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的存档

崔永元列举的司马南三大“罪状”

2018年10月29日星期一

这一阵子崔永元过了一把“民族英雄”的瘾之后,网上言论又回归老三篇,一是造谣转基因如何有害,二是大骂“方骗子”如何“诈骗”,三是大骂“司马夹头”,如此循环往复,毫无新意,却乐此不疲,仿佛要这样才睡得着觉,倒是刺激得崔卫兵们都睡不着觉,一遍遍地高呼“保卫崔永元”。例如崔永元昨天发的微头条是这么骂司马南的:

 

【司马夹头,艺名司马南,曾用名于力,到处宣扬是我的朋友。司马以热爱祖国反对美国为人生两件大事,谈至高潮处涕泪滂沱。一年,逢农历春节,司马做完反美报告,即登机飞赴美利坚与家人团聚。不料在美国机场头部挤入电动扶梯,幸亏美国医生全力抢救,遂夹头重生。网友质疑其两面三刀,其辩曰:反美是工作,赴美是生活。现职业为方骗子诈钱保驾护航。】

 

并第N次附上司马南受伤照片,宠物的头被夹的照片若干。

 

崔永元用来骂司马南的话,说来说去,无非就是这些,他已经说过无数遍了,归纳起来,有三大“罪状”。第一大罪状是“到处宣扬是我的朋友”。崔永元摇身一变成了“反转基因斗士”、天天在网上骂街之后,司马南以老朋友的身份给他写过公开信,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这就成了司马南的一大罪状。但听崔永元的意思,两人从来就不是朋友,是司马南要蹭他的交情。崔永元甚至还说过,司马南出名是他捧出来的(就像他说过我出名也是他捧出来的),似乎两人以前的关系不是朋友关系,倒像是帮主与马仔的关系。但是我记得清清楚楚,2004年9月23日央视10套《人物》栏目播出《反伪斗士司马南》(这个栏目前一天播出的是《学术打假英雄方舟子》,所以我记得特别清楚),崔永元以司马南多年好友的身份,多次出镜,盛赞司马南如何正直、善良,讲了一些只有朋友之间才知道的司马南轶事,给人的感觉倒像是崔永元到处宣扬司马南是“我的朋友”。崔永元当年做的节目现在早没人看了,只有他和司马南合作的《实话实说》特别节目《揭秘》现在还有人回顾,在那个节目里,崔永元可是一口一个“我的朋友司马南老师”的,这难道不是到处宣扬司马南是“我的朋友”?

 

司马南在2014年2月刚开始劝说崔永元的时候,崔永元还把他当朋友,发微博称:“我的朋友司马南最近对我说三道四,我没在意。因为前一段时间他的脑壳被重重地挤了,无法确定他现在说话还过不过脑子。”可见直到那个时候崔永元还在到处宣扬司马南是“我的朋友”。那时候崔永元还没对司马南破口大骂。他开始大骂司马南,始于2014年4月11日:“司马夹头,不管是不是老朋友,拜托你能否不造谣?比如陈一文是我的科学顾问。这张照片是你头被夹了,你介意我说成你死了吗?做人可以不要脸,但不能像肘子那样不要脸。”并贴出司马南受伤照片。

 

司马南在2012年1月20日去美国开会(不是崔永元说的“与家人团聚”),在华盛顿机场乘滚梯时出了意外,不幸受伤。消息传出后,网上“公知”、“民运人士”个个兴高采烈,一片欢腾,宛如滚梯替他们报了深仇大恨。北大教授贺卫方更是给司马南取了个外号“夹头汉”。这些人对意外受伤者没有丝毫的同情心、同理心,毫无人性,正所谓人面兽心。当时崔永元还把司马南当“我的朋友”,没有参与网上狂欢,说不定私下还表示过慰问。两年以后,两人因为转基因问题闹翻,崔永元才把司马南受伤当成了司马南的一条罪状,跟着贺卫方叫“司马夹头”,有一段时间天天发司马南受伤照,号称是“一日一夹头”,巴不得司马南再出意外。一直到现在,事故过去六年多了,还在幸灾乐祸,看样子要为此高兴一辈子。我们实在不能明白为何一个人意外受伤也能成为一大“罪状”,只能祝愿这些人这辈子平平安安,永远不要出任何意外。

 

崔永元列举的司马南第三大罪状,也与这个事故有关:“网友质疑其两面三刀,其辩曰:反美是工作,赴美是生活。”这个谣言虽然司马南多次澄清过,至今流传不衰,有时还被传成是我的“名言”,再经崔永元不停地传播,看样子要一直流传下去了。这个谣言是司马南受伤之后,轮子功媒体炮制出来的:

 

【反美斗士司马南来美国探亲,在美国华盛顿国际机场被滚梯与悬墙间的夹角突然卡住头颈,当场昏迷被送急救,后无大碍。他在随后发布的微博中表示在国内反美是自己的工作,对于自己妻子儿女目前在美国生活,并不影响自己的工作,此次到美国是自己工作外的生活,希望网民区分开工作和生活。】

 

事实上,司马南在受伤后发的第一条微博是这么说的(2012年1月24日):

 

【2012年1月20日晚,华盛顿国际机场,本人被滚梯与悬墙间未设任何防护的夹角突然卡住头颈。其后,伤痛与活动受限耽误了开会不说,“飞来的横祸”让远在国内的家人大过年的揪心添堵。意外收获:体验美国急救全程,感动同机乘客搭救,忍看轮子谣言嘴脸,庆幸自己虎口脱险,珍惜活着给大家拜年。】

 

司马南当时的微博说得很清楚,他到美国是因为开会,家人都远在国内,怎么就成了“反美是工作,赴美是生活”、“自己妻子儿女目前在美国生活”呢?

 

即使没有留意到司马南当时发的微博,只要注意一下司马南平时的言论,就不难明白那是一条捏造得很拙劣的谣言。司马南虽然经常批评美国,但是他并不认为自己“反美”,而且他发表言论都是业余爱好(自称“自由说话人”),不是把这当成职业,怎么可能自称“反美是工作”呢?司马南只是偶尔到美国旅游、录节目,从没有在美国生活过,更没有移民美国,他的家人也没有移民美国,怎么可能自称“赴美是生活”、“自己妻子儿女目前在美国生活”呢?捏造这个谣言的人甚至连司马南有几个儿女、是儿子还是女儿都不知道。

 

司马南没有移民美国,不用像崔永元那样只亮中国护照封皮作证,不仅我可以作证,腾讯也可以作证。2012年腾讯微博请我和司马南去美国观察美国大选,日程近了才知道司马南没有美国绿卡,需要办理签证,于是多付费加急给他办了签证,刚好在登机前一天拿到签证。何况,即使有美国绿卡,也不等于就不可以批评美国,更不等于就不爱国。对这点崔永元其实也很清楚的。2010年10月25日《广州日报》曾经报道过:

 

【记者从有关可靠渠道获悉,崔永元已得到美国绿卡。当现场被问到如何看待近年来中国名人精英分子移民如潮的问题,崔永元淡定而风趣地回答,“天高任鸟飞,谁说移民就不爱国,杨利伟还上了月球,又如何评价。沈群就是美籍华人,也一样为中国争光,开辟了一条民间外交的路子,尽管他上路没有警察优待,但他做的工作效果不比大使差。”】(《美籍华人出书揭露美国荒唐现象 名主持崔永元对话作者沈群——美中两国谁更荒唐》)

 

当然,现在的崔永元早就不是以前的崔永元。以前的崔永元还能淡定地回答“谁说移民就不爱国”,现在的崔永元却只会不停地传谣“反美是工作,赴美是生活”,而且不管别人怎么澄清,还会一直传谣下去,崔卫兵也会一直跟着传下去。对某些人来说,造谣、传谣是工作,也是生活。

 

2018.10.23.

美国人不吃转基因大豆吗?

2018年10月28日星期日

由于《黑龙江日报》把造谣“吃转基因大豆让人得癌症”的王小语评为“40年40人”,《科技日报》采访了几个专家辟谣,惹得崔永元不高兴了,大骂《科技日报》“无耻”,反过来说《科技日报》“造谣”。为什么要骂《科技日报》呢?崔永元说了,这家“没底线的报纸”配合孟山都把转基因大豆卖给中国人吃,而据崔永元的调查,美国人是不吃转基因大豆的:

 

“在美国,转基因大豆主要是作为工业燃料、制造油墨和部分牲畜饲料,而在美国市场上、美国消费者所能直接吃到的大豆制品,包括豆腐,豆奶(豆浆),和新鲜毛豆,统统不是标明‘有机’就是标明‘非转基因’,反正肯定都是非转基因的(因为标‘有机’的就一定是‘非转基因’的,还比‘非转基因’多几个指标)。下面是我上次逛商场时随手拍的几张照片。《科技日报》的记者马爱平所采访的那几个转基因砖家,只会反复背诵孟山都市场部转基因材料里的几段广告词。即便用猪脑袋想一下都会产生疑问:既然转基因大豆那样安全,为什么在美国市场上供人类直接食用的大豆产品全部要标上‘非转基因’?”

