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博客

    众所周知，喝酒过量会对肝脏造成损伤，增加脂肪肝、肝硬化、肝癌的风险。但是最近有一则新闻在微信朋友圈刷屏了，说实验证明喝茅台酒不仅不会损害肝脏，反而会保护肝脏，降低肝癌的风险。而且这项研究成果还发在了国际期刊上。很多人来问我，怎么回事，难道茅台酒真有这样神奇的功效？可信吗？不可信的话，怎么能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

    其实这不是新闻。这篇论文是2014年就发表了（http://journals.plos.org/plosone/article?id=10.1371/journal.pone.0093599 ），研究人员是贵阳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这并不是这些人第一次发表证明喝茅台能护肝的论文。自2001年起，他们已经发过很多篇这样的论文了。虽然他们在论文中注明资金来源是国家973项目，但是以前有记者调查过，他们还有保密的资金来源。这神秘的科研资金是谁提供的，大家可以想像。

    实际上，从1993年起，茅台酒厂就已经通过媒体在宣传喝茅台能护肝了，号称茅台酒厂的员工没有一个得肝病的。这当然是茅台酒厂自己说的，没有任何证据。大概茅台酒厂也觉得光靠自己做宣传不行，还得有科学依据，所以就以贵阳当地科研人员为主力，做起了证明茅台能护肝的研究，而且还频频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论文。国内期刊就不说了，为什么国外期刊也会去发表这种违反科学常识的论文呢？因为国际期刊也是鱼龙混杂的，有的期刊审稿不严，甚至交钱就给登。比如2014年这篇茅台酒论文，发表的那份期刊就是以供中国科研人员去灌水闻名的。其次，即使是审稿比较严的期刊，也只是审实验设计严不严密，实验结果能不能说明问题，这是很容易通过编造实验、捏造数据糊弄过去的，审稿人员是不会去怀疑是否有假的。很多论文的造假，都是在发表之后才被发现的。

    关于茅台护肝的最早的两篇论文，就是发表后被揭露造假的。这两篇论文在2001年发表在《世界华人消化杂志》上，论文的作者主要是贵阳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研究人员和茅台酒厂的职工，还有几个是上海的研究人员。结果上海的这几个研究人员都声明他们的名义被盗用，他们提供的实验数据被篡改，本来是负面结果的被篡改成正面结果，他们并不认可茅台能护肝的结论。（《茅台酒能抗肝硬化？》，《外滩画报》2003-01-17）所以，茅台护肝的研究是有造假前科的，对这些有造假前科的人发表的任何论文，我们都应该怀疑。

    这些人其实就是已经先有了茅台能护肝的结论，然后不停地做各种体外实验、动物实验来证明，不停地改换实验材料、实验指标，却都能得出茅台能护肝的结论。如果这些实验能成立，说明茅台对肝脏的保护是全方位的、多方面的，简直是神药了。

    退一步说，就算这些实验结果可信，没有造假，那也是动物实验的结果，并不能就推广到人身上。也就是说，即使给老鼠灌茅台酒能保护老鼠的肝脏，也不等于喝茅台就能保护人的肝脏。何况酒精对身体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例如，喝酒过量还能导致心脏病、中风。即使你是土豪天天大喝特喝茅台能护肝，却让你心脏病发作、中风，你觉得合算吗？可见，想靠这种所谓的科研来推销茅台，完全是在误导消费者。

2016.6.15.

6月9日，美国一家网站爆了一条消息，称谷歌操纵搜索结果支持希拉里·克林顿。美国保守派本来就有“受自由派媒体迫害”的情结，这下又为其阴谋论增加了一条证据。一天后这条消息传到了中国社交媒体和门户网站，被冠以“震惊！纸牌屋剧情现实版”的惊人标题。我们就来看看这事究竟有多震惊。

搜索引擎在你输入要搜索的内容的时候，会自动推荐一些相匹配的搜索热词供选择。例如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几个月前因为所谓“邮件门”（指其任职国务卿期间用私人电子邮箱处理公务涉嫌泄密）被搞得焦头烂额，联邦调查局一度介入调查，其政治对手声称她“犯罪”，那么就会有很多人在网上搜她有没有犯罪，“犯罪（crimes）”就会是和她的名字相匹配的联想热词。如果在搜索引擎输入Hillary Clinton cri，这时就应该出现Hillary Clinton crimes或类似指控其犯罪的一些推荐。但是在谷歌搜索里，出来的联想却只有三个，是crime reform，crisis, crime bill 1994，第一和第三个虽然有crime，但是指她关于刑事改革的提案，并非是对她的犯罪指控。是不是对她的犯罪指控不是搜索热词呢？对比一下其他搜索引擎，就知道了。例如在必应（bing）里头，输入Hillary Clinton cri，会出来cirmes, criminal, criminal investigation, criminal record, criminal justice reform, criminal activities，除了倒数第二个是其关于刑事改革观点的，其他都是涉及对其“犯罪”指控的。

如此看来谷歌暗地里操纵搜索结果支持希拉里可谓证据确凿了？谷歌对此有一个简单的回应：搜索联想词是根据多种因素产生的，包括搜索的热门程度，但是系统会自动屏蔽一小部分有冒犯性的、不合适的内容。好啊，谷歌承认会对搜索联想进行屏蔽，暗地里支持希拉里！但是且慢，谷歌没有说清楚，其屏蔽是针对希拉里一个人的，还是对其他人特别是希拉里的政治对手也做了类似的屏蔽？

保守派是不会想到也不愿意做这样的对照的。我来替他们做好了。希拉里的主要政治对手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Donald Trump）。在谷歌输入Donald Trump cri，出来的联想词是crippled america, cries, criticizes, criminal justice, critique，没有crimes之类的“犯罪”指控（里面的criminal justice是川普关于刑事问题的看法的）。是不是没什么人搜川普有没有“犯罪”呢？不是，对比必应就知道了，必应的结果是criminal record, criminal charges, crippled america, criticism, crime statistics（按：不同地区、不同时间搜出的结果会不一样）。可见谷歌把关于川普“犯罪”的联想词也屏蔽了，是不是也可以因此说谷歌操纵搜索结果支持川普呢？

有人说，川普和希拉里不同，没有受到“犯罪”调查，谷歌屏蔽掉“犯罪”字眼对希拉里有利。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谷歌为了显得公平，把候选人的“犯罪”字眼都屏蔽了，但是实际上也是为了保护希拉里。好吧，那我们就换一个对川普极其不利的词。川普面临的大麻烦之一，是他曾经办过一所“川普大学”（Trump University），被认为涉嫌诈骗（fraud），已遭到起诉。我们在谷歌输入Donald Trump，然后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输入fraud一词，从f一直输到frau，都没有出现fraud的字眼，到了frau只有一个结果，是罕见的frauen，到这时候都没有出现fraud。但是在必应中，却是一系列关于川普“诈骗”案的联想：fraud case, fraudulent university, fraud, fraud deposition, fraud trial。可见谷歌为了保护川普名声，把对其极其不利的“诈骗”指控的联想全屏蔽了。

有人说，不是川普本人被起诉“诈骗”，是他办的公司“川普大学”被起诉“诈骗”，所以谷歌才屏蔽对川普的“诈骗”联想。那好，我们再来试试输入Trump University frau，谷歌没有出现任何搜索联想，结果是零。但是必应出现了关于川普大学涉嫌“诈骗”的一系列联想：fraud trial, fraud, fraud case, fraud lawsuit status, fraud video。可见谷歌也采取了措施对川普大学的“诈骗”联想做了屏蔽（不过屏蔽得不彻底，在输入Trump U和Trump Un时还会出现一个“诈骗”联想，再往下输入才有屏蔽。但屏蔽得不彻底不能否认有屏蔽）。

这就证明了谷歌是对总统候选人的搜索联想都做了相同的保护，而不是要操纵搜索结果支持某一个候选人。谷歌这么做的动机不清楚，不知是为了让搜索联想显得干净，还是为了避免诉讼，但不管怎样，指责谷歌操纵搜索结果支持希拉里是无稽之谈。谷歌这么做反而对川普有利，因为对希拉里的“犯罪”指控早已经不是热点（当然这不妨碍有死脑筋的保守派还在幻想联邦调查局会去抓捕希拉里），但是对川普、川普大学的“诈骗”指控却还在持续发酵，而且很可能越来越热。我觉得谷歌对川普的搜索联想做处理还可以理解，这是为了对候选人一视同仁；但是对“川普大学”的搜索联想也做处理，是非常不妥的，对那家公司的“诈骗”起诉已经进入了司法程序，不涉及诽谤，为什么怕人知道？

