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博客

最近美国得州大学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处理了三名华人教授，其中两名被迫辞职，一名被开除。此外该校还有一名华人教授在接受调查。这些华人教授原先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毕业后留在美国当教授，后来又同时在中国大学当教授。网刊《知识分子》对这些华人教授被处理很不满，认为是华人在美国受歧视，理由是美国也有非华人教授在中国大学兼职，但是并没有被处理。

大概我算不上“知识分子”吧，实在想不明白这事怎么能扯上歧视华人。如果美国大学歧视华人，怎么会让这些中国来的留学生当教授呢？怎么会让那么多中国来的留学生当教授呢？有无数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大学当教授（即《知识分子》主编饶毅所谓“爬到了山上”），有个别被处理了，就说是歧视？难道为了不歧视华人，无论华人教授干了什么勾当，都不能处理了？非华人美国教授在中国大学兼职的非常少，和华人美国教授在中国大学兼职的相比，少得根本就不成比例。《知识分子》认为凡是在中国大学兼职的美国教授都该处理，否则就是不公，那么是嫌在中国大学兼职的华人教授被处理得还不够多？毕竟，绝大多数在中国大学兼职的华人教授都没有受到处理，受处理的也就这么几个。

这几个人被处理，并不只是因为在中国大学兼职，而是因为没有向美国大学告知自己在中国大学兼职，是偷偷在中国大学兼职，这是违反规定的，因为他们是美国大学的全职员工，在其他地方兼职是必须得到校方许可的。而且这些人还有别的违规行为，例如把由其审阅的美国科研资金申请报告提供给了中国方面的人，这些资金申请报告本来应该保密的。

《知识分子》有一点说得不错，该受处理的华人美国教授绝对不应该只有这几个，恐怕几十个上百个都不止。这是因为，华人美国教授在中美之间脚踏两只船，两头捞好处，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他们一方面在美国大学当着全职的教授，一方面也以“海归”的身份在中国当着全职的教授，而实际上主要时间还是在美国，属于假“海归”，以“海归”的名义获得全职的待遇，拿需要全职投入的中国科研项目，骗取中国纳税人的钱。中国大学当然知道这些人没有真正“海归”，但是也乐于用他们的名义申请国家科研经费，能够学校带来好处，是合谋诈骗。

这种现象很早就有了。最早引起我们的注意是在2003年年初。当时，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助理教授姚雪彪因为破坏另一个教授实验室做的实验，被学校开除，却被中国科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招去当特聘教授，用他的名义申请了大笔的科研经费，按规定这些经费都是全职回国的人才能申请的，而实际上姚雪彪大部分时间仍然在美国，每年只是去中国一两个月。此事被我曝光后，当时中国科大校方还狡辩说，姚雪彪虽然一年回国只有一两个月，但是回国期间没日没夜地上班，所以可以算是达到全职回国的要求。像姚雪彪这种把一两个月当一年用的假“海归”还多得是，十几年来我们揭露过很多。例如现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潘建伟院士，自2001年起就一再宣布“全职回国”：2002年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时说自己已全职回国，到2009年评“千人计划”时，因为要求是国外教授才能申请，又说自己从没有全职回国，所以又获得了“千人计划”再次宣布全职回国。而实际上潘建伟一直在奥地利上班，直到2012年才真正全职回国。

像潘建伟这样曾经多次“全职回国”的华人教授还不少，他十年后终于真的全职回国了还算是好的，很多人是至今还在国外当着中国大学全职教授。我们多次呼吁过中国应该处理这种骗取中国纳税人钱的假“海归”，却从未被采纳。现在由美国方面来处理，逼迫这些假“海归”不得不“毅然回国”成为真“海归”，好得很，应该多处理一些。《知识分子》之所以不满，是因为其主编饶毅的“山上的朋友”有很多就是这种两头骗的假“海归”，心慌了吧。

2019.4.26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廖侃教授在杭州做了一个关于转基因争议的演讲，被称为“关于转基因各种问题的一次权威解答”。但是其演讲内容有知识性错误，例如把嫁接说成是杂交育种；有观念性错误，例如说转基因玉米已经吃了二十多年，再坚持吃几年，也许就可以认定它没事了，听上去像是说吃转基因玉米有没有事现在还不知道，大家吃它是在做人体试验；有事实性错误，例如说中国从孟山都公司买了转基因大豆种子，而且还得买他的草甘膦，让孟山都赚了大钱，而事实上中国并没有批准转基因大豆的种植，不从孟山都公司买转基因大豆种子，也不用从孟山都公司买草甘膦，因为草甘膦的专利早已过期，中国是草甘膦最大的生产国，使用的草甘膦都是中国自己生产的。

不过这些错误都可以说是小错误，他关于转基因的主要内容还是准确的，也算是在科普转基因，只是反映出这个教授很不严谨。既然是要做科普，又是涉及一个在社会上很有争议的问题，那就应该认真一些，不要想当然，免得传播了错误信息，被反对转基因的人抓住把柄。

我在这里不想具体谈科普转基因的问题。关于转基因我已经出了两本科普书，写过大量的科普文章，即使不比廖教授更权威，也比他做得更早、更全面。然而廖教授对我科普转基因的方式颇为不屑。他在演讲中专门用了相当的篇幅评论崔永元与我的争论。他恭维崔永元：“崔永元是一个实话实说的好人，他会去自己挖掘很多问题。一个批评者的存在，可以让行业发展得更好更完善。”在他看来，崔永元的最大问题不过是：“他不是专业人士，他不懂。”廖教授可能没有看过多少崔永元关于转基因的言论，就在那里想当然了。崔永元有意造了那么多关于转基因的谣言，岂止是因为不懂？不止是在转基因方面，在其他方面，崔永元也一贯是谎话连篇，例如针对我和我家人，他就散布了无数谣言。当年我之所以起诉崔永元，就是因为他造谣说我骗钱在美国买豪宅。在北京法院做了和稀泥判决之后，崔永元更肆无忌惮，几乎天天在散布我的谣言，例如说我拿了孟山都一亿元，说我害死了上百条人命必须得死。难道以我的校友自居的廖教授认为这些谣言都是“实话实说”？把崔永元说成是“一个实话实说的好人”，是由于当年他主持过一个叫“实话实说”的电视节目而引起的天大误会。

反过来，廖教授认为我虽然懂转基因，但也有问题：“但方舟子的问题在于，他总以对抗的形式来传播科学知识，搞得大家很不舒服。”听上去好像转基因在中国不被接受，我也要承担责任似的。我怎么以对抗的形式来传播科学知识的，廖教授没有举转基因的例子，而是举了我反对坐月子的例子：