 

美国种的大豆基本上是转基因的(2018年美国转基因大豆种植面积占大豆的94%),而美国种的大豆大约一半(2016年占53%)国内自己用,也就是说,美国种的转基因大豆一半左右是自己消费掉的。崔永元一直在说转基因大豆有毒,吃了会让人得癌症,那么就面临一个问题,难道美国农业部、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也不顾美国人死活,让美国人吃转基因大豆吗?崔永元也知道,骂中国农业部还有人信,骂美国农业部、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连崔卫兵都未必买账。所以他干脆替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宣布转基因大豆不是给人吃的,美国转基因大豆“主要是作为工业燃料、制造油墨和部分牲畜饲料”,不是供食用的。

 

崔永元号称他在美国调查过了,声称在美国市场上供人类直接食用的大豆产品全部要标上“非转基因”,说得好像他把美国每一款大豆产品全部考察了一遍似的。在美国,豆腐、豆奶市场很小,属于非常小众的“健康食品”,消费“健康食品”的人很多迷信“有机食品”、“非转基因食品”,所以卖这种产品的厂家就乐于打“有机食品”、“非转基因食品”的招牌,趁机卖贵一些。然而要去贴这种标签,正说明美国市场还有同类“非有机食品”、“转基因食品”,否则就没必要做这种区分了。

 

美国市场上还有一种大豆制品,几乎全是转基因的,被崔永元故意忽略了,那就是大豆油。在各种植物油中,大豆油是用得最多的,以致美国市场上说的“蔬菜油”(vegetable oil)指的就是大豆油,曾经有人奇怪,美国超市怎么买不到大豆油?那是因为美国超市卖的大豆油不叫大豆油,叫“蔬菜油”,在成分里才会标注是大豆油。如果崔永元能够在普通美国超市卖的“蔬菜油”发现有“非转基因”标识,那才是件新鲜事。消费“健康食品”的人要用高大上的橄榄油,有的也用花生油、菜籽油、椰子油,才不会去用“蔬菜油”呢,所以目前我还没发现美国有“非转基因”或“有机”大豆油卖,美国卖的大豆油全是转基因的。

 

美国自用的转基因大豆,和中国进口的转基因大豆一样,主要就是用来提炼大豆油,而大豆油主要就是供人食用的。美国生产的大豆油,68%供人食用,一部分用于烹饪,一部分用于加工食品——我们经常听到“美国包装食品百分之七、八十含有转基因成分”的说法,主要原因就是要用到转基因大豆油。2017年美国自用大豆油948万吨,那就是吃掉了645万吨。剩下的大豆油,25%用来做生物燃料,7%用于工业用途。大豆炼油后剩下的豆粕,97%用来做动物饲料,3%供人食用,例如用来做豆奶,或作为植物蛋白质添加到食品中。2017年美国自用豆粕3166万吨,那就是吃掉了95万吨。(以上数据见:https://ussoy.org/uses-for-soybeans 和https://www.indexmundi.com/agriculture/?country=us&commodity=soybean-meal&graph=domestic-consumption )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批准转基因大豆时,都说明了既可供人食用也可作为饲料,从来就没有说只能当饲料不能供人食用。如果按重量算,美国大豆的16.91%是供人食用的,74.84%是做饲料的。(数据见2017 Soy Products Guide:https://reader.mediawiremobile.com/USB/issues/200233/viewer?page=61 )

 

崔永元连美国大豆油用于工业燃料、制造油墨都知道,岂会不知道美国大豆油更多地用于烹饪和食品加工?无非是故意造谣,误导中国公众。对故意造谣的人我们也就不指望他会改正错误,即使摆出再多的数据,他也还会继续宣扬“美国人不吃有毒的转基因大豆”,而崔卫兵也会一如既往地相信崔永元的谣言。

 

2018.10.22.

 

 

转基因大豆会致癌吗?

2018年10月27日星期六

近日《黑龙江日报》将原黑龙江大豆协会副秘书长王小语选入该报“40年40人”,原因是他是“非转基因大豆的坚守者”,发现“转基因大豆不安全”。《科技日报》为此采访了几个科学家辟谣,把崔永元气得破口大骂“骂你们丫一句孙子是不是算轻的”,还要指导科学家怎么做“流行病学调查”、“队列研究”呢。

 

为什么崔永元大骂并要指导科学家呢?因为据他说,王小语有一个惊人的“流行病学”发现:“黑龙江王小语,读了全国肿瘤登记年报,发现了一个简单事实,哪里吃转基因大豆油多,哪里癌症发病率高。”王小语的这个发现并不是现在才有的,早在2013年就在电视上说过了,我当时也驳斥过了。我当时的驳斥是夹在一篇全面批驳郎咸平、石述思造谣转基因的长篇文章里头(《全面驳斥郎咸平、石述思散布的转基因谣言与谎言》),有的读者可能没注意到,现在既然旧谣言又被崔永元拿出来当成“简单事实”传播,有必要再回顾一下。

 

王小语当时是这么说的:

 

“我依据自身在粮食行业20年的工作经历,发现致癌原因可能与转基因大豆油消费有极大相关性。河南、河北、甘肃、青海、上海、江苏、广东、福建等地,基本是我国转基因大豆油的消费集中区域,这些区域同时也是我国肿瘤发病集中区。黑龙江、辽宁、浙江、山东、湖南、湖北、贵州等地基本不以消费转基因大豆油为主,不是肿瘤发病集中区域。”

 

大豆协会去发布肿瘤发病因素的研究结果,本来就是极其可笑的,更恶劣的是,这是该大豆协会出于不正当竞争的需要,捏造数据,故意撒谎,妖魔化转基因大豆,恐吓中国消费者。

 

我没有找到我国各地转基因大豆油消费状况的数据,无法知道王小语说的这些省份的转基因大豆油消费情况是否属实。但是我找到了这些省份的癌症(恶性肿瘤)发病率情况(据李媛秋硕士学位论文《中国癌症发病率预测统计方法研究》引用的数据http://www.doc88.com/p-997970483320.html ,这是2008年的统计数据,王小语宣布该“发现”时我国最新的有关癌症数据应是2009年的,但我没有找到2009年的系统资料,仅一年不会有什么差别),稍一对比,就可发现王小语在撒谎。

 

比如被列为“基本不以消费转基因大豆油为主的”浙江乃是我国癌症的高发区,男性发病率322.00/10万,女性220.19/10万,湖北、辽宁乃至该协会所在的黑龙江的癌症发病率也不低,分别是:湖北男性发病率287.09/10万,女性205.50/10万;辽宁男性251.97/10万,女性180.38/10万;黑龙江男性242.47/10万,女性133.39/10万。相反地,被王小语列为“我国转基因大豆油的消费集中区域”的广东、青海的癌症发病率都低于上述几个省份,分别是:广东男性174.80/10万,女性114.10/10万;青海男性233.80/10万,女性144.08/10万。

 

根据黑龙江大豆协会的逻辑,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吃转基因大豆油降低了癌症发病率?

 

然而崔永元却觉得这个捏造数据、胡乱联系的王小语很有科学精神,吓唬大家说:“支持王小语的科学精神,依照目前的研究结果,我知道转基因大豆高残留的草甘膦是致癌的,所以转基因大豆油,吃不吃您看着办。”

 

如果真有科学精神,就该知道,依据目前的研究结果,并没有确切证据能够证明草甘膦致癌(参见《草甘膦究竟会不会致癌?》《“美国法院判决转基因除草剂致癌”是怎么回事?》),转基因大豆也不存在草甘膦高残留的问题(参见《答崔永元:转基因大豆油含有有毒农药残留吗?》)。其实即使崔永元本人,也未必真把王小语的“发现”当回事,因为在王小语宣布其“发现”之后,人们还发现崔永元的“给孩子加个菜”项目在用转基因大豆油,当时崔永元辩称“只要国家批准的油都能用”,后来才改口说要改用非转基因油。但是那么多小孩已经吃了那么久的转基因油,如果他们的家长真相信了吃转基因油会致癌,以后哪个小孩得了癌症,是不是可以找崔永元算账?

