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博客

《中华传染病杂志》总编辑张文宏及编委会：

贵刊于2001年发表了一篇根据张文宏博士学位论文核心部分整理而成的英文论文：

张文宏、陈澍、季朝能、庞茂银、邵凌云、华正豪、翁心华.??定向诱变方法研究结核分支杆菌KatG基因突变与异烟肼耐药机制的关系?[J] .?中华传染病杂志,2001,19( 6 ): 326-330.

该论文实验结果剽窃自美国FDA分支杆菌实验室Rouse等人发表于1996年的一篇论文：

Site-directed mutagenesis of the katG gene of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effects on catalase–peroxidase activities and isoniazid resistance

[David A. Rouse](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action/doSearch?ContribAuthorStored=Rouse%2C+David+A),?[Joseph A. DeVito](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action/doSearch?ContribAuthorStored=DeVito%2C+Joseph+A),?[Zhongming Li](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action/doSearch?ContribAuthorStored=Li%2C+Zhongming),?[Heather Byer](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action/doSearch?ContribAuthorStored=Byer%2C+Heather),?[Sheldon L. Morris](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action/doSearch?ContribAuthorStored=Morris%2C+Sheldon+L)

[Molecular Microbiology](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journal/13652958)[Volume 22, Issue 3](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toc/13652958/1996/22/3)?p. 583-592

张文宏等人的论文只是重复了Rouse等人论文的部分结果：Rouse等人的论文构建了katG基因13个突变点的14个突变体，检测了这些突变体的过氧化氢酶和过氧化物酶的活性，而张文宏等人的论文只是构建了其中一个突变体S315T，检测了其过氧化氢酶活性，且结论一致。

张文宏等人的论文虽然引用了Rouse等人的论文，但只是在方法部分引用其过氧化氢酶检测法，没有引用Rouse等人论文的结果，反而声称此前没有S315T突变与异烟肼耐药有关的直接证据，是他们的这一研究结果首次提供KatG?影响过氧化氢酶活性的直接证据?(“However, there has not been found the direct evidence supporting that S315T mutant ion is associated with INH resistance.””nevertheless, the results of our study provided a direct evidence other than clinical evidence that a mutation in KatG affected the activity of catalase which was intimately associated with the rate at which isoniazid was metabolized.”)，无视他们只是在重复Rouse等人的结果。所以这是有意剽窃Rouse等人的结果。

根据贵刊《稿约》，论文必须具有创新性，发表后如果发现存在剽窃问题，必须撤稿。张文宏等人的论文不仅不具有创新性，而且把别人的创新作为自己的创新，有意隐瞒别人的结果，属于剽窃，应予撤稿。如果对没有任何创新、如此严重剽窃的论文不予撤稿，贵刊不要再浪费国家经费办了。

方舟子（真名方是民）

2021.8.22

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

此前我向贵委员会举报贵校1997级博士生张文宏（现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党支部书记）写于2000年的博士学位论文《结核分支杆菌katG基因突变与其耐异烟肼机制的系列研究》存在严重的抄袭，综述部分几乎逐字逐句照抄两篇别人写的综述。现在再向你们举报张文宏的博士学位论文正文主体部分不仅缺乏原创，而且剽窃国外研究结果。

张文宏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包括三个部分：一、结核分支杆菌KatG基因的克隆及功能的初步分析；二、定向诱变法克隆katG基因突变体以及对其功能的比较分析；三、katG突变体的检测与评价。

其中，第一、第三部分不具有原创性。第一部分，国外早就克隆出结核分支杆菌KatG基因，张文宏未在论文中列出别人早已克隆出该基因并做了分析的论文，但说“国内首次……”“填补了国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空白”，相当于承认国外已有，勉强不算剽窃。第三部分，用PCR—SSCP技术对异烟肼耐药菌株的katG基因进行筛查，国外也已有类似多项研究(Heym, B et al. Journal of Bacteriology  (1993)  175, 4255–9. Musser, J. M., et al.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1996)  173, 196–202. Temesgen, Z. et al. Molecular and Cellular Probes (1997) 11, 59–63.) 张文宏在文中回顾PCR—SSCP技术应用情况，却未提及这些用于筛查异烟肼耐药菌株的katG基因的文献，声称“本课题建立了以PCR—SSCP技术对异烟肼耐药菌株的katG基因进行筛查的技术”，有剽窃之嫌，至少应补上其有意无意漏掉的前人研究。

但问题更严重的是第二部分。这是该博士学位论文的主体部分，可以说是唯一具有“原创性”的。这部分的主要内容是：以定点诱变的技术克隆了katG基因的两个常见突变体R463L与S315T，S315T位的突变导致过氧化氢酶活性较野生株显著下降(约降低50%左右)，R463L突变体并未带来katG的过氧化氢酶活性降低。

该研究只是重复了美国FDA分支杆菌实验室发表于1996年的论文的部分工作：

Site-directed mutagenesis of the katG gene of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effects on catalase–peroxidase activities and isoniazid resistance

David A. Rouse, Joseph A. DeVito, Zhongming Li, Heather Byer, Sheldon L. Morris

Molecular MicrobiologyVolume 22, Issue 3 p. 583-592

该论文用定点诱变的技术克隆了katG基因的14个突变体，其中即包括张文宏论文中的那两个突变体。该论文用相同的方法检测了这些突变体的功能，其中对张文宏论文中的那两个突变体的检测结果是：

S315T突变体的氧化氢酶活性是野生型的40%(“The peroxidase and catalase activities of the S315T mutant in BCG were 60% and 40% of the wild type, respectively.”)，R463L突变体并未带来katG的过氧化氢酶活性降低(“Catalase activity was not adversely effected by the substitution of leucine for an arginine at position 463.”)。与张文宏论文的结论完全一致。

可见，张文宏博士课题的主体只是重复了Rouse等人的工作，但是并没有引用Rouse等人的结果，反而把这当成其本人的发现。后来张文宏等人将这部分内容写成英文论文发表在《中华传染病杂志》上（张文宏、陈澍、季朝能、庞茂银、邵凌云、华正豪、翁心华.  定向诱变方法研究结核分支杆菌KatG基因突变与异烟肼耐药机制的关系 [J] . 中华传染病杂志,2001,19( 6 ): 326-330.），也把这作为其原创成果。

