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博客

任志强因为贪污受贿、滥用职权、挪用公款等罪名被判刑18年。《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发了一篇很长的微博，替任志强感到惋惜。他说，搞政治对抗有一个常识，那就是你不能被人家抓住经济问题的把柄，屁股要干净，一定要做到清心寡欲。

很多人都怀疑任志强之所以会被追究经济问题判18年，是因为他搞政治引起的，经济问题实际上是政治问题。别人这么说倒也罢了，胡锡进也这么说，意义就不一样了。胡锡进被国内外当作中国官方的非正式发言人，是政府的传声筒。《纽约时报》甚至认为，胡锡进在网上的发言能够影响到美国的股市。那么，胡锡进这么说就相当于替政府承认任志强之所以会因为经济问题被抓、被判刑，是因为他搞政治对抗引起的。这是中国政府不承认的。胡锡进把这个国家秘密泄漏出来了。

任志强的经济问题，按照判决书上的说法并不是现在才发生的，历时很久了，最早可以追溯到差不多20年前，最大的一笔款是10来年前，即2012年他跟他儿子的关联交易。可见并不是现在他才出经济问题。任志强曾经标榜过自己是优秀共产党员。他三年前退休的时候，号称经过了审计，没有查出他有问题。为什么现在突然就查出他有经济问题，而且是很多年来一直就是这样的呢？按照胡锡进的说法，是因为他搞了政治对抗，所以要抓他的经济把柄，才去挖他的经济账，把他20年来的账全部都挖了一遍，找出问题来了。那么，如果不搞政治对抗，就可以过得好好的，经济问题再大、时间再久远都没事，可以安度晚年；但是，敢搞政治对抗，那么什么经济问题都给挖出来，没有问题也要挖出问题。

三年前刚刚做过审计说没有问题，现在说有问题，而且涉及的金额非常大，好几千万，那么三年前的那个审计是怎么做的？三年前给任志强做审计的那些人是不是也应该追究责任？而且，任志强搞政治对抗并不是现在的事，已经好多年了。按照胡锡进的说法，他们两个人很早以前就是“论敌”了。搞了这么多年的政治对抗一直没事，还把他评为优秀党员，三年前还说他没有经济问题让他退休了，怎么现在突然有了问题要追究他呢？

网上有传言，说任志强在三月份发过一篇文章骂了大领导，因此惹祸。那篇文章我看过，我不知道是不是任志强写的。胡锡进现在这么说，那不就相当于证实了网上的传言是真的吗？说任志强之所以会被挖出经济问题，是为了抓他的把柄，那就不是说的以前那些政治对抗了，而是最近的政治对抗让当局无法容忍，所以才要挖他，这不就是证实了网上的说法吗？

胡锡进认为，如果你要搞政治对抗不能有经济的把柄。没有经济把柄，还可以抓别的把柄，比如说“嫖娼”。胡锡进也提到这一点，他说，几年前他的一个论敌就因为嫖娼被抓住了把柄。我想他指的是薛蛮子。薛蛮子嫖娼这件事应该是真的，并非有人故意陷害他。但是有的搞政治对抗的人“被嫖娼”就很难让人相信，比如说不久前清华大学的许教授也因为嫖娼被抓，关了几天放出来了，就几乎没有人相信他真的嫖娼了。

没有经济问题，那么也可以说有嫖娼的问题；没有嫖娼的问题，还可以找别的问题，比如说国家安全的问题，当作“间谍”抓起来。胡锡进的另外一个论敌去年就是因为被指控是“澳大利亚间谍”被抓起来的。如果连国家安全问题也找不到，那么还有一个万能的“寻衅滋事”等着呢。那不需要任何借口，只要在网上有言论，被认为是敏感的、不恰当的，那么就可以说是“寻衅滋事”，就可以抓人、判刑了。

胡锡进说“搞政治对抗一定要做到清心寡欲”、“不要让人抓住把柄”，听上去好像胡锡进是在支持、赞同政治对抗，是在为这些没有做到清心寡欲、被人抓住把柄的搞政治对抗的人感到惋惜，是在恨铁不成钢。反之，你如果清心寡欲、没有任何把柄，那就可以搞政治对抗了。

但是，胡锡进是官方的人。他这么说相当于支持别人来跟政府搞政治对抗。这是不是犯了政治错误了？或者，用胡锡进以前的话来说，他的屁股是不是坐歪了？他的屁股一坐歪，犯了政治错误，要找也能够找到他的把柄的。

不过胡锡进现在还被认为是党的人，即使有什么问题暴露出来也没关系。胡锡进自己以前也被发现过有经济问题，挪用了公款到波兰旅游，当时也是发过通告的，只不过认为那个问题不算很大，胡锡进还是党的人，所以给了他一个很小的处分。但是，如果胡锡进这种在政府看来是错误的、不恰当的言论发得太多，那么以后小问题有可能就变成大问题，没有问题也有可能挖出问题，到时候胡锡进可能有更大的经济问题被出来。没有经济的问题也有嫖娼的问题，没有嫖娼的问题也有间谍的问题，没有间谍的问题也有寻衅滋事的问题……胡锡进还是要小心一点。

可见，胡锡进写这篇文章，还是说了一些真话、实话的。这还是值得赞赏的。所以，这篇登在新浪微博上的文章就不能转也不能评了。但是，这篇文章还没有被删掉，胡锡进也没有因此被封号、禁言。如果换了别人，敢这么评论任志强的事吗？敢说任志强的经济问题实际上是政治问题吗？谁敢说，肯定帖子被删掉，被封号、禁言。更严重一点，那就会以“寻衅滋事”的罪名抓起来。所以，胡锡进还是有特权的。他应该很感激自己还受到党的信任，只是受了一点小小的处罚而已。

2020.10.12.录制

2021.11.23.整理

科学松鼠会宣布停止活动，因为他们有一个成员惹了一批大五毛。有一个叫“乌合麒麟”的大五毛转了一个帖子，说“人体含水量70%”这件事是日本731部队拿活着的中国人做蒸干实验才知道的。科学松鼠会的这个成员说这是一个谣言，还做了一番科普。大五毛以及共青团中央等官方微博一拥而上批科学松鼠会是“恨国党”、想要洗白日本侵华罪行。吓得科学松鼠会那个人赶快发表声明认错，还说要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去接受教育。科学松鼠会也发了一个声明，宣布把那个人开除出科学松鼠会，把他所有的言论清光，而且宣布科学松鼠会从此停止活动，永远停止更新微博。

科学松鼠会是一个叫“姬十三”的人搞的，他同时搞了果壳网。这两个机构号称都是做科普的，但是分工不一样：科学松鼠会号称不赚钱，是公益性的，果壳网则是营利性的，从政府拿了几千万元的活动经费。显然姬十三怕科学松鼠会连累到了果壳网赚钱，赶快把科学松鼠会切割掉，而且还赶快发表声明宣布“我们一贯爱国、爱党”。

科学松鼠会以前老是发一些不科学的、甚至是伪科学的东西，被我多次批过。但是在这个事件中他们并没有错。然而，为了自己的生存不敢坚持科学的原则，赶快认错，而且连活动全都停了，说明这帮人并不是真正地要做科普。

“人体含水70%”的来源跟日本731部队的确没有关系，它是1945年美国生物化学家做实验得出来的。当然不是拿人体做蒸干实验，而是拿尸体测出来的。他们不仅测出人体含水量接近70%（67.85%），而且还把人体各个器官的含水量也都测了一遍。其实他们主要不是为了测含水量，而是测人体的各种各样的化学成分，在测的时候顺带测了一下含水量而已。如果光是测含水量，论文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因为在那之前，早在19世纪已经有人测过人体的含水量了，也是拿尸体来测的，测出来的结果也是60%左右。所以，人体究竟含水量多少，是早就知道的，跟731部队的人体实验没有关系。

那些大五毛也承认，在731部队之前已经有人做出来这个结果了，但他们说这不等于731部队就不会再去做。如果有人做过了，得出了一个大家比较公认的数据，那么731部队是不太可能再去做的。在731部队主持人体实验的那些人都是当时日本比较著名的医生或大学的医学教授。他们做这些人体实验的目的主要有两个。第一个目的是为了获得新的医学知识，类似于做基础研究。那些医学教授甚至根据在731部队做的人体实验写了一些论文发表。只不过他们发表论文的时候不说实验对象是人体，说是找非人的灵长类，也就是猴子来做实验。第二个目的是为日本军队服务，带有军事目的，比如说做细菌战、化学战的研究。测人体含水量对他们来说第一没有医学的价值，第二没有军事的价值，所以是不会去做这种实验的。

目前也没有可靠的证据表明731部队做过人体蒸干实验。那些大五毛引用“历史资料”，说森村诚一写的纪实文学《恶魔的饱食》里面已经详细记载了这个人体蒸干实验。还有，俄罗斯拍过一个纪录片，也说731部队做过人体蒸干实验。其实俄罗斯那个纪录片根据的就是森村诚一的那本书。因为731部队的实验并没有影像资料留下来，所以那个纪录片只是根据森村诚一书里的描述进行了还原。

那么森村诚一的那本书可不可靠？不可靠。森村诚一首先是一个小说家。《恶魔的饱食》号称是“纪实文学”，是冒着生命的危险采访了一些知情者写成的。但是严格地说那是一本小说。里面的一些描述、情节并不是真的，很多是想像的，甚至里面的照片出版以后就被发现有一半是伪造的，变成一个丑闻，出版社就把书召回，不卖了。所以，那本书是不能把它作为历史依据的。比较可靠的研究731部队的书都没有提到731部队做过人体蒸干的实验。

