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博客

崔永元又开网店卖食品了，这回卖的是牛肉，叫做“崔永元真牛”，目前只有两种，一种是“褐牛牛肉礼盒”，4.5kg卖699元，即一斤78元；一种是“安格斯牛肉礼盒”，5.5kg卖1999元，即一斤182元。

人们的第一感觉都是卖得可真贵，因为是“真牛”啊。“真”在哪里呢？广告词说：“地理环境——真！这里空气清新，土壤肥沃，阳光灿烂，天山雪水流淌，每天超14小时日照。”中国哪里能找到每天超14小时日照的地方？这些牛崔永元说是在新疆博尔塔拉饲养的。但是博尔塔拉年平均日照时数2815.8小时，平均下来每天日照时间7.7小时，达不到广告说的条件。全世界日照时数最长是北极圈，一年当中有4647小时，平均下来每天日照时间也只有12.7小时，即使把这些牛赶到北极圈养，也达不到每天超14小时日照的条件。想要每天超14小时日照，冬天需要把牛送到南半球去养。崔永元真牛卖这么贵，难道是把牛的出国路费都算上了？也许崔永元会狡辩说，我没有说那里每天都超14小时日照，而是说有些天超14小时日照。那样的话哪个地方到了夏天都是那样，有什么可吹的呢？

牛肉的品种很多，价格差别很大，即使是同一头牛，不同部位的肉的价格差别也很大。崔永元想必知道这个常识，他的网店专门有一张中英对照的“牛肉的选材部位”图，教大家认识眼肉、外脊（西冷）、里脊（菲力）之类的名词。那么“崔永元真牛”卖的是什么部位的肉呢？没说，只说是套餐，有高端牛排、精选牛肉、优质牛肉馅、带骨牛肉这四种。后三种都是比较差的部位的肉，不值钱，好的部位的肉都是用来做牛排的。那么这个套餐含有多少牛排呢？不过是1kg。价格中占大部分的应该就是这1kg牛排。即使这1kg都是最好的最上等的菲力牛排，也是天价了。何况不太可能是菲力牛排，否则肯定要标识出来，不会含糊地说是“高端牛排”。

“崔永元真牛”说是“天莱香牛专供”。天莱香牛也有自己的网店，广告词和“崔永元真牛”大同小异，也说是“啜饮纯净天山雪水，每天日光浴长达14小时”、“清真原切”、“有机健康”、“无激素零添加”、“72小时排酸”，质量上不应该有区别。但是价格差别大了，它的“天莱香牛安格斯有机牛肉礼盒”，5kg卖969元（其中也有1kg牛排），满299减100，算下来一斤87元，只是“崔永元真牛”“安格斯牛肉礼盒”价钱的一半。

同一家企业出产的同类产品，为什么“崔永元真牛”就能卖出两倍的价钱呢？自然是因为“崔永元”三个字了。崔永元说了：“这款牛肉和崔永元有关，采用了国家标准和独特的崔永元食品标准。”“我的检测团队入场了，用的是高于国标的崔永元食品标准……”一个企业当然可以有自己高于国标的标准，崔永元当然也可以制定自己的食品标准，虽然我们难以理解，一个前电视主持人、现中国传媒大学“勉勉强强”教授（正的）有什么资质去制定食品标准。崔永元能不能把他的食品标准公布出来，让我们见识一下这个标准高到什么程度？比较“天莱香牛”和“崔永元真牛”的广告词，实在看不出二者有什么本质区别，为什么一个符合崔永元食品标准可以卖天价，一个就不符合崔永元食品标准只能卖半价呢？

崔永元推销“崔永元真牛”的文章说了：“不是清高，是做食品挣大钱通常不是手艺而是手段，是对良心的考验。”“你要相信，这个世界上，很多人还有良心，想做良心生意良心产品，不知为何，总以悲壮收场。”反反复复标榜“良心”，如此看来，所谓崔永元食品标准，其实只有两个字：“良心”。“崔永元真牛”主要卖的就是“良心”，多出来的一倍价格，就是“良心”价。除了“崔永元真牛”，崔永元还一口气申请了“崔永元真鱼”、“崔永元真猪”、“崔永元真鸡”、“崔永元真肉”、“崔永元真羊”、“崔永元真鸭”等商标，看来是准备把畜生、禽兽卖个遍。我觉得还应该注册“崔永元真良心”，直接卖“良心”好了，何必附赠牛啊、猪啊、鱼啊什么的？

2019.1.26.

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宣布他领导的团队用基因编辑技术制造出了天生就对艾滋病毒有免疫力的婴儿，举世震惊。有很多人怀疑，他是不是在吹牛啊？毕竟，中国科研人员在基因编辑领域造假是有先例的。不过，在看了贺建奎在学术报告会上出示的数据之后，我相信他没有造假，的确是制造出基因编辑婴儿了。然而，他的这个人体实验是完全失败的，也是不人道的。

贺建奎编辑的是一个叫CCR5的基因，这种基因编码一种叫CCR5的蛋白质，这种蛋白质位于T细胞等多种细胞的表面上，是趋化因子的受体。所谓趋化因子，是一类能够带领免疫细胞往哪里去的蛋白质，例如，哪里有病原体入侵了，趋化因子就和T细胞表面上的CCR5结合，把T细胞带到病原体入侵的地方去消灭病原体。所以CCR5对免疫反应起到重要作用。但是CCR5自己也是某些病原体入侵的位点，例如艾滋病毒。

艾滋病毒和其他病毒一样，是一种“寄生虫”，靠自己是没法繁殖的，要侵入到细胞内，利用细胞里的“机器”和原材料大量地复制自己。艾滋病毒主要入侵的是T细胞，T细胞被利用来大量地制造艾滋病毒，艾滋病毒释放出来，T细胞就死了，然后释放出来的艾滋病毒继续入侵别的T细胞，导致更多T细胞死亡。如果T细胞大量死亡，人体就对病原体丧失了免疫力，就得了艾滋病。

艾滋病毒入侵的那类T细胞叫CD4 T细胞，之所以叫这个名称，是因为它的细胞表面上有一种叫CD4的受体，艾滋病毒能够识别它。怎么识别呢？靠的是艾滋病毒外壳上一根根的“小棍子”，这些“小棍子”其实是一种蛋白质，叫包膜糖蛋白。艾滋病毒外壳上的包膜糖蛋白能和CD4结合，它的形状发生变化，原来隐藏着的一块区域暴露出来，这块区域能去跟CCR5结合，这样就把艾滋病毒拉着贴近了T细胞膜，然后包膜糖蛋白的另一部分打穿T细胞膜，艾滋病毒的外壳和T细胞膜融合在一起，艾滋病毒里头的蛋白质和遗传物质就进入了T细胞了。

