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的存档

人类公敌胡锡进

2020年8月25日星期二

《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最近撰文呼吁中国抓紧制造更多核武器来威慑美国:

 

“抓紧把足以震慑美国疯子的更多核导弹造出来吧,要只争朝夕。希望老胡上次发言和相关争论引起了正面触动,这段时间国家没有闲着。中国拥有更强大的核武库是把美国的嚣张态度压制在一条安全线之下的最关键砝码,别的都不太管用。”

 

这并不是胡锡进第一次做这样的呼吁,在两个多月前他说得更具体,“中国需要在较短的时间里将核弹头数量扩大到千枚的水平”“我们需要有更大的核武库来抑制美国的战略野心和对华冲动”“其实我们没多少时间围绕该不该增加核弹头扯淡,我们需要只争朝夕做这件事。”

 

搞核竞赛,制造大量核武器来吓唬别人,这不是胡锡进发明的新战略。这是美苏冷战时期的核威慑战略,双方互相比拼核武器数量,号称越多越能够吓住对方。核竞赛的结果让核武器数量远远超过战争所需,足以把全人类毁灭很多次,还刹不住。

 

苏联、俄罗斯是胡锡进的精神祖国,他应该很清楚,苏联的垮台,与穷兵黩武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不惜一切代价与经济和科技实力远超过自己的美国搞军备竞赛,最终拖垮了经济,搞得民不聊生。那么现在胡锡进想主动挑起和美国的核武器竞赛,安的什么心?也想拖垮中国经济吗?

 

胡锡进做这样的呼吁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美国在欺负中国,例如制裁华为、关闭休斯顿领事馆。他以为中国有了强大的核武库美国就不敢制裁中国了。这未免想得太美。现在俄国的核武器数量比美国还多,美国不敢制裁俄国了吗?奥巴马就因为俄国侵占乌克兰领土和干预美国大选制裁过俄国,何曾怕过俄国的核武库?川普对俄国软弱,那是因为他把普京当成政治盟友,或者是有把柄捏在俄国人手里,也不是因为害怕俄国的核武库。

 

前面谈到,现在地球上核武器太多了,应该是尽量裁减,而不是还要去增加。挑起核竞赛的结果必然会使地球上核武器数量急剧膨胀,核武器数量多了,擦枪走火引发核战争的风险也就高了。核战争没有赢家,一旦爆发核战争,全人类的生存都受影响,人类灭绝都有可能。所以挑动核竞赛的战争疯子是全人类的敌人。

 

中国媒体这段时间在骂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是“人类公敌”,其实针对的只是蓬佩奥的对华政策,他最多算是“中国公敌”。像胡锡进这样意图挑起核竞赛,想把人类带进灭绝的危险境地的,才是人类公敌。

 

2020.8.2

人人可当博物学家

2020年8月19日星期三

博物学是意译,如果要直译,应该叫自然历史学,博物学家则应该叫自然学家。古代西方把对大自然的研究分成两部分,观察、描述、分类大自然里的东西的,叫自然历史;归纳、总结自然规律的,叫自然哲学。自然哲学后来演变成了物理、化学,自然历史随后也演变成了地质学、生物学,相应地,自然哲学家和博物学家这些职业也就消失了,被科学家取代了。

 

国内有一些自称“科学文化人”的大学教师,认为现代科学已经走到末路,提出要回归博物学,用博物学取代科学。这种主张当然是很荒唐的。博物学是描述性的学科,只是做观察、采集、描述、分类的工作,不去做分析,不试图找出现象背后的规律。而科学在此基础上还要做解释性的工作。想让科学研究回归博物学,相当于怪大楼建得太高了,认为还不如推倒了只留一个地基,其荒谬可知。

 

所以,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博物学已经死了,是不可能再让它复活来取代科学的。博物学是属于过去的一门学问,今天已经没有职业的博物学家了。但是完全可以把博物学作为业余爱好。由于做博物学观察的门槛很低,也很适合作为业余爱好。由于科学研究已经高度专业化了,今天要业余从事科学研究已基本不可能,搞不好就成了“民科”、“科妄”,但不值得鼓励,但是要业余从事博物学研究完全可能,而且应该提倡。

 

智能手机、互联网、人工智能的普及为博物学研究带来了很大的方便。我从小就喜欢博物学,采集、制作过不少动植物标本,但这是很费时费力的,业余爱好者不可能有很广的涉猎。现在有了智能手机,就方便多了,随时随地可以做博物学观察,看到感兴趣的动植物,随手拍一张照片,基本上可以代替标本的制作。

 

