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博客

南开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曹雪涛是我国著名的德艺双馨、又红又专的科学家，最近双喜临门：当选总部设在莫斯科的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这是表彰其艺、专；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2019年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告会上，为大家上了一堂生动的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课，这是将他作为德、红的榜样。

在上述报告会上，曹校长教育学生们“要系好学术的第一颗纽扣”，他自己当学生时这第一颗纽扣就是系得完美无暇。据报道，曹雪涛“26岁时毕业于第二军医大学，因硕士论文优秀被直接授予博士学位”。他硕士期间一项重大课题是研究“气功外气的抗肿瘤作用及增强免疫功能”，用实验证明了气功外气对体内抗肿瘤转移、阻止肿瘤生长、延长荷瘤宿主存活期及提高机体免疫功能的作用，真的太优秀了，应该直接授予诺贝尔医学奖才对。

曹雪涛这第一颗纽扣系得好，以后就平步青云了。曹雪涛获得博士学位两年后，就破格晋升为当时我国最年轻的医学教授，32岁晋升为博士生导师，33岁担任全军免疫与基因治疗重点实验室主任，36岁担任第二军医大学免疫学研究所所长、免疫学教研室主任。2001年，37岁的曹雪涛参评中国科学院院士，本来是有望成为中国最年轻的院士的，却被揭发他搞贿选，收买有投票权的院士。现在贿选院士已是常态，但在当时还是新鲜事，于是曹雪涛落选，让另一个学术巨骗贺福初捡了便宜，当选成为最年轻院士。

曹雪涛虽然闹出贿选丑闻，却不妨碍其继续高升，2004年成为第二军医大学副校长，授专业技术少将军衔。但要再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没希望了，在2005年改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成功当选，成为最年轻的工程院院士。有了院士头衔，官就越做越大：2010年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北京协和医学院副校长，2015年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2017年任南开大学校长。

这几天春风得意的曹校长遇到了一点小麻烦，国外揭露论文造假的网站在一篇篇地晒曹雪涛实验室的问题论文，引起了世界性围观，到该网站因为访问量太大宕掉时，已晒了53篇。网站恢复后上升到64篇。这些论文的共同问题是用PS代替实验，实验结果图是从别的图片复制、粘贴而得，并非真实的实验结果。这个PS大法是我国生物医学界的秘密武器，无数科研人员都在使用，包括众多院士，例如我以前揭露过的原第四军医大校长樊代明院士、原四川大学副校长魏于全院士、华中科技大学马丁院士、海军军医大学孙颖浩院士的实验室都有多篇论文是这种造假论文，但曹校长实验室至少有53篇论文是这类造假论文，创下了世界纪录，是无可争议的PS大法世界第一高手。

这种问题一被发现，常见的辩解是放错了图片，然后换一张图蒙混过去。但曹校长实验室的这些论文图片有的并非简单的复制粘贴，而是还做了旋转、反转、裁剪之类的加工试图掩盖复制粘贴的迹象，说明是有意造假，而不是放错了图。有的加工得非常粗糙，例如有一张图在裁剪-复制-粘贴之后甚至懒得抹去边缘，出现了一群细胞排起方阵的奇观。说曹校长是PS大法第一高手仅是指数量多而言的，其实其PS技术的活做得并不仔细。

另一种辩解方式是怪给学生造假，自己只是负有监督不严之责。曹校长关于此事的声明就是这么自我批评的。曹校长当然不会亲自PS，实际干活的是学生，例如这几天就有一些研究生在网上骂我把这种事捅出来增加了他们写论文的难度。但是曹雪涛实验室的这些问题论文发表时间从2003年到2019年，跨越16年，论文的主要作者除了曹雪涛之外都基本不同，说明这不是个别学生所为，而是该实验室的传统、常态，没有曹雪涛本人的“指导”，是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有曹雪涛的前学生向我反映，如果实验结果不理想，曹雪涛就会暗示编造实验结果。曹雪涛在当学生时就已掌握了编造实验图的技术，例如他证明气功外气能够抗肿瘤、延长寿命的实验结果图，很明显就是编造出来的，那时候还没有PS技术，想必画图画得很辛苦。有了PS，省事多了。PS技术真是中国科研人员的福音。

