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博客

武汉大学现在正是樱花烂漫时节，挤满了赏花人群。据武汉大学官方微博报道，有一个赏花的校友陈先生突然晕倒，不省人事。赏花人群中，从美国来的老中医吴奇、杭州某部队医院退役院长吴建华、湖北省中山医院康复科医生陈桢艳等人，见状赶紧施针救治，有的掐陈先生人中，有的用银针刺破陈先生的十根手指指尖，有的在陈先生头部多个穴位扎针，把陈先生的头扎成刺猬后，陈先生大叫一声：“啊！你把我扎疼了。”醒来了。120急救人员赶到后，将陈先生送往武大中南医院继续救治。于是这几个中医成了陈先生的“救命恩人”。

该报道自始至终没有提及陈先生是因为什么原因晕倒的。有很多因素会导致人突然晕厥，在很多情况下会很快自己醒来。这时候不管采用什么办法，民间盛行的掐人中这种偏方也好，刺破十个手指指头放血这种巫术也罢，自然都会让人觉得灵验无比，于是就被当成“救命恩人”，其实不过是给患者增加了额外的痛苦，甚至给患者传染上疾病。那些相信民间偏方、巫术、针灸真有救命神效的人，只要想一想，为什么全世界——包括中国——没有哪个医院的急救人员会用这些简单的方法救人呢？

不过更引起我注意的是那个“在陈先生眉间一处穴位施了最后一针”的美国老中医。报道称：“吴奇教授在美国一所大学教中医，前两天受邀到武汉举办讲座。”美国大学居然请老中医当教授教中医，难道中医真的像中医粉丝意淫的那样在美国发扬光大了？事实是，没有哪所正规的美国大学会教中医的。那么这个美国老中医是在什么样的美国大学当教授呢？幸好这个老中医自己有一个网站（网站上的老中医肖像与报道中的美国老中医相符，可确定是同一个人），网站上有他的履历（http://www.drandrewwu.com/wp-content/uploads/2013/01/Dr-Wu-CV-2013.pdf ），上面写着他是美国加州圣何塞Five Branches大学的国际事务副校长、高级讲师、博士项目教授。我从没听说过美国还有这么一所大学，不知那个校名是什么意思。搜索得知，它有一个中文名称，叫加州五系中医药大学，但在中国国内，往往就简称加州中医药大学，例如新华网曾经对吴奇做过访谈，对他的介绍就是“加州中医药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加州公立学校，其实是一所以赢利为目的的私立中医学校。美国有完全的办学自由，谁都可以办“大学”教任何东西，不要说中医大学了，星相大学都有很多。这所大学以英语、汉语、韩语教学，想必学生主要是中国人和韩国人。中国人、韩国人为什么要跑美国学中医？难道是美国中医已经引领世界新潮流了？

加州五系中医药大学有个网站（https://www.fivebranches.edu ），有英、中、韩三种文字版本。奇怪的是，在该网站的英文版的教职员工名单中，并没有吴奇（英文名Andrew Wu）。在中文版“美国博士课程师资”中，才有对吴奇的介绍，全文如下：

吴奇

Professor

吴奇Andrew Qi Wu，1948年3月3日生人。1967年随天津名老中医王季儒教授学习中医针灸。1968年开始用针灸为人行医治病。1972年至1975年随天津名老中医李儒生、颜耀宗等人学习临诊。 1977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天津中医学院中医系。于1982年以第一名毕业于天津中医学院中医系。后留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内科急诊工作、行医、带教，治疗了大量疑难病患。1988年受聘于美国旧金山中医针灸大学执教，全家移民来美。 1989年考取加州针灸执照。先后在旧金山中医针灸大学、加州奥克兰美洲中医药大学、美国加州中医药大学教书至今。 2001年获天津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学位。 2006年获加州南湾大学（South Baylo University）东方医学临床医学博士学位。 2008 年任教于加州中医药大学（Five Branches University）。现任加州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学术总监、副校长。 学术成就简历： 1996年正式出版《中医太极观》。 1997年与父亲吴连胜先生在世界上，首次将黄帝内经《灵枢》《素问》翻译成英文，并由中国科技出版社出版，本书被认为是目前黄帝内经最好的英译本。 2000年与中国六大头皮针之一，创立人上海林学俭教授合著《头皮针小脑新区与疑难病瓶颈之突破》，于当年出版。头皮针小脑新区对运动系统疾病、脑源性疾病及许多疑难病有特殊的临床疗效。 2010年8月8日，中央电视台四套CCTV4华人世界，播出了吴奇教授30分钟的专访节目－中医伴我闯天下。 2010年9月受聘为《中国医学大百科全书·针灸卷》编委会委员。 吴奇创办的北加州南湾中医诊所，拥有被认为是加州最具规模的中医针灸治疗中心。

看来吴奇在该校是专门教中国学生的。这份简历以及吴奇网站上的履历详细列举了吴奇的工作经历，却漏了一条：“美国西谷大学校长”。须知，早在2004年，吴奇开始在中国媒体上宣传自己时，打的招牌就是“美国西谷大学校长”（中新社2004年1月13日电《悬壶海外 心系津门——美国西谷大学校长吴奇》http://www.chinanews.com/n/2004-01-14/26/391372.html ），以致有人在新语丝网站上连续发文质疑，怎么在美国找不到这所大学？（加州有一所公立社区学院叫西谷学院，那跟吴奇毫无关系）现在吴奇自己连这段辉煌的经历都不好意思提了，于是“美国西谷大学”是什么玩意儿，就成了世界之谜。

吴奇还有个更为吓人的头衔“世界传统医学联盟主席”，在学校简历里没有提到，在他网站的履历里有：

07/1993 – Present President and Founder

Alliance of World’s Traditional Medicine, San Jose, CA, USA

在加州政府网站上找得到这个“世界传统医学联盟”的注册资料，注册地址20600 MARIANI AVE. CUPERTINO CA 95014，也就是“吴奇中医诊疗院”的地址，原来那就是吴奇中医诊所的另一个名字。同样，由于在美国结社完全自由，任何人都可以注册一个名头吓死人的组织自任主席，不要说“世界传统医学联盟”，就是注册一个“宇宙传统医学联盟”，也未尝不可。

不过，在我看来，最最吓人的，还是吴奇居然有四个博士学位，在名字后面写着PhD，以示这些学位是货真价实。一般人能读个博士学位已经到顶了，个别天才能读两个博士学位，超级天才可能会读三个博士学位，有四个博士学位的得是超超级天才了吧？那么吴奇的四个博士学位是怎么来的呢？在其简历里详细列着他这四个博士学位的获得情况：

09/2004 – 06/2006 Oriental Medical Doctor

South Baylo University, Los Angeles, CA, USA

06/2000 – 10/2001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Medical Science, Medical Doctor

Tianji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ianjin, China

02/1997 – 06/2000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Oriental Medicine Advancement

American Global University, Cheyenne, Wyoming, USA

01/1991 – 06/1992 Oriental Medical Doctor

North American Academy of Advanced Asia Medicine, Santa Fe, New Mexico, USA

他的第一个博士学位是1991年1月到1992年6月从North American Academy of Advanced Asia Medicine获得东方医学博士学位，但是查不到这个学校的任何信息，谷歌该校名字，只出来两个网页，全是吴“博士”的个人履历。吴博说该校在美国新墨西哥州，我检索了该州机构登记记录，没有找到该校。该校从没在该州登记过。美国的野鸡大学好歹还会向政府登记以取得合法身份，而该校的创建者竟懒到连登记都不去做。善意地想，可能是当时吴博刚到美国不久，不了解行情，被一个懒惰的骗子骗了，而且貌似只骗了他一个人，所以这个学校才只存在于他的履历中。

