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博客

智利公布的新冠死亡率数据，显示出中国灭活疫苗不仅不能降低，反而增加了奥密克戎感染的死亡率。

我们先看一下美国新冠死亡率的变化作为对比。这里说的新冠死亡率指的是每周每10万人中因新冠死亡的人数，它随时间变化。美国数据清楚地表明，不管针对的是哪一种新冠变异，美国疫苗都能大幅度降低死亡率。在美国奥密克戎疫情期间，没接种疫苗、接种两针疫苗和接种三针疫苗的人群的死亡率都上升了，但是，跟没有接种疫苗的人相比，接种两针疫苗的人的死亡率还是低很多的。在最高峰时（1月15日），没接种疫苗的人死亡率是28.58，而接种两针疫苗的人死亡率是4.34，降低了85%。接种三针疫苗的人死亡率更低，只有1.29，降低了95%。这说明，即使只是接种了两针疫苗，对于奥密克戎变异还是能够有效地预防病死。

我们再来看智利的死亡率的变化，它跟其他发达国家是很不一样的。在以前的疫情（包括德尔塔）期间，智利接种了两针疫苗的人的死亡率还是下降的，虽然没有美国下降得多，大约下降了60～70%。但这还不是奇怪的地方。奇怪的是在遇到奥密克戎疫情后，接种两针疫苗的人的死亡率直线上升，而且一直上升到反超没打疫苗的人的死亡率。最高峰时打两针疫苗的死亡率是8.60，没打疫苗的人的死亡率是8.07，反超7%。之后没打疫苗的人的死亡率追上了一点，但在奥密克戎期间两条曲线基本重合，可以说二者的死亡率基本一致。

为什么智利打两针疫苗的人死亡率没有下降，跟美国的区别在哪？区别在于，智利打的疫苗跟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是不一样的。美国两针的疫苗打的都是信使RNA的疫苗（还有很少的一部分打强生疫苗，可以忽略不计）。但是智利是发达国家中唯一一个打中国的科兴疫苗的，在打两针疫苗的人当中有三分之二打的是科兴疫苗，还有三分之一打的是辉瑞疫苗。我们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数据可以推测，打辉瑞疫苗的那三分之一的人应该降低死亡率85%，但是，所有打两针的人合起来死亡率却没有变，合理的解释是，那三分之二打科兴疫苗的人的死亡率不降反升，抵消了三分之一打辉瑞疫苗的人降了85%的死亡率。简单地算一下可知，打两针的科兴疫苗反而增加了死亡率大约40%。

但是，智利打第三针疫苗的人的死亡率一直是下降的，即使是在奥密克戎疫情期间，死亡率还是降低了。那是因为智利的第三针主要打的是阿斯利康和辉瑞的疫苗。智利在去年八月份出台了一个政策，打过两针科兴疫苗的人，第三针55岁以上的改打阿斯利康疫苗，55岁以下的改打辉瑞疫苗。这样还是能够起到保护作用，死亡率下降了75%，但是下降得没有美国那么多，美国三针疫苗减少死亡率95%。所以，从智利的数据来看，打科兴疫苗起到的是反作用，不仅没有预防，反而增加了奥密克戎死亡率。

我在推特上指出这点后，有些人不服，说这只是简单对比接种疫苗的人和不接种疫苗的人的死亡率，没有考虑到还有其他的因素也能够影响到死亡率，没有控制变量，不能说明问题。有一个叫周叶斌的人，在网上自称“一个生物狗”，发了一篇文章专门来驳斥我。自从新冠疫情以来此人写过不少关于新冠的科普，谬论很多，被我批过很多次。这种前科累累的医骗本来是不值得大家信任的，但是还是有很多人相信他，有几个人把他的那篇文章转给我，要我做一个回应，那我就回应一下吧。

首先，大家要知道，通过对比接种疫苗的人的死亡率和不接种疫苗的死亡率来说明疫苗的有效性，这不是我发明的方法，而是一个常用的方法，各个卫生部门都在用。大家经常在媒体上看到报道，说接种了新冠疫苗以后降低病死多少倍，就是这么算出来的。例如加州卫生局每周都会公布接种了新冠疫苗以后降低死亡率的概率，也是用我这种方法，对比二者的死亡率算出来的，也没有控制变量。以前大家都这么干的时候，周叶斌或者别的什么人怎么不跳出来说，这种算法没有控制变量，没有考虑到其他的因素，不能说明疫苗有效呢？为什么等到我用同样的方法说明了科兴疫苗是无效而且有害的，他们才跳出来，说这个方法不行，不能说明问题呢？这未免太双标了吧？如果我们有条件能够考虑到其他的能够影响到死亡率的因素，能控制变量做出校正，那当然最好了，这样得出的结果会更准确。但是，没有控制变量跟控制变量，结果差别不会太大。而且，一般来说，不考虑变量，光是简单地对比死亡率得出的疫苗的有效率是偏高的，而不是相反。

其次，我并不只是看智利的死亡率变化，还跟其他的发达国家做了对比。那些说我不严谨的人，说我没有考虑到其他的也能够影响死亡的因素，不接种疫苗的人会由于某些原因导致他们不容易病死。那么这些因素应该在别的国家也都存在，为什么没有在别的国家表现出来呢？为什么在别的国家，接种了两针疫苗以后死亡率还是一直偏低，碰到奥密克戎变异以后没有突然直线上升，超过了没有接种疫苗的人呢？智利有什么特殊的地方，让那些没有接种疫苗的人具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可以保护他们不因为得新冠而死？而且这种神秘的力量只存在于智利，在其他的发达国家就不存在呢？

第三，我们退一步说吧，就说智利那些不接种疫苗的人的身上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保护着他们，但是，奇怪的是，这种神秘的力量在奥密克戎变异之前并没有表现出来。在德尔塔疫情期间，智利接种两针科兴疫苗的人同样降低了死亡率。只是遇到了奥密克戎变异以后这个人群才突然死亡率直线上升，超过了没有接种疫苗的人。那个神秘的力量是针对奥密克戎才表现出来的吗？