“比如方舟子说中国人坐月子是扯淡，老外是不坐月子的。大家一听，不坐月子，产假都要搞没了，恨不得一起跳出来反对他。实际上，这里面有一个传统的演变过程，坐月子在现在可能是不必要的，但在以前很有必要。比如中国人说，妇女在月子里不能洗澡，但老外顺产生完孩子第二天就能洗澡。这是为什么？你要考虑一下中国古代洗澡是怎么洗的——没有淋浴，只能在浴盆里坐着。洗澡的水，就算是最干净的井水吧，也不可能水烧开了以后等它凉了再洗，肯定是要往开水里掺凉的井水。凉的井水一倒，细菌又进去了，容易感染，那问题就多了。所以现在条件好了，月子里可以洗澡是对的，古代卫生条件不好，月子里不洗澡也是对的。但方舟子掐头去尾，只讲一半，很容易引起大家的攻击。”

关于坐月子，我只写过一篇文章《为什么坐月子是陋习？》，正是因为担心读者误以为我反对坐月子是在反对产假，在文章中特地说明：

“坐月子是受中医文化影响的一种最具中国特色的传统陋习。这并不是说产妇不需要休产假。产妇在分娩后身体出现了一些变化，适当的休息辅以合理的饮食和锻炼，是有助于身体的复原的。更重要的是，产假有助于带好新生儿。如果因为迷信坐月子，把自己搞得全身脏兮兮、臭烘烘的，对宝宝也不好。”

写得这么明白，廖教授是根本就没有读过我关于坐月子的文章纯属想当然呢，还是有阅读障碍读过了还认为我反对坐月子会让人以为是反对产假？难道为了不让人误解我反对产假，就只好不反对坐月子了？廖教授的意思好像是说如果先告诉大家坐月子在古代很有必要，再来反对在现在坐月子，大家听着舒服了，就不会有误解了。不知这是什么逻辑？何况廖教授所谓坐月子在古代很有必要，也完全是无稽之谈。廖教授说古代用掺了凉水的洗澡水洗澡容易感染，不如不洗澡，这是缺乏医学常识的不懂装懂。哪怕是用凉水洗澡，也要比长期不洗澡更卫生，更会降低细菌感染的风险。廖教授是不是会因为担心用凉水洗手不卫生，宁愿一直用脏手吃饭？坐月子不洗澡是只有中国才有的习俗，国外从来没有这样的习俗，难道古代外国人产妇感染死亡率比中国高很多？还是廖教授以为外国人自古以来就有卫生的淋浴洗澡条件？

科学思维、科学知识有时会与人们的直觉、固有观念相冲突，所以科普就难免会有对抗。例如，在传统习惯要坐月子、整个社会都在对转基因喊打喊杀时，却要告诉人们坐月子不应该、转基因不可怕，不就是在对抗吗？不对抗还怎么做这方面的科普？不敢对抗、怕挨骂就别做科普，更不要为了讨好公众，打着科普的名义，却散布虚假信息，攻击不怕对抗不怕挨骂的科普者——那不是真科普，而是伪善的伪科普。

2019.4.13.

前几天我写了一篇《潘建伟院士又获“国际大奖”了》，想起与潘建伟齐名的中国明星科学家施一公也有收集这种没几个人知道的“国际大奖”的癖好，在我的公众号上重发了我写于2009年1月4日的旧文《施一公的“极高荣誉”》。于是乎惹恼了施一公的朋友饶毅，在其公众号上发了篇文章《为什么方舟子不能准确评论施一公的成就》声讨我，大意是说我只在博士后就离开科学研究，没有当过教授，因此没有能力和资格评价施一公的成就。饶毅嘲笑我说：

“在科学的山下，看得见山下的问题，看不见山上的高低。

直白地讲：评价科学成就的高度非方舟子力所能及。

这二十年左右，方舟子在科学的山下，做了保持科学之山清洁的重要和宝贵的作用。但施一公超过二十年奔向科学的高峰。在科学上，方舟子看不清山上的差别，就如小学同班同学失去进一步教育的机遇后无法胜任博士研究生的评价是一样的。

小学教育程度的人也就不会被请来评选优秀博士论文。”

看了饶毅这篇文章，倒让人怀疑他是否有能力读懂一篇浅显短文，莫非其阅读理解能力连小学教育程度都不到？我那篇文章有哪一个字评价过施一公的科学成就？我不过是在嘲笑央视新闻联播把施一公获得生物学界多如牛毛的奖项之一“鄂文西格青年科学家奖”吹嘘成“生物学界极高荣誉”。既然饶毅也说那只是个“小奖”，对此的看法与我完全一致，他怎么咽不下这口气呢？

饶毅指责我“专挑尽可能小的奖项来批评，而不提施一公获得过其他奖项，如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瑞典国王颁发的国际结晶学界的Gregori Aminoff奖。”然而施一公获得阿米诺夫奖是在2014年，而我是在2009年写的文章，批评的是央视2009年的报道，连央视都没法穿越到2014年预先吹捧施一公获得这个据说比“极高荣誉”还高的荣誉，我当然更不能。这个“极极高荣誉”究竟有多高呢？饶毅说是“国际结晶学界”的最高荣誉。结晶学是一个很小的领域，类似这样的科学领域至少有几百个，每个都发最高荣誉，那得有几百个“最高荣誉”，比“鄂文西格青年科学家奖”又高到哪去？饶毅说那是瑞典国王颁发的，所以就了不得了。当年陈章良获得的“侯赛因奖”还是联合国颁发的呢，按饶毅的逻辑，岂不比阿米诺夫奖更了不得？饶毅当年为什么又说陈章良是“老中青三代学术骗子”的青年代表呢？

饶毅说央视吹捧施一公，“错误在于记者。方舟子可以因此批评记者，而不能批评被报道人。”然而，如果不是施一公或其代理人提供信息，央视记者哪知道什么“鄂文西格青年科学家奖”？假如错误是记者造成的，怎么从来没有见过施一公澄清过？对媒体的吹捧坦然受之，被人揭了底就归咎于记者，迁怒于揭露者，这是学术骗子及其帮凶、帮闲的惯用伎俩，二十年来我见得太多也驳斥得太多了，饶毅到现在还把这当成理由来反驳我，这是哪门子的水平和能力？