是不是张文宏不知道Rouse等人的论文呢？不是。张文宏在博士论文中引用了Rouse等人的这篇论文，但是属于有意或无意的“错引”。他在这句话后面引用了Rouse的论文：“此后美国的Rouse等人也证实在相当部分的敏感菌株中发现有R463L的变异”，但是这并非Rouse这篇论文的研究内容。张文宏后来发表在《中华传染病杂志》的论文也引用了Rouse的这篇论文，但是只是声称采用了该论文检测氧化氢酶活性的方法。可见，张文宏知道Rouse这篇论文，但只是在无关紧要甚至错误的地方引用，却把Rouse论文的结果当作自己的发现，所以这是故意剽窃。

证明张文宏故意剽窃Rouse论文结果的另一个证据是，张文宏在综述部分几乎全文照抄黄海南的综述文章，却删掉了黄海南文章中介绍Rouse这篇论文结果的这句话：“应用位点直接诱变技术[14]来改变野生型katG基因中13个密码子，对这些部位发生突变的意义进行评价，结果13个密码子中的9个出现点突变时，能引起耐药变异，并且过氧化氢-过氧化物酶活性与INH耐药呈负相关。”显然，张文宏怕人知道他只是在重复Rouse论文的结果，才在全文照抄时特地删掉这句话。

值得注意的是，Rouse论文的第三作者是当时在FDA分支杆菌实验室工作的李忠明，他是张文宏博士论文的两名指导老师之一。张文宏在论文致谢部分感谢李忠明的“详尽指导”，在论文中三次感谢李忠明提供了实验材料。李忠明是FDA普通职员，并无担任博士生导师的资质，他能成为张文宏的博士导师，很显然，是李忠明指导张文宏剽窃了FDA实验室刚发表的论文作为博士论文研究课题，并利用在FDA实验室工作之便向他提供了必要的实验材料。所以这是跨国剽窃。（李忠明已于2003年3月回上海创业）

总之，张文宏博士学位论文不仅综述部分全盘抄袭，而且正文主体部分缺乏原创、剽窃他人成果，是完全不合格的博士学位论文。如果靠抄袭、剽窃得来的博士学位不予撤销，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应解散，复旦大学博士学位也会变得分文不值。

方舟子（真名方是民）

2021.8.19

中国政法大学马怀德校长台鉴：

近日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党支部书记张文宏被发现其博士学位论文综述部分存在严重抄袭，贵校商学院教授、学术委员会主席杨帆为其辩护称：

“查处抄袭我可是专家，……如果只是引用几千字的综述，如果有脚注和参考文献就没有任何问题；如果没有，最多就是引证不规范，无所谓的。有人现在要批判张文宏，自有政治目的，又去搞人家的论文干什么，下三滥手段不行的！”

学术委员会作为高校处理学术规范问题的机构，其主席对抄袭问题有如此糊涂的看法，悍然声称综述无所谓抄袭，令人惊讶。

首先，虽然综述是引用别人的成果，但也必须用自己的语言做复述，如果是照抄原文必须用引号表明是直接引用，否则即使注明出处，也是抄袭。如果说二十年前中国学术界对这个问题有不那么清楚的认识，普遍存在“引用不规范”的问题，那么现在也早已有了共识：即使注明了引用也不能照抄原文。

其次，张文宏的问题根本不是上述的“引用不规范”，而是拿着两篇别人的综述从头到尾照抄，抄了七千多字，就当成自己的综述。这种做法即使在20年前、甚至在200年前，也铁定会被认为是抄袭，而且是极其严重的抄袭，在任何还要点脸的大学都不会认为可以接受。张文宏之所以当时能蒙混过关，是因为他抄袭的是两篇较偏僻的文献，而且没有将它们列为参考文献，当时也没有软件可查重，难以被发现。

如果杨帆只是一个普通教师，那么他对抄袭的错误认识影响的只是他的学生。但是他是主管学术规范问题的商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影响的是整个商学院的学生。不知由于他的错误认识，放过了多少篇抄袭来的毕业论文？

因此，建议贵校立即罢免杨帆的商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委员之职，并责成其接受学术规范教育，不妨先去学学我写于2007年的长篇文章《如何避免学术不端行为》（发表于《中国青年报》2007年2月14日）。

如果贵校继续让杨帆这个完全不合格的“查处抄袭专家”担任商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那么我们以后遇到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的毕业生，难免要怀疑他们没有受过恰当的学术规范教育，毕业论文是不是抄来的？

方舟子

2021.8.17.

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

贵校1997级博士生张文宏（现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党支部书记）写于2000年的博士学位论文《结核分支杆菌katG基因突变与其耐异烟肼机制的系列研究》存在严重的抄袭。查重结果，该论文涉嫌抄袭比例高达34.8%。其综述部分几乎逐字逐句全盘照抄如下两篇他人综述：

1998年发表在《中国防痨杂志》上的《结核分支杆菌异烟肼耐药性的基因研究进展》，作者：王晓川，韩清韶，梁标

1998年发表在《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上的《KatG基因的分子生物学与结核分支杆菌异烟肼耐药》，作者：黄海南，韩金祥

而且没有在参考文献中列入这两篇综述，显然是刻意隐瞒，有意造假。

张文宏本科是临床医学，硕士是中西医结合专业，没有从事分子生物学研究所需的专业资质；其用三年时间一面当医生一面在职读博士也不可能完成这么完整的分子生物学研究。因此，该论文实验部分极不可能是他本人所做，可能是侵吞他人研究成果或购买论文，应对其论文的实验结果部分也做调查。

即使只是看该论文的抄袭情形，也是极其严重和罕见的，足以说明这是完全不合格的博士学位论文，应撤销张文宏的博士学位。

如果贵委员会对如此明显的严重抄袭视而不见，那么不过再次表明贵委员会不是处理而是包庇学术不端的机构，应该解散。

方舟子（真名方是民）

2021.8.16.