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人体蒸干的实验是站不住脚的，完全是一个不懂科学的人想像出来的。他想，人们老说“人体含水量70%”，这怎么做出来的？那肯定是在人活着的时候先测一下重量，然后再把他尽量地蒸干了再测一下，这么一减就变成了含水量了，对不对？这是一般人的想法。如果真正这样去做实验的话，是很难操作的，即使很残忍，要把活人蒸干，也很难把水分全部都蒸干，这样得到的数据很不准确、很不可靠。有更可靠的办法，例如测尸体的湿度。我刚才说的1945年美国科学家发的论文，测的就是尸体的湿度，可以测出来含水量究竟有多少。而且，他们还测各个器官的湿度。难道731部队还要把各个器官都给蒸一遍？

而且森村诚一说实验的结果认定人体的含水量是78%，这比一般认为的不到70%高得多。人体含水量不可能那么高。何况，如果是通过蒸干实验来测，不可能把所有的水分都蒸干，结果应该是偏低。由此可见这个实验完全是编出来的。

森村诚一书里提到的731部队的人体实验，有的也是像“人体蒸干实验”一样是一个不懂科学的人想像出来，就是为了骇人听闻、吸人眼球，说得越恐怖就可以卖得越好。例如，森村诚一还提到一个抽真空的实验，把一个大活人弄到气压室里，然后把里面的空气慢慢地抽掉，一直抽到变成真空，人体膨胀、爆炸，内脏流出来喷得到处都是。听上去很恐怖，但是这也完全是想像出来的。人在真空状态下是不可能爆炸的。很多人想当然地以为人是像气球一样的，外面气压低了或没有气压了，就会膨胀起来了。不是的。人体并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系统，它跟外界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气体交换，即使把它抽成真空人也不会一下子炸裂、内脏喷得到处都是。

我们来看一个真实的事例。1971年，苏联飞船“联盟11号”出了事故，它返回地球后人们发现三个宇航员都死了。调查的结果认为，是因为在返回地球时发生了漏气事件，在30几秒之内飞船里的气体全部漏光，变成了真空，所以三个宇航员马上就死了。但这三个人的尸体除了脸部有一些蓝色的斑点、鼻子有血迹之外，其他的都是正常的，并没有整个人体炸裂。一开始发现这三具尸体的时候因为看不出有啥异常，关于他们的死因当时没法认定，做了各种各样的推测。最后研究的结果认为是气体泄漏一下子变成真空状态导致肺栓塞死亡。

森村诚一描述的抽真空的实验可能有一点点事实的依据。根据731部队原成员的回忆，他们拿人做过减压的实验，看人能够活到多低的气压才死。他们做那个实验时把空气抽走，按他们的描述，抽到眼珠子从眼眶掉出来，就停了。但是这个细节描述可能也是想像出来的。苏联联盟11号的宇航员在真空下眼球并没有掉下来，看上去很正常。

现在基本上没有日本731部队原始的材料了，因为日本战败以后731部队的材料全部都被销毁，那些犯人、试验的对象、中国的劳工全部都被杀死，除了731部队的人、日本医生、医学教授，所有的知情人都被杀光了。那些最知情的、参与研究的日本医生、医学教授，当时被美国保下来。麦克阿瑟想要获得这些人手上的实验资料，特别是细菌战实验的资料，因为他准备跟苏联打仗，认为细菌战、生物战的资料很宝贵。为了让这些医生、医学教授能够提供这方面的资料，麦克阿瑟豁免了他们的罪行。这些人回日本以后继续从事医学方面的研究，有的还变得非常地出名。那些资料就到了美国军方手里，现在还没有公开。

我们对731部队做人体实验的了解，主要都是从某些当时参与做实验的人后来的回忆得到的。这些医生、教授一开始都不说，是一直到晚年以后才开始有人说出一些事实的真相。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可以知道他们究竟做过哪一些人体实验呢？

我刚才说了，他们做这些人体实验有两个目的，为了医学和为了军事。医学的实验他们做过把人饿多少天会死、不喝水多少天会死之类。其中比较著名的是冻伤实验，故意把人冻出冻疮。但做冻伤实验的目的也不是故意去折磨人，他们是想要找出治疗冻伤的最好的办法。冻伤以后一般都认为要赶快搓一搓把冻伤部位搓热。他们研究的结果认为这样反而更糟糕，治疗冻伤最好的办法是泡温水。

他们主要做的是军事方面的实验，是为日本军队服务的。例如，拿人当活靶子来测试各种各样的武器——刀、枪、炸弹，来测对人体能够造成什么样的损伤。还做了化学战的实验，用什么样的毒气、用多大的量能把人毒死。最主要的是细菌战实验，让人感染细菌，再做活体解剖，看在感染的各个阶段器官发生了什么样的病变。其中他们做得最多的细菌实验是鼠疫实验，因为他们认为鼠疫做细菌战是最有价值的，就做让人感染鼠疫的实验。还做了让人感染梅毒的实验。

让人感染了细菌、梅毒之后，他们要做活体解剖来看器官的病变。而且，做活体解剖的实验是不用麻醉的。这些医生的解释是，不打麻醉也不是为了故意折磨人，而是怕打了麻醉以后会影响实验结果。所以他们还很心安理得。这些医生、医学教授是不把实验对象当人看待的，在他们看来跟实验动物没有任何的区别。更令人发指的是，他们还拿孕妇、婴儿做人体的实验。所以，731部队的罪行、罪恶是应该充分地揭露的。但是，不应该为了吸引眼球，耸人听闻地散布谣言，还不准人去质疑这些谣言。那就让揭露变得不严肃，反而让人觉得不可信。

2021.6.7.录制

2021.11.10.整理

前一阵子，一些中国高校LGBT团体的公众号被封了。“LGBT”是英文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转性别的简称。这些团体要维护这些人的权益，导致他们的微信号被封。有一个网名叫做“疫苗与科学”、真名叫陶黎纳的人，就此写了一篇文章，说“普大喜奔”，“所有的中国人都为此拍手叫好”，他要代表所有的中国人，像我这种不为此拍手叫好的就要被开除出中国国籍了。

陶黎纳说：“我是一名医生，我认为同性恋就是一种病。同性恋之所以不被认为是病，是西方搞政治正确的结果，是不科学的。”特地强调自己“是一名医生”，而且很喜欢自称是“陶医生”，觉得自己很权威。真正的医生谁会动不动就说自己是“X医生”，还要特别强调“我是一名医生”？他这么说，反而让人怀疑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是医生？因为不是医生，所以才要强调自己是医生。的确，他很难算得上是一名医生，因为他是上海医学院公共卫生专业毕业的。虽然中国也给公共卫生专业毕业的发医师执照，但是那不是我们普通人心目中的医生。一般说的医生指的是临床医生，是能够看病、开处方的。但是，谁敢去找陶黎纳看病、让他开药方呢？他是搞公共卫生的，以前在上海疾控中心做管理，后来因为整天在网上宣扬伪科学，反对疫苗强化接种，被开除了。

退一步说吧，即使他是医生，那也是公共卫生领域的，而同性恋的问题跟公共卫生领域一点关系也没有，并不是他的专业。如果是精神病科医生或心理医生，在同性恋的问题上可以说还有一点发言权。如果是公共卫生领域的“医生”，在同性恋问题上的看法并不比一般的人更专业。即使是精神病科医生、心理医生，关于同性恋问题的看法也不能乱说，也要符合学术界的共识。

能够代表学术界的共识的是权威机构的看法。在精神病学、心理学方面比较权威的一个机构，是美国精神病学学会。美国精神病学学会出了一本《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简称DSM，它在各国都被认为是权威的参考依据。DSM第一版是在1952年出的，根据传统的看法把同性恋划进精神障碍。出版之后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学术界有很多人对此有不同看法，认为不能把同性恋当作精神疾病、精神障碍。后来有非常多的研究都表明，同性恋和异性恋都是正常的、健康的性倾向，同性恋的人在各方面并不比异性恋差，他们也可以过幸福的、健康的、丰富的生活。所以，1973年，美国精神病学学会通过了决议，决定不再把同性恋当成一种精神疾病。在第二年（1974年），美国精神病学学会修改DSM时就把同性恋去掉了，不再当成一种精神障碍。在那以后，世界各国的精神病学界、心理学界也就逐渐地不把同性恋当作一种病了。

关于疾病的分类还有一个权威的机构，那就是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也出了一本指南，叫做《国际疾病分类手册》，把人类已知的各种各样的疾病都分门别类地收进去。世界卫生组织在关于同性恋问题上的看法，要比美国精神病学学会落后一些。它在1977年出的《国际疾病分类手册》还把同性恋作为一种精神障碍收进去。一直到1990年5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修改了《国际疾病分类手册》，才把同性恋去掉了。世界卫生组织把同性恋去掉的意义，要比美国精神病学学会把同性恋去掉的意义还要大，因为美国精神病学学会再权威，代表的也只是一个国家的专家的看法，而世界卫生组织代表的是国际的，是世界各国的专家的看法。所以，从1990年开始，就意味着国际学术界在关于同性恋的问题上已经达成了共识，不认为它是一种疾病，而是很正常的性倾向。

中国更落后一些。中华精神病学学会学美国精神病学学会，也出指南，叫做《中国精神障碍分类方案和诊断指南》，以前也是把同性恋当作精神障碍收进去的。但是，从2001年开始它也把同性恋去掉了。也就是说，从2001年开始，中国学术界也达成了共识，不再把同性恋作为一种精神疾病。

陶黎纳只是公共卫生领域的“医生”，怎么能够认为自己在关于同性恋问题上的看法，要比世界卫生组织、各国的精神病学学会（包括中国精神病学学会）的看法还要科学、权威呢？这不是太狂妄了吗？有这种想法的人，才是真正地有病。