这并不是饶毅第一次斥责我没有批评的资格和能力。这几年来，只要我批了施一公、潘建伟或其他与饶毅在同一个圈子的“明星科学家”，饶毅总忍不住要斥责我没有批评的资格和能力，甚至把我的批评比做崔永元批转基因。

但是，我对这些明星科学家的批评，基本不涉及专业评价问题，涉及的是事实和逻辑，与资格和能力无关。我在2008年举报施一公谎称全职回国申请国家杰出青年资金，需要什么资格和能力？（参见方舟子《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举报施一公涉嫌造假》）我批评施一公在美国当教授时反对中国搞经费几千万元的“生物大科学”，回国后却自己拿上亿元经费，需要什么资格和能力？我批评施一公一方面和饶毅一起在美国《科学》杂志发文抨击中国科研经费发放靠长官意志，一方面自己通过私人关系找科技长官要了三亿元科研经费，需要什么资格和能力？我批评施一公迷信人体特异功能，需要什么资格和能力？（《评施一公院士迷信人体特异功能》）我批评施一公迷信中医，批评施一公做大师状要用“量子纠缠”指导生物学研究，需要什么资格和能力？（《评施一公“大师”忽悠“生命科学”》）我嘲笑施一公宣称在五年内让西湖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招了一个“佛学大师”当讲席教授，需要什么资格和能力？（《施一公是骗子的严密证明》《施一公还是不是骗子？》《施一公赶超世界名校的秘密武器》）我揭露潘建伟独吞自己并非负责人或主要完成人的论文，需要什么资格和能力？（《潘建伟的论文入选《自然》杂志物理学百年经典了吗？》）我揭露潘建伟剽窃美国物理学家的科学幻想说成是其本人已经实现的技术，需要什么资格和能力？（《潘建伟是骗子的严密证明》）我批评潘建伟在央视胡吹墨子的发现启发了量子通信，需要什么资格和能力？（《墨子的发现启发了量子通信了吗？》）我嘲笑潘建伟的“量子之父”称号，需要什么资格和能力？（《潘建伟不是“量子之父”，而是“放量子卫星之父”》）我指出潘建伟得的两个“国际大奖”就是饶毅说的那种“小奖”，需要什么资格和能力？（《潘建伟院士又获“国际大奖”了》）

套用饶毅的比喻，我虽然人在山下，但是当饶毅在山上的朋友们吹嘘他们已经满世界飞行时，我也能清楚地看到并指出他们仍然在地面上，又何必跑到山上去才能看个明白？

当然，我揭露学术造假，有时的确要用到专业的知识，这时就需要资格和能力。例如15年前我揭露过饶毅的朋友贺福初院士的成名成果是把国外已发现的蛋白质换个名字当成自己的成果，就需要非常专业的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知识，而我有这方面的资格和能力。不久前饶毅写了篇文章吹捧贺福初早期做了很重要的研究时，我提醒他那项研究是假的，他却同样认为我没有资格和能力评价贺福初。我建议他先去看看我早年揭露贺福初的文章，饶毅却表示他没有兴趣看。也许在他看来，他的资格和能力已经高超到不用看别人的揭露文章，也知道是错的。

饶毅和施一公、潘建伟一样很喜欢发明学术规则，这不，他又发明了一条：一个人即使获得了博士学位、完成了博士后训练，也还只是小学生，没有评价别人的科学成就的资格和能力，要像饶毅一样当上了教授，才有资格和能力。看到饶毅这条高论，我非常同情饶毅手下的博士生、博士后，在饶毅评点科学人物时——这是饶毅一贯喜欢干的——他们是只有洗耳恭听的份的，绝对不敢表示任何不同意见，没有资格和能力嘛。饶毅觉得自己当了神经科学的教授，就相当于成了生物学所有领域的专家，不仅有资格有能力评价施一公做的结构生物学研究，而且有资格有能力评价生物学所有领域的成就：他曾经几次预测过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罗列了生物学各个领域他认为值得获奖的成果，名单极长，没有自以为对生物学所有领域了如指掌的自信，谁有这样的胆量？这么说还小瞧了饶毅了，他显然认为自己当上了神经科学的教授，就成了科学所有领域的专家，比如他自认为很了解潘建伟的工作，虽然我很怀疑他是不是学过量子力学的入门课。他甚至曾经当着他的朋友田刚的面当众吹捧田刚是“我们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重要的数学家之一”，显然也自认为有资格有能力评价数学成就了（参见方舟子《谁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重要的数学家？》）。没当教授，就没有评价资格和能力，当上教授，就什么评价资格和能力全有了，难道教授聘书是个评价执照？

    饶毅不过是一名神经科学的教授，对神经科学领域的了解当然比一般人强，但是出了神经科学领域，就未必有超过一般人的资格和能力。他对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领域的了解，就不如我。例如在我批评韩春雨做分子生物学实验不戴手套时，饶毅曾经为韩春雨狡辩，说他自己做分子生物学实验就从不戴手套，摆拍了一张不戴手套做实验的照片以示对韩春雨的支持，还说美国名牌大学的学生做分子生物学实验都不戴手套。他显然不懂为什么做分子生物学实验必须要戴手套。

    饶毅对自己能当上教授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认为从此才有了评价科学成就的资格和能力，然而事实一再表明，他经常在评价别人的科学成就时看走了眼，还不如二十年不做科研的我。例如饶毅及其主编的《知识分子》曾经大肆吹捧过河北科技大学的韩春雨，为韩春雨骗取巨额经费和众多荣誉立下了汗马功劳，而在我和其他人开始质疑、揭露韩春雨时，很长时间饶毅公开、私下都表示过不屑，认为我没有资格和能力评价韩春雨的科学成就，还邀请我去北大生命科学院和他公开辩论韩春雨事件，在我答应下来并安排了日程之后，他又变卦了，因为那时候韩春雨造假已铁证如山了。这时候饶毅及其主编的《知识分子》摇身一变又成了揭露韩春雨的英雄，《知识分子》还因此得了一个“代表媒体界极高荣誉”的年度奖。又如，饶毅曾经称赞全世界唯一一个研究“先父遗传”这一伪科学的河南科技学院刘用生是“中国罕见的有学术精神的学者”，表明他甚至连识别生物学领域的伪科学的能力都没有（参见方舟子《荒谬的“先父遗传”》）。相反地，饶毅却在讲课时一再贬低达尔文的科学成就，甚至嘲笑达尔文没能发现遗传规律是因为智商太低，其实是因为饶毅自己没有看懂达尔文做杂交实验的目的（参见方舟子《达尔文为什么没能发现遗传规律》）。

