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博客

中国营养学会最近发布了2016年版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不久前美国农业部也发布了最新版《美国人膳食指南》。中国人、美国人都是人，身体对营养的需求，食物中有害成分对身体的危害，都是一样的，所以不管是哪个国家制定的膳食指南，如果是根据科学研究成果做出的，有充分的科学依据的，那么应该都是差不多的。有的人总喜欢把中国人当成特殊物种，以为中国人的身体和外国人不一样，这是很荒唐的。这些人别忘了，美国人当中也包括很多华人，《美国人膳食指南》对美国华人也是适用的，而不是说让这些华人去找中国的膳食指南。

虽然总的营养原则是一样的，但是各国有自己的饮食习惯、条件，在制定膳食指南时有所差别，这是可以理解的。比如，《美国人膳食指南》建议一天喝相当于三杯牛奶的奶制品，一杯大约是240毫升，也就是国内市场上一袋常温奶的量，就是说，按美国膳食指南，一天要喝三袋奶，这对一般中国人来说是很难做到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只是建议一天喝300克牛奶，也是一袋牛奶的量，只是美国膳食指南的三分之一，这就是根据中国饮食习惯、饮食条件做的变通，可以理解。但是它不是推荐大家每天有一餐喝一袋奶，而是每餐喝100～120克，大致相当于三分之一袋，就是说每餐开一袋奶全家分着喝，未免太贴心了。此外，因为牛奶喝得少，还应该建议需要注意从别的食物补充钙，例如吃用碳酸钙或氯化钙点卤的豆腐，和用钙强化的豆奶等。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还有些建议也很不合理。它把谷物和甘薯、土豆归为一类，叫做谷薯类，这是独创的。甘薯、土豆虽然含淀粉也比较多，但是在营养成分方面和谷物是有很大差别的，通常是把它们归为蔬菜。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这么归类，可能是为了提倡把土豆当主粮的政策需要。问题更大的是它对谷薯类的推荐量，一天是250～400克，其中薯类50～100克，也就是说，谷物的推荐量是一天150～350克。对谷物要尽量吃营养较丰富、对健康有益的全谷物。那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对全谷物是怎么推荐的呢？它推荐的是一天吃全谷物和杂豆类50～150克。把豆类和全谷物放在一起也是很奇怪的，我们且不管这一点，不考虑豆类，就把50～150克都当成全谷物好了，这样和谷物一天的推荐量150～350克相比，全谷物占的比例的下限是七分之一。《美国人膳食指南》建议，一天吃的谷物中全谷物至少应该占一半，与之相比，《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的全谷物的量低得不可思议。谷物吃得太多，全谷物吃得太少，增加了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的风险，是很不健康的。

最新版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新推出了一个“中国居民平衡膳食餐盘”的图表，是从美国膳食指南的餐盘图表山寨过来的，山寨的时候改成了中国特色的太极图，这一改就改出问题了。美国膳食指南的餐盘是把一个圆盘画两条垂直的直线，分成四部分，往上面放谷物、蛋白质、蔬菜、水果四大类食物，其中谷物、蔬菜放得略多一些，这个量的多少非常直观。《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把中间的等分直线改成了太极图，量的多少就不是那么一目了然了，但是也看得出谷薯类和蔬菜类远远多于蛋白质类和水果，前者是后者的两倍还多，这就不合理了，不像美国膳食指南的餐盘那么均衡了。

上述是根据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最新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大纲做的评论。我还想看看全文里面还有啥猫腻，发现并没有电子版供下载，而是要去订书。中国营养学会还据此办培训，每人交2千元。能把国民膳食指南搞成牟利的工具，全世界独此一家了吧？

中国营养学的研究水平是非常差的，并没有能力做出重大的发现，只能是山寨国外的成果，还要乱改。而且，中国某些著名营养学家的学术道德是很成问题的。我以前就批评过，中国营养学会现任理事长居然认为吃胶原蛋白可以补充胶原蛋白，为胶原蛋白保健品站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不如直接就把美国膳食指南拿来用，而不要相信中国这些营养学家的山寨版本。

2016.5.30

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一个美国人发的讽刺奥巴马总统的图片，大致意思是，现在恐怖主义这么猖獗，奥巴马不为反恐而战，却为男人进女厕所而战。说得好像奥巴马放弃了反恐似的。发这个图片的人，如果不是反恐战士，用他的话反过来质问他更合适，他明显是在为不让“男人”进女厕所而战。

这里说的“男人”应该打引号，因为它实际上不是指男人，而是指那些生物性别是男人，但是性别认同是女人，并公开以女人身份表达自己的转性别者。反过来当然也有生物性别是女人，但是性别认同是男人并表达男人身份的转性别者。转性别者能不能进与其认同的性别相符的公共卫生间、更衣室，是现在美国一大热点。4月19日，美国第二大超市连锁店Target（仅次于沃尔玛）宣布欢迎转性别者在其超市自由使用卫生间，引起保守团体抵制，刚好碰上Target股票大跌，保守团体就幸灾乐祸地说这是他们的抵制成果。相反地，北卡罗来纳州通过了一个法律，禁止转性别者进与其生物性别不符的政府大楼和学校卫生间，倒是给该州带来了实实在在的重大经济损失：一些歌星为此取消原定在该州举行的演唱会，Paypal等公司取消在该州的扩展计划。引起更大风波的是，5月13日，美国教育部和司法部给公立学校发去指导意见，转性别学生不能在学校受歧视，有权根据其认同的性别选用卫生间、更衣室和参与体育活动。

美国公立学校归州政府管理，联邦政府是管不了的，所以它只能是给一个没有法律约束力的指导意见。但是联邦政府如果要跟歧视转性别学生的公立学校较真的话，也有办法，可以撤销联邦政府对该校的经济资助，或者上法庭起诉该校歧视。因此，这个指导意见还是引起了保守派的强烈反弹，比如北卡、得州、密西西比这些保守州的州长就抨击这个指导，要求其州教育部门无视之。弗吉尼亚州Grayson郡的教育委员会通过决议拒绝联邦政府的指导，禁止学生使用与其生物性别不符的卫生间、更衣室——不过这个郡只有一个高中，目前并没有转性别学生。网上更是流行各种对奥巴马政府或充满愤慨或冷嘲热讽的段子，上述图片针对的就是美国联邦政府的这个指导意见。

这些反对的声音源自对转性别者根深蒂固的歧视。保守派认为性别是天生的，如果你不认同生物性别，那是你不正常，把这当成“常识”。常识未必就对。一般人经常把“性”（sex）和“性别”（gender）混为一谈，实际上二者并不等同，“性”是生物的，由性染色体决定，“性别”是心理、社会的，受环境因素的影响。大部分人的性别认同与其生物性别是一致的，少数人（有人估计大约占0.2%）会不一致，被称为转性别者。以前转性别者被认为是性别认同错乱，但现在心理学界认为，只要不因此困扰，就是正常的。当然，保守派对心理学界的看法嗤之以鼻，他们认为学术界早就被自由派、左派把持，就像他们也以这个理由反对进化论、全球气候变暖或别的他们不认可的科学观点。

转性别者有的做变性手术改变第一性征，有的不做变性手术只是每天注射性激素改变第二性征，但也有的不做变性手术也不注射性激素。不管怎样，转性别者和其他人一样，也要上厕所，也要洗澡、更衣。在公共场合，这就会带来问题。转性别者想要使用他们认同的性别的公共卫生间、更衣室，保守派则要求根据其出生性别或生物性别使用公共卫生间、更衣室，甚至为此制定法律。按照保守派的要求，为了防止做了变性手术的转性别者蒙混过关，是不是还要查看出生证或检测性染色体？

美国一些公共场所除了有男女卫生间，还有混性卫生间：一个有锁的卫生间，男女都可使用，有些转性别者为了避免引起麻烦，也会选择使用。有些人提出，让转性别者都使用混性卫生间，不就皆大欢喜了吗？混性卫生间即使在美国也是个新生事物，并不是所有公共场所都有，比如大部分公立学校就没有。关键是，如果转性别者不愿选用混性卫生间，却强求其使用，不就是不承认其性别认同，不就是歧视吗？