 

2018.10.20

 

 

黄石公园与狼的浪漫史

2018年10月25日星期四

提起美国黄石国家公园,有的人会想起壮观的“老忠实”间歇泉,其实那只是黄石公园大约500个间歇泉之一,有的间歇泉喷射时比“老忠实”还要壮观得多,只不过不像“老忠实”那样只要花一两个小时的守候就能等到。还有人会想起如梦似幻的大棱镜温泉,那也只是黄石公园大约1万个温泉中最美丽的一个。还有人会想起黄石湖、瀑布、大峡谷、森林……还能巧遇各种野生动物。如果前面的车辆突然减速甚至停下来,多半就是遇到某种野生动物了。最常遇到的是美国国兽美洲野牛,这种美洲最大的陆地动物,一度有几千万头在美洲大陆游荡,到19世纪末被猎杀到只剩几百头,几乎灭绝,只在黄石公园少数地区残存,得到保护后逐渐恢复,现在野生的野牛有了一万多头,光是在黄石公园就有大约5000头。在黄石公园常见的野生动物还有麋鹿、驼鹿、叉角羚羊、郊狼,运气好的话还能看到熊。我们就曾经见到一头黑熊趴在路边埋头吃果子,近在咫尺,根本不理睬停车围观的路人。

 

然而灰狼很难见到。我们曾经见到山坡上聚着一堆人,一打听,说是有灰狼。急匆匆赶过去,什么都看不到,说是在远处的草原中有两头灰狼在奔跑,需要用望远镜才能看到,护林员架了两架望远镜让大家排队观赏。如果是在一百多年前,去黄石公园旅游的人们,一听说有灰狼,激起的绝不会是观赏的兴趣,而是恐惧和仇恨。在当时,灰狼被视为害兽,它们不仅偶尔会伤害人,更重要的是,经常会伤害牲畜,造成财产损失。黄石公园在1872年成立的时候,一开始并不保护那里的野生动物,游客们可以任意猎杀。之后黄石公园的动物大部分得到保护,但是灰狼这样的捕食者并不受保护,而是被认为会妨碍对其他动物的保护,护林员会有计划地猎杀灰狼来控制其危害。到1926年,黄石公园的狼群被杀光了,此后虽然偶尔还有人在黄石公园见到灰狼,那不过是路过的独狼。

 

然而狼群被消灭之后,其后果很快呈现。灰狼是麋鹿的主要天敌,虽然熊、郊狼偶尔也会捕杀麋鹿,但是捕杀的数量并不是很多。灰狼从黄石公园消失之后,麋鹿数量剧增,相应的,柳树、杨树遭到了麋鹿的过度啃食,特别是柳树、杨树的幼苗是麋鹿最喜欢吃的,都被啃光了。河边柳树林的消失是后果最严重的,因为它们是河狸冬天的食物。没了柳树,河狸没法过冬,就会搬走。没有河狸建水坝蓄水,河水流得太急,不仅造成水土流失,而且不能充分滋润两岸的土地,地下水位下降,树木干枯,荒草泛滥,森林变成了荒原。

 

在灰狼被杀光后没几年,生物学家们就注意到了黄石公园的生态环境在逐步恶化。有人想到了是不是应该再让狼群回来。但是黄石公园护林员觉得好不容易才把灰狼杀光,可不想再让灰狼回来。他们想到的办法是通过捕杀麋鹿来控制麋鹿的数量。这样防止了黄石公园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但是到了上世纪60年代,当地猎人抱怨麋鹿被护林员杀得太多,他们不容易打到鹿,向国会议员反映。议员威胁要砍掉给黄石公园的经费,于是护林员放弃了对麋鹿的捕杀,麋鹿的数量又上升了。

 

但是这个时候,人们对狼的看法已发生了变化。1966年美国通过《濒危物种保护法案》,灰狼被列入第一批保护名单,这时候灰狼在美国大陆已被杀得只在明尼苏达州北部和密歇根州的罗亚尔岛国家公园还有残存。1973年美国通过《濒危物种法案》,要求美国渔业与野生动物局制定恢复濒危物种的计划。经过多年的研究、争论,直到1995年,引进灰狼的计划才开始实施:14只从加拿大捕捉的灰狼被引进黄石公园。第二年,又向黄石公园引进了17只灰狼。

 

从未见过灰狼的麋鹿遇到这些灰狼,采取对付郊狼的防御方法,站稳了,然后头顶、脚踢。这招对郊狼有效,对大灰狼则不过是让它们更容易吃到午餐。灰狼就像进入了一个肉的天堂,几年后,黄石公园灰狼的数量就超过了一百只,最多的时候达到了174只,但是随之而来的疾病和自相残杀让灰狼的数量下降,最终维持在100只左右,这大概是黄石公园所能承载的灰狼的数量。

 

在灰狼被重新引进黄石公园十年后,负责引进项目的生物学家观察到麋鹿的数量出现了显著的下降,而且麋鹿的行为也出现了改变,它们学会了警惕、躲避灰狼,不再放肆地去河边啃食柳树和杨树的幼苗。时隔几十年之后,黄石公园出现了新的柳树林和杨树林。有了树林,就有了更多的鸟。更重要的是,需要柳树过冬的河狸又回来了。在1995年,整个黄石公园只剩下一个河狸群,而到了2005年,有了10个河狸群。河狸建造水坝蓄水,形成了天然小水库,适合鱼类生长。河水水流不再像以前那么急,河岸泥土得到保存、滋润,又有利于更多的树木在河边生长……黄石公园生态的完全恢复,似乎只是时间问题了。

 

一切看来是多么的简单,只要把一个原本消失的关键物种——灰狼——再放回去,被破坏的生态系统就会逐渐再恢复正常。这个激动人心的故事成了恢复生态的典型例子,不仅被写进了课本,而且在大众媒体、网络上传播。直到不久前,我还在推特上看到一个有几百万点击的小视频,讲述这个黄石公园与狼的浪漫史。

 

然而,后来的研究发现,这个故事过于简单。在过去的20多年,黄石公园的麋鹿数量的确急剧下降。1995年灰狼刚刚被引进的时候,黄石公园北脊的麋鹿在冬天多达17000只,但到2013年减少到只有约4000只,此后有所回升,目前大约有7000多只。麋鹿数量下降有两个直接原因。一个原因是母鹿怀孕率下降。有人曾推测可能是狼的惊吓改变了母鹿的内分泌,让它们难以怀孕。但是研究否证了这一点,灰狼的存在对母鹿的怀孕并无影响。导致母鹿怀孕率下降的原因更可能是由于气候变化带来的严重干旱,荒草减少,让母鹿吃不饱,营养不良(荒草才是麋鹿的主食,柳树、杨树幼苗只能算“甜食”)。

 

麋鹿下降的另一个直接原因是小鹿死亡率增加,70%的小鹿在出生后第一年就夭折了。那么灰狼应该是小鹿夭折的罪魁祸首吧?生物学家给一批刚出生的小鹿带上无线电项圈,追踪它们的命运,结果出乎意料,夭折的小鹿只有一小部分(15%)是被灰狼捕杀的,大部分(60%)是被熊、特别是灰熊捕杀的。以前黄石公园的灰熊很少捕杀麋鹿,它们最喜欢的食物是河里的切喉鳟,为什么突然改变口味了呢?原来,在上个世纪80年代,钓鱼爱好者非法向黄石湖放养湖鳟,上演了一出入侵物种消灭本地物种的常见悲剧:湖鳟捕杀切喉鳟,并霸占了切喉鳟的生活资源,导致切喉鳟在黄石公园濒临灭绝。而湖鳟和切喉鳟不同,生活在水深处,灰熊捕捉不到,它们只好改去捕杀小麋鹿了。所以,黄石公园麋鹿数量的急剧降低是多种因素造成的,灰狼的引入只是其中一个并非主要的因素,只不过时间巧合。

 

而且,即使麋鹿的数量急剧下降,黄石公园还有一部分区域的生态并没有恢复,仍然和没有灰狼的时候一样河水急流、荒草丛生、生物多样性单调。为什么麋鹿少了,柳树却没有在这些地方生长?生物学家做了这么一个对比实验。他们测量三处河边的柳树生长情况。一处和平时一样,麋鹿可以吃到柳树。一处围起来不让麋鹿吃到柳树。还有一处除了不让麋鹿吃到柳树,还仿建了一个河狸水坝蓄水。结果发现,仅仅是不让麋鹿吃到柳树,对柳树的生长并无影响。需要同时有河狸水坝,才能刺激柳树的生长。柳树要正常生长不仅要防止麋鹿的啃食,还需要有地下水,而这些区域的地下水位已经低到柳树的根吸收不到的程度了,要再恢复已经太迟了。

 

生态系统要比我们设想的复杂得多,而生态系统一旦被破坏,恢复起来也要比我们设想的困难得多,甚至是不可完全恢复的了。我们需要做的,是尽量保护生态系统,而不是幻想着在破坏了之后再用简单的办法恢复它。

 

2018.9.10

 

(《科学世界》2018.10)

 

 

美国FDA不会认证“生发梳”

2018年10月24日星期三

丁香园刊登了一则广告,推荐一种号称采用低能量激光疗法的生发梳。广告说:“在美国已有近20年的历史的HairMax生发梳,是除米诺地尔、非那雄胺外,首个通过美国FDA认证、针对男女性脱发有效的仪器类产品。”

 