吴博的第二个博士学位是1997年2月到2000年6月从怀俄明州的美国环球大学获得的东方医学进展博士学位，读了三年多博士，貌似还挺正规。在怀俄明州的政府网站查得到该校的记录，是两个伊朗人在1999年12月成立的。这就奇了，吴博在该校成立的近三年前已经开始在该校读博了。难道是先试招了吴博读博，读了快三年，发现孺子可教，才去向政府登记注册？注册半年后马上给吴博发一个“东方医学进展”博士学位？至于为什么这个博士学位名称这么古怪，就不要计较了，伊朗人的母语不是英语嘛。而且不幸的是，该校已经在2003年6月关闭，总共开张三年半。吴博没了母校。

吴博的第三个博士学位是2000年6月至2001年10月从天津中医药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虽然才一年四个月就获得博士学位显得有些仓促，但是吴博是天津中医药大学的杰出校友，该校的教授们还指望着能通过吴博的关系到美国讲学或担任世界传统医学联盟的顾问，吴博的这个博士学位应该是货真价实的吧，毕竟，办证的都是办北大、清华的，谁会去办天津中医药大学的证呢？

不过，天津中医药大学博士是土博士，吴博还需要有一个洋博士学位，所以就有了吴博的第四个博士学位，2004年9月到2006年6月获“加州南湾大学（South Baylo University）东方医学临床医学博士学位”。这也是吴博在国内使用的博士学位，“南湾大学”是他翻译的，其实校名中虽然有“南”，却没有“湾”，Baylo好像是个人名，比“湾”(bay）多了两个字母。但吴博整天研究中医，不熟悉英文，看花了眼还是有可能的。这个学校是一对姓朴的韩国夫妇创办的，我看了其教职员工表，主要都是韩国人，教的东方医学应该是韩医了。当时吴博已经50多岁了，已是全世界著名的中医大师，还要去学韩医拿一个博士学位，这种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值得各个中医学习。

在美国“大学”教中医，其实没有什么可吹的，我前面说了，在美国谁都可以办大学、当教授。吴博值得吹的，是他活到老学到老，接连得了四个博士学位，虽然有的学校从不存在，有的学校已经关闭，有的学校很野鸡，但架不住数量多啊，以量取胜不行吗？普天之下有谁像吴博这样拿过四个博士学位（荣誉学位不算）？这是吴博最值得自豪的，以后再到中国救人，只要亮出四个博士学位，准能把晕倒的人吓醒过来，连针灸都免了。

2019.3.23.

最近上海交通大学物理与天文学院教授金贤敏的研究团队在论文预印本网站arXiv上放了一篇论文，宣称找到了量子密钥分发实际系统中的一项漏洞，可以用于破解“量子加密”，窃听“量子通信”。这事在网上引起了轰动，在国内被称为“量子之父”的潘建伟院士的团队不得不发了一篇文章回应。我不是“量子加密”的专家，不想评论上海交大团队的研究结果和潘建伟的回应中的技术问题。我们只来看看潘建伟的回应中的非技术问题。

潘建伟在回应中说，量子密钥分发的“绝对安全”指的是有严格数学证明的安全性，但是因为实际量子密钥分发系统中的器件并不完全符合理想的数学模型，量子密钥分发逐步走向实用化研究时，会出现一些威胁安全的攻击，这并不表示上述安全性证明有问题。

这大概是一般人首次听到潘建伟说“量子加密”的绝对安全性仅仅是理论上的，实际上做不到。潘建伟并不只是在做基础研究，也不只是在实验室里做实验，而是已经在实际通信中推广量子密钥分发技术，例如号称建了一条京沪量子通信干线。人们关心的并不是理论上的证明，而是实际上的应用。而此前潘建伟一直吹嘘量子加密不可破解，何曾说过那只是理论上可能？人们还以为他实际上已经做到了呢。把仅仅是理论上的可能性吹嘘成已经实现的技术，这是江湖骗子最爱干的，也是潘建伟乐此不疲的——他以前在接受央视采访时，就把一个美国物理学家提出的科学幻想（在地球上看到木星轨道上的汽车车牌），吹嘘成他们已经实现的技术（参见方舟子《潘建伟是骗子的严密证明》）。

现在潘建伟的牛皮被证明吹破了，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京沪量子通信干线怎么办？当初潘建伟申请建该干线时，是不是也是吹嘘它绝对安全的？如果吹嘘过了，现在漏洞被发现了，潘建伟要不要承担责任？潘建伟说他有办法堵这个漏洞，那么已建成的有漏洞的京沪干线怎么办？要全盘改建升级设备了？这升级费用由谁承担？以后被发现新的漏洞，是不是还得继续升级设备？有人替潘建伟洗白说：“寻找物理系统上的漏洞，是量子加密领域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像微软视窗系统一样，总是不断会被人找出新漏洞，然后系统不断更新补丁堵上这些漏洞，任何一个系统都必须不断经历这种‘挑刺’过程。”这真是越洗越黑。微软什么时候吹嘘过它的视窗系统绝对安全，没有漏洞了？

潘建伟似乎对别人找漏洞很不满，在回应里给扣了一个“对我国的科学研究和自主创新实在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帽子，又做清高状说：“国内很多关心量子保密通信发展的领导和同事都纷纷转来此文询问我们的看法。事实上，我们以往也多次收到量子保密通信安全性的类似询问，但一直未做出答复。这是因为学术界有一个通行的原则：只对经过同行评审并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进行评价。”

看来潘建伟不仅要当“量子之父”，还要当“学术界之父”，自己给学术界立了个原则，还说那是学术界通行的。按照潘建伟立的原则，2006年世界数学大会就不应该把菲尔兹奖颁发给俄国数学家佩雷尔曼，因为他对庞加莱猜想的证明也是放在预印本网站上的，并没有经过同行评审。现在很多研究人员抢先把论文放到预印本网站上，不就是为了得到同行的评价吗？按照潘建伟定的学术界原则，这么多研究人员都是在做无用功吗？

在经同行评审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的确是发表学术成果的规范渠道，那样的论文才比较可信。但是潘建伟却把这个惯例当成了只答复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质疑，对其他渠道的质疑一概不予理睬，连领导、同事的询问也可以不做出答复。潘建伟在学术会议上做过报告吧？报告之后有听众提出疑问的话，潘建伟是不是也要搬出他自创的学术界原则拒绝给予回应？找借口拒绝回答质疑，也是学术骗子和骗子帮凶、帮闲们的惯用伎俩，当初分子生物学家们在网上质疑韩春雨的“基因编辑新技术”时，韩春雨和吹捧韩春雨的《知识分子》不就是以这个借口无视网上质疑的吗？并不是所有的学术质疑、揭假都会闹到学术期刊上的，愿意揽这种烂事的学术期刊其实不多，难道学术骗子们就可以一直招摇下去？

如果潘建伟真的这么看重学术期刊，把学术期刊当成学术交流的唯一渠道，那么他也应该只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他的研究结果，为什么却老是在大众媒体上吹嘘自己的研究结果呢？就在这篇发在网上的答复中，他还在自吹自擂：“中国科学家在（量子通信）这一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实用化量子保密通信的研究和应用上创造了多个世界记录，无可争议地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只许他利用各种渠道吹嘘自己，不许别人质疑，这样的好事，不知是不是也有严格数学证明？这种好事才是“无可争议地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2019.3.20.