即使这种在没有接种疫苗的人身上才具有的神秘的力量，只是在奥密克戎变异才表现出来，那么也很难解释一个问题，那就是智利接种三针疫苗的人，他们的死亡率一直是很低的，一直比没接种疫苗的人低得多，在奥密克戎疫情期间也是如此。那么，这个神秘的力量只是跟接种两针疫苗的人做对比的时候才表现出来，跟接种三针疫苗的人一对比就突然消失了？所以，把智利接种两针疫苗的死亡率上升归为是因为没有控制变量，是很难说得通的。

以前中国一直吹灭活疫苗多好多好，能够防感染。后来发现预防不了感染，就说还能够预防重症，预防不了重症还能够预防死亡。但是，从智利的数据看，科兴、国药疫苗这些灭活疫苗很可能不仅预防不了死亡，反而会起反作用，能增加死亡。

为什么接种灭活疫苗反而能够增加死亡呢？灭活疫苗产生的抗体跟病毒接合以后，如果起不到消灭病毒的作用，反而能够帮助病毒入侵细胞，导致病情更加严重，乃至死亡。这种现象叫“抗体依赖的增强”，简称ADE。我以前提出过几个证据，怀疑中国的灭活疫苗存在ADE现象。智利的数据支持我的猜测。

中国疫苗接种率非常高，如果疫苗是有效的话，完全可以不用怕疫情来袭。但是每一波的疫情来了，中国采取的还是严防死守的措施，完全没有想到要依靠疫苗。中国的专家、官员应该很清楚，中国的疫苗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甚至能够起反作用，如果不严防死守，要死很多人，而且会比香港还要严重，因为香港毕竟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接种了有效的辉瑞疫苗。所以，中国不敢放开，要严防死守，号称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

严防死守是消灭不了疫情的，只会推迟疫情的发生，因为病毒还在那里，随时还会引发一波新疫情。本来应该在严防死守之后赶快做各种各样的准备工作，等到下一波疫情再来就可以放开了。但中国把严防死守当成终极的手段。这一波疫情靠严防死守挺过去了，并没有采取什么准备的措施，在可预见的未来是不太可能会引进美国有效的疫苗的。中国还是会不停地守下去，不可能像国外那样靠疫苗和自然感染结束疫情。中国的疫情会没完没了，不是张文宏说的“最后一个寒冬”、“倒春寒”，而是没有尽头的冬天。

2022.3.15.录制

2022.6.5.整理

网上流传一张图，号称是香港大学医学院的研究结果，接种两针科兴疫苗跟接种两针“复必泰”（即辉瑞疫苗）的效果一样，都能够降低重症60%。这个研究结果是骗人的。它并不是根据实际的情况做了调查、统计得出来的疫苗有效率，而是根据模型推算出来的疫苗有效率。

这个模型进行了一系列的假设。假设疫苗产生的中和抗体的滴度在遇到奥密克戎变异时，跟以前的变异相比降低了12倍，也就是除以12。这个数据是随便设定的，没有依据。香港大学自己测过，科兴疫苗产生的中和抗体的滴度在针对奥密克戎变异时变成0。那么为什么不用0，却要拿以前的中和抗体滴度除以12作为科兴疫苗的中和抗体滴度呢？这个模型还有一个假设，如果打了加强针，中和抗体滴度就又上升了，对于科兴疫苗来说增加了5倍。这也是没有依据的随便做的假设。

他们根据中和抗体的滴度推算疫苗有效率，也是没有任何理由的，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创新”。中和抗体的滴度跟疫苗的有效性并不是线性的关系，从中和抗体的滴度是没法算出来疫苗的有效率的。而且，疫苗的有效性不只跟中和抗体有关，还有其他的因素，例如细胞免疫，也会影响到疫苗的有效性。但是这个模型没有考虑到这些因素。

这个模型算出来的结果跟别的地方根据实际使用情况研究的结果不符。比如说新加坡。新加坡也有一小部分的人接种了科兴疫苗，所以有科兴疫苗有效率的数据，去年12月份新加坡公布过。当时奥密克戎变异还没有在新加坡传，他们研究的是德尔塔变异。结果表明，接种科兴疫苗能够降低德尔塔变异导致的重症60%。新加坡绝大部分人接种的是辉瑞或莫德纳疫苗。如果接种两针辉瑞疫苗，降低重症高达90%，比科兴疫苗高得多。

我们再来看香港大学的模型推出的结果。针对奥密克戎变异，两针科兴疫苗和两针辉瑞疫苗都降低重症60%。也就是说，在针对奥密克戎变异时，科兴疫苗有效率没变，跟针对德尔塔一样还是60%；但是辉瑞疫苗从90%降到60%了。科兴疫苗对两种变异不仅一直有效，而且有效性不变。这是不合情理的，只能说明该模型是错的，得出来的数据是骗人的。

香港已经是“一国一制”了，有“国安法”，没有了学术自由、言论自由。谁敢说国产的科兴疫苗是没有效的，就有被抓的危险，是不敢说的。所以现在香港关于疫苗的数据、研究结果都是不可信的。

2022.3.19.录制

2022.6.1.整理

我以前曾经说过，台湾的防疫手段很中国。其中有一条，台湾自己搞了一个新冠疫苗，只做了一期、二期的临床试验，没有做三期的临床试验就批准紧急使用。这种做法就是向中国大陆学的。中国大陆所有的新冠疫苗都只做了一、二期的临床试验就批准上市。发达国家是不这么干的，都是要求疫苗做过了三期的临床试验才批准紧急使用。

