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博客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施一公以“大师”（节目通稿里面说的）的身份上了江苏卫视“最强大脑”节目当嘉宾。这个节目几年前刚刚开办的时候，就被我揭露过是打着科学的旗号用欺诈手段宣扬伪科学。施一公显然不同意我的看法，认为这个节目是真实可靠的，他如此表示：“我对《最强大脑》这个节目关注已久了，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综艺节目，更不是魔术节目，而是每个人真实脑功能的体现，这也是节目的吸引力所在。让每个中学生、小学生看一看，在同龄人中有如此强大的大脑，也会成为他们的一种动力，去学习、去追求科学。如果年轻30岁，我也会披挂上阵!”

施一公在去年10月获得其圈子自娱自乐评选的“中国诺贝尔奖”未来科学大奖时，就已经称赞过“最强大脑”，也许节目组正是看到了他当时的发言，才把施“大师”请去当嘉宾的。施一公当时是这么说的：

【我做这个研究领域有一个是细胞凋亡，因为孩子出生以后，脑细胞神经元数达到最高，然后不断地凋亡。我听说过一些数字，不知道真假，我自己没有验证过，人到最后只用了自己的记忆功能10%左右，不知道这些数字怎么样算出来的。通过你这个问题，我想引申一下。还是批判性的思维，挑战在场的观众，其实我还没有看高，但是我听说江苏卫视有一个有名的节目叫做《最强大脑》，有些人有类似极强的特异功能的能力，五百杯水中看出来有一杯他看过的，有一个小伙子正常IQ并不高，但是可以做多位数的乘法。大家有没有想过这种能力哪来的？为什么人的大脑在出生以后，最后会有今天这样非常定式的发展。】

在那次讲话中施一公自称他读中学、大学、博士生时生物成绩都比较差，基础没打好，难怪现在一出了其自留地谈起其他生物学问题就闹笑话，他还偏爱大谈特谈。施一公说人到最后只用了记忆功能10%，这大概是从流传很广的“人脑只用了10%”这个伪科学说法推出来的，对神经生物学稍有了解就知道是无稽之谈，他居然还以此宣扬人体特异功能，果然成了“大师”。施一公说人在出生后脑细胞神经元数量达到最高然后不断凋亡，也是错的。虽然绝大部分脑神经元在出生前都产生了，但是有个地方是例外：海马齿状回在人的一生中还在不断产生新的神经元。关键是，神经元的数量跟特异功能有啥关系啊？难道神经元数量多了就有特异功能？按施一公的说法，刚出生的小孩神经元数量最高，那么是不是新生儿的特异功能最强？施一公自己思维就混乱得很，却要提倡批判性的思维，不先批判批判自己的思维？

施一公说《最强大脑》的选手不仅有特异功能，而且“极强”，举了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五百杯水中看出来有一杯他看过的”，这个节目我没看过，就不学习施一公信口开河了。第二个例子，“有一个小伙子正常IQ并不高，但是可以做多位数的乘法”，指的是被称为“中国雨人”的周玮，只不过施一公记忆力不佳（大概只用了10%），把开多次方记成了做多位数的乘法。我早已写过几篇文章揭露那是个拙劣的骗局（见方舟子《“中国雨人”是不是数学天才？》《“中国雨人”在愚人》《再揭“中国雨人”在愚人》《自媒体直播间：方舟子聊“中国雨人”是否有超能力》）。当时江苏卫视的人不服，说欢迎我去挑战，我答应下来他们又不愿意了。还有上海交大生命科学学院的教授也不服，对我说他们已破解周玮大脑的奥秘，很快就会发表论文证明周玮的确有超能力。四年过去了，论文发表在哪里了？

施一公因为只用了大脑功能的10%，看不穿拙劣的江湖骗局，将它们视为特异功能，本来只是闹个笑话。但是他跑去当嘉宾，以中国科学院院士的身份证明该节目“是每个人真实脑功能的体现”，为伪科学站台，这就不只是笑话了。但施一公痴迷人体特异功能，还有更宏伟的目标。我最近得到可靠消息，施一公正与和他同时获得“中国诺贝尔奖”的另一个“大师”、“量子之父”潘建伟院士合作，要研究“量子纠缠生物学”，已经办了联合讨论班，其中一个课题是用量子纠缠研究人体“第六感”，也就是人体特异功能。两个身价都上亿的“大师”看来是奔着正版诺贝尔奖去了，不知准备为此申请多少科研经费？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曾经有过人体特异功能热，当时也有众多中国科学院院士捧场。这么多年过去了，人体特异功能卷土重来，同样也不难找到中国科学院院士捧场。是的，时间流逝，而中国永恒。

2018.3.26.

（头条号首发）

1月31日这天，朋友圈被月亮照片刷屏了。有人说这是百年不遇的超级蓝月亮，还奇怪为什么蓝月亮不是蓝色的。有的摄影家为了表示是蓝月亮，干脆在后期加工让月亮带上一大片蓝色。也有人说这是百年不遇的血月，不吉利，预示着天下要大乱，说上一次发生血月还是清朝时候，天下就乱了。

这些说法都不准确。1月31日的月亮应该叫“超级蓝血月”。“超级”、“蓝”、“血”，这三者缺一不可，合起来才是百年不遇的现象，如果分开了都很常见。而这三个说法，都不是天文术语，而是从西方特别是美国民间传过来的。

先说“超级月亮”。它指的是月亮满月的时候刚好在近地点附近。月亮围绕地球运行的轨道不是圆形，而是椭圆形，有的位置离地球近，有的位置离地球远，平均距离地球大约384400千米。当月亮满月刚好在近地点附近时，要比一般的满月显得更大更亮，美国星相师把它叫超级月亮，所以这个说法其实是搞迷信的人先叫开去的。那么所谓的超级月亮究竟比平均满月大多少呢？只大大约6%，亮大约16%，如果不放在一起对比，其实是看不出来的。如果你看了觉得超级月亮比平时更大更亮，基本上就是心理作用。超级月亮并不罕见，每一两年就有一次。而且究竟什么样的满月算超级月亮，其实是很主观的，这是因为在近地点附近的满月都算超级满月，但是“附近”的范围有多大，那就完全是人为设定了。例如，有人认为2019年将有两次超级月亮，分别是2019年1月21日（距离地球357715千米）和2月19日（356846千米），但也有人认为2019年有三次超级月亮，3月21日的满月也是超级月亮（距离地球360772千米），就是因为设定的界限不一样，有的设在360000千米以内，有的设在359000以内。