有一次我和一名被称为“国医大师”的著名中医在网上做视频直播辩论，“国医大师”越说越激动，节目结束了还刹不住，忿忿地对我说：你敢全盘否定中医中药，说中药都没用，我真应该带一些大黄，看你敢不敢吃？这个“国医大师”是在歪曲我的观点。我并没有“全盘否定中医中药”，也没有说“中药都没用”。我并不否认中医药里头含有医疗经验，中国古人有可能通过长期的摸索发现了一些有效的药物。但是经验有用，却也有限。药物是不是真的有效，有效的话是不是安全，是不能靠中医典籍的记载、“国医大师”的“医案”或患者的体会来证明的，而是要用科学方法加以检验才能确定，才能获得世界的承认的。我把这个观点叫做“废医验药”。

有些人比我还激进，提出“废医废药”，认为中药都不可能有效，都应该废了。这种主张实际上是否认中国古人靠医疗经验有可能发现有效的药物。事实上，世界各国人民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都可能发现有效的药物，中国古人并不比其他国家的人笨。动物学家甚至观察到黑猩猩也知道吃草药治病，它们会通过吞下一种菊科植物的叶子来治肚子痛、清除肠道里的寄生虫。中国古人未必连黑猩猩都不如。

那么哪些中草药有可能有效呢？很多人认为中药治疗慢性病有优势，这恰恰搞反了。对慢性病的疗效是很难通过经验摸索出来的。人们之所以认为中药能够治疗慢性病，是因为慢性病的病情往往会有波动，时好时坏，对慢性病的疗效医生和病人都不容易判断，所以容易出现错觉。通过经验比较容易摸索出来的，反而是治疗某些急性病的药物。这和通过经验比较容易发现急性毒药，不容易发现慢性毒药的道理是一样的：一种吃了马上就会要人命的毒药是很容易发现的，但是如果一种东西吃了很多年后才会让人得癌症，这个后果就不可能通过经验发现，而需要做动物实验和长期的观察。

世界各国人民的确通过经验摸索出了一些治疗最常见的急性病的草药。这些急性病非常常见，得的人很多，症状很明显，得了以后到处找草药吃，就有可能碰巧发现能缓解症状的药物，就认为很有效，从而流传下来。这大概包括这几类药物：

缓解感冒症状的药物。古代西方人很早就发现了吃柳树树皮能够镇痛解热，后来从里面提取出了苦味粉末用做退烧药，有机化学建立以后，1827年这种苦味粉末的有效化学成分水杨苷被分离、提纯出来，后来在此基础上研发出了阿司匹林。中国古人也发现了麻黄能够缓解鼻塞和气喘，日本科学家在1885年从中提取出麻黄碱，这可以说是第一种被现代医学证明有效的中草药。

通便的泻药。古代西方人发现了番泻叶能够通便，中国古人也发现了大黄——也就是那个“国医大师”威胁要让我吃的草药——能够通便，这是因为番泻叶和大黄都含有蒽醌类化合物，这类化合物能够刺激大肠的蠕动，减少大肠对粪便中的水分的吸收，从而引起腹泻。反过来，也可能发现止腹泻的药物。例如古代西方人发现颠茄能够缓解胃肠绞痛和腹泻，这是因为颠茄含有阿托品，而阿托品是一种胆碱受体阻断剂，具有松弛内脏平滑肌的作用，能够解除胃肠道平滑肌痉挛，降低蠕动幅度和频率。

止痛药物。古代西方人发现了鸦片能够止痛，后来从中提取出吗啡。中国古人发现延胡索能够止痛，我国药物化学家赵承嘏在上个世纪30年代从中提取出延胡索素，临床上用做镇痛、镇静剂。类似的，某些传统药物能够有效地止咳，也是利用了止痛药的麻醉作用。例如国内很流行的止咳药复方甘草片，其中起止咳作用的有效成分是阿片，也就是鸦片，鸦片能够抑制咳嗽反射中枢，因此起到了暂时止咳的作用。

治疗急性传染病的有效药物偶尔也能碰巧被发现。例如秘鲁的原住民发现了金鸡纳树的树皮能够治疗疟疾，后来西方科学家从中提取出奎宁。中国古人也发现了能够治疗疟疾的草药，不过不是现在很出名的青蒿（古人用做草药的青蒿并不能抗疟疾，和今人用于提取青蒿素的黄花蒿不是同一种），而是常山。古籍记载最多的治疗疟疾的草药是常山。屠呦呦经常说她发现青蒿素是受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的启发，她没说的是，葛洪共在书中搜集了43个治疗疟疾的偏方，青蒿一条是其中很不起眼的，只出现了一次，而常山出现了13次。上个世纪40年代，我国药物理家张昌绍用实验证明了常山能够治疗疟疾，之后赵承嘏从中提取出它的有效成分常山碱。

    需要特别说明一下，有些貌似很有药效的草药是利用了人体的自愈功能，而不是真正有效。例如，有的草药号称止血非常有效，其实人体本身就能制造极为有效的止血药：当血管破损时，血小板会在伤口处聚集起来，释放凝血酶和多种血液凝固因子，收缩血管，形成血栓，堵塞创口。只要不是罕见的血友病患者，只要伤势没有严重到要上医院急救的地步，伤口经过包扎后都能自行止血，如果同时敷上某种草药，当然觉得其止血效果灵验无比，其实是错觉。

由此可见，通过长期经验摸索的确能够发现一些有疗效的草药，但是这些药物大多只是起到镇痛、解热、通便、止泻、止咳等缓解疾病症状的作用，并不神奇，治疗效果很有限。中国古人更不可能发现能够治疗癌症、艾滋病的灵丹妙药，因为中国古人不知道这些疾病的存在，当然不可能摸索出治疗它们的药物。所以有效的草药是很少的，用途也是很有限的。而且有些草药的副作用很强，更是限制了它们的用途。例如大黄虽然能够通便，是市场上“排毒养颜”保健品的主要成分，但是长期服用大黄抑制了排便反射，反而能够导致便秘，而且还能导致结肠黑变病。鸦片能够止痛、止咳，却是一种能让人上瘾的毒品，有很多人就因为止咳吃了复方甘草片上瘾。又如常山碱抗疟疾的效果虽然很好，但是有很强的肝毒性，所以不适于作为抗疟疾药物。

如果某种草药的确对治疗某种疾病有效而且比较安全，那么就可以找出它的有效成分，研发出化学药。与草药相比，化学药有很多优点。草药中的有效成分含量是不固定、不可控的，变化很大，这就影响了其治疗效果，而化学药的含量是固定、可控的。草药除了有效成分，还含有非常多的其他成分，吃下这些杂质不仅没有必要，而且可能有害，而化学药的成分是纯粹的。我们在研究清楚了草药的有效成分后，还可以对它的结构进行修改，研发出更有效、更安全的化学药。一个著名的例子是阿司匹林。柳树皮中的活性成分水杨苷被分离、纯化了出来之后，科学家发现，水杨苷水解、氧化变成水杨酸，药效要比水杨苷强很多，就用水杨酸取代了水杨苷当镇痛解热药。再后来科学家又发现，通过酯化反应把水杨酸变成乙酰水杨酸，可以减轻水杨酸的副作用，从此乙酰水杨酸——也就是阿司匹林——又取代了水杨酸。另一个例子是青蒿素。实际上从黄花蒿提取出来的天然的青蒿素本身的抗疟效果并不是很好，现在用的都是半合成的青蒿素衍生物，比如列入世界卫生组织基本药物清单的蒿甲醚和青蒿琥酯，都是自然界不存在的非天然的化学药。

所以即便有些草药可能有治病效果，今天也完全没有必要再去使用它了，因为有了更有效、更安全的化学药。在今天，谁还会为了镇痛解热去吃柳树皮而不用阿司匹林呢？谁还会为了治疗疟疾去吃黄花蒿而不用青蒿素衍生物呢？不幸的是，却还有很多人为了“排毒养颜”去吃大黄，为了止咳去吃鸦片（复方甘草片），为了止血撒上药粉……

2019.2.2.