一说起激光和毛发,大家马上想起的是用激光去除毛发。然而这个生发梳却反过来要用激光刺激头发增长,听上去很奇怪,但是它却说是通过FDA认证,又听上去很权威。不过这是骗人的。且不说这种生发梳是否能有效治疗脱发,FDA是不会去认证这种产品的。

 

为什么呢?这与FDA的职权范围有关。FDA只认证两类产品。第一类是药品。广告中提到的米诺地尔、非那雄胺,就是已通过FDA认证的治疗脱发的药品。目前FDA认证的治疗脱发药品就只有这两种,没有别的了。有时我们会见到某种保健品做广告说通过了FDA的认证,这也是骗人,因为FDA不认证保健品。除了药品,FDA还认证一部分的医疗器械,即三类医疗器械。FDA将医疗器械分成3个类别,三类医疗器械是最高级别的医疗器械,用于维持生命,对生命具有潜在危险,所以对其安全性、有效性必须严格控制的医疗器械。例如心脏支架。FDA只认证三类医疗器械。一类医疗器械是那些风险程度低的医疗器械,例如听诊器、手术刀,FDA是不管的。二类医疗器械是指那些既不用于维持生命对生命也无危险的医疗器械,例如X光机、理疗器械,FDA是要管理的,但是对这类器械不做认证,而是要求其在上市之前向FDA说明和市场上的同类产品实质等同,获得FDA放行许可。

 

这个低能量激光生发梳属于理疗器械中的红外灯这一类器械,是二类医疗器械,所以FDA不会对它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做认证,只要求其上市前申请上市许可。该生发梳最早在2006年申请了上市许可(编号K060305),需要证明它和市场上同类产品实质等同。但是该生发梳号称是首个采用低能量激光疗法的生发梳,当时市场上没有这类产品。怎么办呢?他们列了10种市场上在卖或曾经有过的产品,说跟这10种产品实质等同。这些都是什么产品呢?我仔细查了一下,一种是电梳子,用于去除虱子的,一种是用紫外线治疗牛皮癣的,一种是用近红外LED灯镇痛的,一种是LED灯去皱纹的,两种是用激光镇痛的,两种是用激光去除毛发,一种是用真空帽生发的,一种是用电子梳生发的。这些产品,要么和生发没有任何关系,甚至有相反的作用,例如是用来去除毛发的;要么虽然号称能够生发的,但是和激光没有任何关系,是用给脑袋戴上头盔抽真空或给梳子通电的办法来刺激长头发,这听上去更不可思议而且吓人,是的,因为它们是一百多年前的东西,早就没人相信,已经被淘汰了。

 

厂家就是通过说明和这些无关的、甚至已经公认是伪科学的过时产品实质等同,获得了FDA上市许可。可见FDA对二类医疗器械的管理有多么宽松,这点一直受到批评,也曾经有国会议员提出法案想要堵住对二类医疗器械的管理漏洞,但是没有通过。

 

厂家在申请里说明用这种梳子生发是一种新功能,说已做过临床试验证明有效,但是没有提供具体的数据。因为这是二类医疗器械,FDA是不会认真审核其临床试验结果的。搜索论文数据库可以查到在该生发梳上市后有几篇论文声称做了小型的临床试验证明这种生发梳有效,但是仔细查看其声明,可知是这个生发梳厂家资助的研究,而且研究人员从该厂家拿顾问费,存在利益关系。已经获得FDA许可上市多年了,还要不断地找人做试验证明其有效,说明其获得上市许可其实和其是否有效没有关系。即使证明了有效,也不会获得FDA认证,因为FDA不会认证这类产品。

 

2018.9.21.

 

崔永元与上海经侦的恩怨

2018年10月18日星期四

上海公安局发了一条“警情通报”称:“近日,有新浪微博‘@小崔读书汇’发帖举报上海公安民警涉嫌违法违纪。上海公安机关高度重视,已成立调查小组并多次联系崔永元先生,但尚未得到其回应。警方将继续联系崔永元先生,希望其也能主动联系警方并支持配合,相关举报问题一旦查证属实,将坚决依法依规处理。”

 

上海公安局的这条通报,针对的是崔永元发表了一篇文章《一声长叹一声雷》,声称自己因为向税务总局举报范冰冰、华谊兄弟却遭到上海经侦的打击报复。

 

根据我的个人经验,崔永元说的话十句不能相信一句。我们姑且相信崔永元在这里说的都是实话好了。按崔永元的说法,他总共去了三次税务总局,前两次税务总局的人很客气,第三次多了两个“蛮横的警察”询问他是从哪里弄来的《大轰炸》的合同(崔永元写文章大喘气,一句一段。为了节省篇幅,我给重新分段):

 

【第三次是突然被叫去的,多了两张陌生的面孔,没有自我介绍也没有出示证件。对我补充提供的阴阳合同证据看都不看。拐弯抹角地询问我是从哪里弄到的(大轰炸)的合同。一高一矮两位越问越急,终于原形毕露,这是俩蛮横的警察。在他们的世界里,有罪推定,人人都是凶犯。在他们的世界观里,他们就是法律,没必要对谁客气。我坚定地告诉他们:这合同是我从垃圾桶里捡的。一旁的国税总局大声喊着:把这个给他记上!

我认为,这两个身份不明的人不出示证据随意传唤审问公民是违法的,要求国税总局予以合理解释,国税总局称要请示领导,至今无下文,说话像放屁一样。 】

 

崔永元为什么会有一抽屉《大轰炸》的演员合同,的确是一件比较奇怪的事,因为崔永元不过是《大轰炸》的艺术顾问,而演出合同是制片方与演员私下签的,怎么会落到他手里呢?演员不可能集体把合同给他,那么是不是从《大轰炸》原来的总制片人、因“快鹿金融诈骗案”跑路美国的施建祥那里得来的呢?如果是的话,施建祥为什么要给这些合同呢?警方追问此事很正常,崔永元拒不回答就很反常。守法公民不是应该配合警方调查吗?为什么怕泄露合同的来源呢?是有人不许他说吗?

 

然后崔永元就说自己受到打击报复了:

 

【再然后,上海公安局经侦大队对所有我参与的公司彻底侦察,对我以前的助理不断询查,彻夜询查。我知道原因在于(大轰炸)。参与这次大欺诈的既有演艺界大腕也有上海经侦的警察。曾经当着我的面,他们喝两万一瓶的酒,抽一千一条的烟,几十万的现金用个书包就提走。】

 

如果在北京的税务总局要报复他(由于崔永元的“举报”,税务总局多收了那么多的税和罚款,为何要报复?这个崔氏逻辑我们不懂),却让上海经侦去查他在上海的公司,这个弯绕得有点大。不过,崔永元说查的是《大轰炸》的事,这就不奇怪了,因为《大轰炸》原来是上海快鹿集团董事局主席施建祥投资的,而“快鹿金融诈骗案”是上海经侦查办的。崔永元说《大轰炸》是大欺诈,而他曾经是《大轰炸》的艺术顾问,而且他与施建祥的关系非同小可,多次为施建祥、快鹿集团站台、当“公益形象大使”,和快鹿集团的人一起在上海创办过至少三家公司,雄心勃勃要一起搞“大电影”(参见我以前写的《崔永元的“阴阳合同”》),那么上海经侦在查办“快鹿金融诈骗案”时,也去查崔永元的公司,不是很正常吗?崔永元与施建祥、快鹿集团的关系,是在他举报范冰冰之后被人曝出来的,这个时候去查他的公司,也说得通。如果既没有参与金融诈骗也没有偷税漏税,问心无愧,再怎么彻查也不用害怕,对不对?

 

崔永元说上海经侦的警察曾经当着他的面“喝两万一瓶的酒,抽一千一条的烟”,这个情形我们想像得出来,因为警察和崔永元一样也是会有应酬的,也是会参加大款的饭局的。但是崔永元说上海经侦的警察当着他的面“几十万的现金用个书包就提走”,这就很不可思议。虽然世界上有的国家已经贿赂公行,但中国还没到那种地步,按常理受贿都是不会当着外人的面明目张胆地干的,如果崔永元不是梦里见到,那就是受贿的警察没把他当外人,误以为他是行贿者一伙的,当然行贿的也没把他当外人。然而正义感爆棚的“民族英雄”、“中国脊梁”、“实话实说”的崔永元为何当时不举报,不及时制止“大欺诈”,却继续当他的艺术顾问,要等到无数受害者血本无归之后,等到自己被查了才嚷嚷出来呢?

 

2018.10.12.