可见，CCR5是艾滋病毒进入T细胞的一个门“把手”。有一些人CCR5基因发生了突变，少掉了32个碱基对（叫CCR5-Δ32突变），这样它编码的蛋白质就短了很多。正常的CCR5蛋白是由352个氨基酸组成的，而CCR5-Δ32只有215个氨基酸。CCR5是一种跨膜蛋白，一部分在细胞膜里，一部分在细胞表面上。CCR5-Δ32少掉的是暴露在细胞表面上的那部分，也就是说，CCR5-Δ32都是藏在细胞膜里的，这样在细胞外的趋化因子没法和它结合，它就起不到受体的作用了，而同时艾滋病毒也没法和它结合，入侵不了T细胞了。人的基因都是成双成对的（一个来自父亲，一个来自母亲）。如果一个人的两个CCR5基因都是CCR5-Δ32（叫纯合子），那么这个人体内就没有正常的CCR5受体，他对艾滋病毒就有了抵抗力，这种人在欧洲人中占大约1%。如果一个人一个CCR5基因是正常的，另一个是CCR5-Δ32（叫杂合子），他是不能抵抗艾滋病毒入侵的，这种人在欧洲人中占大约10%。其他人群也有人有CCR5-Δ32基因，不过比较少。

浙江大学有一个教授，出了一本介绍基因编辑的科普书，里面畅想说，如果能用基因编辑技术把胚胎中正常的CCR5基因修改成CCR5-Δ32，这样生下的婴儿不就天生对艾滋病免疫了吗？不就再也不会得艾滋病了吗？学物理出身的贺建奎读了这本科普书后，深受启发，于是把书中的设想大胆地付诸行动了。他组建团队，对早期胚胎进行基因编辑后，植入子宫，生下了两名女婴，化名露露和娜娜。据他说，露露的CCR5基因有一个没能编辑，另一个编辑成功了（杂合子），而娜娜的两个CCR5基因都编辑成功了（纯合子），娜娜天生就对艾滋病有免疫力。

如果仔细看贺建奎公布出来的基因序列，其实都没有编辑成功。他想要模仿的是CCR5-Δ32突变，那三个他号称成功的基因编辑的位点也发生在该突变的附近，但是没有一个是去掉了32个碱基对的：露露的那个突变少掉了15个碱基对，编码的蛋白只比正常CCR5蛋白少5个氨基酸，非常接近正常CCR5，但不知道会不会出现异常；娜娜的第一个突变插入了一个碱基对，第二个突变少掉了4个碱基对，由于出现了无义移码，它们转录的信使RNA很可能被降解掉，没法用于制造蛋白质（这是人体细胞的一种调控基因表达的方式，叫“无义调节的转录文本降解”），所以娜娜可能没有任何CCR5。如果这两个突变被转译成蛋白质了，它们与正常CCR5和CCR5-Δ32都有很大的不同，不知有没有功能或出现异常。CCR5失去功能后，会对免疫功能产生负面影响，例如导致对某些病原体（包括西尼罗病毒、流感病毒）的抵抗力下降。

可见贺建奎的实验是完全失败的，但是由于他不懂分子遗传学，把失败的实验当成了成功的实验报告了，所以我相信他的确做了实验，也如实报告了。如果他要造假，完全可以给出和CCR5-Δ32一模一样的基因序列。

目前的基因编辑技术并没有像大家想像的那么精准、高效，像这样虽然在对准的靶点做了编辑，但是编辑错的情况，是非常常见的，所以在基因编辑之后，还要对实验结果进行筛选，才能挑出编辑成功的。然而，我们可以对细胞、实验动植物进行挑选，可以对人进行挑选吗？不能。虽然露露和娜娜是失败的实验的产物，也不能像对待失败的实验动物那样将其消灭，而我们不知道，她们身上携带的这些实验失败的基因，会对她们的健康产生怎样的影响。所以这样的实验是不人道的。

而且，基因编辑除了对靶点的编辑会出差错之外，还有可能在别的地方进行编辑，也就是所谓“脱靶”。如果被乱改动的地方是没有功能或不重要的，哪倒没什么，但是有可能有重要功能的基因被改动了，那就会导致疾病，特别是有可能导致癌症——与癌症有关的基因实在太多了。我们不知道露露和娜娜身上是不是就有“脱靶”编辑，会不会对她们的健康产生影响。贺建奎声称对她们做了全基因组测序，没有发现有脱靶。其实现在的技术，是不可能发现所有的脱靶情形的。

在对早期胚胎进行基因编辑时，还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有的胚胎细胞的基因编辑成功，有的胚胎细胞的基因没有被编辑了，这样发育的结果，就导致了人体存在两种细胞，一种是没编辑的细胞，一种是编辑过的细胞，就像一个人是由两个人组成的，叫嵌合体。我们不知道露露和娜娜有没有存在这种情况。

所以，目前的基因编辑技术存在着编辑错误、脱靶、出现嵌合体的可能，并没有精确到可以用来制造基因编辑婴儿的地步，而一旦出了差错，就会遗传下去，后果比只对体细胞进行基因编辑严重和难以控制，应该严禁。如果将来有一天，基因编辑技术变得十分精准了，可以极其准确地把胚胎中的CCR5都改成CCR5-Δ32，是不是就可以用来制造“艾滋免疫婴儿”呢？不能。第一，CCR5是绝大部分人都具有的正常基因，并不是致病基因，有这个基因并不会就让人得艾滋病，因为感染艾滋病毒是后天的行为导致的，是小概率事件。不能为了预防一个后天的小概率事件去改动一个有重要的生理功能的正常基因。第二，CCR5-Δ32的人只是对某一类型的艾滋病毒有抵抗力，并不能对所有类型的艾滋病毒有抵抗力。有的艾滋病毒是通过T细胞上的别的受体（CXCR4）入侵T细胞的，改变CCR5对它们没有抵抗力。如果误以为没有了正常CCR5就从此对艾滋病毒免疫，不再注意预防艾滋病毒感染，反而增加了感染的风险。第三，有更好、更安全的方法来预防艾滋病毒感染，完全没有必要通过改动基因的方式。而且，即使不幸感染了艾滋病毒，也早已不是绝症，通过药物控制可以过上正常的生活。

我并不一概反对制造基因编辑婴儿。这一天早晚会来，反对也没用。但是首先要保证技术十分精准，其次要对改动的基因后果做利弊分析。在技术不成熟时，在益处没有超过风险时，就应该严禁贸然制造基因编辑婴儿。贺建奎实验的实质，就是一个不懂行的人，受一本不严谨的科普书的误导，用一种不成熟的技术，毫无必要地改动一个有重要生理功能的基因，制造天生有免疫缺陷、可能还有其他缺陷的婴儿，理应追究其责任。

2018.12.11.