（《科学世界》2019.3）

我以前写过文章，介绍说一个人会不会近视，主要受遗传因素的影响，环境因素相对来说较不重要。土摩托最近发了一篇文章《近视的原因》，说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遗传只占近视原因的很小一部分，绝大部分近视眼都是后天因素导致的，并说我的观点是老黄历了，根本没法解释现在的情况。我上一次写关于近视成因的科普文章是两年前，根据的都是当时最新的科研成果，而这两年来对近视的研究并没有颠覆性的发现，我介绍的学术界定论怎么成了老黄历了呢？

土摩托说只要稍微琢磨一下，就可以知道遗传因素是近视主要因素的说法是无稽之谈。他是怎么琢磨的呢？他的理由是，在没有发明出眼镜的古代，近视几乎意味着死亡，如果真有近视基因，那它应该早就被淘汰了，怎么会如此流行呢？

这个理由真是应该再琢磨琢磨。首先，它大大夸大了近视对生存的危险性。近视在古代并不几乎意味着死亡。近视只是对生活造成不同程度的不便，并不影响生存。古代对视力的要求不如现在，古人不开车，不看电影电视，轻度的近视甚至自己都未必知道。连盲人在古代都能生存下来，何况是近视呢？可以说，绝大多数近视都是对生存没有影响的，自然选择对此的压力并不大，不至于因此把所有的近视基因都淘汰掉。其次，即使近视像土摩托说的得了就会死，近视基因未必就会被淘汰，因为基因的表达往往离不开环境的诱导，如果没有环境因素的作用，近视基因就不会表达出来，就不会被淘汰掉，而是一代代传下去。再次，基因具有多重作用，即使近视基因有生存劣势，但是它们如果有别的功能，在其他方面有生存优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近视基因就不会被淘汰。最后，像近视这种比较复杂的现象，不太可能是单基因决定的，而是多基因的影响，涉及到很多基因的参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容易被淘汰。

土摩托还有一个理由，说：“世界各国的近视眼比例差别巨大，同一个国家的城市和农村的近视率差别也不小，遗传因素是解释不了的。”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已经解释过了，这只能说近视的发生与环境因素有关，但是不能因此否定近视的发生受遗传因素的影响，不能因此就认为近视与遗传因素无关，因为环境因素有可能是在遗传因素的基础上产生作用的。目前比较确定的影响近视发生的环境因素是户外活动时间的长短。但是，父母双方都近视的学生，他们能否近视受户外活动时间的影响要比父母不近视的学生更加明显，这就体现出了基因的作用。

所以，要搞清楚近视的发生究竟有没有受遗传因素影响，影响有多大，靠这种“稍微琢磨”是经不起推敲的，需要做遗传学研究才行，例如可以通过研究孪生子的近视情况获得定量的结果。孪生子有同卵孪生子和异卵孪生子两种。同卵孪生子是从同一个受精卵发育来的，他们的基因组完全相同，而异卵孪生子是从两个受精卵发育来的，他们之间的遗传相似性和一般的同胞相似，平均只有同卵孪生子的一半。通过对这两种孪生子进行比较，就可以定量地估计出某种性状的遗传率。遗传率的大小在0和1之间。如果人的视力差异完全是由遗传差异引起的，遗传率为1，如果与遗传差异毫无关系，遗传率为0。2001年英国研究者对226对同卵孪生成年人和280对异卵孪生成年人的研究表明，近视的遗传率高达0.89，也就是说，近视主要受基因控制，与后天因素的关系不大。差不多同时丹麦研究者对53对同卵和61对异卵孪生成年人的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土摩托说近视基因应该早就被淘汰了，实际上近年来用基因组技术找到了很多与近视有关的基因。到现在已发现了二十多个以近视（MYP）命名的基因位点。与近视相关的基因位点就更多了，目前已知的已有大约200个（文献1），这只涵盖了近视遗传因素的一小部分，与近视有关的基因实际可能有几百个。

土摩托那篇文章主要是为了介绍美国西北大学格雷格·施瓦兹（Greg Schwartz）在2017年2月发表的一项研究，说他在小鼠的视网膜中找到了一种特殊的感光细胞，能够控制眼球的生长发育。“这种细胞对不同颜色的光会产生不同的反应。通常情况下，室内光线的红/绿比比室外光线高，于是这种感光细胞被过度刺激了，不断发出信号命令眼球继续生长，其结果就是眼球越长越长，最终导致近视。”

我把这篇论文找出来读了（文献2），里面并没有土摩托说的这些内容。这篇论文和近视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只是报告在小鼠视网膜中发现一种新的神经节细胞（不是感光细胞），未做任何与近视有关实验，只是在讨论部分提了一句该细胞功能如果受扰乱也许与像近视这样的屈光率错误有关。土摩托根据该研究对近视成因的总结，不是论文里的，而是这个教授对大众媒体说的，其实全是想象的，没有任何实验依据。该教授虽然在大众媒体上大吹他发现近视的成因了，还提出了预防、治疗近视的设想，但是在学术界并不受重视。这篇论文发表整两年，总共被引用13次，引用它的论文没有一篇是研究近视的。靠在大众媒体上吹还是不行的。

我们在做科普的时候，不要只看一个研究者怎么在大众媒体上说，而要去看看他的论文是怎么写的。而且，也不能过于相信一个研究者的研究结果，还要看他的结果是不是能被别人重复出来，有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可。介绍学术界的定论是最保险的。而近视主要受遗传因素的影响，这虽然不符合外行的直觉，却是目前学术界的定论。

2019.3.8.

文献

1.Milly S. Tedja et al. IMI – Myopia Genetics Report. Invest Ophthalmol Vis Sci. 2019 Feb 28;60(3):M89-M105

2.Adam Mani and Gregory W. Schwartz. Circuit mechanisms of a retinal ganglion cell with stimulus dependent response latency and activation beyond its dendrites. Curr Biol. 2017 Feb 20; 27(4): 471–482.