当然，有一些同性恋的人是有可能会出现精神障碍的。这主要是因为社会上对同性恋还存在歧视，还有污名化，还有像陶黎纳这样的变态在不停地攻击、仇视同性恋，所以让某一些同性恋的人没法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性倾向，有精神压力，因此产生了焦虑、精神障碍，影响到了生活、工作、学习。在这种情况下，的确有了心理疾病，那就要看心理医生、精神科医生，来帮助他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性倾向。但是，不能因此就说同性恋是一种病。异性恋的人也会因为恋爱、性生活而出现焦虑、精神障碍，也需要去看心理医生、精神科医生，难道能够因此就认为异性恋也是一种病吗？

还有一些人本身是同性恋，但是由于文化的或者宗教的原因，不敢让人知道，要掩盖起来，也就是所谓的“深柜”。而且，有的“深柜”还要在公开的场合表现得特别地仇恨、歧视同性恋，后来因为别的原因才暴露出他们是同性恋。在美国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有些保守的共和党政客口头上都表现得特别仇恨同性恋，后来因为性骚扰、嫖娼、性侵才被发现原来他们是同性恋。这种人本身是同性恋，却不仅没法正确认识自己的性倾向，反而表现得特别仇视同性恋，这不就是一种变态吗？所以这种人也是有病的，这种情况就是俗话说的“恐同皆深柜”。这么说是以偏概全了，并不是“恐同”的人一定自己都是同性恋，相当一部分是异性恋或者无性恋。但是，人家同性恋喜欢同性，碍你什么事了？又不会对你造成伤害，你却去仇视他们，表现得特别激烈，这不是有病吗？所以，“恐同”不管是不是深柜，都是有病的一种表现。

中国由于传统的原因，历来是比较歧视同性恋的，以前甚至把同性恋当成是“耍流氓”。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搞同性恋的人还有被抓起来以“流氓罪”判刑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社会对于同性恋问题的看法越来越宽容、开明，有一些同性恋敢公开地出来表明自己的性倾向，也有一些同性恋的权益组织出来公开活动，政府也不再把同性恋当成罪犯抓起来了。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但是，近年来中国社会在许多方面退步得很厉害，包括对同性恋的看法也出现了倒退。那些LGBT权益组织的公众号居然一概都被封杀了，就是倒退的表现。像陶黎纳这种恐同的变态在网上居然也能够呼风唤雨，这也是一种倒退。这就告诉我们，中国争取LGBT的权益的路还是很漫长的。

2021.7.14.录制

2021.11.13.整理

《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又在鼓吹攻打台湾。他说，新疆、香港的极端分子都被中国政府解决了，接下来就要解决台湾的极端分子，威胁要跟台湾“军事摊牌”。有一个网友问他：如果解放台湾，你和你的家人会上战场吗？胡锡进很大义凛然地回答说：我肯定要上了，我是老兵，招必回。

胡锡进自称“老兵”是因为他毕业于南京国际关系学院，那是一所军校，所以他以军人自居。胡锡进以前还喜欢吹嘘自己曾经11年从军上战场，实际上他是以《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记者的身份曾经去过南斯拉夫、伊拉克当战地记者。当战地记者有一定的危险性，但是跟普通士兵比不值一提。即使中国大陆要打台湾把胡锡进招回去了，也会是让他当战地记者。而且，胡锡进现在已经61岁了，让他当战地记者也不可能真的就让他上战场，毕竟中国还是有很多年轻的记者可用的。所以，胡锡进才敢这么大义凛然地保证说他肯定要上战场，那是因为他知道，不会真的让他上战场的。

比较有意思的是，胡锡进回避了他的家人要不要上战场的问题。那个网友说的“家人”，按一般的理解指的胡锡进的子女。胡锡进究竟有没有子女、有多少个子女、是男是女，都有争议。网上传言胡锡进有一个儿子在加拿大留学，胡锡进否认，说他只有一个女儿。胡锡进曾经被《环球时报》副总编段静涛实名举报有两个私生子，但是中央纪委说这个举报不符合事实。不管胡锡进有没有私生子、有没有儿子，就算他只有一个女儿，现在男女都一样，也可以当女兵上战场。胡锡进可能知道这一点，就回避了这个问题，不敢保证他的家人就一定要上战场，因为他的子女还比较年轻，真上战场那就是去当炮灰了。

更有意思的是，胡锡进接下来还反击这个网友说：“同时还要抓你做壮丁，把你编入突击队，去上岛炸碉堡。如果你敢临阵逃脱，我在后面就一枪毙了你。”

现在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抓壮丁”是什么意思，那是七、八十年前民国时期的特殊产物。当时国民党军队严重缺员，老百姓不愿意参军去替国民党卖命，所以他们只好抓人来当兵。“壮丁”在理论上应该指的是青壮年，但实际上在抓壮丁的时候把未成年人、老人也都硬抓过来当兵。这就很不得人心，是国民党政府在大陆垮台的一个因素。

现在胡锡进居然觉得要打台湾也要抓壮丁，那他的意思是不是打台湾其实也是很不得人心的一件事？没有足够的志愿者愿意当兵来打台湾，所以要恢复七、八十年前的抓壮丁制度了？这是把现在的人民解放军当成以前的国民党军队，需要靠抓壮丁打仗。

胡锡进还认为，不仅要抓壮丁，而且要逼人去当突击队炸碉堡，或者当所谓的“敢死队”，后面还有“督战队”监督这些人，敢退缩就一枪毙了你。传说以前国民党军队就是这么干的。据胡锡进透露，解放军也这么干。2014年他曾经发过一条微博，透露说，1979年中国打越南的时候，当时把一些士兵编成“敢死队”，怕这些人逃跑，还要派人把他们给看管起来。当时《解放军报》还驳斥了胡锡进是造谣，但是胡锡进显然不认为自己是造谣，而且要打台湾也是会这么干的。

抓壮丁、逼人当敢死队、不当就一枪毙了你，这些都是以前大陆拍的国共内战的影片里经常出现的。从这事可以看出来，虽然胡锡进自吹当过战地记者、上过战场，他对战争的看法基本上是从他小时候看电影得来的印象。有一件事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就是他说要叫人上岛去炸碉堡。“炸碉堡”也是以前大陆拍的国共内战的战争片里经常出现的镜头。在现代战争中，谁还会逼着人去炸碉堡？现在有钻地的炸弹，一炸整个碉堡都炸没了，还用派人去炸碉堡吗？胡锡进对现代战争缺乏常识，却老是鼓吹要去打台湾，其实也就是过过嘴瘾。

说起炸碉堡，最著名的炸碉堡的人物是董存瑞。现在有一条新的法律，叫做“侵害英雄烈士名誉罪”，不能说烈士的坏话，甚至不能拿烈士打比方。北京的一个编辑发了一条微博，讽刺那些抵制耐克、阿迪达斯的人是想要当董存瑞，被北京警方说是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罪”，抓去判刑。

但是，有一个大五毛——孤烟暮蝉（广东惠东县工会舒畅）以前发过微博，把印度人比喻成是董存瑞，而且是贬低的说法，因为她把印度人蔑称为“阿三”，说这些“阿三”想要当董存瑞。如果按北京警方抓那个编辑的标准，孤烟暮蝉也是侵害了董存瑞的名誉，也应该抓起来。但是没有，她过得好好的，继续在网上当她的大五毛。

我不知道胡锡进举逼人去炸碉堡、“不去就一枪毙了你”的时候，是不是也在暗示，董存瑞当时去炸碉堡也是被逼的，如果他敢不去炸的话也会有督战队一枪把他毙了？如果胡锡进真的是这么想的话，不要怕会侵害了革命烈士的名誉，大胆地说出来。他说了公安也不敢把他怎么样。连孤烟暮蝉这么个普通的大五毛公安都不敢动她，更不要说胡锡进这种有一定的身份的厅级干部了。

2021.4.2.录制

2021.11.2.整理

弦子起诉央视主持人朱军性骚扰案子的判决结果是意料当中的，那就是驳回弦子的诉讼请求。在开庭当天就做了判决，因为在开庭之前已经定下来了。在中国稍微大一点的案子就不是由主审法官，而是由审判委员会来决定要怎么判。对于那些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子更是要由政法委下指示应该怎么判。就像肖传国雇凶袭击我的案子，因为有重大的社会影响，就由北京市政法委指示要“轻刑速审”，就是对肖传国这些人要判得很轻，审判的过程要非常地快，让这件事迅速过去。在开庭之前北京司法局找了我的律师传达北京政法委的这个指示，想让律师做我的工作，让我有思想准备，不要闹。法院打电话通知我去参加开庭，我说我已经知道你们会判得很轻，而且会当庭判决，我不愿意陪你们演这么一出戏，不去。

朱军的案子也属于有重大社会影响的，也是由政法委已经定下来要怎么判，那就是，一定要保住朱军，不能让弦子赢。为什么呢？原因有二。

第一个原因，朱军毕竟是央视主持人。央视主持人是政府的形象代表，而且性骚扰发生在节目录制期间，在工作场合，如果法院支持弦子，对央视、政府面子上都不好看，有损形象。

其次，这个事件被当作是中国Metoo?（“我也是”）运动的一个重要事件。Metoo运动最开始是在美国爆发的，一些女性出来指控她们曾经受过某个有权有势的人的性骚扰、性侵。以前不敢说，现在利用这么一个机会说“我也是这样”。这股风传到中国，弦子起诉朱军就被认为是Metoo运动的组成部分。中国政府肯定不会支持Metoo，只会打压，因为在中国性骚扰、性侵太常见了，比美国严重多了。特别是在职场、官场，性骚扰、性侵非常普遍，官员、领导自己不干净，怎么可能支持Metoo呢？如果Metoo运动的声势越来越大，有越来越多的女性敢于站出来揭发，把这些领导、官员的丑事都给抖出来，后果不是非常地严重吗？