有些人说，我不歧视转性别者，我担心的是如果允许转性别者自由选择卫生间、更衣室，会被变态、小流氓滥用。联邦政府的指导意见出来后，在网上抨击最厉害的，就是一些女生家长，他们担心的是，小流氓会以“转性别”为借口入侵女卫生间、女更衣室，侵犯其女儿的隐私和安全。有人还很夸张地说，既然性别可以随便变，以自己的认同为准，那么小流氓为了进卫生间，可以临时宣布自己转成女性，过把瘾后再宣布转回男性。这种担心不能说完全多余，但跟担心小流氓会潜入女厕所一样，是把小概率事件扩大化。对那些做变性手术、注射性激素的转性别者，很难想像他们会为了过把眼瘾如此折磨自己。需要担心的是，怎么区分那些没做变性手术、没注射性激素的转性别者和小流氓？联邦政府是不是完全不把这当回事呢？并不是。联邦政府的指导意见虽然禁止对转性别学生做医学鉴定，但是并不禁止（也不强求）对提出转性别要求的学生做确认。低年级学生的转性别要求是要由家长或监护人提出的，高年级学生可以自己提出转性别要求，但是如果学校对其动机有所怀疑的话，是可以做确认的。指导意见附了某些地方教育当局的确认政策供参考，比如洛杉矶学区要求的证据包括性别认同的一贯性，也就是不能随意改变；纽约州教育局建议了几种确认方法，比如学生的声明或熟悉该生情况的大人的信件；阿拉斯加Anchorage学区的指南认为转性别不能只是偶然提出的，建议校方根据具体情况考虑学生的要求。据此，小流氓为了过把眼瘾，平时就要装女人，以后还要继续装女人，未免太累了吧？

还有人说，我不歧视转性别者，但是我就是觉得和转性别者一起上卫生间、换衣服、洗澡不舒服，怎么保护我的隐私？指导意见里也附了一些地方教育当局的做法供参考，比如在卫生间、更衣室设立单间或拉布帘，供任何想要保护隐私的学生使用。

那些对指导意见不满的人，其实没有几个认真看了指导意见全文和附录，联邦政府并不像他们想像的那么愚蠢、不近人情。这个指导只是在那些比较保守的州引起了惊涛骇浪，在自由派州则风平浪静，因为这些州已有法律保护转性别者的权利：到目前共有18个州以及首都华盛顿立法保护转性别者使用公共设施不受歧视的权利，和联邦指导意见不同，那是有法律约束力的。以加州为例，2003年立法保护转性别者不受歧视，2011年立法要求公立学校把介绍包括转性别者在内的弱势群体对政治、经济、社会的贡献纳入课程，2013年立法保障公立学校转性别学生依据其选择的性别使用卫生间、更衣室、参加体育活动的权利。当时有保守团体要求将这一问题在2014年大选时付诸公投，但是没能征集到足够的签名。加州是全美转性别者人数最多的，他们能自由使用公共卫生间、更衣室有十几年的历史了，也没见加州因此大乱。

不能说加州和其他自由派州就没有人歧视转性别者，也许那里的居民和其他地方的居民一样，大部分人在内心对转性别者也有偏见，但克服偏见保障少数人的权益不正是民主、法治的应有之义？联邦政府的指导意见不过是把美国许多地方已经实施甚至实施多年的做法重述、推荐而已，当然不会在这些地方引起风波，倒是那些保守州民意沸腾，按他们的想像，自由派州的女生早就日夜生活在恐怖之中，需要他们来拯救。另一方面，自由派州也有人想要逼迫保守州一起进步，比如加州有一个州议员最近提了一个法案，要禁止公费到那些没有立法保护转性别者权利的州旅行，这个禁令即使通过，也很难执行下去。

对转性别者如厕权利的两极分化，反映的是美国发展的不平衡：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其实存在着两个美国。一个是民主党势力强大的自由派的美国，集中在东西两岸，是美国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他们大都通过了保护转性别者权利法案。另一个是共和党和宗教势力势力强大的保守派的美国，集中在南方和中部，是美国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被称为“红脖子州”、“圣经带”，仅仅在五十年前，这些地方还盛行着种族歧视，现在则还盛行着对同性恋、转性别的歧视。“保守”在中国是个贬义词，在美国并不是，很多美国人是以保守为荣的，共和党自称是保守党。但是保守就其定义而言就是想要维持现状或回到过去的好时光，代表的不是未来发展趋势。不能说保守派就一无是处，他们有时能起到制衡作用。然而人类社会的进步不可阻挡，保守派最多只是拖一下后腿，随着时间的推移保守的阻力必然越来越小。仅仅在一年前，同性婚姻问题在美国还是个争论的焦点，但在最高法院一锤定音之后，虽然在保守州有官员不惜坐牢抗法，终究也没能成为气候，同性婚姻其实在美国已不是问题了。关于转性别者的争议，迟早也会平息。

2016.5.24.

    北大哲学系有一个叫吴国盛的教授，经常发表一些反科学的观点。最近他在《知识分子》上发了一篇文章，说古希腊的科学是求真的，不做实验，不改变自然的，而现代的科学是求力的，要征服自然的。并说现代科学来源于西方的炼金术，而炼金术是和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的自然哲学直接矛盾的。

    这真是他不说大家还明白，他一说反而让人更糊涂了。其实西方的炼金术不仅不与亚里斯多德的自然哲学直接矛盾，反而是来自于亚里斯多德的自然哲学。亚里斯多德的自然哲学的基础是四元素学说。它认为世界万物都是由四种基本元素组成的，那就是水、气、火、土。除此之外，还有四种原始性质，那就是冷、热、干、湿。这四种性质每两个组成相互对立的一对儿，也就是冷和热相对，干和湿相对。不同的元素是由这些性质按不同比例组合而成的。火是热加干，气是湿加热，水是冷加湿，土是干加冷。因此元素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例如，火加热了以后变成气，气加湿了变成水，水加冷变成土，土加干了变成火。因此一种元素是可以从火变成气，从气变成水，从水变成土，从土再回到火，这样一直循环下去的。

    亚里斯多德还认为，世界上的所有物质都是由这四种元素按不同的比例组成的。既然不同的元素之间能够相互转化，那么只要改变某种物质中的元素的比例，就可以让它转化成另一种物质了。比如说，铅和金都是由同样四种元素组成的，只不过组成的比例不同，那么只要找到条件，让元素发生转化，改变铅当中的元素的比例，就可以把铅变成金了。所以西方的炼金术士就尝试各种办法，想要找到怎么才能让铅变成金。可见亚里斯多德的自然哲学才是西方炼金术的理论基础。

    第一个认真地质疑四元素学说的学者是英国化学家波义耳。大家在初中物理学过关于气体的定律，有一条叫波义耳定律，就是他发现的。他在1661年发表一本书，叫做《怀疑派的化学家》，这本书对古代元素学说进行了批判，认为水、气、火、土都不是真正的元素。他提出，元素应该是指既不能由其他物质生成，也不能相互转换，无法再分解的某种原始、简单的东西。水、气、火、土既然能够相互转换，能够再分解，当然就不是元素了。波义耳并提出，元素的种类有很多，什么东西能被算是元素，要用实验来确定。波义耳对古代元素学说的否定，被认为是化学诞生的标志。有了化学以后，人们就知道铅和金都是元素，是不能相互转化的，铅是不可能变成金的，炼金术也就没有人再相信了。

    大家想想，古希腊的四元素学说是不是很像中国的阴阳五行学说？四元素学说的水、气、火、土四种元素，相当于金、木、水、火、土五行。四元素学说的冷、热、干、湿四种性质，相当于阴阳。四元素学说认为四种元素能够相互转化，阴阳五行学说也认为阴阳、五行能够相互转化。区别在于，四元素学说比阴阳五行还要庞大、精致，更加博大精深，但是在现代科学诞生以后，四元素学说就没有人相信了，而阴阳五行到现在还有很多中国人相信，甚至被当成了科学，继续用它来指导治病、看风水、算命。所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很多中国人还生活在现代科学诞生之前的时期。

2016.5.20

【按：淘宝上一些卖驱蚊剂的，盗用我的名义说是“方舟子推荐的产品”，甚至卖的就是我反对的“即使是含避蚊胺成分的，也往往要加上中药成分，既增加了成本，也增加了健康风险”。大家还是完整地看看我怎么说的。】

我们在黑龙江东宁寻找日本关东军机场遗迹，在山中林间穿行。遇到暴雨，山路陡峭泥泞，走得很艰难。最烦人的是雨一变小，就有无数的蚊子朝我发起进攻，瞬间被咬了十几个包，把全身包裹严实了才抵挡住了。我本来是准备了驱蚊剂的，但没想到白天也会遇到蚊子，没有带在身上。那瓶驱蚊剂是我从美国带回来的。在美国生活从未被蚊子咬过，算得上中美的一个显著差距。并非美国蚊子已经绝迹。如果黄昏、夜间去林间活动，同样会遇到蚊子。不过，这时提前往身上喷驱蚊剂，蚊子就无从下嘴。