不久前我女儿从学校带回一道特殊的家庭作业，用从网上找来的两个配方做两杯热巧克力，比较它们味道的不同。这两个配方都用到了相同的原料：巧克力粉、牛奶、糖、香草精、盐、水，但是用量不同，步骤也有些差别，味道当然也会有不同。究竟有什么不同，要等做出来品尝了。

只见女儿从食品储藏间拿出各种成分，又找出一套厨房量具，然后照着配方，量出各种原料的量。由于配方用的量是做四杯热巧克力，而她只要做一杯，所以还要做换算。美国菜谱用的都是英制单位，例如容积用的是杯、液体盎司、汤匙、茶匙，彼此的关系不是十进制，换算起来很麻烦，女儿一边算一边嘟囔英制怎么这么愚蠢，怎么不和全世界一样用米制。换算、量好了，根据配方的要求一步步混合，其中有一步需要放到炉子上加热，还要我帮忙。等两杯热巧克力都做好了，她各尝了一口，得出结论，一杯比较甜，一杯比较苦，她喝甜的那杯，我和妈妈喝苦的那杯。

整个过程很简单，却很有意义。她以前在学校上过烹饪课，但那是跟着老师做的。也在家里自己做过菜，但是是从网上视频学来的。而这是她第一次自己看着菜谱一步步地做，和做化学实验也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做化学实验，也是对着实验步骤，找来各种试剂、量具、仪器，一步步地往下做，看有什么结果。

的确，做西餐就像是在做化学实验。首先，西餐厨房就像实验室，要用到各种量具，例如量杯、天平、温度计、计时器，还有搅拌机、打蛋机、烤箱之类的仪器。其次，各种原料的用量都是比较精确的，烹饪的温度、时间也是精确的，烤箱要用多高的温度、多长的时间，都要精确设定。第三，按部就班一步步地来，每一步该做什么，都写得很清楚。第四，烹饪的原理是很清楚的。食品科学的研究已经到了分子的层次，为什么要这么烹饪，用什么样的配方、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能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可以做什么样的改进，都是研究得比较清楚的。

这样做的结果，就和做化学实验一样，具有可重复性，下次再做，结果不会有什么不同。甚至换另一个人做，结果也大致一样。这并不是否认经验的重要性，否则厨师就没有好坏之分了，但是不同厨师做同一样菜的差别不会太大。

以前西餐肯定不是这样“精确”、“科学”，而是和中餐一样的模糊，没有可操作性的菜谱，而是根据别人的经验或自己的摸索，凭感觉做菜。出现量化的菜谱应该是比较晚的事，各种定时、控温、电动的器具的出现就更晚了。但是中餐却没有与时俱进。很多中国人做了一辈子菜就没有用过菜谱。中餐菜谱里面也充斥着“适量”、“少许”、“火候”之类的模糊用语，即使有的菜谱对用量写得比较精确，也没见哪个中国人做中餐的时候真会拿出天平、量杯来称量，用计时器定时。写中餐菜谱的人自己都不这么做。真有人这么干的话，要被笑是书呆子的。结果就是可重复性太差，甚至同一个厨师做同一样菜，结果都不稳定，连咸淡都会有波动，因为放多少盐也是凭感觉放的。

小孩学做西餐，就跟做化学实验一样，只要严格按配方、步骤来，结果都不会差。这种精确化、程序化的训练，也是一种很好的科学思维训练，并不仅仅是好玩。实验做得好的人，做西餐都不会差；反之，西餐做得好的人，做实验也容易上手。学做实验，可以从学做西餐开始。

2019.2.13.

在中国名牌大学中，浙江大学的教职员工是比较有创意的，例如以前办班教学生炼丹药，还研究过修仙。最近又被发现浙大动物科学学院的研究人员尝试过给母象吃穿山甲治疗产后缺乳，还在《中国兽医杂志》发表了一篇不到一页的论文。

这篇论文说的是，杭州动物园有一头母象产后缺乳，小象得不到充分奶水，日见消瘦，经过中兽医辨证施治，症状得到明显改善。看了这篇论文，很多人才知道，原来除了中医，还有中兽医，会对动物辨证施治。要辨证施治，首先要辨证。他们测量了这头母象每天食谱的营养素含量，参考国外关于大象营养需求的资料，辨证说，该象属于营养不足，气血亏虚，乳汁生化无源，以致产后缺乳。中医不知道论文中所提的蛋白质、钙、磷等营养素，不会也不屑于做营养素的测量，更不会去参考国外文献，所以这明明就是西兽医，不是中兽医。营养不足导致缺乳，这也是西兽医的说法，为了表明是中兽医，才给添加上“气血亏虚，乳汁生化无源”的蛇足。

既然知道原因是营养不足，那么就应该改善食谱，增加母象的营养。他们也的确有针对性地调整了母象日粮，原来的食谱缺少蛋白质，就增加了黄豆粉，原来的食谱缺钙、磷，就添加了磷酸氢钙。这是正常人的思路。然而他们却同时给母象针灸，声称发现了母象有膻中穴，还给母象吃穿山甲、通草这些号称能“通乳”的中药，声称这三种做法全都有效：“针刺膻中穴治疗母象产后缺乳症取得了一定的疗效”、“我们用它（穿山甲）来治疗母象，也见乳汁增多”、“满足了营养需要，效果较好”。问题是，他们是三种方法同时进行的，怎么能够确定究竟是哪种方法有效？浙大这些研究人员，居然不懂得如何控制实验的变量，不会做对照，把所有能想到的方法都同时用上，有了效果，就说所有的方法都有效，也不想想，其实只要有一种方法有效，就能让症状得到明显改善。

只要脑子还没有因为喝中药喝坏了，就该想到，母象之所以缺乳症状得到改善，最可能的原因就是营养改善了，没有针灸、中药什么事。就拿穿山甲来说吧，他们其实只给母象喂了两天穿山甲。第一次将100克穿山甲（应是鳞片）碾成粉状混入粥中饲喂，第二天母象发觉粥中有异味不愿再吃，将穿山甲剂量减半再喂，第三天母象无论如何不愿再吃了，就没再喂穿山甲。所以他们总共喂过两次穿山甲，一次100克，一次50克，就这么一点点和大象体重（3.8吨）比起来微不足道的穿山甲，他们居然认为取得了通乳的效果，这是多么神奇的药物？幸好大象很快拒绝吃，否则这种中兽医推广开去，有更多的穿山甲要遭殃。

至于他们给大象针灸，其实还不算想象力丰富。当年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的大师祝总骧还发现了植物也有经络，给西瓜针灸呢。以后不知会不会有人开创中农医，给西瓜喂穿山甲？可以向浙大学习怎么做实验，给西瓜同时施肥、针灸、喂穿山甲，以此证明三种办法都能让西瓜增产，然后在《中国农业杂志》也发表一篇论文。

2019.2.26.