这就是为什么政法委肯定要包庇朱军，下的指示就是不能判朱军败诉。至于找什么样的理由判决，那是法院的事。法院是很容易找到理由的。中国的法官不需要讲逻辑，也不需要讲证据，只要得到了要怎么判的指示，总能找到借口。即使有很强的、很直接的证据，比如说有视频把朱军性骚扰的过程录下来，法院同样可以找到借口驳回起诉。何况只有间接的证据，法院更容易找到理由了，一句“证据不足”就驳回了。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中国不是一个法治国家，判案不是完全根据法律，而是根据政治。司法不具有独立性，而是要听党的。代表党的就是政法委。如果弦子的案子发生在美国，虽然证据不是很充分，还是有可能赢的。民事案和刑事案对证据的要求不一样。刑事案认为证据不足的，民事案也有可能胜诉。比如刘强东涉嫌强奸的案子，明尼苏达的检察官认为证据不足，起诉刘强东有可能赢不了，决定不起诉。但是受害人仍然起诉刘强东，属于民事诉讼，只要能够说服陪审团相信受害人的说法，还是很有可能赢的。美国的陪审团没有政法委命令应该怎么判。如果中国实行的也是美国这种陪审团制度，司法具有独立性，那么弦子是很有可能赢的。很多人相信她，我也相信她。

这个案子判决下来后，弦子表示要上诉。勇气可嘉，但是上诉的结果也可以预料得到，那就是会维持原判。这个案子怎么判是政法委定下来的，中级法院不可能去违背政法委命令。但是，虽然上诉赢不了，我还是支持弦子上诉。在中国打这种带有公益性质的诉讼，不能抱有太大的希望，赢了当然好，输了也不用太在意。如果抱着太大的希望，那会很失望的。只要不抱着太大的希望，就不妨去打。

我以前在国内也打过一些诉讼，现在也在第二次起诉崔永元损害名誉权。对这些诉讼，我也并不抱着什么希望有可能赢，比如说，法官是不太可能判崔永元败诉的。但是，我为什么还是要打这些诉讼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去打这种带公益性质的诉讼对于结果不要太看重。对方赢了又能怎么样？现在朱军赢了又能怎么样？他真正地挽回名誉了吗？一般中国人都知道他是怎么赢的，都知道中国的法院是怎么回事，也就是说中国法院的判决并没有什么权威性，不像美国的法院。即使中国的法院判朱军赢了，大家还是不会相信中国法院的判决的。更何况，中国的宣传主管部门已经下指示不准报道这个案子，很多人并不知道法院支持朱军。我唯一看到的报道是《北京日报》一则很短的报道：“周某某起诉朱某人格权纠纷，由于证据不足被法院驳回起诉。”看这则报道让人一头雾水。如果没有跟踪这个案子的不知道讲的是朱军的案子，如果跟踪这个案子的早就从别的渠道知道了判决结果了，发这种报道有啥用？连朱军胜诉也不敢报道，说明中国宣传主管部门很清楚，法院的判决是没法挽回朱军的名声的。所以，即使被告赢了又能怎么样？没必要太把诉讼的输赢放在心上。

那么，起诉这种带公益性质的案子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是为了扩大影响，让更多的人了解事情的真相。第二，是要给历史留一份记录，也就是说要着眼于未来，让后人能够通过这些记录知道我们曾经有过法律只是一个笑话的荒唐时代。

2021.9.16.录制

2021.11.4整理

“三月廿八，上午发薪，逛琉璃厂，购书三册，一元整，拓片十张，二元三角，永元砖研一方，一元三角，茶饮一角，旋至怡红院还酒账卅八元，欲走，小红拉拽入房，不觉天黑，又费五元，洒泪而别.——《鲁迅日记》”

这则“鲁迅日记”是伪造的，不仅在《鲁迅日记》中没有，而且其格式与鲁迅日记不符。鲁迅写日记只是每月开始写一次月份，每日只写日子不写月份，日子后面会写天气，例如“廿八日?晴”。可见杨锦麟并没有看过《鲁迅日记》，伪造得很拙劣。

《鲁迅日记》中唯一一处提及妓女，是1932年2月16日的日记，全文如下：

“十六日?晴。下午同三弟往汉文渊买翻汪本《阮嗣宗集》一部一本，一元六角；《绵州造象记》拓片六种六枚，六元。又往蟫隐庐买《鄱阳王刻石》一枚，《天监井阑题字》一枚,，《湘中诗》一枚，共泉二元八角。夜全寓十人皆至同宝泰饮酒，颇醉。复往青莲阁饮茗，邀一妓略来坐，与以一元。”

上世纪八十年代曾有李石城、苏雪林这些骂鲁妄人根据这则日记造谣鲁迅“召妓发泄”，后来也一直有嫖娼爱好者以此引鲁迅为同道。其实鲁迅日记说得很清楚，是在茶楼喝茶的时候邀请一名妓女过来坐了一会儿，给了一元钱。从上下文看是十个人喝完酒一起去的茶楼。只是“略坐”，肯定不是“发泄”，哪有在茶楼大庭广众之下十个男女老少（鲁迅和周建人全家）一起“发泄”的，何况一元钱在当时只是“打茶围”（与妓女喝茶、聊天）的价位，嫖资没那么便宜。为什么邀请妓女过来略坐呢，原因没说，但完全可以有正当的理由，例如了解一下底层人民的遭遇。当时正值日军轰炸上海、鲁迅全家避难内山书店后不久，兵荒马乱，逃难初定的鲁迅采风问民情有何不妥？鲁迅在那一年十二月有诗《所闻》，或与此有关：

“华灯照宴敞豪门，娇女严妆侍玉樽。忽忆情亲焦土下，佯看罗袜掩啼痕。”

杨锦麟显然不知道这个公案，连李石城、苏雪林那样的歪曲都不会，干脆无中生有伪造鲁迅日记，可谓无耻之极。想必杨锦麟本人有嫖娼癖好，就想拉个名人前辈陪绑聊以自慰。民国名人中有嫖娼癖好的有的是，康有为、胡适、徐志摩、郁达夫都以此闻名且不讳言（说陈独秀嫖娼则是汤尔和为了排挤他的造谣）。但杨锦麟看不上这些著名嫖客，偏把黑手伸向鲁迅，居然伪造鲁迅日记污蔑鲁迅也是嫖客，以为天下男人都跟他一样龌蹉，连鲁迅都敢拉来给他这种下流胚陪绑，我居然还跟这种无耻小人同台过，呸！

2021.11.5.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大”），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标志。“一大”并不是在七月一日这一天召开的，这个日子被定为共产党成立纪念日，是毛泽东随便指定的。共产党在成立的早期疲于奔命，没有想过要每年庆祝建党。一直到1938年共产党在陕北有了根据地，站稳脚跟了，毛泽东才想起来应该每年都纪念建党。但是，毛泽东虽然是一大的代表，而且还是负责记录的代表，自己也不记得“一大”究竟是哪一天开的。当时延安还有一个“一大”的代表董必武。毛泽东去找董必武，董必武也不记得究竟是哪一天开会。两个人都记得大概是在七月份开的，因为那个时候天气很热。毛泽东就把七月一日当成是共产党成立的纪念日，因为这个日子容易记。他在那一年写的《论持久战》说，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7周年的纪念日。从那以后，中国共产党每年都要纪念“七一”了。

不仅毛泽东、董必武不记得中共“一大”究竟是哪天开的，参加一大的代表也没有一个记得究竟是哪一天开的。有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是模模糊糊地说是七月份开的。张国焘晚年的回忆录说七月一日开会，是把纪念日跟实际开会的时间搞混了。共产党“一大”开会的具体时间是后来根据共产国际当时的记载确定下来的。根据共产国际当时的报告，我们现在知道，当时本来定在1921年6月20日在上海开会，但是各地的代表陆陆续续到齐了以后已经是7月23日了，这时会议才开幕。严格地说，1921年7月23日才是共产党成立的日子。

开会地点在上海法租界的李公馆。李公馆是上海代表李汉俊他哥的家。他哥外出了，李汉俊觉得这个房子很大，把它作为会议的场地。30日，法国的巡捕突然来搜查。虽然巡捕没有抓人就走了，代表们觉得不能再在那里把会议继续开下去了。上海的另一个代表李达的夫人提议改到嘉兴开。当时从上海到嘉兴要坐火车，7月31日有台风，铁路不通。到8月2日铁路通了，李达夫人和几个代表先到嘉兴做准备。8月3日其他代表陆陆续续地也过去了。那天他们租了一条游船，装成是游客，在嘉兴的南湖把会议开完。最后一天的会议通过了共产党的决议、纲领，选举陈独秀当总书记。

参加会议的代表基本上都是年轻人。年纪最大的是跟毛泽东一起从长沙来的何叔衡，已经45岁，会议其他的代表把他称作“老先生”，跟年轻人格格不入。他们认为何叔衡不够格，不让他参加会议。所以，何叔衡虽然作为代表去了上海，但没有参加会议，被赶回长沙。剩下的代表中董必武年纪最大，也只有35岁。其他的代表，最年轻的才19岁，大部分都是20岁。每一个地方派了两个代表，还有一个日本的代表，本来共有13个代表，何叔衡走了剩下12个。这些都是年轻人，而且都是文化人，包括教师、大学生、记者，记忆力应该是很好的，但居然没有一个记得“一大”究竟是在哪一天开的。说明这些人根本就没把这次会议当回事，不认为那是多么重要的事情，所以具体的日子都记不得了。

