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博客

崔永元在他的食品网店卖的大豆油，除了号称是用非转基因大豆作为原料的，还号称是物理压榨的，意思是用的传统的生产工艺。要从种子里得到食用油，传统的做法是把它压出来，这叫做物理压榨法。但是这种加工方法出油率比较低，相当一部分油脂还残留在油饼里头，压不出来。所以工业化生产的食用油一般是使用浸出法，把油料破碎或膨化以后，加入有机溶剂把油料中的油脂浸泡出来，效率非常高，经过浸泡后油饼里基本上不再含有油脂了。尤其是对大豆这种含油量本来就低的原料，两种方法的效率差别更加明显：浸出法的出油率要比压榨法高出一半，成本要低得多，也就可以卖得便宜得多，这对消费者是有好处的。

那么崔永元为什么要卖昂贵的号称用压榨法生产的大豆油呢？他的网站上的宣传是“更多营养保留”。这个可以说是虚假宣传。不管是用压榨法还是用浸出法，要达到一级油标准（崔永元卖的号称就是一级油），最终都要经过精炼，结果是一样的，几乎都只剩油脂，营养成分上没有区别。如果没有经过精炼，含有很多杂质，虽然杂质里头会有别的营养素，但是也会含有很多有害物质，反而对健康有害。精炼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去除油料在种植、收获、储存等环节中可能污染的各种有害物质，例如真菌毒素、农药残留。杂质里头的那点多余营养素对我们是无关紧要的，因为我们使用食用油的目的不是为了那些营养素。如果想要摄入杂质里的营养素，就直接吃豆子好了。

崔永元标榜只卖压榨法生产的大豆油可能还有一个原因，他没有说出来，那就是认为用浸出法生产的大豆油有害健康。国内反对转基因的人经常拿这个理由攻击转基因，这很莫名其妙，因为浸出法并不只是转基因大豆油在用，非转基因大豆油也在用，是生产食用油的最常用方法。他们为什么认为浸出法有害呢？因为浸出法使用的有机溶剂一般是正己烷，它是石油化工产品，他们就担心在吃大豆油的时候会把正己烷也吃下去。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在合格的大豆油产品中一点儿都不会有正已烷。为什么呢？首先是正己烷很容易挥发，在浸泡大豆油的过程中，使用的正己烷90%都会挥发掉，被收集了回收利用。剩下的正己烷怎么办呢？正己烷的沸点很低，只有69摄氏度，浸出的毛油经过加热、精炼以后，里面残留的正己烷全都挥发走了，一点儿也不会剩。所以国家标准规定，精炼一级油不能检出正己烷之类的溶剂残留。

这指的是合格产品，不合格产品当然有可能检出溶剂残留。今年6月13日，国家质检总局发布检测结果，抽查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112批次，其中不合格样品1批次，这唯一不合格的食用油产品是辽宁晟麦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有机大豆油，溶剂残留量检出值为14.1mg/kg，国家标准规定为不得检出。崔永元璞谷塘商城销售的璞谷塘大豆油，生产许可证编号SC10221050600026，根据这个生产许可证编号查询，它正是由辽宁晟麦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代工生产的，也就是市场上唯一被检测出含有溶剂残留的食用油。这说明崔永元卖的大豆油，号称是物理压榨的，其实是溶剂浸出的，而且是不合格的产品，没有在后续工艺中采取有效措施去除溶剂。

我们上面说了，不管是用物理压榨法，还是用溶剂浸出法生产的，只要是合格产品，在营养和安全方面没有区别。但是一方面宣传压榨法的好处、攻击浸出法的坏处，一面拿便宜的浸出油当压榨油卖高价，这就成了欺诈，更何况卖的还是有害健康的不合格产品。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这个商城卖的天价非转基因大豆、非转基因大豆油，是不是也是用便宜的转基因大豆、转基因大豆油冒充的？

2017.6.15.

最近网上流传一个叫谭亚娣的人写的一篇文章《还在说“中医不科学”，你out啦》。作者据介绍是清华大学生物系本科，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院药理学博士，在医药界从业近二十年，听上去很权威。又自称多年关注中医，赴美留学学习西方药理的初心就是要以现代眼光理解中医医理药理。看来还是个资深中医粉。她说的现代眼光，应该是指科学眼光，既然中医的医理药理还需要用科学来理解，这不就是承认了中医的医理药理不科学吗？不然又何必从科学借用现代眼光呢？所以作者其实是相当矛盾的。如果她真的相信中医是科学，又那么喜欢中医，那么就直接去学中医好了，还学西方药理干什么呢？

但是作者却认为说“中医不科学”是过时了。她列举的那些理由，都是老生常谈，我以前多次反驳过了，这里不再重复。她比较有新意的地方，是一开始就说西方科学界顶级学术期刊、美国的《科学》杂志在2014～2015年出了三期中医药专刊，说这说明西方科学家如何以谦卑的态度，折服于中医药的疗效，期望在中医药的宝库里发现世界医药的未来。然后训斥那些说中医不科学的人说：还在说中医不科学，看来是你不读科学期刊！如果你今天还在说“中医不科学”，你是不是out了呢？

该作者如果不是没有真的细看过这三期增刊，就是在故意欺骗读者。《科学》在增刊下面注明，这属于接受赞助出版的定制出版物，内容没有经过《科学》编辑部的审核和同行评议，由赞助者负责编辑，内容的准确性也由他们负责。前两期增刊的赞助者是北京中医药大学和香港浸会大学，第三期增刊的赞助者是中医药规范研究会。也就是说，这其实是国内研究中医药的人出大价钱在《科学》上面登了广告。增刊的作者几乎都是中国人，而不是那个作者说的什么西方科学家。《科学》杂志是不可能去发表这些论文的，这属于花钱买广告给自己贴金。《科学》近年来多次出过这种广告式的增刊，涉及各个领域，也几乎都是中国人花钱出的。

为什么各个领域的中国人都热衷于花大价钱去《科学》买广告呢？因为这样就可以在国内冒充在《科学》上面发表了论文，可以作为自己的研究业绩申请科研经费、评职称、评院士。对于研究中医药的人来说，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可以欺骗国内的人说中医药已经得到了西方科学界的承认，连《科学》这种顶级期刊都被中医药征服了，就像这个清华出身的中医粉做的一样。