前面提到，曹校长遇到了一点小麻烦，但也只是小麻烦而已。这事的结果，不过是给论文换一批图片，能撤几篇稿就算不错了，最多是再处理几个学生。至于曹校长，这不妨碍其继续官运亨通。不信，看看以前被揭露的那些校长、院士，有哪个被处理了？这样的结果，真的是“为大家上了一堂生动的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课”。

2019.11.17

两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喝茶是防癌还是致癌？》，因为里面谈到了普洱茶的制作工艺和储存方式导致其容易被霉菌污染而含有黄曲霉素等致癌物，引起轩然大波。云南普洱茶协会声称要代表600万普洱茶茶农起诉我索赔600万，云南的茶叶专家们纷纷出来驳斥我，其中云南农业大学校长盛军更是宣布将在全国各地抽检一万份普洱茶样品，两个月后发表论文用数据说法。

两年过去了，盛校长的这篇论文还未见发表，国内一批研究人员在《欧洲流行病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论文重新开启了喝茶是防癌还是致癌的话题。这项研究跟踪调查了45万多名中国人达十年，发现每天喝茶4克以上的人，与很少喝茶的人相比，癌症的风险总的来说既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但是胃癌的风险却增加46%，这似乎意味着喝茶不仅不能防癌，反而能增加胃癌的风险。

这项研究和普洱茶没有关系，调查对象主要喝的是绿茶，所以这个研究结果不能归咎于茶叶受污染，而是茶叶本身的问题。茶一向被当成健康饮料，其中主要就是认为它能防癌，没想到不仅不能防癌，还会致癌。不知有没有茶叶协会要去起诉该论文的作者？

近年来时不时有颠覆观念的饮食研究引起大众关注，在网上广为传播。直到现在，仍有人来教育我“吃胆固醇、饱和脂肪酸有害健康”、“适量喝酒能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的观点已被最新研究结果推翻，尽管我已写过文章说明这种研究不足为凭。最近又传出惊人消息，有国际学术期刊发布最新膳食指南，称吃红肉、肉制品对健康没有危害，认为吃红肉、肉制品会增加癌症风险、应该限制的观点过时了。

标新立异的说法本来就容易在网上传播，何况还有很多以吸引眼球为目的的营销号在推波助澜。但是这些最新研究结果与充斥朋友圈的养生鸡汤不同，是由正规的科研人员作出，发表在正儿八经的学术期刊上的。这就让有点科学头脑的人困惑，是不是应该相信它们，从此可以放心地吃肥肉、红肉、肉制品，不敢喝茶喝酒？

要确定吃下某种东西——不管是食物还是药物——对身体造成的影响，最可靠的方法是做临床试验。但是饮食对身体健康的影响往往是慢性的，要经过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体现出来，很难像控制吃药那样长期控制人们的饮食，这就注定了营养学的研究很难采取临床试验的方法，更多地是做流行病学调查，跟踪、调查不同人群的饮食和身体状况。严格地说，流行病学只是确定二者（例如饮食与疾病）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性，而不是因果关系，而且，在跟踪、调查时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和难以控制的变量，使得关联性也不容易确定，尤其是当关联性不是很强时，流行病学调查的缺陷就更容易表现出来，不同的研究会出现不同的结果，难以重复。所以，营养学的最新研究结果，尤其是颠覆观念的最新结果，通常是初步性的，很可能不能被后来的研究重复。