台湾这款疫苗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称，叫“高端疫苗”。这个名称也是不符合现代医学的惯例的，因为现代医学有一条原则，对药物的命名不能暗示它的品质，不能暗示疗效是怎么样的。也就是说，不能把药物的名称当成广告。叫什么“高端疫苗”，这是老中医的做法。有人说了，这款疫苗是一家叫“高端”的公司研发的，所以才叫做“高端疫苗”，就像辉瑞公司研发的疫苗叫做“辉瑞疫苗”。其实像这种情况应该给疫苗改一个中性的名称，不然的话如果有一家叫做“安全”的公司搞了一款疫苗，难道把它叫做“安全疫苗”？有一家叫做“最佳”的公司搞了一款疫苗，难道把它叫做“最佳疫苗”？从这个名称可以看出来，台湾的药监其实还是很落后的。

所谓“高端疫苗”，技术并不高端，而是很低端，属于重组蛋白质疫苗。这跟大陆智飞生物搞的疫苗是同样的技术，只能说比灭活疫苗要先进一些。但是，这也是几十年前就已经有的技术了，乙肝疫苗就属于这种重组蛋白质疫苗。台湾的一些媒体、网友却吹嘘说这真的是高端的疫苗，重组蛋白质疫苗比信使RNA疫苗要好。这跟大陆的媒体、网友吹嘘灭活疫苗要比信使RNA疫苗要好还是很像的。但是，不管是用什么技术，不管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技术做出来的疫苗，只要能够证明是安全、有效的，那么就应该使用。要证明疫苗安全、有效，就要做三期的临床试验，不能只做一期、二期的临床试验。

我看到报道，“高端疫苗”号称也做三期的临床试验了，在台湾没有条件做，是在巴拉圭做的，最近公布了三期临床试验的中期结果。我看了这个结果，发现是骗人的，根本不是三期临床试验。疫苗的三期临床试验，除了要观察不良反应，还要知道疫苗的保护效力。保护效力是怎么得来的呢？把试验对象——一般要用到几万人，像辉瑞疫苗有4万多试验对象——随机地分成两组，一组接种疫苗，一组接种安慰剂。然后对比这两组的感染率，根据感染率的差别算出它的保护效力。

“高端疫苗”的所谓三期临床试验并不是这么做的。首先，它的试验对象人数很少，只在巴拉圭找了1100多人，分成了两组。这两组并不是一组用疫苗、一组用安慰剂，而是一组接种“高端疫苗”、一组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它也不是对比这两组的感染率，而是对比这两组接种了疫苗以后体内产生的中和抗体的滴度。其结果是，接种“高端疫苗”产生的中和抗体的滴度，比接种阿斯利康疫苗产生的中和抗体滴度还要高，是它的两三倍。阿斯利康疫苗已经被三期临床试验证明是有效的，他们就认为“高端疫苗”也是有效的。

这样的试验为什么要去巴拉圭做呢？只测中和抗体，在台湾完全有条件做。如果要对比感染率，因为台湾感染人数很少，没有条件做，要跑到巴拉圭去做，这可以理解。但是对比的不是感染率，只是中和抗体的滴度，这在哪都能做，在台湾也能做。何必跑到巴拉圭去做？而且，关键是，它只是测一下中和抗体滴度而已，并不是真正的三期临床试验。把这叫做三期临床，还说是“中期结果”，完全就是骗人的。

台湾研发“高端疫苗”的人说这是最新的研究方法，叫做“免疫桥接’”。“免疫桥接”的概念不是台湾人发明的，以前就有了。但是，以前的免疫桥接指的是，一种疫苗已经做过了三期临床试验被证明是有效的，要扩大这个疫苗的使用范围时，就没有必要再花时间、花钱做三期临床试验，只是对比中和抗体的滴度就可以了。比如说，一种疫苗已经在成年人的身上做过了三期临床试验证明是有效的，想扩大到给小孩使用，就不一定要对小孩再重新做一次三期临床试验，而是对小孩接种疫苗，测一下中和抗体的滴度，跟成年人的中和抗体滴度做对比。如果是相当的，就认为这个疫苗在小孩身上也能够用。以前说的“免疫桥接”针对的都是同一款疫苗。而台湾是要对比不同的疫苗产生的中和抗体，这是台湾的发明，不是以前说的免疫桥接。

即使是传统意义上的免疫桥接，FDA（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也是不认的。辉瑞对12-15岁的人群和5-11岁的人群做新冠疫苗试验时也做了免疫桥接，对比了他们产生的中和抗体和成年人的中和抗体是相当的。但是，这只是作为申请疫苗紧急使用的一个数据。FDA要求还必须要有三期临床试验的结果，要有感染率的对比。所以，辉瑞在这些小孩身上也做了三期临床试验，对比了疫苗组和对照组的感染率，得出了疫苗对12-15岁人群的保护效力是100%，对5-11岁人群的保护效力是90%。这样FDA才批准了辉瑞疫苗可以在5-15岁的小孩身上使用。

对于5岁以下的儿童，辉瑞没有做感染率的对比，而只有免疫桥接的数据。这可能是因为太小的小孩感染的可能性太低，很难获得感染率的数据。所以他们就只是测了5岁以下的小孩产生的中和抗体的滴度，去跟成年人的做对比。这个数据交上去以后FDA不批，即使以后FDA批准了，那也针对的是已经做过三期临床试验的同一款的疫苗，跟没有做过三期临床试验的“高端疫苗”想拿免疫桥接混过去，是两回事。

现在也有一些专家以及一些国家的药监机构在研究，对于新冠疫苗可以放宽一下，看能不能做不同疫苗的免疫桥接就可以批准上市。去年九月份有5个国家——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士、新加坡联合倡议，因为现在新冠疫苗短缺，而很多国家没有做三期临床试验的条件，对于新冠疫苗是不是放松一下标准，靠免疫桥接就也可以批了？这只是一个提议，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个国家批准过不同疫苗的免疫桥接。

而且，这5个国家提出来的方案也比“高端疫苗”做的免疫桥接要严格得多。它们提出来必须在3000人身上做安全性的免疫桥接试验。但是台湾实只用了几百人做免疫桥接试验，人数少得多（虽然有1100多人参与试验，但是分了两组，接种“高端疫苗”的只有几百人）。另外，这5个国家提出的免疫桥接方案要求，在对比中和抗体滴度的同时还必须对比细胞免疫，也就是T细胞的情况。但台湾的免疫桥接只有中和抗体滴度数据，没有细胞免疫的数据。所以，即使是按照这5个国家去年9月份才提出来的方案，台湾的“免疫桥接”也是不合格的。而且，即使完全按照这个方案，也不能说是三期临床试验。台湾把免疫桥接直接叫做三期临床试验，就是骗人的。