《科学》作为一份权威的期刊，为了钱去卖名声，被中国科研人员利用来骗人，这么做当然不对，《科学》也因此受到了很多批评。去年年底《科学》杂志主办方、美国科学促进会公共项目办公室主任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说：“2015年我们曾出版受赞助的内容，引发了大量内部讨论，未来我们不会再出版这一类型的定制刊物。”果真如此的话，国内中医们就少了一个骗人的渠道了。

2017.5.21

崔永元的食品网店开张没多久，本来就不多的商品又下架了好一些，其中就有5升装大豆油。为什么突然不卖这款大豆油了呢？该网店的微信号是这么解释的：5月26日，崔永元老师来到璞谷塘，看到5L大豆油很喜欢，大家也很高兴。但突然他又很严肃地说：“塑料桶会不会存在塑化剂的问题？即使现在不存在，那么以后会不会有这种风险？先不要卖了，研究清楚再说。”就这样，5L大豆油暂时先下架了。

这家网店是在吉林延边注册的，这则报道的文风也很像对岸邻国描写其大领导视察的宣传。崔永元也的确是这家网店的大领导，当着监事长，号称对食品安全有一票否决权。但是崔永元的专业背景与食品安全毫无关系，所以他的言行就显得很滑稽了。为什么崔永元看到大豆油很喜欢？难道他对大豆油有特殊爱好？为什么大家看到崔永元喜欢大豆油就莫名其妙地高兴起来？那是大豆油，又不是什么宝贝。

不过最有意思地还是崔永元一本正经地评论装大豆油的塑料桶的那几句话。他提到了塑化剂问题。塑化剂是台湾的用语，大陆叫做增塑剂。2011年台湾食品安全出过塑化剂问题，导致塑化剂这个台湾用语在大陆也广为人知，崔永元应该就是那个时候听说了这个词，现在想起了这个事件，然后就想到了塑料桶会不会存在塑化剂的问题。但是这是望文生义。第一，台湾塑化剂事件是把塑化剂非法添加到食品当中，代替棕榈油当做起云剂来用，并不是食品包装出了问题。第二，并不是所有的塑料都会用到塑化剂。塑化剂的作用是让塑料变得柔软，主要在生产聚氯乙烯这种塑料的时候使用。添加了塑化剂的塑料容器是不能用来装脂肪性食品的。用来装食用油的塑料桶通常有两种，一种是高密度聚乙烯，英语缩写HDPE，一种是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酯，英语缩写PET或PETE。这两种塑料都是不含塑化剂的。所以除非崔永元食品店卖的大豆油是三无产品，非法使用聚氯乙烯塑料桶，否则是不用担心塑化剂问题的。如果崔永元卖的食品连包装都不能保证用的是正规、合法产品，我们又怎么能相信他卖的食品是正规、合法的呢？

奇怪的是，崔永元的网店现在还在卖的哈萨克斯坦亚麻籽油也是用塑料瓶装的，怎么不怕塑化剂了？怎么就不担心“即使现在不存在，那么以后会不会有这种风险”了？这其实是崔永元把妖魔化转基因的思维方式用来妖魔化塑料桶了。妖魔化转基因食品是为了卖有机食品，妖魔化塑料包装是不是为了卖其他更昂贵的包装？现在市场上的食用油大都是用塑料桶、塑料瓶装的，难道是要吓唬大家去崔永元网店买天价油？如果塑料桶因为不能保证绝对安全就不能用，那么其他材料做的容器也不能用。例如崔永元现在在卖的小包装大豆油，是用玻璃瓶装的。但是生产玻璃的原材料有的是含重金属的，特别是使用了染色剂的玻璃，重金属会转移到食品中。那么崔永元怎么不担心玻璃瓶会不会存在重金属的问题？

2017.6.6

（经我确认的删节版以《科学家谈的也可能是伪科学》为题登在今天的《环球时报》。这里是全文。）

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清时近年来经常发表演讲，也经常因此引发争议。以前是因为他声称物理学研究结果验证了“佛法”，留下名言称：“科学家千辛万苦爬到山顶时，佛学大师已经在此等候多时了！”这几天则是因为他去北京中医药大学做题为《用身体观察真气和气脉》的演讲，介绍用自己的身体做实验研究“禅定”的结果。如果是一个老中医做类似的演讲，没有人会觉得奇怪，毕竟，中医药大学天天在讲“真气”、“气脉”。但是演讲人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曾经当过两所科技大学的校长，就引人注目了。批评者说他模糊了科学与玄学的界限，支持者说他进行的是“理性的科学研究”，赞扬他“秉持着以理性思维探知人类未知领域的科学精神，何错之有”。这些观点都没有说到点子上。

研究“禅定”这类冥想锻炼方式产生的生理或心理影响，不是玄学，而是属于生物医学研究范畴，国外科学家对此有很多研究，发表在严肃的科学期刊上。朱清时在研究中引用了丹麦科学家的一项关于冥想对大脑的影响的研究，虽然说法与论文有出入，但并非捏造。朱清时也说他是在做科学研究，用了大量的科学术语，但是自称做科学研究、使用科学术语并不等于其研究就具有科学性、就是“理性的科学研究”。现代科学研究是高度专业化的，研究者需要受过相关的学术训练，具有相应的研究资质。朱清时是化学家，本行是激光光谱学、单分子化学，与生物医学没有关系，他在这些方面的成就、因此获得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称号，并不能让他具有研究生物医学问题的资质。也就是说，当他跨专业来研究生物医学问题时，就成了大外行。他所谓的研究，其实就是一个外行的夸夸其谈。

偶尔也有科学家做跨行研究获得了学术成果甚至是重大学术成果，这是因为他们自学并掌握了必备的专业知识。朱清时在演讲中说他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学习与人体有关的医学和生物学知识，但是从其演讲内容看，显然学得不及格。例如，他在演讲中说人的大脑每分钟都会更换大约一百万个神经元细胞，但有点生理学常识的人都知道神经细胞是几乎不可再生的，是不可能时时更换的。又如，他说人体的每个细胞都与神经元的突触相连，这也是无稽之谈。狭义的突触只指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广义的突触还包括神经元与肌细胞、腺细胞等效应细胞的连接，但是人体的大多数细胞都与神经元无关：大家想想，我们血液里有很多细胞在流动，难道它们是带着神经元跑的？可见朱清时并不具有研究生物医学问题所必备的专业知识，而他对“禅定”、“真气”的解释正是建立在这些无稽之谈之上的，也就必然成了无稽之谈。

