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的存档

该受处分的是那些侮辱“侮辱四大发明”的老师的学生

2019年8月29日星期四

电子科技大学自动化工程学院副教授郑文锋开了一门“创新的实质”的选修课,一些选课的学生对其布置的小论文要求有意见,在QQ群里争了起来,被人截图贴到网上,于是就出大事了。据电子科技大学师德建设委员会《关于郑文锋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决定》:

 

“经查,郑文锋在课程QQ群上与学生发生争执,发表了‘中国古代没有实质上的创新’、‘都9102年了,别总去翻给老祖宗编出来的优越感,四大发明在世界上都不领先,也没形成事实上的生产力或协作’等错误言论,后被截图发到知乎网站上,引发舆情,造成了比较恶劣的社会影响。”

 

于是该校决定在两年内取消郑文锋评奖评优、职务晋升、职称评定的资格,停止教学工作,停止研究生招生资格。

 

电子科大的这份文件被人贴到网上后,再度“引发舆情,造成了比较恶劣的社会影响”。从媒体发表的评论看,大部分是为郑文锋鸣不平的。的确,我不明白郑文锋为什么会受到处分,而且还是如此严厉的处分。中国古代有没有实质上的创新、四大发明在世界上有什么样的地位,是一个学术问题,即便郑文锋发表了让人听了不舒服的观点,那也是其一家之言,何以认定就是“错误言论”?即便是“错误言论”,何以就是“师德失范”?如果连对古代的问题发表“错误言论”都要受到如此严厉的处分,何况是对现代、当代的问题发表“错误言论”?在电子科大,还有学术自由吗?

 

有一些人则是批评那些学生“告密”。严格地说,他们不是告密。告密是指秘密地报告,而按《决定》的说法,他们是“公开地报告”,把郑文锋的“错误言论”发到网上去了,引发了舆情才迫使学校做出处理。这些学生当然有权利对郑文锋的观点表示反对,也有权利去举报郑文锋的“错误言论”,不管是公开的举报还是私下的举报。令人震惊的不是这些学生的“告密”,而是他们在争执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狂妄、粗鲁和蛮横。从贴出来的截图看,在整个争执过程中,郑文锋只是态度比较强硬,并没有失态之处,而那些学生不仅质疑郑文锋的学术水平,要求他晒论文,还嘲讽郑文锋“四节课不知所云,莫名的优越感”、“也许看了老师的论文,我们就能拥有和老师一样高超的精神境界”、“要不你回去试试拉完粑粑不用纸的感觉”,训斥郑文锋“没文化就别说”、“我觉得还是袁隆平让你吃的太饱了,有空还是多读读书吧,没文化很可怕的,人家会笑你的”,给郑文锋开书单:“我建议你读读《中国的发明创造(古往今来话中国)》”。给人的感觉是这些学生才是老师,郑文锋反而是学生,那么他们为什么要选郑文锋的课?应该是他们开课,郑文锋来上、听他们的教训才是嘛。

 

更可怕的是,仅仅是为了一门选修课的一篇小论文,这些学生就不停地给郑文锋扣帽子,要置老师于死地:“我严重怀疑你是个美分”、“如果你是美分的话就算了,没资格了解中国古代的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你这样诋毁古代中国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注定是要被人民所唾弃的。”这不是学术争论,而是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围攻、侮辱、批斗老师。这种情形,50年前在中国的校园里常见,我还以为随着文革的结束销声匿迹了呢,不料现在又在电子科大的校园见到。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这些狂妄自大,对老师缺乏起码的尊重,甚至居心险恶,意图对老师搞政治迫害的学生,是没资格在高校接受教育的,应该被开除才对。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遭学生围攻、侮辱、批斗的老师被处理,而这些学生小人得志、前途无量,恐怕不只是一所大学有这种怪事,这才是整个事件的最可怕之处。

 

2019.8.25.