这种驱蚊剂的有效成分是N，N-二乙基间甲苯甲酰胺，英文缩写为DEET，中国也叫避蚊胺。这是美军在二战期间研发的，大概是为了在热带丛林作战的需要。不过研发成功时（1946年），二战已经结束了，在1957年开始投入民用。避蚊胺的制作技术简单，成本低，毒性低，驱蚊效果极其显著，很快流行开去。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都用过避蚊胺，到现在已被用了大约90亿次。更神的是，避蚊胺被用了50多年，蚊子居然还没有产生抗药性，驱蚊效果并不见降低，现在仍是美国疾病控制中心推荐使用的唯一一种个人驱蚊剂。美国市场上的驱蚊剂，主要还是避蚊胺。

避蚊胺如果有过专利的话，早就过期了，有条件的厂家都可以生产。奇怪的是，国内市场上虽然有众多驱蚊剂，却难以找到纯粹的避蚊胺产品，要么号称是新一代的驱蚊剂，主要是驱蚊酯（国外叫IR3535）；要么号称是纯天然成分，特别是中药成分。即使是含避蚊胺成分的，也往往要加上中药成分，既增加了成本，也增加了健康风险。

有的产品特地强调“不含避蚊胺”，让消费者产生了不好的印象，以为含避蚊胺的是不好的毒性强的产品。那么避蚊胺的毒性究竟如何呢？美国环保署在1998年曾对避蚊胺的安全性做了全面的评估，认为避蚊胺的毒性很低，未发现其能致癌、致突变、发育毒性，对一般人群并不构成健康威胁。从1960年到当时，美国有14起在使用避蚊胺后癫痫发作的报道，大部分是儿童，其中有4人死亡。但并不能确定避蚊胺就是癫痫发作的因素，有可能只是偶合：美国每年有15000～20000名儿童出现非发热性癫痫，大约有1700万名儿童每年使用10次避蚊胺，那么就存在在使用避蚊胺后碰巧发生癫痫的可能性。美国环保署估计，避蚊胺使用者在使用避蚊胺后出现癫痫的概率是一亿分之一。

所以避蚊胺是非常安全的，儿童也可以使用（美国儿科协会只是建议不到2月大的婴儿不要用）。相反地，其他试图取代避蚊胺的新一代驱蚊剂、“纯天然”产品，它们的安全性还没有经过像避蚊胺那样透彻的评估。而且，它们的驱蚊效果都不佳。《新英格兰医学杂志》2002年发表的实验报告指出，市场上的驱蚊产品只有含避蚊胺（DEET）的驱蚊液能起到驱蚊作用，其效果与浓度有关，23.8%浓度驱蚊302分，20%浓度驱蚊234分，6.65%浓度驱蚊112分，4.75%浓度驱蚊88分。其他想要取代DEET的产品都是忽悠，例如7.75%驱蚊酯（IR3535）只能驱蚊23分，2%的大豆油只能驱蚊95分，10%的香茅油只能驱蚊20分。避蚊胺要喷洒到裸露皮肤或衣服上才有效，如果仅仅是在手上戴一个含避蚊胺的橡皮圈，是没有效果的。

避蚊胺能通过皮肤被吸收到体内，为保险起见，不要过分喷洒，皮肤有破损的地方不要使用；也不要直接往脸上喷，而要先喷到手上再往脸上擦；没有必要驱蚊了就要及时清洗。避蚊胺浓度越低并非就越不容易被吸收进体内。恰恰相反，由于用来稀释避蚊胺的有机溶剂更容易渗透入皮肤，低浓度避蚊胺反而更容易被人体吸收。例如，15%避蚊胺产品被皮肤的吸收率是20%，而未稀释的避蚊胺被皮肤的吸收率是12%。

避蚊胺为什么驱蚊效果这么好？其机理是什么？这方面的研究才刚刚起步，还有争议。有的研究认为，蚊子触角上有一种受体能感受人体散发的一种有机物，蚊子借此找到人的皮肤下嘴，而避蚊胺能与该受体结合抑制其活性，让蚊子一下子失去了攻击目标。也有的研究认为，蚊子触角上有一种能感受避蚊胺的特殊受体，而蚊子不喜欢避蚊胺的气味，被赶走。

如果我们搞清楚了避蚊胺驱蚊的机理，就可以在此基础上研发出与避蚊胺的驱蚊能力一样强甚至更强，而毒性却更低的产品。同时也可以消除避蚊胺的一些缺陷。例如避蚊胺的一大缺陷是它是很好的有机溶剂，能够溶解塑料，所以如果要喷洒在衣服上，就要担心会对化纤材料造成损害。

2014.6.25.

“人大硕士”雷洋事件的舆论已转了几个弯，再转下去得要求“嫖娼合法化”了。以前某个名人嫖娼被抓的事出来，就都有人要求“嫖娼合法化”。我3年前曾在搜狐微博上发表过反对意见。我的搜狐微博已经没有了，但有人搜集了我的有关言论，在此重发一下。

嫖娼不只是不道德的，而且是变相的强暴，把女性身体当成可买卖的商品，是对女性身体的剥削。卖淫不是被人所迫，就是被环境所迫，无所谓自愿。所以对卖淫女应视为受害者予以宽容，而对嫖客应视为罪犯予以严惩。没有嫖客，就没有卖淫市场。目前已有瑞典、挪威和冰岛实行严惩嫖客放过卖淫女的法律。

美国很少有人主张卖淫合法化，中国现在有很多人主张卖淫合法化，包括那些推崇美国价值观的所谓自由主义者、女性主义者，也都力主卖淫合法化，这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对女性的歧视，理所当然地把女性当物品。一方面是对非婚性行为的歧视，一方面是对卖淫嫖娼的宽容，很精分。

卖淫女与之发生性关系的那些男人，是在其他情况下她绝不会与之发生性关系的男人，因此金钱是一种力的形式，而不是愿意的表示，它就像强奸中使用的暴力。（这个观点是美国著名女权主义者、密歇根大学法学教授Catharine MacKinnon说的）

把一个特殊的女性群体，我们当中最弱势的群体，划分出来供男人用于性用途，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性交易错就错在它是性剥削的生意。（这个观点是美国另一个著名女权主义者Melissa Farley的）

在古代，食糖、蜂蜜等甜味剂都是天价的奢侈品，迫使人们去寻找能替代它们的产品。古罗马人的做法是熬葡萄糖浆，用来添加到葡萄酒或其他食品中增加甜味。起初，他们把葡萄汁放在铜锅里熬，后来也用铅锅来熬，发现用铅锅熬出来的糖浆更甜更可口。古罗马人注意到这种额外的甜味来自在在熬制过程中铅锅表面形成的一层白色的物质。第一种代糖——“铅糖”（醋酸铅）因此被发现，被广泛地用来给葡萄酒去酸、调味。鉴于古罗马人每天喝下的葡萄酒数量惊人，由此摄入的铅也必定数量惊人。1980年在德国挖掘出一处古罗马酒窖，出土了数百粒葡萄籽，对其测定表明，含铅量高达250mg/kg，是葡萄籽平均含铅量的500倍。有人甚至推测，古罗马的衰落，就与喝葡萄酒导致的慢性铅中毒有关。

“铅糖”导致的急性中毒死亡倒是有确切的案例。1047年，天主教教皇克雷芒二世才上任不到一年就突然死亡，传言是被“铅糖”毒杀的。1959年对克雷芒二世遗骨做的检测发现他的确死于醋酸铅中毒，至于他是被下毒还是自己吃“糖”中毒，就没法检测了。由于认识到了铅的毒性，大约在15世纪末的时候，欧洲已经开始禁止在葡萄酒里添加“铅糖”，但是屡禁不绝。一直到18世纪，尽管欧洲多数国家都严禁往葡萄酒里添加“铅糖”，但因为难以检测，这种做法仍然非常普遍。贝多芬的死亡就被怀疑是因为长期大量地饮用添加了“铅糖”的廉价葡萄酒导致的铅中毒。1787年，德国医生哈尼曼发现了检测葡萄酒中的重金属的可靠方法，添加“铅糖”的做法才逐渐得到遏制。

今天人们使用食糖替代品，除了降低成本，还有健康的考虑，不仅糖尿病患者要限制食糖的摄入，一般消费者也要尽量少吃糖，因为食品中游离糖的危害是早就被认识到的（参见《糖有害身体健康吗？》）。那么，食用代糖是否存在健康风险，就更受到人们的关注。