再说“蓝月亮”。蓝月亮本来的确是指蓝色的月亮。月亮要变成蓝色需要满足非常苛刻的条件，由于火山爆发、沙尘暴或者森林火灾导致空气中出现大量的微小颗粒，它们的直径刚好和红光波长相同，月光中的红光被这些颗粒散射掉了，只剩下蓝光，就有了蓝色月亮。这种情况非常罕见，所以英语用“曾经有过蓝月亮”来表示极其罕见的事。但是这个词语的意思后来在美国民间发生了变化。受美洲原住民影响，美国民间对各个月份的满月都有名称。一月的满月叫狼月，二月叫雪月，三月叫虫月，四月叫粉月，五月叫花月，六月叫草莓月，七月叫雄鹿月，八月叫鲟鱼月，九月叫玉米月或收获月，十月叫猎人月或收获月，十一月叫河狸月，十二月叫冷月。但是月相周期只有大约29.5天，这样有时候一个季度就会出现四个满月，多出了一个满月没有名称，这时候就把其中的第三个满月叫做蓝月亮。这个说法比较复杂，不好记，所以蓝月亮的说法后来又进一步演变，变成了如果一个月内出现两个满月，第二个满月就叫做蓝月亮。今年1月2日已出现满月，那么1月31日的满月就叫蓝月亮。可见这种蓝月亮和月亮颜色没有任何关系。这种蓝月亮很常见，从1550年到2650年这1100年间, 共有456个蓝月亮，平均两年多有一次。

蓝月亮的设定就更主观了。超级月亮好歹还有近地点这个比较客观的标准，蓝月亮则根据公历月份的设定，而月份的设定完全是人为的。例如今年还有一个蓝月亮，也就是3月31日的满月。但是这是因为2月份被人为地定为只有28天，否则3月2日的满月还在2月份，3月31日的满月就不是蓝月亮了。由于时差，甚至会出现在一个地方是蓝月亮，在另一个地方不是蓝月亮的情形。例如2018年1月31日的满月在中国是蓝月亮，在新西兰就不是了，因为当满月出现时新西兰已经是2月1日凌晨2点了。所以这次新西兰只有“超级血月”，没有“超级蓝血月”。那么这种蓝月亮设定有什么意义吗？没有。

再说“血月”。满月的时候有时月亮会进入地球的阴影里，被地球影子完全盖住，也就是发生月全食。大家知道，月亮本身是不发光的，我们能看到月光，是因为它反射了太阳光。那么发生月全食时，地球把太阳完全挡住了，月亮是不是就完全从我们的视野里消失了，看不到了呢？不是的，由于光线衍射，还是会有部分阳光进入地球阴影里，到达月球，再被月球反射回来，让我们能够看到月亮。这部分阳光在抵达月球前要先进入地球大气层，会被大气分子散射掉一部分。阳光是由不同波长的可见光组成的。波长较短的可见光（蓝光、紫光）更容易被大气分子散射、过滤掉，剩下波长较长的可见光（红光）抵达月球，这样我们看到的地球阴影里的月亮就是红色的，因此叫做血月。可见只要发生月全食，就会出现血月。月全食很常见。每年至少会发生两次月食，其中大约35%是月全食。也就是说，每一两年就会发生一次月全食。月全食和日全食不同，发生的时候在地球夜晚一侧的人基本上都能看到（除非当时月亮在地平线下）。一个地方的人平均每2.5年能够看到一次月全食，也就是平均每2.5年能够看到一次血月。

把月全食的红色月亮叫做“血月”这么个有点恐怖的名称，还和西方的文化传统有关系。在《圣经》里，三次提到世界末日来临时：“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约珥书》《使徒行传》）、“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启示录》）。有的传教士认为这指的就是月全食时的红色月亮，因此就把它叫做血月。但是月全食这么常见，岂不是每两三年就来一次世界末日？传教士说，《圣经》中说的血月，不是一般的血月，而是比较罕见的血月，要在两年内连续发生四次月全食，月全食之间至少要隔着6个没有月食的满月。这就比较少见了。为什么要这么限定呢，在《圣经》里并没有线索，完全是传教士为了让血月变得罕见凑出来的。但是即便如此，这种特殊的血月（就叫它四血月吧）也并非多么罕见，以前已多次发生过——当然世界末日没有来临，否则你就读不到这篇文章了。本世纪会发生8次四血月，第一次发生于2003～2004年，第二次发生于2014～2015年，下一次将发生于2032～2033年。

2003～2004年发生四血月的时候，没有人觉得有什么特殊，因为那个时候血月这种说法还没有流行。在2008年左右，才有美国传教士开始预言，2014～2015年发生四血月的时候，就是世界末日。在四个血月分别发生于2014年4月15日、10月8日和2015年4月4日、9月28日。为什么这个四血月那么特殊呢？因为在中间（2015年3月20日）还会发生一次日全食，刚好又对应上《圣经》说的“日头要变为黑暗”。2014年有传教士出了一本书《四血月》宣扬这个预言，成了畅销书，血月的说法因此广为人知。这个预言当然和其他所有世界末日的预言（比如著名的“2012世界末日”）一样没有应验。于是传教士改口说，四血月不一定是世界末日，但是在它发生的时候，肯定是天下大乱。世界还没有大同，战争、动乱年年都有，发生四血月的时候，只要当时不是天下太平，就都可以把动乱都归咎于它。然而没有发生四血月的时候，就天下太平吗？当然不是，有的年份甚至还要更加动乱。对这些传教士面向的美国人来说，本世纪最动乱的一年应该是2001年，发生了911恐怖袭击事件，但是那一年并没有发生四血月。而且由于时差的关系，每次月全食发生的时候，并不是世界各地都能看到的，只有一部分地方能够看到，能够同时看到四次月全食的地方就更少了，难道只有那些地方才会发生动乱或世界末日？

同样，那些宣扬“超级蓝血月”是天下大乱的异象的人也不想想，由于时差，这次“超级蓝血月”发生的时候，非洲、南美洲是看不到月全食的，对他们来说也就不存在血月，只有“超级蓝月”，而新西兰没有蓝月，只有“超级血月”，那么这些地区是不是就不会动乱，其他地区才会动乱呢？

可见，所谓天有异象预示天下大乱的说法，都是经不起推敲的。它是古人在不能理解、预测某种天文现象时产生的迷信，今天我们已明白了这些天文现象发生的机理并能准确预测其发生的时间，如果还跟古人一样迷信，就非常可笑了。这些所谓天体异象，有的是毫无意义的人为设定，例如“蓝月”，中国人其实是没有必要跟着叫的。有的的确是天文奇观，例如月全食，就让我们轻松地好好欣赏吧，而且每2.5年就能欣赏一次，并不是真的百年不遇。

2018.2.6.