 

 

牛郎岂止是“猥琐”

2019年8月16日星期五

去年夏天我带女儿去本地天象馆听今晚星空介绍,讲解的天文学教授讲到组成“夏夜三角”的三颗明亮的恒星,说其中的阿尔塔尔星(Altair)中国叫做牛郎星,维加星(Vega)中国叫做织女星,并简单地讲了牛郎、织女被天帝分隔银河两边,每年七月七日才能通过鹊桥见一面的故事。回家以后,我把这个故事更详细地讲给女儿听,用的是我以前在语文课本学到的版本,讲到仙女下凡洗澡,牛郎偷走她的衣服,逼迫仙女嫁给他……女儿说:这个牛郎是个变态、罪犯,怎么能嫁给这种人?

 

今年七夕期间,我看到一篇网文,才知道这篇牛郎织女的小学语文课文后来删掉了牛郎偷衣服的情节,但是现在又改回去了,“那个猥琐的牛郎,又回来了。”对此,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陈先云回应称,“这是叶圣陶先生改编的民间故事,不要把很多猥琐的东西转嫁到美好的爱情故事上。如果这么抬杠的话,西方的神话故事,更经不起推敲,更荒唐更猥琐。”

 

这位编审的回应“更经不起推敲”。偷衣服逼人成亲,算哪门子“美好的爱情”?即便西方的神话故事有更荒唐更猥琐的,又没让小孩去学这些神话故事,你就可以让小孩学习荒唐、猥琐的中国神话故事?把偷衣服逼人成亲说成猥琐,其实太轻描淡写了,还是我女儿的评语更恰当,这是变态、犯罪,内心要扭曲到何等程度,才会把这当成“美好”?难道是想让小孩学到,为了获得“美好的爱情”,可以不择手段?而面对不择手段的罪犯,要学会委曲求全,答应其要求,才能成就“美好的爱情”?

 

据考证,这个变态牛郎在牛郎织女的故事里出现,是很晚的事,在民国时期的戏剧里才开始有这样的表现,而在中国古代神话故事里,牛郎织女一开始就都是神仙,牛郎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去偷织女的衣服。仙女还会怕人偷衣服,被人偷了衣服还乐意跟人成亲,有这种想法的人的确是猥琐的。然而晚出的这个变态的现代版本却战胜古代版本,成了正版的“中国古代神话故事”,说明传播的人也是猥琐的,这个故事迎合了其恶趣味。

 

大众的品味普遍不高,民间故事往往有猥琐、变态的情节,古今中外都是如此,无可厚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就应该将它们原封不动地拿来给小孩阅读、学习。有人考证过,白雪公主、灰姑娘这些德国童话原版有不少猥琐、变态内容,格林兄弟改编时将其做了净化,迪斯尼改编时,又做了进一步净化。如果让中国的课文编审根据这些童话编课文,是不是又要把被删掉的猥琐、变态内容放回去呢?对待古代故事、民间故事,应该像对待古代、民间的其他事物一样,去粗取精,再提供给小孩欣赏、学习,这才是一个正常社会的做法。毕竟,儿童应该有属于自己的、比现实世界更为纯真的世界。

 

2019.8.10

 

 

警惕“中式西药”

2019年8月15日星期四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和国家中医药局办公室联合公布《第一批国家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供各地在加强合理用药管理、开展公立医院绩效考核等工作中使用。该目录共收入了20种药,它们究竟有什么问题,为什么成为重点监控对象,通知语焉不详。有媒体称这些药都是“神药”,但“神药”的说法,一般是用于讽刺某些声称包治百病的中药或保健品,而这20种药都是化药及生物制品,也就是俗称的西药。不知为何要由中医药局参与监控西药的使用,按理中医药局应该只管中药。不过仔细看一下这个药品目录,会发现里面有一些药虽然名为西药,其实更像中药,我称之为“中式西药”,例如脑蛋白水解物、骨肽。下面我就以这两种药为例进行分析。

 