但不管怎样，上述证据已足以证明谷歌没有通过操纵搜索结果试图操纵选举结果。但对于相信自由派阴谋论的保守派来说，向他们出示再多的证据也不能改变他们的看法，因为阴谋论属于信仰，而信仰就其本义而言，就是指没有证据甚至有反面证据时，仍然还会相信，不可理喻。

2016.6.11

我发出《当代韩学愈——高档次国际学术期刊“论文”速成法》之后，有多位读者向我反映国内其他高校多位教授也把在英国《自然》、美国《科学》发读者来信、评论当成自己的学术论文、学术成果，虽然不像哈尔滨工业大学经管学院苗鑫教授那样两年来个8篇那么夸张。而且和苗鑫在《自然》发表“学术论文”被《哈工大报》作为重大新闻加以报道一样，这种做法也得到了其他学校校方的鼓励。例如：

福建农林大学新闻网2015年4月24日：“最新一期（4月23日）的《Nature》杂志以correspondence形式刊登了我校植保学院‘闽江学者’特聘教授黄晓磊与丹麦奥胡斯大学（Aarhus University）生态信息学与生物多样性中心张健博士共同撰写的通讯文章，题为‘China needs more monitoring apps’（Nature, 2015, 520: 436）。文章指出了公众科学（citizen science）在中国面临的机遇和问题，并给出一些建议。福建农林大学为该文第二作者单位。”2015年6月19日报道：“我校植保学院‘闽江学者’特聘教授黄晓磊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马克平研究员在最新一期（6月18日）的Nature杂志（影响因子42.351）发表了题为‘Chinese scientists are sharing data’的通讯文章（Nature, 2015, 522: 287）。福建农林大学为该文第一署名单位。”“黄晓磊……014年以福建农林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在Science杂志（五年影响因子34.463）发表了有关生态数据共享的评论文章。”

这两篇报道把黄晓磊在Nature, Science发的东西称之为“通讯文章”、“评论文章”，但特地注明影响因子，显然是想让人以为它们是学术论文（影响因子只限于学术论文），黄晓磊在其简历中也的确把他在2014年在Science发的“评论文章”列为“代表论文”（在Nature发的两篇“通讯文章”没有列入是因为简历没有更新）。其实这三篇“文章”都是读者来信。

北京科技大学新闻网在2015年11月26日报道《李晓刚教授团队研究成果在〈Nature〉发表》：“11月26日，我校新材料技术研究院李晓刚教授团队的研究论文‘share corrosion data’在世界顶级科技刊物Nature发表。这是我校在Nature刊物上首次发表研究论文，标志着我校基础研究再上一个新台阶。据悉，这是我国腐蚀学科，也是世界华人腐蚀研究者首次在Nature刊物上发表研究论文。”而且还大谈发表该论文的经验：

“三十年磨一剑。在谈到取得的成就时，李晓刚表示，这都是集体的成就。首先得归功于老一代腐蚀工作者奠定的良好基础。其次，归功于研究集体的协同劳动，为了实现在Nature刊物发表论文的梦想，多年来课题组已经多次努力，都是集体讨论，把最好的基础研究成果开展集体讨论，寻找基础研究的突破口，比如，在这次Nature论文的发表中，年轻教师张达威师资博士后、刘智勇副教授、杜翠薇教授和董超芳教授都取到重要作用。又如，在上次解决‘天宫一号’重大腐蚀难题，保证其按时发射的攻坚工作中，也是集体力量发挥重要作用，肖葵副教授、高瑾研究员、程学群副教授、吴俊升副教授和卢琳副教授均参加了夜以继日的试验工作，最后受到航天总指挥的高度评价，被誉为‘北京科技大学在我国航天事业中的精彩亮相’。”

据北京科大学生说，学校为此还在校园里拉了一个条幅庆祝。

其实那是一篇评论（comment），虽然篇幅比读者来信长，但也不是经同行评议的学术论文。《自然》的论文有两种，短的叫letter，长的叫article，网络版还有一种提供新数据评论别人论文的Brief Communications Arising。其他什么comment, world view, correspondence全都不是论文。

还有比这更恶劣的。华北电力大学新闻中心2016年1月4日发布《华北电力大学2015年十件大事》，第8件大事是：

“8.高水平科技成果质量和数量实现双丰收。学校科研成果获得各类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31项，其中一等奖7项。黄国和教授与唐振武教授3篇Letter论文在Nature、Science等高水平期刊上发表。3篇论文入选2014年中国百篇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学术论文和最具影响力的国内学术论文。2014年我校被中国科技论文引文数据库（CSTPCD）收录论文1520篇，被科学引文索引扩展版（SCI）收录论文649篇，在全国高校中排名前进了10名。”

被列为华北电力大学2015年科技成果第一位的“黄国和教授与唐振武教授3篇Letter论文在Nature 、Science等高水平期刊上发表”，其实也是在Nature、Science发了3篇读者来信。该校发一篇《科学》、《自然》论文可得20万元奖金，既然官方认定这是“Letter论文”并作为重大科技成果，60万元奖金想必发出去了吧？北京科大应该也有类似的奖励。

被“韩学愈”教授们看中的并不限于《自然》《科学》这两个期刊。在医学界，《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柳叶刀》等高影响力期刊也深受“韩学愈”的青睐。例如山东理工大学教授纪洪芳在其简历的“10篇代表性论文”中列了两篇《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论文”，并注明影响因子51.7：

1. Shen L, Ji HF*. Ceritinib in ALK-rearranged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N Engl J Med. 2014;370:2537-2539. (IF: 51.7)

7. L. Shen, H.-F. Ji*, More on Crizotinib. New Engl. J. Med. 2011, 364, 777-778. (IF: 51.7)

这些当然也是豆腐块大小的读者来信。但是为什么页数分别是3页和2页？因为纪教授把当期的读者来信全算成她的了，而且把她评论的论文标题拿来做标题，故意误导那是长篇论文。

别以为只有这些二三流的大学才这么干。清华大学算是一流了吧？也这么干。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中心教授宫鹏在其履历的“SCI论文”一栏列了6篇《自然》的“论文”：

[188] Gong P., 2012. China’s new leaders must keep science in focus. Nature. 491:161. Nov 8, 2012, Worldview [34]

[169] Gong P., 2012, Cultural history holds back Chinese research. Nature. 481:411. doi:10.1038/481411a January 26, 2012, Worldview. [31]

[164] Gong P., 2011. China needs no foreign help to feed itself, Nature, 474(7349):7. June 2, 2011, World View, doi:10.1038/474007a [30]

[163] Gong P., Liang L., Zhang Q., 2011. China must reduce fertilizer use too. Nature, 473(7347):284-285, May 19, 2011. Correspondence, doi:10.1038/473284e [29]

[160] Niu ZG, HY Zhang, P Gong, 2011. More protection for China’s wetlands, Nature, 471(7337): 305. March 17, 2011. Correspondence doi:10.1038/471305c

[159] Yu CQ, P Gong, YY Yin, 2011. China’s water crisis needs more than words, Nature, 470(7334):307 February 17, 2011. Editorial materials: World View

其中两篇是读者来信（Correspondence），四篇是一个叫“世界观”（World View）的栏目评论时事的评论文章，都不是“SCI论文”。宫鹏教授好歹也在UC伯克利当过教授，岂会不知道读者来信、评论文章与论文的区别？真是一回国就学会玩猫腻。我在推特上指出这点后，宫教授火速把其履历中的“SCI论文”改成了“SCI检索到的论文及评论”，为了保护这几篇《自然》读者来信、评论不惜自贬200篇真论文。幸好我截屏了而且有谷歌快照可证，不然说不定会有人像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刘钢那样删掉了抄袭段落，反过来说我“诬陷”他。这真是：唐骏事件后高管纷纷改学历，苗鑫事件后教授纷纷改论文记录。

受这些“韩学愈”教授启发，我才知道我在十年前也在英国《自然》发过一篇唯一作者的“论文”。当时我们揭露川大副校长魏于全院士造假，魏于全的朋友联合120名美籍华人科学家发联名信向《自然》告状说我们在网上搞文革，我写信做了回应。十年过去了，真相早已大白，这些人现在羞不羞愧？

2016.6.6.