我在推特上批评了台湾的“高端疫苗”是骗人的以后，来了一波台湾网民骂街，嘲笑我“不懂”、“无知”、“看不懂英文的资料”、“只能看几手的简体的中文的资料”。不知道这些台湾网民哪来的自信，要跟我比看英文的资料。他们还造谣说，各国的疫苗——辉瑞的、莫德纳的都是没有做三期临床就被FDA批准紧急使用了，还说辉瑞疫苗对于小孩也只是做了免疫桥接，没有做三期临床，就被FDA批准了。这些当然都是谣言。

这些台湾网民因为他们心目中的“爱国疫苗”被人批了，就跑来骂街、造谣，这种做法跟中国大陆也很像，在这一点也是很中国的。不过，我看了台湾公布的疫苗接种数据，发现接种“高端疫苗”的人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虽然台湾当局也在不停地宣传“高端疫苗”，蔡英文还表演了接种“高端疫苗”，但是真正信的人还是很少。绝大部分的台湾人接种的还是阿斯利康、莫德纳、辉瑞的疫苗。在就要比大陆好得多，台湾人毕竟还是有选择的，可以选进口的疫苗。而不像中国大陆的人没有选择，只能被逼着去接种安全性和有效性都很可疑的国产疫苗。在这一点上台湾又没有那么中国。

2022.2.21.录制

2022.5.25.整理

台湾疫情以前被认为控制得比较好，是“防疫的模范生”。曾经有机构给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疫情管控打分，台湾的排名很靠前，比中国大陆还要靠前。曾经有人总结过台湾的防疫经验介绍给全世界，说他们第一对感染者的追踪做得好，第二喜欢戴口罩。现在不知道是不是突然口罩失灵了还是怎么回事，这段时间台湾的疫情告急，病例数直线上升，所以就需要有新的防疫手段了。那么他们采取了什么防疫手段呢？

一个做法是派出“外星部队”到公共场所进行消杀。这种做法好像是从中国大陆学来的，因为在世界各个主要国家中只有中国大陆是这么干的，哪个地方发现有新冠感染病例了，甚至根本就没有新冠感染病例，也派出“外星部队”进行消杀。好像空气当中到处都是新冠病毒，要把它们杀死，杀不死也要把它们吓死。大陆的消杀阵势比台湾更加气势磅礴，台湾还有的学呢。但是发达国家没有这么干的。以前美国如果哪个地方发现了新冠感染病例，还要在室内做做消毒。但是也只是限于表面的消毒，而不会往空气乱喷。后来美国疾控中心说，通过环境传染的概率非常低。此后发现有感染病例连表面的消毒也懒得做了。台湾到现在还在搞这种派出“外星部队”的消杀是很中国的做法。

台湾有一个做法也很中国，那就是开始让大家喝中药了。台湾卫生福利部紧急批准了一款中成药的使用，叫“清冠一号”，号称能够治疗新冠感染，而且号称有科学依据、实验证明。这款中药据说根据的是明代的处方，好像古人早就给我们留下了秘方能够防止现在才冒出来的新冠病毒。而且，那个成分据说跟大陆流行的“莲花清瘟胶囊”的成分很接近，可见也是从中国大陆学来的。中国大陆也是一直在推广用中药要治疗新冠，号称疗效非常好，也号称有科学依据、发过论文的，跟台湾的做法一样。但台湾比大陆更过分，吹嘘说这个“清冠一号”在被台湾批准之前已经在国外热销了。我不知道他们的“国外”指的是哪一国。除了中国，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卫生监管部门批准过任何一款的中药治疗或者预防新冠，究竟“热销”到哪去了？难道热销到中国大陆，或者热销到哪一个国家的唐人街去了？台湾可以说是后来居上，比大陆更敢吹。

台湾还有一个做法也很中国。台湾疫情指挥中心的总指挥陈时中最近说，台湾自己研发了疫苗，准备上市在台湾使用。但是，这款疫苗只做过一期、二期的临床试验，还没有做三期的临床试验就要使用了。陈时中说，其实世界上大部分的知名厂牌，它们的新冠疫苗都还没有完成三期临床试验就批准紧急使用了。我不知道他说的“知名厂牌”究竟指的是哪几个。我们知道的知名厂牌像辉瑞、莫德纳、阿斯利康、强生，其新冠疫苗都是做过了三期临床试验，获得了有效性、不良反应的数据，才被批准紧急使用的。可以说，所有的知名厂牌，疫苗都是已经做完了三期临床的试验才被批准紧急使用的。

有一些人去查了临床试验的登记资料，说不对呀，它们还没有做完三期临床试验，到明年才完成呢。在计划里头，的确临床试验是准备要做两年的。但是，完成和结束不是一回事。我们说它们已经做完了三期临床试验，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做完了一级的试验。一级是最主要的试验，要获得的是疫苗的保护效力究竟有多高，以及会引起什么样的不良反应。

这一步完成了并不是说试验就结束了，还要继续做跟踪调查，获得进一步的数据。这属于二级的数据。比如说，想知道疫苗的有效性能够持续多长时间，是不是过了一年以后还有效？这就要继续做跟踪调查。还要调查是不是有什么不良的反应在短期内（几个月、一年的时间内）没有发现，要超过了一年才会发现。所以就要继续做跟踪调查，整个研究两年后才结束。可见，有没有获得了疫苗的保护效力和不良反应的数据，是很关键的。获得了，可以说已经完成了三期临床。陈时中要拿台湾的疫苗来跟这些知名厂牌的疫苗做对比，它的保护效力有多高？不良反应的数据在哪里？根本就没有，怎么能够去跟人家做对比呢？