和中药一样,“中式西药”研制的思路是中国传统的“以形补形”哲学,认为吃什么补什么。例如,中医认为虎骨能够祛风通络、强筋健骨,虎鞭能够壮阳,民间认为吃猪脑能补脑,依据都是吃什么补什么。更进一步的,是吃像什么补什么,例如,因为苁蓉样子像阴茎,所以认为吃苁蓉能壮阳;核桃仁样子像脑,所以认为吃核桃能补脑。当然,“中式西药”既然是“西药”,那就不一定要靠吃,有时也要靠注射,从“吃什么补什么”到“打什么补什么”,和中药注射剂一样,也算是“与时俱进”了。脑蛋白水解物是由动物脑组织蛋白通过酶水解获得的,所以就成了“脑功能改善剂”,这是吃(打)脑补脑;骨肽是用新鲜或冰冻的猪四肢骨提取的骨肽溶液制成的,所以就用于促进骨折愈合,这是吃(打)骨补骨。推而广之,动物全身都是宝,应该是什么器官都能制成药用于治疗相应器官的疾病。为什么只利用了脑组织、四肢骨呢?想必是因为这两个部位量多而又一般不吃或没法吃,所以就废物利用了。类似的还有没被收入这个目录的脾氨肽口服冻干粉,从猪脾脏提取的物质,也是因为猪脾脏没人吃。

 

和中药一样,“中式西药”的成分复杂、不清。本来,作为西药应该是成分单一、明确的,即使不是人工合成而是从动植物提取的,也是经过纯化的。“中式西药”则不然,和中药注射剂类似,它们只是简单的提取物、水解物。脑蛋白水解物是由动物脑组织蛋白通过酶水解获得的多种氨基酸和低分子肽混合物的水溶液,这还只是“活性成分”,里面还应该含有无数杂质。即使是“活性成分”,其实也是不清不楚的。骨肽是猪骨的简单提取物,主要成分为有机钙、磷、无机钙、无机盐、微量元素、氨基酸等,号称还含有不知何物的“多肽类骨代谢因子”。

 

和中药一样,“中式西药”的药理不仅讲不清楚,而且根本就讲不通。脑蛋白水解物的厂家声称其药理是,含有各种游离氨基酸,可通过血-脑脊液屏障进入脑神经细胞,促进脑细胞蛋白质合成。但是游离氨基酸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我们吃下的食物只要里面含有蛋白质,就都会被消化成游离氨基酸再被人体吸收,这些氨基酸也都可以通过血-脑脊液屏障进入脑神经细胞,促进脑细胞蛋白质合成。那么这岂不意味着吃任何含蛋白质的食物的作用,跟注射脑蛋白水解物的效果是一样的?脑蛋白水解物的厂家声称脑蛋白水解物中的小分子肽也可透过血-脑脊液屏障并影响呼吸链。但是这些小分子肽是水解产物,并不具有特别的序列,而是杂乱无章的,怎么可能有特别的生理功能?同样,骨肽里面的各种成分也都是普通食品里具有的,而神秘的“多肽类骨代谢因子”即使不是胡编的词语,而是真的存在,在其简单粗暴的提取过程中也早就失去活性了。更可笑的是,脑蛋白水解物、骨肽还都和脾氨肽口服冻干粉一样有口服制剂,即使真的含有神奇的“多肽”,口服后也会被消化成氨基酸才被吸收,不可能进入人体发挥作用。

 

和中药一样,“中式西药”的疗效没有得到验证。真正的西药要经过体外实验、动物实验、三期人体临床试验,证明了其有效性和安全性之后才能上市。人体临床试验还需要符合多中心、大样本、随机、对照、双盲等原则才有说服力。而“中式西药”最多只做过很初步的体外实验和动物实验就上市了。就像中药通常用医案来证明疗效一样,“中式西药”用以说明其疗效的,是上市后的小型“疗效观察”,其实就是一些个案,而个案是不能证明疗效的。何况这种“疗效观察”往往是医院明里暗里接受药厂资助,为药厂做广告的。

 