朱清时说他是用自己的身体做“禅定”实验观察“真气和气脉”，自己是实验对象，又是实验者，这就难免会有主观偏差，而科学实验要求的是客观性，例如他引用的丹麦科学家研究，人家可是用仪器来观察、测量冥想练习者的大脑的。朱清时所做的根本就不是实验，他只是在讲述自己的主观感受，甚至不能排除是他的幻觉。朱清时虽然当到了院士，却连科学实验的基本要求都还没领会。

朱清时“何错之有”？错在不具有研究资质、不掌握必备科学知识、不遵循科学方法，却声称自己是在从事科学研究，就成了在搞伪科学——所谓伪科学，就是把非科学的东西打上了“科学”的招牌。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科学家搞伪科学，要比其他人搞伪科学更容易迷惑人，所以也就更值得批评。

著名科学家在功成名就之后去搞伪科学，不是普遍现象，但是也时有耳闻，远的不说，最近的例子除了朱清时，还有电机系教授、台湾大学原校长李嗣涔研究“人体特异功能”、“鬼魂”，结构生物学家、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研究“量子纠缠神经生物学”。这些人可能都觉得自己赖以成名的专业太简单、太低级、太狭窄，想要让自己上层次，跨行玩玄乎的，然后就走火入魔了。虽然著名科学家通常最具有科学精神和科学素养，但是例外总是有的，公众要警惕，在听到玄之又玄、有迷信嫌疑的说法时，不要被“著名科学家”、“院士”之类的头衔吓住。

2017.6.13.

我于1995年年底在密歇根州立大学（MSU）毕业后，第二年由于大学同班同学在密歇根的森林里聚会，顺道回了一趟母校，此后的二十一年就未再有这样的机会。我的导师今年5月退休，学生们相约在6月初给他举办一次退休晚会，于是我又借机回校了。

1990年我准备到美国留学时，MSU并不是第一选择。录取我的学校中我的第一选择是布朗大学。但是那一年教委发布新的留学政策，故意刁难，护照没能及时办下来，布朗大学校方答复不能推迟入学，只好放弃了。给我全额奖学金的还有MSU、匹兹堡大学、塔夫茨大学、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都很通情达理地允许推迟到第二年冬季入学，反而不知道该选择哪一所好。那时候可不像现在可以在网上狂搜一番信息，可资参考的只有申请入学时校方寄来的宣传册，还有一本外文书店影印的、台湾出的美国大学专业排名，里面生化专业的排名MSU居然进了前十名，也不知是谁评的、哪个年代的事。写信向已在匹兹堡大学就读两年的学姐请教，回信也是含糊其辞：这些学校都差不多，去哪一所都不错。2006年，《MSU校友杂志》（MSU Alumni Magazine）采访我，问我为什么最终选择到MSU，我回答说：“因为它的分子和细胞生物学很强。而且，宣传册上的校园风景照看上去很吸引人。MSU对我来说就是一座象牙塔。我在MSU的5年度过了我一生最美好的时光。”

现在重返校园，依然觉得校园比风景照更美。本科生已经放假，空荡荡的校园变成了一个大公园。红杉河（Red Cedar River）穿越校园，把校园分成了两半，一边是实验室、教室、宿舍、体育场，一边是行政楼、图书馆、国际中心、活动中心（Union）、书店，河流成了校园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上学时经常要穿越，从不同的桥梁经过，风光也不同。但我现在看到的风光，和二十多年前看到的并没有什么差别。行政楼前河边草地上，还是一群群野鸭、大雁、松鼠在或坐或躺的学生们之间穿梭、讨食，被养得胖乎乎的。作为学校象征的钟楼、斯巴达人像、图书馆、橄榄球场、篮球馆还是那个样子，我当年工作过的生化大楼，住过的欧文研究生公寓、斯巴达村，玩过的沃顿表演中心、月季园、园艺系展览花园、树木园、森林，消费过的冰淇淋店（有40多种口味）、学生书店、北京快餐、花生酒桶酒吧、塔可钟墨西哥快餐店、麦当劳（和别的麦当劳不同，墙壁涂成了绿色和白色——MSU的代表色），也都还在。中国人口头上爱讲文化传统，中国大学更喜欢乱拜祖宗硬把自己搞成百年老校甚至千年学府，而实际上中国大学对历史传承的重视还远不如美国大学。中国大学的校园，几年不去就面貌全非了，不能像现在这样，走在熟悉的道路上，看着熟悉的景象，仿佛回到了二十多年前，不至于让自己成为陌生人。变化当然也有。最大的变化是新建了一个现代美术馆，回旋加速器也正在大幅度扩建。还有一些小的变化，例如生化系改叫了生化与分子生物学系，系里的教授只有几个还认识，原来的实验室也早已易主——不过实验室里我使用过的实验台、通风橱、黑板，甚至挂钟，都还没换。我正在当年日夜奋战的实验台前感慨，在实验室里干活的一个中国留学生认出我来，过来和“师兄”合影，其实我们并非一个导师，而且相差一代了。