网上流传着一个叫王庆炜的人在微信聊天群的发言截图。王庆炜说他在40多年前就已经在广州医科大学工作了，当时学校比较小，所以发生了什么事大家都知道。在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香港有一个富豪想捐一大笔钱给广州支持医疗事业。当时钟南山当所长的广州医科大学呼吸研究所是广州市政府重点扶持的对象，所以市政府就把这位香港富豪介绍给了这个研究所。这位富豪什么也不懂，让钟南山去买从国外进口的医疗设备，找他报销就可以了。那个时候钟南山经济头脑要比其他的知识分子灵活多了，让他本来在家赋闲的老婆成立了一家公司，专门从国外进口医疗设备，再转卖给呼吸研究所，这样从中就能够捞一笔钱。九十年代末有一场叫做“说清楚”的小运动，让群众举报领导的经济问题，钟南山的经济问题被群众举报了，做了三次检查都过不了关。上级准备要处理他的时候，已经是2003年，刚好发生了萨斯，钟南山一下子变成了英雄，当然就没有人敢再处理他了。钟南山出名了以后，身边围了一大群的商人给他钱，他开的是奔驰车。但是，一旦有记者采访，他就把记者带到以前学校分给他的一个破房子，冒充他现在还在住，在那里接受采访，表现得非常清贫，很会演戏。

以上是王庆炜在聊天群的发言截图的内容。很多人见到网上流传的截图的第一反应是，会不会是PS的？我查过了，王庆炜的确是在一个聊天群里说了这么一番话，我有那个聊天群的聊天记录，可以肯定截图是真的。

那么，王庆炜究竟是什么来路？他怎么会知道钟南山的底细呢？我也去查了一下。王庆炜是在香港出生的，后来到广州医科大学（那时候叫广州医学院）上学，这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事，他应该是工农兵学员。他毕业后留校当老师，后来去了香港，成了书法家，现在的身份是香港书法协会副会长。他现在人在香港，所以敢说钟南山的坏话。如果人在大陆，敢这么说就很可能会被抓起来，判一个“寻衅滋事”。几个月前就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有人在网上骂了钟南山一句，就被派出所抓了。在香港相对来说还是安全了一点的，钟南山的地位毕竟还没有重要到“你敢在香港说我坏话我就把你想方设法地抓回内地处理”的地步。

可见，王庆炜的确与钟南山共事过，有可能知道钟南山的底细。还有广州医科大学其他的人向我反映、作证，钟南山这些事当时在广州医科大学是很多人知道的，不是王庆炜一个人的孤证，是有旁证的，不是谣言。

有人可能会说，即使这些事是真的，那也是属于历史问题，人无完人，不能揪着一个人的历史问题，而且是三四十年前的问题不放。如果一个人有历史问题后来改了，不再那么干了，我们当然没必要再纠缠着他的历史问题不放。但钟南山不是的。萨斯疫情以后他成了英雄，历史问题不被上级领导追究了，但他还是跟以前一样，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捞钱，为各种各样真真假假的产品站台，我以前批过很多次了。我以前批他时追溯历史也只是追溯到萨斯期间，现在可以把他见不得人的历史一直追溯到萨斯之前，从八、九十年代起。这么多年了他一直就是这样，说明他的各种捞钱的做法是几十年一脉相承的，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本质。

有人可能觉得奇怪，钟南山现在变成了抗疫的大英雄，荣获“共和国勋章”，领导会不知道钟南山的这些历史问题吗？当然知道了，当时不都查过了，钟南山不是还差点儿就过不了关吗？知道的话为什么还要树立这样的一个英雄榜样，还要授予他共和国勋章呢？这有两种可能性：第一，这些领导可能本身也不干净，觉得经济问题不算什么问题，钟南山贪的那些钱不算什么，跟他们比起来那是小事一桩，不算是什么大问题。第二，恰恰是因为知道钟南山的历史是不清不白的，所以才要树立这样一个榜样。有历史问题就更容易被控制，会听话，不敢去说领导不喜欢听的话。如果有历史问题还敢不听话，敢乱说话，那么就有把柄可抓，到时候就会把这些历史问题都揪出来。这种事发生过很多很多次了，某一个人因为大胆敢言，或者因为别的什么事落马了，那么几十年前的经济问题就都给翻出来了，比如说任志强。

2020.10.25.

今年除夕半夜、初一凌晨，武汉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花市异常地火爆，花店的门口市民们纷纷排起长队要购买鲜花，这是武汉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情况。官方媒体对此的解释是：第一，今年是牛年，武汉人买鲜花布置、装饰住宅，表示要“牛气冲天”；第二，去年春节期间由于疫情武汉人没法买鲜花，今年春节就报复性地消费，大量地购买鲜花。

这种说法很难经得起推敲。如果是买花到家里布置、装饰，用不着半夜三更排长队去购买，完全可以在白天、人少的时候去买。那么为什么会在除夕、初一半夜三更去购买鲜花呢？武汉的网友有另外一个说法。他们说武汉有一个风俗，如果有哪一户人家在过去的一年有亲人死了，那么亲朋好友们就会赶在初一早晨到他家祭奠，叫做烧清香。祭奠要带菊花过去，大家到花店主要就是买菊花，导致武汉菊花大涨价、脱销。而且，还导致了武汉在初一凌晨大堵车，车里都载着一个花篮，都是要到亲朋好友家祭拜的。

武汉网友的说法要比官方的说法更可靠、更合理。但是为什么以前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今年才出现了？那是因为去年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武汉多死了很多人，才导致今年为了烧清香菊花脱销、花市排长队、半夜三更交通大堵塞。但是，这个说法还是让人困惑。武汉是一个一千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如果按年死亡率6～7‰算，武汉每年都会有六、七万人死亡。而根据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去年武汉因为新冠死亡的人数只有3800人，只是正常死亡人数的一个零头。正常的情况本来有六、七万人死亡，多死了三千多人，是不会一下子导致菊花供不应求、交通堵塞的，因为差别很小。出现了这种奇怪的现象，说明去年武汉多死的人数肯定不止三千多人，而是要多得多。有可能多死了好几万人，才一下子会让鲜花供不应求、交通大堵塞。

武汉去年因为新冠死亡的统计人数肯定是大大地低估了，存在着大量的少报、漏报。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原因是，当时武汉的医疗系统崩溃了，很多人被新冠病毒感染以后病得很重也没法上医院，最后就死在家里了。这些人因为一直就没有确诊被新冠病毒感染，当然就不会被统计在新冠死亡病例里。