 

 

潘建伟不是“量子之父”,而是“放量子卫星之父”

2018年10月15日星期一

我最近看了新华社一篇报道,“量子之父”、中科院院士潘建伟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说:“这些年中国的量子技术做得不错,‘量子袜’‘量子鞋垫’都来了。现在民间有一些厂家利用量子的概念来推荐量子包装的保健品。这些几乎都是假的,不要受骗上当。”潘建伟说市场上的“量子保健品”几乎都是假的,这意思是还有少数是真的,等着他这个“量子之父”来推销了?但是不管由谁来推销,我们还是可以说,所有的“量子保健品”都是假的。

 

国内媒体介绍潘建伟的时候,喜欢说他是“量子之父”,潘建伟似乎欣然接受,从没见过他表示不敢当。去年英国《自然》有篇报道,提到潘建伟在中国被称为“量子之父”,传到了国内,就被潘建伟的团队说成潘建伟被《自然》称为“量子之父”。我以前多次说过,把潘建伟称为“量子之父”是荒谬绝伦、不知人间有羞耻事。现在新华社还这么称呼潘建伟,给量子乱找父亲,那我还是再具体说一说这件事。

 

说某人是某某领域“之父”,意思是他是这个领域的创始人。“量子”这个概念是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在上个世纪初提出来的,普朗克才是当之无愧的“量子之父”。量子力学的创建和相对论的创建不同,不是某个人一蹴而就的,而是多个人共同创建的,爱因斯坦、波尔、海森堡、薛定谔这些物理学家都对量子力学的创建做出了重大贡献,除了普朗克,把他们称为量子力学之父,也不会有什么异议。

 

那么潘建伟在量子力学的辈份有多高呢?潘建伟的导师是维也纳大学的泽林格(Anton Zeilinger),泽林格的导师是维也纳理工大学的劳奇(Helmut Rauch),劳奇的导师是奥地利大学原子研究所的沃特纳(Gustav Ortner)。我没查到沃特纳的导师是谁,但查到他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初在维也纳大学读博士学位,那个时候量子力学的框架刚刚建起来,沃特纳可以说是量子力学最早的一批学生。这样算下来,潘建伟和量子力学的创建者至少差了五代,所以我以前说,潘建伟应该被叫做“量子孙子的孙子”才对。

 

也许有人会说,把潘建伟称为“量子之父”是个简称,指的是他是“中国量子之父”。这也不对,因为潘建伟并不是中国量子力学研究的开创者,在他之前已经有很多中国物理学家研究量子力学很多年了。

 

还有人可能会说,“量子之父”是指量子力学某个研究领域之父,例如,潘建伟是因为研究量子纠缠在中国出名的,能不能说他是“量子纠缠之父”呢?不能。“量子纠缠”这个概念最早是爱因斯坦提出来的,这个名词则是薛定谔提出来的,他们才是“量子纠缠之父”。爱因斯坦、薛定谔都不相信会真的存在量子纠缠这个现象,提出这个概念是为了说明量子力学不完备。但是后来量子纠缠现象被证明的确是存在的。那么潘建伟是不是证明量子纠缠现象第一人呢?也不是。在1972年就有人用实验证明量子纠缠现象的存在了,那时候潘建伟才2岁。之后陆续有实验物理学家做了各种量子纠缠实验,潘建伟只是这些人当中的一个。但是这些实验都存在漏洞。2015年才有人据称做了没有漏洞的量子纠缠实验,这个实验也不是潘建伟做的。

 

潘建伟在国内还以搞量子通信出名,虽然他所谓的量子通信其实只是用量子技术编码密钥。那么能不能说潘建伟是“量子通信之父”呢?还是不能。量子加密最早是由美国物理学家威斯纳(Stephen Wiesner)在上个世纪70年代提出来的,最早去实现威斯纳的设想的也是美国人。

 

那么潘建伟在量子方面有没有什么首创呢?有的,他从中国政府要到1亿美元,在2016年主持发射了一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就为了证明从太空到地面这个距离也存在量子纠缠。这个大手笔,让国外科学家们羡慕不已,纷纷感叹潘建伟太能搞钱了。这颗卫星虽然在国内媒体上被宣传为具有重大军事、金融价值,但其实并没有实用价值,而潘建伟还计划不停地发射类似的卫星,要在2030年建成一个由众多卫星组成的全球量子加密网络。从这个角度,把潘建伟称为“放量子卫星之父”,倒是非常恰当的。

 

2018.9.18.

 

 

再说说适量喝酒会不会有益健康

2018年10月13日星期六

关于喝酒与健康的关系,我以前已写过几篇文章。这些文章的主要内容是,喝酒过度对身体有多种危害,但是适量喝酒也有对健康有益的一面,主要是能够降低得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不过,酒精是致癌物,致癌物是没有安全量的,即使少量喝酒也是有致癌风险的,所以并不提倡靠喝酒来保健。但是某些特定的人群,例如冠心病的高危人群,适量喝酒可能是有益的。

 

最近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了一篇论文,根据195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分析喝酒与疾病的关系。不少人都在介绍这篇论文的内容,包括几个经常在网上真真假假做医学科普的。例如有一个据说是东京大学医学博士的半网红勿怪幸,介绍这篇论文的结论是:“喝酒没有安全量。也就是说哪怕喝一滴也可能有害。最低量的喝酒也会弊大于利(如果酒有利的话)。”好几个人问我,根据这篇论文,我以前关于喝酒的说法是不是错了?是不是要做出改正呢?

 

其实这篇论文的研究结果,跟我以前说的,并没有矛盾之处。这篇论文在用自己的方法对数据做了分析之后,仍然承认少量喝酒能够显著降低缺血性心脏病的风险,每天喝大约1标准饮的酒(1标准饮相当于10克纯酒精),男人降低缺血性心脏病的风险14%,女人降低18%。适量喝酒也能降低缺血性脑卒中和糖尿病的风险,但是这个降低没有统计学意义。虽然该论文发现的适量喝酒对心血管的保护作用效果比其他研究结果低,但是也承认有这样的结果。此外,这篇论文发现喝酒与癌症、结核病等疾病的风险呈线性关系,喝酒的量越多,风险越大,这个发现也和其他的发现相符。

 

这篇论文有个新颖的地方,把各种与喝酒有正负相关的疾病都综合在一起算总的风险,然后得出结论说,虽然适量喝酒能降低缺血性心脏病的风险,但是也能增加致癌的风险,效果互相抵消,结果是适量喝酒既不减少也不增加总疾病的风险,和不喝酒是一样的。而每天喝酒超过0.8标准饮之后,总疾病风险就开始逐渐上升了。这篇论文的摘要说喝酒的安全量是零,指的就是它的这个结论,但是仔细看其正文和图表可知,它说的是每天喝0-0.8标准饮结果都是一样的,都是所谓的安全量,并不是那个东京大学博士说的“哪怕喝一滴也可能有害”、“最低量的喝酒也会弊大于利”,实际上根据这篇论文的数据分析,每天喝酒不超过0.8标准饮,利和弊是相等的。

 

这种分析,也许对公共卫生政策有参考价值。适量喝酒降低了某些人得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但是增加了某些人得癌症的风险,两相抵消,没有必要提倡适量喝酒,还不如都不要喝酒,结果和适量喝酒是一样的。但是这种统计对个人保健没有指导意义。具体到某一个人,他如果适量喝酒的话,得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和得癌症的风险未必是一样的,不会刚好抵消掉。所以,如果一个人属于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适量喝酒对他来说就可能是利大于弊,反过来,如果属于致癌高危人群,特别是口腔癌、肝癌的高危人群,喝酒不管多少量,可能都是弊大于利的。

 

除了预防心血管疾病,适量喝酒对健康可能还有别的好处。《英国医学杂志》最近发表对9000多名法国人跟踪调查23年的研究结果:每周喝酒14单位(一单位相当于8克纯酒精)有最低的老年痴呆风险,不喝酒的人得老年痴呆风险增加47%,喝酒多于每周14单位的人每多喝7单位风险增加17%。该研究结果与以前多项研究结果相符。但是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像适量喝酒预防心血管疾病的研究那么多,相对来说还比较初步,如果这一研究有了比较确切的结论,那么就值得权衡一下,是愿意降低老年痴呆的风险,还是担心增加癌症的风险?

 

总之,一味地提倡靠喝酒来保健是不妥的,一味地反对喝酒,认为一滴酒都不能喝,也是夸大其词的。喝酒,和很多饮食一样,也要权衡利弊,做出选择。

 

2018.8.25.

 

甲醛会不会导致白血病?

2018年10月12日星期五

 

房子装修材料经常会释放出甲醛,新房甲醛超标并不少见。甲醛超标会让人得白血病,这种说法由来已久。我记得大约20年前,有一个著名舞蹈演员得白血病去世,当时就有说法说是房子装修甲醛超标导致的。一些推销空气净化器产品的网站更是把这个问题说得十分恐怖,说90%白血病患儿家中曾进行过豪华装修,每年210万儿童死于豪华装修……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医生钟南山曾在2016年一次演讲中引用过这个明显是假的数据,被我批评过。

 

那么甲醛会不会导致白血病呢?有可能。世界卫生组织旗下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将甲醛列为一类致癌物,就是认为有充分的证据能够表明吸入甲醛会让人致癌,主要是能增加鼻腔、鼻咽等呼吸道癌症的风险。有些研究也发现吸入甲醛能增加白血病的风险。这些研究是通过调查在工作环境中长期吸入高浓度甲醛的专业人士和工人,例如殡仪馆工人、病理科医生、验尸官等等,发现他们得白血病的风险要比一般人高。

 

那么我们能不能因为甲醛是致癌物,就认定某个人得白血病是房间甲醛超标引起的呢?