有别的迹象也表明，那些去开会的人真的是不把这个会议当回事的。

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共产主义者有两个，南方的陈独秀和北方的李大钊，叫做“南陈北李”。但这两个人都没有去参加“一大”。李大钊是北大的教授。北京当时已经有共产党了，还是李大钊帮助成立的。但是，北京共产党接到开会的通知，要他们派两个代表去参加会议的时候，就没有想到要让李大钊去参加，觉得这种小事情没有必要让这么忙的一个大教授去参加。他们选北大的学生去。第一个选出来的是当时主要在搞学生运动的北大学生张国焘。北京共产党还有两个学生比较著名，也都是北大的学生，一个叫邓中夏，一个叫罗章龙。第二个代表本来应该选他们中的一个，但是两个人都不愿意去，都觉得自己太忙了，不去上海开会。最后派了一个叫刘仁静的19岁的学生和张国焘一起去参加。

陈独秀当时在广东。他原来在上海，被南方政府请去当广东教育厅厅长。上海组织这次代表大会的人希望陈独秀参加会议，专门派了一个人去请他。这个人叫包惠僧，是武汉共产党的人，想去苏联留学，到上海后没走成，就在上海留下来了。包惠僧是记者，采访过陈独秀，跟陈独秀很熟，上海共产党就让他去广州请陈独秀回上海开会。陈独秀不愿意参加这个会议，他在筹建一个校舍，正在找钱，如果去上海开会，事情就耽搁了。他反而让包惠僧当广东的代表去参加会议。广东代表还有一个名额，陈独秀就让另外一个年轻人陈公博去，因为陈公博刚刚结婚，刚好可以带新娘一起去上海度蜜月。从这事可以看出来，陈独秀也不把这会议当回事，陈公博去开会实际上就是去度蜜月的。陈公博到上海后，参加了会议，但30日改到嘉兴开，他就不去了，带着新娘子去杭州西湖玩。8月3日他从杭州回来，碰到了另外一个代表周佛海，才知道会议开完了，而且选出陈独秀当总书记。

我刚才说了，参加会议的主要是一些年轻的学生、记者，他们参加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因为有人出钱（共产国际给他们出路费），可以借机去大上海玩一玩，公费旅游。这对他们来说可能是更重要的，参加会议是顺便的事。所以虽然他们去参加会议，但是很不重视。很不重视的另外一个证据，就是这次会议通过了决议、纲领，结果所有的这些文件的中文的原始版本后来都找不到了，没有人想到要把它们留下来。

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一大”的第一次决议、第一个纲领，有两个版本。一个是俄文版本。共产国际有两个代表参加了会议，向共产国际报告会议情况，把这些文件翻译成了俄文，保存下来。中共建国以后，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向苏联要共产国际当时有关中国的资料，才找到了这些文件的俄文版本，再翻译成中文。

另外一个是英文版本。参加会议的陈公博于1923年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1924年获得硕士学位，硕士论文研究的是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因为他参加过“一大”，有这个资本。这篇论文附了“一大”文件的英文翻译。参加会议的代表手上都有这些文件，他给翻译成了英文。这篇论文直到1960年才被挖掘出来。对照英文的版本和俄文的版本，发现内容是一致的，所以是可靠的。但是中文的版本没有人留下来，包括负责会议记录的毛泽东也没有留下任何的资料，说明他们根本就不把这个会议当回事。

现在关于中共“一大”的历史文献主要是共产国际保存下来的。共产国际为什么对这事这么重视呢？因为成立中国共产党就是共产国际和俄国共产党一手策划的。早在1920年，俄国共产党派了俄国人维经斯基，中文化名吴廷康，先是到北京找李大钊，李大钊建议他到去上海找陈独秀。他在上海找到陈独秀，给陈独秀活动经费做成立共产党的准备。1920年8月，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陈独秀被选为总书记。也可以说，在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了。陈独秀显然是那么想的，认为自己已经是中国共产党的书记了，没有必要再去参加“一大”。

维经斯基离开中国后，共产国际在1921年另派荷兰人马林，和俄国共产党远东局间谍处的尼可尔斯基一起到上海，给上海共产党经费让他们筹备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已经有共产党在活动的城市，每个派两个代表。北京、长沙、广州、武汉、济南都派了两个代表。日本留学生也派了一个代表（周佛海）参加。马林、尼可尔斯基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自始至终参与会议。这两个人的下场都很惨。马林后来回荷兰，二战时荷兰被德国占领，马林被纳粹杀害。尼可尔斯基更惨。1938年斯大林搞肃反，尼可尔斯基本来是苏联的间谍，反而被说成是外国的间谍被处决了。

中国的那13个代表大多数下场也很不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具体说一说这些中国代表的命运。

先从上海的代表说起。地主李汉俊在1924年被开除出党。1927年国民党清党时，李汉俊虽然已经被共产党开除，还是被国民党军阀杀了。另一个上海的代表李达因为跟陈独秀合不来，在1923年宣布脱党，当教授去了，搞学术研究，研究的还是共产主义。1949年共产党夺取政权，李达又重新入党，当武汉大学校长。1966年文革一开始他就被开除出党，被红卫兵斗死了。

再来看北京的代表。张国焘后来当了陕北苏维埃政府主席，跟毛泽东斗斗不过，1938年叛变投奔国民党。他算是得了善终的，后来他移民到加拿大，1979年在加拿大病死。北京另一个代表刘仁静在1929年被开除出党，因为他是“托派”。文革时他被作为反革命抓起来，在秦城监狱关了很多年，文革结束以后才放出来。1987年他在北京被公交车撞死。

湖南长沙的代表，毛泽东不用说了。另外一个代表何叔衡，就是参加会议被赶走的那个，后来参加红军。1935年红军长征离开了福建，但是何叔衡留在原来的苏区，有一次被国民党包围，他跳崖死了。

武汉的代表有一个是董必武。董必武后来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75年逝世，得了善终。武汉的代表还有一个是陈潭秋。他也参加红军，一直当共产党的领导。1943年，新疆军阀盛世才跟共产党闹翻了，杀了一批原来在新疆和他合作的共产党，其中被杀的就包括陈潭秋。

济南有两个代表。一个叫王尽美，他在1925年因肺结核病死。另一个代表邓恩铭后来一直在山东领导共产党的工作，1931年被山东军阀韩复榘枪决。

广东的代表陈公博第二年（1922年）就宣布退党了，1923年去美国留学四年拿了学位回国，加入国民党。抗战期间，他跟汪精卫投靠日本，后来成了汪精卫伪政权的二号人物。汪精卫死后陈公博当了南京国民党的主席、行政院的院长，所以是二号的大汉奸。抗战胜利后，他逃到日本，被国民党政府引渡回国，枪决了。广东的另外一个代表叫包惠僧，在1927年国民党清党时退党，后来加入国民党，当了不大不小的官。再后来去了澳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想回来，给周恩来、毛泽东写信，他们就让他回国了。回国以后他被政府养起来，文革时受了批判，但是不算很严重。他活过了文革，1979年才病逝。

最后一个是日本留学生代表周佛海，1924年退党，加入了国民党。后来也是跟着汪精卫投靠日本，汪精卫伪政权成立时他也是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曾经当过行政院的副院长。抗战胜利后他被判处死刑，但是被蒋介石赦免了，改成无期徒刑。1948年在监狱里病死。

总共13个代表，有7个或者被开除出党或者退党，有两个甚至成为大汉奸。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这说明参与开全国代表大会的这些建党的元老，实际上大部分的人并没有很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当时信仰共产主义是很时髦的一件事，这些年轻人可能就是为了赶时髦，或者就是要凑个热闹，信仰很不坚定，很容易变来变去。只不过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或者按现在的说法，在外国势力的指使下，搭了一个草台班子。并不是像后来中共吹的，说建党“是一个开天辟地事件”。

2021.7.1.录制

2021.10.30.整理

海地总统被刺杀后，土摩托发推文评论说，他当年去了一趟海地，最大的感想就是，这个国家靠民主选举是救不活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殖民或专制。他说，他这个想法由于政治上不正确当年被骂惨了，不知道那些骂他的书呆子、公知们现在有没有改变看法。

土摩托非常自信，去海地旅游了一趟就认为对这个国家非常了解，要给它的政治前途指明方向。我没有这样的自信，如果要让我评论哪一个国家的政治，我只敢评论中国和美国。因为我在这两个国家都生活过很长的时间，读过大量的关于这两个国家的政治、历史、文化等方面的书，又天天关心中国、美国的新闻，所以觉得自己还可以评一评中国、美国的政治。其他国家的政治，我一般是不敢评论的。即使有一些国家我去过，只是作为一个观光客走马观花看一看，并没有资格评论他们国家的情况，更不要说给他们的政治前途指明方向。如果非要做评论的话，那就要做好功课，先看大量的资料。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土摩托会把总统遇刺跟一个国家是不是适合搞民主扯上了关系。美国历史上多次发生过总统遇刺事件，有四个总统（林肯、加菲尔德、麦卡金利、肯尼迪）被刺杀身亡，另外还有里根也被刺杀受了重伤。我们能说，美国频繁地发生总统被刺杀的案件，说明美国不适合搞民主吗？

说某一个国家天生就不适合搞民主，并不是土摩托首先提出来的，中国政府一直用类似的说法来给大家洗脑，说中国有特殊的国情，不适合搞西方民主，如果搞西方民主中国就要大乱。有不少中国文化人居然也很接受这一套。像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以前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当教授的时候曾经给校报写过信，说西方民主根本就不适合于中国。还有科幻作家刘慈欣，曾经接受美国记者的采访，也说中国是不能搞西方民主的，如果搞了民主中国是要大乱的，他就要移民逃到西方民主国家去。