和中药一样,“中式西药”治疗的那些疾病,都是现代医学目前没有办法治疗,或疗效难以有客观的判断,或根本就无需治疗的。例如,脑蛋白水解物的适应症居然是包括阿尔茨海默综合征在内的各种痴呆,如果真能治愈,可以得好几个诺贝尔医学奖了。当然,脑蛋白水解物的厂家也不敢说他们研发出了能治疗各种痴呆的神药,只是模模糊糊地说改善记忆功能,至于怎么算“改善”,就要靠感觉了。骨肽的作用是用于促进骨折愈合,但是骨折后,只要骨接上了,就会自然愈合,不需要吃药促进骨折愈合,也没有这样的药物。在发达国家,没听说过骨折还需要吃药促进愈合的。但是中国民间向来就有吃骨补骨的传统,骨折后不吃点特殊的食物(例如猪蹄)或药物就不心甘,所以才会有骨肽这样的奇怪药物出现。而和中药一样,“中式西药”是不会只满足于治疗一两种疾病的,为了扩大市场、增加销量,适应症多多益善。脑蛋白水解物除了治疗各种痴呆,还用于器质性脑性精神综合征、记忆障碍、神经衰弱、轻度婴儿大脑发育不全、脑震荡或脑挫伤后遗症、脑卒中、颅脑手术、脑膜炎及严重脑感染和休克症状乃至抑郁症等,只要和大脑有关的疾病,都包治。而骨肽除了用于促进骨折愈合,还用于治疗骨质疏松、增生性骨关节疾病及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等,只要和骨有关的疾病,也包治。但是这些疾病虽然发生于同一个器官,却有着很不同的病因、病理,是不可能由一种药来包治的。“包治百病”这一点和保健品很相似,“中式西药”实质上就是提供安慰剂作用的保健品。

 

这就注定了“中式西药”和中药一样难以走向世界,基本上只在中国上市、使用。中药属于传统医学的一部分,具有民族文化的内涵,与科学没有什么关系——相信中医中药的人也往往认为“西方科学”不能用于验证中医中药。既然外国人不懂中国传统文化,那么中药难以在国外被接受,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但是现代药物(俗称“西药”)是根据医学科学研发出来的,而科学是没有国界的,在国外能用的西药,在中国也应该能用,同样,在中国能用的西药,在国外也应该能用。例如中国研发的“西药”青蒿素,就全世界都用了。只能在一个国家使用的“西药”肯定是不科学的,也就不可能是真正的“西药”,所以“中式西药”乃是假西药。“中式西药”虽然与中药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并非根据中医理论或民族传统研发的,所以也不是中药。既不是真正的西药,也不是中药,那么就只能是假药。对于假药,不能只是做“重点监控”,而是应该禁止。

 

    人们有选择使用自己相信的医术的权利。虽然中医药不科学,但是我并不认为应该禁止人们相信中医、使用中药。相信中医的人当然有权利使用中药。同样,相信科学的人有权利只使用经过科学验证的现代药物,或所谓“西药”。“中式西药”打着“西药”的招牌,却没有经过科学验证,甚至是反科学常识的,误导、欺骗了相信科学的人,他们不用中药,却不知不觉地上了实质与中药一样的“中式西药”的当。从这个角度说,“中式西药”更是骗人的假药,应该禁止。但是“中式西药”已经使用多年,有庞大的市场,涉及巨大的利益,要禁止其实是不可能的,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提醒患者要警惕,不要上当,即使是医生开的,也应该拒绝。

 

2019.7.13.

 

 

上海交大医学院院长想要制定多少套治疗标准?

2019年8月11日星期日

中医虽然经常吹嘘中医药如何走出国门扬威世界,但又声称中国人是特殊人种所以才应该用中医药。据上海《文汇报》报道,中科院院士、上海交大医学院院长陈国强也和中医一样把中国人当成特殊人种,还为此找到“科学依据”:

 

“不能再把国人的健康寄托在他国的治疗标准或指南上了。”“我们中国人跟西方人遗传背景不同,生活方式不同,拿西方人的治疗标准来医治国人,合适吗?”

