“叛国”，也邀请他回国讲学、演出。连官方也不再把他当成“叛国者”，都已经能理解他当时的选择了，到现在网上却还有这么多人骂他是“叛国者”，这些人或者还生活在文革时代，或者想在中国重新搞文革。至于有一些人对他死于新冠肺炎冷嘲热讽，那完全就没有人性了。

网上指责傅聪不回国的人不止是普通的网民，有一些名人也在指责。像我刚才提到的“明星科学家”、北大教授兼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在他的微信公众号上发了一篇文章，也是暗示傅聪不应该留在英国，而是应该回国，在中国对中国做的贡献更大，也会得到人们更多的怀念。饶毅说，傅聪死了以后怀念他的绝大部分都是中国人，而国外怀念他的非常罕见。饶毅还说，任何一个华人，如果一直留在国外，即使在国外生活了几十年，死了，参加他的葬礼的绝大部分人也是华人，写文章怀念的更是华人，也只有华人会对他念念不忘。饶毅说这叫做“种族隔阂”。

饶毅说的情况跟事实有出入。傅聪死了，并不是在国外就默默无闻、没人把他当回事。我注意到，英国的BBC、美国的《纽约时报》都发了长篇讣告报道他的事迹。这就很难得。有几个音乐家死了以后能够让《纽约时报》发一篇长篇的报道？不少国外的非华人的音乐家，古典音乐界的大师，也都纷纷在推特上或者接受采访时，对傅聪的去世表示哀悼。当然，国外的哀悼不会像中国那么多，因为傅聪搞的本来就是高雅艺术，西方古典音乐即使在西方国家也不可能像流行音乐那么流行。一个演奏古典音乐的钢琴家不太可能变成一个众所周知的大众名人，不会说死了以后举国哀悼。这跟是不是华人没有什么关系。即使是一个白人，像傅聪这种等级的音乐家去世，也不会举国哀悼，不会大家都纷纷地写文章、发推特来纪念他，这是专业的局限性所决定的。饶毅说“华人死了也只有华人才会念念不忘”也是不对的，我举一个反面例子就好了：著名物理学家吴建雄在美国已经死了很多年了，但是今年美国要发行专门纪念她的邮票，显然不是只有华人才会对任何一个死去的华人念念不忘。

饶毅的这番评论暴露了他的心路历程，解释了他为什么要回国。一个科学家在美国科研干得再好，当到名牌大学的正教授基本也就到头了。他再努力一把，有可能还能够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好几千人呢，即使当上了，也没有几个会变成大众名人。甚至即使得了诺贝尔奖也不太可能变成大众名人。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太多了，没有几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是众所周知，死了会引起轰动的。去年美国有诺贝尔奖获得者去世，也就是报纸发一篇报道，普通的美国人可能根本就没有听说过。这也是由从事的职业所决定的。你既然选择了搞科研，那么就不可能跟搞娱乐的一样出名，科学家不是娱乐明星。科学家也不是政客，不像从政一样能够让所有的美国人都知道你。既然要从事科研，那么就要甘于寂寞。搞科研本来就是不想当明星，个别的科学家，像爱因斯坦那种级别的有可能变成明星，但是一般来说是不可能的。而且，如果做科研的人把自己变成了明星，反而让圈内的人看不起。以前卡尔·萨根也算是一个明星吧，他主要是做科普变成明星的，结果搞得他连美国科学院院士都没评上，因为院士们认为，萨根不像一个搞科研的，把自己变成了大众名人。既然选择了科研，那么就不要追名逐利。科研做得再好，在圈内有名就行了，别指望着变成普通美国人都知道的明星科学家。

但是，饶毅这种人不甘寂寞，老想着的是，生前多么地出名、影响多么地大，死后备极哀荣。那么，最好的办法就只有回国了。美国基本上是没有明星科学家的，中国却有很多明星科学家，经常上电视，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可以跟企业家坐而论道，动不动就去参加某一个论坛、年会发表演说。饶毅最近发了一篇文章，号称他搞了一个关于量子计算机的争论的直播，有两百万人看。这个数据很值得怀疑，因为中国直播平台一贯就爱虚报收看人数。但是，从饶毅吹嘘观看人数就可以知道，他是很注重虚名的，很在乎普通人的关注，而不只是业内的关注。只有回国才能够有这种很风光的、成为“人上人”的、接受万人崇拜的感觉。在美国再怎么干基本上也是不可能的，这跟是不是华人没有关系，因为再大的白人科学家在美国也不可能像饶毅他们这些“明星科学家”在中国那样风光。

选择了这条路，把科学家变成了明星以后，是会有损失的。第一个损失，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去搞科研了，只能把自己变成一个包工头，利用自己的名声拉来科研经费，发下去让学生、博士后去干，但是实际上本人真正搞科研的时间就很少了。第二个损失，要失去言论的自由，不能得罪人，尤其不能得罪那些有钱有势的人，也不能去抨击现在的政权、体制了，必须听政府的话，听大官的话。听话了，就还继续让你当“明星科学家”，还赏你一个校长当当，死了以后可能还会给你一个很高的追悼会待遇，讣告里头还会注明“生前享受部长级的医疗待遇”。如果不听话，敢去抨击政府，敢去得罪有权有势的人，马上就把你封杀了，你就什么都没有了，也风光不起来了。

饶毅这么看重“明星科学家”的风光，那么就只能同流合污。他是不是真的在乎死后的名声，我是很怀疑的，因为那种很在乎生前的风光、喜欢当明星的人，一般来说不在乎死后的名声，管它死后会怎么样。如果他真的在乎死后的名声，那么要知道，生前的这些虚名都是未必能够作数的。甚至刚刚死的时候备极哀荣，很多人哀悼、怀念，全国的媒体纷纷报道死讯、悼念，这些都不算数的。真正的历史评价是要由后人来做的，甚至是要由很后很后的人来做的。

202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