崔永元开卖“崔永元真面”、“崔永元真牛”之后，还计划卖“崔永元真鱼”、“崔永元真猪”、“崔永元真鸡”、“崔永元真肉”、“崔永元真羊”、“崔永元真鸭”……除了吃的，还有喝的，最近他又在网上吆喝要卖“崔永元真茶”，发了一条微博说：“我在非洲找到了崔永元真茶。100年前从中国引进，无化肥无农药无转基因，三无产品。谁来合作？给中国人提供一款干净的茶。”并附上一段他在非洲茶园介绍“崔永元真茶”的视频。

在“崔永元真X”系列产品中，“崔永元真茶”是最怪异的一种。中国是茶叶的故乡，也是最讲究喝茶的国家。茶在中国也是最具有文化和地域特色的饮料。产茶区的中国人往往只喝本地的茶，而瞧不上其他地方的茶。非产茶区的中国人往往也只喝中国产的茶，而瞧不上外国茶。和洋酒在中国受推崇、市场大不同，洋茶在中国是几乎没有市场的，喜欢喝茶的中国人并不认为国外会有好茶。中国茶叶进口量非常少，只占茶叶消费量的大约1%，基本上都是红茶碎茶包，主要是供应宾馆、餐厅，还有某些要学英国绅士做派喝下午茶的人，他们当然只喝国外名牌茶包，喝的是牌子，要的是做派，怎么会瞧得上非洲茶呢？

崔永元要把非洲茶推销到中国，还说这才是“真茶”，暗示中国的茶不是真茶，中国人不觉得是在侮辱中国的名茶？就好比有人要把外国的葡萄酒拿到法国卖，还说这才是“真葡萄酒”；把外地的酒拿到茅台镇卖，说这才是“真酒”；把外地的煤拿到山西卖，说这才是“真煤”……还不得被当地人骂死？

但是崔永元就敢打着“真茶”的招牌要把非洲茶推销到中国。那么这种茶“真”在哪里呢？不是因为好喝，崔永元自己也说了，这茶有点涩。看他展示的非洲茶，叶子那么大，是只能做碎茶包卖的，按中国制茶、喝茶的方法，不涩才怪呢。但是崔永元又说了，不管茶好不好喝，只要安全。也就是说，“崔永元真茶”的卖点就是安全，不是卖给那些讲究茶叶好坏的人，而是要卖给那些不管茶好不好喝只要喝着放心就行的人。非洲茶怎么个安全法呢？崔永元说是“无化肥无农药无转基因”。这“三无”都很可笑。崔永元是要把东西卖给他的粉丝的，他的粉丝都对转基因怕得要死，所以必须标榜“无转基因”。但是目前全世界的茶叶并没有转基因的品种，所有的茶叶都是“无转基因”的，并不是非洲茶才如此，所以“崔永元真茶”的这个卖点，只是在糊弄那些毫无必要地害怕转基因的粉丝。

再说“无化肥”。所谓化肥，无非是给植物提供生长需要的氮、磷、钾三要素，化肥是让植物吃的，不是让人吃的，怎么就跟食品安全扯上了？看崔永元展示的非洲茶园的茶叶长势那么喜人，绿油油的，肯定是施过肥的，不施化肥就要施农家肥，农家肥更不安全，搞不好就把寄生虫卵、细菌给吃下去了。崔永元没有透露他看中的非洲茶园在哪里，说是要保密，但是他又说那里种茶有100年的历史。非洲各国中有这么长的种茶历史的只有肯尼亚。从国外媒体报道看，那里的茶农施的应该是化肥。《世界茶新闻》（World Tea News》在2016年有一篇报道《肯尼亚（茶厂）罢工工人回到田间和工厂工作》（Striking Kenyan Workers Return to Fields and Factories），里面提到肯尼亚茶农每公斤茶卖22肯尼亚元，其中15元给了工人，3元付交通费，一名茶农说：“如果再算上购买肥料和杀虫剂的费用，茶农绝对一无所获。”（https://worldteanews.com/tea-industry-news-and-features/striking-kenyan-workers-return-to-fields-and-factories ）肥料要购买，那就很可能是化肥。

上面的报道还提到肯尼亚茶农要购买杀虫剂，这也与崔永元声称的“无农药”相冲突。虽然网上经常能看到肯尼亚种茶不使用农药的宣传，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根据国外研究人员的检测，肯尼亚茶叶的农残并不低（http://www.aensiweb.com/old/jasr/jasr/2013/5246-5250.pdf ）。中国也有类似的报道。例如2017年有一篇《嫌非洲茶叶农残高，伊朗小伙万里中国寻茶》称：“因为受制裁影响，伊朗经济大不如前，普通老百姓只要有茶喝就行。祖宾说这些年，从非洲肯尼亚等国家进口的茶叶质量越来越差，农残问题特别严重。随着经济的逐步复苏，伊朗崛起的中产阶级对红茶也有了新的要求，他这次来中国的目的，就是为他们寻找一款性价比较高的茶叶。”

崔永元展示的茶园，茶叶卖相很好，不仅没有任何生病或被虫吃过的迹象，而且也不见有杂草。这是因为肯尼亚茶园除了用杀虫剂，还要用除草剂，主要就是用崔永元的粉丝最害怕的草甘膦。据肯尼亚媒体报道，去年美国法院判决草甘膦让一名园丁致癌一事也让肯尼亚茶农们很担心，因为他们使用草甘膦来除草。（https://www.nation.co.ke/health/For-Kenyan-farmers-cancer-comes-in-packet-of-herbicide/3476990-4787154-dga1sf/index.html，https://allafrica.com/stories/201712210141.html）

可见，崔永元要把肯尼亚茶叶推销到中国来，并不是因为肯尼亚茶叶“无化肥无农药无转基因”。那么是因为什么呢？很可能是因为肯尼亚茶叶便宜。目前肯尼亚茶叶在国际市场的拍卖价是一公斤2美元左右，折算成人民币大约一斤七元，按照崔永元网店的惯例，在挂上“无化肥无农药无转基因”的招牌后，就可以以原价几倍、十倍的价格卖了，而崔永元的粉丝已经纷纷表示会买的，因为这和他们购买崔永元以前推销的其他产品一样，都只是在向崔永元交智商税，即使肯尼亚茶叶使用了他们最害怕的草甘膦。

2019.3.1.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的儿内科号称是中国排名第一的。最近这家医院一名姓黄的儿科副主任医生写了一篇文章《流感季，一个儿科医生孩子生病的5天》，讲述他的孩子得了肺炎，高热、剧烈咳嗽、夜不能寐、食不甘味，幸亏呼吸科一名副主任医生妙手回春，短短不到一周就痊愈的故事。文章发表后，有人批评说，黄医生的孩子接受的治疗有多处不妥，是在瞎治疗，折腾小孩。黄医生又写了一篇文章说批评者是纸上谈兵，是借科普的名义制造恐慌。

黄医生最初的文章已经删掉了，他的小孩是怎么治疗的，我不知道详情，不想评论。我只想谈谈他的回应文章表现出的对医学的认识。黄医生的回应文章的主要观点有两条。第一条，“生病了，不能拖，需要吃药打针，3岁小孩都知道的道理，某些所谓的育儿专家，竟然不懂，天天照搬国外教条，说一些极端的话，为了增加流量，博眼球，故弄玄虚，哗众取宠。”生病了就要打针吃药，也许3岁小孩会有这样的直觉，但是医生不是3岁小孩，对疾病应该有更科学的认识。作为医生，需要知道，有很多疾病具有自限性，不需要打针吃药也会好的，有时候打针吃药并无助于身体的康复，甚至不利于身体的康复。例如得了普通感冒，就不一定要吃药，更不要打针，因为感冒药只是缓解症状让人舒服一些，并不能真正治疗感冒。对于儿童，尤其不要吃感冒药。发烧，不一定要吃退烧药，因为感染引起的发烧在很多情况下有助于身体消灭病原体。得了腹泻，不一定要吃药，更重要的是防止脱水。得了咳嗽，不一定要吃止咳药，在很多情况下强行止咳反而有害。还有些常见的儿科疾病，例如急性疹，也不需要吃药，除了没必要吃的退烧药，也无药可吃。