对流行病学的研究结果，我们还应该看有没有什么合理的机制能够解释其结果，否则有可能只是统计假象。如果流行病学的调查确认了喝茶能增加癌症风险，那么我们就要问，茶里面有什么致癌物？如果研究的是喝普洱茶增加癌症风险，由于我们已经知道了普洱茶容易污染黄曲霉素等致癌物，那么这个研究结果就显得比较合理。但是前面提到的那项最新研究研究的是喝绿茶，这就让人疑惑，绿茶里会有什么样的致癌物？论文里提到了一种可能性，茶叶里含有咖啡因，咖啡因会刺激胃酸分泌，因此增加胃癌风险。如果这种解释是正确的，那么喝咖啡更会增加胃癌风险，因为咖啡里咖啡因含量比茶高得多。然而虽然有个别研究发现喝咖啡能增加胃癌风险，大多数研究都没能确定这种风险，有的研究甚至发现喝咖啡降低了胃癌风险。

既然这类流行病学研究的可靠性并不强，为什么研究人员如此热衷于研究它们，会有大量的论文涉及同一个课题呢？因为研究人员需要有论文来证明自己的业绩，发论文则需要有成果，获得成果的捷径是拿已有的数据进行分析，甚至是拿别人已发表的论文里的数据进行分析，即所谓“宏分析”。国内有的医学院“优秀毕业生”一年能发表几十篇论文，窍门就在于“宏分析”。上述关于红肉、肉制品的“膳食指南”其实也是“宏分析”。而一篇论文如果能颠覆观念，就能引起关注、获得大量引用，所以有的研究人员喜欢夸大其论文的分析结果，追求颠覆观念。

营养学研究会涉及巨大的商业利益，而营养学研究结果的不确定性使得研究人员更容易受利益的左右。对一项颠覆观念的营养学研究新结果，我们更要注意研究人员是否存在利益关系。如果云南农业大学校长真的发表论文证明普洱茶里不含黄曲霉素，也很难让人信服，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了他是普洱茶利益集团的一员，其工作只能证明普洱茶的好处（为此已发表过很多论文），不能证明普洱茶的坏处，即使他的抽检结果发现普洱茶含有黄曲霉素，也不会发表。声称吃红肉、肉制品无害的“膳食指南”的负责人被发现曾经有过更为惊人的研究结果，曾在2016年在同一份期刊发表论文证明吃糖对身体无害，只不过那一次他在论文里注明了是拿食品工业的经费做的研究。

既然营养学最新研究成果的台前幕后有可能存在如此错综复杂的关系，外行是很难看透的，那么就不要轻信这些最新成果，而应该仍然接受权威机构制定的膳食指南和建议。权威机构代表的不是个别专家的观点，而是众多专家在审核了各种证据之后给出的学界共识。个别的专家有可能被企业收买，但是要把众多的专家都收买了却是不可能的事，除非你相信阴谋论。

当然，学界的共识也是有可能被新的证据推翻的，尤其是在像营养学研究这样的复杂领域。例如，为了限制胆固醇的摄入，美国膳食指南曾经规定一周吃蛋黄不要超过四个。后来的研究发现一天吃一个鸡蛋并没有导致体内胆固醇增加，就取消了这个限制。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曾经把咖啡列为可能的致癌物，进一步的研究认为咖啡致癌的证据不足，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就不再把咖啡列为致癌物。能够根据新的证据作出修改，恰恰说明这些权威机构是可靠、可信的。所以，在权威机构修改学界共识，给出新的建议之前，对那些颠覆观念的最新研究成果没有必要太当回事。

2019.10.12

（原载《科学世界》2019.11.发表时有删节，此为原文）

11月2日，国家药监局批准上海绿谷制药公司治疗阿尔茨海默病新药“九期一”（甘露特钠）的上市申请，“用于轻度至中度阿尔茨海默病，改善患者认知功能”。九期一通过优先审评审批程序在中国大陆的上市为全球首次上市，填补了这一领域17年无新药上市的空白。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生产该药的上海绿谷是靠“抗癌保健品”灵芝宝起家的，由于做虚假宣传被揭露过了无数次。主持该药研发的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耿美玉也被发现有多篇论文造假数据，擅长用中国生物医学研究人员最擅长的用PS大法代替实验。这样的公司、这样的研究人员研发出的全球首款新药，让人难以相信。