第一种现代代糖——糖精就曾引起很大的风波。1879年，在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雷姆森实验室工作的化学家法尔伯格在研究煤焦油的衍生物时，偶然发现他手上沾了一种非常甜（比蔗糖甜大约300倍）的物质，糖精因此被发现。法尔伯格很快申请了专利，在德国建厂生产糖精，并发了大财。1906年，美国农业部化学局（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的前身）主任威利推动美国国会通过《纯净食品与药品法案》，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解决当时非常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糖精成了学糖化学出生的威利的一个目标。他领导的研究认为糖精有害健康，应该禁止。食品厂商谢尔曼（后来成为美国副总统）跑去找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投诉，于是威利被叫去了解情况。谢尔曼说到他的工厂在甜玉米罐头中使用糖精一年能省4000美元时，威利忍不住打断：“吃这种甜玉米的人被骗了。他以为是在吃糖，实际上是在吃一种煤焦油产品，完全没有食物价值而且对健康极其有害。”威利不知道的是，罗斯福总统的医生给他的健康建议就是用糖精代替食糖。“你告诉我糖精对健康有害？”罗斯福总统说，“莱克西医生每天都给我糖精吃。谁说糖精有害谁就是白痴。”第二天，罗斯福总统任命一个专家委员会重新调查食品添加剂的问题，委员会主席碰巧就是雷姆森。不出所料，不想当白痴的专家委员会认为糖精无害。

但当时糖精在食品加工中用得并不多，主要是面向糖尿病患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食糖实行配额供应，糖精被大量地用来取代食糖。战后，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随着减肥成为时尚，糖精也从一种原本在药店专供糖尿病患者的甜味剂走进了大众厨房，而各种标榜健康、低热量的加工食品也都用糖精以及在1951年新批准的甜蜜素来取代食糖，健怡可乐的广告语也从“仅供必须限制糖摄入的人饮用”悄悄地改成了“供想要限制糖摄入的人饮用”。但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糖精的安全性又再次遭到质疑。当时有研究发现，如果给大鼠大量地喂食糖精或甜蜜素，会导致膀胱癌。这些动物实验促使FDA在1969年禁用甜蜜素。1977年FDA试图禁用糖精时却遭到了阻力。减肥食品业发起了保护糖精的运动，上百万人写信抗议禁用糖精。美国国会在舆论压力下加以干预，通过法案暂缓禁用糖精，改而要求在使用糖精的食品标签上加一个声明：“该产品可能有害健康。该产品含有已在实验动物中确定能导致癌症的糖精。”

随后的研究发现糖精可能被冤枉了。尿液中如果含有高浓度的糖精的确能诱发大鼠得膀胱癌，这是因为大鼠的尿液含有高浓度的磷酸钙、蛋白质和高pH值，在这些条件下磷酸钙、蛋白质和糖精结合形成了微晶损伤膀胱上皮，刺激膀胱上皮细胞过量增殖，从而形成肿瘤。而人的尿液成分与大鼠的不同，所以不存在类似的诱发膀胱癌的机制。用灵长类动物做的实验也表明糖精不会诱发它们患膀胱癌。由于这些研究结果，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将糖精从“可能的致癌物”名单中去除。2000年，FDA认定糖精对人无害，取消了“糖精有害健康”的声明要求。如此看来，糖精已被彻底平反。但是甜蜜素就没那么幸运了。尽管用灵长类动物做的实验同样表明甜蜜素不诱发膀胱癌，FDA癌症评估委员会在1984年也认定甜蜜素不是致癌物，但是FDA至今没有解除对其禁令，不过大部分国家（包括中国、加拿大和欧盟）允许使用甜蜜素。

在提倡“天然饮食”的社会背景下，糖精的平反并没有平息公众对人造代糖安全性的疑虑。其中最受抨击的是在软饮料中普遍使用的阿斯巴甜。和糖精、甜蜜素一样，阿斯巴甜也是实验人员不遵守实验室操作规范偶然发现的甜味剂。1965年，西尔公司的化学家斯莱特为了研发治疗胃溃疡的药物，在研究促胃液素时用苯丙氨酸和天门冬氨酸合成了一种中间产物。这种物质沾到了他的手指上。他为了翻一页纸，舔了舔指头，发现极甜。和糖精、甜蜜素不同的是，阿斯巴甜在体内会被代谢分解成两种氨基酸，因此它是会产生能量的，只不过阿斯巴甜极甜（甜度是蔗糖的200倍），添加量很少，所以产生的能量可以忽略。FDA在1983年批准阿斯巴甜用于碳酸饮料，1993年批准可用于其他饮料、甜食和糕点，1996年批准可用于所有食物。网上有各种传言把阿斯巴甜的危害说得非常恐怖。实际上阿斯巴甜是被检验得最为彻底的食品添加剂之一，各种实验、调查都表明它对人体无害。从原理上看食品中的阿斯巴甜能对身体造成危害的可能性很小。阿斯巴甜在消化道内被分解成苯丙氨酸、天门冬氨酸和甲醇。其中苯丙氨酸、天门冬氨酸是构成蛋白质的氨基酸，各种含蛋白质的食品里头都有，而且其含量要比阿斯巴甜高得多。至于甲醇以及由此生成的甲醛，到一定的量是有可能对人体造成危害的，但是由阿斯巴甜摄入的甲醇、甲醛的含量极少，还比不上水果、酒里头含有的甲醇、甲醛，而且人体代谢过程中也会产生甲醇、甲醛，微量的甲醇、甲醛人体对付得了。如果不是大量地摄入阿斯巴甜，没有必要担心。FDA对阿斯巴甜的每日允许摄取量为每千克体重50毫克。一瓶易拉罐低热量可乐大约含180毫克阿斯巴甜，对一个体重50千克的人来说，要一天喝14瓶才会达到FDA的限量。不过，由于阿斯巴甜经过消化后可降解成苯丙氨酸，而苯丙酮酸尿症（一种罕见的遗传病）患者不能吃苯丙氨酸，所以FDA要求含阿斯巴甜的食物必须标明“含有苯丙氨酸”。

今天被批准使用的代糖都经过了比较严格的检验，在允许剂量范围内不必担心会有毒性。但是它们不具有毒性是一回事，是否能达到它们想要达到的效果是另一回事。代糖的使用是不是真的能够起到减肥的效果？由于代糖不提供能量或只提供比食糖少得多的能量，人们想当然地认为食用代糖食品减少了能量的摄入，当然有助于减肥。但是多项流行病学调查、临床试验研究的结果却发现，食用代糖并不能帮助减肥，有的研究还发现食用代糖的人群反而比食用食糖的人群体重更容易增加。动物实验也表明，以糖精作为甜味剂的大鼠要比以葡萄糖作为甜味剂的大鼠摄入更多的食物能量，体重更重，脂肪更多。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没有能量的代糖反而会让人增肥？实验发现，用阿斯巴甜配制的甜水会刺激人的食欲，而阿斯巴甜胶囊则不会。而且，吃阿斯巴甜要比吃葡萄糖更容易让人有饥饿感。阿斯巴甜、安赛蜜、糖精这些代糖都会刺激人们多进食，以阿斯巴甜的作用最明显，可能是因为阿斯巴甜食后没有苦味。吃饭前先吃葡萄糖或蔗糖会让人食量减少，而预先吃代糖则不会影响食量甚至吃得更多。所以，代糖反而让人增肥的原因可能是这样的：不管吃的是代糖还是食糖，甜味都能刺激食欲。但是食糖消化产生的葡萄糖进入血液到达大脑奖赏中心后，会让人产生对饮食的满足感，食欲逐渐消退，减少摄食；而代糖不会产生满足感，不知不觉地让人吃多了。

人的口味是可以改变的。食盐、脂肪没有替代品，很多人为了健康，慢慢地适应了低盐、低脂肪的饮食。但是由于食糖有替代品，人们就以为可以用代糖取代食糖，在吃低糖、无糖饮食的同时继续享受甜味，而不用担心摄入太多糖的危害。这也许只是美好的一厢情愿。要避免糖的危害的最好办法，是适应低甜度的饮食。

2016.4.2.

（《科学世界》2016.5.）

现在可以说了。

2005年，我开始揭露当年中科院院士候选人肖传国的时候，并没有怀疑其发明的“肖氏反射弧手术”是否有效，因为我觉得自己不是神经外科领域的专家，不去涉及手术问题。我针对的只是其很容易查证的履历造假：谎称获得美国泌尿学会大奖，谎称“肖氏反射弧手术”获得国际公认。肖传国认为我的揭露让他没当上院士，到武汉法院起诉我损害其名誉。武汉法院以“获奖者名单中找不到肖传国的名字不等于肖传国没有获奖”、“国内期刊也属于国际期刊”的离奇理由判决我败诉，是我揭露学术造假以来第一次被法院判决侵权，舆论大哗。