 

陈院长不愧是中科院院士,一句话就证明了中国人是特殊人种,要为中国人制定不同于西方人的治疗标准。然而陈院长的思想还是不够大胆。“中国人”是政治概念、文化概念,并不是一个有相同遗传背景和生活方式的单一群体。中国境内官方认定的民族有56个,这56个民族的遗传背景不同、生活方式不同,拿“中国人”的治疗标准来医治他们,合适吗?是不是还要制定56套针对不同民族的治疗标准?每一个民族也并非铁板一块,特别是人数众多的民族。例如汉族,南方汉人和北方汉人的遗传背景不同、生活方式不同,是不是也要制定不同的治疗标准?

 

把汉族分成南方人和北方人还是太简单化了,还应该继续分下去。例如福建人和广东人虽然都是南方人,但是遗传背景不同、生活方式不同,是不是也要制定不同的治疗标准?都是福建人,闽南人、闽北人、闽东人、闽西人的遗传背景不同、生活方式不同,是不是也要制定不同的治疗标准?都是闽南人,厦门人、漳州人、泉州人的遗传背景不同、生活方式不同,是不是也要制定不同的治疗标准?都是漳州人,各市、县乃至各乡镇、村庄的遗传背景不同、生活方式不同,是不是也要制定不同的治疗标准?

 

等陈院长为中国所有人群制定好了治疗标准,任务也还没完,还得想想为海外华人制定治疗标准,因为他们的遗传背景、生活方式也是不同的。做完了这项工作,还得考虑为世界各国、各民族、各地区制定医疗标准。陈院长以“西方人的治疗标准”作为对比,想必以为“西方人”是一个整体。其实不是。就不说移民了,陈院长心目中的西方人应该就是欧裔吧?但欧裔中也有很多民族,遗传背景、生活方式也不同,是不是也要有不同的医疗标准?世界上除了中国人、西方人,还有很多遗传背景、生活方式的人群,是不是也应该给他们制定不同的医疗标准?

 

陈院长也许会说,我只管中国人的治疗标准,外国人的管不着。但是在中国境内并不只有中国人,还有来中国工作、生活、旅游的外国人,他们也是会生病的。他们万一在中国生病了怎么办?用什么标准治疗?用中国人的标准,还是不管来自什么国家都统一用西方人的标准?这样做岂不是“虐待”外国友人?所以还是得给他们制定不同的治疗标准。陈院长究竟要为中国人民、世界人民制定多少套治疗标准?

 

陈院长是因为上海交大医学院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了关于新药、新治疗方案的论文说这番话的。但是按照陈院长的理论,中国人是特殊人种,在中国医院研究出的新药、新治疗方案只对治疗中国人有价值,对治疗其他人并无价值,研究出来的结果给中国人看就够了,陈院长为何要把论文拿到国外期刊发表呢?如果陈院长的中国人特殊论能够成立,外国研究人员就应该彻底无视上海交大医学院的这些论文,陈院长为何又吹嘘《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影响因子有多高、在上面发表论文意味着“在国际重大新药研发、新治疗方案上有话语权”呢?

 

2019.8.4.

 

该不该对大型枪击案感到震惊?

2019年8月10日星期六

在过去的这个周末,美国连续发生两起死伤惨重的大型枪击案:一名白人种族主义者在得克萨斯州埃尔帕索用半自动步枪杀死22人,杀伤20多人;随后,一名白人也在俄亥俄州代顿用改装过的半自动步枪杀死9人,杀伤20多人。

 

虽然美国每年都要发生几百起大型枪击案(大型枪击案指受害者4人以上的枪击案),这是今年的第250、251起大型枪击案,已经让人麻木了,但是在一天内连续发生两起这么惨烈的枪击案,还是创了纪录,震惊了全美国乃至全世界,要不要加强枪支管制再次成为美国热门话题。但是也有人对此不以为然。美国著名科普专家、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天象馆馆长尼尔·泰森发了一条推特称:

 

“在过去的48小时,美国有34人在大型枪击案中可怕地丧生。平均来说,每48小时,我们也失去了这么多人:医疗事故500人、流感300人、自杀250人、车祸200人、手枪杀人40人。通常我们情感反应更容易受场景而不是数据的影响。”