我们这一代留学生初到美国时感受到的巨大反差，是现在的留学生难以理解的。首先是财务的自由。说一个学生有财务自由似乎很可笑，但是要知道我在国内上大学时父母一个月给的生活费是40～80元人民币（刚入学时是40元，毕业时因物价上涨也跟着涨到80元人民币），每一顿饭菜都要精打细算，而MSU给的奖学金扣除了学费后，一个月拿到手还有一千美元，这百倍的差距，让人顿时有了成为大富豪的幻觉，至少生活有了基本保障，不用再担心吃了这顿没下顿了。由于中美有税法协议，中国留学生的奖学金不用交所得税，手头比美国学生还宽裕。其次是思想的自由。国内上学时前三年要上政治课，虽然大部分都逃掉了，但是考试是逃不掉的，而每周半天的政治学习也是逃不了的。毕业那年因情况特殊更是集中学习、检讨、交代思想根源。到了美国，自然没有人要控制你的思想、言论。在MSU读书期间互联网兴起，我开始在网上发言、建网站，从不用担心会被FBI请喝茶。第三是生活的自由。单身一人在海外，没有养家糊口的压力，没有七大姑八大姨的骚扰，学校里的人际关系简单，特别是在一个只有几个人的小实验室，没有竞争，其乐融融。博士生课程轻松，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实验室，而且可以自己安排作息，中午才去实验室，待到半夜离开，生化实验通常有两三小时等待时间，还可乘机去图书馆翻阅藏书、学校电影院看电影、沃顿中心听音乐会，日子过得逍遥自在。

有这三大自由，所以我认为在MSU的5年度过了我一生最美好的时光。当然这段时光并不是用来享受的。我的学术训练在那5年开始和完成。在导师退休晚会上，每个学生送给导师一段话，我写的是：“我刚到美国的时候，虽然毕业于中国一所顶尖大学，但对科学的性质几乎一无所知。是扎克言传身教地教我什么是科学和怎么做研究。帮助中国公众理解科学现在成了我的工作，因此在美国一个实验室点燃的火炬已传到了中国。扎克是一个激励人心的导师！”（When I came to the US, although graduating from a top university of China, I knew little about the nature of science. It was Zach that taught me what science is and how research works, both by his words and actions. Now it has become my job to help the Chinese public to understand science, so the torch, ignited in an American lab, has been passed to China. Zach is such an inspiring mentor!）

这么说并非夸张。在中国科技大学的五年，在课堂上学了很多科学知识，受到了数理思维训练，所以我们戏称之为南七技校（南七是中国科大所在的地名），但并没有受到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的教育和训练，反而受到了伪科学思潮的影响。上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中国高校普遍迷信“特异功能”，中国科大是重灾区：不少教师、包括著名教授沉迷于研究特异功能，有一届的全国特异功能大会就是在中国科大召开的；校园里常有“大师”来办班教气功，甚至还在大礼堂做“带功报告”，把台下众多师生催眠得手舞足蹈。在这样的氛围中，我在低年级时也是很相信特异功能、气功的，到高年级时不信了，成了少数的怀疑派，那也是自学的结果（主要是看了国外一些科学哲学著作和否定神秘现象的研究），跟学校教育没有关系。现在国内高校的情形要比当时好，但也未必有根本的改观。在我离开中国科大以后，那里还出了一个信佛的校长，宣扬量子力学验证了佛学，其名言是：“科学家千辛万苦爬到山顶时，佛学大师已经在此等候多时了！”这几天这个前校长又在讲“禅定”、“体验真气”、“打通中脉”、“神经元细胞每分钟更换一百万个”，有这种反科学的科技大学校长，怎么指望学生懂科学呢？

我到了美国以后，从导师那里学会了怎么设计对照实验、控制实验变量、分析实验结果、提出假说和模型，才对科学、科研的实质有了深刻的理解和切身的体验；每周一次的实验室会议，更是一次批判性思维锻炼。这就是小实验室的好处，几乎天天与导师有交流、受熏陶，有时他甚至还手把手教我做实验。系里每周还有一次报告会，主要是请校外教授来讲，在开阔眼界的同时，也体会到了在国内难以想像的学术自由和平等。偶尔会有诺贝尔奖获得者到系里做报告，从没觉得他们高高在上，他们讲完了一样有听众举手提出疑问。不像现在，经常见到国外诺贝尔奖获得者成群结队去中国大学捞钱，享受着师生们天神般的崇拜。

我以前曾经说过，中国大学现在像公司，我们那个时候则像集中营。在集中营里生活，和朝夕相处的同学们有感情，对学校则没有，从没想过要特地回去看看，去了也只会觉得那是个陌生的地方。美国大学则是象牙塔，在走向社会，饱经沧桑之后，象牙塔里的生活更让人怀念，虽然那种纯洁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在心中却显得越来越神圣。

2017.6.9.

附：2006年《MSU校友杂志》的采访

斯巴达人简介（注：斯巴达人为密歇根州立大学象征）

方是民：学术道德警察

《MSU校友杂志》（MSU Alumni Magazine）2006年秋季刊

中国高等教育已被伪科学、造假和不端行为所困扰，直到有一位密歇根州立大学（MSU）校友决定对此做一点事情。2000年，在圣地亚哥生活的1995年博士方是民开始在其有关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网站新语丝上揭露肇事者。这个网站逐渐成为了为学术道德而战的旗舰，并受到媒体的广泛报道，其中包括国际期刊《科学》和《自然》。“因为许多中国报刊都上网了，我能够轻易地获得中国的信息，”以方舟子为笔名的方解释说，“我们至今已揭露了500多起案例。我想形势正在好转。”在这些案例中，包括教授伪造履历，窃取别人的研究成果，剽窃文章和书籍，有些还捏造研究成果。起初中国官方对此反应缓慢，反而去屏蔽是民的网站。“但是现在中国政府至少承认确实有问题……并发布了几项规章，”目前在北京担任科学作家和专栏作家的是民评论说。是民出生于福建省沿海小城云霄，毕业于安徽合肥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USTC）。该校当时有个绰号叫“美国培训中心”（United States Training Center），因为其毕业生毕业后将到美国深造。于是，是民选择了MSU，因为它的分子和细胞生物学很强。“而且，宣传册上的校园风景照看上去很吸引人。”他补充说，“MSU对我来说就是一座象牙塔。我在MSU的5年度过了我一生最美好的时光。我的导师扎卡里·伯顿博士是个好老师、好朋友。”他和同学王朝晖一起在MSU创建了中文诗歌小组。1995年，MSU音乐博士生加里·纳什为是民的一首诗《最后的恋曲》谱曲。“我的朋友罗舒冬在她的毕业演唱会上演唱了这首歌，”是民回忆说，“那是我在MSU最感自豪的一刻。”