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对统计新冠死亡有自己特殊的标准，跟国际标准是不一样的。如果一个人被新冠感染了，但是死于并发症，那么在中国是不算是因为新冠死亡的。我举一个例子。这次沈阳疫情的“一号病人”尹老太在1月30日已经去世了。她被新冠感染后送去住院，死在了医院。但是，中国公布的关于新冠疫情的数据，沈阳的死亡病例还是0，没有把这位著名的沈阳“一号病人”统计进去。为什么不统计呢？专家是这样解释的：尹老太虽然是被新冠病毒感染住院的，但是她在去世之前做过核酸检测，是阴性，说明她体内已经没有新冠病毒，已经被治好了。只不过因为她有基础病，是由于并发症死亡的，所以就不把她算成是新冠死亡病例了。

这个解释是很可笑的。尹老太是因为新冠病毒感染送去住院的，病情越来越恶化，一直没有出院，最后不治身亡。虽然死之前体内没有病毒了，不等于病就被治好了。病了一段时间以后，免疫系统调动起来了，是有可能把体内的病毒消灭掉的，但是病还没好。有时候免疫系统被调动起来反而会加重了病情。而且，被感染以后，原有基础病的病情会进一步地恶化。所以，她的死亡跟被新冠感染有直接的关系，这种情况在国外都是算成新冠死亡病例的。

但是，中国不只对新冠，对别的传染病，历来就不把并发症的死亡归为是因为传染病死亡。美国每年有好几万人因为流感死亡，但是根据中国疾控中心的统计资料，中国每年也就那么几十个人、100多个人死于流感。怎么跟美国差别这么大呢？不是因为中国人有特殊的身体，对流感有特别强的抵抗能力，而是因为流感的死亡往往是因为并发症引起的，按国际标准属于流感死亡，但中国就不算。

中国不仅对死亡病例的统计有自己的中国特色的标准，对新冠确诊病例的统计也有自己的一套标准，跟国际标准也是不一样的。按照国际标准，如果你做了核酸检测发现是阳性，那么不管你有没有症状，你都属于新冠的确诊病例。但在中国就不一定，即使核酸检测阳性，没有症状就不算确诊。以前是根本不统计这种情况，后来多了一个分类，叫做无症状感染者，但是也不算在确诊病例里。甚至，即使核酸检测阳性而且有症状，也不一定归为确诊病例，而是还要由专家做诊断，看这些症状符不符合国家标准，再决定要不要算新冠确诊病例。我举一个例子。今年年初网易北京园区的一个员工被新冠病毒感染了，核酸检测阳性，而且有发烧症状。但是，专家一开始不认为他属于确诊病例。一直过了两天，他才算是确诊了，被算到确诊病例了。

所以，中国关于新冠的统计材料，不管是死亡的病例还是确诊的病例，都是大大地偏少的，用自己的标准把它给压低了，都是靠不住的。

去年武汉多死了很多人，除了一部分是因为新冠直接引起的死亡，还有一部分是由于防疫的措施或者受疫情影响导致的间接死亡，不是因为得了新冠死的，而是因为别的原因死的。比如说，由于整个医疗系统崩溃，由于封城，或者由于医院停止接收其他的病人——当时很多武汉的医院只接收新冠病人，把其他的病人都给赶走了，甚至住院的病人也都赶回家去了，导致其他疾病的病人没能得到治疗而死：癌症患者没能定期去做化疗，提前死亡了；肾衰竭患者没能定期做肾透析，死亡了；心脏病病人心脏病发作的时候没有得到及时的抢救，也死亡了……像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我知道的就有不少。究竟有多少人因此死亡？我们不知道。这种次生的死亡没有人去统计，即使有统计也不会公布。甚至连新冠病人在武汉究竟死了多少，我们也是没法知道的，公布出来的那三千多个人肯定是不准确的。这些都是属于国家秘密，也许以后也没法知道。说一个人死得无价值有一个说法，死了只是成为统计数字。中国有比这惨的，死了连统计数字都不是。

但是，我们能够知道的是，武汉在去年一定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多死了很多人，肯定不会只是官方公布的那三千多个人。在现在一片歌舞升平的时候，在现在开始大量地宣传中国的防疫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多么成功的时候，我们要长一点记性，千万不要忘记武汉曾经经历过的苦难。而且，这些苦难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造成的，是人祸。

2021.2.13.

《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为了替中国政府不发疫情救济金辩护，提出了一个新的经济学理论。他说，现在有的国家给每一个人都发钱，这是哄大家的，实际上都发钱就基本上等于不发钱。这个“有等于没有”的辩证经济学受到了很多人的嘲笑，胡锡进为此写了一篇文章为自己辩护。

胡锡进说，美国之所以给每个人都发钱，是有美国的特殊的国情的，是由它的大选的政治环境影响的。实际上，美国第一次发钱是去年三月份，那时候距离十一月的大选还远着呢，跟大选没有什么关系。美国第二次发钱是去年十二月，那时候选举已经选完，跟大选的政治环境更没有关系。现在美国要第三次发钱，当然跟大选更没啥关系。

胡锡进还说，美元实际上是世界货币，所以美国发的这些钱最终是要由全世界来买单的。意思就是，美国还会想方设法把这个钱从其他国家那里捞回来，像很多人设想的会多印美元。美国这一次发钱并不是靠多印美元来解决的，而是把税退了一部分，相当于返税。这样做的结果会增加财政赤字。所以去年美国的财政赤字创了记录，国债也就跟着增加，已经超过美国的GDP了。这是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国债第一次超过GDP。如果按照胡锡进的说法，美国这么容易把发出去的钱从其他的国家那里捞回来，它干嘛不早这么做呢？干嘛不早一点把钱捞过来填国债的窟窿呢？

对于胡锡进强调美国国情、把它作为美国给所有人都发钱的理由，举其他国家的例子很简单地就可以反驳。全世界由于新冠疫情给全民发钱的并不是只有美国，也有别的国家同样给全民发钱新加坡，给每个人发了600新币；我国香港，给每一个人发了1万港币；日本给每个人发了10万日元；韩国给每个人发了100万韩币……能说这些国家都面临选举吗？都是出于大选的需要吗？新币、港币、日元、韩币难道都是世界货币？它们都能够把发出去的钱从其他国家那里捞回来？所以，只要举出这些例子就可以反驳胡锡进的谬论了。

胡锡进还为中国不发钱想到了理由，说是中国有自己的国情。给每个人都发1000块钱，那就需要有1.4万亿元，中国财政没有这个能力。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的经济实体，居然连1.4万亿元都拿不出来，这太说不过去了。每年年底，中国政府都要给每个公务员发几万块钱的年终奖金，算起来也应该有上万亿元了吧？怎么这时不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财政负担呢？