附我当年在《自然》发表的“论文”（注意：那个地址已经失效了）：

Correspondence

Nature 441, 932 (22 June 2006) | doi:10.1038/441932a; Published online 21 June 2006

Misconduct: lack of action provokes web accusations

Shi-min Fang1

   1. New Threads Chinese Cultural Society, PO Box 26194, San Diego, California 92196, USA

Sir:

As the webmaster of New Threads (http://www.xys.org) — the website “at the centre of concerns over claims of misconduct”, according to your Special Report “Named and shamed” (Nature 441, 392–393; 2006) — I cannot agree with your comment that “some fear persecution reminiscent of that used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as started by Chairman Mao in 1966 and formally ended with his death in 1976. Although 30 years have passed, the memory of this calamity is still vivid in many Chinese minds — it is understandable that some fear the tragedy might someday recur. But it is ridiculous to compare free speech on the Internet to the violenc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hich was controlled by a dictator, allowed for no freedom and included governmental persecution of ‘class enemies’. I find it ironic that 120 Chinese-American scientists and self-appointed human-rights advocates have signed an open letter appealing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suppress media and public opinions: they still need to learn what free speech and human rights mean.

I agree that China should establish an official channel to investigate allegations of misconduct. In fact, I made this suggestion as early as 2001, in a speech to the 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associ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see http://www.xys.org/xys/netters/Fang-Zhouzi/science/yanjiang.txt). But before this channel exists, and to make sure it functions properly after it is established, free press and free speech are indispensable.

我发了《当代韩学愈——高档次国际学术期刊“论文”速成法》之后，好几个人跟我说，科学网早些时候推荐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刘钢的一篇博文《如何发表高质量论文？》已经揭露过此事了。于是我去查了一下，只见刘钢写道（科学网的新浪微博摘录）：

【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苗鑫教授发明了一个发“高质量论文”的方法：给Nature和Science写反映中国问题的一两百字的读者来信，登出来就相当发表了学术论文，列入简历，还注明影响因子，这样的“高质量论文”都八篇了。学问算是做到家了吧。】

实际上这几乎是逐自逐句抄袭我早一天发的一条推特：

【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苗鑫教授发明了一个发“高质量论文”的方法：给《自然》《科学》写反映中国问题的一两百字的读者来信，登出来就相当于在《自然》《科学》发了学术论文，列入简历，还注明影响因子，这样的“高质量论文”都八篇了，吓死学生了。】

改动的只是把刊名改成了英文（为了表示他懂英文？），以及换掉了最后一句而已。

搜了一下，发现这个研究员其实是个剽窃惯犯。他在去年7月8日在科学网发表了一篇名为《疯狂的天堂手术》的文章，也被科学网推荐。之后被勿怪幸发现这篇文章是全文抄袭其当年7月2日发表在《南方周末》的文章《换头术，最大的难点在哪里？》。

被揭露抄袭之后，刘研究员反而得意洋洋地声称自己就是要靠抄袭出名：

【我承认那篇文章就是剽窃了。又当何如？】【什么是原创，什么是盗版？这回我可出名了。好名不出门，恶名传千里。我这回算是出了不大不小的一次恶名，也是是不错的经历。】【恶名也是名嘛。】

被人骂“从未见过厚颜如此之人”，他答曰：

【见识到了吧，以后还会见到比我有国之而无不及的呢。刚刚出道，的确要学好。】

有人讽刺他“这脸我能玩一年”，他还嫌人家把他的脸皮厚度低估了：

【你把我的脸皮低估了，岂止一年！】

从抄袭勿怪幸的文章到剽窃我的推特，差不多一年。瞧刘研究员这气势，是要一直剽窃下去，继续出恶名的。自己以剽窃为荣，却贼喊捉贼要揭露学术造假，一奇。科学网号称中国科学界第一大门户网站，一再帮助剽窃惯犯出名，二奇。以剽窃为荣、毫无学术道德的人也能当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三奇。也正因为有这样的媒体，这样的研究机构，才会制造出脸皮如此之厚的奇葩研究员。

2016.6.4.

钱钟书在《围城》里刻画过一个学术骗子韩学愈，他比方鸿渐高明的地方是，除了同样买了克莱登大学文凭，还有“著作散见美国《史学杂志》《星期六文学评论》等大刊物中”，因此当上了系主任。其实他在这些大刊物发表的“著作”，不过是在广告栏、通信栏登小广告。

现在国内科技界讲究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论文，尤其是在高档次的国际学术期刊发论文，更是评职称、选院士、报成果的资本。但能在这些期刊上发论文毕竟不容易，不知是受韩学愈启发，还是英雄所见略同，有些科研人员想到了一个发“高档次论文”的速成方法：给这些期刊写读者来信，评论该期刊新发表的某篇论文，或者反映中国的情况，登出来了也就相当于在该期刊发了论文。较早这么干的是中国工程院院士、第四军医大学前校长樊代明（就是现在到处说“医学不是科学”、中医强于西医的那位院士），给《柳叶刀》《美国医学会杂志》之类的顶尖医学期刊写读者来信，就成了自己的学术成果。这个窍门被发现了，中国医学界掀起了向樊院士学习、给国外著名医学期刊写读者来信的高潮。新语丝几年前就揭露过这种现象。

这些当代韩学愈当然不限于医学界。其他领域的科研人员又不是傻子，怎会想不到这么个高招，想不到也可以学嘛。将这个高招发挥到极致的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苗鑫，他在其“近三年主要学术论文”中列了七篇发在英国《自然》（Nature）、一篇发在美国《科学》（Science）上的“论文”（http://som.hit.edu.cn/html/teacher/AB0JYMSF7F4FUR.html ）：

[1]      Miao X. China emissions: stop subsidizing emitters. Nature, 2015, 527(7576): 38-38. (SCI,WOS: 000364270700020, IF: 41.456)

[2]      Miao X. China Nobel stirs up attack on academies. Nature, 2015, 526(7575): 640-640. (SCI,WOS: 000363832100018, IF: 41.456)

[3]     Miao X, Tang Y, Wong CWY. Polluters migrate to China’s poor areas. Nature, 2015, 518(7540): 483-483. (SCI, WOS: 000350097300020, IF: 41.456)

[5]     Miao X. Renewables: can harm environment. Nature, 2014, 514(7521): 168-168. (SCI, WOS: 000342663100020, IF: 41.456)

[6]     Miao X, Wong CWY. China is closing its rural education gap. Nature, 2014, 511(7509): 292-292. (SCI, WOS: 000338992200017, IF: 41.456)

[7]     Tang Y, Miao X. Uphold China’s plan for cleaning water. Nature, 2014, 512(7515): 371-371. (SCI, WOS: 000340840600012, IF: 41.456)

[8]     Tang Y, Miao X. Shift aims of China’s poorer universities. Nature, 2014, 505(7483): 291-291. (SCI, WOS: 000329621800018, IF: 41.456)

[9]     Miao X. Science ethics: Young scientists speak. Science, 2014, 345(6192): 27-27. (SCI, WOS: 000338284400030, IF: 33.611)

短短两年（2014-2015）就在《自然》《科学》这两个公认最顶级的科学学术期刊上发了八篇学术论文，称得上全世界第一了，还在每篇“论文”后列出该刊的影响因子，要吓死资金评审人和学生的。然而仔细一看，怎么这些“论文”全都只有一页的篇幅？如果不像高校长那样韩学愈说什么就信了，去查一下原文，就会发现这些“论文”其实连一页篇幅都没有，就是一两百字的豆腐块评论、读者来信，主要是反映中国问题。比如其发在《科学》上的那篇“论文”全文如下：

My field is computer security. I use techniques aimed at detecting malicious attacks on computer systems, and I need to operate in the twilight zone between good and bad. Research on new intrusion detection algorithms is often at best questionable and at worst invalid, given that the results cannot be verified under realistic conditions. Testing under realistic scenarios is problematic, because the results are not repeatable. Furthermore, testing on real data requires high-security vetting and may produce confidential results that are not publishable. Security technologies may also have dual-use possibilities. Security researchers may, for example, detect new system vulnerabilities during their research, and may end up in ethical dilemmas: Shall I be good and publish these results or shall I sell them at the highest price to the gray market of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others that capitalize on vulnerabilities? And then you have privacy: These technologies can be used both for the good—protecting security of citizens—and bad—creating an Orwellian surveillance society.