（《科学世界》2019.1.）

（广东省“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调查组公布初步调查结果，证实了贺建奎的确制造出了两个“基因编辑”婴儿，还有一个怀孕待产。我并不怀疑贺建奎制造出了“基因编辑”婴儿，但是他的实验不要说违反伦理了，从技术上看也是完全失败的，参见下面的科普。至于要怎么追究贺建奎的法律责任，调查组没有具体说，我希望能够追究刑事责任，因为这种不负责任的人体试验本质上是反人类的。去年12月初我接受BuzzFeed采访时说过，由一家赢利小医院做伦理审核是笑话，试验对象无法理解、贺博士本人也未必完全理解该试验的后果和风险，该事件将对中国科学家的声誉造成进一步伤害，它表明某些中国科学家在从事狂野西部式研究，政府没兴趣管理。（The couples were taken advantage of, according to biochemist Fang Shimin of China’s New Threads magazine (better known by his pen name Fang Zhouzi), an award-winning critic of scientific misconduct in that country. He told BuzzFeed News an ethics review of the experiment signed off by a small for-profit hospital was “a joke,” and suggested that parents likely couldn’t understand the consent forms for the experiment. “I doubt Dr. He himself fully understands the consequences and risks,” Shimin said, by email. …“This case will undoubtedly do further damage” to the reputation of Chinese scientists, said Shimin of New Threads. “It proves that some Chinese scientists are indeed doing wild Wild West style research and the government has little interest to regulate it.” https://www.buzzfeednews.com/article/danvergano/gene-edited-babies-china-hiv-ivf ）或许这个事件可以作为中国政府有兴趣管理狂野西部式研究的起点，虽然并不让人乐观。2019.1.21.）

“先父遗传”这个莫名其妙的词语不知道是谁翻译的。从字面上看，“先父”是某个人称其死去的父亲，但是这个名词跟这个意思没有关系，而是指一种幻想出来的遗传现象，如果一个雌性动物，和一个雄性动物交配过，那么它的身体就被这个雄性动物给“污染”了，以后这个雌性动物再和别的雄性交配，生下的后代就都遗传了和它以前交配过的那些雄性动物的某些性状。在古代西方，一直就有这样的幻想，甚至到了十九世纪，西方生物学家还普遍相信有“先父遗传”。那时候还没有遗传学，有这种幻想是可以理解的。等到遗传学建立，生物学界就没人相信“先父遗传”了（并不排除某些动物会有例外，例如某些昆虫可能就存在“先父遗传”）。现在还相信“先父遗传”的都是一些不懂遗传学的外行，特别是那些有“处女情结”的变态男，他们把“先父遗传”作为科学依据，相信一个女人如果和男人发生过性行为，血统就不纯了，所以要找个处女结婚。

说现在生物学界没人相信“先父遗传”了，这是一般而言的，，但是生物学界这么大，什么样的人没有呢。河南科技学院——以前叫河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有一个一级特聘教授刘用生，他就坚定地相信人有“先父遗传”，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一个研究“先父遗传”的“专家”。我检索到研究“先父遗传”的英语论文总共有12篇，2篇是1909年的，1篇是研究科学史的，2篇是研究昆虫的，1篇主题词里虽然有“先父遗传”，但内容和“先父遗传”没有关系，剩下的6篇，全都是刘用生写的。

对这种一个人独闯一个领域的科学妄想家，本来是不值得给予太多关注的。但是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饶毅称赞刘用生是中国罕见的有学术精神的学者，饶毅主编的网刊《知识分子》最近请刘用生发表长篇文章介绍他的治学经验，里面也提到了他如何不顾别人的嘲笑研究“先父遗传”，俨然成了勇于创新的英雄，那么我还是简单地评论一下“先父遗传”是不是在学术上站得住脚。

要研究“先父遗传”，首先要有证明这种遗传现象存在的证据。但是相信“先父遗传”的人，反反复复列举的是19世纪的一两个例子，不然就是复述一些传说，这些都算不上是证据，它们要么是真实性无法确认的以讹传讹，要么可以归为遗传的显隐性现象。例如，达尔文曾经提到，摩顿勋爵有一头阿拉伯栗毛母马，与一头南非斑驴（一种斑马，现已灭绝）交配后，生下的后代在形态上介于阿拉伯马和南非斑驴之间，这并不奇怪。但是这头母马后来被送到另一个牧场与一头阿拉伯公马交配，生下的马驹在腿部却有斑纹，就像是与南非斑驴的杂种一样，这就比较奇怪了。达尔文把这称做“迟滞遗传”，认为母马的遗传已被南非斑驴的精液所污染。我们现在知道并非如此，阿拉伯马本身就存在腿部有斑纹这种变异。达尔文不知道遗传规律，所以有错误的认识，而在今天，我们已经知道达尔文为什么出错了，却还有人举达尔文举过的这个例子证明“先父遗传”，那不是穿越到19世纪了吗？如果“先父遗传”是真实存在的，在今天通过基因测序是非常容易确定的，为什么今天没人能发现呢？难道在19世纪之后“先父遗传”也消失了？

根据生物医学知识，我们也很难相信在哺乳动物、特别是人身上有可能出现“先父遗传”。要出现“先父遗传”，旧配偶的精子里的DNA必须能够被卵泡里的初级卵母细胞吸收，而且结合进初级卵细胞的基因组，以后这种初级卵母细胞经过减数分裂变成卵子排出，再跟新配偶的精子结合成为受精卵，这样的受精卵同时有两个男人的精子的DNA，才能出现“先父遗传”。射精时精子只是在阴道和输卵管里，怎么可能跑到卵巢里去跟初级卵母细胞结合？即使精子通过某种未知的神秘途径跑到了卵巢，跟初级卵母细胞结合了，那么这个初级卵母细胞就成了三倍体，是不可能变成卵子的。退一步说，即使精子的DNA没有被全部结合进卵母细胞，只是有个别基因被结合进卵母细胞基因组了，这种随机发生的“转基因”，又怎么可能产生正常的卵子、胚胎、婴儿呢？难道跑进卵母细胞的外源基因还能做精准的“基因编辑”？