（《科学世界》2018.3.）

当今中国，有两大身价都上亿元的“科学明星”：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和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潘建伟。我以前已经证明过了施一公是骗子（《施一公是骗子的严密证明》），现在再来看看潘建伟。

潘建伟搞的是量子纠缠，发射了量子卫星，这个和我的专业离得太远，我没有资质去评判其学术成果的真假，评判了也没有说服力。我们只来看看他是怎么向媒体介绍他的学术成果的。

最近网上流传一段潘建伟接受央视《面对面》专访的视频。在视频中潘建伟介绍说他有两个技术，一个相当于在月球上点一根火柴，他的仪器能够清晰地看到；一个是如果把汽车发射到木星轨道（他特地解释说，由于木星是气体星球，所以只能发射到木星轨道），他的仪器可以看清汽车上的车牌。

央视记者惊讶地说：“不可能吧？”“您说的这两个技术是实现了还是……”潘建伟肯定地说：“对，我们实现了。”

但是只要有些常识的，都会像央视记者那样觉得“不可能”。对第一个技术，潘建伟说是“相当于”，可以狡辩他只是在打比方。我们就只看第二个技术好了。目前木星上当然没有汽车，我们也不用等到未来某一天把汽车发射到木星轨道上再让潘建伟去看，现在木星轨道上就有卫星，比汽车大多了，看清木星卫星上的岩石要比看清木星轨道上的车牌容易多了，就请潘建伟用他的仪器看看木星卫星上的岩石怎么样？他看得到，我就不说他是骗子。

有人说，潘建伟这也是在打比方，只不过说得不严谨。其实潘建伟根本就不是在打比方，因为这个看清木星轨道上的车牌的说法是他从美国伊利诺大学香槟分校的物理学家Paul Kwiat那里抄来的，而Kwiat并不是在打比方，而是对未来的设想：他设想以后将会有一个由卫星系统和分布在世界各地的量子计算机组成的“量子互联网”，空间量子隐形传态能让研究人员把来自卫星的光子结合起来，组成一个像地球那么大的光圈，达到极高的分辨率，“你不仅能够看到行星，而且理论上能够看清木星卫星上的汽车车牌。”(As well as making communications much more secure, these satellite systems would mark a major step towards a ‘quantum internet’ made up of quantum computers around the world, or a quantum computing cloud, says Paul Kwiat, a physicist at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who is working with NASA on the ISS project. …… Eventually, quantum teleportation in space could even allow researchers to combine photons from satellites to make a distributed telescope with an effective aperture the size of Earth — and enormous resolution. “You could not just see planets,” says Kwiat, “but in principle read licence plates on Jupiter’s moons.” Nature 535, 478–479 (28 July 2016) )

Kwiat的设想要实现，需要两个条件：遍布世界的量子计算机互联网和遍布太空的量子卫星系统。现在世界上还没有能实用的量子计算机，更不要说让量子计算机遍布世界联网了；现在世界上只有潘建伟声称发射了一颗量子卫星，更不要说遍布太空的量子卫星系统了。很显然，Kwiat是对遥远未来——至少是几十年后——的畅想，其实就是科幻。然而潘建伟却说他现在已经实现了这一技术，用他的仪器可以看清木星轨道上的汽车车牌了。难道潘建伟分不清幻想与现实？他既不是三岁小孩或痴呆老年人，也没有严重精神病，而是故意把科幻当成了现实来欺骗央视记者，欺骗中国公众，骗子无疑。证毕。

2018.3.18.

（头条号首发）

几个月前我满五十岁的时候，收到了医疗保险公司寄来的一封信，里面有一个装着溶液的试管，要我采集一点儿大便放在里头寄到实验室做化验。美国医学界建议人到了50岁就要筛查有没有结肠癌。一般是5到10年做一次结肠镜检查，这个费用是免费的。但是这项检查并不方便，很多人不愿意做。所以有的医保公司就先让客户自己采集大便送到实验室做化验，看看大便里头有没有血液成分，叫做便潜血化验，意思是肉眼看不出里面有血，但是用生化方法可以查出来。以前便潜血化验准确度不高，会受到饮食等因素的影响，查到的不一定真的是血液成分。现在的便潜血检查直接查的是血液里的蛋白质，准确度非常高，查到了就表明大便里有血了。

正常的大便不应该含有血液。含有血液有多种情况，比如说结肠发炎。但是有大约一半的可能性是结肠长息肉了，息肉被大便摩擦流了血。结肠息肉通常是良性的，但是有的能变成恶性的，恶性的有可能会变成结肠癌。所以查出了便潜血，还要进一步做结肠镜检查，看是什么原因导致出血，是不是有结肠息肉，如果发现了息肉，还要切下来做病理检查，看是良性还是恶性。

我寄回去的大便被查出了含有血液成分，医院通知我去做结肠镜检查。我在15年前在北京做过一次结肠镜检查，当时还年轻，不是为了筛查结肠癌，而是因为结肠急性发炎，当时做这个检查感到非常的痛苦。所以究竟要不要去做结肠镜筛查，我一开始还有点犹豫。后来了解了一下，知道美国的结肠镜检查都是无痛的，就放心了，跟医院预约了做检查的时间。做肠镜之前当然需要先把肠道里的大便都清理干净，不然没法查。我上回在北京的医院做检查的时候，是由护士灌肠，然后才去做检查。在美国则是要自己清肠子。怎么清呢？绝食和吃泻药。在检查的前两天，吃完晚饭后就不能再吃固体食物，一直到检查之后，有一天多的时间都只能喝饮料，可以喝水、肉汤、果汁、茶、咖啡等，但是不能喝牛奶，也不能加糖或喝红色饮料。检查前一天下午五点，开始喝泻药。泻药里头加了柠檬味，其实没有想像的难喝。这种泻药的机理是把水分从身体吸出来，肠道里充满了水，就开始拉稀，拉了很多次之后，拉下的都是水，就算把肠道清理干净了。

听说国内现在也可以选择做无痛结肠镜检查了，但是用全身麻醉，费用高，风险大，不好约，所以很多人还是宁愿不用。美国这边没有选择，一概都是无痛检查，但是不是全身麻醉，而是打镇静剂，人是一直清醒的，由于镇静剂也有镇痛作用，所以不会觉得不适。副作用是过后会丧失记忆。我对镇静剂生效期间发生的事过后一点印象都没有了，不记得整个检查过程，也不记得检查之后医生跟我说的检查结果和注意事项。幸好医生还给了我一份检查结果报告和注意事项，上面写着发现了两个2～3毫米的息肉，摘除了做病理检查，两周后才能知道结果。不到两周，医生就用电子邮件通知了病理检查结果，说是属于管状腺瘤，有癌变的风险，建议我以后每五年就做一次结肠镜检查，发现了息肉即时摘除。