这篇“论文”的标题叫《科学道德：年轻科学家们发声》（其实是《科学》关于科学问题的读者来信选登）。原来苗教授也知道什么叫“科学道德”。

苗教授是：“香江学者，哈尔滨工业大学青年拔尖人才选聘计划入选者。负责国家级与省部级科研项目十余项，发表学术论文四十余篇，其中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的SCI、SSCI论文二十余篇。”

不知他的这些《自然》《科学》“学术论文”为其获得这些荣誉、科研项目，发挥了多大的作用？请其领导查查。如果其领导是樊代明那样的，那就别查了，互相欣赏去吧。

2016.6.2.

中国营养学会最近发布了2016年版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不久前美国农业部也发布了最新版《美国人膳食指南》。中国人、美国人都是人，身体对营养的需求，食物中有害成分对身体的危害，都是一样的，所以不管是哪个国家制定的膳食指南，如果是根据科学研究成果做出的，有充分的科学依据的，那么应该都是差不多的。有的人总喜欢把中国人当成特殊物种，以为中国人的身体和外国人不一样，这是很荒唐的。这些人别忘了，美国人当中也包括很多华人，《美国人膳食指南》对美国华人也是适用的，而不是说让这些华人去找中国的膳食指南。

虽然总的营养原则是一样的，但是各国有自己的饮食习惯、条件，在制定膳食指南时有所差别，这是可以理解的。比如，《美国人膳食指南》建议一天喝相当于三杯牛奶的奶制品，一杯大约是240毫升，也就是国内市场上一袋常温奶的量，就是说，按美国膳食指南，一天要喝三袋奶，这对一般中国人来说是很难做到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只是建议一天喝300克牛奶，也是一袋牛奶的量，只是美国膳食指南的三分之一，这就是根据中国饮食习惯、饮食条件做的变通，可以理解。但是它不是推荐大家每天有一餐喝一袋奶，而是每餐喝100～120克，大致相当于三分之一袋，就是说每餐开一袋奶全家分着喝，未免太贴心了。此外，因为牛奶喝得少，还应该建议需要注意从别的食物补充钙，例如吃用碳酸钙或氯化钙点卤的豆腐，和用钙强化的豆奶等。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还有些建议也很不合理。它把谷物和甘薯、土豆归为一类，叫做谷薯类，这是独创的。甘薯、土豆虽然含淀粉也比较多，但是在营养成分方面和谷物是有很大差别的，通常是把它们归为蔬菜。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这么归类，可能是为了提倡把土豆当主粮的政策需要。问题更大的是它对谷薯类的推荐量，一天是250～400克，其中薯类50～100克，也就是说，谷物的推荐量是一天150～350克。对谷物要尽量吃营养较丰富、对健康有益的全谷物。那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对全谷物是怎么推荐的呢？它推荐的是一天吃全谷物和杂豆类50～150克。把豆类和全谷物放在一起也是很奇怪的，我们且不管这一点，不考虑豆类，就把50～150克都当成全谷物好了，这样和谷物一天的推荐量150～350克相比，全谷物占的比例的下限是七分之一。《美国人膳食指南》建议，一天吃的谷物中全谷物至少应该占一半，与之相比，《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的全谷物的量低得不可思议。谷物吃得太多，全谷物吃得太少，增加了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的风险，是很不健康的。

最新版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新推出了一个“中国居民平衡膳食餐盘”的图表，是从美国膳食指南的餐盘图表山寨过来的，山寨的时候改成了中国特色的太极图，这一改就改出问题了。美国膳食指南的餐盘是把一个圆盘画两条垂直的直线，分成四部分，往上面放谷物、蛋白质、蔬菜、水果四大类食物，其中谷物、蔬菜放得略多一些，这个量的多少非常直观。《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把中间的等分直线改成了太极图，量的多少就不是那么一目了然了，但是也看得出谷薯类和蔬菜类远远多于蛋白质类和水果，前者是后者的两倍还多，这就不合理了，不像美国膳食指南的餐盘那么均衡了。

上述是根据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最新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大纲做的评论。我还想看看全文里面还有啥猫腻，发现并没有电子版供下载，而是要去订书。中国营养学会还据此办培训，每人交2千元。能把国民膳食指南搞成牟利的工具，全世界独此一家了吧？

中国营养学的研究水平是非常差的，并没有能力做出重大的发现，只能是山寨国外的成果，还要乱改。而且，中国某些著名营养学家的学术道德是很成问题的。我以前就批评过，中国营养学会现任理事长居然认为吃胶原蛋白可以补充胶原蛋白，为胶原蛋白保健品站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不如直接就把美国膳食指南拿来用，而不要相信中国这些营养学家的山寨版本。

2016.5.30

现在可以说了。

2005年，我开始揭露当年中科院院士候选人肖传国的时候，并没有怀疑其发明的“肖氏反射弧手术”是否有效，因为我觉得自己不是神经外科领域的专家，不去涉及手术问题。我针对的只是其很容易查证的履历造假：谎称获得美国泌尿学会大奖，谎称“肖氏反射弧手术”获得国际公认。肖传国认为我的揭露让他没当上院士，到武汉法院起诉我损害其名誉。武汉法院以“获奖者名单中找不到肖传国的名字不等于肖传国没有获奖”、“国内期刊也属于国际期刊”的离奇理由判决我败诉，是我揭露学术造假以来第一次被法院判决侵权，舆论大哗。

一些做过肖氏手术的患者因为这个判决，知道了我在质疑肖传国，陆续向我反映肖氏手术是骗人的。其中包括第一批做肖氏手术的十余个截瘫患者（肖传国在平顶山医院做的手术），联名反映没有一个有效（而肖传国在论文里吹嘘这第一批15个患者的手术成功率达67%）。肖传国与我的诉讼后来越闹越大，来向我反映的患者也就越来越多，累计大约有40个病例。这时候我开始对“肖氏手术”的有效性产生怀疑。我比较关心的是脊柱裂患儿的情况，因为他们的受害更深，而且肖传国还在大量地给这些患儿动手术，而对截瘫患者他早不做了。一个在肖传国开的郑州神源医院做了肖氏手术的患儿家长在2007年3月向我反映，不仅他的小孩术后无效，而且他了解到的25个患者也都无效果，其中有3个本来能正常走路，做完手术后瘸了。他在信中说：“这个医院里面住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患有脊椎脊膜膨出而导致大小便失禁、下肢瘫痪的孩子。大多家庭为了给孩子治病，导致家庭一贫如洗、债台高筑，精神和经济负担相当沉重，实在是惨不忍睹。……若是‘肖氏反射弧’手术是个骗局的话，这将是个灾难。”

但是这些只是零星的病例，不足以证明肖氏手术的虚假。肖传国只是吹嘘肖氏手术对脊柱裂患儿的成功率是85%，零星无效的病例都可以被他归为失败的15%里头。改变这个状况的是一个偶然的事件。2009年初，有一些驴友到贫困山区旅游时，发现一个脊柱裂患儿生活很悲惨。其中有一个驴友曾经看过央视宣传肖氏手术的节目，知道郑州神源医院在做肖氏手术能让脊柱裂患儿恢复大小便功能，于是这些驴友筹款把这个患儿送到郑州神源医院做肖氏手术。央视对这一善举做了报道。

但是驴友们在神源医院接触到了一些做过肖氏手术的患儿家长，都向他们反映肖氏手术是骗人的，没有用，还有害。他们担心自己好心做了坏事，上网搜索时发现我在揭露肖传国，于是跟我联系，问我有没有证据证明肖氏手术对治疗脊柱裂是无效的。我跟他们说目前我手上只有一些关于脊柱裂的零星病例，不能证明其真假。如果他们能搞到一段时间内一整批病人的联系方式的话，就可以统计出成功率究竟有多高。