胡锡进还说，中国有比给所有人发钱更好的办法，因为中国有非常强大的组织网络，可以精准地扶贫。去年中国已经宣布消灭贫困人口了，怎么胡锡进还在说扶贫？说漏嘴了吧。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说的不是平时的扶贫、帮助困难户。即使中国有强大的组织网络，即使中国平时扶贫、帮困搞得不错，也跟问题无关。我们说的是，中国有没有替那些受到疫情影响、导致生活困难的人额外地做什么？

我指的是全国性的措施，不是某一个个别地方、个别城市采取的措施，像杭州给农民工发红包什么。比如说，有很多人因为受疫情的影响失业了，有没有给他们什么额外的帮助？有人说，失业了现在在中国可领失业金。且不说在中国领失业金有多么地困难，我们现在说的不是这种平常的失业救济，我们说的是，政府在疫情期间对这些失业的人额外做了什么？美国不只是全民发钱，那些失业的人，他们除了像平时那样能够领失业救济以外，还额外能获得失业补助。而且，失业补助要比他们领的失业救济还要多。美国失业救济各个州不一样，平均来说大概一周能领到300多美元。美国第一次因为新冠疫情发钱，额外地给失业的人每周600美元，可以领四个月。第二次发钱少了一些，是额外再给失业的人每周300美元，可以领三个月。我们指的就是这种额外的帮助，而不是平时就有的帮助。

胡锡进还说，中国政府发了消费券了，这比发钱更有效。其实消费券还不是每个人都有的，要去抢的，而且也不是很多。更关键的是，发消费券跟超市、商场发优惠券给商业打折实际上性质是一样的，都是要诱惑人来消费。要自己先掏钱，而且掏的钱要比拿来的消费券多得多。即使这算是有一点福利的话，也是那些有消费能力的人才用得上。对于那些受新冠影响丢了工作、连饭都吃不饱的人，给他这种消费券有什么用？能够拿它去缴房租吗？能够拿它去缴水电费吗？不行的。所以，这根本就不是一种救济，最多可以说是刺激消费，而且效果是很有限的。就像商场给优惠券、折扣、返券一样，意义都不是很大，基本上就是在骗人。

胡锡进说，不管怎么样，中国的做法要比美国的穷人给1000块钱、富人也给1000块钱；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给2000块钱、比尔·盖茨也给2000块钱要公平得多。意思就是，等额的发钱是不公平的，富人跟穷人得的钱是一样的。胡锡进这么说，表现出他实际上对美国怎么发钱是不了解的。我们说美国给全民发钱，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拿到钱，大概只有百分之九十几的人能够拿到钱，那些富豪是拿不到钱的，比尔·盖茨根本别想拿到钱。发的钱针对的是低收入和中产阶层，他们的收入会受到疫情的影响，而富豪不会受影响，即使受影响也影响不到他们的生活，是不会给他们发钱的。

美国发钱是这样的：去年三月第一次发钱，如果个人的年收入低于75000美元，或者夫妻两个人联合报的年收入在150000美元以下，那么每个人可以拿到1200美元，小孩可以拿到500美元。但是，如果收入超过这个数，那么能拿到的钱就要减了，收入每超过100美元，就要少拿5美元。这样逐步地减，减到个人的收入达到98000美元就拿不到钱了。或者夫妻两个人的共同收入达到19万也拿不到钱了。所以，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拿到钱的。第二次发钱更少一点，如果个人的年收入没有超过75000，或者是夫妻共同的收入没有超过150,000美元，那么每个人（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发600美元。现在第三次要发的，是每个人发1400美元。但是按照拜登提出的计划，也是限于个人的年收入没有超过75000、夫妻共同收入没有超过150000的。

胡锡进当的是《环球时报》总编，《环球时报》号称是报道国际新闻、做国际评论的报纸。作为这样一家报纸的总编，在抨击美国发钱这件事的时候，居然连美国究竟是怎么发钱的都没搞清楚，只是乱批。这没有表现出新闻专业素质。当然，我们去跟《环球时报》这种宣传工具谈什么新闻专业素质未免太高看了他们。胡锡进的嘴实际上是不属于他自己的，而是属于中国政府的。只要是中国政府做的事，胡锡进都认为是对的，都要替它辩护，不管找出来的理由多么荒唐，不管说的有没有事实依据。现在中国政府没有给大家发钱，胡锡进就要说不发钱对，发钱不对。要是哪一天中国政府突然改主意了，要给大家都发钱来收买人心，那个时候胡锡进肯定就换了另外一副嘴脸，要说发钱多么地正确了。胡锡进给自己的视频节目起名叫做“胡侃”，起得真是很有自知之明，因为他说的所有这些话就是一派胡言。

这几天贾平凹的女儿贾浅浅的诗在网上很火。这些诗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跟她的名字一样，很浅，写一句大白话，敲一下回车键就变成诗了。这种写诗方法并不是她发明的。有一个叫赵丽华的官太太现在在网上推销各种各样骗人的假货，但她曾经也写过一段时间的“诗”，写诗的方式就是大白话敲回车键。当时在网上很出名，被叫做“梨花体”。贾浅浅的诗还有一个特点，是赵丽华的“诗”没有的，还写了屎、尿这类不雅的内容。这两者结合起来，她在网上就火了，很多人在批她、骂她、笑她。

在这之前，贾浅浅出过诗集，得过奖，参加过《诗刊》的青春诗会，有很多诗人、评论家吹捧她的诗写得多么多么好。这次也有一些诗人、评论家跳出来替她辩护。我看了一下他们辩护的理由，主要有两条。第一条理由是，贾浅浅的这些“诗”就是诗，写得很不错，你们觉得它们不像诗，那是因为你们不懂现代派的诗。第二条理由是，贾浅浅的诗其实绝大部分都是正常水平，当然也会写一些烂诗，不能拿这么几首烂诗以偏概全，一概否定。贾浅浅也说，有人拿我写得最差的诗来攻击我。一派说她这些诗不是烂诗，是好诗；一派说她这些诗是烂诗，是最差的诗，但是不能以偏概全拿它们来打击她。这两派“护花使者”是不是应该先自己去打一架，争一争这些诗究竟是好诗还是烂诗？