只要在大肠肠壁上出现了突起，就叫做息肉。这些息肉有的是增生性的，有的是炎性的，它们一般不会有癌变的危险。还有的息肉属于腺瘤，大部分的腺瘤不会发生癌变，但是有一小部分的腺瘤会发生癌变。腺瘤有两类，管状腺瘤和绒毛状腺瘤，绒毛状腺瘤发生癌变的风险比管状腺瘤要高一些。腺瘤发生癌变后，先是会在大肠壁长肿瘤，之后会扩展到大肠壁后面的血管或淋巴管，然后随着血液或淋巴扩散到身体其他部位。绝大部分（80%以上）结肠癌都是由腺瘤发展来的，但是这个发展过程很缓慢，一般要十到十五年的时间。所以如果定期做结肠镜检查，发现了腺瘤就摘除掉，得结肠癌的风险就很低了。如果做检查时发现腺瘤已经发生癌变，但是只要还处于癌变早期，还没有扩散开去，把癌变的部分切除了，90%都是可以治愈的。如果癌症已经扩散，就不好治疗了，五年存活率只有10%左右。所以对付结肠癌的关键是定期筛查、早发现、早治疗。从1970年到2015年，美国结肠癌死亡率降低了52%，主要就归功于结肠癌筛查。

为什么有些人要比其他人更容易得结肠癌呢？有些风险是可控的。有几种生活方式和结肠癌的发生有关系。肥胖、不运动、抽烟、酗酒、吃红肉和加工肉制品，这些都会增加结肠癌的风险。相反地，控制体重、经常运动、不抽烟、少喝酒、少吃红肉和加工肉制品、多吃水果、蔬菜和全谷物，则可以降低结肠癌的风险。我的生活方式是比较健康的，为什么也会有结肠癌的风险呢？这是因为还有些风险因素是不可控的。这些因素包括：

年纪大。年纪越大，得结肠癌的风险越高。年轻人也会得结肠癌，但是很罕见，一般是在50岁以后才变得常见了，所以结肠癌的筛查通常是在50岁以后才开始的。

得过炎性肠道疾病，例如得过溃疡性结肠炎，也会增加结肠癌的风险。

家族史。如果有近亲（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得过结肠癌或者有过腺瘤，那么得结肠癌的风险也增加。结肠癌患者中大约五分之一的人有近亲也得过结肠癌。

此外，有5%到10%的结肠癌是因为遗传病导致的。2型糖尿病患者得结肠癌的风险也比一般人高。

由于癌症的发生涉及到遗传因素和偶然因素，所以即使是生活方式很健康的人，同样有得癌症的危险。我以前得过溃疡性结肠炎，又有结肠癌家族史，所以属于高危人群。幸运的是，结肠癌是一种可以通过定期筛查来预防的癌症，即使属于高危人群也不可怕。由于结肠癌发展很慢，一般人每十年筛查一次就可以了，而对高危人群，应该每五年甚至更短的时间筛查，这样就可以即时消灭癌症苗头。

2018.2.10

（科学猫头鹰首发）

一般人都知道象棋分国际象棋和中国象棋，有些人还知道日本有一种将棋很像象棋。其实世界上很多国家、地区都有类似象棋的游戏，其鼻祖是印度象棋，叫“四队棋”（音译“恰图兰卡”），指战车、象兵、骑兵、步兵四支军队。印度象棋在大约公元6世纪时传入波斯，在8～9世纪时波斯象棋经阿拉伯传入欧洲，在15世纪末定型成为今天的国际象棋。这有大量的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物为证。

但很多中国人认为中国象棋是例外。如果你在网上查看中国象棋史的资料，会发现几乎都认为中国象棋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的，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但是中国象棋和印度象棋太像了：都以杀死对方的将（王）为目的，对方的将要被吃的时候都喊“将”（波斯象棋喊shah，意思是“王”），对方的将被擒获了都喊“将死”（波斯象棋喊shah mat，意思是“王死”）；车都走直线，都是威力最强的棋子（到15世纪末国际象棋的后才演变成最强的棋子，在那之前国际象棋的后——印度象棋中的大臣——只能斜走一格）；马都走日；象都走斜线，而且都只能走两格（国际象棋的象的走法是后来才不受格数限制的）；士和大臣都只能斜走一格；兵都是最弱的棋子，都属数量最多而且不能后退。如此多的雷同，如果说是各自独立发明的，概率太低。

于是有的人干脆认为中国象棋才是所有象棋的鼻祖，例如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李约瑟，就认为只有中国人才能根据阴阳五行发明象棋，然后传入印度。美国也有一名姓李的统计系华裔教授，写了一本书论证象棋是韩信发明的，之后才传遍全世界。但是他们这些说法都只是想当然，没有任何文献、文物作为证据支持。之所以有人把象棋的发明跟韩信扯上，是因为现在的中国象棋盘通常写着“楚河汉界”，让人以为是在演绎楚汉相争。其实根据以收藏中国象棋古棋谱闻名的藏书家刘国斌考证，“楚河汉界”这四个字是1920～1930年代才出现在中国象棋棋盘的。

印度象棋和中国象棋究竟谁是鼻祖，取决于谁先谁后。波斯文献首次提到象棋（讲了印度人发明象棋的故事）是在波斯萨珊王朝库思老一世在位时（531年－579年在位），这个时候中国是南北朝。中国有没有比这更早的象棋文献呢？

在唐朝之前的文献中，只有三处提到象棋：

一、《楚辞·招魂》：“菎蔽象棋，有六博些。分曹并进，遒相迫些。成枭而牟，呼五白些。”王逸注：“以菎蔽作箸，象牙为棋。”有的人据此认为象棋是在战国时期发明的。实际上根据这段诗的上下文和王逸的注可知，它说的是一种叫六博的博弈游戏，象棋指的是象牙做的六博棋子，而不是后来说的象棋。

二、西汉刘向《说苑》：“燕则斗象棋而舞郑女，激楚之切风，练色以淫目，流声以虞耳。”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最流行的棋是围棋（称为“弈”）和六博（称为“博”）。围棋作为智力游戏备受推崇，赌运气的六博则形象不佳，君子不屑玩，《孔子家语》：“哀公问孔子曰：吾闻君子不博，有之？孔子曰：有之，为其兼行恶道也。”《说苑》没有说明“象棋”是什么棋，但是因为是作为负面典型提出来的，而且用了“斗”字，应该指的也是六博，所谓象棋也是指的象牙做的六博棋子。