驴友们果然搞到了2006年8月末至2007年3月下旬在神源医院做肖氏手术的全部患者共110位的姓名和联系电话，交给了我。我转给彭剑律师，彭律师又找了3名律师和2名志愿者跟这些患者联系，其中还有74位患者或患者家长能联系上。随访的结果发现没有一例大小便如肖传国声称的恢复正常，即成功率为0。有27%的患者感到大小便功能有所改善，即使把他们算成手术成功，那么成功率也只有27%，而不是肖传国说的85%。此外，还有39%的患者术后残废。纪小龙大夫认为肖氏手术不可能有任何效果，那些有改善的病例是别的原因导致的。我们后来知道这些患者同时做了常规的栓系松解术，即怀疑其大小便功能改善是松解术的效果，与肖氏手术无关，现在美国双盲对照试验的结果证实了我们的猜测。

既然肖氏手术是央视做的宣传，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找央视来揭露其成功率造假。我当时跟几个央视节目组都有合作，经常去录节目，但是找了几个制片人、编导，他们都不感兴趣，认为这种事情中国太常见了，没有新闻价值。当时在央视新闻调查节目当记者的郭宇宽还在电话里把我教导了一通：怎么这么多年了你还在管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情，格局要大一些……

所以我就改找纸媒了。找了方玄昌，他组织了《中国新闻周刊》和《科学新闻》的记者采访肖氏手术受害者，做了系列报道。当时我和《北京科技报》合作较多，也找了他们，他们也发了一篇调查肖氏手术的报道。因别的事来采访我的记者，我也都跟他们介绍肖氏手术骗人的情况，希望他们能做调查，但是只有《南方周末》记者柴会群感兴趣。

所以在肖传国雇凶袭击之前，只有《中国新闻周刊》《科学新闻》《北京科技报》《南方周末》报道了肖氏手术的真相。这些报道，以及我们替肖氏手术受害者维权起诉郑州神源医院，刺激了肖传国在2010年年初召开“家族会议”商量怎么对付我们，之后决定雇凶干掉我和方玄昌。后面的就是历史了。

2016.5.6.

十几年前，原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肖传国在国外声称其发明的“肖氏反射弧手术”能够治愈脊柱裂（脊膜膨出）和截瘫患者的大小便失禁，成功率高达85%，是中国各大医院都在做的常规手术，引起了美国、德国、丹麦等国外一些医生的兴趣，2005年起开始在肖传国的指导下做肖氏手术临床试验。2010年，我和方玄昌因为揭露肖氏手术骗人的实质，遭到肖传国雇凶袭击，轰动一时，也引起国外医学界对肖氏手术的怀疑。但当时国外肖氏手术临床试验已经启动。近年来这些试验的长期随访结果陆续发表，都证明了肖氏手术没有效果（文献1、2），只有肖传国在美国最早、最密切的合作者密歇根州Beaumont医院的Peters小组报告脊膜膨出患儿有部分人的排尿功能术后有所改善，能少量排尿，但是除了一人其他人都漏尿（文献3），这与肖传国声称的术后能够完全自主控制排尿的说法显然不符，以致Peters小组疑惑是不是中国的手术“成功标准”和美国的不一样。随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宣布肖氏手术的试验方案是不可接受的，撤销肖氏手术临床试验，对此前已由民间资助做过肖氏手术的儿童，研究者可继续研究其长期影响。肖传国谎称这是因为临床试验效果太好了，NIH觉得没必要再做试验。NIH驳斥了肖传国的谎言（文献4）。

在给脊膜膨出患儿做肖氏手术时，同时也做了常规的栓系松解术。医学界早已知道栓系松解术对某些脊膜膨出患者的排尿功能有所改善，所以有专家指出，某些脊膜膨出患儿在做了肖氏手术之后排尿功能有所改善，很可能是栓系松解术的效果，与肖氏手术无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做随机双盲对照临床试验，即将患儿随机分成两组，对照组只做栓系松解术，实验组同时做栓系松解术和肖氏手术，对比两组的效果。美国佛罗里达约翰斯·霍普金斯儿童医院（ACH）最近在美国《神经外科杂志：儿科》发表论文，报告他们对脊膜膨出患儿做这种随机双盲对照临床试验的结果，证明了肖氏手术没有任何效果。例如，他们发现虽然实验组的患儿有2人在术后短时间内能够通过挠皮肤排尿（3年后此功能消失），但是对照组却有4人也能在术后通过挠皮肤排尿，这就证明了完全是栓系松解术的效果，与肖氏手术毫无关系。鉴于肖氏手术没有任何效果，该论文建议停止对其做临床试验。《神经外科杂志：儿科》同时发表社论，批评肖传国：手术无效、不安全、两极化人物、职业生涯和人生像一出肥皂剧、雇凶袭击批评者、遭250名患者起诉、涉嫌学术造假、有违科学道德……（文献5）

财新网针对该论文发表了一篇替肖传国洗白的报道《肖氏手术遭美国研究质疑 肖传国称其方法有问题》（记者于达维）（文献6）。财新总编辑胡舒立、肖传国先后在新浪微博上转发了该报道。该报道把美国对照临床试验的结果轻描淡写地说成是“似乎效果并没有肖传国说的那么好”、“结果似乎并不像肖传国预想的那么乐观”，然后让肖传国来驳斥该论文：

【肖传国表示，他认为的问题之一是，研究者使用了神经阻滞剂，这是美国医学界在治疗这一疾病上70多年形成的标准。但是肖传国要求他们不要用，因为肖氏手术通过嫁接神经建立了一条新的反射弧，如果使用神经阻滞剂的话，新的反射弧就没有意义了。

而另外一个问题是，美国这次的实验是在患者的术后护理过程中给病人导尿，肖传国认为，这样的话，膀胱就很难恢复正常的功能。

位于美国底特律市Beaumont医院的泌尿科主任Kenneth Peters曾经对12名患者进行肖氏手术实验，结果其中大多数患者的泌尿功能得到了改善，肖传国表示，之所以底特律实验的结果比较成功，就是当时因为强烈要求他们按照肖传国的方法。“成功只有一个理由，不成功有一万个理由，一个理论必然有很多配合的过程。”肖传国说，这个实验不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好事，他马上会给国外学术期刊写一篇综述，会说明为什么有些手术会失败，以及哪些问题要注意。】

财新的报道即以肖传国的谎言作为总结，戛然而止。肖传国转发了财新的报道后在新浪微博上继续撒谎，好像我的能量大到能够蒙骗美国神经外科医师似的：

【这被肘子蒙骗的神经外科医师会道歉的。非常简单容易：我会给该杂志去信，建议把这10个作了肖氏手术完全无效者：1，立即停用神经阻滞剂；2，立即停止导尿。2月内若超过一半病人不能自主排尿，我在该杂志和人民日报道歉。牛吧？科学的力量。】

胡舒立、财新标榜“新闻专业主义”，那么只要稍微查证一下论文，就不会把肖传国的谎言发出来作为报道的总结。该论文在“方法”部分说得清清楚楚：

“在手术前评估的两周前，停止清洁间歇导尿（CIC）和停用膀胱活性药物（BAM，按：这些药物包括肖传国说的“神经阻滞剂”），多数病人（按：除了1人）在术后整个三年随访中能够继续避免使用这些方法。（CIC and the use of BAMs were terminated 2 weeks prior to preoperative evaluations, and most patients were able to refrain from both of these modalities for the entire 3-year follow-up.）”、“我们也遵循他（按：指肖传国）建议的术后护理指导（We also followed his recommended postoperative management instructions）”

可见肖传国把试验失败归咎于“研究者使用了神经阻滞剂”、“术后护理过程中给病人导尿”，完全是弥天大谎。

每次国外关于关于肖氏手术临床试验失败的结果一发表，肖传国都诡辩是因为使用了神经阻滞剂，每次都与事实不符：德国临床试验的8个病人中，3位从未使用神经阻滞剂，3位术前使用但术后按肖传国的要求停药，只有2位术前术后都使用此药，但所有的病人都无效（文献1）。丹麦临床试验的10个病人中，有6个术前术后都没有使用神经阻滞剂，还有1个术前使用术后没有用，结果也是全部无效（文献2）。丹麦的论文发表过，肖传国曾写信抱怨说是因为他们使用了神经阻滞剂才导致手术无效，被丹麦的研究者在答复中狠狠打脸：