认为某一个国家的人是不能搞民主的，实际上就是认为那个国家的人要比其他国家的人低一等，是天生的贱民。民主是一种普世价值。虽然他们一直在说什么“西方的民主”，但是那是唯一真正的民主。民主可以有不同的方式，但本质只有一个，那就是自由、公正的选举，也就是“西方民主”。那是真民主，没有自由、公正的选举的“民主”，不管是标榜“社会主义民主”、“中国特色的民主”还是“全过程民主”，都是假的。选举的权利是人们与生俱来的。如果认为一个国家的人不配具有这种与生俱来的权利，就是把他们当成了贱民，实际上就是一种种族主义。

我们再来看国家发展的问题。一个国家要真正地长治久安，必由之路还是民主。民主好不好，不能只看一些个案，不能拿某一个国家民主搞不好作为例子，特别是不能拿一个国家在特定的转型时期的混乱来作为例子，来证明民主是不好的。应该看大数据。我们看各个国家的大数据，会很容易发现，那些搞得好的国家，那些最发达、最先进的国家，无一例外全都是民主国家；而那些最落后的国家几乎都是专制的国家。所以答案是非常明显的。这就是为什么民主制很吸引人，一百多年来世界各国都纷纷地转型，变成民主国家。民主国家越来越多是世界潮流，是不可阻挡的。

我们不否认专制制度在某一些情况下有它的优势。如果专制制度运行得好，与民主制的互相制衡、互相扯皮比起来，效率会比较高。这就是为什么在需要高效率的、反应迅速的场合往往搞的是专制。比如说军队打仗搞的就是专制，由将军说了算，如果让士兵投票表决仗要怎么打，那就没法打了。但是，在平民社会是不能指望平民跟士兵一样一切行动听指挥的，因为大家并没有受过训练。在军队行得通的那种高效率的做法，在平民社会就不一定行得通。所以，在平民社会搞专制不一定效率就会很高，往往效率是比较差的，甚至比民主制还要差。

而且，在专制下的高效率不一定都是好事。如果领导人是一个坏蛋，或者是一个混蛋，效率高反而结果会更糟糕。将军如果是一个笨蛋将军，那么士兵死得更多、死得更快。在平民社会也是这样，如果一个独裁者是一个坏蛋或笨蛋，那么就会给国家、人民造成巨大的灾难。像中国的“大跃进”、“文革”这样的浩劫只有在专制社会才会发生，在民主国家是不会发生的。

所以，专制要搞得好，实现许多人宣扬、提倡的“开明专制”，必须满足两个条件：领导人要德才兼备，整套机制要运作得很高效。这样的专制才会比民主有优势。但是，这两个条件同时要达到是非常难的。我们已经说了效率的问题，再说说领导人的问题。要出现一个独裁者既能干又是好人，是非常难的。德才兼备的人要爬到独裁者的位置，是小概率事件。即使真的有一个德才兼备的人当了独裁者，手里掌握着绝对的权力，而绝对的权力就会导致绝对的腐败，他也会变质，变成坏蛋。即使这个独裁者是一个圣人，始终能不被权力腐化，那么人总有糊涂的时候吧？特别是年纪大了以后更容易糊涂，一糊涂，绝对的权力导致的后果就会很严重。

即使再退一步说，独裁者既是圣人也是神人，始终就是一个“英明领袖”，一直到死都不糊涂，那么他死了怎么办？接班人会跟他一样英明吗？接班人一直就是专制制度的一大难题。即使这一个接班人上台了，也是很能干、品德很好的，那么再下一个接班人总会出现笨蛋、坏蛋上台的机率，而且这个机率会很高。专制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即使碰巧碰到了一个开明的独裁者，也很难长期地保持下去。也就是说，“开明专制”不具有可持续性，到最后一定会崩溃，一崩溃就会造成巨大的灾难。这种情况在民主制是不会出现的。这就是为什么丘吉尔说“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不一定是最好的制度，但是“最不坏”，不会出现专制制度会出现的那种灾难性的后果。

当然，民主不是万能的，并不是说一个社会有了民主就什么都好了，民主还需要一些配套的机制，还要有自由、法治，民众的科学素养、政治素养也要比较高。如果没有这些东西，那么民主就有可能变成暴民统治。但是，如果没有民主作为基础，那么自由就很容易被剥夺，法治就很容易被破坏，民众的科学素养、政治素养也很难提高。所以，民主虽然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民主那是万万不能的。

那些唱衰民主、为专制唱赞歌的有两类人。一类认为自己是“上等人”，要比别人高一等，觉得其他的人都不配享有民主，不配有各种各样的权利。还有一类是属于既得利益者，从专制捞到了好处。不管哪一类人，都是不把老百姓的疾苦放在心上，不把老百姓当人看，所以才会为专制唱赞歌。

这些人唱的赞歌是不是真心的，还要经得起专制铁拳的考验，要让他们挨一挨专制的铁拳，看他们的赞歌还能不能唱出来。像刘慈欣、施一公这些人如果万一哪一天失势了，要在中国挨铁拳了，我希望他们别忙往欧美民主国家跑，要去享受这些国家的民主、自由，希望他们继续留在中国享受专制的铁拳，为专制的理想献身。这就叫做“求仁得仁”。

2021.7.12.录制

2021.10.24根据记录整理

最近这段时间西方国家在谴责中国政府在新疆搞种族灭绝，为了反击，中国战狼外交官们就去翻西方国家的历史旧账。其中有一条是这样的：美国是仅有的几个曾经发动细菌战的国家之一。这指的是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曾经发动过细菌战。这件事究竟是真是假呢？

我们先简单地回顾一下整个事件的经过。朝鲜战争是在1950年夏天爆发的，1950年10月中国志愿军入朝。第二年（1951年）1月，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发表声明，说美国在朝鲜搞细菌战。朝鲜也谴责美国搞细菌战，说朝鲜发现有一些人得天花，是美国人搞的。这么宣传了一段时间，慢慢地平息下去了。

1952年1月28日，这件事再被炒起来。当时志愿军有一个军发现美国的飞机飞过了他们的阵地，但是没有扔炸弹。之后他们在雪地上发现了一些昆虫，跳蚤、苍蝇、还有类似蜘蛛一样的东西。这引起那个军的卫生部部长的警惕，觉得冬天出现这些昆虫不寻常，是不是美国在搞细菌战？他报告到志愿军司令部，志愿军司令部号召官兵们搜集美国在搞细菌战的证据。短短的两个月时间内就搜集到了800多个案例证明美军在搞细菌战。那一年的2月下旬，朝鲜首先谴责美军在朝鲜搞细菌战的罪行。随后，周恩来总理发表声明，说中国政府现在掌握了证据，证明美军在搞细菌战。

美国政府矢口否认。当时参战的不只是美国军队，是联合国军队。联合国秘书长也否认。美国政府要求由国际红十字会调查，但中国和朝鲜不愿意。国际红十字会多次跟中国政府、朝鲜政府联系，都不让他们去。联合国秘书长要求由世界卫生组织调查，中国和朝鲜也不愿意。美国政府在安理会提出由国际红十字会来调查这件事。这个决议10票赞成、1票反对，反对的是苏联。虽然只有1票反对，但苏联是常务理事国，有否决权。安理会走不通，美国就改走联合国大会，这样常务理事国就没法否决了。美国提出由5个中立的国家来调查这件事，这个决议压倒性地通过。但是，这5个中立国家去跟中国、朝鲜联系，它们同样不予理睬，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中国、朝鲜为什么不让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红十字会做调查呢？它们说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红十字会都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不具有中立性。而且，认为这些机构来调查可能实际上是要来查细菌战的效果是怎么样的，偷偷地再反馈给美军，所以不能让他们来。

世界卫生组织是联合国下面的一个组织，联合国也算是朝鲜战争的一个交战方，不让世界卫生组织去还说得过去，不让国际红十字会去就说不过去了。国际红十字会是公认的中立的人道主义机构，不只是美国承认，中国也承认。二战的时候，中国也曾经要求国际红十字会来中国调查日本731部队搞细菌战。苏联及其卫星国也都认可国际红十字会的中立性。朝鲜和中国刚刚开始指责美帝国主义搞细菌战的时候，苏联的那些卫星国的红十字会联合起来，要求国际红十字会做调查。可见它的中立性是得到公认的。但是，等到国际红十字会真的要来调查了，中国、朝鲜又找了一个借口，不让他们来了。这就让人觉得心虚。

中国和朝鲜自己要搞调查。由共产党外围组织“国际民主律师联合会”组织，花了一两天的时间跑了一趟朝鲜，写出报告，证实美国在搞细菌战。然后又由共产党的另外一个外围组织“世界和平理事会”组织了7个科学家去做调查，这个调查团的团长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李约瑟。他们也是到朝鲜做了一番调查，发布了一个报告，证实美军在搞细菌战。中国自己也搞了一个调查，组织一帮名人去朝鲜跑了一趟。这个调查团的名字叫“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从这个名称就可以看出来，已经先入为主认定了美帝国主义在搞细菌战，只不过去搜集材料而已。

1953年斯大林死了以后苏联就不再提这事了。1969年联合国出了一个关于生物战的报告，里面提到，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就再也没有发生过生物战。苏联参与了该报告的撰写，相当于否定了美国曾经在朝鲜搞细菌战。

中国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在谴责美国搞细菌战，一直到中美关系正常化、建交以后，这事就不再提了。近年来有一些证人出来证明说，指责美国搞细菌战就是一次作假的宣传。其中有一个证人是当时志愿军的卫生部长吴之理。他在1997年写了一篇回忆文章，没有马上发表，在他死了以后，发表在2013年的《炎黄春秋》。