 

要确认这一点,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甲醛的浓度。甲醛是致癌物,接触到致癌物就有致癌的风险,但是这个风险的高低和接触到的致癌物的浓度有关,浓度越高,风险越大。例如,有一项研究的结果是这样的,与暴露在甲醛平均浓度0.1-0.4ppm的工人相比,暴露在甲醛平均浓度0.5-0.9ppm的工人,其白血病风险增加了15%;暴露在甲醛平均浓度达到或超过1ppm的工人,其白血病风险增加了149%。家庭装修释放出的甲醛是达不到这个浓度的。王先生租的房子被称为甲醛房,但根据其妻子找空气检测公司检测的结果,甲醛浓度为0.132毫克每立方米(检测标准小于等于0.10毫克每立方米),相当于0.1ppm,在上述研究中,这是用来做对照的甲醛浓度,也就是说,这个浓度的甲醛增加的白血病风险,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即使再高3倍也在对照组范围内,也是可忽略不计的。由此可见,甲醛导致白血病的结论只是适用于职业场合,是不能推广到居家的情形的,即使住的是甲醛超标的房子。

 

还有一个问题,是时间问题。致癌物要让人得癌症,需要长期的接触,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需要很多年,并不是一接触到致癌物,短时间内就会癌症发作。王先生是今年5月份住进了自如房子,7月份诊断出得了白血病,只有短短的两个月时间,不太可能是因为接触了房间里的致癌物导致的。不要说甲醛了,即使是受到强烈的核辐射,也不会这么快就让人得癌症的。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后,过了大约两年,那里白血病病例才开始增加,六年后数量达到高峰,受影响的主要是小孩。以为一受到核辐射马上就得白血病,那是被《血疑》之类的影视作品误导了。

 

导致癌症的因素很复杂,有的是遗传因素,有的是环境因素,还有很多因素是未知的。即使我们把导致癌症的因素全搞清楚了,通常也只有统计意义,具体到某个癌症病人身上,除了先天基因突变和核辐射等个别情形,一般是没法确定是什么因素导致其癌症的。所以,要问我王先生的白血病是什么因素导致的,我不知道,但是不太可能是因为房间甲醛超标导致的。我当然不是说房间甲醛超标无所谓,因为吸入甲醛还会对身体造成别的危害,只不过这个危害没有想像的那么可怕。

 

2018.9.16.

 

 

怎样判断性侵指控是否可信

2018年10月4日星期四

最近有一起性侵案比刘强东案还要引人注目。美国联邦法官卡瓦诺(Brett Kavanaugh)被川普总统提名担任美国最高法院法官。根据美国宪法,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需要经过参议院表决确认。参议院目前由共和党控制,为了赶在11月份中期选举之前完成任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仓促地完成了对卡瓦诺法官的听证,就要交给全体参议员表决而且很可能通过,突然爆出了大新闻,一个叫克里斯汀·布雷西·福特(Christine Blasey Ford)的女心理学家指控,在1982年夏天她15岁的时候,17岁的卡瓦诺酒后试图强奸她未遂。布雷西博士(这是她在学术界用的称呼,媒体根据其夫姓也叫她福特博士)叙述的事情经过大致是这样的:

 

当时她在马里兰州Bethesda的一所女校上学,卡瓦诺在附近一所天主教男校上学,两所学校的学生经常一起参加派对。1982年的夏天,布雷西几乎每天都去位于Chevy Chase的哥伦比亚乡村俱乐部游泳和练习跳水。有一天晚上,她游泳完了之后,去Chevy Chase和Bethesda一带的一所屋子参加一个小型的派对。她记得参加派对的有4个男生:卡瓦诺、佳吉(Mark Judge)、P.J.(P.J.Smith)和一个她想不起名字的男孩。她记得她的闺蜜英格哈姆(Leland Ingham)也去了。她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去的。她到的时候,人们正在一楼的小起居室喝啤酒,卡瓦诺和佳吉看上去已经喝醉了。她只喝了一瓶啤酒。傍晚的时候,她走上一个狭窄的楼梯到二楼去用卫生间。她走到二楼的时候,不知被谁从后面推进一个卧室。卡瓦诺和佳吉进了卧室,关上门,把屋内放的音乐调大声。她被推倒床上,卡瓦诺压到她上面,浑身乱摸,想要脱下她的衣服,但是一方面因为喝得太醉,一方面因为她外衣下面穿的是连体游泳衣,脱不下来。她大声喊叫,卡瓦诺捂住她的嘴,让她几乎窒息,感到要被杀死。卡瓦诺和佳吉都在醉醺醺地笑。佳吉两次跳到床上,最后一次跳的时候,把卡瓦诺震得从布雷西身上滚落,她得以逃脱,跑进卫生间反锁门,听到卡瓦诺和佳吉一边笑着一边大踏步走下楼梯。她等到没人上楼的时候,离开卫生间,跑下楼梯,穿过起居室,逃到了大街上。

 

很多人和川普一样,听到这个指控的反应是:如果有人试图强奸你,当时怎么不马上报案?等到36年之后再出来指控,不知道具体时间、地点,什么证据都没有,肯定是假的,是民主党要败坏卡瓦诺名声、阻挠其顺利当上大法官的阴谋……

 

这么说的人,如果不是因为党派偏见的话,就是因为对性侵案件太无知。绝大部分的性侵案件都没有报案,很多性侵案件是时隔多日、多年以后才报案或出来指控,特别是未成年女孩遭遇性侵时,往往选择沉默。时隔多年后某些细节会变得模糊,创伤受害者的选择性记忆表现得尤其明显,他们会对创伤的过程记得特别清楚,不需要特地去记,想忘也忘不了,其他较不重要的需要特地去记的细节例如具体日期、地点就被忽略、遗忘了。大部分的性侵案也不会有直接的证据。难道我们能说大部分的性侵案都是报假案?报假案不能说没有,但是很少,有统计发现假案大约只占性侵案的2%~5%。

 

那么,当有人出来指控某人30多年前试图强奸她,不能提供直接的证据,而被指控者又矢口否认,我们该相信谁呢?

 

有些人,一见到性侵案,马上就怀疑指控者报假案、是为了某种利益诬陷被指控者,特别是被指控者有权有势有钱的话,这些人就更是站在他们一边,想出了种种理由为被指控者辩护,以前为刘强东辩护,说他遭遇“仙人跳”,现在则为卡瓦诺辩护,说他被民主党陷害。这种人,我姑且叫他们“性侵嫌犯维护者”。

 

还有些人,坚决相信那个和自己属于同一个政治派别的人。例如川普的狂热支持者,他们坚决相信卡瓦诺是被冤枉的,布雷西是“民主党骗子”;而他们同时又坚决相信那三个指控克林顿多年前性侵过她们的女人,对川普在和希拉里辩论时把这三个人请去当前排观众一事叫好。

 

但是对一个还没有完全丧失理性的人来说,可以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却不能被自己的政治屁股决定了脑袋。当我们判断一起性侵指控是否可信时,应该做理性的分析。

 

指控者是不是实名?如果指控者是匿名,又不能提供可查证的信息,那么可信度就不高。并不是说匿名的指控就不信,很多人因为担心自己的生活被搅乱、人身受到威胁而选择了匿名,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匿名让人难以查证,也就让人难以相信。共和党参议院委员会放出对卡瓦诺的两个匿名性侵指控,就没有什么可信度,让人怀疑是故意放出来要把水搅浑的。

 

如果是实名的指控,我们就可以去了解指控者的教育、工作、家庭背景,这有助于让我们判断指控者的可信度。布雷西本科毕业于北卡罗来纳大学,获得Pepperdine大学临床心理学硕士、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流行病学硕士、南加州大学教育心理学博士学位,受过很好的教育;目前是帕罗阿托大学心理学教授、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研究心理学家,有很好的职业;2002年与一名斯坦福大学博士结婚至今,有两个小孩,有很好的家庭。很难想像这样的人会去诬告一个无怨无仇的法官。出来指控已经会给自己的工作、生活造成很大的麻烦(据布雷西说因为受到人身威胁全家不得不躲起来),更不要说如果是诬告事情败露之后工作、生活就全完蛋了,代价太大。她没有理由去撒这个谎。

 

当然不排除会有人因为道德败坏铤而走险。所以我们还要了解其人品。根据媒体的报道,布雷西的同学、同事、朋友都称赞她为人诚实、作风严谨,是个严格要求自己的科学家,那么就更不像会是去诬告别人的人。

 