以前业余爱好者做博物学观察还有一个问题,很难对看到或采集到的标本做出准确的鉴定,而不能鉴定,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也失去了观察的乐趣。现在不仅可以上网搜索各种文字、图片资料帮助鉴定,而且有多种程序能用人工智能的方法做出识别。这些程序的识别准确率有高有低,最好的识别程序公认是加州科学院研发的iNaturalist。但是即便是最好的识别程序也会出错,也不能完全代替专家的鉴定。而现在也很容易通过网络找到专家的帮忙。例如iNaturalist不仅是个识别程序,还是个网络社区,全世界众多动植物学家都在那里帮助做鉴定。我刚去那里时就得到了很多专家的帮助,现在自己也成了鉴定本地植物的专家,也经常帮助别人做鉴定。这在我小时候是难以想象的,那时候最苦恼的是在本地找不到专家来帮助鉴定标本。

 

博物学的观察虽然是业余在做的,但是也是可以为科学研究做出贡献的。例如,把你看到的动物、植物上传到iNaturalist,这个观察就被采集变成了生物学家可以利用的大数据。实际上,现在已经有不少的论文是根据iNaturalist上世界各地的博物学爱好者采集来的数据写出来的。我所在的圣地亚哥是美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方,本地自然历史博物馆已出版了鸟类志、哺乳动物志,但还缺植物志。自然历史博物馆就通过iNatualist建群发动本地居民帮助编写植物志。

 

做博物学观察有时还能对生态保护做出贡献。例如,我们这里有一个小镇几年前发现源自地中海的瓦尔德草,是美国首次发现这种入侵植物。这种入侵植物生命力非常顽强,当地政府申请经费,采取行动,想在其蔓延开去之前将其赶尽杀绝。但是我发现它实际上已经蔓延到附近的两个小镇,报告上去后引起当地植物学家的重视,很可能就要把消灭这种入侵植物的工作扩展到这两个小镇。

 

做博物学观察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那就是有助于锻炼身体。做博物学的观察是要跑到野外去的,甚至是要跑到深山老林去的,要经常远足、爬山的,就是非常好的一种锻炼方式。现在很多人都喜欢户外的活动,一般都只是把它作为锻炼身体的一种方式,或者把它作为一种观赏大自然美景的方式。但是如果在从事户外活动的同时也做博物学的观察,就会增加户外活动的趣味,就更容易坚持下来。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我是因为先喜欢远足、爬山,再对本地植物的观察产生了兴趣,然后反过来,由于想要普查本地植物,又激励着自己每天都去远足、爬山,而且尽量去不同的地方。

 

做一名博物学爱好者还有一个好处,博物学的观察对心理的健康很有益,可以缓解精神的压力。到森林里边走一趟,会让人觉得非常的放松。有一项研究表明,每去一次野外、公园,带给人的心理享受就相当于过了一次圣诞节,心情特别愉快,就不容易得抑郁症。

 

做博物学的观察能够满足一个人的求知欲。看到了某一种动物、植物,要想去知道它究竟叫做什么,是要下一番功夫的。而且光知道它的名称还不够,还可以去查一查这种动物、植物有什么样的习性,是怎么来的,这就可以增加很多的知识。我在寻找、鉴定某一种植物的过程当中,有时候就会有意外的收获,会了解到以前从来不知道的有趣的生物现象,因此启发我写科普文章。

 

做博物学的观察还有发现的乐趣。我如果找到了一种我以前从来没见过的植物,那么那一天都觉得特别的有收获。如果能够找到一个以前从来没有人在本地发现过的植物,那么这种满足感就更强了。例如我发现了本地植物名录没有记载、此前没人在本地发现的一种烟堇,是从地中海一带传过来的归化植物,本市自然历史博物馆植物部就让我去采集、制作标本送给他们永久保存。此前我也应他们的要求去采集、制作过本地罕见的植物的标本。

 

做博物学的观察还会让你对生活居住的地方产生一种特殊的感情,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对天气的变化、季节的变迁会特别地敏感,会对这里的大自然有一种融为一体的感觉,觉得自己是身处在其中的,不会觉得自己只是一个路人,而是有一种成为了这里的主人的感觉。

 

如果你有小孩的话,带着她一起做博物学的观察,经常往野外跑,那么,这也可以培养小孩对大自然的喜爱,对科学的兴趣。这是一种很好的、潜移默化的教育熏陶。

 

所以,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成为博物学爱好者。当然,每个人的时间、精力都不一样,不一定都要为此花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力。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要跟我一样。我是每天几乎都会花两三个小时在做博物学观察,整个圣地亚哥可能找不到第二个像我这样的人,因为从iNaturalist圣地亚哥植物群就可以看出来,只有我每天都在上传大量的观察照片。但是,每一个人,只要有机会其实都可以做博物学方面的观察。在出去散步、跑步、爬山、做户外活动的时候,顺便也做做博物学方面的观察,把它作为一种业余的爱好,这就够了,说不定能有意外的发现,那就更好。