 

泰森列举的这些数据有的有争议,例如他引用的医疗事故导致的死亡人数被认为是夸大其词的,没有排除非人为的不良反应。姑且认为这些数据都是准确无误的,就可以用来和死于大型枪击案的人数相提并论吗?不可以。

 

有的对比明显是错误的。我不知道泰森为何要把被手枪杀死人数也列进去,因为它和大型枪击案是同一个问题。对大型枪击案感到震惊的人同样对美国有这么多人死于枪支感到震惊,只不过大型枪击案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把美国枪支泛滥这个问题表现出来而已。拿自杀与大型枪击案对比是混淆了自杀与他杀,拿流感与大型枪击案对比则是混淆了自然死亡与人为死亡,总之都是类比不当。

 

剩下的医疗事故和车祸都是人为的,也是“他杀”(或一定程度上是“他杀”),就可以和大型枪击案对比吗?我们能够因为有那么多人死于医疗事故和车祸就觉得有那么多人死于大型枪击案无所谓吗?不能。这个类比仍然是错误的,只不过没那么明显:

 

第一,医疗事故、车祸都是好事情的副作用,我们不能因为害怕事故就不要医疗,不能因为害怕车祸就不要开车。但是大型枪击案对应了什么好事情了?如果为了防止大型枪击案加强枪支管制、禁止作战型武器,能有什么后果?对大型枪击案感到震惊的人很少有人认为应该完全禁枪,因为枪支也有其有用的一面,例如手枪可以自卫、猎枪可以打猎,但是作战型武器对平民来说又有什么必要?这种武器完全就是为了能够高效率地杀人而设计的:代顿枪击案的凶手开枪半分钟后就被执勤警察击毙,但是在那么短的时间内他已杀死9人、伤20多人。所以平民完全没有必要拥有这种高效杀人武器。真以为手中有枪就可以反抗暴政啊?那样是不是还要允许平民拥有冲锋枪、大炮、坦克?

 

第二,即便医疗事故、车祸是好事情的副作用,是难以避免的,但是人们仍然采取了各种措施,制定各种规章来尽量减少医疗事故、车祸的发生。而美国每次发生死伤惨重的大型枪击案,被美国步枪协会收买的共和党政客除了表示“祈祷和关心”,从未采取任何预防措施,反而利用权力封杀民主党要求加强枪支管制的议案,甚至尽力放宽枪支管制,例如川普上台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签署共和党国会通过的放宽枪支管制的法案,撤销奥巴马总统禁止精神病人购买枪支的禁令。从这点来看,把大型枪击案与医疗事故、车祸类比也是错误的。

 

类比不当是很常见的逻辑错误。例如每次中药被发现有毒性,就会有人说西药也有毒性,就是类比错误。西药的毒性是有效治疗的副作用,不得不接受,而且医学界还采取了各种措施尽量避免、减少西药的毒性;而中药的疗效并没有被证实,其毒性就是不可接受的,何况中医从未真正想要尽量避免其毒性。

 

泰森这样著名的科普专家,本来应该有比一般人更严密的思维,却也不知不觉地犯了类比不当的错误。面对惨剧,泰森自己不感到震惊也就罢了,却还要以可疑的数据、不当的类比,误导人们无需为此震惊,未免让人觉得冷血。所以除了脑子有科学,还要心中有道义,二者缺一不可,否则就会沦为邪恶势力的帮凶,就像中国那些以“理(性)客(观)中(立)”自居的“科普专家”。

 

2019.8.6.