刘用生根据生物学的一些进展，设想了“先父遗传”的四种机制，其实没有一种机制能够解决精子DNA如何跑到卵巢、如何和初级卵母细胞有效结合、如何做精准“基因编辑”的问题，都跟“先父遗传”没有关系，只是牵强附会，经不起起码的推敲。例如，刘用生根据孕妇血液中能够检测到胎儿DNA这个事实，大胆地推断血液中的胎儿DNA能够转染卵母细胞，以后该孕妇如果再婚生的小孩，就能带上前夫的基因，他认为这可以解释“先父遗传”，但是他还应该更大胆地推断胎儿DNA能够精准地编辑卵母细胞基因组才行。

如果“先父遗传”是真的，整个遗传学都要改写，刘用生可以去得好几个诺贝尔奖了。饶毅、《知识分子》以前吹捧过河北科技大学韩春雨，后来韩春雨的“基因编辑技术”被证明了是造假。现在又吹捧河南科技学院刘用生。始终相信中国的末流大学能够出世界一流的人才，能够做出诺贝尔奖级的成果，真是不会吸取教训，可谓有“烂校情结”。

2018.12.22

地产大亨潘石屹发了一条微博，称：“我从来不相信保健品。但一个月前，麻省理工学院一位教授给我推荐他们学校研究出来的‘长生仙丹’，还没有上市。我问他吃了后什么感觉。他说，吃了后指甲长的快了。我吃了近一个月，没有什么反应，发现自己指甲也长的很快。”

这则保健品广告做得很吸引人：大名鼎鼎的麻省理工学院研究出来的，该校教授亲自推荐的，还没有上市，没门路吃不到的，于是从不相信保健品的潘石屹信了，吃了，而且吃的效果和教授说的一样，指甲长得很快了。至于是不是真的能长生，只吃了一个月当然是还不知道的。那么这种“长生仙丹”究竟是什么玩意儿？

潘石屹贴了该保健品的照片，是Elysium公司生产的Basis。这是四年前才成立的公司，唯一的产品就是这种保健品。它的网站在卖，一瓶一个月的量卖$60，长期买还有优惠。不知道为什么那个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要骗潘石屹说这种保健品还没有上市，难道是为了高价倒卖给潘石屹？这家公司的共同创始人和首席科学家的确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但是这种保健品的成分的“保健作用”并不是麻省理工学院研究出来的。它有两种成分，一种是紫檀芪，这是在某些植物，特别是蓝莓中发现的一种抗氧化剂，很早就有人研究它的保健作用，市场上含这个成分的保健品很多。另一种成分是烟酰胺核糖苷，也是很早就被发现了，以前认为是某些细菌的营养素，十几年前达特茅斯学院的教授Charles Brenner发现人体也能吸收这种营养素，认为是维生素B3的一种，将专利卖给了保健品公司ChromaDex，这家保健品公司在2013年就开始卖烟酰胺核糖苷保健品了。

Elysium公司的创新，就只是把市场上已经有的这两种保健品合在一起卖。他们甚至自己都不生产，只是从ChromaDex购买这两种成分，包装了卖。后来不知为何两家公司闹翻了，Elysium拿了货不付款，ChromaDex就不再供货了。Elysium改从别的公司进货，并挑战ChromaDex的专利，认为烟酰胺核糖苷是自然界里有的东西，不应该授予专利。ChromaDex反过来起诉Elysium，要求Elysium付款，还指控Elysium窃取商业机密。

所以这种保健品和麻省理工学院没有什么关系，只是这个学校的教授自己办保健品公司，从别的公司那里进货贴牌销售而已。不知潘石屹了解到这个情况后会不会失望。那么这种保健品是不是真的能够抗衰老呢？目前只有很初步的一些研究，例如动物实验结果，是不能轻易相信的。所以这些保健品卖的时候都得老老实实声明该保健品未经FDA批准，不用于治疗、预防疾病，否则就会被监管部门追究。

至于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和潘石屹都说吃了该保健品之后指甲长得快了，是真的如此，还是只是错觉，没有严密的研究，是不能乱说的。即使真的让指甲长得快了，又能说明什么呢？难道细胞代谢快了？细胞代谢得快可不是什么好事，搞不好要折寿的——正常的细胞分裂到一定次数就不再分裂，人就死了。所以潘石屹还是应该坚持原来的原则，不要相信保健品。

2019.1.7.

前几天我在《院士们造假能不能造得高级一点？》一文中，举了海军军医大学（原第二军医大学）校长孙颖浩院士团队为例，他们最近在《欧洲泌尿学》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前列腺癌的论文，就被发现图片造假：两个不同的实验的结果，出现的是同一张肿瘤细胞图，只是照片的视野有所不同。这就说明其中至少有一个实验根本就没有做，而是直接拿另一个实验的图片使用。也可能两个实验都没做，从别人的论文中抓一张肿瘤细胞图就用。

有人在我那篇文章后面留言说我自己才是造假，孙院士的那篇论文并没有我说的那张图。因为是匿名留言，不清楚是不是孙院士团队的回应，我也就没有理会。今天看到某微信公众号上的一篇文章《孙颖浩院士论文造假？有图有真相：子虚乌有》，作者是张科宏博士，署的是真名，那我就理会一下。

张博士说他看了我的文章后，感到非常震惊，找到了论文原文，看到相应的两张图片并不一样，得出结论说，被用来指认孙颖浩院士造假的证据不是来自孙颖浩院士的论文。这意思是我不知从哪搞了一张图来诬陷孙院士造假。我看了张博士的文章，也是“感到非常震惊”，赶快找孙院士论文核对，原来孙院士团队悄悄地把造假的图片从论文里换掉了。不过孙院士团队论文的最先版本我早就存了下来，造假铁证如山，不怕孙院士倒打一耙。

孙院士团队悄悄换了图片以后不声张，反而是张博士要替他主持公道，这就比较蹊跷。张博士文章后面有对他的介绍，说是长青藤医学编辑创始人，2003-2007年任哈佛大学医学院助理教授。长青藤医学编辑是国内一家专门替人代笔写英文医学论文的公司，张博士作为哈佛大学医学院助理教授，怎么落到回国替人当枪手的地步呢？我不由对此人的背景感兴趣，搜了一下，居然搜不到他在自称当哈佛教授期间的研究发表过任何作为主要作者的论文（2004年以后开始算），只搜到了两篇他作为中间挂名作者的论文（一篇第5作者发表于2005年，一篇第3作者发表于2007年），这哈佛教授是怎么当的呢？反而搜到他曾经在丁香园晒出过他2004年申请波士顿一家生物技术公司所用的求职信教别人怎么写求职信。他当时刚刚当上堂堂哈佛教授，怎么马上就想着跳槽，去生物技术公司当普通研究人员呢？