这些诗当然是烂诗，甚至可以说连烂诗都算不上，因为作为烂诗，首先必须是诗，她写的这些玩意儿连诗都算不上。现代派的诗也有写令人恶心的内容的，例如《恶之花》里面就有。但是，人家写的还是诗，跟贾浅浅的连诗都算不上的、没有任何诗意诗味、就是大白话里面掺杂一些令人恶心的内容的，完全就不是一回事。所以，别想来吓唬人，说批评者是外行、不懂诗。吓唬别人也许可以，吓唬我没用。我以前也是写诗的，写过好多年的诗，发表过不少的诗作，只不过以后不写了。我对现代诗的各种各样的流派都了解，这些诗人、评论家想对我摆“内行”、“专业”的谱，是没用的。我可以说，不管是按什么样的标准，贾浅浅的这些“诗”都算不上诗。

贾浅浅写过很多诗，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我看了一下那些维护她的人摆出来的她的几首所谓水平比较正常的诗，是能够算得上是诗的，虽然写得也不是很好，算不上多么好的诗。所以，她并非都是写那种算不上诗的东西。一个诗人的作品的水平参差不齐很正常，有的写得很好，有的写得比较平庸，有的写得比较差，特别是不同时期的作品，水平差别可能就会比较大。有些诗人晚年写的东西没法看，也算不上诗。最著名的就是郭沫若晚年写的那些东西。郭沫若写那种不算诗的诗，喊喊口号，也许还有政治的原因。有一些诗人不是因为政治原因，也会出现到了晚年写出来的诗不像诗。台湾有一个很著名的诗人叫纪弦，年轻的时候诗写得很好，后来到美国，我看过他到美国以后写的那些诗，完全不像诗。还有北岛，年轻的时候写的诗也是非常好的。他有一段时间不写了，出国以后为了继续当诗人，只好重新写诗，写出来的东西就没法看了。所以，不同时期诗人的作品水平可能会天差地别。

但是，同一时期的作品是不应该水平差别很大的。今天写了一首好诗，明天写了一首连诗都算不上的、烂得不能再烂的诗，这种情况是不太可能发生的。恰恰是那些写得比较差的作品，更能反映出一个人的真实的写作水平。就像韩寒，他的博客文章里头有一些是写他赛车、个人生活的，一看就是一个根本不会写作的人写的，文笔烂得不能再烂，跟他那些时评文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些时评文章不管写得好不好，至少看上去是一个会写作文的人写的。这就让人怀疑，那些时评文章是由别人代写的。同样，贾浅浅的诗，有的像诗，有的完全不像诗，这也让人很疑惑。而且，她居然把那么烂的、连诗都算不上的东西也拿出来发表，这说明她根本就不懂诗，不知道这些东西算不上诗。这就让人怀疑，她那些能够算得上诗的诗究竟是怎么写出来的？是不是她自己写的？

维护贾浅浅的人说，贾浅浅最大的错误就是因为她是贾平凹的女儿，如果她不是贾平凹的女儿，她写的东西再烂也不会引起注意。但是，反过来，如果贾浅浅不是贾平凹的女儿，她写得这么烂的诗也不可能发表出来，她写的那些像诗的诗也不会有那么多的人去吹捧它。那些像诗的诗其实也很平庸，并不是好得不得了的，让人一看拍案叫绝，主动写文章称赞的。她需要组织人来吹捧她，曾经有一期的刊物集中发表了好几个评论家专门吹捧她的诗的文章。如果不是贾平凹的女儿，怎么可能做得到呢？

贾浅浅实际上一直在吃他爹的老本，也就是所谓“啃爹”。她的回忆文章提到，她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她爹打电话给编辑部要他们发的。贾浅浅大学上的是西北大学中文系，我不知道是不是跟她爹有关，但是她大学毕业以后找的工作肯定是跟她爹有关的，因为她毕业以后到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中文学院当老师，而她爹当时是这个学院的院长。她在这个中文学院干了几年以后跳槽去了西北大学，因为西北大学建了贾平凹研究中心，后来又建了贾平凹博物馆，所以她就到那里当老师了。

贾浅浅不管是在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还是在西北大学，主要工作都是研究她爹，发了好几篇研究她爹的论文。而且，她还通过研究她爹获得硕士学位，其学位论文就是研究她爹的。她还申请到了一个课题经费，也是研究她爹的。她研究她爹还不是研究她爹出名的小说，而是主要研究她爹的书画。

我很早以前就知道贾平凹在卖书法。有一年我去西安，朋友带我逛街，刚好路过一家专门卖贾平凹书法的店铺，我就进去参观了一下。卖得很贵，但我看了一下他的字，觉得不怎么样，只能说是比崔永元的字要好一些吧。他的字人家会去买，不是因为他写得多么地好，而是因为他有名，买他的名字而已。这种根本没有入门的书法有什么研究的价值呢？

我以前不知道贾平凹居然会画画，由于最近这个事件我才知道贾平凹还在卖他的画。看了网上有人晒他的画，不就是以前男厕所里头经常看到的画在墙壁上的那种淫画吗？突出男子生殖器的淫画，倒是很有废都特色。但是那也就是厕所的“壁画”的水平，完全没有一点艺术性。这种书法、绘画作品，除了他女儿，谁好意思去研究？她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推销贾平凹的书画，因为现在贾平凹主要的赚钱方式就是卖书画。

作为女儿，对父亲的作品有什么感想当然可以写了，这是她的自由。但是，不应该把这作为一项学术研究去发论文，甚至靠它来获得硕士学位。做学术研究有一条基本原则，那就是要做到客观、中立。女儿研究父亲，怎么可能做到不偏不倚呢？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就不应该做这方面的学术研究。

但是，中国的教育界、学术界整个乱套了，连基本的原则都不讲。不仅有女儿研究父亲的，还有自己研究自己的。前几年游泳运动员孙杨从苏州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其学位论文就是研究自己能够获得奥运会冠军的游泳技术的分析。还有研究自己的导师、甚至研究自己师娘的。中国科学院有一个姓徐的研究员，发表过好几篇论文，研究他的导师的“崇高感”和他的师娘的“优美感”，不停地称赞师娘“美丽如花”，把自己对师娘的单相思都写到论文里发表。这不仅是搞笑，而且是腐败，是深深的腐败。

2021.2.5.