这个新药的成分是寡糖化合物，中国市场上有无数的号称能治疗多种疾病的寡糖类保健品，只有这一个变成了新药。为什么它就能治疗阿尔茨海默病呢，其研发人员不断地改变说法。一般认为阿尔茨海默病与大脑中贝塔淀粉样蛋白聚集有关，该药研究人员以前就说它的药理是能够透过血脑屏障进入大脑，与贝塔淀粉样蛋白结合，抑制其聚集。后来关于肠道菌群的研究变得时髦，有研究称阿尔茨海默病可能与肠道菌群失调有关，尽管那不过是没有得到公认的一家之言，该药研发人员却又将其药理修改成了调节肠道菌群失调，是“国际首个靶向脑-肠轴的阿尔茨海默病药物”。甚至干脆说它是多靶向的，不管以后阿尔茨海默病被发现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都能对其起作用。像这样药理不定，连药物发生作用的器官都不定，时而在大脑时而在大肠，跟着别人的研究“与时俱进”的新药，也让人难以相信。

阿尔茨海默病发展缓慢，一种试图治疗它的药物是否对其有效，需要长期服用、观察才能确定。国际上做阿尔茨海默病新药三期临床试验通常要让试验对象服药长达二、三年，而“九期一”的三期临床试验居然只做了9个月（36周）就认定有效了。其宣传材料声称该药“极其显著地改善老年痴呆患者的认知功能障碍，治疗第4周即出现显著疗效，且持续稳健地改善”，其使用的判定认知功能改善的方法是非常主观的，而且从其图表看，服用安慰剂组也是在治疗第4周即出现显著疗效，且持续稳健地改善，保持了24周，到36周时安慰剂效应突然消失，才使得服用“九期一”的效果差异刚好达到有临床意义的2.5分，然后赶快停止试验获得批号。有这么神的安慰剂，还有什么临床试验效果做不出来呢？

一种新药走优先审评审批程序，通常是因为发现它对治疗某种致命的急性病有很好的效果，为了救人缩短了程序。但是阿尔茨海默病是病程进展缓慢的慢性病，有什么必要仅仅做了9个月的临床试验就通过优先审评审批程序批准上市？国家药监局批准时留了一条尾巴：“国家药监局要求申请人上市后继续进行药理机制方面的研究和长期安全性有效性研究，完善寡糖的分析方法，按时提交有关试验数据。”可见国家药监局也知道该药没有完成必要的研究，仓促批准其上市，让中国患者去当其小白鼠，必然是受到了非科学因素的干扰。

一个可悲的事实是，中国药监局实际上并不具有独立性、专业性和权威性。所以，对中国药监局批准的“全球首次上市”药物都不要信，尤其是这种临床试验连一年时间都不到、优先审评审批的药物。理由很简单，阿尔茨海默病并非中国特色病，其药物的全球市场极其庞大，如果真的有效，就会去申请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的批准走向全球市场，而不会只想着只赚国内患者的钱。

2019.11.4.

虽然有“飞蛾扑火”的成语，听上去很悲壮，其实飞蛾并不是被火而是被光吸引，更确切地说是“飞蛾扑光”。灯光同样能吸引它们飞扑过来。蛾是夜行动物，选择在夜间出来活动，就是为了能在黑暗中躲避天敌，趋光等于暴露自己的行踪，似乎不应该是它们的习性。它们为何会有如此反常的举动？目前对这个问题的解释还没有定论，常见的说法是飞蛾误把灯光当成了月亮，来为飞行定位，但是灯和月亮不同，与蛾离得很近，在蛾飞行时，它们之间的距离不断地发生变化。蛾试图让灯的方位保持不变，其结果就不再是沿直线飞行，而是一条围绕着灯的螺线，盘旋而来，逐渐接近光源，最后“砰”地撞上灯，或“哧”地被火烧着。学术界对这个解释是有异议的，但不管怎样，“飞蛾扑火”不是真的喜欢火，甚至不是真的喜欢光。