那篇文章说，“美国搞细菌战”是一场虚惊。一开始志愿军是真的怀疑美国是不是在搞细菌战，接到那个军在雪地里发现昆虫的报告后，由志愿军总部的卫生部部长和其他一些专家去做了调查。结果发现，所谓的跳蚤不是那种能咬人的人蚤，而是在北方雪地里有时会见到的雪蚤。它长得很像跳蚤，但不是真的跳蚤，也不是寄生的，而是靠吃植物、细菌为生，并不能传染疾病。发现的那些苍蝇其实是从屋里跑出来的。在附近有食堂、灶台、厨房，本来就有苍蝇，跑到外面去了。而且，送来的样本里也没有找到致病菌。

志愿军卫生部据此写了报告，被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骂了一顿：我们的卫生部长变成美国的特务了，不维护我们志愿军的利益了。他们只好改口，开始作假。外国科学家调查团来调查的时候，提供给他们的那些样品都是假的。包括鼠疫杆菌的样本，是从实验室搞来的，当成了美国搞细菌战的证据给那些科学家。李约瑟事后说得很清楚：我就相信中国人。他认为中国人不会造假，中国人说什么他就信什么。吴之理当时已经知道这事是假的，但是为了政治宣传的需要，必须要造假谴责美帝国主义搞细菌战。吴之理一直觉得良心不安，特别是对欺骗了那些外国科学家感到很不安，80多岁时写了这篇回忆文章。

苏联解体以后，朝鲜战争的档案都公开了。1998年日本《产经新闻》一个驻俄国的记者去查了档案，找出了1953年斯大林死后苏联有12个文件谈到，“美国搞细菌战”是中国、朝鲜、苏联一起捏造出来的宣传。因为俄国档案局不允许复印，只能看、抄，现在传出来的这12个文件只有这个记者的手抄本，并不是复印本，所以有一些人怀疑文件的真实性。但是，从文件的内容看，不太像是伪造的，如果要作伪工作量太大，而且跟其他的公开资料可以互相佐证，这些文件应该是真的。

美国关于朝鲜战争的档案也都公开了，也没有发现当时美国在朝鲜搞细菌战的任何证据。沾点边的是，当时美军有过搞细菌战计划，但是有计划不等于真正去搞。按照美国军方的说法，他们当时没有能力搞细菌战。

到现在这件事在国外还有争议。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当时美国搞了细菌战，只不过没有证据。但是，更多的历史学家认为，那就是共产党的宣传。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这件事呢？

首先，当时各种迹象表明，的确是政治宣传。我举一个例子。当时号称短短的两个月时间内就收到了800多次美国搞细菌战的报告。而且，因为要防范美军搞细菌战，跟爱国卫生运动结合，全民都动员起来，后来收到的报告就更多了。按照中国政府的说法，美军不仅在朝鲜搞细菌战，而且也在中国搞细菌战，中国有19个省都发现了美军搞细菌战的证据。这就很荒诞。美国飞机当时有时候会飞到东北，说美国在东北搞细菌战，扔一些携带细菌的载体下去还有可能，但是这19个省包括内地的各个省，离东北远着呢，美国飞机根本没有来，怎么搞细菌战？很明显就是把各地发现的一些传染病病例全都赖给了美国，说是他们搞细菌战导致的。

刚才说了，中国和朝鲜自己搞了三个调查团。比较这三个调查团的报告，是很有意思的。中国名人组织的“美帝国主义细菌罪行调查团”出的报告搜集的各种各样所谓的证据是最多的，只要说是细菌战证据的全部都给搜集下来。由“国际民主律师联盟”出的报告，报告的案例比中国出的报告要少一些，搜集的时候还要想一想可不可信。科学家出的那个报告案例是最少的。从案例的多少也能看出来，这其实就是一种宣传手段，针对什么样的人提供什么样的材料，有很多案例是经不起起码的推敲的。

我们就来看一下，当时出示的这些证据的可信程度。有一个证据是找到了美国飞机的投撒物，说是搞细菌战的载体。各地报告上来的搜集到的“投撒物”除了大家能够想到的苍蝇、跳蚤、老鼠，还有死猪、死鱼，甚至还有草、树枝、棉花等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有。一看就是一些没有文化的人提供的，以为搞细菌战这么容易，随便弄一个啥东西都可以用来传播细菌，所以看到了什么东西，就都把它作为美军搞细菌战的罪证报告上去。

另一个证据，有人得了传染病，就说是被美国的细菌战给传染上的。志愿军说是有十几个人得了霍乱，有十几个人得了鼠疫，还有四十多个人得了脑膜炎。说在整个“细菌战”期间死了100多个人，都是细菌战的受害者。在他们看来，美国发动细菌战，什么细菌、什么病毒全都用上了。只要有哪一个人得了传染病，不管是什么样的传染病，不管死没死，都怪给美国。

我们来看看我刚才举的那几个传染病例子。脑膜炎有的是由病毒引起的，有的是由细菌引起的，但都是通过接触传播的，是要由得脑膜炎的病人直接传的，通过接触或者飞沫近距离传播，怎么可能用来做生物武器？没有人会去研究怎么样让人得脑膜炎，做不出来这样的武器。

他们为什么说霍乱是美国的生物武器呢？说是有苍蝇。苍蝇能够携带霍乱细菌，但是能不能传播霍乱，是很有疑问的。霍乱的传播主要靠的是饮食，有没有可能靠苍蝇传播，没有证据，如果有可能这么传播，效率也是非常低的。而且，霍乱做生物武器是很不合适的。只要在饮食方面注意一下卫生，不喝生水、不吃冷食，马上就隔断了它的传播。所以一般也不会有人去研究把霍乱当生物武器。

鼠疫倒是很有可能，以前日本“731”部队就研究过要怎么样用鼠疫做生物武器。美国也研究过。但是用鼠疫做生物武器有一个问题，它是通过跳蚤传播的，怎么把跳蚤投掷到敌人的地盘去？“731”部队设计了一种特殊的炸弹，是瓷制的，炸开了以后不至于把那些跳蚤全部给炸死。美国研究的是一种用纸板做的特殊炸弹，从飞机上扔下来，纸板裂开让跳蚤跑出来。但是，美国研究用跳蚤作为生物武器载体是1954年的事，朝鲜战争已经结束了。研究了一段时间以后，去做投撒实验，还没投撒跳蚤就跑出来，把飞机上的人给咬了。因此美国人认为跳蚤不适合做载体，就放弃了。美国后来主要研究的是用蚊子做载体，主要是想用蚊子传播黄热病。

所以，当时中国、朝鲜搜集到的那些病例，其实跟美国研究的生物武器没有关系。当时搜集来的证据包括一些细菌的样本，例如痢疾细菌致病菌、沙门氏细菌的样本。这些细菌是自然界里到处都有的，在环境中做检测，很容易发现。只要在中国、朝鲜发现了细菌，就都说是美帝国主义扔过来的。

当时他们还出示了另外一个证据。科学家组的那个报告里边有照片，出示的是美国用来投掷昆虫的炸弹，说是被捡到了。所谓的昆虫容器有两种：一种是一个弹壳里面有格子，其实是用来投掷传单之类的宣传品的；一种看上去像是一个纸筒，实际上是用来装降落伞的。都被赖成了说是用来装细菌战的昆虫的。真正用于细菌战的昆虫容器，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特殊的炸弹，中国、朝鲜并没有找到。

我们再看一下“细菌战”的结果。我刚才说了，整个的“细菌战”期间总共有100多个战士死了。如果美国真的在搞细菌战的话，有可能只死这么点人吗？志愿军战士那么多，在两三年的时间有100多个人因为感染了传染病死亡，是很正常的，应该是自然感染的。东北、朝鲜那一带以前经常发生鼠疫，霍乱、脑膜炎在当时也都是很常见的传染病。如果真的有细菌战，不可能只死这么一些人。从这个“细菌战”的结果来看，也可以认为没有真正发生过细菌战。

当时之所以认为美国在搞细菌战，是因为一月底的时候，在冰天雪地里发现了跳蚤、苍蝇，觉得冬天不可能有这些昆虫，会被冻死的，发现了，就认为是美军搞细菌战。反过来想一想，既然跳蚤、苍蝇在冬天的室外是会被冻死的，美军去搞细菌战就没有意义了，把跳蚤、苍蝇从飞机上扔到雪地里，很快就被冻死了，怎么让它们去传播疾病呢？如果美军想要搞细菌战，如果真有这个计划，也不会说在大冬天最寒冷的时候去搞，应该选择在夏天，或者是天气比较暖和的时候，这些昆虫能够生存下来再去搞。

朝鲜战争是运动战，阵地是夺来夺去的，有时候被中国、朝鲜的军队占领，有时候又被美国的军队占领。根据最早的那些报告，说美国搞细菌战都是在前线阵地，距离美国自己的部队本来就很近，搞不好就把投撒物投到美国阵地。即使很准确地扔到了志愿军的阵地，那个阵地很可能很快又被美军占领了，在那边搞了细菌战是不是要害到自己，占领了还得赶快搞防疫防止自己的部队被细菌感染吗？所以，美国并没有搞细菌战的动机。

中国方面还有一个证据，号称是“人证”。中国抓到20多个美军飞行员，他们当时都作证，说他们就是到中国来搞细菌战的，扔了装满细菌的炸弹。但是，仔细看那些证词，都是千篇一律，里面充斥着当时中国常见的政治语言，“谴责美帝国主义”“谴责资本主义华尔街战争贩子发动战争”。说明那些证词实际上是中国给他们准备好了，逼着他们签字的。这些人放回美国以后，就都纷纷改口了，都说自己是在受到刑讯逼供以后不得不作证，或者是在威胁利诱之下不得不签字。