如果指控者在公开指控之前,已经私下跟别人说过,那就很可信,说得越早越可信,最可信的是被性侵之后不久就向人透露。但是布雷西很长时间都没有向人透露过被性侵的事(这在性侵受害者中也很常见),她说是因为她当时想要说服自己毕竟没有被强奸成,不如忘了这件事,还担心父母因此知道她跟一帮男孩喝酒。这个说法也可信。布雷西在几个月前联系过闺蜜英格哈姆,问是不是曾经向她倾诉过自己被性侵,英格哈姆回答说“没有,否则我会记得的”。这个举动反而让我觉得布雷西不是在作假,否则她没必要去问英格哈姆,是由于不确定自己有没有透露过才会去问。但是布雷西的丈夫和她的三个朋友都宣誓作证布雷西分别于2002年、2013年、2016年、2017年在不同场合向他们披露过自己小时候被卡瓦诺性侵,2012年布雷西接受心理治疗的医生记录也记载了这件事,这些都证明布雷西不是现在为了阻挠卡瓦诺当大法官而临时编造了性侵故事的。布雷西在今年7月初从媒体读到卡瓦诺有可能被川普提名作为大法官人选后,就写信给其选区的议员报告自己曾经被卡瓦诺性侵,那时候卡瓦诺只是媒体披露出来的四个大法官候选人之一,没人知道他最后会获得提名。

 

如果指控者所属的被性侵经过过于离奇,那么就值得怀疑。但是布雷西所述是很普通很常见的性侵案,特别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那时候女孩子保护自己的意识还没那么强、社会上对性侵案没那么重视,这种聚会性侵案更常见。连有些卡瓦诺的支持者都说,卡瓦诺只是犯了男孩都会犯的错误,这么说当然是在污蔑男孩,但是也说明他们承认这种事是经常发生的,指控并不离谱。

 

做虚假指控的人一般不愿意联邦调查局(FBI)介入,因为报假案很容易被FBI识破,而向FBI说假话属于犯罪,很可能被追究。但是在共和党参议院不愿意让FBI介入时,布雷西主动要求FBI做调查,这点也有助于人们相信她。

 

报假案的人由于担心通不过测谎,一般是不愿意去接受测谎的。布雷西主动要求做了测谎,测谎结果是她说假话的概率为0.002,如果概率低于0.05就被认为说的是真话。测谎的可靠性有争议,但她能主动要求并通过测谎,同样有助于人们相信她。

 

对布雷西不利的是,她提到的三个证人,佳吉、P.J.和英格哈姆都说不记得有过这次聚会,没有人证。但是那是30多年前一次小型的聚会,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不记得是正常的。所以P.J.和英格哈姆说不记得是可以理解的。而如果性侵案发生过的话,佳吉应该记得,但是他是同谋共犯,为了不承担责任,也只能说不记得(说不记得比断然否认保险,不会被证明说假话,是常见策略)。布雷西事先已联系过英格哈姆知道她不可能作证,但是还是把英格哈姆列为聚会参加者,正说明布雷西很诚实,否则她完全没有必要把英格哈姆扯进来。

 

不过,布雷西有的说法还是能被印证的。她说被性侵这件事对她的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她的同学也回忆说,以前布雷西很喜欢交际、参加各种聚会,在1982年夏天之后突然就参加得少了。布雷西在听证会上说,她在被性侵之后的6~8周后,在当地一家超市遇到在那里打工的佳吉,他见到她显得很紧张、装不认识。后来有人从佳吉以前写的回忆录里翻到了佳吉说自己在1982年的夏天为了挣参加橄榄球夏令营的费用在当地一家超市打工几个星期。卡瓦诺的挂历注明橄榄球夏令营8月22日开始,这样可以推断性侵大约发生于6月底、7月初。

 

性侵者往往是惯犯,如果还有别人实名出来指控,也可相印证。目前除了布雷西,还有两个人实名出来指控卡瓦诺。一个是卡瓦诺在耶鲁大学的同学,指控在一次喝酒派对上,喝醉了的卡瓦诺掏出阴茎放在她的面前。卡瓦诺的其他同学作证这个指控者为人诚实不会说假话。一个是声称她参加过卡瓦诺圈子的喝酒派对,酒后男生轮流性侵喝醉的女生,包括她本人也被性侵,但是她没有指控卡瓦诺性侵她,只是说卡瓦诺在场。另外,佳吉在大学时代的女朋友也出来说,佳吉跟她说过,他曾经参与酒后性侵女生的派对。

 

卡瓦诺说凡是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干不出酒后性侵这种事,但他的多名耶鲁同班同学都说他喜欢喝酒,酒后变得好斗、有攻击性,干得出那种事。

 

布雷西在听证会上的表现让人觉得很可信,不只是一般人这么觉得,福克斯电视台的主持人、共和党参议员、总统顾问康威甚至川普也都说布雷西的作证“可信”、“有说服力”,他们是卡瓦诺的支持者,连他们都说可信,那是真的可信了。当然,他们也说卡诺瓦的作证“可信”(所以他们继续支持他),不过这是同一个阵营的人的评价,没有意义。共和党大佬的策略是相信布雷西被性侵了,但是认为她认错人了,把别人当成了卡瓦诺,甚至还有两个人自告奋勇向参议院“自首”说是他们性侵了布雷西。

 

布雷西在听证会上念事先准备的陈述,因为我已经看过该陈述,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反而是她在回答民主党参议员和共和党请的职业检察官(因为共和党参议员不好意思自己提问,请了代理人)的问题时给我留下了两点深刻印象:一是她就像在做完学术报告之后的问答部分一样,直接地回答了各种提问,甚至用神经生物学术语科普记忆理论(估计没多少人听懂),显得很书生气。即使有的问题明显是想要降低她的可信度的,她也直接回答了。例如,布雷西曾经向媒体说自己因为害怕飞行,不愿去国会作证,职业检察官问她是怎么来华盛顿的,她说和别人一样是坐飞机来的,检察官又说,她曾经多次乘飞机去开学术会议、探亲、度假,是真的吗?她回答说“是的,很不幸”。川普儿子当即在推特上嚷嚷“福特博士有选择性飞行恐惧”,暗示她说害怕飞行是骗人。其实飞行恐惧有不同的程度,有的是完全不敢飞行,有的是迫不得已才飞行,有项调查发现,飞机乘客中有25%有飞行恐惧,能说这些乘客都在骗人吗?

 

二是她主动纠正自己以前说得不准确的地方。例如她给参议员的信说她是被卡瓦诺推进卧室的,她在听证会上纠正说,因为她是被从背后推进卧室的,看不见是谁推的,不一定是卡瓦诺,也可能是佳吉。这个纠正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在替卡瓦诺说话,降低了其“罪行”的严重程度,但是她还是做了纠正,说明她很诚恳、严谨,是抱着尽量要把事情经过搞清楚的态度。

 

卡瓦诺在听证会上的表现则与布雷西形成了鲜明对照。对参议员的提问,他多次不做直接回答,而是闪烁其词、东拉西扯、答非所问。参议员问他有没有喝酒喝到断片儿,他却反过来问参议员:“你有过吗?”几名参议员都问他是否希望接受FBI的调查,要他直接回答是还是不,他都不做直接回答,一名参议员只好说:“我只好认为你的回答是‘不’。”他也默认了。很显然他是不愿意FBI调查的,但是又不敢明确这么说,因为原因很简单:他不是一直在抱怨自己的名声受到玷污嘛,那么还自己清白的最好方式就是让FBI做调查,为什么又不愿意呢?最有意思的是有这么一段对话(为节省篇幅,只录大意):

 

卡瓦诺:我在高中、大学时从没喝醉过。

Hirono参议员:你在耶鲁的室友说你经常喝醉,酒后好斗。

卡瓦诺:我靠自己的努力上耶鲁法学院,它是最好的法学院,第一我刻苦学习,第二我打篮球。

Hirono参议员:你意思是你的室友说谎?

卡瓦诺:我刻苦学习,我还打篮球。

 

如果一个证人在法庭上这么顾左右而言他,那么就会被认为很不诚实。而在听证会上,卡瓦诺明显说了很多假话或误导人的话:

 

卡瓦诺反复地说,布雷西的说法已经被她提到的那三个证人否定了。其实那三个证人说的都是“不记得有这回事”,英格哈姆还说虽然她不记得,但是相信布雷西。这三个人只是没有支持布雷西的说法,但是并没有否定布雷西的说法,卡瓦诺身为法官,岂会不知道这二者的区别?