SPARTAN PROFILES

FANG SHI-MIN: ACADEMIC INTEGRITY COP

Fall 2006 MSU Alumni Magazine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has been beset by pseudoscience, fraud and misconduct, until an MSU alumnus decided to do something about it. Fang Shi-Min, Ph. D. ’95, living in San Diego in 2000, began exposing the offenders in his personal web site about Chinese culture and literature, New Threads (xys.org). The site eventually became the flagship in the fight for academic integrity and received widespread coverage from the media, including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s Science and Nature. “I could easily get information from China because many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were online,” explains Fang, who used the pseudonym Fang Zhouzi. “We have exposed more than 500 cases so far. I think the situation is getting better.” Among them were professors who falsified resumes, who claimed credit for research they did not conduct, who plagiarized articles and books, and in some cases, who faked research. At first Chinese officials were slow to react, choosing instead to block Shi-Ming’s web site. “But n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t least admits there are problems . . . and has issued several regulations,” notes Shi-Ming, currently working in Beijing as a science writer and columnist. A native of Yunxiao, a coastal town in Fujian Province, Shi-Ming graduated from the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USTC), Hefei, Anhui Province, a school that was nicknamed “United States Training Center” because graduates pursued further degrees in the U.S. Accordingly, Shi-Ming chose MSU because of its strength in molecular and cell biology. “Also, the pictures of campus scenery in the brochures looked very attractive.” He adds,“MSU is an ivory tower to me. My five-year stay at MSU was the best time in my life. My mentor, Dr. Zachary Burton, is a good teacher and friend.” He and fellow student Zhaohui Wang co-founded a Chinese Poetry Group. In 1995, Gary Nash, a doctoral music student at MSU, composed a song based on one of his poems, The Last Love Song. “It was sung by my friend Shudong Luo at her graduation recital,” recalls Shi-Ming.“That’s one of my proudest moments at MSU.”

据云南网报道，4月1日下午，云南省元谋县黄瓜园镇牛街村冯少华家人和亲属14人在就餐时，煮食草乌炖肉，导致14人中毒，其中有2名中毒者经抢救无效死亡。云南民间有吃草乌、附片等含乌头碱草药炖肉的习惯，经常发生因此中毒乃至死亡的案例，触目惊心。这是今年云南网报道的第三起草乌中毒事件。此前有关草乌中毒的报道也不少，可谓云南网的特色。例如云南网在2016年11月9日报道云南省疾控中心提供的信息，当年云南已发生食用草乌中毒事件20余起，导致4人死亡。但是云南网在2016年11月21日报道昆明市疾控中心统计，自当年10月以来，光是昆明一地就已经发生了食用草乌、附片中毒25人。2015年9月8日，云南省宾川县一村民邀请亲朋食用草乌炖猪脚，导致27人出现中毒症状，其中6人抢救无效死亡，是近年来最严重的一起。2015年11月24日云南云安集团董事长苏云安去世，当时媒体也报道是因为吃草乌中毒抢救无效。

草乌是毛茛科植物北乌头的干燥块根，类似的还有川乌，是另一种毛茛科植物乌头栽培品的干燥块根，其子根则称为附子。草乌、川乌和附子都是很常见的中药，都含有乌头碱等剧毒成分。乌头碱毒性大到什么程度呢？物质的毒性大小毒理学上常用半致死量表示，也就是让一半的实验动物死亡的量，量越大则毒性越低。如果用小鼠做实验，口服乌头碱的半致死量是1毫克/千克体重，食盐是4000毫克/千克体重，可以说乌头碱的毒性是食盐的4000倍。对人而言，乌头碱的最低致死量是0.028毫克/千克体重，对一个体重60千克的人来说，口服1.6毫克乌头碱即可致死，而氰化钾的致死剂量是50～200毫克，所以乌头碱比氰化钾毒性大得多。

乌头并非中国特产，国外也有。它的致命毒性在国外古代就已经被认识到，有时被称为“毒药女王”。传说“埃及艳后”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就是用乌头毒死她的兄弟的。乌头碱中毒的症状类似于心脏病发作，以前体内的乌头碱没有办法检测，乌头下毒在西方国家就成了谋杀的完美方式，在现实生活和小说中经常出现。一个著名的案例是，1881年，在英国行医的美国医生乔治·拉姆森为了争夺遗产，用乌头毒死了他的小舅子。他在医学院学到乌头中毒是没法检测出来的，他不知道的是，他毕业以后法医已发现了一种笨办法来检测乌头中毒：用舌头品尝受害者体液的提取物，看看有没有乌头特殊的味道和刺激性。现在当然可以用化学手段检测体内乌头碱了，但即便如此，国外仍时不时会发生用乌头杀人的案件，例如2009年同样是在英国，一个印度裔女人把乌头掺进咖喱中，毒死了她的前男友，他的未婚妻则很幸运地被抢救过来。

国外的毒药，在中国却被当成补药。中国某些地方频频发生的乌头中毒事件，与国外的不同，中毒者都是主动吃的，这是因为中医认为乌头有“祛风除湿、散寒止痛”的功效，民间就流行用草乌炖肉来进补。“祛风”、“除湿”、“散寒”都只是主观臆想，只有“止痛”是可以验证的，乌头碱的确也有“止痛”的功效。号称治疗跌打损伤的中药几乎都会用到草乌、川乌或附子，而且用的人都觉得效果不错，就是因为乌头碱具有镇痛、麻醉作用。

乌头碱能镇痛，是因为它能阻隔神经冲动的传导。神经冲动的传导与神经细胞膜的电位变化有关。在静止电位时，细胞膜外的钠离子浓度比膜内的高。当细胞受到刺激产生兴奋时，膜上的钠离子通道打开，钠离子从膜外大量地流入膜内，导致膜内正电荷迅速增加，电位急剧上升，这叫做“去极化”。然后钠离子通道关闭，阻止钠离子进入膜内，而钾离子通道打开，让膜内的钾离子流出到膜外，导致膜内电位急剧下降，这叫“复极化”。这个过程沿着膜传导，就产生了神经冲动。而乌头碱可与钠离子通道结合，让钠离子通道一直开着，一直处于“去极化”的兴奋状态，没法“复极化”，神经冲动就没法传导。在剂量很小时，只是局部的神经末端受影响，能缓解疼痛，进而出现麻痹、瘫痪。心脏的心电传导也会受到影响，出现传导阻滞、心律不齐。所以剂量到一定程度，中毒者将因为呼吸麻痹、心搏骤停而死亡。