三、后汉蔡邕《弹棋赋》：“荣华灼烁，蕚不韡韡，于是列象棋，雕华丽，……”从篇名可知，这里说的是另一种博弈游戏弹棋，象棋指的是象牙做的弹棋棋子。

总之，唐之前说的“象棋”都是指象牙做的棋子。出土文物也证明了这一点。长沙马王堆三号西汉墓出土一套完整的六博棋具，墓中记录随葬物品的清单（称为“遣策”）是这么记录这套博具的：“博一具，博局一，象棋十二，象直食其廿，象笄()三十，象割刀一，象削一，象□□□□。”出土的除了一副棋盘，还有12颗大象牙棋子，20颗小象牙棋子，和记录的相符。

南北朝时周武帝造“象戏”，有的人因此说象棋是周武帝发明的，这也是牵强附会。“象戏”早已失传，但当时留下了三篇文献：王褒《象经序》、庾信《象戏赋》和《进象经赋表》。从这三篇文献看，周武帝的“象戏”是一种演绎天文、地理、阴阳、时令、算数、律吕、八卦、忠孝、君臣、文武、礼仪、观德的包罗万象、无比复杂的游戏，跟后世的象棋除了碰巧都有一个“象”字，没有任何关系。这种“象戏”在唐太宗时已经失传，没人知道怎么玩了（唐·吕才《因明注解立破义图》：“又闻生平未见太玄，诏问须臾即解。由来不窥象戏，试造旬日复成。”）。

象棋和围棋一样都是文人喜欢的智力游戏，但在唐朝之前文人吟咏过围棋和其他博弈游戏，从没人吟咏象棋。唐初编撰的类书《艺文类聚》囊括了唐朝之前的文学作品，其中关于围棋有20则，弹棋有9则，六博有8则，樗蒲有4则，投壶有7则，塞戏有6则，藏钩有3则，周武帝象戏有3则，却没有一则是关于象棋的。其他文献提到各种博弈游戏的就更多了，例如光是《世说新语》提到围棋的，就至少有十处。

如果象棋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发明，这一千多年间竟然没有人在史书、文学作品中提到它，却反复提到比它更不好玩的各种博弈游戏，岂不是怪事？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在唐朝之前，是不存在象棋这种游戏的。

第一个吟咏象棋的是白居易，其《和春深二十首》写到：“何处春深好，春深博弈家。一先争破眼，六聚斗成花。鼓应投壶马，兵冲象戏车。弹棋局上事，最妙是长斜。”这首诗提到了围棋、投壶、象戏、弹棋、双陆五种博弈游戏（此时六博已失传），其中“兵冲象戏车”显然指的是象棋，只不过当时称为象戏。这句诗的意思是“象戏中兵冲向车”。这像是在描述印度象棋。印度象棋开局一般都要先让兵往前冲，其他子才能出动，而且兵可以互相保护，所以容易出现兵冲向车。中国象棋是炮、马、车先行，兵相对安静，没那么“冲”，而且兵不能相互保护，难以出现兵冲车这种情形。

唐代文献还有两处提到象棋，都见于牛僧孺编撰的唐代传奇小说集《玄怪录》。其中《巴卭人》提到有两个仙人在橘子里面“相对象戏”，除了说它可以用来对赌，对象戏没有具体描述。还有一篇《岑顺》，说有一个叫岑顺的人在山中独居时参与了一场战斗，立了大功：

“其东壁下是天那军，西壁下金象军，部后各定。军师进曰：‘天马斜飞度三止，上将横行系四方。辎车直入无回翔，六甲次第不乖行。’王曰：‘善。’于是鼓之，两军俱有一马，斜去三尺止。又鼓之，各有一步卒，横行一尺。又鼓之，车进。如是鼓渐急而各出，物包矢石乱交。须臾之间，天那军大败奔溃，杀伤涂地。”

从此以后岑顺中了邪，亲戚把他灌醉后得知秘密，就挖掘其住宅，挖出一个古墓，“墓有砖堂，其盟器悉多，甲胄数百，前有金床戏局，列马满枰，皆金铜成形，其干戈之事备矣。乃悟军师之词，乃象戏行马之势也。”把墓烧了，他病就好了。

原来岑顺是在梦里下了一盘“象戏”。这盘棋棋子有王、军师、天马、上将、辎车、六甲，分别对应的是印度象棋中的王、大臣、马、象、车、兵。棋子“皆金铜成形”，即用金铜制作象形的棋子，这也是印度象棋子的特点，中国象棋众所周知都一概是圆形的。这些棋子的下法也更接近印度象棋。它说马的下法是：“天马斜飞度三止”、“斜去三尺止”。如果以一个象棋格子为一尺，中国象棋的马走的是“日”字对角的两个点，跨了两格，而印度象棋的马走的是对角的两个格子，距离大致等于跨了三格，所以是“天马斜飞度三止”、“斜去三尺止”。印度象棋讲究兵要按次序合作，所谓“六甲次第不乖行”，而中国象棋的兵是分离的。

可见，牛僧孺和白居易描述的都是印度象棋。唐代文献浩如烟海，但只有这三个地方提到了象棋，而提到其他博弈游戏的则非常多，说明当时象棋在中国并不流行，原因很可能是因为象棋刚从波斯传入，还没有本土化，没能被广为接受，就像国际象棋风靡全球，在中国至今没有什么人下。

到了宋朝，象棋完成了本土化：受围棋影响，象棋棋子由走格子变成走交点；象形立体棋子变成了圆棋子；王变成了将，因为中国的帝王一般是不亲自作战的；增加了砲——指的是利用杠杆原理投掷石头的掷石机，不是火炮。象棋完成本土化后，很快就变成了流行的博弈游戏，流行程度甚至逐渐超过围棋，其他博弈游戏则惨遭淘汰。宋代提到象棋的文学作品、历史文献非常多，出土的宋代象棋子也非常多。

但是象棋即便实现了本土化，仍然残留着印度象棋的痕迹。例如将。王虽然改叫了将（宋之后红方的将又成了“帅”），但仍然保留着一些王的特点：它活动的区域被称为“九宫”，显然是王而不是将军住所；它的战斗力和王一样弱，而在中国人心目中将军本来应该是战斗力很强的；双方的将之间不能没有棋子阻挡，称为“王不见王”，还是把将当成了王的化身。又如象。出土的宋朝象棋子有的在背面画有图像，棋子象的正面写着“象”，反面画着大象。中国中原地区史前有大象，有史以来就没有大象（所谓河南简称“豫”是因为那里有大象乃是牵强附会。河南简称豫是因为河南古称豫州，豫取安逸之意），即使有也不用大象打仗，象兵是印度和南方少数民族的特色。中国象棋有象，也是印度象棋的残余。后来中国象棋红方的“象”改成“相”，似乎是想去除这个残余，但是又讲不通了：宰相怎么可能去当将军的部下保护将军呢？