有一种昆虫，的确会“扑火”，而且是真的喜欢火。这是一种身长只有1厘米的吉丁科甲虫，美洲原住民对它们有一个很形象的称呼，叫做“火虫”，因为它的身体是黑色的，所以也叫做“黑火甲”。

火虫生活在森林里，人们平时难得一见。在很偶然的情况下，有时会见到它们。那时候见到的就不只是一两只，而是黑压压的一大群。在上个世纪40年代，在伯克利的加州纪念体育场观看橄榄球比赛的观众，时不时地就会受到无数火虫的骚扰，甚至还被火虫咬。这些火虫是从附近一片曾经被火烧过的森林飞过来的，吸引它们的是观众手中的烟火——那时候吸烟还非常流行，观众们几乎都是一边看比赛一边吸烟，一个体育场里同时点着的香烟能达到两万多支，这些烟火合起来，就把远处的火虫吸引过来的。在吸烟不再在美国流行而且公共场合禁止吸烟之后，这样的末日景象就再也见不到了。

抽烟那么小的烟火都能吸引来火虫，熊熊大火当然更会。1925年8月，壳牌石油公司储存在加州科林加（Coalinga）的75万桶石油被闪电击中，失火燃烧，把储存石油的山谷变成一片火海，烧了三天，吸引来无数火虫。但是科林加位于加州中部干燥的平原地带，周围并无森林，这些火虫是从哪里飞来的呢？昆虫学家分析，它们最可能是来自距离储存石油的地方远达130千米的一处森林。火虫在如此遥远的地方感觉到了，而且在火被扑灭之前赶到。

火虫被人为的火吸引来，不是为了骚扰人类，也不是为了扑火自杀，而是在寻找起火的森林，把吸烟烟火和石油火灾误以为是森林野火。加州森林起火的时候，第一时间赶到的往往不是消防员，而是火虫。在大火逐渐熄灭后，消防员会喷水消灭余烬，这时会惹来密密麻麻的火虫的攻击，就像捅了蜂窝一样。消防员为了保护自己，会戴养蜂面罩。皮肤裸露的部位，有可能会被冲上来的火虫划伤或刺伤。

火虫奔赴燃烧的森林，因为那是它们繁衍后代的关键所在。在森林还在燃烧的时候，赶来的火虫已开始交配。火焰一熄灭，雌火虫就飞到还有余烬的针叶树上，向烧焦的树皮里产卵。卵孵化以后，幼虫就以烧焦的树皮为食。如果树木没有被烧死，还是活的，在遭到害虫啃食时，会分泌天然“杀虫剂”——树脂保护自己。有的昆虫能抵御树木分泌的天然“杀虫剂”，但是火虫的幼虫不行，如果它们吃活的树木，将会被树脂杀死。所以它们只能以被烧死的树木为食。这听上去似乎很无奈，其实也有好处。野火过后，天敌和竞争者都被烧死或赶跑了，聚在一起交配的火虫不用担心被天敌吃掉，生下的火虫幼虫也可以放心地独享烧焦的美食，直到第二年夏天变成成虫，然后开始去寻找起火的森林，繁衍自己的下一代。