2013年，香港卫生署查出云南白药含有乌头碱，将其下架。国人才首次知道，被列为“国家保密配方”的云南白药原来也含有这种剧毒成分。之后云南白药根据国家药监局《关于修订含毒性中药饮片中成药品种说明书的通知》的要求修改说明书，修改后的新版说明书上标注为：“本品含草乌（制），其余成分略。”也即正式承认了云南白药中的确含有毒性中药成分，而其他的成分则仍然“保密”。

其实云南白药的成分也只是在国内保密。云南白药出口到美国，虽然主要是卖给美国的华人，但是并不享有不标明成分的特权。所以在美国卖的云南白药都是公布了成分的，包装上特地贴有成分标签，但是里面并没有写明有“草乌”。不知是因为卖到美国的云南白药改了配方把草乌去掉了，还是虽然含有草乌但是却隐瞒不写？云南白药不是作为药物、而是作为保健品进入美国的，作为保健品不能有明显的毒性，如果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知道云南白药含有乌头碱，那么会和香港卫生署一样，是不会允许销售的。

针对云南白药含有剧毒成分的指责，云南白药集团表示，“云南白药药品配方中所含草乌（制）通过独特的炮制、生产工艺，在加工过程中已使乌头碱类物质的毒性得以消解或减弱，产品安全有效。”乌头碱水解后，其毒性的确会降低，有研究称能降低上百倍。但是乌头碱毒性本来就极强，即使其水解产物的毒性降低上百倍，毒性仍然不容小觑。草乌的药性依赖于乌头碱类物质的毒性，如果像云南白药集团声称的其毒性已消解，那么其药性也随之消解，又何必使用草乌呢？

云南白药集团声称云南白药“安全有效”，“未监测到严重不良反应”。实际上，因使用云南白药出现严重不良反应的临床报道并不少见，有的就与乌头碱中毒有关。例如，2003年，广州暨南大学华侨医院发生一起与云南白药中毒有关的抢救无效死亡的案子。广东省医学会在给法院的回函中，明确指出患者出现的是乌头碱中毒症状。2006年出版的《中药毒性手册》就有云南白药可引起窦性心动过缓、I度房室传导阻滞的记载，依据的是1979年的报道。当时云南白药含草乌一事还未曝光，未说明这是乌头碱中毒引起。虽然云南白药的说明书说“刀枪跌打诸伤无论轻重出血者用温开水送服”，不过通常云南白药只是外用，口服的不多。与口服相比，外用当然风险降低了，但是乌头碱仍然能通过伤口进入体内，引起中毒。即使没有伤口，乌头碱也能透过皮肤进入体内。

对乌头碱中毒并没有解药，一般只是根据症状进行支持性治疗。有人想到，既然乌头碱的中毒原理是与钠离子通道结合，让钠离子通道一直开着处于“去极化”状态，那么那些能够阻遏钠离子通道抑制“去极化”的药物，例如利多卡因，不就可以用来治疗乌头碱中毒了？据报道这种治疗的效果不错。民间传说用甘草、绿豆汤能解乌头中毒，是没有科学根据的，依据只是《本草纲目》上说甘草、绿豆能解毒，如果这也能算依据，《本草纲目》还说猪屎能解一切毒呢，怎么不用猪屎？国外医学界的建议是，如果发生了乌头中毒，在等待救护期间，可以服用单宁酸、活性炭吸附毒素减少吸收，并服用含咖啡因的饮料刺激心脏。这总比吃甘草、绿豆或猪屎要合理得多。

乌头碱的治疗剂量和中毒剂量的界限模糊，而且草乌、川乌、附子中乌头碱的含量变化很大，炮制效果难以确定，这些都使得草乌、川乌、附子的使用充满了风险。不仅把乌头当菜吃会引起中毒，当药吃也会引起中毒。据香港卫生署报道，香港每年都有十几、二十例乌头碱中毒案例，都是因为服用中药引起。如上所述，这些中药乃是通过暂时阻隔神经冲动传导来起到镇痛、麻醉作用的，属于治标不治本，并不能真正治疗疾病。古人在没有更好的药物可用时，为了缓解疼痛的折磨，明知乌头、附子有毒也不得不使用。我们现在有了更好、更安全的镇痛药，又何必冒死用乌头呢？

2017.4.4

（《科学世界》2017.5）

崔永元的非转基因食品网店在预热了半年之后开张了。这家店不仅用崔永元的头像作为标识，而且崔永元还是主要股东，担任监事会主席，据称由他行使食品上市前在安全、健康关上的一票否决权，在食品安全上，宁可错杀一千也绝不放过一个隐患。人们对它的第一印象都是太贵了，一斤蜂蜜卖760元，一只鸡卖300元，一斤牛肉卖124元，一斤大米卖31.6元……

售价最高的是“意大利班娅庄园特级初榨橄榄油经典系列”，一瓶250ml的橄榄油售价780元。有媒体将这款橄榄油跟京东商城卖的橄榄油做了对比，在京东商城中，同等容量价格最高的一款橄榄油售价约为176.5元，而最便宜的一款售价为13.5元，崔永元卖的橄榄油的价格约为其4到58倍。崔永元见了这篇报道大怒，一面不停地骂该记者是“孙子”，一面辩解说：“它不知道橄榄油更高档还有3000元一瓶的，所以瞎折腾。就像大多数中国人一辈子只吃一种盐，而外国人十种八种都不新鲜。”