总结一下：在唐朝之前中国历史文献没有任何关于象棋的记载，更没有象棋文物出土（相反的，有很多其他博弈游戏的唐之前文物出土），提到“象棋”、“象戏”的几条记载都不是关于象棋的。在唐朝开始出现三条关于象棋的记载，但是描述的是印度象棋，说明在唐朝时象棋传入了中国，但是没有流行。象棋在宋朝完成本土化，从宋朝开始关于象棋的记载才大量出现，也出土了很多宋朝象棋子。

要掌握这些事实并不难。中国象棋史专家之所以无视这些事实，坚持认为象棋是中国人独立发明的，就像现在还有中国古人类学家坚持认为中国人祖先不是来自非洲而是独立起源一样，都是出于事事要争最早的“民族感情”，怕被人骂不爱国。象棋是由哪个民族的人发明的，和爱不爱国没有关系。国际象棋在欧洲定型并发扬光大，但欧洲人承认国际象棋源于印度象棋、波斯象棋，并没有欧洲人觉得伤了其民族感情、不爱国了。围棋比象棋精巧，是博弈的最高形式，世界公认是中国人发明的，没有争议，这已足以让国人自豪，没有必要什么都想争发明权。

2018.3.13.

（头条号首发）

这一段时间国内媒体在炒作一件事，说在流感肆虐的美国，一种来自中国的中药成了救命“神药”，一瓶卖到450元，还卖脱销了。这种中国神药叫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消息来源据说是《华尔街日报》。我查了《华尔街日报》，是有一篇关于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的报道，提到有些纽约人，包括几个名人，吃这种中草药来治咳嗽，声称效果很好。但是《华尔街日报》报道的主要内容是警告读者这种草药补充剂的疗效并没有得到证实，不要轻信，而且服用这类草药补充剂很可能带来健康风险。

可见国内媒体是把《华尔街日报》一篇比较客观的报道给歪曲了，目的当然是为了神化中医中药，欺骗国内读者以为中药在美国多么受欢迎，还能救命呢。其实中药在美国都不是作为药物来卖的。要当药物在美国销售，必须证明确有疗效而且足够安全，经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而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到现在没有批准过任何中药。中药在美国都是作为膳食补充剂（也就是国内说的保健品）来卖的。保健品上市不需要经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但是不能声称有治疗作用。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在美国卖的时候就写明了“这些产品不试图用于诊断、治疗或预防任何疾病”。

中药在美国即使作为保健品卖也进不了主流市场，普通超市、药店不会卖它，都是在唐人街的店或者网店卖，存货本来就很少，即使因为传来传去卖脱销了其实也没有卖出多少。我在美国亚马逊网站查了一下，一瓶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有的卖到13美元（每盎司$1.3），折合人民币大约80元，价格没有国内媒体说的那么夸张。止咳糖浆不是中医药特有的，西药也有，在美国市场上差不多也是这个价格，有的品牌甚至贵得多，例如在亚马逊上有一种Delsym品牌的止咳糖浆定价每盎司$2.4，几乎是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的两倍。

川贝枇杷膏在中国也只是用来止咳，不敢说它能够治流感，更不敢说它能够救命，在美国当然更不可能说它能治流感、救命。川贝枇杷膏是不是真的能够止咳，也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并没有临床实验证实它能够止咳。即使真能够止咳，也只是缓解了流感的一个症状，并没有治好流感，当然更不能救命，并没有吃它的必要。《华尔街日报》警告读者说服用这类草药补充剂很可能带来健康风险，这只是泛泛地说的，没有具体说会有什么健康风险。但是从蜜炼川贝枇杷膏的成分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它可能带来什么样的风险，而且风险还不小。

川贝枇杷膏的主要成分之一是川贝母。川贝母的生物碱可使实验动物的血压下降，并伴有短暂的呼吸抑制，以及血糖升高。临床上有因服用贝母出现心率缓慢、心音弱等心肌中毒现象和心源性脑缺氧综合征，大剂量服用贝母能引起全身出血、血压下降、急性肾功能衰竭。蜜炼川贝枇杷膏中的另一个成分款冬花中含具有肝脏毒性的吡咯里西啶生物碱，包括千里光宁碱和克氏千里光碱，动物实验表明款冬花能致癌，可使大鼠肝脏长出肉瘤。临床报道，有婴儿因为服用用款冬做的草药茶而导致严重的肝病，也有孕妇因服用款冬茶而导致新生儿患有肝病。款冬在西方也是传统草药。德国管理草药的机构曾经批准用款冬治疗咽喉痛，但在发现款冬有肝毒性后即禁止使用。

可见川贝枇杷膏不仅吃了没有什么好处，反而有害处，甚至有很大的害处，有可能导致肝癌，吃不得的，不能因为有个别美国人吃，就认为中国人也要大吃特吃。

2018.3.2

（头条号首发）

爱因斯坦再伟大也是人，当然会犯错误，即使是在其精通的物理方面也会犯错。爱因斯坦也承认自己会犯错，他认为他犯的“最大的错误”是提出宇宙常数。广义相对论预测宇宙要么在膨胀要么在收缩。在爱因斯坦提出广义相对论的时候，物理学家们都认为宇宙是静态的，为了解决这个矛盾，爱因斯坦在广义相对论的公式里头增加了一个宇宙常数（用希腊字母Λ表示），让宇宙变成静态。在哈勃发现宇宙在膨胀之后，爱因斯坦懊悔不已，因此把宇宙常数当作他犯的“最大的错误”。

但是近年来的研究发现，爱因斯坦在这个问题上犯的错误也许没有那么大。在最初的大爆炸之后，宇宙一直在膨胀，但是分布在宇宙里的物质产生的引力又会试图把宇宙“拉回来”，受到引力的影响，理论上宇宙膨胀的速度应该会越来越慢。天文学家们通过对超新星的观测，想要测出在过去的几十亿年间，宇宙膨胀速度究竟减缓了多少。结果出乎意料，宇宙膨胀速度不仅没有减缓，反而在加速。这意味着宇宙间存在着某种未知的神秘能量——所谓“暗能量”——在抵消引力的作用，才会让宇宙膨胀速度越来越快。有些物理学家认为应该把宇宙常数再加回公式里头去，用它来表示暗能量。如果那样的话，爱因斯坦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