    饶毅为什么会堕落到以当学术骗子的帮闲为荣呢？我想原因有二。第一个原因是由于圈子利益。如果我批评、揭露的是饶毅圈子之外的人，他就认为我有资格和能力，而一旦批评、揭露到饶毅圈子之内的人，我马上就丧失了资格和能力。这个圈子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当年学生物的中国留学生中较早当上美国大学教授因此不可一世的“吴瑞学会”圈，一个是现在在中国一起要经费、办大学、上讲坛、互相吹捧的明星科学家圈。不幸的是，这两个圈子的人经常被我批到，每次被批，饶毅就认为我没了资格和能力。第二个原因是饶毅识别和思辨能力都不高，在知人论世时没有体现出作为一个科学家该有的严密思维。也因此，饶毅在反击别人的批评时不会就事论事，更不会有根有据有逻辑有条理地做具体反驳，只会要来跟人摆资格。饶毅嘲笑我只有“美国高中生、中国大一学生的辩论水平”，却不知他连这种辩论水平都没有，因为他欠缺的，正是基本的逻辑思维训练。他应该放下教授的架子，多去跟学生辩论辩论。

2019.4.11.

最近国内媒体大肆报道，说“量子之父”潘建伟院士获得美国光学学会颁发的伍德奖（R.W.Wood Prize），是该奖设立40多年来中国科学家在本土的研究工作首次获得该奖。有人问我这个奖的含金量究竟有多高。前不久国内媒体还大肆报道过，潘建伟院士获得美国科学促进会颁发的克里夫兰奖（The Newcomb Cleveland Prize），号称也是该奖设立90多年来中国科学家在本土的研究工作首次获得该奖。当时也有人问我这个奖的含金量。

要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只需要反问一句，在潘建伟获奖之前，你听说过这两个奖吗？不要说你没听说过，我也没听说过。当然这也可能是我们孤陋寡闻。那就在网上搜搜，看看这些奖的影响力有多大。先搜克里夫兰奖，美国科学促进会的网站提到这个奖，维基百科有一个简单的条目，此外没有别的英文网页提到它。再搜伍德奖，并不比克里夫兰奖好，除了美国光学学会的网页，还有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网页提到该校的一名教授2018年获得该奖，维基百科有其条目，但是条目内容是空的。没有哪家国外媒体报道过这两个奖的历年获奖者。

不是号称国际大奖嘛，怎么颁发几十年了，国外媒体从来就没有报道过？甚至绝大部分获奖者所在的学校也没有把这作为殊荣隆重报道呢？原因很简单，国外这种级别的科学奖多如牛毛，如果都要报道，媒体岂不得累死？何以知道这种科学奖多如牛毛呢？我们简单地估算一下好了。美国科学促进会每年要颁发9个奖，克里夫兰奖只是其中一个。美国光学学会更夸张，一年要颁发25个奖，伍德奖不是它的最高奖（最高奖叫艾维斯奖章，the Ives Medal）。美国类似光学学会这样的社团至少有上百个，每个社团都会设奖，这样估计下来，类似级别的奖至少也有几百个。除了科学社团颁奖，每年的学术年会往往也会颁奖。大家可能都忘了，去年国内媒体也大肆报道过，潘建伟获得国际激光科学和量子光学兰姆奖，那是美国量子电子物理学大会颁发的。美国类似这种学术年会起码也有上百个，也都要颁奖。这样算下来，美国这个级别的科学奖得有上千个。其他科技大国的科学社团、学术年会也都要颁奖，例如很多年前国内就大肆报道过，潘建伟获得了欧洲物理学会奖励量子光学领域杰出青年科学家的菲涅尔奖。把这些奖都算上，得有上万个吧？我说多如牛毛夸张吗？除了中国媒体和中国科学家，谁会把得这种奖当成多大的荣誉？

这种奖其实就是业内人士的过家家，拉关系用的，业外人士没必要把它当回事。当然，这些学术团体、学术年会并不是野鸡机构、野鸡年会，颁发的奖不能说一点含金量都没有，但是要发给谁，却不完全是由于学术。克里夫兰奖评选委员会主席是《科学》杂志的主编，而他是一名生物学家，来评价潘建伟的工作能有什么专业性？潘建伟现在大概是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最有钱有势的科学家了，为了做一个没有任何实用价值的实验就花了上亿元发射卫星，这种大手笔出了中国谁做得到？颁奖给潘建伟，都是因为其放“量子卫星”，被他的大手大脚给震惊了。特别是《科学》要开拓中国市场，经常收中国大学的钱为其出增刊，颁奖给中国第一号大款明星科学家潘建伟拉拉关系，有啥奇怪的？偏偏中国媒体以为这是多大的荣耀，潘建伟和施一公一样，又都有收集这种没几个人知道的“国际大奖”的爱好，花了那么多国家科研经费，得几个奖相当于听个响，有个交代了。一个随便发，一个急着要，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

满世界获奖，听着好像很替国争光。然而，真正有份量的奖，有一两个也就够了。正如真正的博士学位，有一个就够了，不用像我以前说过的那个美国“中医大师”那样以“读”了四个博士学位为荣。

2019.4.6

昨天看到有人在朋友圈转一篇文章，说英国物理学家霍金是个大骗子，文章最后还把我扯上，似乎是想让我打打这个假。去年霍金刚去世的时候，国内就有人说他是个大骗子。说他是骗子的又有两类人，一类是科学妄想家，认为霍金的学术成果都是骗人的。这些人反对爱因斯坦相对论，而霍金的主要学术成果用到了爱因斯坦相对论，所以他们就要嗤之以鼻了。还有一类是阴谋论者，干脆认为霍金这个人是假的。当时网上有一篇流传很广的文章，题目叫做《霍金团队的世纪大骗局还要持续多久？》，是一个自称在做科普的人写的，它的主要观点就是真实的霍金其实早就死了，大家看到的霍金是一个机器人冒充的。我昨天看到的那篇文章，其主要内容就是根据这篇文章编写的。这种阴谋论以前就出现过，因为霍金去世，又流行了。我当时曾在音频节目里批驳过，看来还有必要写成文章再批一批。