一些做过肖氏手术的患者因为这个判决，知道了我在质疑肖传国，陆续向我反映肖氏手术是骗人的。其中包括第一批做肖氏手术的十余个截瘫患者（肖传国在平顶山医院做的手术），联名反映没有一个有效（而肖传国在论文里吹嘘这第一批15个患者的手术成功率达67%）。肖传国与我的诉讼后来越闹越大，来向我反映的患者也就越来越多，累计大约有40个病例。这时候我开始对“肖氏手术”的有效性产生怀疑。我比较关心的是脊柱裂患儿的情况，因为他们的受害更深，而且肖传国还在大量地给这些患儿动手术，而对截瘫患者他早不做了。一个在肖传国开的郑州神源医院做了肖氏手术的患儿家长在2007年3月向我反映，不仅他的小孩术后无效，而且他了解到的25个患者也都无效果，其中有3个本来能正常走路，做完手术后瘸了。他在信中说：“这个医院里面住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患有脊椎脊膜膨出而导致大小便失禁、下肢瘫痪的孩子。大多家庭为了给孩子治病，导致家庭一贫如洗、债台高筑，精神和经济负担相当沉重，实在是惨不忍睹。……若是‘肖氏反射弧’手术是个骗局的话，这将是个灾难。”

但是这些只是零星的病例，不足以证明肖氏手术的虚假。肖传国只是吹嘘肖氏手术对脊柱裂患儿的成功率是85%，零星无效的病例都可以被他归为失败的15%里头。改变这个状况的是一个偶然的事件。2009年初，有一些驴友到贫困山区旅游时，发现一个脊柱裂患儿生活很悲惨。其中有一个驴友曾经看过央视宣传肖氏手术的节目，知道郑州神源医院在做肖氏手术能让脊柱裂患儿恢复大小便功能，于是这些驴友筹款把这个患儿送到郑州神源医院做肖氏手术。央视对这一善举做了报道。

但是驴友们在神源医院接触到了一些做过肖氏手术的患儿家长，都向他们反映肖氏手术是骗人的，没有用，还有害。他们担心自己好心做了坏事，上网搜索时发现我在揭露肖传国，于是跟我联系，问我有没有证据证明肖氏手术对治疗脊柱裂是无效的。我跟他们说目前我手上只有一些关于脊柱裂的零星病例，不能证明其真假。如果他们能搞到一段时间内一整批病人的联系方式的话，就可以统计出成功率究竟有多高。

驴友们果然搞到了2006年8月末至2007年3月下旬在神源医院做肖氏手术的全部患者共110位的姓名和联系电话，交给了我。我转给彭剑律师，彭律师又找了3名律师和2名志愿者跟这些患者联系，其中还有74位患者或患者家长能联系上。随访的结果发现没有一例大小便如肖传国声称的恢复正常，即成功率为0。有27%的患者感到大小便功能有所改善，即使把他们算成手术成功，那么成功率也只有27%，而不是肖传国说的85%。此外，还有39%的患者术后残废。纪小龙大夫认为肖氏手术不可能有任何效果，那些有改善的病例是别的原因导致的。我们后来知道这些患者同时做了常规的栓系松解术，即怀疑其大小便功能改善是松解术的效果，与肖氏手术无关，现在美国双盲对照试验的结果证实了我们的猜测。

既然肖氏手术是央视做的宣传，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找央视来揭露其成功率造假。我当时跟几个央视节目组都有合作，经常去录节目，但是找了几个制片人、编导，他们都不感兴趣，认为这种事情中国太常见了，没有新闻价值。当时在央视新闻调查节目当记者的郭宇宽还在电话里把我教导了一通：怎么这么多年了你还在管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情，格局要大一些……

所以我就改找纸媒了。找了方玄昌，他组织了《中国新闻周刊》和《科学新闻》的记者采访肖氏手术受害者，做了系列报道。当时我和《北京科技报》合作较多，也找了他们，他们也发了一篇调查肖氏手术的报道。因别的事来采访我的记者，我也都跟他们介绍肖氏手术骗人的情况，希望他们能做调查，但是只有《南方周末》记者柴会群感兴趣。

所以在肖传国雇凶袭击之前，只有《中国新闻周刊》《科学新闻》《北京科技报》《南方周末》报道了肖氏手术的真相。这些报道，以及我们替肖氏手术受害者维权起诉郑州神源医院，刺激了肖传国在2010年年初召开“家族会议”商量怎么对付我们，之后决定雇凶干掉我和方玄昌。后面的就是历史了。

2016.5.6.

十几年前，原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肖传国在国外声称其发明的“肖氏反射弧手术”能够治愈脊柱裂（脊膜膨出）和截瘫患者的大小便失禁，成功率高达85%，是中国各大医院都在做的常规手术，引起了美国、德国、丹麦等国外一些医生的兴趣，2005年起开始在肖传国的指导下做肖氏手术临床试验。2010年，我和方玄昌因为揭露肖氏手术骗人的实质，遭到肖传国雇凶袭击，轰动一时，也引起国外医学界对肖氏手术的怀疑。但当时国外肖氏手术临床试验已经启动。近年来这些试验的长期随访结果陆续发表，都证明了肖氏手术没有效果（文献1、2），只有肖传国在美国最早、最密切的合作者密歇根州Beaumont医院的Peters小组报告脊膜膨出患儿有部分人的排尿功能术后有所改善，能少量排尿，但是除了一人其他人都漏尿（文献3），这与肖传国声称的术后能够完全自主控制排尿的说法显然不符，以致Peters小组疑惑是不是中国的手术“成功标准”和美国的不一样。随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宣布肖氏手术的试验方案是不可接受的，撤销肖氏手术临床试验，对此前已由民间资助做过肖氏手术的儿童，研究者可继续研究其长期影响。肖传国谎称这是因为临床试验效果太好了，NIH觉得没必要再做试验。NIH驳斥了肖传国的谎言（文献4）。

在给脊膜膨出患儿做肖氏手术时，同时也做了常规的栓系松解术。医学界早已知道栓系松解术对某些脊膜膨出患者的排尿功能有所改善，所以有专家指出，某些脊膜膨出患儿在做了肖氏手术之后排尿功能有所改善，很可能是栓系松解术的效果，与肖氏手术无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做随机双盲对照临床试验，即将患儿随机分成两组，对照组只做栓系松解术，实验组同时做栓系松解术和肖氏手术，对比两组的效果。美国佛罗里达约翰斯·霍普金斯儿童医院（ACH）最近在美国《神经外科杂志：儿科》发表论文，报告他们对脊膜膨出患儿做这种随机双盲对照临床试验的结果，证明了肖氏手术没有任何效果。例如，他们发现虽然实验组的患儿有2人在术后短时间内能够通过挠皮肤排尿（3年后此功能消失），但是对照组却有4人也能在术后通过挠皮肤排尿，这就证明了完全是栓系松解术的效果，与肖氏手术毫无关系。鉴于肖氏手术没有任何效果，该论文建议停止对其做临床试验。《神经外科杂志：儿科》同时发表社论，批评肖传国：手术无效、不安全、两极化人物、职业生涯和人生像一出肥皂剧、雇凶袭击批评者、遭250名患者起诉、涉嫌学术造假、有违科学道德……（文献5）

财新网针对该论文发表了一篇替肖传国洗白的报道《肖氏手术遭美国研究质疑 肖传国称其方法有问题》（记者于达维）（文献6）。财新总编辑胡舒立、肖传国先后在新浪微博上转发了该报道。该报道把美国对照临床试验的结果轻描淡写地说成是“似乎效果并没有肖传国说的那么好”、“结果似乎并不像肖传国预想的那么乐观”，然后让肖传国来驳斥该论文：

【肖传国表示，他认为的问题之一是，研究者使用了神经阻滞剂，这是美国医学界在治疗这一疾病上70多年形成的标准。但是肖传国要求他们不要用，因为肖氏手术通过嫁接神经建立了一条新的反射弧，如果使用神经阻滞剂的话，新的反射弧就没有意义了。

而另外一个问题是，美国这次的实验是在患者的术后护理过程中给病人导尿，肖传国认为，这样的话，膀胱就很难恢复正常的功能。

位于美国底特律市Beaumont医院的泌尿科主任Kenneth Peters曾经对12名患者进行肖氏手术实验，结果其中大多数患者的泌尿功能得到了改善，肖传国表示，之所以底特律实验的结果比较成功，就是当时因为强烈要求他们按照肖传国的方法。“成功只有一个理由，不成功有一万个理由，一个理论必然有很多配合的过程。”肖传国说，这个实验不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好事，他马上会给国外学术期刊写一篇综述，会说明为什么有些手术会失败，以及哪些问题要注意。】

财新的报道即以肖传国的谎言作为总结，戛然而止。肖传国转发了财新的报道后在新浪微博上继续撒谎，好像我的能量大到能够蒙骗美国神经外科医师似的：

【这被肘子蒙骗的神经外科医师会道歉的。非常简单容易：我会给该杂志去信，建议把这10个作了肖氏手术完全无效者：1，立即停用神经阻滞剂；2，立即停止导尿。2月内若超过一半病人不能自主排尿，我在该杂志和人民日报道歉。牛吧？科学的力量。】