爱因斯坦认为自己错的未必错，同样，他认为自己对的也未必对。他对量子力学的批评，虽然他坚信自己正确无误，但是现在看来很可能是错的。由于对光电效应的研究，爱因斯坦被公认为是“量子之父”之一（据报道现在国内有研究量子力学的物理学家被称为“量子之父”，这个就当笑话好了），但是他认为量子力学虽然正确，却不完备，一定还有未知的因素能够解释观察到的量子现象。为了找出量子力学的漏洞，爱因斯坦提出了一些思想实验，大都没能经得起推敲。但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思想实验，却无懈可击。这个思想实验是爱因斯坦（Einstein）、波多尔斯基（Podolsky）和罗森（Rosen）在1935年共同发表的一篇论文《物理实在的量子力学描述能被认为是完备的吗？》提出的，这篇重要论文后来根据三名作者的姓氏缩写称为EPR论文。

设想有一个静止的粒子，衰变成了两个自旋的粒子A和B，这两个粒子的角动量相等，但是方向相反，这样才能互相抵消（角动量守恒定律）。如果A粒子沿着z轴向上旋转（记为+z），那么B粒子就沿着z轴向下旋转（-z），我们把这叫做状态I，反之，如果A粒子沿着z轴向下旋转（记为-z），那么B粒子就沿着z轴向上旋转（+z），我们把这叫做状态II。在测量之前，这对粒子处于什么状态是没法知道的，可能是状态I，也可能是状态II，量子力学把这视为两种状态的叠加。再假设有一个人沿着z轴对A粒子进行测量，他可能测出两种情况：+z或-z。一旦做了测量，状态就确定了，不再叠加。假定测出A粒子是+z，这个系统的量子态就“坍塌”成了状态I（因为量子态是用波函数描述的，所以叫做波函数坍塌）。这时候如果有另外一个人对B粒子沿着z轴测量，那么肯定测出是-z，也就是说-z的概率是100%。反之，如果测得A粒子是-z，那么就坍塌成了状态II，测得B粒子是+z的概率就是100%。这就好像B粒子“知道”A粒子被沿着z轴做了测量，而且知道A粒子的测量结果，然后给出相反方向的结果。不管这两个粒子离得多远，它都马上能够“知道”。即使为了防止两个测量者互相通气，把两个粒子分开几个光年之远，B粒子也马上能够“知道”A粒子的测量结果，不受光速的限制。

爱因斯坦认为这太荒唐了（被称为EPR佯谬），把它叫做“怪异的超距作用”。他认为这说明量子力学描述的只是表面现象，一定还有更深层的未知机制在起作用。一些物理学家为此提出了得到爱因斯坦认同的“局域隐变量”理论，认为一对粒子在产生出来之后状态其实已经确定了，而不是像量子力学说的状态叠加、要测量了才能确定状态。为了帮助大家理解，我们可以打一个比方。你蒙着眼睛把一双手套分开装进两个包裹，分别寄给A和B两个朋友。A先收到包裹，打开发现是左手手套，那么就可以确定B收到的是右手手套。爱因斯坦的说法是，在你分装手套时，已经决定了A将收到左手手套，B将收到右手手套，在A打开包裹之前虽然没有人知道他会收到什么手套，但是他和B会收到什么手套早就确定了，他打开包裹不会对B收到什么手套产生影响。显然爱因斯坦的说法符合生活常识。而量子力学的说法就玄乎了。按量子力学的说法，在你分装手套后，A包裹和B包裹里各是哪只手的手套是不确定的，都是左手手套和右手手套这两种状态的叠加。只有当A收到、打开包裹的那一瞬间，才决定了他收到的是左手手套，而A打开包裹超距离影响了B，决定了B收到的是右手手套。显然量子力学的说法不符合生活常识，但是量子力学研究的是微观现象，不适用于宏观，它不符合生活常识并不是问题。

爱因斯坦在EPR论文中提出的这种现象，后来被薛定谔称为量子纠缠。在这个问题上薛定谔是支持爱因斯坦的，也认为量子力学不完备（薛定谔自己提出另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薛定谔的猫”也是为了反驳量子力学完备性的）。认为量子力学完备的另一方以波尔为代表。双方都承认量子力学是对量子现象的正确描述，但是一方认为还有未知机制决定了这种描述，一方认为没有。在很长一段时间，这种争论只是哲学思辨，没法用实验验证谁对谁错：只是对相同的测量结果给出各自的解释。直到1964年，英国物理学家约翰·贝尔才想到了区分二者的办法。在上面举的粒子中，A粒子和B粒子都是沿z轴做的测量，但是这个轴是任意选的，实验者可以沿着任何一条轴测量。A沿着z轴测得+z，B如果也沿着z轴测量当然只能测得-z，但是他如果选别的轴测量，比如说选y轴测量，就不一定会得到-y，也可能是+y，他获得-y的概率不是100%，而是0-100%之间的一个概率，概率的大小取决于y和z之间的夹角大小，这叫做量子相关性。贝尔从数学上证明了，局域隐变量理论和量子力学对量子相关性的预测是不一样的。局域隐变量理论预测量子相关性呈线性变化，而量子力学预测量子相关性是一条曲线，是跟夹角的余弦发生变化。

这样就可以通过将很多对纠缠粒子从不同夹角测量，看看量子相关性出现的是什么变化，从而知道符合哪种理论的预测。从1972年开始，陆续有实验物理学家做了各种实验，都发现实验结果符合量子力学的预测。但是这些实验都存在漏洞。2015年才有人据称做了没有漏洞的实验，结果也验证了量子力学的预测。如此看来，量子力学是完备的，爱因斯坦很可能错了。但是这是个美丽的错误。EPR佯谬的提出和引起的辩论，加深了我们对量子力学的理解，开拓了量子纠缠的研究领域，以致现在在国内“量子纠缠”成为尽人皆知的热词，爱因斯坦功不可没，虽然这样的结果和他设想的相反。

近来在中国媒体成为热词的还有“引力波”。对引力波的探测获得了201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引力波”一时又成为新闻热点。一些人又想起了几年前有一个自称“诺贝尔哥”的下岗工人在求职电视节目上宣布自己做出了很多惊人的科学发现和发明时遭到我的“打压”，由于在这个人迸出的各种物理术语中有一个是“引力波”，于是他们就怪我把中国一个诺贝尔奖给搞没了。不知他们会不会去起诉诺贝尔奖委员偏听偏信方舟子打压“科学梦想”。自称早就发现“引力波”的中国人可不止“诺贝尔哥”一个，甚至还有国学家、老中医说老祖宗的太极图早就预言了引力波的存在，有的淘宝店还推出了号称能防引力波辐射的孕妇服。