“（从原理上说，抗胆碱治疗（按：即肖传国说的“神经阻滞剂”）不大可能会影响肖氏手术效果……）而且，最重要的是，看看我们的数据，10名患者中，只有4名术前接受收抗胆碱治疗，3名术后继续。未接受收抗胆碱治疗的患者同样手术无效。因此，抗胆碱治疗不能解释所观察到的躯体-自主神经反射弧治疗神经源性膀胱功能障碍的手术无效。”（An effect of anticholinergic treatment on the results of the procedure cannot be completely excluded. However, it will probably only reduce and not eliminate a reflex response as it targets the postganglionic neurons, whereas nerve reinnervation will be pre-ganglionic in the bladder. Furthermore, and most importantly, when interpreting our data, only 4 of 10 patients included received anticholinergic treatment at baseline and 3 continued on followup. There was no effect of treatment in the patients not receiving anticholinergics. Therefore, anticholinergic treatment cannot explain the observed lack of effect of the somato-autonomic reflex arch on neurogenic bladder dysfunction. Furthermore, data on bowel function from the same patients have recently been published and revealed similar disappointing results.）（文献7）

这次肖传国真的还有脸再去写信抱怨手术无效是因为“研究者使用了神经阻滞剂”、“术后护理过程中给病人导尿”吗？他以为国外医学期刊像财新那么好糊弄吗？

稍有现代医学知识的人都知道，随机双盲对照临床试验是验证疗效的金标准。肖氏手术的疗效被随机双盲对照临床试验的结果彻底否定了，也就意味着肖氏手术被盖棺论定了。这个结果对我们这些长期揭露肖氏手术的骗人实质的人来说，当然毫不意外。意外的是时至今日，判决已出，还有标榜“新闻专业主义”的胡舒立、财新散布肖传国的谎言混淆视听，对其洗白，蒙骗读者。

肖氏手术能在中国横行二十年，能残害两千名患者，不顾此前卫生部的禁令至今还在深圳做这一手术，这是中国医学界的耻辱，也是中国新闻界的耻辱。他们或者被肖传国收买，或者出于对我的仇恨，或者不知出于别的什么动机，罔顾事实，漠视受害者的伤痛，即使在肖传国雇凶之后，仍然继续力挺肖传国。

值此肖氏手术被彻底否定、盖棺论定之际，有必要给近年来力挺肖传国的机构和个人立此存照（排名不分先后，名单不全，欢迎补充）：

深圳电视台财经频道，“天使妈妈”基金会；原央视主持人崔永元，原央视记者王志安，南方卫视李佳佳，深圳电视台编导严宏，段炼（网名“破破的桥”，《忽悠的原理与技巧》的作者），媒体人李慧翔（网名“伯通”，曾在《南方周末》发文造谣肖氏手术效果被国外证实），光明网财经频道编辑沈阳、谭靖东，人民日报网络中心国际新闻评论员高轶军，《南方都市报》姜英爽、张嘉、岳钦，人民网深圳频道王文锋、李护彬，《时代时报》何光伟，《晶报》吴建升，《大河报》亮冰娜，人民网陈梦源，《新闻晨报》姜鹏，《东莞时报》许路阳、何明强；北京大学教师刘华杰、项梦冰，清华大学教师刘兵、蒋劲松、吴彤、王巍、曹南燕，北师大教师田松，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编辑卞毓麟，《科学时报·读书周刊》原主编杨虚杰，复旦大学医学院教师边建超，深圳大学教师孙海峰、徐晋如，中国政法大学教师杨玉圣、仝宗锦，云南财经大学教师顾秀林，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傅德志，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吴飞鹏，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博士吴宝俊（曾写过多篇文章为肖氏手术“申冤”），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人员张耀杰，“知名时评人”童大焕；华西医院宣传部长廖志林，浙江省肿瘤医院妇瘤科丁超（网名“希波克拉底门徒”），暨南大学第六附属医院中医骨伤科马常青；深圳律师李国斌；“方学家”葛莘（网名“亦明”，写了几百万字材料为肖传国“申冤”））、廖俊林（网名“寻正”）；“旅美学者”曹明华、“知名时评人”李剑芒、“英籍华人学者”陈一文、“美籍华人学者”甘任远、“全欧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副主席”祝国光；摇滚师左小祖咒、贝志城（网名“一毛不拔大师”）、老“韩寒”韩仁均……

同时也要向这些不怕打击报复，坚持揭露肖氏手术骗局的人致敬：媒体人方玄昌、邸利会、蔡如鹏、柴会群；纪小龙医生、张世民医生；彭剑律师；志愿者刘琳；饶毅教授……

文献

1. Rasmussen MM et al. The artificial somato-autonomic reflex arch does not improve lower urinary tract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spinal cord lesions. J Urol. 2015 Feb;193(2):598-604.

2. Sievert KD et al. Challenges for Restoration of Lower Urinary Tract Innervation in Patients with Spinal Cord Injury: A European Single-center Retrospective Study with Long-term Follow-up. Eur Urol. 2015 Dec 3. pii: S0302-2838(15)01166-5.

3. Peters KM et al. US Pilot Study of Lumbar to Sacral Nerve Rerouting to Restore Voiding and Bowel Function in Spina Bifida: 3-Year Experience. Adv Urol. 2014;2014:863209.

4. 美国NIH回答撤销肖氏手术临床试验的有关问题。http://blog.sciencenet.cn/blog-714-724252.html

5. http://thejns.org/doi/full/10.3171/2015.12.PEDS15633

6. http://china.caixin.com/2016-05-03/100939136.html

7. http://www.jurology.com/article/S0022-5347%2815%2904714-X/abstract

2016.5.5.

【方舟子按：这是我十年前写的一篇文章，现在再拿出来，除了提到的那些医骗网站已经没了，内容居然还很应景。时间流逝，而中国永恒。】

改革开放之初，在街头巷尾、电线杆上经常能见到“老军医”专治疑难杂症，特别是皮肤病、性病的小广告。为何“老军医”在当时会成为游医的招牌，不得而知。现在的游医都升级为“专家”、“教授”了，小广告也上网了，不过还经常能看到打着“军医”的招牌的，让人联想起那段岁月。

最近就有一家号称专治牛皮癣、鱼鳞病、白癜风的“全国最大的皮肤病研究机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生物基因研究院”在各大门户网站上做广告。到它的网站上看一看（www.pfbzl.com），会有些很有趣的发现。

这家研究院号称是“全军唯一一所集科研、临床研究为一体的从事基因测绘、生物生命研究的超大型最权威医疗机构”，但是据我了解，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的是军事基础理论和国防建设、军队建设的重大问题，并不从事生物医学研究，没有生物医学方面的研究所。军事医学科学院倒是从事生物医学方面的研究，但是也没有一个叫“生物基因研究院”的研究所。搜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生物基因研究院”，出来的全都是类似的广告网页。

据该网站介绍，该研究所的所长叫：“纪哲锋：62岁，研究所所长，主任医师，政协委员，世界中医药研究员。”还附了一张纪所长戎装照。但搜索“纪哲锋”，却只有这么个网页。看来这位当上了“政协委员”的名人只是在这个研究所默默无闻地看病，社会活动、学术活动都是一概不参加的。

这么个来历不明的研究所的网站上，居然悬挂着前国家主席特地为它写的题词手迹：“建设一流的生物基因研究院为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我看着眼熟，到301医院的网站一对（http://www.301hospital.com.cn/），果然是改编自给该医院的题词笔迹：“建设第一流的解放军总医院为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甚至美术设计也是一样的：黄字绿底，背景是中国地图。签名的笔迹一模一样，让签名人再写一遍都写不出如此相似，显然是复制过去的。题词的笔迹倒没有复制，是模仿着写的，但是模仿得太差劲了，用的居然是简体字。

该网站推销两种药，号称是该研究所的独家秘方：“本系列药品为纯中药制剂，不含任何激素，无任何副作用，但与普通的纯中药是不一样的。区别之处在于制作过程中渗入了基因疗法，即通过磁谱因子制作将中药内的有些微粒成份改变了，安全性比普通的纯中药更高，此法属世界首创。”只听说有对人进行“基因疗法”的，没听说对药也能进行“基因疗法”的，不过我不想在这里替他们润色广告词，让他们变得更专业。我们只来看看，这究竟是什么药。