然而黄医生说这是纸上谈兵、照搬国外教条。为什么国外教条不能照搬呢？这就有了黄医生回应的第二条观点，“欧美人制定的一些治疗方针，是结合他们的国情的。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中外之间在人种、地理环境、文化背景也有差异。”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专家委员会和澳大利亚药监当局都建议6岁以下儿童不要使用感冒药，没有必要反而有害。那么在黄医生看来，美国、澳大利亚这些医学专家的建议为什么在中国就不能听从呢？黄医生提了三种差异。第一，“人种差异”，难道是说中国人是特殊人种，中国儿童的基因决定了他们感冒必须要吃感冒药，欧美儿童就不用吃？那么在欧美生活的那么多华人儿童怎么办？到中国找黄医生之类的儿科医生给药吃吗？第二，“地理环境差异”，难道中国有特殊的地理环境，得了感冒不吃药就好不了，就要病入膏肓？然而中国那么大，怎么会有统一的怕感冒的地理环境呢？是不是还要考虑中国内部的地理环境差异？中国有些地方感冒要吃药，有些地方就不用吃药呢？第三，“文化背景差异”，这就奇怪了，生病了要不要吃药，要根据医学科学，怎么跟文化背景扯上了？难道中国文化认为“生病了需要吃药打针”，所以中国人生病就不管医学上有没必要，都需要吃药打针？没药也要吃中药，没针打也要针灸？与科学知识冲突的错误认识，应该抛弃，而不是迁就。

可见黄医生的这些医学认识，都是经不起推敲的。这些认识并不是黄医生的发明，很多中国医生在面对过度治疗的批评时，都会拿出这些理由来辩解，训斥批评者。中国医生喜欢过度治疗折腾病人，主要的原因是为了赚钱。但是黄医生折腾的是自己的孩子，那就跟赚钱无关，只能说他的医学水平太差，白读了一个儿科博士。面对这些要么水平太差要么医德太坏的中国医生，中国患者还真不如就照搬欧美人制定的治疗方针。“遵医嘱”这个3岁小孩都知道的道理，在中国却不一定适用，除非你碰巧遇到了既有水平又有医德的医生，而这在“网红”医生中，几乎没有。

2019.2.3.

近年来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种保健品或一家保健品公司闹出很大的风波。风波过后，大抵安然无恙。偶尔也会有某种保健品被打下去，但市场上保健品那么多，而且不断地有新的花样出来，怎么打得完呢。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试图教大家怎么识别假保健品。有人说，难道保健品还有真的？的确有人认为所有的保健品都是假的。在难以辨别时，为避免受骗上当，对所有的保健品一概不信，未尝不可。但是保健品的种类那么多，维生素、矿物质也被归为保健品，一概说是假的，就显得很武断。严格地说，市场上的保健品有真有假，大致可以分成这几类：

一类是假的保健品，无营养、保健价值，吃了对人体不会有任何好处，甚至可能有害处。例如“核酸营养品”、SOD、各种“保健水”、胶原蛋白。这些假保健品的共同特点是，违背了生物学的基本原理，用已知的生物医学知识就可以将其彻底否定。例如胶原蛋白保健品的“原理”号称是吃了它就可以补充皮肤中的胶原蛋白，让皮肤焕发青春。这种想法虽然符合中国传统的“吃什么补什么”的观念，却只是一种幻想。胶原蛋白作为蛋白质是不能被人体直接吸收的，而是要被消化成氨基酸才被人体吸收，吃胶原蛋白和吃别的蛋白质没有区别，并不能对皮肤起到特殊的保健作用。

一类是半真半假的保健品，它们有一定的营养价值，但是物非所值，有别的更好的、更便宜的来源，没有必要去吃它。例如蛋白粉，其成分是蛋白质，而蛋白质是一种营养素，当然有营养价值。但是通过食品补充蛋白质要更合算、更合理。与其吃一勺蛋白粉，不如吃一个鸡蛋或喝一杯牛奶，补充的蛋白质的量相当，却要便宜得多，而且吃鸡蛋、喝牛奶在补充蛋白质的同时，还补充了多种维生素、矿物质。

一类是真假未明的保健品。市场上五花八门的“高科技”保健品，大多属于这类，例如蜂胶、异黄酮、卵磷脂、鱼油、花青素、番茄红素、益生元等等。它们都有一些研究表明摄入它们可能对人体具有某一方面的保健作用，例如能够预防癌症、心血管疾病、糖尿病。但是这都是一些很初步的动物实验、流行病学调查、小型的临床试验，证据不强，有的还有相反的结论，并不是定论。就拿鱼油来说吧，其主要成分是欧米伽3脂肪酸，有很多研究发现欧米伽3脂肪酸对心血管能够起到保护作用，那么吃鱼油制剂是不是就能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呢？目前争议很大。美国心脏协会曾经建议说，冠心病病人每天应该摄入1克的欧米伽3脂肪酸，最好是靠吃鱼来补充，也可以吃鱼油胶囊。但是后来有一些临床试验发现口服鱼油胶囊对防止冠心病病人心脏病发作并无好处，所以美国心脏协会降低推荐的等级，不再建议吃鱼油胶囊，只是说要吃的话是一个合理的做法。最近美国国家卫生院公布了一项大规模随机双盲对照临床试验的结果，发现吃鱼油胶囊对预防心血管疾病并没有效果。

一类是真的保健品，这主要是一些维生素、矿物质类制剂。维生素、矿物质是人体必需营养素，具有营养价值，但对一般人来说，完全可以从饮食中补充，是没有必要通过口服制剂来补充的。通过饮食补充维生素、矿物质，是更安全、有效的保证营养的方式。但是对某些特定的人群来说，则需要通过口服维生素或矿物质制剂来补充。这主要有这几种情况：

准备怀孕的妇女以及妊娠头三个月的孕妇应每天补充400微克合成的叶酸。怀孕早期孕妇体内如果缺乏叶酸，能导致胎儿出现神经管缺陷。这是最严重也是最常见的出生缺陷之一，每1000名新生儿中，就有1～2个有神经管缺陷。叶酸广泛存在于各种食物当中，但是天然叶酸不稳定，也不容易被人体吸收，大多数人难以从食物中获得充足的叶酸。相反地，合成的叶酸极其稳定，可以储存几年都不丧失活性，而且几乎能100%被人体吸收。所以服用叶酸制剂比靠膳食补充叶酸要可靠得多。神经管缺陷是在怀孕的第一个月发生的，这时候孕妇还不知道自己怀孕，等到发现自己怀孕再补充叶酸就来不及了。为避免出现这种情况，一旦准备怀孕就应该补充叶酸。但是很多怀孕是计划外的，为保险起见，所有育龄妇女只要还打算要子女，就都应该每天补充叶酸制剂。

母乳喂养的婴儿每天要补充400国际单位的维生素D。母乳是婴儿最好的食物，应该提倡母乳喂养。但是母乳也有“缺陷”，几乎不含维生素D，如果婴儿缺乏维生素D就会导致佝偻病。本来，阳光中的紫外线能够刺激皮肤自己合成维生素D，通过晒太阳就可以补充维生素D了。但是婴儿很难保证获得充足的阳光照射，而且晒太阳容易伤害婴儿的皮肤，不值得提倡，更合理的办法是补充维生素D制剂（例如吃鱼肝油）。即使是成年人，如果肤色比较深或经常晒不到太阳，也应该通过制剂补充维生素D。50岁以上的人因为皮肤合成维生素D的效率下降，也应考虑补充维生素D。成年人如果缺乏维生素D，容易患骨质疏松症。