我的推测是，张博士其实从没当过哈佛教授，只是在哈佛做过博士后研究罢了，他在哈佛期间发表的论文，基本上都是哈佛医学院精神科教授Ross J. Baldessarini当通讯作者，应是在该实验室做博士后研究。博士后做得久了，有的导师会给个“助理教授”之类的头衔，那跟真正的助理教授（所谓永久职务轨道）不是一回事。但博士后是不能一直做下去的，做完博士后研究在美国找不到正式工作，所以毅然回国创业代写论文了。孙院士被人揭露造假，张博士比孙院士还要着急，不知是不是因为孙院士就是张博士的客户。如果是的话，张博士售后服务做得不错。

国际期刊上论文实验图片被发现造假的很多，有的装没这回事，有的会撤稿或替换图片。如果替换图片，论文作者都会做一个勘误说明，常用的借口是误用了图片，属于“诚实的错误”，不是“造假”。但是像孙院士这样没有任何说明就让期刊编辑部把论文图片悄悄替换掉的，我第一次见到，可见孙院士能量不小，而且听取了我的建议，造假手法变得高级了。

2019.1.14.

海军军医大学（原第二军医大学）校长孙颖浩院士团队最近刚刚在《欧洲泌尿学》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前列腺癌的论文，就被发现图片造假：两个不同的实验，出现的是同一张肿瘤细胞图，只是照片的视野有所不同。这就说明其中至少有一个实验根本就没有做，而是直接拿另一个实验的图片使用。也可能两个实验都没做，从别人的论文中抓一张肿瘤细胞图就用。

通过复制、粘贴图片来代替实验，是中国生物医学研究人员发表论文的一个窍门。这个方法甚至已经产业化了。在中国有替人代写论文的公司，他们内部的写作指南里详细地指导员工在替人代写论文时，要到哪里去找实验结果图，要怎样取舍、加工才不容易被人发现。

孙院士的团队是不是找了这种公司代写论文，不得而知。如果找了的话，找的也是很不“敬业”的公司，写论文的人甚至懒得对图片做更多的加工，就把两张图并排放在了一起，让人一眼就看出是复制、粘贴来的。

国内这么干的科研人员多得是。美国有一个网站pubpeer专门揭露这类论文图片造假，被挂在那里示众的造假论文相当多都是中国科研人员发表的，其中不乏中国的院士团队发表的，例如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樊代明院士团队的七篇论文、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马丁院士团队的十七篇论文都被发现实验结果图片造假。

马丁院士团队不久前为此还发了一个声明，说这是“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是对马丁院士最近提出中国人不用推广注射HPV疫苗的报复。大概在马丁院士团队看来，实验结果图片造假是值得自豪的中国意识形态，揭露造假就成了让人不屑的西方意识形态了。

不管这种造假技术是不是中国意识形态，这些中国院士团队的造假实在是太低级、太懒惰了，只是简单地把图片复制、粘贴一下，而且还要放在一起，唯恐别人看不出来是复制、粘贴所得。造假造得这么低级，这么肆无忌惮，就是因为造假者知道即使被发现，也不能把他们怎么样，有院士罩着呢，还可以对揭假者倒打一耙。

不过我还是希望院士们以后造假能够多用点心，做得高级一点，不要那么容易被看出来。否则老是这样被挂到国外揭露造假的网站示众，让人觉得中国的院士水平实在太差，连造假都造不好，有损整个中国科学界的形象的。

2018.12.29

几年前崔永元代言过一种叫“石头纸”的伪环保产品，号称收了两个亿代言费，结果没过多久，这家公司就倒闭了，拖欠了员工好几个月的工资。2017年崔永元代言一家叫“璞谷塘”的网店，这家店专卖天价非转基因食品，崔永元是其股东和监事，其大股东还是原先搞“石头纸”那帮人。现在也传出了这家网店拖欠员工好几个月的工资，濒临倒闭。2018年崔永元又代言了“睡啦助眠机器人”，不知收了多少代言费，有没有两个亿？不知这家机器人公司会不会也拖欠员工工资，还能支撑多久？

全国人民都知道崔永元睡不着觉，经常半夜三更上网骂人。据崔永元在代言词里的自述，他从18岁开始，就受失眠的困扰，吃过50种以上的安眠药，睡过20种以上的枕头，都不管用。为什么会有人找全国著名的失眠患者来代言助眠机器人呢？难道是因为助眠机器人治好了崔永元的失眠症？并没有，在崔永元代言该助眠机器人之后，我们依然能看到崔永元经常三更半夜上网骂人，崔永元的代言词也没有说助眠机器人让他睡得着了，反而说这个机器人让他激动得失眠了。他之所以要代言，据他说，是因为想要“参与设计、体验、改进、创新、磨合、云计算和区块链”，也就是想要一起做生意，怀着“让所有的中国失眠者睡着”的伟大梦想才代言的。

助眠机器人连崔永元自己的失眠症都治不好，有可能让所有的中国失眠者都睡着吗？我们就来看看助眠机器人究竟是什么玩意儿。从外观看，“睡啦”助眠机器人是一个圆盘子，号称具备10大功能，将脑波谐调安静、睡眠氛围音乐、催眠正念引导、自然语音交流、助眠香薰放松、智能柔光减压、音乐娱乐点播、中医穴位保健、“互联网+”助眠、预约心理专家等融于一身。这十个功能，有九个或者是虚虚实实的传统助眠方法，或者跟助眠没有什么关系，都跟机器人无关。唯一新奇的、号称采用了高科技智能机器人技术的，是其排在第一位的“脑波谐调安静”功能。它的宣传材料声称：“脑波谐调安静”功能是被国内外专家普遍认可的最为有效的科技助眠手段之一，通过向人类大脑释放α/θ波段，可以使人达到轻松的状态，更快地进入深度睡眠，提升睡眠质量。

我在网上搜了搜“脑波谐调安静”这个词组，只出现在该助眠机器人的广告和软文中，不要说医学文献中没有，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那么所谓“脑波谐调安静”功能是被国内外专家普遍认可的最为有效的科技助眠手段之一，证据在哪？难道是在助眠机器人的梦中？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功能的实施，说是通过向人类大脑释放α/θ波段，使大脑产生共振，就能让人放松、进入睡眠。这个α/θ波段，指的是脑电波的两个波段。脑电波是脑神经细胞的电生理活动产生的电压变化的结果，用仪器记录下来，看上去就像波浪，所以把它叫做脑电波。脑电波有几种频率，助眠机器人广告中提到了两种，α波是指频率8-15赫兹的脑电波，人在闭目养神、身心放松时产生的是这种脑电波，θ波是指频率4-7赫兹的脑电波，人在昏昏欲睡时产生的是这种脑电波。