森林火灾的发生是很偶然的，并不容易找到。火虫怎么知道哪里的森林起火了呢？甚至能在一百多千米处就能感觉到呢？森林野火最明显的特点当然是熊熊的火焰。会不会是火虫从远处看到了火光才赶来了呢？不太可能是这个原因。火虫是白天活动的，只有在气温达到大约25摄氏度时它们才飞得动。而在白天，火焰不明显，在远处很难看到。森林野火的另一个特点是冒浓烟，烟中的物质可以在风的吹拂下飘得很远。昆虫的嗅觉通常很灵敏。火虫是不是通过感觉烟中的物质知道哪里起火呢？有人做过实验，用烟刺激火虫，并不能吸引火虫过去，因此认为火虫不是靠感觉烟来检测森林野火的。也有人做了实验，分离树木燃烧后散发出的气体，用它刺激火虫的触角，发现能引起反应，认为在火虫的触角上有烟感受器。火虫的烟感受器相当敏感，1 pg/ml浓度的气体就能让其感觉到，相当于一棵松树燃烧的时候，在1千米处感觉到。即便如此，远处的火虫也不太可能通过感受烟来定位森林火灾，因为烟在风的吹拂下飘忽不定，在远处很难定位。它们可能是在靠近起火森林时才让嗅觉派上用场。有证据表明远处的火虫的确不是被烟吸引的。糖厂储存滚热糖浆的容器和炼钢厂的熔炉有时也能吸引来远处火虫的光顾，而它们既没有向外冒火也没有冒烟，和森林野火的唯一共同点是发热。热是以红外线的形式辐射的。那么，火虫是不是通过感受红外线来察觉远处的森林野火呢？

动物能够感受红外线并不是一件特别奇怪的事。例如有的蛇在眼睛和鼻孔之间有一个窝器官，就是一种红外线感受器，它们在夜间捕猎时，借此能够通过感受温血猎物身体散发的红外线而“看到”猎物，就像戴着红外夜视镜一样。不过，这是在近距离“看到”的。火虫要在遥远的地方感受到森林野火发出的红外线，需要灵敏得多的红外感受器。在火虫中足靠近胸部两侧，的确有两个窝器官就是用于感受红外线的。每个窝器官含有大约70～90个红外感受器，集中在窝器官的底部。红外感受器是半球形的，直径只有12～15微米。红外感受器的外壳很薄，里面是一个直径10微米的液泡，连着一个机械刺激感受器。森林野火散发出的红外线传来，被红外感受器的外壳吸收，加热里面的液泡，液泡受热膨胀，压迫机械刺激感受器，发出神经信号，这样就让火虫感受到了火。它们飞行的时候，中足翘起，暴露出窝器官，时时感受着红外线的刺激，不断地调整飞行方向，逐渐向火源飞去。

森林火灾的火焰温度通常在500～1000摄氏度，发出的红外线波长为2.2～4微米。实验测定的结果，火虫的红外感受器能对波长2～6微米的红外线起反应，而对波长为2.8～3.5微米的红外线最为敏感，表明这个红外感受器就是为感受森林野火进化出来的。那么火虫对红外线敏感到什么程度呢？实验表明，当红外辐射低到每平方米0.6瓦，还能让火虫的红外感受器起反应。这相当于在前面提到的加州科林加石油起火后，在10千米处能感受到。这显然大大低估了火虫对红外线的感受能力，因为火虫是从130千米外的森林赶来的。昆虫学家通过建立模型，推算出火虫红外感受器的灵敏度至少也要是每平方米0.13毫瓦，才能感受到这场火灾。这个灵敏度与射电望远镜相当，远远高于目前市场上的任何一款红外探测器。

但是在火虫的周围，还有别的物体会发出热，而只要有热，就有红外辐射，周围物体发出的红外辐射可能比远处传来的森林野火的红外辐射还高，那么微弱的红外辐射淹没在周围的红外噪声中，火虫怎么能够辨别出来呢？这还是个谜。一种可能是，火虫通过对比两侧70～90个红外感受器的不同读数，来过滤掉周围的红外噪声。昆虫对气味的感受就是这样的，它们的触角上有数千个嗅觉感受器，通过分析来自这些嗅觉感受器的信号，排除周围噪声，感受微弱的气味。另一种可能是，火虫利用了“随机共振效应”：在满足某些特定条件（例如，微弱的信号是周期性的）的非线性系统中，噪声的存在反而能够增强对微弱信号的感受能力。我们知道有的动物的感官能够利用随机共振效应。例如蟋蟀利用随机共振效应，能够感受到飞来的天敌不断拍打翅膀时产生的气压的微弱变化。也许，森林野火熊熊燃烧的火焰，散发出的红外辐射给火虫提供了周期性的信号。

既然火虫的红外感受器要比已知的任何红外探测器都要敏感，人们就想到了要模仿它设计新型的红外探测器。实际上，已经有几个研究团队根据火虫的红外感受器研发出了仿生红外探测器。研究火虫的奇特行为，不仅能让我们感叹进化的神奇，还具有应用价值。也许，未来有一天，人们也能用仿造火虫红外感受器制造的红外探测器来监测森林火灾。

2019.3.7.