崔永元说的也有些道理。同一种食品，由于产地、质量、风味、品牌等因素的差异，价格可以差别很大，所以不同款的同一种食品是不好对比的。我们应该对比的是同款食品的售价。崔永元卖的这款橄榄油是从意大利原装进口的，在这家意大利公司的网站上也有销售，不过它只卖500毫升装，售价29欧元，折合人民币220元。如果我说250毫升装的售价是其一半，崔永元肯定不乐意，因为小瓶装通常要卖得贵一点。我再仔细搜索，发现这家公司有250毫升装的橄榄油出售，不过是套装，是3种特级初榨橄榄油合在一起出售，三瓶售价57欧元，折合人民币440元。假定崔永元不是按批发价，而是按零售价进货的，初榨橄榄油的关税是10%，增值税13%，海运费摊下来一瓶撑死了10元，这样一套三瓶到岸成本大约570元。崔永元是把三瓶拆开了卖的，三种每瓶分别卖740元、760元、780元，合计2280元，刚好是成本的4倍，利润300%。如果崔永元是按批发价进货的，利润当然还要高。崔永元这家网店的实质，就是为粉丝做超高利润的代购。这么高的利润，算是向其粉丝收取的智商税。

要让粉丝乖乖交这么高的智商税，光是吹嘘自己的产品如何好还不够，还要吓唬消费者别的产品如何有害。卖有机食品的人最擅长的是恐怖营销。以前主要是散布说常规农产品用了化肥、农药多么有害，现在则是把矛头对准转基因食品，说转基因食品含有不明病原体，吃了会让人断子绝孙，会让人得癌症，等等。但是光是这么说还不行。在中国转基因食品是有标识的，不敢吃的人并不是没有选择，不买有转基因标识的食品就是了。所以还需要造谣说转基因作物滥种多么严重，没有转基因标识的食品很可能也是转基因的，只有到崔永元的网店花大价钱，才能保证买到非转基因食品。

这正是崔永元近三四年来一直在做的，第一说转基因食品非常有害，第二说转基因作物滥种非常严重，都是为推销天价非转基因食品做铺垫。以前人们就怀疑崔永元反对转基因有商业目的，崔永元曾经反驳说：“那些说我反转基因就是为了卖食品的，我觉得他们转基因吃多了。”现在他自己就证明了转基因吃多了的人是早就看穿了他的。崔永元的这家店一开始就是以反转基因作为卖点，连目前没有转基因品种的食品，比如说小米，也要宣传是非转基因的。但是这违反了我国有关法规。根据农业部的规定：“对我国未批准进口用做加工原料、未批准在国内进行商业化种植，市场上并不存在该转基因作物及其加工品的，禁止使用非转基因广告词；对我国已批准进口用做加工原料或在国内已经商业化种植，市场上确实存在该种转基因作物和非转基因作物及其加工品的，可以标明非转基因但禁止使用更健康、更安全等误导性广告词。”国家工商总局也有类似的规定。不知道是不是被工商部门找上门还是因为别的原因，崔永元网店开张几天后，除了大豆油还标注非转基因，其他商品的非转基因字样全都删去了。

但是如果因此以为崔永元放弃了妖魔化转基因的营销策略，那就太天真了。其网店不敢再公然做妖魔化转基因广告了，崔永元本人在各种场合仍然通过妖魔化转基因来推销其食品。崔永元现在还残余的粉丝，都是对转基因怕得要命的，好像吃一口转基因食品人整个就要不行了，不向他们宣传转基因食品多么有害，不保证只卖非转基因食品，怎么能让他们乖乖缴纳智商税买天价食品呢？

2017.5.24.

崔永元被有些人说成是中国第一电视主持人。网上有个叫李铁的，曾经在《南方周末》当评论员，自称中国第一评论员。最近这两个第一人因为转基因的事吵了起来。李铁的妻子得胃癌去世，崔永元发了一条微博说：“建议你今天别吵吵了，静下心来悼念一下因胃癌去世的妻子。也可以想想，她的离去是否和总吃转基因有关？”崔永元的意思很明显，吃转基因食品有可能让人得癌症，所以如果有人因为得胃癌去世了，就要想想是不是因为吃转基因食品引起的。

我国是胃癌大国，每年有大约68万人新发现得了胃癌，占全球病例的一半左右。有些胃癌病例的发生，跟长期吃含有致癌物的食品有关。例如我以前介绍过，蕨菜中含有致癌物，喜欢吃蕨菜的人，患胃癌的风险比较高。但是在医学界，并没有人把转基因食品列为胃癌的危险因素，这是崔永元的重大发现。癌症的发生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现代医学还没有把食品中所有的致癌物都找出来了，说不定崔永元有特异功能，抢在世界卫生组织之前发现了新的致癌物呢？在逻辑上这种可能性当然永远存在，但是在实际上有没有可能呢？

要证明一种物质能够致癌，有三种办法。一种办法是在体外培养细胞，在培养液里加入这种物质，看是不是会让细胞发生癌变。还有一种办法是做动物实验，给动物喂食该物质，看会不会让动物得癌症。第三种办法是做流行病学的调查，对比长期吃某种物质的人群和不吃这种物质的人群，看看长期吃的人得癌症的比例是不是更高。但是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转基因食品能致癌。转基因食品在上市前都要做动物致癌实验，证明转基因食品不会让动物得癌症，才会被批准上市。反对转基因的人喜欢引用的一项研究是几年前法国有一个研究小组给小白鼠吃转基因玉米，最后发现这些小白鼠得肿瘤的比例比较高。这个研究是拿有机食品公司的钱做的，实验设计和结果都经不起推敲，论文已经被撤销了，是不能用来做为证据的。

退一步说，如果转基因食品能致癌，那就是因为里面含有同类非转基因食品所没有的特殊致癌物。转基因作物转入了一个或更多个基因，和同类非转基因作物相比，是会产生新物质的，那么这种新物质有可能致癌吗？目前普遍种植的转基因作物品种只有两种，一种是抗虫的，一种是抗除草剂的。抗虫的转基因作物转入了一种抗虫蛋白的基因，抗虫蛋白对鳞翅目的昆虫有毒性，对其他动物包括人类是十分安全的，人吃了抗虫蛋白会把它消化掉，它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更不可能致癌。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转入了一种酶的基因，这种酶对除草剂草甘膦具有抗性，但是同样对人体无害，它被人吃下去后会像其他蛋白质一样被消化掉。