显然，助眠机器人的研发者认为，如果向人脑释放α/θ波段的电磁波，就能让大脑产生共振，出现α/θ波段的脑电波，就能让人放松、进入睡眠了。但是这完全是无稽之谈。首先，这种说法是因果颠倒，是人在放松、昏昏欲睡时才产生了α波、θ波，而不是有了α波、θ波才让人放松、昏昏欲睡，所以去刺激产生α波、θ波根本不会让人放松、昏昏欲睡。其次，向人脑释放α/θ波段的电磁波也不可能让大脑共振产生同一频率的电磁波。电磁波是不会让大脑共振的，否则麻烦了。我们身体周围到处是各种频率的电磁波，有来自电视台的，有来自电台的，有来自外太空的，还有来自太阳的——光本质上也是电磁波，难道我们大脑时刻在共振吗？向大脑释放电磁波，如果能量低，不会有任何影响，如果能量高到能对大脑神经细胞产生影响的地步，那也只是干扰、打乱了神经细胞的正常电生理活动，不精神失常、认知紊乱就不错了，还想放松、入睡啊？

所以，所谓助眠机器人，完全是拿几个科学名词糊弄没有科学常识的人，是典型的伪科学产品，不管找谁代言，都是骗人的，所有的中国失眠者都不要上当。

2018.11.18

财新网发了一篇报道《方舟子质疑饶毅管坤良论文造假 管回应“决定权在编辑手中”》，报道管坤良的回应称：

【管坤良在邮件中表示，他和他的学生仔细检查了从期刊上下载的PDF版文章中的图片，他们把图片放大到每个单独的像素都可见的程度，用肉眼进行判断。此外他们还通过计算机分析的方式对图片的相似性进行比对。两种方式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12月25日，管坤良通过邮件向财新记者提供了详细的电脑分析报告，电脑分析采用了SURF（Speeded Up Robust Features）特征点检测匹配的方式，在两张疑似雷同图片中分别选取约100个特征点进行比对，然后对特征点进行匹配分析，如果图片雷同则特征点具有相似的空间分布，即表现为特征点之间的连线相互平行，否则连线会是杂乱的。

结果显示，其中一篇2006年发表在细胞生物学著名期刊《细胞科学杂志》（Journal of Cell Science）的文章中，Fig.1B中有两对条带图完全相同（特征点完全匹配），Fig.2D中有一张疑似被水平翻转的条带图与另一张图片接近相同（小于5%的特征点不匹配），Fig.6E中也有一对接近相同的条带图。其余被质疑雷同的条带图片分析结果都是不一致的。

分析报告表示，目前还没有最先进的算法来检查图像作假。因此，这份报告只是一个强有力的建议，并不是一个明确的结论。

管坤良对财新记者表示，他已与《细胞科学杂志》编辑取得联系，并发送了疑似有图片雷同的分析结论，对方尚未对图片是否作假做出最后认定。“我们正在等待编辑的决定，决定权在编辑手中，但我对匿名控告者或公众没有责任。我不会掩盖任何由我们造成的错误，也不会接受任何不正当的指控。”】

管坤良说的“电脑分析”的原理是，把两张被指控是复制的图片放大到每个像素都看得清的地步，然后选其中的100个特征点做对比，看是否一一对应。如果是复制的图片，每个点都应该对应，否则就不是复制的。听上去很有道理，是不是？

然而这样的“电脑分析”是骗人的，因为他们分析的不是原图，而是pdf图片。在对原图做复制、加工之后，再生成pdf图片，会对图像做进一步的有损压缩，结果就会导致复制的部分与原来的部分的像素有的不再对应了，这时候还去做“电脑分析”，把一眼就能看出是复制的条带“分析”成不是复制，当然是骗人的。

管坤良说“目前还没有最先进的算法来检查图像作假”，其实人眼就是检查图像作假的“最先进的算法”。财新采访的那位匿名“生物学领域的研究者”说“条带长得像也很正常，条带图片的分辨率又不高，没办法判断是不是同一条”，这完全是故意要把水搅浑。条带长得像很正常，但是条带的大小、轮廓、密度分布长得一模一样则不正常。例如被管坤良的电脑分析认为不是复制的论文3Fig.2D第3列，如果你的眼力不像那位匿名“生物学领域的研究者”那么差，一定能看出第3与第6条带相同，第4与第7条带相同，第5与第8条相同，第6、7、8条带实际上就是第3、4、5条带的复制。如果眼力实在太差，我早就建议了，可以把图片打印、剪切下来，看是不是完全重叠？要跑多少次电泳，才能出现三条并在一起的带与另三条并在一起的带一模一样的奇迹？跑一亿次够吗？所以管坤良拿这种“电脑分析”报告给编辑部，完全就是糊弄编辑。

饶毅发了一篇《方舟子批评的造假问题：全非饶毅实验室》，里面说：“方舟子涉及的问题，大部分已经清楚了。匿名者没有提出、而方舟子在25日新提出的是第一篇论文的Fig.2h。”我在上一篇文章中质疑饶毅为何只提没有造假的图片、只向期刊编辑部要求修改没有造假的图片，却放过了造假的Fig.2h，饶毅说这是我新提出的图片。不对，匿名者在举报信中也提到了Fig.2h，管坤良的“电脑分析”也分析了Fig.2h（认为不是复制）。就算饶毅没有注意到匿名者提到、管坤良分析了Fig.2h，现在才注意到我提到了，那么饶毅应该怎么处理呢？他说这张图是管坤良实验室提供的，不是饶毅实验室的，意思是不用他负责。但是没有造假的Fig.2d和Fig.2e也不是饶毅实验室的，为什么他又负责向期刊编辑部要求修改呢？难道他作为通讯作者只负责没有造假只有瑕疵的图片，却不负责有造假的图片？

饶毅说：“饶毅实验室没有任何造假的图片。估计，方舟子也是这个意思，至少方舟子12月26日的文章的实质意思应该是这样。”我在12月26日的文章明明白白地说了，不是饶毅实验室造假，而是管坤良实验室的李维泉造假，哪里用得着用“估计”“实质意思”“应该”来揣摩我的意思？谁造假，谁有错，我从来都是直截了当地指出来，可不像饶毅既要撇清自己又不想得罪人。

2018.12.28.