（《科学世界》2019.4.）

当当网创始人李国庆、俞渝夫妇闹离婚，互相爆料。其中俞渝提到李国庆与男人滥交，声称保留了李国庆得梅毒的病历、化验单，暗示其得梅毒就是滥交的证据。李国庆回应称：

“我的梅毒是大约8年前在一家浴池洗浴染上的，打了6天针后治愈。不要单独摘出来惹大家想入非非。”

得了性病，就说是在公共浴池、公共厕所或宾馆染上的，这是很多性病患者的说法，目的当然是不想“惹大家想入非非”。现在李国庆也这么说，还说这是“真相”，我觉得有必要澄清一下，免得误导。

梅毒是由于感染梅毒螺旋体导致的。梅毒螺旋体是一种存活条件非常苛刻的细菌，对温度、酸碱度都非常敏感，它必须生活在pH 7.2～7.4的液体中，适宜温度为30～38摄氏度，只要遇热、遇冷、偏酸性、偏碱性、脱水就立即死亡。这就决定了梅毒螺旋体只能在人体体内生存，到了体外，很快就死亡。即便有梅毒患者到公共浴池洗浴，有梅毒螺旋体从梅毒下疳（梅毒螺旋体入侵时形成的伤口）排出来，马上会被浴池里水杀死，是感染不了共浴的人的。同样，梅毒也不会通过公共厕所、宾馆或与梅毒患者的日常接触传染。

梅毒传染的途径只有三条。一条是母婴传染，患梅毒的孕妇传染给了胎儿。一条是血液传染，输了梅毒患者的血液被染上了。这两种情形现在很少见了。最常见的是第三条途径，即性接触传染，在性交、肛交或口交时，粘膜或皮肤直接接触到梅毒下疳，梅毒下疳里梅毒螺旋体穿透粘膜或从皮肤小创伤进入体内。男同性恋是梅毒传染的最高危人群，大部分新发梅毒病例都是男男性接触导致。中国男同性恋群体大约10%患有梅毒。

总之，在浴池洗浴是不会让人得梅毒的，除非是在洗浴之外还发生了性行为，特别是男男性行为。根据2011年7–12月对中国卫生部-盖茨基金会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地区的14个城市的调查结果，男男性行为人群浴池组有最高的梅毒感染率(高达12.4%），明显高于酒吧组、网络组、公园/公厕组和其他组。也就是说，在浴池发生男男性行为感染梅毒的风险最高，这是因为在浴池寻找性伴的男男性行为人群流动性较大，更容易有多性伴行为，浴池可以提供特殊的环境和固定的性场所，且更易发生无保护性行为，在快速更换性伴时很难保证安全套的使用。（《不同招募途径的男男性行为人群梅毒感染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中华预防医学杂志》2015年05期）

其他的性病也主要是通过性接触传染，否则就不叫性传染病了。不过，不同性病病原体在体外存活能力有强有弱，并非都像梅毒螺旋体那么脆弱，所以有的性病偶尔能通过日常接触传染上。例如另一种常见性病淋病，其病原体淋球菌在体外脓液中可以生存几十分钟甚至几个小时，如果外生殖器接触了沾有淋病患者脓液的毛巾、内裤，是有可能被传染上淋病的，虽然可能性非常低，毕竟没法完全排除。如果李国庆得的是淋病，他说是在浴池洗浴得的，虽然可疑，却没法否定有这种可能性。但他得的是梅毒，就不能以此为借口了，所以说，他不幸得错了性病。

2019.1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