茅台酒最著名的荣誉是获得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金奖。茅台集团官网列举的茅台酒获得的种种荣誉当中排第一位的，就是在1915年获得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金奖。茅台酒厂还编了一个故事，说当年茅台酒去参加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因为包装很土气，没有引起评委的注意，一开始没有获奖。工作人员急中生智，假装失手把一罐茅台酒摔碎了，酒香四溢，吸引评委们过来品尝，都赞不绝口，给茅台酒补发了一个金奖，而且把茅台酒评为世界名酒第二，仅次于白兰地。

这个故事完全是编出来骗人的。那次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是为了纪念巴拿马运河开通，在旧金山举行的。万国博览会现在叫世博会，那是中国第一次正式参加世博会。那次的博览会并没有给具体的产品颁奖，也就不存在专门给酒评名次。奖是颁发给参展机构的，政府部门、商会、公司、工厂等等。那次的博览会评奖分成六等，一等是最高奖，颁发给大奖章，二等颁发给荣誉奖章，三等是金奖，四等是银奖，五等是铜奖，六等是口头表扬。

酒没有分开来评，而是跟农产品放在一起评。发奖分成好几大类，其中有一类是农产品，酒就包括在农产品里头。中国在农产品这一类有好多个机构都获得了最高奖，也就是大奖章。像中国农商部（类似于现在的农业部）就获了大奖章。还有好几个省的政府也都获得了大奖章，其中包括贵州省政府。但是贵州省政府送的农产品里头并没有茅台酒，有蓖麻油、药材、燕麦，但是没有酒。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贵州省政府并没有把茅台酒当一回事，没送去参展。

中国只有一家酒厂获得了农产品大奖章，那就是山东张裕酒厂，生产的是洋酒——葡萄酒、白兰地。山西省政府也获得了农产品大奖章，它参展的农产品只有汾酒一种。所以可以说汾酒也获得了大奖章。中国酒厂有两家获得了二等的荣誉奖章，这两家酒厂现在都已经不存在了。还有19家酒厂获得了三等的金奖，但是里面没有贵州的酒厂，而且这19家酒厂现在也都不存在了。有16家酒厂获得了四等的银奖，他们现在也都不存在了，里面也没有贵州的酒厂。

跟茅台酒能扯上关系的，是贵州公署获得了农产品的银奖，它参展的产品只有一个：酒。根据现在能查到的资料，当时贵州公署送的酒是由两家茅台酒的酒厂送的。所以，勉强可以说茅台酒得了奖，但是得的是第四等的银奖，跟获得一等奖的张裕葡萄酒、汾酒比，中间还差了二等、三等。而且二等、三等里面还有30多家酒厂。茅台酒得一个四等的银奖有什么可吹的？

除了茅台酒，现在也有别的名酒号称自己获得了巴拿马博览会的金奖，都是骗人的，而且比茅台更骗人，茅台好歹还得过一个银奖，那些名酒连什么奖都没有得到，因为当年中国得了奖的那些酒，除了张裕葡萄酒、汾酒和茅台酒，都已经不存在了。其实这种博览会发奖发得很滥，以友谊、鼓励为主，并不能作为产品质量或国际名声的证明。中国当年获得了一千多个奖呢，除了酒，也没见有别的产品吹嘘自己获得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国际上也没见有哪种产品到现在还在吹嘘得过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大奖。

茅台酒还喜欢伪造革命历史。他们喜欢说一个故事，当年红军长征经过贵州，到了茅台镇，当地的酒厂送茅台酒给红军，还用它来疗伤。据说当时红军贴了布告专门保护茅台酒酒厂，而且这个布告还作为文物保留下来，央视有一个介绍茅台酒的节目播出了这个文物。但是那个布告一看就是用电脑的草书字体打印的，相同的字是一模一样的，比如说“切”总共出现了三次，都是一样的。用手书怎么可能写得一模一样？明显就是用电脑打印的。而且，那些字都是规范的简化字，还有现代用语，比如说“私营企业”，长征时代没有这种说法，而是当代的叫法。所以，这就是一个假文物。

茅台酒厂还喜欢说，当年开国大典举办国宴，茅台酒是指定用酒，所以被叫做“国酒”。但是根据当时组织、参加国宴的人的回忆，用的白酒不是茅台酒，而是汾酒。虽然现在茅台酒的名气盖过了汾酒，但是在以前汾酒就是公认的中国最好的白酒。

茅台酒厂除了编造历史，还反科学，编出健康方面的谎言来骗人。他们最喜欢说的一个健康谎言是，喝茅台酒能够“护肝”。众所周知，喝酒喝多了是会伤肝的，会导致脂肪肝、肝硬化甚至肝癌。但是，茅台酒厂的人说，喝茅台酒不仅不会伤肝，反而会护肝，能够预防肝癌。他们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已经开始做这种虚假的宣传了，号称茅台酒厂的员工因为经常喝茅台酒，没有一个得肝癌的。没有人做过调查，是不是历年来茅台酒厂的员工真的没有人得肝癌？他们可能觉得老是这么空口无凭地吹嘘也不好，就想到了一招，要从科学上证明喝茅台酒能够护肝，找贵州医科大学的科研人员做研究，而且还把研究结果拿到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一开始贵州医科大学的人拉了上海的科研人员一起做研究，发了两篇论文，被发现数据造假，上海的科研人员不认，声称当时合作做的实验结果是负面的，并不能证明茅台酒能够护肝，论文发出来以后才发现数据被窜改了，变成了证明能够护肝了。这是十几年前的事。后来贵州医科大学就单干了，一篇一篇地发论文证明茅台酒能护肝。

既然以前有造假的前科，发再多的论文我们也要怀疑，这些论文是怎么写出来的，是不是也是造假？而且，他们做了这么多年的研究，发了这么多的论文，用了各种各样的指标，各种各样的实验材料，都证明喝茅台能够护肝。实际上就是先入为主，为了证明喝茅台能够护肝，不停地找各种各样的证据。如果这些实验是真的，他们证明的岂不是说茅台酒对肝功能的保护是全方位的、多方面的，那不变成一种神药了吗？他们做的这些研究都是体外实验或动物实验。往癌细胞加一点茅台酒，把它杀死了，就认为喝茅台酒能够杀死肝癌细胞。或者是做一个老鼠的实验。体外实验、动物实验是不能证明喝了以后真的能够保护肝功能的，因为体内和体外、人和老鼠都不是一回事。

退一步说，即使茅台酒里头真的含有某一种神秘的物质能够护肝，那也是极其微量的。茅台酒不管怎么样主要的成分是水和酒精，其他的各种所谓的活性成分都是含量少得可怜的。即使含有某一种神秘的物质能够护肝，那么也要喝很多茅台酒才能够起到作用。但是，虽然适量地喝一点点酒对身体也许有好处，例如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但是酒喝多了，就有各种各样的坏处，比如说，反而能够增加心脏病、中风的风险。如果为了“护肝”喝大量的茅台酒，结果反而喝出了心脏病、中风，那不是得不偿失吗？

中国各种各样的名酒都喜欢吹牛，并不是说茅台酒才喜欢吹牛。但是，茅台酒是吹得最厉害的，可以说是牛皮之集大成。而且，茅台酒跟其他的名酒的吹牛还不一样，还吹嘘喝茅台酒能够护肝，这种牛皮非常害人。

2021.2.21.