 

卡瓦诺说他作为天主教男校的学生,只和天主教女校的女生有交往,而布雷西上的女校不是天主教的,两人的社交圈没有交集,即使偶然在某个场合见过她也不记得了。但是他的高中同学作证,因为布雷西上的女校就在附近,他们经常和那个学校的女生交往。布雷西也说,她之所以认识卡瓦诺,是因为曾经和卡瓦诺的好友约会过几个月(为了保护这个人的隐私,她没说是谁,后来被别人根据布雷西的个人网页查出是在卡瓦诺的挂历记载上多次出现的Chris Garrett,外号Squi),卡瓦诺的朋友Tome Kane证实布雷西曾经和Squi约会,而且认识布雷西的哥哥。所以两人的社交圈是有交集的,卡瓦诺的朋友都记得她,卡瓦诺本人不可能不记得。

 

卡瓦诺拿出他在1982年夏天的挂历作为证据,说上面的记载表明没有过那样的一次聚会。实际上那个挂历有多个日子没有记录,存在有意无意漏记的可能,而且更关键的是,有的记载的聚会,正是布雷西描述的那种聚会,例如挂历一公布,我就在推特上指出,1982年7月1日记载“到Timmy家,和佳吉、汤姆、PJ、伯尼、Squi喝啤酒”,与布雷西描述的吻合。在听证会上,民主党参议员和职业检察官也都追问卡瓦诺这次聚会的情况,可见很容易就发现它可与布雷西说法相印证。当然这并不是说它就是布雷西说的那次聚会,只是说有类似的聚会。但是卡瓦诺为什么却拿挂历否认有那样的聚会?是不是因为他知道他没有把布雷西说的那次聚会写在挂历上?

 

卡瓦诺说他在1982年的夏天每个周末都去外地,工作日则忙于打工,没有时间参加喝酒聚会。但是他的挂历否定了这种说法,例如它记载的7月1日喝酒聚会,就是发生在星期四,而不是周末。而且,佳吉的回忆录提到那个夏天他每周必醉,有4~7个晚上是和死党一起喝酒,第二天一大早还要去超市打工,因为酒劲还没过去,很痛苦。

 

卡瓦诺说他没有不到法定年龄就非法喝酒,因为他是18岁才开始喝酒的,而当时马里兰州喝酒法定年龄是18岁。实际上马里兰州在1982年7月1日已把喝酒法定年龄提高到21岁,而且即使他当时没有注意到法律改变,他也才17岁(他出生于1965年2月)。喜欢喝酒的男生是对喝酒法定年龄非常注意的,以免被抓到。

 

卡瓦诺说他是靠自己努力上的耶鲁,没有靠任何关系。但是他的爷爷就是耶鲁校友,这层关系对美国私立名校录取至关重要,称为legacy。

 

卡瓦诺拒绝接受测谎,说测谎结果不会被法庭接受,但是他在以前的判决中却说测谎是重要的执法工具。

 

卡瓦诺的高中年鉴中对自己的介绍充满了醉酒暗示和性暗示。例如,说自己是“啤酒桶市俱乐部财务——非喝100桶啤酒不可”,两次提到看球赛,都问“究竟谁赢了”,暗指自己看球赛时喝酒喝断片儿了。但是在被参议员询问时,他矢口否认,发明了各种说法。例如,他的年鉴说自己是“沙滩周Ralph俱乐部最大贡献者”,Ralph是俚语“酒后呕吐”的意思,他却说指的是自己“吃辣的食物呕吐”。他的年鉴提到“魔鬼三角”,这个俚语指的是“二男一女群交”(他的同学证实了这个意思),他却说是一种三人喝酒的游戏(除了他没人听说过这种说法)。他的年鉴问“佳吉——你Boofed了吗?”,他说boof是放屁的意思,但当时上中学的人说,其实是“肛交”的意思,谁会去问别人“放屁了吗”这种小事?他的年鉴说自己是“Renate校友”,Renate是附近女校的一名女生,他的十几名同学都说自己是“Renate校友”、“如果要约会,找不到人就找Renate”,卡瓦诺说这是表示对Renate的友谊,但是他的同学作证说,这是暗示都和Renate发生过性关系(可能是开玩笑的)。

 

卡瓦诺说自己只是偶尔喝啤酒,有时喝多了点(他说喝多的意思是超过了酒驾标准),但是从没喝到断片儿。但是他的多名耶鲁同学作证说他不仅经常喝酒,而且酗酒,不仅喝啤酒,还喝烈性酒,会喝到断片儿,酒后会闹事。他的几名耶鲁同学都提到有一次卡瓦诺酒后砸一名同学的皮卡,事后拒绝道歉也拒绝赔偿。他的另一名大学同班同学说有一次卡瓦诺在酒吧喝醉了,由于一点小口角就把酒泼到一名顾客脸上,引起打群架,有一名朋友因此被捕。《纽约时报》找到当时的警察报告,证实了有这个事件。佳吉的回忆录提到卡瓦诺有一次喝酒喝晕过去,被参议员问到这事时,卡瓦诺说佳吉写的是小说,其实佳吉在书的前面说明了写的都是真事。连卡瓦诺以前自己也说过自己喝醉的故事,在2012年的一次演讲中,他提到自己在耶鲁法学院读书时,曾经在凌晨喝酒醉倒在法学院的台阶上。

 

所以卡瓦诺在听证时说的假话是很容易证实的,可以说是谎话连篇,大大小小的谎话都说,有的撒谎完全没有必要。例如,如果承认自己小时候胡闹,在年鉴上开下流玩笑,大家也可以理解,毕竟很多美国男孩在年鉴上那么干。但是他偏不,偏要撒这种既无必要也很容易揭穿的小谎言,说明他或者是个习惯性撒谎者控制不住自己,或者他根本不把宣誓作证当回事,不在乎被发现撒谎。在国会听证上撒谎(哪怕是很小的谎)是犯了伪证罪,但是共和党国会不会去追究他,这也许就让他觉得可以肆无忌惮,藐视法律。

 

迫于压力,在听证会之后,一直反对FBI做调查的共和党和川普终于同意让FBI调查,但是只给一周的时间。在一周内要查清楚30多年前的事是很难的,而且由于这只是背景调查而不是犯罪调查,FBI最终也只会罗列发现的事实,而不会给出结论。有人说对没法给出结论的指控要“无罪推断”、“疑罪从无”,这是误用了刑事审判的原则。刑事审判冤枉了无辜者后果会非常严重,所以要采取对疑犯有利的高标准,必须做到确凿无疑才能定罪。而像大法官任命这种事其实是工作面试,标准不同,只要认为指控可信,就可以不任命他。

 

也许我们永远没法证实卡瓦诺性侵了布雷西,但是卡瓦诺在听证会的表现已足以证明他不适合当大法官,这是因为:

 

第一,作为法官应该理性、冷静。普通人在受到批评、指责、指控时,可以发怒、失态,但是法官不能,哪怕受到了虚假指控。这是卡瓦诺自己也承认的。他在2015年对天主教大学法学院学生演讲时说,一名好法官应该能“控制情绪”、“在风暴中保持平静”。但是他在听证会上又哭又闹,完全没有达到他自己说的好法官的标准。

 

第二,作为法官应该没有政治立场、超越党派之争。虽然在实际上法官往往也有自己的政治、党派倾向(所以美国大法官经常被分成保守派、自由派),但是在表面上至少大家都认为不能公开表现出政治、党派倾向。这也是卡瓦诺自己承认的。他在2015年的演讲中说“首先和最显然的是,一名法官不能有政治党派立场”、“必须避免表现出任何派性”。他在此前的听证会上也说,最高法院永远不可以是党派机构。但是他在这一次听证会上抨击这是左派的阴谋、是克林顿集团的报复,对共和党参议员和颜悦色,对民主党参议员恶声恶气,毫不掩饰自己的党派立场,也完全没有达到他自己说的法官最首要、最显然的标准。

 

第三,法官必须十分诚实。人们可以容忍一名法官年轻时的错误、过失,但是不应该容忍法官为了掩盖年轻时的错误、过失而撒谎,特别是不应该容忍法官在宣誓作证时做伪证。也许卡瓦诺没有在性侵布雷西一事上撒谎(例如真的没有性侵布雷西,或者虽然性侵布雷西但由于当时喝酒喝断片儿不记得了),但是在其他许多问题上他肯定是撒谎了,而且很容易证明。如果一名法官如此藐视宣誓作证却无需承担后果,如果做伪证的人不仅可以继续当法官,还可以晋升成大法官,那么宣誓作证还有什么意义?

 

共和党参议员会不懂对法官的基本要求?会看不出卡瓦诺是在做伪证?他们中很多人以前是律师、检察官,在法庭上身经百战,看惯了证人作证,岂会看不出来。但是只要FBI没有挖出对卡瓦诺致命的证据,共和党参议员还是会一致通过对卡瓦诺的任命的,因为这些人和川普的狂热支持者也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党派立场先行,为了党派利益,不惜送一名性侵嫌疑人、做伪证者去最高法院。美国众议院在金里奇当议长之后、参议院在麦康内尔当多数党领袖之后,完全变成了不择手段、没有原则的党争机构,威信扫地。美国总统职位在川普上台之后,也威信扫地。现在就剩下最高法院还有威信,这还能维持多久?

 

2018.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