陈时中也知道，三期临床试验关键是要证明疫苗有效。他说了，我们证明有效不这么证明，我们要通过对比抗体滴度来证明。其实，对比抗体滴度是不能证明疫苗究竟有效没效的，它最多是作个参考。如果陈时中的这个理由能够成立的话，那么以后疫苗都不需要做三期临床了，只要做一期、二期的临床，测测抗体不就完了吗？干嘛还去跟知名的厂牌做对比，认为知名的厂牌也都是这么干的呢？

这么干的厂牌有，但不是那些国际知名的厂牌。中国的、俄国的、印度的疫苗的确是这么干的，做完了一期、二期的临床以后就没有做完三期临床，甚至三期临床都还没有开始做，就批准紧急使用、上市了。所以，台湾的做法其实不是跟那些知名厂牌学的，而是跟中国、印度、俄国这些比较厉害的国家学的，特别是跟中国大陆学的，因为这么干干得最出格的就是中国大陆。印度、俄国都只有一种疫苗是这么干的，中国大陆有好几种疫苗都是这么干的。只要疫苗弄出来了，做做一期、二期，中国大陆都给批准、上市了，根本就不等三期的临床结果出来。所以，台湾的这种做法其实也是跟中国大陆学的。

我查了一下台湾疫情总指挥陈时中的背景，发现他是学牙医出身的。如果说让一个牙医来指挥怎么做牙齿的保健那还说得过去，但是一个牙医对疫情的认识跟普通的人也没有什么区别，并不比一般的人更强，让一个牙医来指挥疫情的防控，就显得很不专业。在这点上台湾也跟中国大陆很相似。中国大陆那些最权威的、有发言权的防疫专家，像钟南山是呼吸科的临床医生，李兰娟是一个赤脚医生，高福是兽医，后来去搞结构生物学……所有这些人没有一个是防疫方面的专业人士。台湾让一个牙医来指挥防疫，要比中国大陆让兽医、临床医生来指挥防疫还要可笑，因为跟传染病离得更远了。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大陆那些“防疫专家”经常闹笑话，台湾的总指挥也闹笑话，实际上都不懂行，都是外行在领导着内行。

尽管台湾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跟中国大陆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在文化上还是很中国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碰到疫情严重了病急乱投医，采取的做法、措施也都是很中国的。大家根本不用担心台湾会独立，因为台湾本质上还是很中国的。

2021.6.1.录制

2022.3.17.整理

中国曾经出过两个“文学天才”，一男一女，男的叫韩寒，女的叫蒋方舟。几年前我用大量的证据证明过，韩寒、蒋方舟并不是真正的文学天才，他们小时候出的书、发表的文章是他们的父母代笔的。父母要把自己的子女包装成文学天才要有一定的条件：第一，父母是一个作家，会写文章、写书；第二，父母在文学界、出版界、媒体有关系，它们会帮你包装、炒作。

中国搞科研的人没有这些条件把自己的子女包装成“文学天才”，但是他们可以把自己的子女包装成“科学天才”。最近，云南有一个小学生被发现就是这样的天才。云南昆明一名六年级学生获得了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三等奖。虽然只是一个三等奖，但是她获奖的项目非常高大上，研究一种基因与直肠癌的关系。她不仅发现了这种基因，还用了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的方法来研究这种基因，而且还构建了一个动物模型，还不是普通的动物模型，而是剔除了那个基因的动物模型。她还做了临床的调查分析。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科研项目，是只有博士生才能够做的。一个小学生如果已经能够做这样的研究课题，还读小学、中学、本科干什么？直接授予博士学位就好了。做这样的课题不仅需要有大量的知识储备，必须掌握高中、大学本科的生物学知识，而且要有很多科研经费，起码也得几十万元。还要全职地、花好几年的时间来做实验、调查。还要跟别人合作，因为这种课题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即使是博士生来做这个课题也要花好几年的时间才能够完成，一个小学生号称能够做这样的课题，明显就是假的，就是父母把自己的科研项目给了子女去评奖。一查果然是这样，这个小学生的父母都是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研究员，而且做的就是这个课题。

我很奇怪，这么一个高大上的课题居然只得了三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不知道高大上到什么样的程度？就把获奖课题拿来看了一遍。有的获奖项目只是小发明，还有的是人文学科的，看不出有多高的门槛，是中小学生有可能完成的。当然也可能是父母或者是老师帮着做的，只是表面看不出来是假的。但是，有些获奖课题明显就是假的，特别是生物医学方面的课题，几乎都是假的，都不可能是中小学生能够完成的。

我举一个例子。获得一等奖的一个项目是北京人大附中的一个中学生做的，他号称在南极半岛发现了一种新的、抗辐射的微生物。他还附了一张他去南极半岛的一张照片，来证明他的确去过南极。他如果真的去了南极半岛，而且发现了这种新的微生物，这对于一个中学生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发现，光凭这点就应该给一等奖，甚至应该给一个特等奖。但是，他对此还不满足。他号称在发现了这种新的微生物以后，还对它做了各种各样的研究，对它的RNA序列做了测序，对序列做了各种各样的比较来确定这种微生物在进化中的地位、跟其他的微生物的亲缘关系，还做了生理、生物化学方面的研究。这就成了一个非常大的课题，也是只有博士生、甚至是只有博士后才能够做的课题，不是一个中学生能够完成的。所以，可以肯定，这也是他爸把自己的课题给了子女去评奖。这不妨碍他爸或者他爸的学生在评完了奖后再把这个发现写成论文发表。

如果父母不是搞科研的，是不是就没有办法把自己的子女包装成科学天才了？是不是就没法到这种科技创新大赛获奖了？也未必。现在中国市场上有一些培训机构就是专门帮父母把子女包装成科学天才去评奖的。这是商业化的操作，需要给这些培训机构钱。培训机构自己不做科研，它再拿钱去科研人员手里买课题，让小孩拿去评奖。把自己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研究卖给这些机构，对学生或者导师其实也没啥影响，因为他们可以继续用它发论文、获得学位，相当于额外赚了一笔钱。