胡舒立、财新标榜“新闻专业主义”，那么只要稍微查证一下论文，就不会把肖传国的谎言发出来作为报道的总结。该论文在“方法”部分说得清清楚楚：

“在手术前评估的两周前，停止清洁间歇导尿（CIC）和停用膀胱活性药物（BAM，按：这些药物包括肖传国说的“神经阻滞剂”），多数病人（按：除了1人）在术后整个三年随访中能够继续避免使用这些方法。（CIC and the use of BAMs were terminated 2 weeks prior to preoperative evaluations, and most patients were able to refrain from both of these modalities for the entire 3-year follow-up.）”、“我们也遵循他（按：指肖传国）建议的术后护理指导（We also followed his recommended postoperative management instructions）”

可见肖传国把试验失败归咎于“研究者使用了神经阻滞剂”、“术后护理过程中给病人导尿”，完全是弥天大谎。

每次国外关于关于肖氏手术临床试验失败的结果一发表，肖传国都诡辩是因为使用了神经阻滞剂，每次都与事实不符：德国临床试验的8个病人中，3位从未使用神经阻滞剂，3位术前使用但术后按肖传国的要求停药，只有2位术前术后都使用此药，但所有的病人都无效（文献1）。丹麦临床试验的10个病人中，有6个术前术后都没有使用神经阻滞剂，还有1个术前使用术后没有用，结果也是全部无效（文献2）。丹麦的论文发表过，肖传国曾写信抱怨说是因为他们使用了神经阻滞剂才导致手术无效，被丹麦的研究者在答复中狠狠打脸：

“（从原理上说，抗胆碱治疗（按：即肖传国说的“神经阻滞剂”）不大可能会影响肖氏手术效果……）而且，最重要的是，看看我们的数据，10名患者中，只有4名术前接受收抗胆碱治疗，3名术后继续。未接受收抗胆碱治疗的患者同样手术无效。因此，抗胆碱治疗不能解释所观察到的躯体-自主神经反射弧治疗神经源性膀胱功能障碍的手术无效。”（An effect of anticholinergic treatment on the results of the procedure cannot be completely excluded. However, it will probably only reduce and not eliminate a reflex response as it targets the postganglionic neurons, whereas nerve reinnervation will be pre-ganglionic in the bladder. Furthermore, and most importantly, when interpreting our data, only 4 of 10 patients included received anticholinergic treatment at baseline and 3 continued on followup. There was no effect of treatment in the patients not receiving anticholinergics. Therefore, anticholinergic treatment cannot explain the observed lack of effect of the somato-autonomic reflex arch on neurogenic bladder dysfunction. Furthermore, data on bowel function from the same patients have recently been published and revealed similar disappointing results.）（文献7）

这次肖传国真的还有脸再去写信抱怨手术无效是因为“研究者使用了神经阻滞剂”、“术后护理过程中给病人导尿”吗？他以为国外医学期刊像财新那么好糊弄吗？

稍有现代医学知识的人都知道，随机双盲对照临床试验是验证疗效的金标准。肖氏手术的疗效被随机双盲对照临床试验的结果彻底否定了，也就意味着肖氏手术被盖棺论定了。这个结果对我们这些长期揭露肖氏手术的骗人实质的人来说，当然毫不意外。意外的是时至今日，判决已出，还有标榜“新闻专业主义”的胡舒立、财新散布肖传国的谎言混淆视听，对其洗白，蒙骗读者。

肖氏手术能在中国横行二十年，能残害两千名患者，不顾此前卫生部的禁令至今还在深圳做这一手术，这是中国医学界的耻辱，也是中国新闻界的耻辱。他们或者被肖传国收买，或者出于对我的仇恨，或者不知出于别的什么动机，罔顾事实，漠视受害者的伤痛，即使在肖传国雇凶之后，仍然继续力挺肖传国。

值此肖氏手术被彻底否定、盖棺论定之际，有必要给近年来力挺肖传国的机构和个人立此存照（排名不分先后，名单不全，欢迎补充）：

深圳电视台财经频道，“天使妈妈”基金会；原央视主持人崔永元，原央视记者王志安，南方卫视李佳佳，深圳电视台编导严宏，段炼（网名“破破的桥”，《忽悠的原理与技巧》的作者），媒体人李慧翔（网名“伯通”，曾在《南方周末》发文造谣肖氏手术效果被国外证实），光明网财经频道编辑沈阳、谭靖东，人民日报网络中心国际新闻评论员高轶军，《南方都市报》姜英爽、张嘉、岳钦，人民网深圳频道王文锋、李护彬，《时代时报》何光伟，《晶报》吴建升，《大河报》亮冰娜，人民网陈梦源，《新闻晨报》姜鹏，《东莞时报》许路阳、何明强；北京大学教师刘华杰、项梦冰，清华大学教师刘兵、蒋劲松、吴彤、王巍、曹南燕，北师大教师田松，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编辑卞毓麟，《科学时报·读书周刊》原主编杨虚杰，复旦大学医学院教师边建超，深圳大学教师孙海峰、徐晋如，中国政法大学教师杨玉圣、仝宗锦，云南财经大学教师顾秀林，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傅德志，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吴飞鹏，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博士吴宝俊（曾写过多篇文章为肖氏手术“申冤”），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人员张耀杰，“知名时评人”童大焕；华西医院宣传部长廖志林，浙江省肿瘤医院妇瘤科丁超（网名“希波克拉底门徒”），暨南大学第六附属医院中医骨伤科马常青；深圳律师李国斌；“方学家”葛莘（网名“亦明”，写了几百万字材料为肖传国“申冤”））、廖俊林（网名“寻正”）；“旅美学者”曹明华、“知名时评人”李剑芒、“英籍华人学者”陈一文、“美籍华人学者”甘任远、“全欧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副主席”祝国光；摇滚师左小祖咒、贝志城（网名“一毛不拔大师”）、老“韩寒”韩仁均……

同时也要向这些不怕打击报复，坚持揭露肖氏手术骗局的人致敬：媒体人方玄昌、邸利会、蔡如鹏、柴会群；纪小龙医生、张世民医生；彭剑律师；志愿者刘琳；饶毅教授……

文献

1. Rasmussen MM et al. The artificial somato-autonomic reflex arch does not improve lower urinary tract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spinal cord lesions. J Urol. 2015 Feb;193(2):598-604.

2. Sievert KD et al. Challenges for Restoration of Lower Urinary Tract Innervation in Patients with Spinal Cord Injury: A European Single-center Retrospective Study with Long-term Follow-up. Eur Urol. 2015 Dec 3. pii: S0302-2838(15)01166-5.

3. Peters KM et al. US Pilot Study of Lumbar to Sacral Nerve Rerouting to Restore Voiding and Bowel Function in Spina Bifida: 3-Year Experience. Adv Urol. 2014;2014:863209.

4. 美国NIH回答撤销肖氏手术临床试验的有关问题。http://blog.sciencenet.cn/blog-714-724252.html

5. http://thejns.org/doi/full/10.3171/2015.12.PEDS15633

6. http://china.caixin.com/2016-05-03/100939136.html

7. http://www.jurology.com/article/S0022-5347%2815%2904714-X/abstract

2016.5.5.

【方舟子按：这是我十年前写的一篇文章，现在再拿出来，除了提到的那些医骗网站已经没了，内容居然还很应景。时间流逝，而中国永恒。】

改革开放之初，在街头巷尾、电线杆上经常能见到“老军医”专治疑难杂症，特别是皮肤病、性病的小广告。为何“老军医”在当时会成为游医的招牌，不得而知。现在的游医都升级为“专家”、“教授”了，小广告也上网了，不过还经常能看到打着“军医”的招牌的，让人联想起那段岁月。

最近就有一家号称专治牛皮癣、鱼鳞病、白癜风的“全国最大的皮肤病研究机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生物基因研究院”在各大门户网站上做广告。到它的网站上看一看（www.pfbzl.com），会有些很有趣的发现。

这家研究院号称是“全军唯一一所集科研、临床研究为一体的从事基因测绘、生物生命研究的超大型最权威医疗机构”，但是据我了解，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的是军事基础理论和国防建设、军队建设的重大问题，并不从事生物医学研究，没有生物医学方面的研究所。军事医学科学院倒是从事生物医学方面的研究，但是也没有一个叫“生物基因研究院”的研究所。搜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生物基因研究院”，出来的全都是类似的广告网页。

据该网站介绍，该研究所的所长叫：“纪哲锋：62岁，研究所所长，主任医师，政协委员，世界中医药研究员。”还附了一张纪所长戎装照。但搜索“纪哲锋”，却只有这么个网页。看来这位当上了“政协委员”的名人只是在这个研究所默默无闻地看病，社会活动、学术活动都是一概不参加的。