昨天我发出《关于饶毅、管坤良实验室联合发表的论文数据造假的分析》后，饶毅转给我他当天登在其微信公众号的文章《饶毅、管坤良就论文图片的分析》（以下简称饶文），作为对“有人匿名散发指饶毅参与署名的9篇论文中图片有造假问题”的回应。由于第6、7、8、9等四篇文章“不存在需要解释的地方”，饶文称只需回应第1、2、3、4、5等五篇文章——对此我也同意，我在前文也只分析了这五篇论文。

但是实际上饶文只回应了“饶毅需要负质量和监管责任的图片”，指的是这两篇论文中的图片：

论文1：

J Neurosci. 2007 Jan 24; 27(4): 957–968.

p130CAS Is Required for Netrin Signaling and Commissural Axon Guidance

Guofa Liu, Weiquan Li, Xue Gao,1,2 Xiaoling Li,1 Claudia Jürgensen, Hwan-Tae Park, Nah-Young Shin, Jian Yu, Ming-Liang He, Steven K. Hanks, Jane Y Wu, Kun-Liang Guan, and Yi Rao1

论文2：

Nat Neurosci. 2004 Nov; 7(11): 1222–1232.

Netrin requires focal adhesion kinase and Src family kinases for axon outgrowth and attraction

Guofa Liu,Hilary Beggs,Claudia Jürgensen,Hwan-Tae Park,Hao Tang,Jessica Gorski,Kevin R Jones,Louis F Reichardt,Jane Wu,and Yi Rao

饶文指出，论文1的Fig.2d和2e有重复的图片，论文2有两个地方重复出现图片，重复的原因都是因为是同一个实验，不是造假。为了精益求精，饶毅和管坤良还给发表论文1的期刊编辑部写信做了更正，把Fig.2d和2e并为一图。对此我完全同意，我在前文中已经指出，这三个地方不是造假。

然而饶文因此说，论文1、2、3、4、5“完全没有资料真实性问题，也就是完全没有造假问题”，则是在误导读者。首先，饶文完全没有分析论文3、4、5的图片问题，其次，饶文在分析论文1的图片问题时，只分析了其中没有造假的Fig.2d和2e，却忽略了存在造假的Fig.2h。正如我在前文指出的，Fig.2h的第1行第2条带和第6条带相同，第4和第5条带相同，但是这都是不同条件的实验结果，不是显示同一次实验的结果，所以是造假。他们向编辑部写信要求修改不存在造假问题的Fig.2d和2e，却放过造假的Fig.2h，不是很滑稽吗？

“饶毅需要负质量和监管责任的图片”的论文2有一张图片是造假，另3篇论文的图片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图片造假，其中论文3是大面积的造假。这5篇论文中有4篇有不同程度的造假，岂能分析了3处没有造假的图片就宣布这5篇论文“完全没有造假问题”？岂能只去更正一张没有造假的图片，却放过那些造假的图片？

从饶文可知，这些造假的图片都是密歇根大学管坤良实验室提供的，并非饶毅实验室的，饶毅实验室不用承担造假的责任。但是饶毅既然自认需要对其中一篇造假论文负质量和监管责任（因为他是唯一通讯作者），那么为什么不要求更正或撤回论文？另三篇论文饶毅不用负质量和监管责任，但作为合作者，看到造假造得这么拙劣的图片，没有引起警觉吗？因为从来不去看合作者提供的图片？

这些造假图片都是出自当时在管坤良实验室做博士后研究的李维泉博士之手。除了这4篇把饶毅牵连进去的造假论文，李维泉作为第一作者、管坤良作为通讯作者的论文至少还有三篇存在类似的图片造假：

J Biol Chem. 2004 Sep 3;279(36):37398-406

Transformation potential of Ras isoforms correlates with activation of phosphatidylinositol 3-kinase but not ERK

Weiquan Li , Tianqing Zhu , Kun-Liang Guan

Fig.3D第2行第2～5条带与第7～10条带完全相同，他只是把四条带全盘复制了一遍就作为另一个不同条件的实验的结果，还放在了一起，不怕被人一眼看出，就是这么肆无忌惮。

J Biol Chem. 2001 Sep 14;276(37):34728-37.

Function of the Rho family GTPases in Ras-stimulated Raf activation

Weiquan Li , Huira Chong , Kun-Liang Guan

Fig.2A第1行第3、4条带与第5、6条带完全相同，就是这么肆无忌惮。

J Biol Chem. 2004 Jul 30;279(31):32824-31.

The Down syndrome cell adhesion molecule (DSCAM) interacts with and activates Pak

Weiquan Li , Kun-Liang Gua

    Fig.5C第3行第2条带与第3条带相同，就是这么肆无忌惮。该文已被撤稿，撤稿通知只是说作者要求撤稿，没有说撤稿的原因。

李维泉是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与昆虫研究所的博士，1998年到密西根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把中国生物医学界盛行的以PS代替实验的先进技术带到了美国，发扬光大，发表了7篇造假论文后，2014年毅然回国，担任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代谢综合征研究中心教授。

至于饶文用了很长的篇幅说明5篇被指控造假的论文的结论已被别人重复出来，那与问题无关。生物科学是实验科学，不是PS科学，不能以PS代替实验，即便PS出来的结果碰巧是对的。

2018.12.25.

几天前有多个人分别给我寄来一篇匿名文章，声称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饶毅实验室发表的多篇论文数据造假。我将其转给饶毅，希望他能做出解释。由于饶毅不愿意我透露他的说明，下面所述完全是我自己的分析，与饶毅无关。

该匿名文章前面部分都是传饶毅的小道消息或谣言，与学术造假无关，不予评论，只分析其后面与论文数据有关的部分。

该匿名文章涉及的论文有9篇，指控的问题有两类。一类是指控图片显示的实验结果存在涂抹、拼接痕迹，涉及的论文有4篇（另有1篇被指控存在这种情况，但还有别的问题），但肉眼难以辨别是否存在涂抹、拼接痕迹，故对这4篇论文是否有问题，我无法判断。一类是指控图片显示的实验结果是从别的图片复制、粘贴而来，涉及的论文有5篇。这有两种可能，一是在不同的插图中显示同一个实验的结果，这种情况不属于造假；二是用相同的图片显示不同的实验结果，这就属于数据造假，因为不同的实验不可能出现一模一样的结果，例如两次电泳不可能出现相同形状的条带，那么很显然有一次电泳的图片是直接复制、粘贴另一次电泳的图片，并非真正的电泳数据。

下面就来分析一下这5篇被指控图片存在复制、粘贴的论文。某些指控我无法判定属于复制、粘贴还是只是相似，这里我只分析我能够判定明显存在的复制、粘贴。有人对这些图片的相似性可能有争议，如果那样的话，建议打印下来，把相关条带剪下来，看是不是完全重叠？不同实验的条带大小、形态完全重叠的可能性可以说没有（如果局部有某些像素不重叠有可能是人为加工或图像压缩的结果）。