引力波是爱因斯坦在一百年前预测的。根据爱因斯坦在1915年提出的广义相对论，引力是时空弯曲的表现，而时空弯曲是物体的质量导致的，物体质量越大，时空弯曲也越大。一个有质量的物体在时空中运动的时候，时空的弯曲也跟着发生变化。在一定的条件下，做加速运动的物体产生的时空弯曲变化，会以波的形式以光速传播开去，这就叫引力波。

但是引力波是非常微弱的，所以在在爱因斯坦提出一百年来，一直没有被直接检测到。后来是怎么检测到的呢？在13亿年前，有两个巨大的黑洞发生了融合。其中一个黑洞的质量是太阳的36倍，另一个黑洞的质量是太阳的29倍，融合后形成的黑洞质量是太阳的62倍，少掉了3个太阳的质量。这些少掉的质量哪里去了呢？根据相对论，质量可以转化成能量，这少掉的3个太阳质量就转化成了能量，这个能量无比巨大，其功率比整个宇宙的所有恒星发出的所有的光的功率还要大50倍，它以引力波的形式辐射开去，经过了13亿光年的距离，到达了地球，用一个能够检测到幅度变化不到质子大小的千分之一的极其精密的仪器，才被捕捉到了。大家想想这引力波有多么微弱。

爱因斯坦生前是不相信人类能够检测到这么微弱的引力波的。他甚至有一度认为引力波其实是不存在的。1936年，爱因斯坦和助手罗森给美国物理学会出版的期刊《物理评论》投了一篇论文《引力波存在吗？》，结论是引力波是不存在的。《物理评论》的编辑根据学术界惯例，将这篇论文寄给同行匿名评审，再把评审结果转给爱因斯坦。这个审稿人对爱因斯坦的论文做了详细的点评，认为存在严重的问题，必须做大幅度修改才能发表。爱因斯坦很不高兴，就把稿撤了回来，转投给另外一个期刊《富兰克林研究所杂志》，这个杂志马上就接受了，准备原文照发。

这时候罗森去苏联基辅大学工作，爱因斯坦换了助手。新助手跟普林斯顿大学物理学教授霍华德·罗伯森关系很好，有一次向他谈起爱因斯坦最近证明了引力波不存在，罗伯森指出爱因斯坦的证明是错误的，不能成立；而且如果把平面波改成柱面波，就能证明引力波是存在的。助手赶快去告诉爱因斯坦，爱因斯坦说他刚好也发现了证明是有问题，匆匆忙忙给《富兰克林研究所杂志》写信要求暂缓发表论文。随后寄去了修改过的论文，把论文标题改成《论引力波》，论文的结论变成了引力波作为柱面波是存在的。在论文注释中爱因斯坦感谢罗伯森教授的指正。这篇论文后来被认为是对引力波的第一个严格数学证明。

那么罗伯森怎么对爱因斯坦的这篇论文了如指掌呢？大家可能会猜，他会不会就是《物理评论》找的那个审稿人啊？但是审稿都是匿名的，怎么确认是他？直到2005年，《物理评论》编辑部把那段时间的来稿登记记录找出来，才确认了那个匿名审稿人的确就是罗伯森。

所以即使是像爱因斯坦这么伟大的人，也是会犯学术错误的，也需要有同行来给他把关的，这就是为什么学术期刊要实行同行评议制度。而爱因斯坦毕竟是爱因斯坦，虽然一开始不能接受别人的指正，但最终还是接受了，改正了自己的错误，不然就闹了笑话了。追求“科学梦想”的人，至少要有有错必改的勇气，否则不过是妄想。

2018.1.8.

（《科学世界》2018.2）

最近在网上看到两家医院内部公布的禁用药物名单，几乎都是中药注射剂。近年来中药注射剂经常爆出导致严重不良反应甚至死亡的丑闻，国内药监部门时不时要针对中药注射剂发布安全警示，乃至规定某种中药注射剂只能在有抢救条件的医院使用。这种警示没有什么用处。药监部门应该向那两家医院学习，完全禁用中药注射剂才对。

中药注射剂是一个不中不洋的怪胎。它源自中药，但是不是吃的，而是注射的。中药本身安全性就大成问题，但是因为是口服的，有的有害物质没能被身体吸收，排泄掉了。而中药注射剂是直接注射到血液里的，里面有什么有害物质的话，都全部打到血液里了。所以中药注射剂和同类的中药相比，风险更大。这种用药方式是传统中药没有的，所以说它不中。静脉注射是现代医学才有的用药方式，因为是要直接注入血液的，所以对注射剂的质量要求非常高，必须是高度纯化的，而中药注射剂却没有经过纯化，里面含有大量的杂质，所以说它不洋。

中药注射剂没有经过纯化，和纯化的注射剂相比，风险大得多。在大量的杂质里头难免会有过敏原，过敏原进入了血液当中就会引起过敏反应，所以中药注射剂很容易导致过敏，严重的过敏会导致休克、死亡。中药注射剂的另一个问题是很容易被热原污染。热原是细菌产生的内毒素，能刺激身体发热，所以叫做热原。我们被细菌感染后会发烧，就是热原引起的。注射剂在生产、储存时要特别注意不要受到细菌污染，否则热原被注射到血液后，就会让病人发高烧，甚至死亡。中药药材的生长、储存环境并不是无菌的，难免会受到细菌污染，而生产中药注射剂没有经过纯化，药材里的热原就会到中药注射剂里头。有人可能会问，生产中药注射剂要经过消毒，不会把热原清除吗？不会，消毒只能杀死细菌，却清除不了热原，热原是很稳定的。

所以中药注射剂既容易导致过敏反应，也容易导致热原反应，比一般的注射剂要危险得多。这是中药注射剂本身的缺陷，不是靠质量控制就能避免的。药物的使用都是权衡利弊的结果。能够引起不良反应的药物不是不能用，要看有没有必要使用。但是中药注射剂的疗效是没有经过证实的，它用来治疗的那些疾病，有的有更安全的药物可以用，有的不需要用任何药物就可以自愈，还有的根本就不是病。目前没有发现有哪种疾病只能用中药注射剂来治疗，本来就没有必要使用，却要冒严重不良反应的风险，这样有害无益、害人无数的药物，早该禁止了。

2017.11.28

（科学猫头鹰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