他们认为霍金是假的理由有两条。第一条理由是，霍金得了所谓渐冻人的疾病，渐冻人患者发病后的寿命是2-5年，当年英国最好的医院诊断为还有2年寿命，而霍金从21岁被诊断得病，到76岁去世，竟然活了55年，怎么可能呢？渐冻人是个俗称，医学说法是肌肉萎缩性侧索硬化症，简称ALS，是运动神经疾病，运动神经会逐渐死亡，全身肌肉逐渐萎缩，最终连控制呼吸的肌肉也萎缩，就死于呼吸衰竭了。大部分人从开始患病到死亡，也就3～4年的时间。但是根据美国国家神经障碍与脑卒中研究所的资料，大约有10%的ALS患者病情恶化缓慢，能够存活十年以上。霍金很幸运地属于这种病情恶化缓慢的类型。当年给他做诊断的医生的确估计他只有2年的寿命，但是那只是根据大多数ALS患者的情况做出的估计，并不是准确的判断。所以不能根据大多数ALS患者只有几年寿命，就说那些活得长的少数患者是骗子。

认为霍金是假的第二条理由是，霍金不会说话，要靠电脑发音，需要用键盘输入他要说的话。霍金最后只剩下面部一块肌肉能动，用这块肌肉控制键盘的输入，速度赶得上双手的效率，是不可能的，所以肯定是骗人的。这个完全就是造谣了。其实听过霍金演讲的人都知道，霍金演讲是预先准备好了演讲稿，由电脑念出来，所以速度还比较快，但是他如果随意发言或者回答问题，速度就非常慢了。我在2000年听他演讲时，他那个时候还有一个指头能动，键盘输入速度大约一分钟只有15个单词，是非常缓慢的。后来这个指头也不能动了，全身只剩下脸部一块肌肉能够动，就通过检测这块肌肉的抽动来输入单词，就更慢了，一分钟只能输入几个单词，而且越来越恶化，到最后一分钟只能输入一两个单词。研究人员想到了一个办法，开发出一款打字软件，用霍金的文章训练它，能够根据词频和上下文关系联想出霍金想要表达的意思，让输入速度提高了十倍。

霍金的病情是逐渐恶化的。上个世纪80年代他第一次访问中国时，还能够说话，只不过发音含糊，一般人听不懂，需要有熟悉他的发音的人把他说的话翻译成正常的英语。之后他得了严重的肺炎，为了帮助呼吸切开了气管，他才从此失去了发声的能力，只能通过电脑发声了。霍金能够活这么久，是现代医学的功劳。他能够跟人交流、发表他的学术成果，则是计算机技术的功劳。可以说，霍金是现代医学和计算机技术创造的奇迹。

2019.3.27

最近上海交通大学物理与天文学院教授金贤敏的研究团队在论文预印本网站arXiv上放了一篇论文，宣称找到了量子密钥分发实际系统中的一项漏洞，可以用于破解“量子加密”，窃听“量子通信”。这事在网上引起了轰动，在国内被称为“量子之父”的潘建伟院士的团队不得不发了一篇文章回应。我不是“量子加密”的专家，不想评论上海交大团队的研究结果和潘建伟的回应中的技术问题。我们只来看看潘建伟的回应中的非技术问题。

潘建伟在回应中说，量子密钥分发的“绝对安全”指的是有严格数学证明的安全性，但是因为实际量子密钥分发系统中的器件并不完全符合理想的数学模型，量子密钥分发逐步走向实用化研究时，会出现一些威胁安全的攻击，这并不表示上述安全性证明有问题。

这大概是一般人首次听到潘建伟说“量子加密”的绝对安全性仅仅是理论上的，实际上做不到。潘建伟并不只是在做基础研究，也不只是在实验室里做实验，而是已经在实际通信中推广量子密钥分发技术，例如号称建了一条京沪量子通信干线。人们关心的并不是理论上的证明，而是实际上的应用。而此前潘建伟一直吹嘘量子加密不可破解，何曾说过那只是理论上可能？人们还以为他实际上已经做到了呢。把仅仅是理论上的可能性吹嘘成已经实现的技术，这是江湖骗子最爱干的，也是潘建伟乐此不疲的——他以前在接受央视采访时，就把一个美国物理学家提出的科学幻想（在地球上看到木星轨道上的汽车车牌），吹嘘成他们已经实现的技术（参见方舟子《潘建伟是骗子的严密证明》）。

现在潘建伟的牛皮被证明吹破了，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京沪量子通信干线怎么办？当初潘建伟申请建该干线时，是不是也是吹嘘它绝对安全的？如果吹嘘过了，现在漏洞被发现了，潘建伟要不要承担责任？潘建伟说他有办法堵这个漏洞，那么已建成的有漏洞的京沪干线怎么办？要全盘改建升级设备了？这升级费用由谁承担？以后被发现新的漏洞，是不是还得继续升级设备？有人替潘建伟洗白说：“寻找物理系统上的漏洞，是量子加密领域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像微软视窗系统一样，总是不断会被人找出新漏洞，然后系统不断更新补丁堵上这些漏洞，任何一个系统都必须不断经历这种‘挑刺’过程。”这真是越洗越黑。微软什么时候吹嘘过它的视窗系统绝对安全，没有漏洞了？

潘建伟似乎对别人找漏洞很不满，在回应里给扣了一个“对我国的科学研究和自主创新实在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帽子，又做清高状说：“国内很多关心量子保密通信发展的领导和同事都纷纷转来此文询问我们的看法。事实上，我们以往也多次收到量子保密通信安全性的类似询问，但一直未做出答复。这是因为学术界有一个通行的原则：只对经过同行评审并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进行评价。”

看来潘建伟不仅要当“量子之父”，还要当“学术界之父”，自己给学术界立了个原则，还说那是学术界通行的。按照潘建伟立的原则，2006年世界数学大会就不应该把菲尔兹奖颁发给俄国数学家佩雷尔曼，因为他对庞加莱猜想的证明也是放在预印本网站上的，并没有经过同行评审。现在很多研究人员抢先把论文放到预印本网站上，不就是为了得到同行的评价吗？按照潘建伟定的学术界原则，这么多研究人员都是在做无用功吗？

在经同行评审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的确是发表学术成果的规范渠道，那样的论文才比较可信。但是潘建伟却把这个惯例当成了只答复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质疑，对其他渠道的质疑一概不予理睬，连领导、同事的询问也可以不做出答复。潘建伟在学术会议上做过报告吧？报告之后有听众提出疑问的话，潘建伟是不是也要搬出他自创的学术界原则拒绝给予回应？找借口拒绝回答质疑，也是学术骗子和骗子帮凶、帮闲们的惯用伎俩，当初分子生物学家们在网上质疑韩春雨的“基因编辑新技术”时，韩春雨和吹捧韩春雨的《知识分子》不就是以这个借口无视网上质疑的吗？并不是所有的学术质疑、揭假都会闹到学术期刊上的，愿意揽这种烂事的学术期刊其实不多，难道学术骗子们就可以一直招摇下去？

如果潘建伟真的这么看重学术期刊，把学术期刊当成学术交流的唯一渠道，那么他也应该只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他的研究结果，为什么却老是在大众媒体上吹嘘自己的研究结果呢？就在这篇发在网上的答复中，他还在自吹自擂：“中国科学家在（量子通信）这一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实用化量子保密通信的研究和应用上创造了多个世界记录，无可争议地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只许他利用各种渠道吹嘘自己，不许别人质疑，这样的好事，不知是不是也有严格数学证明？这种好事才是“无可争议地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2019.3.20.