50岁以上的人应每天补充2.4微克结晶形式的维生素B12。食物中的维生素B12都和蛋白质结合在一起，人吃下去后，在胃里由胃酸和蛋白酶将维生素B12和蛋白质分离开，然后分离的维生素B12与胃壁细胞分泌的一种糖蛋白结合在一起，在回肠末端被吸收进血液里。50岁以上的老人大约有10～30%患有萎缩性胃炎，胃酸分泌不足，没法把食物中的维生素B12与蛋白质分离，也就没法吸收食物中的维生素B12。维生素制剂或维生素B12强化食品里的维生素B12是分离的，老人即使患有萎缩性胃炎也可以吸收。所以美国医学科学院建议，50岁以上的人每天通过口服维生素制剂或维生素B12强化食品来补充维生素B12。素食者也应该补充维生素B12，因为维生素B12只存在于动物性食品中，植物性食物里是没有的。

绝经期妇女同时补充钙（每天口服1000毫克钙）和维生素D（每天口服400国际单位）能增加骨质密度和降低骨折的风险。不过补钙的效果不像保健品广告宣传的那么大，髋骨骨质密度只是略有增加（增加了1.06%），髋骨骨折的发生率平均减少了12%。补钙对60岁以上的妇女的作用更显著，髋骨骨折发生率减少了21%。

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保健作用当然并不只限于这些人群，如果缺乏哪种维生素或矿物质，就应该针对性地补充。但是人们通常并不知道是否从膳食中获得了足够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所以市场上就有了复合维生素片试图来满足人体对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的最低需求。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来推荐或反对普通人群服用复合维生素片，对长期口服复合维生素片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还需要有更多的研究。

如果要补充维生素、矿物质制剂，应该选择到药店购买大药厂的产品，质量比较可靠，价格也比较便宜。不要购买保健品公司的产品、特别是直销或传销的产品，因为这些行业缺乏监管，其产品的质量没有保证，而且往往卖得很贵，远远超过其价值。保健品行业本质上是一个欺骗人的行业，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品牌，都不值得信任。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保健品公司出的保健品，都是假的。

2019.1.11.

（首发《科学世界》2019.2）

在前面的文章中，我谈到了减少多音字是大势所趋。有人说，普通话是在清朝的时候被北京的满族人搞乱的，因为普通话是以北京话为基础的，而现在的北京话不是正宗的汉语，而是北京满族人讲的混合了满语的蹩脚汉语。这种说法近年来我们经常在网上看到，过一段时间就会出来“历史发明家”痛心疾首地述说普通话的悲惨历史，例如前不久有一篇题为《“普通话”的真相：满州人的蹩脚汉语》的文章就在网上刷屏。

这些“历史发明家”以为时间机器还没造出来，没人能够穿越到明朝去听听明人怎么讲话，所以就可以信口开河胡编汉语发展史。明朝没有录音机，明人怎么讲话，我们当然是不可能十分确切地知道了。但是明朝留下了大量的语言文献，通过研究这些文献，我们是可以基本搞清楚明人是怎么讲话的。关于明朝时期的北京话，很重要的一份语言文献是万历年间一个叫徐孝的北京人撰写的《司马温公等韵图经》，记录了当时北京话的语音系统。这个资料已经被古汉语学家们研究了几十年，从中可以知道，晚明时期北京人讲话和现在的北京人讲话已经非常接近，差别很小，如果当代中国人穿越到晚明，用普通话和当时的北京人交流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觉得会有点口音。那时候满人还没有入关，无所谓受满语的影响。

“历史发明家”们当然不知道有什么《司马温公等韵图经》这种专业资料，知道了也会不以为然的，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有理由相信北京话混合了满语。我们就来看看这些理由能不能经得起推敲。

他们的第一个理由是，南方方言没有翘舌音，zi、ci、si和zhi、chi、shi不分，而北方方言有翘舌音，就是因为受了满语影响。我不懂满语，满语是不是有翘舌音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的是，虽然汉语以前没有翘舌音，但是至少在明朝万历年间，汉语就有了翘舌音了。这个证据非常强。当时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利玛窦编过一本《葡汉词典》，以帮助入华传教士学习汉语，这本字典用罗马字母给汉字注音。利玛窦自己还留下了四篇用罗马字母注音的汉字文章。利玛窦学的可能不是北方官话，而是南方官话，例如南京话。但是从这些注音可以知道，当时的官话已经有了翘舌音，可见汉语演变出翘舌音并不是受满语影响。

“历史发明家”们的第二个理由是，汉语本来是有入声的，但是北京话等北方方言没有入声了，也是受满语影响。但是从《司马温公等韵图经》我们知道，晚明时北京话已经没有入声了，徐孝说有些入声字读起来如平声，所以他另外创了一个声调，就叫做“如声”，相当于现在说的阳平，而以前的入声字被徐孝分别放进别的声调了。关于北京话在明末没有入声，还有一个很强的证据。明末清初高僧道忞禅师写过一本《北游集》，记载他与顺治皇帝的对话：“上一日持一韵本示师，曰：‘此词曲家所用之韵，与沈约诗韵大不相同。’师为展阅一过。上曰：‘北京说话独遗入声韵。盖凡遇入声字眼皆翻作平上去声耳。’于是上亲以喉唇齿舌鼻之音调为平上去入之韵，与师听之。”道忞禅师见顺治皇帝，是顺治十六年的事，离清兵占领北京不过十六年，这么短的时间内是不可能让北京话发生根本改变的。人们学讲话是从小开始的，成年人的口音基本定型了。即使北京婴儿从清兵入关那天起才开始学讲没有入声的北京话，到这时候也还没成年呢，怎么可能成年人讲话都没了入声呢。顺治在学汉语音韵时发现北京话和古人用的诗韵不同，没有了入声韵，把这当成奇事讲给广东人道忞禅师听，可见北京话早就没有入声了，才会让学汉语的顺治觉得奇怪。

“历史发明家”们的第三个理由是，北京话有很多儿化，也被认为是受满语影响。其实汉语北方方言的儿化现象最迟在元朝就已经出现了。元杂剧、散曲里有大量的儿化，我随便举个例子：

“想人生最苦离别，三个字细细分开，凄凄凉凉无了无歇。别字儿半晌痴呆，离字儿一时拆散，苦字儿两下里堆叠。他那里鞍儿马儿身子儿劣怯，我这里眉儿眼儿脸脑儿乜斜。侧着头叫一声行者，阁着泪说一句听者，得官时先报期程，丢丢抹抹远远的迎接。”（刘庭信《折桂令·忆别》）

短短一段一下子出现了九处儿化。有人可能会说，有“儿”字不一定就是像现在的北京人那样读r音啊。“儿”的古代发音的确不读er，但是在元朝时北方官话已经把“儿”读r了，这也是有很强证据的。在《元史》里，用汉字音译外语人名、地名，里面多处出现的“儿”对应的就是外语里的r音，例如国名“马八儿”对应Maabar，地名“起儿漫”对应Kerman，族名“畏吾儿”对应Uighur。《元史》是明初根据元朝文献编写的，可知在元朝时“儿”读r了，儿化音的读法和现在是一样的。

总之，“历史发明家”们用于攻击普通话的理由是没有一条站得住脚的。普通话的发音是汉语自身演变的结果，与外语无关。当然，我们不能指望“历史发明家”会因此改变看法，因为他们要的是符合自己“反清复明”政治意图的“发明”，并不是真的尊重“历史”。

2019.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