一种是专治牛皮癣、鱼鳞病的“丹神十八味欧曲丸”，一种是专治白癜风的“朴素白癜风丸”。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的基础数据库查询这两种药的名称，都找不到。再用该研究所网站上公布的该药批准文号国药准字Z20027808和Z22024001查询，倒是查到了，原来正式的药名分别叫“十八味欧曲丸”和“白癜风丸”，不过生产单位不是什么“生物基因研究院”，而是分别为内蒙古乌兰浩特中蒙制药有限公司和长春经开药业有限公司，该研究所只是把两种市场上常见的药物用“基因疗法”、“纳米技术”加工了一下名字而已。我还查到中蒙制药有限公司曾经声明过与该研究所毫无关系。

在调查时我还有点惊讶地发现，类似“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生物基因研究院”这样的机构并不是独此一家，手法都很相似：

有一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疑难皮肤病研发中心”（www.zhongyikf.com）在推销通过“基因修复”专治“牛皮癣”的新药——“克银消”。查询国家药监局的数据库，没有这种药物，用该药的批准文号（国药准字Z22025183）查询，原来是吉林涌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银屑灵”。该研发中心的负责人是“刘瑞武教授，男，70岁，研究院院长，医学院院士，政协委员，世界中医药研究员。”但同样查不到这位当“政协委员”的名医。比较搞笑的是，这家研发中心的大楼照片一见而知是301医院的大楼照片，只不过把大楼顶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的牌子模仿前国家主席的笔迹改写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疑难皮肤病研发中心”。

还有一家“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医研究院”（www.010120.cn），也在推销专治牛皮癣的“纯天然的高科技中药产品”——“百草银癣净”，同样在国家药监局的数据库查不到这种药，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Z22020393）查，同样能查到药物的真实名称是“白癜风丸”，只不过是长春银诺克药业有限公司镇赉药厂生产的。那位同样号称是“研究院院长，医学院院士，政协委员，世界中医药研究员”的“薛新东院士”同样查无此人。这个网站比较有创意的是还搞了一段“央视《科学与中国》栏目对中国解放军中医研究院薛新东院士和杨静之教授进行专访”的文字稿，还有采访的照片，并且有视频链接，可惜打不开链接，不知真假。

欺诈手法如此雷同，不知是同一批人马所为，还是互相借鉴的结果？这么拙劣的骗局就在首都频频发生，而且大做广告，连“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名义、前国家主席的题词都敢盗用，执法人员都干吗去了？真想管的话其实不费吹灰之力。那些“所长”的名字是假的，公布在网上的银行帐号、收款人姓名总是真的吧？就诊地点也是一查就到的吧？

2006.3.12.

（方舟子按：近年来国外医学期刊多次发表国外临床试验结果否定了肖氏手术的有效性。霍普金斯儿童医院最近在美国《神经外科杂志：儿科》发表几年前对肖氏手术做随机双盲对照试验的结果，结论还是：毫无效果，不可用于临床，在做进一步的基础研究和动物实验之前，不应再对肖氏手术做临床试验。这是最新的也是最严格（首次使用对照）的一项研究结果，称得上是肖氏手术的最后一颗棺材钉。《神经外科杂志：儿科》同时发表社论揭露肖传国的底细，以下是该社论的翻译，原题《社论：一个负面研究的正面意义》）

作者：Andrew Jea, MD

贝勒医学院神经外科系、得克萨斯儿童医院儿科神经外科部

2016年5月3日

佛罗里达州圣彼得堡的约翰森·霍普金斯儿童医院Gerald Tuite博士及其同事提交了一项重要的研究结果，证明有争议的肖氏手术——为改善膀胱功能做体神经-自主神经转移——对治疗脊髓脊膜突出或脂性脊髓脊膜膨出的患儿没有效果。该研究代表了不仅在儿科神经外科，而且在普通神经外科都很少见的随机试验。除了表面上报告一项无效的外科手术，Tuite等人的研究还有助于人们了解与临床研究有关的许多其他显著主题，包括伦理、科学不端行为、科学道德，以及“负面”研究的价值，这些与其更明显的主要结果一样有重大影响。我们应该表扬这一重要工作。

肖氏手术获得了来自脊髓脊膜突出/脂性脊髓脊膜膨出患儿家长、儿科医生、泌尿科医生和大众媒体的很多关注。对它的宣扬超出了神经外科领域。但是所有这些宣扬是理所应当的吗？目前这一优秀的研究，以及作者们以前的工作，与此前被广为引用的、报告肖氏手术的有效性与安全性的其他研究结果相冲突。要了解这一研究的背景和明白为何它如此重要，也许有必要多了解一点肖氏手术的发明者的历史。有意思的是，泌尿科医生和自称肖氏手术的发明者肖传国医生本身就是一个两极化的人物。

肖医生于1980年代后期接受国家卫生院的资助在美国工作时，想到了一种用于治疗脊髓脊膜突出、脂性脊髓脊膜膨出或脊髓损伤的患者的新手术。1995年，肖回到中国，做临床研究试图证明其新描述的肖氏手术的有效性。他得益于管理中国庞大医疗保健市场和人体试验的监管环境。通过他自己发表的论文，肖医生声称肖氏手术在恢复膀胱控制方面有70%-90%的成功率。然而这些惊人的结果还没有被中国之外的任何医学中心重复出来。肖医生职业生涯的顶点是开了一家专门用于做肖氏手术的私人医院。那些绝望的外国人，包括美国人，掏腰包去做这种手术，肖传国因此从这种医疗旅游中牟利。不幸的是，他的职业生涯及其人生的剩余部分演得就像一出肥皂剧。2010年，肖医生由于雇凶袭击批评其手术、怀疑其学术信用和揭露其学术造假的人，被指控、逮捕并定罪。

肖医生被判刑五个半月。从那以后，他的声音也许消停了，但是他臭名昭著的遗产还在继续。自从2010年以来，中国有超过250名患者声称肖氏手术无效，威胁要对医院或肖医生本人采取进一步的民事和刑事诉讼。而且，由于其手术涉及牺牲有功能的腹部神经根并进而丧失运动功能，有严重的并发症。

“科学道德”涵盖范围很广的一系列责任，包括制止剽窃、禁止为了先行结论去伪造科学数据（例如将自闭症与疫苗联系起来的研究），要求全盘披露所有可能的偏向（例如研究骨形态发生蛋白的安全性与有效性的最初临床研究，作者未能公布其与一种骨形态发生蛋白制造商的重大财务关系），遏制科学不端行为，以及要求科学医学杂志编委会发表高质量的科学论文。

进一步的，还有很多“付费发表”杂志其同行评议程序的严格程度和质量控制都是可疑的。作者有时需要意识到并接受，他们的工作可能不适合原样发表，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工作来完善或证实其结论。必须有一个体系来恰当地监督造假和剽窃，审核合理的指控和起诉诽谤，以及保护揭假者。这事关临床医生和科学家的职业，科学方法的未来，以及更重要的，患者的健康、幸福和生活。

最后，我想简单地评论一下一项“负面”研究的正面作用。作者、编辑和出版人都严重地倾向于只发表报告正面结果的研究，这些研究证实了一个假说，激励了进一步的研究。相反地，很可能有多得多的研究产生的是不能证实或负面的结果，否定了当前的观点或精心构建的假说，比如现在这一研究。这些负面研究——甚至可以说在科学上更有价值——是科学进步的一个组成部分，值得更多的关注。发表负面结果的明显好处包括减少了各研究小组之间的重复工作；揭示了平常使用的方法、药物或试剂的根本错误；加速科学进步周期；弘扬严格、透明和公开的文化，这是科学最高贵的一面。科学的现实是，它是凌乱、复杂、混淆和不完美的；负面研究是科学现实的精髓。著名作家、被视为科幻之父的儒勒·凡尔纳有一句话总结了我对负面研究的想法：“小伙子，科学是由错误组成的，但是犯这些错误是有用的，因为它们一点一点地导向了真理。”

http://thejns.org/doi/full/10.3171/2015.12.PEDS15633

Journal of Neurosurgery: Pediatrics

Posted online on May 3, 2016.

Editorial: The positives of a negative study

Andrew Jea, MD

Division of Pediatric Neurosurgery, Texas Children’s Hospital, and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Houston, Texas

ACCOMPANYING ARTICLE, EDITORIAL, AND RESPONSE DOIs: 10.3171/2015.10.PEDS15271; 10.3171/2015.11.PEDS15623; and 10.3171/2015.12.PEDS15710.