所以，现有的转基因作物是不可能产生特殊的致癌物的，在理论上可以证明不会让人致癌。反转基因人士就转而攻击除草剂草甘膦。目前种植最多的转基因作物是抗草甘膦的作物，用草甘膦除草不会伤害作物。世界卫生组织旗下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把草甘膦列为可能的致癌物，反转基因人士就以为抓住了什么把柄，例如崔永元就动不动把草甘膦的危害说得十分恐怖。但是因为草甘膦被列为可能的致癌物，就说吃转基因食品会让人致癌，是经不起推敲的。第一，草甘膦属不属于致癌物，是很有争议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将它列为2A类致癌物，意思是它很可能是人类致癌物，但是欧洲食品安全局、美国环保署都认为它不会致癌。第二，即使草甘膦有可能致癌，也和剂量有关系。并不是说一种东西能致癌，就一点都不能接触，还要看接触的量和时间长短。美国环保署考虑了最坏的情形，一个人一辈子都只吃使用过草甘膦的食品，而且草甘膦的残余量达到允许的最大值，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不会致癌。第三，草甘膦是使用最多的除草剂，不仅转基因作物在用，非转基因作物也在用。中国并没有种植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但是中国草甘膦的用量很大。如果像崔永元设想的那样，作物只要使用过草甘膦，不管有没有残余，都能致癌的话，那么不仅使用过草甘膦的转基因作物不能吃，使用过草甘膦的非转基因作物也不能吃。

如果草甘膦真的像崔永元说的那么恐怖，首先要做的是禁用草甘膦，而不是转基因作物。打一个比方，转基因作物和非转基因作物都要施肥，如果哪一天发现大家都在用的某种肥料有害，那么是应该禁用这种肥料，还是禁止转基因？答案不是很明显吗？所以用草甘膦安全性的争议来攻击转基因，是非常荒唐可笑的。别看崔永元嘴上把草甘膦说得非常恐怖，他自己恐怕就不相信。他新开的食品网店贴出的农残检测报告，号称检测了200多种农药，里面居然没有草甘膦。难道崔永元就不担心他那些交了天价智商税的客户因为吃了草甘膦残余得胃癌？

2017.5.27.

一个自称“雷公太极”的所谓太极宗师，和一个练习综合格斗的运动员打擂比武，结果不到20秒就被打倒了。这事这一阵子在网上很轰动，很多人都在嘲笑太极拳不堪一击。那么怎么看待太极拳呢？

这个所谓“雷公太极”以前其实不是练太极拳的，自称最开始学过散手、摔跤、跆拳道，后来打不过一个太极拳运动员，就改学了太极拳。有一天突然号称就悟了，自己创了一个太极门派，当起了太极宗师，收徒弟一年学费要10万。但是我看他跟人打架的视频，从他的步法、身法看，就知道他其实没有认真学过太极拳，平时爱吹牛吹得自己也信了，属于自己骗自己。现在自创太极门派，自诩太极宗师的，都是欠揍的。

所以这个人是代表不了太极拳的，他连太极拳的门都没摸到，不是太极高手，更不要说是什么太极宗师了。那么太极拳有没有实战价值呢？这个要看你怎么定义实战了。如果是指参加职业格斗比赛，大概是不行的。要参加职业格斗比赛，需要在体育科学、营养学等科学学科的指导下做高强度的体能和实战训练，而练太极拳的人都是业余的，并没有这种训练条件。这是职业和业余之间不可避免存在的差距。但是如果实战是指打败普通人，还是可以的。我上大学的时候跟一些太极高手处过一段时间，亲眼见过他们打败那些来挑衅、认为太极拳打不了人的人。

但是练太极拳的目的不是为了去参加格斗比赛，也不是为了打架斗殴。认为练好了太极拳就能打遍天下无敌手，就能成为当代杨露禅，那是武侠小说看多了。在现代社会，练太极拳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锻炼身心，它是一种很有特色的锻炼方式。自从上个世纪60年代太极拳被一个叫郑曼青的太极大师传到西方以后，国外医学界对太极拳有大量的研究，能搜到的英文论文就有好几百篇，研究发现练太极拳的确对身体和精神都有一些好处，例如增强身体平衡能力，增强下肢的肌肉，防止老年人摔倒，增强老年人认知能力，减少心血管疾病风险，帮助睡眠，增进心理健康等等。

有人说，如果要锻炼，那还不如去练体操。如果按这种逻辑，我们也可以说，练体操还不如去跑步、打球、举重……其实不同的锻炼方式各有特色、各有用途，并不是非此即彼、可以互相排斥的。太极拳作为一种锻炼方式，有其缺陷，例如对上肢肌肉的锻炼效果不佳（所以太极拳打得好的人都很注重用别的方法锻炼上肢肌肉。我的太极拳老师教我时已年过七旬，但仍然每天早上持一根铁棍耍一百趟太极大杆），但是也有其它锻炼方式不具有的优势，例如它的动作优雅而富有变化，不像体操那么那么单调，练起来有趣味，容易坚持。它还是一种身心锻炼方式，练的时候要注意意念、呼吸，能让精神放松，练完了不仅不累，还会感到很舒服。

太极拳除了套路，还有一种特殊的练习方式，即两人对练的推手。通过推手学会对力的感觉，学会通过放松肌肉和转动关节来化解力量、抓准着力点借力打力把对方推出或击倒，可以帮助练好套路，也是一种贴身缠斗的练习。推手是一种很有趣味的竞技，也有一定的自卫防身用途。推手的技击作用是被体育科学证明了的。例如用生物力学的方法可以测出太极高手的确是通过微妙地调整身体来化解力量。当然，推手不是自由搏击，就像摔跤不是自由搏击一样，它们都是具有一定的技击作用又是在规则限制下的竞技。

所以，对太极拳没有必要神化，也没有必要贬低，把它都说成是骗人的。中国传统武术里头有很多骗子，太极拳也不例外。不过由于太极拳有推手这种特殊的竞技方式，所以要比其他武术门派更容易分辨真假。如果一个自称太极宗师的人不会推手，或者只跟徒弟表演推手，不敢跟别人推手，那么不管他怎样吹嘘，都是假的。会推手的人是不怕跟任何人比试推手的。

太极拳并不神秘，太极推手有力学和生理解剖学的道理，不存在什么太极内功。我以前遇到的太极高手都不讲内功，问的话都说不懂、不会。如果有人自称会太极内功，不要相信，反而要更加警惕是不是遇到了江湖骗子。

2017.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