 

 

从复旦大学中山医院的狗血剧看中国科研怪相

2019年8月9日星期五

最近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上演了一出狗血剧,其内分泌科研究员、硕士生导师陆炎服安眠药自杀,自杀前发帖揭露说三年来他给该科室的一名女博士生送车、送房、送珠宝、送硕士论文,还送了5篇SCI论文,结果还是被抛弃。陆炎自杀未遂,据说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看了这则消息,我才知道中国医院现在有了专职做科研的研究员。医生的首要职责本来应该是行医,如果有兴趣、有能力再顺带做点科研。但是中国的医生要评职称、获得奖励都要求有论文,这就逼得医生都要去做科研、发论文,科研也成了医生的主要工作,没有能力、没有时间做科研的医生就只好去造假论文或买论文,这是中国学术造假泛滥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一直认为应该取消对医生的论文要求。那么,医院有了专职做科研的研究员之后,医生是不是就不用做科研了呢?我到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内分泌科的网页看了一下,那里的医生从主任医生到主治医生,其介绍里都列出一大堆论文。看来有了研究员,并没有让医生从科研任务中解脱出来。医院设研究员的目的,想必主要是为了能够更多地申请科研经费。这家医院申请到的科研经费想必不少,所以研究员的待遇也很高,一个年轻的研究员在上海那种地方居然送得起房子给情人。

 

不过,我更感兴趣的是陆炎说他送了这名女博士生5篇SCI论文。那名女博士生才是二年级,科研刚刚起步,做生物医学研究是有实验和发表周期的,如果没人送她论文,怎么可能短时间内就有5篇论文呢?所以陆炎所述应该是实情。所谓SCI论文,指的是被SCI这个论文索引收录的期刊的论文,中国科研机构特别强调SCI期刊论文,以表明不是在野鸡期刊上发的论文。被SCI收录的期刊档次有高有低,我看了一下陆炎说的那5篇论文,档次最高的,是去年在英国《自然·通讯》上发的这篇论文:

 

Proteome-wide analysis of USP14 substrates revealed its role in hepatosteatosis via stabilization of FASN

Bin Liu, Shangwen Jiang, Min Li, Xuelian Xiong, Mingrui Zhu, Duanzhuo Li, Lei Zhao, Lili Qian, Linhui Zhai, Jing Li, Han Lu, Shengnan Sun, Jiandie Lin, Yan Lu, Xiaoying Li & Minjia Tan 

Nature Communicationsvolume 9, Article number: 4770 (2018) 

 

有趣的是,这篇论文有3个第一作者,3个通讯作者。陆炎是3个通讯作者中倒数第3个,那个女博士生是3个第一作者中第3个。大家可能觉得奇怪,第一作者不就是排最前面的作者嘛,怎么冒出三个第一作者呢?生物医学论文的第一作者,本来是指主要做实验的人,该论文的实验大部分是他做的。有时候一篇论文涉及很多个实验,有多人都参与做了实验,其中有两个人很难说哪一个实验做得最多,这时候就会在论文里注明这两个人对论文的贡献相等,都作为第一作者。但是一篇论文有三个第一作者就不可思议了,难道这三个人都分不出谁做的实验多?

 

至于通讯作者,本意就是起通讯作用,让编辑、读者找得到人,一般就由课题负责人来当联系人,因此通讯作者就演变成了论文的负责人。这篇论文声明了负责人是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的谭敏佳,那么由他担任通讯作者就可以了,但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李小英、陆炎却也都是通讯作者,难道是怕编辑、读者联系不上谭敏佳,有两个备份?

 

当然不是。中国科研人员发表的论文之所以经常出现多个第一作者、多个通讯作者,与中国特殊的考核制度有关:一篇论文,只有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才算数,其他的共同作者都不算。所以论文作者都要争当第一作者、通讯作者,第一作者、通讯作者的数量就膨胀了。一篇论文有3个第一作者、3个通讯作者已经不算多了,我见过有4个、5个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的,最夸张的有一篇论文13个作者全部都是第一作者(注明“所有的作者贡献相等”),当然这都是中国科研人员的杰作。多年前我就预言过,以后中国科研人员发表的论文,前面一堆第一作者,后面一堆通讯作者,其他作者没了。

 

我原以为这么干只是为了对付考核,现在才知道,原来还便于送论文。以前送论文的都是送挂名作者,不实用了,要送就送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反正第一作者、通讯作者想要几个就可以有几个。在这方面,中国科研人员的智慧是无穷的。

 

2019.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