崔永元开卖“崔永元真面”、“崔永元真牛”之后，还计划卖“崔永元真鱼”、“崔永元真猪”、“崔永元真鸡”、“崔永元真肉”、“崔永元真羊”、“崔永元真鸭”……除了吃的，还有喝的，最近他又在网上吆喝要卖“崔永元真茶”，发了一条微博说：“我在非洲找到了崔永元真茶。100年前从中国引进，无化肥无农药无转基因，三无产品。谁来合作？给中国人提供一款干净的茶。”并附上一段他在非洲茶园介绍“崔永元真茶”的视频。

在“崔永元真X”系列产品中，“崔永元真茶”是最怪异的一种。中国是茶叶的故乡，也是最讲究喝茶的国家。茶在中国也是最具有文化和地域特色的饮料。产茶区的中国人往往只喝本地的茶，而瞧不上其他地方的茶。非产茶区的中国人往往也只喝中国产的茶，而瞧不上外国茶。和洋酒在中国受推崇、市场大不同，洋茶在中国是几乎没有市场的，喜欢喝茶的中国人并不认为国外会有好茶。中国茶叶进口量非常少，只占茶叶消费量的大约1%，基本上都是红茶碎茶包，主要是供应宾馆、餐厅，还有某些要学英国绅士做派喝下午茶的人，他们当然只喝国外名牌茶包，喝的是牌子，要的是做派，怎么会瞧得上非洲茶呢？

崔永元要把非洲茶推销到中国，还说这才是“真茶”，暗示中国的茶不是真茶，中国人不觉得是在侮辱中国的名茶？就好比有人要把外国的葡萄酒拿到法国卖，还说这才是“真葡萄酒”；把外地的酒拿到茅台镇卖，说这才是“真酒”；把外地的煤拿到山西卖，说这才是“真煤”……还不得被当地人骂死？

但是崔永元就敢打着“真茶”的招牌要把非洲茶推销到中国。那么这种茶“真”在哪里呢？不是因为好喝，崔永元自己也说了，这茶有点涩。看他展示的非洲茶，叶子那么大，是只能做碎茶包卖的，按中国制茶、喝茶的方法，不涩才怪呢。但是崔永元又说了，不管茶好不好喝，只要安全。也就是说，“崔永元真茶”的卖点就是安全，不是卖给那些讲究茶叶好坏的人，而是要卖给那些不管茶好不好喝只要喝着放心就行的人。非洲茶怎么个安全法呢？崔永元说是“无化肥无农药无转基因”。这“三无”都很可笑。崔永元是要把东西卖给他的粉丝的，他的粉丝都对转基因怕得要死，所以必须标榜“无转基因”。但是目前全世界的茶叶并没有转基因的品种，所有的茶叶都是“无转基因”的，并不是非洲茶才如此，所以“崔永元真茶”的这个卖点，只是在糊弄那些毫无必要地害怕转基因的粉丝。

再说“无化肥”。所谓化肥，无非是给植物提供生长需要的氮、磷、钾三要素，化肥是让植物吃的，不是让人吃的，怎么就跟食品安全扯上了？看崔永元展示的非洲茶园的茶叶长势那么喜人，绿油油的，肯定是施过肥的，不施化肥就要施农家肥，农家肥更不安全，搞不好就把寄生虫卵、细菌给吃下去了。崔永元没有透露他看中的非洲茶园在哪里，说是要保密，但是他又说那里种茶有100年的历史。非洲各国中有这么长的种茶历史的只有肯尼亚。从国外媒体报道看，那里的茶农施的应该是化肥。《世界茶新闻》（World Tea News》在2016年有一篇报道《肯尼亚（茶厂）罢工工人回到田间和工厂工作》（Striking Kenyan Workers Return to Fields and Factories），里面提到肯尼亚茶农每公斤茶卖22肯尼亚元，其中15元给了工人，3元付交通费，一名茶农说：“如果再算上购买肥料和杀虫剂的费用，茶农绝对一无所获。”（https://worldteanews.com/tea-industry-news-and-features/striking-kenyan-workers-return-to-fields-and-factories ）肥料要购买，那就很可能是化肥。

上面的报道还提到肯尼亚茶农要购买杀虫剂，这也与崔永元声称的“无农药”相冲突。虽然网上经常能看到肯尼亚种茶不使用农药的宣传，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根据国外研究人员的检测，肯尼亚茶叶的农残并不低（http://www.aensiweb.com/old/jasr/jasr/2013/5246-5250.pdf ）。中国也有类似的报道。例如2017年有一篇《嫌非洲茶叶农残高，伊朗小伙万里中国寻茶》称：“因为受制裁影响，伊朗经济大不如前，普通老百姓只要有茶喝就行。祖宾说这些年，从非洲肯尼亚等国家进口的茶叶质量越来越差，农残问题特别严重。随着经济的逐步复苏，伊朗崛起的中产阶级对红茶也有了新的要求，他这次来中国的目的，就是为他们寻找一款性价比较高的茶叶。”

崔永元展示的茶园，茶叶卖相很好，不仅没有任何生病或被虫吃过的迹象，而且也不见有杂草。这是因为肯尼亚茶园除了用杀虫剂，还要用除草剂，主要就是用崔永元的粉丝最害怕的草甘膦。据肯尼亚媒体报道，去年美国法院判决草甘膦让一名园丁致癌一事也让肯尼亚茶农们很担心，因为他们使用草甘膦来除草。（https://www.nation.co.ke/health/For-Kenyan-farmers-cancer-comes-in-packet-of-herbicide/3476990-4787154-dga1sf/index.html，https://allafrica.com/stories/201712210141.html）