INCLUDE WHEN CITING Published online May 3, 2016; DOI: 10.3171/2015.12.PEDS15633.

Dr. Gerald Tuite and his colleagues at Johns Hopkins All Children’s Hospital in St. Petersburg, Florida, have submitted an important study6 demonstrating the lack of efficacy of the controversial Xiao procedure—a somatic-to-autonomic nerve transfer for improving bladder function—in children with myelomeningocele (MM) or lipomyelomeningocele (LMM). The study represents one of the few prospective randomized trials not only in pediatric neurosurgery, but also in neurosurgery in general. Beyond the surface reporting of an ineffectual surgical procedure, this study by Tuite et al.6 sheds light on many other salient topics related to clinical research, including ethics, scientific misconduct, scientific integrity, and the virtues of a “negative” study, which are just as impactful as its more evident primary outcome. The authors should be commended for this important work.

The Xiao procedure has received much attention from desperate parents of children with MM/LMM, pediatricians, urologists, and the lay press. Its fanfare extends beyond the field of neurosurgery. But was all this fanfare merited? The present well-executed study,6 along with the authors’ prior work,7 contradicts widely cited studies4,5 that were reported to validat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the Xiao procedure. Perhaps a little more history about the inventor of the Xiao procedure is needed to put the current study in context and highlight why it is so significant. Interestingly, Dr. Chuan-Guo Xiao, a urologist and founder of the self-named Xiao procedure, is himself a polarizing figure.

Dr. Xiao conceived the idea for an innovative surgical procedure to restore bladder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MM, LMM, or spinal cord injury while working in the US under a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grant in the late 1980s. In 1995 Xiao returned to China to perform clinical studies designed to demonstrate the efficacy of his newly described Xiao procedure. He benefited from the regulatory environment that governs China’s large health care market and human experimentation. Through his own publications,8–13 Dr. Xiao claimed a 70%–90% rate of success in restoring bladder control. Yet these astonishing results have not been duplicated by any center outside of China. The zenith of Dr. Xiao’s career was the opening of a private hospital dedicated exclusively to performing this procedure. He capitalized on medical tourism, where despairing foreigners, including Americans, would pay out of pocket to have this procedure performed. Unfortunately, the rest of his professional career and life plays out like a soap opera. In 2010, Dr. Xiao was accused and then arrested and convicted of hiring thugs to attack critics of his procedure, doubters of his academic credentials, and whistleblowers of research fraud and fabrication of data.3

Dr. Xiao was sentenced to five and a half months in prison. Since then, his voice may have been silenced, but his infamous legacy lives on. Since 2010, more than 250 patients in China who claim that the Xiao procedure does not work3 have been threatening further civil and criminal legal action against hospitals or Dr. Xiao directly. Moreover, there have been serious complications related to this procedure involving the sacrifice of functioning ventral nerve roots and subsequent loss of motor function.4–7

“Scientific integrity” encompasses a broad spectrum of responsibility, which includes deterring plagiarism, prohibiting the falsification of scientific data to support a priori conclusions (e.g., studies associating autism with vaccines), requiring full disclosure of all potential areas of bias (e.g., the initial clinical studies investigating the safety and efficacy of bone morphogenetic protein [BMP], for which authors failed to disclose significant financial relationships with the manufacturer of one form of BMP), curtailing scientific misconduct, and the mandate of editorial boards of scientific medical journals to publish high-quality science.2

Furthermore, there are too many “pay-to-publish” journals where the rigor of the peer-review process and quality control is questionable. At times, authors need to realize and accept that their work may not be suitable for publication as composed and that further work to improve or validate the message would be of benefit. A system must be put in place that properly monitors fraud and plagiarism, checks reasonable allegations and prosecutes libelous ones, and protects whistleblowers. The careers of clinicians and scientists, the future of the scientific method, and most importantly, the health, well-being, and lives of our patients are at stake.3

Lastly, I would like to make some brief comments on the positive aspects of a “negative” study. Significant author, editorial, and publisher biases exist toward publishing only studies that report positive results, where a hypothesis is confirmed and further research is inspired. On the contrary, there are likely many more studies that produce nonconfirmatory or negative, observations that refute current ideas or carefully constructed hypotheses, such as the present study.6 These negative studies—arguably even more valuable in science—are an integral part of scientific progress and deserve more focus.1 Obvious benefits of publishing negative results include reductions in duplicated efforts between various research groups; revelations of fundamental flaws in commonly used methods, drugs, or reagents; acceleration of the cycle of scientific progress; and the promotion of a culture of robustness, transparency, and openness, the noblest aspect of science.1 The reality of science is that it is untidy, complex, confusing, and imperfect; negative studies are the essence of the reality of science. A quote by Jules Verne, famed author and ostensibly the father of science fiction, summarizes my thoughts about negative studies: “Science, my lad, is made up of mistakes, but they are mistakes which it is useful to make, because they lead little by little to the truth.”

References

1.Anderson G, Sprott H, Olsen BR: Opinion: publish negative results. The Scientist January152013. (http://www.the-scientist.com/?articles.view/articleNo/33968/title/Opinion–Publish-Negative-Results/) [Accessed February 4, 2016]

2.Barr DB: Integrity in science. J Expo Sci Environ Epidemiol 17:123, 2007 CrossRef

3.Editorial: A hammer blow to national ethics. Nature 467:884, 2010 CrossRef, Medline

4.Peters KM, Gilmer H, Feber K, Girdler BJ, Nantau W, Trock G, et al.: US pilot study of lumbar to sacral nerve rerouting to restore voiding and bowel function in spina bifida: 3-year experience. Adv Urol 2014:863209, 2014 CrossRef, Medline

5.Peters KM, Girdler B, Turzewski C, Trock G, Feber K, Nantau W, et al.: Outcomes of lumbar to sacral nerve rerouting for spina bifida. J Urol 184:702–707, 2010 CrossRef, Medline

6.Tuite GF, Polsky EG, Homsy Y, Reilly MA, Carey CM, Winesett SP, et al.: Lack of efficacy of an intradural somatic-to-autonomic nerve anastomosis (Xiao procedure) for bladder control in children with myelomeningocele and lipomyelomeningocele: results of a prospective, randomized, double-blind study. J Neurosurg Pediatr [epub ahead of print May 3, 2016. DOI: 10.3171/201510.PEDS15271]

7.Tuite GF, Storrs BB, Homsy YL, Gaskill SJ, Polsky EG, Reilly MA, et al.: Attempted bladder reinnervation and creation of a scratch reflex for bladder emptying through a somatic-to-autonomic intradural anastomosis. J Neurosurg Pediatr 12:80–86, 2013 Link

8.Wang HZ, Li SR, Wen C, Xiao CG, Su BY: Morphological changes of cholinergic nerve fibers in the urinary bladder after establishment of artificial somatic-autonomic reflex arc in rats. Neurosci Bull 23:277–281, 2007 CrossRef, Medline

9.Xiao CG: Reinnervation for neurogenic bladder: historic review and introduction of a somatic-autonomic reflex pathway procedure for patients with spinal cord injury or spina bifida. Eur Urol 49:22–29, 2006 CrossRef, Medline

10.Xiao CG, de Groat WC, Godec CJ, Dai C, Xiao Q: “Skin-CNS-bladder” reflex pathway for micturition after spinal cord injury and its underlying mechanisms. J Urol 162:3 Pt 1936–942, 1999 CrossRef, Medline

11.Xiao CG, Du MX, Dai C, Li B, Nitti VW, de Groat WC: An artificial somatic-central nervous system-autonomic reflex pathway for controllable micturition after spinal cord injury: preliminary results in 15 patients. J Urol 170:4 Pt 11237–1241, 2003 CrossRef, Medline

12.Xiao CG, Du MX, Li B, Liu Z, Chen M, Chen ZH, et al.: An artificial somatic-autonomic reflex pathway procedure for bladder control in children with spina bifida. J Urol 173:2112–2116, 2005 CrossRef, Medline

13.Xiao CG, Godec CJ: A possible new reflex pathway for micturition after spinal cord injury. Paraplegia 32:300–307, 1994 CrossRef, Medl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