父母愿意花这么多的钱、精力，冒着被揭露的危险来做这种事，当然是因为有利可图。以前如果获得了科技大赛的奖，高考可以加分，可以破格录取，所以都是要参加高考了才去弄一个课题获奖。后来大概因为造假实在太多了，最近这几年据说获得科技创新大赛的奖对高考已经没什么用了。但是，很多地方在小学升初中、或者初中升高中如果获得了科技创新大赛的奖，也是可以加分的，甚至可以破格录取，所以家长才会花这么多的钱去弄一个奖。而且造假的参赛者的年龄越来越低。以前是高中生在造假，现在连小学生都在做很高大上的项目了。即使以后发现问题引起关注，不让加分了，还是会有人要造假去得这种全国大奖的，因为这是很大的荣誉，不仅对家长，而且对学校都很光彩，所以学校也愿意参与造假。这就是为什么这种造假往往还有老师参与。比如，云南那个小学生的造假，指导老师就是这个小学生的老师。

要完成造假，不仅父母和老师都要参与，组委会也要参与，最后要不要给奖是由组委会来把关的。云南小学生获奖遭质疑后，科技创新大赛组委会发声明说，经过调查，发现其项目是假的，违反了参赛的报告必须由参赛者自己完成的规定，撤销了奖项。因为这事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才号称做了调查（其实根本不用做调查，一看就是假的），把它撤销了。我刚才说了，参赛的获奖项目里头还有很多是假的，包括北京附中学生的那个项目明显也是假的，要不要做调查，要不要撤销？如果都做调查、撤销，是不是获奖的项目就没剩几个了？

组委会的人事先知不知情呢？如果这个获奖项目不被揭露出来，他们知不知道它是假的？这有三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是这些组委会的人太无知。一般的人看到这样的研究课题会知道不可能是小学生能够完成的，那是一个博士生的课题。组委会的人居然不知道，说明他们非常无知，连一般的人都不如，还有什么资格当组委呢？

第二种可能性，组委会的人还是有识别能力的，但是不管事，评奖时不对项目做评估。或者是大家来分配奖项，你北京的？给你一个一等奖；你上海的？也给你一个一等奖；你云南的？给你一个三等奖算了。评奖的结果完全是靠关系评的，跟奖项是真是假、是好是坏其实没有什么关系。这说明组委会失职。

第三种可能性，评委会还是对项目做了评估的，也知道项目是假的，但是觉得这样很正常，拿一个父母或者培训机构给的项目来评奖，大家都这么干，也就无所谓了。

不管是哪一种可能性，都说明组委会失职，不应该发奖。给明显造假的课题发奖，没有正面的意义，反而造成了很恶劣的社会影响。这个由科协、教育部组织的全国性大奖，其实是可以靠造假获奖的，这不是很恶劣的社会影响吗？对于这些获奖者的成长其实也是很不好的，从小学就开始在造假，长大了会变成什么样的呢？所以，这种充满了虚假的、又有很恶劣的社会影响的“大赛”，早就该取消了。

2020.7.16.录制

2022.2.19.整理

世界卫生总干事谭德赛以前一直被认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却突然要求中国政府交出原始数据来配合关于新冠病毒起源的调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回应说：“中方在全球溯源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溯源是科学问题。各方都应尊重科学家的意见，尊重科学的结论，不应政治化。”

赵立坚以及他的同事华春莹以前一直暗示，新冠是美国德特里克堡军事实验室搞出来的。《环球时报》还发起签名说中国网民呼吁世界卫生组织调查美国德特里克堡军事实验室。想把锅甩给美国，这是不是把科学问题政治化？说是要尊重科学家的意见，哪一个上得了台面的科学家说新冠病毒有可能是美国军事实验室搞出来的？在这个问题上怎么不尊重科学家的意见呢？

人家怀疑新冠病毒是武汉病毒所泄露出来的，是有一定的理由的，因为武汉病毒所是研究蝙蝠新冠病毒的重镇，采集了大量的蝙蝠冠状病毒的标本，发表了不少相关的论文，而新冠疫情刚好又是首先在武汉爆发的。但是，怀疑美国德特里克堡实验室就一点道理都没有。目前没有任何的证据能够证明，德特里克堡实验室曾经采集、研究过蝙蝠冠状病毒，而在武汉疫情爆发之前，美国并没有爆发新冠疫情。所以，要去调查美国的实验室，完全就是在耍赖。要是胡编一个涉嫌搞生物武器的理由就要求调查它，是不是任何军事实验室包括中国的军事实验室也应该去调查呢？

现在中国官方至少退了一步，认为新冠病毒溯源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要听科学家的意见，所以中国的科学家就跳出来了。中国的官媒纷纷报道，科学家已经证明新冠病毒只能是自然演化出来的，不是人工设计制造的。他们报道的是《中国科学》发表的一篇英文论文。这篇论文很短，正文内容也就一页多，但是作者多达22个，其中21个是中国科学家，还有一个是在中国工作的英国科学家。这个英国科学家大概是被拉进来帮助润色英文的，工作主要还是中国科学家做的。

领头的人，第一作者兼通讯作者是吴仲义。他是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但是后来在中国大陆混，曾经在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当过所长，退休后在中山大学当教授。这21个中国科学家中还有好几个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我能够认出来的至少有5个：魏辅文、康乐、金力、赵国屏、张亚平，他们都是中科院院士，有的跟我打过交道。还有薛勇彪，评院士没评上，但是当过中科院遗传发育研究所所长，现在是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所长。这些院士、所长都算是中国生物界的头面人物，而且研究的主要是遗传学和进化生物学，在关于新冠病毒的起源问题上显得很权威。

该论文的结论用吴仲义接受采访的话来说，实际上就是一句：新冠病毒是有史以来人类见证的最完美的病毒，所以它必然是自然演化的产物。他们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呢？可以用一个三段论来表示：大前提，根据盲目钟表匠理论，完善的结构证明了是自然演化而来的；小前提，新冠病毒是人类有史以来见证的最完善的病毒；所以结论就是，新冠病毒只能是自然演化而来的。