可见，崔永元要把肯尼亚茶叶推销到中国来，并不是因为肯尼亚茶叶“无化肥无农药无转基因”。那么是因为什么呢？很可能是因为肯尼亚茶叶便宜。目前肯尼亚茶叶在国际市场的拍卖价是一公斤2美元左右，折算成人民币大约一斤七元，按照崔永元网店的惯例，在挂上“无化肥无农药无转基因”的招牌后，就可以以原价几倍、十倍的价格卖了，而崔永元的粉丝已经纷纷表示会买的，因为这和他们购买崔永元以前推销的其他产品一样，都只是在向崔永元交智商税，即使肯尼亚茶叶使用了他们最害怕的草甘膦。

2019.3.1.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的儿内科号称是中国排名第一的。最近这家医院一名姓黄的儿科副主任医生写了一篇文章《流感季，一个儿科医生孩子生病的5天》，讲述他的孩子得了肺炎，高热、剧烈咳嗽、夜不能寐、食不甘味，幸亏呼吸科一名副主任医生妙手回春，短短不到一周就痊愈的故事。文章发表后，有人批评说，黄医生的孩子接受的治疗有多处不妥，是在瞎治疗，折腾小孩。黄医生又写了一篇文章说批评者是纸上谈兵，是借科普的名义制造恐慌。

黄医生最初的文章已经删掉了，他的小孩是怎么治疗的，我不知道详情，不想评论。我只想谈谈他的回应文章表现出的对医学的认识。黄医生的回应文章的主要观点有两条。第一条，“生病了，不能拖，需要吃药打针，3岁小孩都知道的道理，某些所谓的育儿专家，竟然不懂，天天照搬国外教条，说一些极端的话，为了增加流量，博眼球，故弄玄虚，哗众取宠。”生病了就要打针吃药，也许3岁小孩会有这样的直觉，但是医生不是3岁小孩，对疾病应该有更科学的认识。作为医生，需要知道，有很多疾病具有自限性，不需要打针吃药也会好的，有时候打针吃药并无助于身体的康复，甚至不利于身体的康复。例如得了普通感冒，就不一定要吃药，更不要打针，因为感冒药只是缓解症状让人舒服一些，并不能真正治疗感冒。对于儿童，尤其不要吃感冒药。发烧，不一定要吃退烧药，因为感染引起的发烧在很多情况下有助于身体消灭病原体。得了腹泻，不一定要吃药，更重要的是防止脱水。得了咳嗽，不一定要吃止咳药，在很多情况下强行止咳反而有害。还有些常见的儿科疾病，例如急性疹，也不需要吃药，除了没必要吃的退烧药，也无药可吃。

然而黄医生说这是纸上谈兵、照搬国外教条。为什么国外教条不能照搬呢？这就有了黄医生回应的第二条观点，“欧美人制定的一些治疗方针，是结合他们的国情的。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中外之间在人种、地理环境、文化背景也有差异。”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专家委员会和澳大利亚药监当局都建议6岁以下儿童不要使用感冒药，没有必要反而有害。那么在黄医生看来，美国、澳大利亚这些医学专家的建议为什么在中国就不能听从呢？黄医生提了三种差异。第一，“人种差异”，难道是说中国人是特殊人种，中国儿童的基因决定了他们感冒必须要吃感冒药，欧美儿童就不用吃？那么在欧美生活的那么多华人儿童怎么办？到中国找黄医生之类的儿科医生给药吃吗？第二，“地理环境差异”，难道中国有特殊的地理环境，得了感冒不吃药就好不了，就要病入膏肓？然而中国那么大，怎么会有统一的怕感冒的地理环境呢？是不是还要考虑中国内部的地理环境差异？中国有些地方感冒要吃药，有些地方就不用吃药呢？第三，“文化背景差异”，这就奇怪了，生病了要不要吃药，要根据医学科学，怎么跟文化背景扯上了？难道中国文化认为“生病了需要吃药打针”，所以中国人生病就不管医学上有没必要，都需要吃药打针？没药也要吃中药，没针打也要针灸？与科学知识冲突的错误认识，应该抛弃，而不是迁就。

可见黄医生的这些医学认识，都是经不起推敲的。这些认识并不是黄医生的发明，很多中国医生在面对过度治疗的批评时，都会拿出这些理由来辩解，训斥批评者。中国医生喜欢过度治疗折腾病人，主要的原因是为了赚钱。但是黄医生折腾的是自己的孩子，那就跟赚钱无关，只能说他的医学水平太差，白读了一个儿科博士。面对这些要么水平太差要么医德太坏的中国医生，中国患者还真不如就照搬欧美人制定的治疗方针。“遵医嘱”这个3岁小孩都知道的道理，在中国却不一定适用，除非你碰巧遇到了既有水平又有医德的医生，而这在“网红”医生中，几乎没有。

2019.2.3.

我在《“用疟疾治愈病危晚期癌症”可不可信？》一文中谈到，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教授陈小平宣布通过让人感染疟原虫来治愈晚期癌症，其结果是不可轻信的。但是仍然有很多癌症患者及其亲属相信陈小平。据报道，在消息传出后，有两万多名癌症患者蜂拥而去，请求报名加入陈小平的“疟原虫治疗癌症”试验 。有一个癌症患者家属说：我父亲已是癌症晚期，没有很好的治疗方法，我们这是“死马当活马医”，不管有没有效都要试一试。的确，很多癌症晚期患者及其家属抱着的就是这种“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让无数的医疗骗子、保健骗子有了市场，再荒唐的、再不可信的治疗癌症方法，都能推销出去。

我们可以理解这种无奈的心态。但是癌症晚期的病人即使已经没有了可以治好的希望，也还可以接受规范的治疗来缓解痛苦，提高生活质量。如果不死心，还要去尝试效果不明的新疗法，那么也应该选择那些已知比较安全的疗法，以免对身体造成进一步的伤害，带来新的痛苦。“疟原虫治疗癌症”很显然不是一种安全的疗法，而是已知会对患者造成重大伤害的，因为它是要有意让患者感染疟原虫诱发疟疾，而疟疾是一种非常凶险的传染病，让患者感到痛苦，甚至致命。

医学伦理有一条公认的原则，叫做“不伤害原则”。这源于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的教导：医生在治疗疾病时，要慎重做出选择，要么对病人有益，要么不对病人造成伤害。或者说，如果一种治疗，其害处的确定性大于好处的确定性，那么宁愿不做治疗，以免对病人造成伤害。就“疟原虫治疗癌症”的试验而言，它对病人的害处——导致疟疾——是明显而且确定的，而对病人的好处——治好癌症——是不明显、不确定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根据“不伤害原则”，就不应该做治疗。