第一篇论文为饶毅在西北大学任教授时与密歇根大学教授管坤良实验室合作的论文，饶毅为通讯作者，Guofa Liu为第一作者。

J Neurosci. 2007 Jan 24; 27(4): 957–968.

p130CAS Is Required for Netrin Signaling and Commissural Axon Guidance

Guofa Liu, Weiquan Li, Xue Gao,1,2 Xiaoling Li,1 Claudia Jürgensen, Hwan-Tae Park, Nah-Young Shin, Jian Yu, Ming-Liang He, Steven K. Hanks, Jane Y Wu, Kun-Liang Guan, and Yi Rao1

Fig.2d第3行第1、第2条带与Fig.2e第2行的两条带相同，只是亮度不同，但这是在不同图片中显示同一次实验结果，不是造假。

Fig.2h的第1行第2条带和第6条带相同，第4和第5条带相同，但是这都是不同条件的实验结果，不是显示同一次实验的结果，所以是造假。

第二篇论文为饶毅在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任教授时的论文，饶毅为通讯作者，Guofa Liu,Hilary Beggs,Claudia Jürgensen,Hwan-Tae Park为共同第一作者。

Nat Neurosci. 2004 Nov; 7(11): 1222–1232.

Netrin requires focal adhesion kinase and Src family kinases for axon outgrowth and attraction

Guofa Liu,Hilary Beggs,Claudia Jürgensen,Hwan-Tae Park,Hao Tang,Jessica Gorski,Kevin R Jones,Louis F Reichardt,Jane Wu,and Yi Rao

Fig.1j最后一行的条带和Fig.2c最后一行的条带相同，但这是在不同图片中显示同一次实验结果，不是造假。

Fig.3d第一条带和Fig.3e第一条带相同，但这是在不同图片中显示同一次实验结果，不是造假。

第三篇论文为饶毅在西北大学任教授时与密歇根大学教授管坤良实验室合作的论文，管坤良、Weiquan Li为通讯作者，Weiquan Li为第一作者。

J Cell Sci. 2006 Jan 1; 119(Pt 1): 47–55.

FAK and Src kinases are required for netrin-induced tyrosine phosphorylation of UNC5

Weiquan Li, Jennifer Aurandt, Claudia Jürgense, Yi Rao, and Kun-Liang Guan

Fig.1B第1行第1与第2条带相同，实验条件不同，所以是造假。

Fig.1B第2行第1与第2条带相同，第3与第4条带相同，第5与第6条带相同，实验条件不同，所以是造假。

Fig.2D第3行第3与第6条带相同，第4与第7条带相同，第5与第8条相同，实验条件不同，所以是造假。

Fig.2D第4行的第1、第2条带与第3、第4条带互为镜像，后者是把前者做了水平翻转形成，实验条件不同，所以是造假。

Fig.3A第1行第3与第4条带相同，实验条件不同，所以是造假。

Fig.3A第2行第1与第2条带相同，实验条件不同，所以是造假。

Fig.4A第3行第1与第2条带相同，第3与第5条带互为镜像，实验条件不同，所以是造假。

Fig.4B第1行第1与第4条带相同，实验条件不同，所以是造假。

Fig.5A第2行第1与第3条带相同，第2与第4条带相同，实验条件不同，所以是造假。

Fig.5A第3行第2与第4条带相同，第5与第6条带相同，实验条件不同，所以是造假。

Fig.6E第2行第1与第2条带相同，实验条件不同，所以是造假。

第四篇论文是饶毅任北京大学教授时与西北大学教授Jane Wu、密歇根大学教授管坤良实验室合作的论文，饶毅、Jane Wu、管坤良为共同通讯作者，Guofa Liu, Weiquan Li为共同第一作者。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 2009 Feb 24; 106(8): 2951–2956.

DSCAM functions as a netrin receptor in commissural axon pathfinding

Guofa Liu,Weiquan Li,Lei Wang,Amar Kar,Kun-Liang Guan,Yi Rao,and Jane Y. Wua

Fig.2D第1行第1与第2条带相同，实验条件不同，所以是造假。

第5篇论文是饶毅在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任教授时与密歇根大学教授管坤良实验室合作的论文，管坤良为通讯作者，Weiquan Li为第一作者。

Nat Neurosci. 2004 Nov; 7(11): 1213–1221.

Published online 2004 Oct 17. doi: 10.1038/nn1329

Activation of FAK and Src are receptor-proximal events required for netrin signaling

Weiquan Li, Jeeyong Lee, Haris G Vikis, Seung-Hee Lee, Guofa Liu, Jennifer Aurandt, Tang-Long Shen, Eric R Fearon, Jun-Lin Guan, Min Han, Yi Rao, Kyonsoo Hong, and Kun-Liang Guan

Fig.1a第4行第1与第2条带相同，实验条件不同，所以是造假。

Fig.1c最后一行第3、4、5条带相同，实验条件不同，所以是造假。

Fig.2b第4行第1与第3条带相同，第2与第4条带相同，实验条件不同，所以是造假。

Fig.2i第2行第1与第3条带相同，第2与第4条带相同，实验条件不同，所以是造假。（按：该行条带与第三篇论文Fig.5A第2行是同一个实验）

综上，这5篇论文的确都存在图片复制、粘贴的问题，有1篇不存在造假，有4篇存在不同程度的造假。不同的实验出现相同的图片数据，有时是制图时的疏忽，不一定是有意的造假。但这4篇论文中涉嫌造假的图片，有的并不是简单的复制、粘贴，而是做了水平翻转的加工，是为了掩盖造假，不可能是疏忽所致，所以是有意的造假。

这些造假论文都是饶毅实验室与管坤良实验室合作的，是哪个实验室、哪个研究人员的责任，外人不得而知，应由内部做进一步的调查。饶毅、管坤良作为实验室负责人，不太可能亲自做实验，所以造假应是学生或博士后所为，但作为实验室负责人应承担监管责任，对造假的论文应该撤回、修改。即使这些论文的实验结果被后来的实验证实，也改变不了造假的事实。

复制、粘贴图片伪造实验结果，在中国是非常常见的造假。美国有一个学术揭假网站pubpeer.com揭露了大量的这种造假论文，其中很多是中国科研人员发表的，例如该网站最近揭露出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樊代明院士团队的7篇论文、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马丁院士团队的17篇论文都存在这种造假。现在看来，即使是在国外的华人科研人员，也喜欢这么干，虽然这种造假手段实在是太低级、太容易被发现了，然而就是这么任性。

2018.1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