但是这个三段论的大前提和小前提都是错的。我们先说大前提。它号称根据的是经典进化理论的盲目钟表匠理论。进化生物学没有这个理论，英国生物学家、科普作家道金斯在《盲目钟表匠》一书里有关于盲目钟表匠的说法，是为了反驳神创论。基督教有各种各样的论证试图证明上帝的存在，其中有一个论证叫做“来自设计的论证”。它最早是英国神学家威廉?佩利提出的。他说，如果你在野外看到一块钟表，结构那么精美，你就知道它不可能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而是由一个钟表匠制造出来的。那么，你看到一个生物体，那么复杂、完美，你就应该认为它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由智慧制造出来的。这个制造者就是上帝。

道金斯那本书反驳的就是这种说法。他认为生物体复杂、完善的结构是可以通过自然选择一步一步地进化出来的，并不需要有意识的、有智慧的设计，而可以是一个无意识的、盲目的过程。自然选择就是产生生物体的钟表匠，只不过它是盲目的。可见，道金斯提出“盲目钟表匠”，说的是完善的结构证明不了不是自然起源，证明不了就是智慧设计，它完全有可能是自然演化出来的。复杂的结构跟自然演化既不是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不能用来否定是自然演化而来。

吴仲义等人把道金斯的说法歪曲了。道金斯说的是不能用完善的结构来证明不是自然演化的，吴仲义他们把它说成是完善的结构证明了是自然演化的。这样，“完善的结构”就变成自然演化的充分条件了，这跟道金斯说的“盲目钟表匠”完全就不是一回事。

我以前老是嘲笑中国的人文学者分不清充分条件、必要条件、充分必要条件、既非充分也非必要条件，没有基本的逻辑思维能力。现在才发现，原来中国这些最著名的生物学家也没有基本的逻辑思维能力，也分不清这些条件，就是一帮白痴嘛。

所以，他们论证用的大前提是不成立的，跟“盲目钟表匠”没有关系。退一步说，即使大前提是成立的，小前提也是不成立的。这个小前提说，新冠病毒是人类有史以来见证的最完美的病毒。一个病毒完不完美，是很主观的判断。但是，不管用病毒的什么标准来看，新冠病毒都称不上完美。就说它的毒性吧，新冠病毒的病死率是很低的，比病死率高的那些病毒，比如艾博拉病毒，差远了，艾博拉病毒的病死率是新冠病毒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再说传染性，新冠病毒也不高，比麻疹病毒差多了，麻疹病毒的传染性也是新冠病毒的好几倍。再说变异性，新冠病毒也不容易变异，变异不是很大、很快，所以我们可以针对它很快地就研究出疫苗。新冠病毒的变异能力、速度比流感病毒、艾滋病病毒都差远了。正是因为流感病毒、艾滋病病毒很容易变异，所以人们集中精力研究它们的疫苗这么多年也没有研究出有效的疫苗来。所以不管是从哪一方面来说，新冠病毒都算不上是一个完美的病毒，更不要说是人类有史以来见证的最完美的病毒了。他们根据新冠病毒是完美的病毒，来证明它必然是自然演化的产物。但是其前提是不成立的，新冠病毒并不是完美的病毒，那么，是不是就说明它不一定是自然演化的呢？中国的这帮科学家是不是高级黑，在暗示新冠病毒不是自然演化而来的呢？

目前的证据表明，新冠病毒还是自然演化而来的，从它的基因组序列看不出有人为制造的迹象。但是，即使是自然起源的，也不能排除是实验室泄露出来的，有可能从自然界采集去研究它的时候不小心泄露了。也可能不是实验室泄漏，而是通过中间宿主传到人身上。这两种可能性目前都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和排除，这就是为什么还要做调查。有可能永远找不到证据，变成了一个科学之谜。在没有证据之前去下定论，那就会变成笑话，就跟这帮中国著名的生物学家一样。

2021.7.18.录制

2021.12.28整理

关于蔡英文的博士学位是真是假的问题这几天又火起来了，因为最早质疑蔡英文博士学位问题的美国北卡大学教授林环墙说他又发现了破案铁证。我看了他的“铁证”，其实跟他以前晒出来的那些“证据”一样，连证据都算不上。

我早在去年年初就已经关注过这个问题。当时有人联系我，希望我帮助揭露蔡英文的博士学位造假，通过电子邮件寄来了相关的材料，主要就是林环墙收集的那些。我看了这些材料，没有看出什么问题，往好了说都是吹毛求疵，往坏了说则是有意构陷。

蔡英文的博士学位没有问题，蔡英文称其获得博士学位的学校伦敦政经学院也是这么说的。2019年10月该校在其网站上发表过一份声明，确认蔡英文在1984年获得该校博士学位。当时有人怀疑这个声明是蔡英文通过什么关系放到学校网站上去的，不是官方的。但是，后来伦敦政经学院校方确认，那个声明就是一个正式的代表学校的声明，而且还向媒体提供了一份材料，1984年公布的该校在1983-1984年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名单，里头就有蔡英文。林环墙去问过伦敦政经学院，人家也给了他这份名单。他作何解释呢？他认为这是伦敦政经学院在造假，为了保护蔡英文不要学校的名声，居然伪造了一份历史文献出来。

1984年，台湾教育部去查过蔡英文的博士学位，因为当时蔡英文申请当台湾政治大学的教师，根据程序要查一下她在国外的文凭是真是假。台湾教育部通过台湾在英国的一个办事处去问伦敦大学（当时伦敦政经学院的学位是由伦敦大学颁发的），伦敦大学校方回函确认蔡英文的博士学位是真的。1984年蔡英文只是一个普通的毕业生，伦敦大学没有必要包庇、保护她。台湾教育部现在公布了这封确认信，那些质疑的人当然可以说这也是假的，或者是当时的台湾驻英国办事处伪造的，或者干脆就是现在的台湾教育部伪造的。这些质疑的人早就已经陷入了阴谋论，在阴谋论者看来，只要是他们不认可的证据，就都是伪造的，不是政府伪造的就是学校伪造的，或者联手伪造的。