 

2020.6.15

 

(《科学世界》2020.7)

 

饶毅的反美宣传

2020年8月4日星期二

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在《纽约时报国际版》(不是《纽约时报》,更不是饶毅主办的《赛先生》说的“《纽约时报》头版”)发表一篇评论文章《我在武汉的亲戚活下来了,我在纽约的亲戚没有》,文章称,他在武汉有12个亲戚,都活了下来,而他在纽约有6个亲戚,75岁的叔叔死于新冠病毒感染。这篇文章的主旨是批评美国防疫工作做得不好,中国做得好,借他父亲之口声称,如果叔叔在武汉,很可能不会死。以前饶毅在中国的演讲已经在讲这个故事,把这个主旨说得更明白。

 

饶毅作为科学家、医科大学的校长,竟然不知道个案不能说明问题,采用这种证明方式,令人惊讶。我不知道饶毅为什么认为他叔叔在武汉就不会死,难道他家在武汉有特权,可以被保护得好好的,即使不幸被新冠病毒感染,也能得到最好、最及时的救治?毕竟,武汉有很多人死于新冠,实际死亡人数要比官方公布的多得多。用饶毅的证明方式,那些有亲戚死于武汉的海外华人岂不也可以因此批评中国防疫做得不好?例如,我在美国有一个朋友,她在武汉的亲戚就死于新冠,她是不是也可以写一篇《我在纽约的亲戚活了下来,我在武汉的亲戚没有》?很多人可能都已经忘了武汉导演常凯一家四口死于新冠的事了,他在英国的儿子是不是也可以写一篇《我在伦敦的亲戚活了下来,我在武汉的亲戚没有》?

 

要比较中美防疫工作,不能拿个案说事,而应该有统计数据。但是新冠疫情还没有结束,现在做数据比较还为时过早。目前美国病死人数要比中国多得多,那是因为美国被感染人数也要比中国多得多。但是在疫苗出来之前,谁也不能保证中国就能一直不惜一切代价地严防死守下去,就不会再度爆发大规模疫情。以前被认为疫情控制得好的几个国家、地区,现在都有了第二波疫情的苗头。

 

如果非要现在做比较,倒是有一个简单的指标,那就是看医疗系统有没有崩溃,导致多死了本来可以救治过来的人。武汉在疫情爆发的早期医疗系统被挤垮,我的朋友的亲戚就是因为医院不收治而死于家中,常凯一家四口也是因为医院“一床难求”没能及时救治。而美国的医疗系统虽然一度紧张,但并没有被挤垮。饶毅的纽约叔叔是得到了及时救治的,甚至也用上了当时比较短缺的呼吸机,最后没能挺过来,怪得了谁?饶毅有什么可抱怨的?反而是我的朋友、常凯的儿子更有资格批评中国防疫工作没做好,否则他们的亲戚才很可能不会死。

 

饶毅吹嘘他这篇文章深受好评,一些美国教授、包括几名诺贝尔奖获得者都写信给他称赞文章写得好。这又不是学术论文,而是一篇时事评论,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未必比其他人更有评价资格,何况是私下的客套。饶毅这篇文章因为不是在《纽约时报》发表的,而是在读的人不多的国际版,没有任何读者评论。只见到与《纽约时报》有仇的美国共和党参议员科顿在推特上骂《纽约时报》发这篇文章是在替中国政府做宣传。我对科顿的其他言论大都很不以为然,但他说饶毅这篇文章是宣传文章倒是说得很准确。不过,饶毅的本意未必是要替中国政府宣传,而是为了反美,文章里也说了自己的反美心路历程。

 

其实这是不是反美宣传文章,看看以反美为最高目标的“民族主义小报”《环球时报》的态度就知道了。该报公众号发表长文表扬饶毅这篇文章,可见饶毅的反美宣传很对其胃口。《环球时报》同时还骂科顿是“爱国贼”,这就比较有趣。以前有人骂《环球时报》是“爱国贼”,意思是《环球时报》名为“爱国”其实是在害中国,现在《环球时报》反过来骂科顿是“爱国贼”,意思是科顿名为“爱国”其实是在害美国了?害美国在《环球时报》看来应该是好事啊,为什么要骂他?

 

《纽约时报国际版》可以登饶毅的反美宣传文章,不怕得罪参议员,反过来,如果有亲戚死于武汉的美国华人也写一篇《我在纽约的亲戚活了下来,我的武汉亲戚没有》,《环球时报》能登吗?敢登吗?

 

2020.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