这么个来历不明的研究所的网站上，居然悬挂着前国家主席特地为它写的题词手迹：“建设一流的生物基因研究院为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我看着眼熟，到301医院的网站一对（http://www.301hospital.com.cn/），果然是改编自给该医院的题词笔迹：“建设第一流的解放军总医院为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甚至美术设计也是一样的：黄字绿底，背景是中国地图。签名的笔迹一模一样，让签名人再写一遍都写不出如此相似，显然是复制过去的。题词的笔迹倒没有复制，是模仿着写的，但是模仿得太差劲了，用的居然是简体字。

该网站推销两种药，号称是该研究所的独家秘方：“本系列药品为纯中药制剂，不含任何激素，无任何副作用，但与普通的纯中药是不一样的。区别之处在于制作过程中渗入了基因疗法，即通过磁谱因子制作将中药内的有些微粒成份改变了，安全性比普通的纯中药更高，此法属世界首创。”只听说有对人进行“基因疗法”的，没听说对药也能进行“基因疗法”的，不过我不想在这里替他们润色广告词，让他们变得更专业。我们只来看看，这究竟是什么药。

一种是专治牛皮癣、鱼鳞病的“丹神十八味欧曲丸”，一种是专治白癜风的“朴素白癜风丸”。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的基础数据库查询这两种药的名称，都找不到。再用该研究所网站上公布的该药批准文号国药准字Z20027808和Z22024001查询，倒是查到了，原来正式的药名分别叫“十八味欧曲丸”和“白癜风丸”，不过生产单位不是什么“生物基因研究院”，而是分别为内蒙古乌兰浩特中蒙制药有限公司和长春经开药业有限公司，该研究所只是把两种市场上常见的药物用“基因疗法”、“纳米技术”加工了一下名字而已。我还查到中蒙制药有限公司曾经声明过与该研究所毫无关系。

在调查时我还有点惊讶地发现，类似“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生物基因研究院”这样的机构并不是独此一家，手法都很相似：

有一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疑难皮肤病研发中心”（www.zhongyikf.com）在推销通过“基因修复”专治“牛皮癣”的新药——“克银消”。查询国家药监局的数据库，没有这种药物，用该药的批准文号（国药准字Z22025183）查询，原来是吉林涌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银屑灵”。该研发中心的负责人是“刘瑞武教授，男，70岁，研究院院长，医学院院士，政协委员，世界中医药研究员。”但同样查不到这位当“政协委员”的名医。比较搞笑的是，这家研发中心的大楼照片一见而知是301医院的大楼照片，只不过把大楼顶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的牌子模仿前国家主席的笔迹改写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疑难皮肤病研发中心”。

还有一家“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医研究院”（www.010120.cn），也在推销专治牛皮癣的“纯天然的高科技中药产品”——“百草银癣净”，同样在国家药监局的数据库查不到这种药，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Z22020393）查，同样能查到药物的真实名称是“白癜风丸”，只不过是长春银诺克药业有限公司镇赉药厂生产的。那位同样号称是“研究院院长，医学院院士，政协委员，世界中医药研究员”的“薛新东院士”同样查无此人。这个网站比较有创意的是还搞了一段“央视《科学与中国》栏目对中国解放军中医研究院薛新东院士和杨静之教授进行专访”的文字稿，还有采访的照片，并且有视频链接，可惜打不开链接，不知真假。

欺诈手法如此雷同，不知是同一批人马所为，还是互相借鉴的结果？这么拙劣的骗局就在首都频频发生，而且大做广告，连“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名义、前国家主席的题词都敢盗用，执法人员都干吗去了？真想管的话其实不费吹灰之力。那些“所长”的名字是假的，公布在网上的银行帐号、收款人姓名总是真的吧？就诊地点也是一查就到的吧？

2006.3.12.

（方舟子按：近年来国外医学期刊多次发表国外临床试验结果否定了肖氏手术的有效性。霍普金斯儿童医院最近在美国《神经外科杂志：儿科》发表几年前对肖氏手术做随机双盲对照试验的结果，结论还是：毫无效果，不可用于临床，在做进一步的基础研究和动物实验之前，不应再对肖氏手术做临床试验。这是最新的也是最严格（首次使用对照）的一项研究结果，称得上是肖氏手术的最后一颗棺材钉。《神经外科杂志：儿科》同时发表社论揭露肖传国的底细，以下是该社论的翻译，原题《社论：一个负面研究的正面意义》）

作者：Andrew Jea, MD

贝勒医学院神经外科系、得克萨斯儿童医院儿科神经外科部

2016年5月3日

佛罗里达州圣彼得堡的约翰森·霍普金斯儿童医院Gerald Tuite博士及其同事提交了一项重要的研究结果，证明有争议的肖氏手术——为改善膀胱功能做体神经-自主神经转移——对治疗脊髓脊膜突出或脂性脊髓脊膜膨出的患儿没有效果。该研究代表了不仅在儿科神经外科，而且在普通神经外科都很少见的随机试验。除了表面上报告一项无效的外科手术，Tuite等人的研究还有助于人们了解与临床研究有关的许多其他显著主题，包括伦理、科学不端行为、科学道德，以及“负面”研究的价值，这些与其更明显的主要结果一样有重大影响。我们应该表扬这一重要工作。

肖氏手术获得了来自脊髓脊膜突出/脂性脊髓脊膜膨出患儿家长、儿科医生、泌尿科医生和大众媒体的很多关注。对它的宣扬超出了神经外科领域。但是所有这些宣扬是理所应当的吗？目前这一优秀的研究，以及作者们以前的工作，与此前被广为引用的、报告肖氏手术的有效性与安全性的其他研究结果相冲突。要了解这一研究的背景和明白为何它如此重要，也许有必要多了解一点肖氏手术的发明者的历史。有意思的是，泌尿科医生和自称肖氏手术的发明者肖传国医生本身就是一个两极化的人物。

肖医生于1980年代后期接受国家卫生院的资助在美国工作时，想到了一种用于治疗脊髓脊膜突出、脂性脊髓脊膜膨出或脊髓损伤的患者的新手术。1995年，肖回到中国，做临床研究试图证明其新描述的肖氏手术的有效性。他得益于管理中国庞大医疗保健市场和人体试验的监管环境。通过他自己发表的论文，肖医生声称肖氏手术在恢复膀胱控制方面有70%-90%的成功率。然而这些惊人的结果还没有被中国之外的任何医学中心重复出来。肖医生职业生涯的顶点是开了一家专门用于做肖氏手术的私人医院。那些绝望的外国人，包括美国人，掏腰包去做这种手术，肖传国因此从这种医疗旅游中牟利。不幸的是，他的职业生涯及其人生的剩余部分演得就像一出肥皂剧。2010年，肖医生由于雇凶袭击批评其手术、怀疑其学术信用和揭露其学术造假的人，被指控、逮捕并定罪。

肖医生被判刑五个半月。从那以后，他的声音也许消停了，但是他臭名昭著的遗产还在继续。自从2010年以来，中国有超过250名患者声称肖氏手术无效，威胁要对医院或肖医生本人采取进一步的民事和刑事诉讼。而且，由于其手术涉及牺牲有功能的腹部神经根并进而丧失运动功能，有严重的并发症。

“科学道德”涵盖范围很广的一系列责任，包括制止剽窃、禁止为了先行结论去伪造科学数据（例如将自闭症与疫苗联系起来的研究），要求全盘披露所有可能的偏向（例如研究骨形态发生蛋白的安全性与有效性的最初临床研究，作者未能公布其与一种骨形态发生蛋白制造商的重大财务关系），遏制科学不端行为，以及要求科学医学杂志编委会发表高质量的科学论文。

进一步的，还有很多“付费发表”杂志其同行评议程序的严格程度和质量控制都是可疑的。作者有时需要意识到并接受，他们的工作可能不适合原样发表，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工作来完善或证实其结论。必须有一个体系来恰当地监督造假和剽窃，审核合理的指控和起诉诽谤，以及保护揭假者。这事关临床医生和科学家的职业，科学方法的未来，以及更重要的，患者的健康、幸福和生活。

最后，我想简单地评论一下一项“负面”研究的正面作用。作者、编辑和出版人都严重地倾向于只发表报告正面结果的研究，这些研究证实了一个假说，激励了进一步的研究。相反地，很可能有多得多的研究产生的是不能证实或负面的结果，否定了当前的观点或精心构建的假说，比如现在这一研究。这些负面研究——甚至可以说在科学上更有价值——是科学进步的一个组成部分，值得更多的关注。发表负面结果的明显好处包括减少了各研究小组之间的重复工作；揭示了平常使用的方法、药物或试剂的根本错误；加速科学进步周期；弘扬严格、透明和公开的文化，这是科学最高贵的一面。科学的现实是，它是凌乱、复杂、混淆和不完美的；负面研究是科学现实的精髓。著名作家、被视为科幻之父的儒勒·凡尔纳有一句话总结了我对负面研究的想法：“小伙子，科学是由错误组成的，但是犯这些错误是有用的，因为它们一点一点地导向了真理。”

http://thejns.org/doi/full/10.3171/2015.12.PEDS15633

Journal of Neurosurgery: Pediatrics

Posted online on May 3, 2016.