中国工程院今年又要选院士了，其中有一个候选人引起了大家的注意，那就是贵州茅台集团的总工程师。很多人都想起，大约十年前有一个“烟草院士”，中国烟草总公司的研究员谢剑平。他是被评上院士以后才引起了大家的注意的，有一些院士还联名要求重新审核谢剑平的院士资格。后来不了了之。一个人一旦评上了院士，要把他弄下去那是极为困难的，除非他犯了什么罪。茅台集团的院士候选人因为现在还只是一个候选人，大家这么轮番地抨击一番，她还真有可能就选不上了，跟“烟草院士”不太一样。“烟草院士”如果是在选上之前被发现的，有可能选不上。

“酒院士”和“烟院士”还不完全是一回事。虽然俗话说“烟酒不分家”，但烟和酒不是一样的东西，烟是有百害无一利的，纯粹就是害人的东西，跟毒品类似。即使在烟草技术方面做出什么重大的贡献，也是不适合去当院士的。就像在制造毒品技术方面做出了什么重大的贡献，也不应该给弄一个“毒品院士”。但是酒是不一样的。酒如果适量地喝并没有什么危害，有一些研究还发现，适量饮酒对身体的某一些方面，比如说对预防心血管疾病可能还有好处。而且，酒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食品。烟以后有可能会被禁止，但是酒是不可能被禁止的。所以酿酒技术是很重要的一项食品技术。如果在酿酒技术方面做出了重大的发现，那么当工程院院士也未尝不可。

我们就来看一下茅台集团总工程师报上去的要选院士的那些科研成果，基本上分成这么三大类：一类是简单的分析方法、检测技术，最多也就是硕士研究生的水平，拿一个硕士学位还勉勉强强，要当院士的话学术份量肯定是不够的。还有一类属于参与、组织制定国家标准，这跟学术研究没有什么关系，是属于行业的一项工作。还有一项“成就”，这个总工程师培养了很多白酒勾调方面的人才，这跟学术也没关系，不能靠这个来当院士，如果她对白酒这个领域，特别是对他们茅台酒厂的工作、生产做出了什么重大贡献，那就让她当劳模好了。如果学术水平这么差的人也能评上院士，那么其他的酒厂呢？如果茅台总工能当院士，五粮液、剑南春、汾酒……各个著名酒厂的总工为什么不能也评一个院士呢？

除了“茅台院士”，今年还有一个院士候选人是“黄金院士”——山东黄金集团的董事长，要评的是管理学领域的院士。国企的高管、政府部门的高官去评工程院的院士不是现在才有的，自从20年前工程院开始设管理学领域的院士以来，就一直有高官、高管要去评院士，茅台集团总工的师傅、前董事长季克良以前就去评过管理学领域的院士，只不过没评上。但有的评上了。第一个评上的是原铁道部部长傅志寰，2001年的事。很多高官、高管跟着学，2003年的时候他们也都要去评院士。当时这个事就已经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媒体上有很多批评。

当时工程院的人出来辩护说，不能因为人家是官员、企业高管，就说他们没有评选院士的资格。当然谁都有评选院士的资格，但关键在于，评院士得有学术成就，不能因为当了高官、高管就可以去评院士。就拿评上院士的那个铁道部长的所谓的学术成果来说吧。他评院士最主要的学术成果是一句口号，叫做“客车要快跑，货车要重载。”就这么一个小学水平的“理论”，也能评上管理学方面的院士，这不反而反映出中国的管理学水平极差吗？

管理学当然是一门很重要的学问，但是作为管理学方面的院士，应该是在管理学方面做学术研究有突出贡献。这跟做领导、管理工作是两回事。不能说因为他是某一个部的部长，或是大型企业的高管，领导工作干得不错，所以就相当于管理学方面也很不错，就可以去当院士了。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是不是所有的高官、大企业的高管在落马之前也都可以给自己弄一个院士当当？

为什么高官、高管都很热衷于当院士呢？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原因是，中国的院士是终身制的，而高官、高管是要退休的。所以，他们就很喜欢在退休之前给自己弄一个院士当当，可以当到死的。像上面说的铁道部部长，就是在退休前给自己弄了个院士。还有一个原因，中国的院士权力很大，这跟外国的科学院院士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美国科学院院士，那只是一个荣誉而已，只是表彰在学术上做出了很大的成就，给予的一个荣誉称号。美国科学院的院士是没有额外的权力的。中国的院士就不一样了，一旦当上了院士，就可以占有很多的学术资源。很多国家项目是要由院士来当首席科学家的，就可以利用院士的地位搞到很多的科研经费。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院士是那个领域的学霸，很多的问题是要由他来拍板的。

这也是为什么茅台酒厂要推出一个院士的最主要的原因。茅台酒厂不缺钱。但是，如果他们的总工当了院士，那么在中国酒这个领域就由茅台说了算了，什么国家的项目都可以拿了，国家的标准都由它来拍板、制定了。如果有一个院士做招牌，茅台酒以后再做各种各样的虚假宣传，比如说吹嘘茅台酒里头含有1000多种微量元素，吹嘘喝茅台酒不仅不会得肝癌，反而能够预防得肝癌……那就显得更加权威了。

如果真的是让这种没有学术水平的、有很大的经济利益的人当上了院士，那么，中国的院士就更像是一个笑话了。当然，现在中国院士本来就已经是一个笑话了。茅台总工也许还很委屈，既然连造假的人都能当院士，凭什么造酒的人不能当院士呢？

2021.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