当然，任何疗法都可能对病人造成或大或小的伤害，并不是有明显、确定的害处的疗法就不能采用，关键在于，必须要证明这种疗法的合理性，让人相信它能够给病人带来明显的、超过害处的好处。对临床治疗来说，它必须是已经被临床试验证明了是有效的，而在做临床试验之前，也必须证明了这种临床试验是合理的、很可能有效的。

那么要怎样证明临床试验的合理性呢？首先，必须机理比较明确，其次，要做过体外实验和动物实验证明它是有效的。我们再来看“疟原虫治疗癌症”，它的机理是模糊不清的，不符合已知的癌症生物学知识。其次，陈小平没有为此做过体外实验，只做过动物实验，发表过两篇论文。我看了他的这两篇论文，其实验结果并没有证明疟原虫能够治疗癌症。根据陈小平报告的结果，那些感染了疟原虫的实验动物，肿瘤细胞并没有被杀死，甚至肿瘤细胞的生长也没有受到抑制，肿瘤还在继续增长，只不过和对照组相比，增长得比较慢而已，增长速度大约是对照组的三分之一到一半。奇怪的是，陈小平在2011年报道说，在20只感染了疟原虫的小鼠中，有1-2只的肿瘤出现了缩小。那么究竟是1只还是2只？难道连肿瘤有没有缩小他都不敢确定，只能含糊地说一、两只？他究竟做没做过这个动物实验？如果做过了，怎么连究竟是一只还是两只都不确定？

可见，这种经不起推敲的动物实验结果，是不能作为人体临床试验的依据的。陈小平还有一个依据，说他比较过，在那些疟疾发病率高的地区，癌症的死亡率反而比较低。疟疾发病率高的地区都是落后地区，对癌症的统计也就很不完善，陈小平如何能保证它们的癌症死亡率是准确的？而没有存在大量的漏报？而且在落后地区，人们平均寿命比较短，而癌症的发病率是随着寿命的增加而增多的，那么在落后地区，癌症死亡率相对比较低，又有什么奇怪的？这种存在大量混淆变量的比较，并不能说明因果关系，也不能作为人体临床试验的依据。在疟疾流行的地区，应该有大量的癌症病人感染了疟疾吧？陈小平如果真想搞明白这个问题，何不先去调查一下那些感染了疟疾的癌症病人是不是真的死亡率比没有感染疟疾的癌症病人低？事实上，有的研究发现，疟原虫感染增加患肿瘤的风险。

在没有能够证明有明显的好处的情况下，贸然从事肯定能够给病人带来重大伤害的人体临床试验，是不道德的。这也不是陈小平第一次从事这种不道德的人体临床试验了。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他就曾经和美国医生合作，在中国搞过用疟原虫治疗艾滋病和癌症的人体临床试验，那一次甚至连动物实验都没有做过。当时陈小平报道过癌症试验的结果，说是7例有2例得到部分缓解，而艾滋病试验的结果如何不得而知，死去的中国艾滋病人是不会说话的。20多年过去了，陈小平依然热衷于拿中国病人当试验品，这一次在媒体炒作下，试验品多得他用不完了。

2019.2.17.

过年期间，微信朋友圈传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大年三十好消息！中国科学家用疟疾治愈病危晚期癌症！”看来中国人又要得诺贝尔医学奖了。而且这攻克癌症的方法和屠呦呦的获奖课题还有点关系，是让癌症晚期病人感染疟原虫，来治愈癌症。这是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教授陈小平宣布的，被一个微信营销号当成了特大喜讯传开了。

通过感染疟原虫来治疗癌症，有人以为是中国人才能想到的“以毒攻毒”。其实不是，早在1981年国外科学家就有人提出了这个治疗思路。但是真正敢把这个治疗思路付诸实现，而且据说效果很好的，的确只有中国科学家。但是这个好消息是陈小平在一次面向公众的演讲中宣布的。那种演讲实质上是宣传，并不是发表科研成果的正式渠道。演讲的组织方和听众未必有识别科研成果的可靠性、可信性的能力。不要说这种面向公众的演讲了，即使是在学术会议上报告的科研成果，也未必可靠、可信。有些科技记者喜欢去学术会议找一些听上去很重大的成果报道，虽然很吸引人，却也只能作为参考，因为在学术会议上做报告，只能说是业内的交流，也不是发表科研成果的正式渠道。

那么发表科研成果的正式渠道是什么呢？要把研究成果写成论文，经过同行评议后，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我检索了陈小平的论文发表记录，他关于疟原虫感染治疗癌症的研究论文有两篇，分别发表于2011年和2017年，但是只是报告动物实验的结果，人体临床试验的结果并没有发表。按照陈小平在演讲中的说法，目前有近30例病人接受了疟原虫抗癌的治疗，10例已经观察了一年多，其中5例有效，2例可能已被治愈。如果这个说法可信的话，这样的人体临床试验结果也很难拿到比较正规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试验的人数太少，观察的时间太短，试验设计也不合理，没有设对照组，当然更不会有随机分组。这是有中国特色的临床试验，中国科学家就是根据这样的临床试验无数次宣布过治愈晚期癌症了，用的灵丹妙药通常是中药，大家都听得麻木了，这回换成疟原虫，才引起了轰动。

想必陈小平以后会把他的临床试验结果拿去学术期刊上发表，就能说明获得学术界认可了吗？也没有。生物医学的学术期刊太多了，有的发表门槛很低，例如陈小平此前发表的那两篇论文，期刊的档次都不高，和他的研究的“重大意义”不相配。如果发表在比较权威的期刊上，例如在《柳叶刀》上发表，就算获得学术界认可了吗？也还没有。过年期间我发表了几篇关于喝酒的科普文章，其中一篇谈到适量喝酒对某些人群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很多人批评我的观点“过时”了，说《柳叶刀》的最新论文证明了喝酒对身体没有任何好处，一滴也不要喝。且不说《柳叶刀》的那篇论文并没有完全否定少量喝酒对心血管的保护作用，单靠一篇论文也无法就否定了此前此后众多的证明适量喝酒的好处的论文。

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只是争取让科研成果获得学术界公认的第一步。最终能不能获得公认，还要看别人能不能重复出来结果。如果别人重复不出来，不过是又一个“韩春雨”罢了。

2019.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