Editorial: The positives of a negative study

Andrew Jea, MD

Division of Pediatric Neurosurgery, Texas Children’s Hospital, and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Houston, Texas

ACCOMPANYING ARTICLE, EDITORIAL, AND RESPONSE DOIs: 10.3171/2015.10.PEDS15271; 10.3171/2015.11.PEDS15623; and 10.3171/2015.12.PEDS15710.

INCLUDE WHEN CITING Published online May 3, 2016; DOI: 10.3171/2015.12.PEDS15633.

Dr. Gerald Tuite and his colleagues at Johns Hopkins All Children’s Hospital in St. Petersburg, Florida, have submitted an important study6 demonstrating the lack of efficacy of the controversial Xiao procedure—a somatic-to-autonomic nerve transfer for improving bladder function—in children with myelomeningocele (MM) or lipomyelomeningocele (LMM). The study represents one of the few prospective randomized trials not only in pediatric neurosurgery, but also in neurosurgery in general. Beyond the surface reporting of an ineffectual surgical procedure, this study by Tuite et al.6 sheds light on many other salient topics related to clinical research, including ethics, scientific misconduct, scientific integrity, and the virtues of a “negative” study, which are just as impactful as its more evident primary outcome. The authors should be commended for this important work.

The Xiao procedure has received much attention from desperate parents of children with MM/LMM, pediatricians, urologists, and the lay press. Its fanfare extends beyond the field of neurosurgery. But was all this fanfare merited? The present well-executed study,6 along with the authors’ prior work,7 contradicts widely cited studies4,5 that were reported to validat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the Xiao procedure. Perhaps a little more history about the inventor of the Xiao procedure is needed to put the current study in context and highlight why it is so significant. Interestingly, Dr. Chuan-Guo Xiao, a urologist and founder of the self-named Xiao procedure, is himself a polarizing figure.

Dr. Xiao conceived the idea for an innovative surgical procedure to restore bladder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MM, LMM, or spinal cord injury while working in the US under a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grant in the late 1980s. In 1995 Xiao returned to China to perform clinical studies designed to demonstrate the efficacy of his newly described Xiao procedure. He benefited from the regulatory environment that governs China’s large health care market and human experimentation. Through his own publications,8–13 Dr. Xiao claimed a 70%–90% rate of success in restoring bladder control. Yet these astonishing results have not been duplicated by any center outside of China. The zenith of Dr. Xiao’s career was the opening of a private hospital dedicated exclusively to performing this procedure. He capitalized on medical tourism, where despairing foreigners, including Americans, would pay out of pocket to have this procedure performed. Unfortunately, the rest of his professional career and life plays out like a soap opera. In 2010, Dr. Xiao was accused and then arrested and convicted of hiring thugs to attack critics of his procedure, doubters of his academic credentials, and whistleblowers of research fraud and fabrication of data.3

Dr. Xiao was sentenced to five and a half months in prison. Since then, his voice may have been silenced, but his infamous legacy lives on. Since 2010, more than 250 patients in China who claim that the Xiao procedure does not work3 have been threatening further civil and criminal legal action against hospitals or Dr. Xiao directly. Moreover, there have been serious complications related to this procedure involving the sacrifice of functioning ventral nerve roots and subsequent loss of motor function.4–7

“Scientific integrity” encompasses a broad spectrum of responsibility, which includes deterring plagiarism, prohibiting the falsification of scientific data to support a priori conclusions (e.g., studies associating autism with vaccines), requiring full disclosure of all potential areas of bias (e.g., the initial clinical studies investigating the safety and efficacy of bone morphogenetic protein [BMP], for which authors failed to disclose significant financial relationships with the manufacturer of one form of BMP), curtailing scientific misconduct, and the mandate of editorial boards of scientific medical journals to publish high-quality science.2

Furthermore, there are too many “pay-to-publish” journals where the rigor of the peer-review process and quality control is questionable. At times, authors need to realize and accept that their work may not be suitable for publication as composed and that further work to improve or validate the message would be of benefit. A system must be put in place that properly monitors fraud and plagiarism, checks reasonable allegations and prosecutes libelous ones, and protects whistleblowers. The careers of clinicians and scientists, the future of the scientific method, and most importantly, the health, well-being, and lives of our patients are at stake.3

Lastly, I would like to make some brief comments on the positive aspects of a “negative” study. Significant author, editorial, and publisher biases exist toward publishing only studies that report positive results, where a hypothesis is confirmed and further research is inspired. On the contrary, there are likely many more studies that produce nonconfirmatory or negative, observations that refute current ideas or carefully constructed hypotheses, such as the present study.6 These negative studies—arguably even more valuable in science—are an integral part of scientific progress and deserve more focus.1 Obvious benefits of publishing negative results include reductions in duplicated efforts between various research groups; revelations of fundamental flaws in commonly used methods, drugs, or reagents; acceleration of the cycle of scientific progress; and the promotion of a culture of robustness, transparency, and openness, the noblest aspect of science.1 The reality of science is that it is untidy, complex, confusing, and imperfect; negative studies are the essence of the reality of science. A quote by Jules Verne, famed author and ostensibly the father of science fiction, summarizes my thoughts about negative studies: “Science, my lad, is made up of mistakes, but they are mistakes which it is useful to make, because they lead little by little to the truth.”

References

1.Anderson G, Sprott H, Olsen BR: Opinion: publish negative results. The Scientist January152013. (http://www.the-scientist.com/?articles.view/articleNo/33968/title/Opinion–Publish-Negative-Results/) [Accessed February 4, 2016]

2.Barr DB: Integrity in science. J Expo Sci Environ Epidemiol 17:123, 2007 CrossRef

3.Editorial: A hammer blow to national ethics. Nature 467:884, 2010 CrossRef, Medline

4.Peters KM, Gilmer H, Feber K, Girdler BJ, Nantau W, Trock G, et al.: US pilot study of lumbar to sacral nerve rerouting to restore voiding and bowel function in spina bifida: 3-year experience. Adv Urol 2014:863209, 2014 CrossRef, Medline

5.Peters KM, Girdler B, Turzewski C, Trock G, Feber K, Nantau W, et al.: Outcomes of lumbar to sacral nerve rerouting for spina bifida. J Urol 184:702–707, 2010 CrossRef, Medline

6.Tuite GF, Polsky EG, Homsy Y, Reilly MA, Carey CM, Winesett SP, et al.: Lack of efficacy of an intradural somatic-to-autonomic nerve anastomosis (Xiao procedure) for bladder control in children with myelomeningocele and lipomyelomeningocele: results of a prospective, randomized, double-blind study. J Neurosurg Pediatr [epub ahead of print May 3, 2016. DOI: 10.3171/201510.PEDS15271]

7.Tuite GF, Storrs BB, Homsy YL, Gaskill SJ, Polsky EG, Reilly MA, et al.: Attempted bladder reinnervation and creation of a scratch reflex for bladder emptying through a somatic-to-autonomic intradural anastomosis. J Neurosurg Pediatr 12:80–86, 2013 Link

8.Wang HZ, Li SR, Wen C, Xiao CG, Su BY: Morphological changes of cholinergic nerve fibers in the urinary bladder after establishment of artificial somatic-autonomic reflex arc in rats. Neurosci Bull 23:277–281, 2007 CrossRef, Medline

9.Xiao CG: Reinnervation for neurogenic bladder: historic review and introduction of a somatic-autonomic reflex pathway procedure for patients with spinal cord injury or spina bifida. Eur Urol 49:22–29, 2006 CrossRef, Medline

10.Xiao CG, de Groat WC, Godec CJ, Dai C, Xiao Q: “Skin-CNS-bladder” reflex pathway for micturition after spinal cord injury and its underlying mechanisms. J Urol 162:3 Pt 1936–942, 1999 CrossRef, Medline

11.Xiao CG, Du MX, Dai C, Li B, Nitti VW, de Groat WC: An artificial somatic-central nervous system-autonomic reflex pathway for controllable micturition after spinal cord injury: preliminary results in 15 patients. J Urol 170:4 Pt 11237–1241, 2003 CrossRef, Medline

12.Xiao CG, Du MX, Li B, Liu Z, Chen M, Chen ZH, et al.: An artificial somatic-autonomic reflex pathway procedure for bladder control in children with spina bifida. J Urol 173:2112–2116, 2005 CrossRef, Medline

13.Xiao CG, Godec CJ: A possible new reflex pathway for micturition after spinal cord injury. Paraplegia 32:300–307, 1994 CrossRef, Medl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