既然被俘的飞行员都知道美国在搞细菌战，那些没有被俘的飞行员怎么没有一个人出来说参与了细菌战呢？当时可能不敢说，过了许多年了，已经没有必要保密了，他们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出来说呢？难道那些搞细菌战的飞行员全部都碰巧被中国抓了吗？所以，这个“人证”也说明，说美军搞细菌战是站不住脚的。

总之，从各种各样的证据来看，所谓“美军在朝鲜战争的时候搞细菌战”，是中国、朝鲜、苏联联合搞出来的政治宣传，是假的。在当时战争的条件下做这种政治宣传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战狼外交官还把这当成是一个事实翻出来，就很无耻。

2021.2.25.录制

2021.10.11.根据记录整理

中国军队参战朝鲜战争以后，双方都知道这场战争是不可能有谁赢了，很快就开始了停战谈判。其他的问题都很容易解决，有一个问题一直没谈妥，那就是战俘的遣送问题。

根据《日内瓦公约》，一旦停战，交战双方应该尽快地全部遣还对方的战俘。美国方面一开始同意依照《日内瓦公约》处理，因为美国听说美军战俘在中国和朝鲜受到虐待，死了很多人，希望尽快地遣返。但是，联合国部队俘获的金日成部队士兵里有相当一部分是韩国人，是金日成部队打到南方以后拉的壮丁。这些人本来应该留在南方，把他们遣送到北方就不人道了。而且，中国的战俘有相当一部分不愿意回中国大陆。这些人为了表示不愿意回去的决心，写血书、在身上刺青，刺上反共标语、中华民国旗帜，表示自己没法回中国了，如果回中国说不定会受迫害甚至被处死。所以美国觉得出于人道的考虑，不应该强迫所有的战俘都回去，提出要根据自愿的原则，想回去的回去，想到别的地方去的就让他们到别的地方去。

中国方面不同意，认为这是国民党的阴谋，想通过战俘的遣送搞反共宣传。中国政府的怀疑不是没有道理的，的确当时国民党抓住了这个机会，想让志愿军战俘去台湾，一方面是作为反共宣传，另一方面是想让这些战俘扩充军队。国民党派了很多特务潜入到战俘营，策反志愿军战俘。志愿军里头相当一部分原来就是国民党部队官兵，是被解放军打败以后收编的，这部分人本来立场就不是很坚定，很容易被策反，愿意去台湾。不愿意去台湾的战俘可能更多。国民党特务和被策反的战俘采取了各种手段要强迫这些志愿军战俘去台湾，主要手段是强迫在他们身上刺青。那些很坚定的、不愿意到台湾去的战俘遭到残酷的折磨，被暗杀，甚至当众处决。共产党这方也派特工、游击队员到战俘营去跟国民党对着干，也搞暗杀，还策划了暴动。

因此，中国方面坚决不同意自愿原则，要求全部遣返战俘。这样就又拖了两年，打打停停又死了很多人。1953年3月形势发生变化，斯大林死了。斯大林死后没多久，苏联政治局通过决议，要求尽快结束朝鲜战争，要求中国接受美国的自愿遣返条件，否则苏联就不再支持中国打仗。中国知道，如果没有苏联的支持这场战争是没法持续下去的。所以中国松了口，愿意接受自愿遣返原则，但是提了一个条件，要由中立国家对战俘进行一番甄别，甄别那些不愿意回中国大陆的战俘是自愿还是被迫的。美国方面同意了。所以就成立了一个由瑞典、瑞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印度这五个中立国家组成的国际委员会来做甄别的工作。有哪一个战俘表示不愿意回国，就给他90天的冷静期，对他进行甄别。过了90天就不能反悔了。这样定下来以后，1953年7月签署了停战协定，然后开始遣返战俘。

遣返战俘之前，双方交换了战俘名单。中国方面有美军战俘3000多人，联合国部队有中国战俘21000多人。这只是被俘的人数的一部分，因为很多战俘已经饿死、病死、被杀死了。

我先来说一说中国战俘的情况。21000多人中有1000人因为是伤员，早在停战协定签定以前经双方交换伤病员已经回国了。剩下的有5600人表示愿意回中国大陆，其余的14000多人表示不愿意。在90天反悔期期间，有400多人改变了主意，愿意回中国大陆。最终，总共有7100人左右后来回中国大陆，有14000人除了个别去了第三国，几乎都去台湾。

这两批人的命运是很不一样的。那7000多个回中国大陆的战俘一开始被当成是英雄，但是宣传之后马上就开始了各种各样的审查、批判，里面的党员几乎都被开除出党，因为共产党人是不能投降的。有一部分被开除了军籍。中国传统观念认为，被俘虏就是失节了，应该宁死不屈、跟敌人同归于尽、战斗到最后一息，居然投降了，就被当成是人生一大污点。所以这些人后来的命运都很惨，历次政治运动都被抓来批一顿，“文革”时当然受到了更大的迫害。一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才给这些人平反。

去台湾的那些人相对来说好一些。他们绝大部分被改编，加入了国民党军队，后来退伍了。退伍后一开始还受优待，因为他们被叫做“反共义士”。后来很快就没了优待，跟那些从大陆退到台湾的退伍士兵没有什么区别，成为“荣民”。到1988年，台湾允许“荣民”回大陆探亲或定居。因为中国大陆方面表示对去台湾的志愿军战俘既往不咎，这些人有一部分就回大陆了。台湾的国民党政府还免费给他们做激光手术，把他们身上的反共刺青去掉。

接下来我再来谈一谈美军战俘的命运。美军战俘活下来的有3100多个，此外联合国军队其他国家的还有1000多个战俘。几乎所有的美军战俘都表示要回美国，但是有23个人表示要去中国。大家可能觉得奇怪，竟然还有美国人愿意去中国？个别的人总是有的。这些人里头有的是黑人，觉得自己在美国受歧视，在中国可能会生活得更好一点。有的文化程度很低，在美国也是在社会底层生活，甚至本来就有犯罪前科，他们也认为去中国可能更有前途。还有的人信仰共产主义（当时美国共产党挺活跃），想去共产党国家。除了这23名美国士兵，还有一个英国战俘也愿意去中国，那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在中国待了几年以后发现他那种西方生活方式跟中国社会格格不入，后来又回英国了。

在90天反悔期，这23个愿意到中国生活的美国士兵有两个改主意了，表示还是愿意回美国。这一改主意，美国军方就处理他们，把这两个人送上军事法庭，一个判10年监禁，一个判终身监禁。不过，这两个人只坐了三、四年的牢就被释放了。另外的21个人坚持要去中国，美国宣布把他们开除军籍。这21个人到中国以后，有一个几个月以后就死了，死因不明，估计是病死的。剩下的20个人，有一个后来与一个捷克姑娘结婚，移民捷克斯洛伐克。有一个原来是比利时人，只不过是跟着父母移民到美国的，就从中国去了比利时。

剩下的这些美国士兵有的在中国上大学，有的到工厂当工人，有的到农场当农民。其中有三个到农场当农民，过了一年多受不了，1955年回了美国。一回美国就被抓起来，要上军事法庭。他们找了律师辩护。辩护的理由是，他们去中国前已经被美国军方开除军籍了，不是军人，不能再上军事法庭。美国法院觉得有道理，判他们无罪释放。他们带了这个头以后，还在中国的那些美国战俘发现回美国不会被追究责任，纷纷要求回美国。其中有些已经在中国结婚，娶了中国的姑娘，有的一起到美国去，有的老婆不愿意就自己一人回美国。上世纪50、60年代这些人大部分陆陆续续都回到美国。

其中回去最晚的是一个黑人，叫克劳伦斯·亚当斯。这个黑人因为在美国受种族歧视，觉得在中国生活得很好，很积极地参与中国的各种政治活动。越南战争爆发以后他在电台做反美宣传，向在越南的美国士兵发话，要他们起来推翻美帝国主义。本来他可以这么一直在中国这么生活下去，但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他被当成“美国特务”受到迫害，所以他在1966年回美国去了。

剩下还有两个美国士兵一直在中国生活。一个也姓亚当斯，叫霍华德·亚当斯；另一个姓温纳瑞斯，他给自己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叫“老温”。这两个人都在济南的一家造纸厂当工人。亚当斯人很低调，不接受采访，我们不知道他最后是什么样。老温就不一样了，非常积极地参与各种各样的中国政治活动，变成了一个名人。“文革”一开始他也受迫害，也被当成“美国特务”，但被中共中央高层保下来，说他是“国际主义战士”。所以他没回美国，“文革”后曾经在山东大学当英语教师。他在中国结婚生了一男一女两个子女。改革开放以后他曾经去美国探亲，又回到中国。在2004年他死在中国，但是他的子女都去美国了。

至于那些一开始就选择回美国的美国战俘，在美国被当作英雄，得到了很好的安置，跟中国那些战俘回去受到各种各样的打压、迫害是完全不一样的。跟中国传统观念不同，美国人认为战俘就是英雄。

最惨的是那些韩国军队战俘。估计韩国军队有八万人被俘虏，但是金日成政权交出的名单只有8000人。那么多的战俘哪去了？金日成政权说是你们联合国部队到处乱轰乱炸把他们炸死了，后来又说这些人自愿参加我们北方的军队，不愿意到南方去了。最后就只有这8000人回了南方。实际上大部分韩国战俘都是被金日成政权当成了奴工，去挖矿、干苦活，一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还有战俘从朝鲜逃回韩国。所以最惨的就是这些韩国战俘，比中国战俘还惨。

从怎么样对待战俘，不管是对待敌人的战俘还是我方的战俘，也可以看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2020.10.29.录制

2021.10.5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