但是，有一个证据很难说是伪造的。蔡英文获得博士时按规定要把博士学位论文交给学校保存。她得的是法律方面的博士，其博士学位论文有一本给了伦敦大学高等法律研究所。高等法律研究所在1985年出过一本书，是他们从1905年到1984年收藏的文献的记录，那上面有蔡英文1984年获得博士学位的论文。有人在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找到这本书，上面的确列有蔡英文博士学位论文。这个怎么伪造？难道蔡英文穿越到1985年，伪造了这么一个出版物送到世界各国的大学吗？

怀疑蔡英文的博士学位是假的一个主要理由是，在伦敦大学和现在的伦敦政经学院的图书馆都找不到蔡英文的博士学位论文。按理她既然获得了博士学位，应该有学位论文保存在学校图书馆，现在找不到了。最合理的解释是丢了，学校的图书馆没有保存好。特别是因为伦敦政经学院后来从伦敦大学独立出来，图书馆藏书经过了一番搬迁，有可能弄丢了。在1984、1985年那个时候还没有像现在这样的数码化管理，偶尔会丢失藏书，并不是很奇怪的事情。高等法律研究所出的文献目录已经可以证明，当时蔡英文是把博士学位论文送到了图书馆收藏的。

有的人说看了蔡英文的博士学位论文后发现有很多问题，格式不对、没有附文献目录、里面缺失了几页、用手改正了一些错误，认为不像一个博士学位论文，更像是准备考试的资料。现在看到的蔡英文博士学位论文不是原版，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原版已经找不到了。在蔡英文博士学位问题起了风波以后，她复制了一份博士学位论文送给伦敦政经学院图书馆收藏。所以现在看到的是蔡英文自己保存的版本，也可以说是论文的底稿，那么上面有各种各样不规范的地方就难免了。即使她当初送到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正式的学位论文的版本也有这些问题，最多只能说明伦敦政经学院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没那么高，不能因此认为她的博士学位是假的。

蔡英文晒出来的博士学位论文前面放了两封信。一封是1984年1月当时伦敦大学研究生院的秘书写的，证明蔡英文在1983年10月已经通过论文答辩，向学校推荐授予她博士学位，预计在1984年2月会给她颁发博士文凭。另外一封是伦敦大学校方在1984年2月写给蔡英文的，通知她已经决定授予她博士学位，很快就会寄出文凭。这封信寄到台湾的地址，可知蔡英文在通过论文答辩之后没有等到发文凭就回台湾了，所以文凭是后来寄给她的。这种做法很常见，有很多人论文答辩通过就离校去工作或回家了，因为论文答辩通过，就表明博士文凭肯定是会发的。我也是后来学校寄给我文凭的，并没有等收到文凭才离开学校。

台湾的总统府发布了一个文件，说是蔡英文当时（1984年）收到的博士文凭。我看了一下，应该不是原件，而是影印本，很可能就是从蔡英文在教育部或者政大的档案里头找出来的影印本。当时蔡英文要到政大任教，肯定要出示她收到的文凭，影印一份存档。我估计原件找不到了。如果没有丢的话，蔡英文会拿出来，让大家看她在1984年收到的原件。搞学术的人其实没那么看重文凭，就是一张纸而已，也就是第一次求职的时候需要出示一下，后面就用不着了，是有可能搞丢的。现在让我去找学校发的那张博士文凭，我一时半会儿也是翻不出来的，都不知道塞到哪儿去了。

后来蔡英文要从政，这个文凭才变得重要，所以那个时候她向学校申请补发文凭。她后来拿文凭照相，就不是她最初在1984年收到的那张文凭，而是几年前补发的。能够补发文凭，那也是因为在学校档案有她获得博士学位的记录。文凭只是一张纸而已，这张纸是会丢掉的，甚至是可以伪造的，关键是要在学校有获得学位的记录。只要在学校有你获得学位的记录，学校证明你的确获得了博士学位，那么这个博士学位就是真的。不管别人怎么说，唯一有发言权的就是学校。台湾冒出来100多个博士联署开新闻发布会，一起证明说蔡英文的博士学位是假的，那是很搞笑的事。她的博士学位是真是假，只有伦敦政经学院说了算，再多的博士来说也都不算。

你当然可以说蔡英文的博士学位论文水平很低，或者有各种各样不规范的地方，也可以批评伦敦政经学院乱发文凭。但是，这些都否认不了她的文凭是真的，她的确是有博士学位的。这完全是两回事。就像我一直在揭露张文宏的博士学位论文是剽窃来的，不应该获得博士学位，复旦大学应该撤销他的博士学位。但是，复旦大学不听，不撤销他的博士学位，那么我们也只好承认张文宏的博士文凭是真的。在复旦大学撤销他的学位之前，我们不能说他的博士学位是假的。

又如，中国很多高官利用权势从中国名牌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这个博士学位没有一点含金量，博士学位论文很可能就是秘书代写的。但是，这个文凭的确是大学发给他的，不是他找办假证的伪造的文凭，那么，我们只好承认他的博士学位是真的。只不过，他的这张文凭是没有含金量的，可以把它叫做“假的真文凭”。但是，不是那种去地摊上买来的“真的假文凭”。

2021.9.4.录制

2021.11.29.整理

国药集团的新冠灭活疫苗总算公布了在阿联酋、巴林做三期临床试验的数据，发了论文，声称疫苗保护效力超过70%。如果我们仔细去看那篇论文后面的附录，可以发现它的三期临床试验的数据是篡改过的，是造假。在搞清楚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有关疫苗保护效力的知识。

疫苗的保护效力是通过对比对照组的感染率和疫苗组的感染率算出来的，是把对照组的感染率减去疫苗组的感染率，再除以对照组的感染率，结果就是疫苗的保护效力。它实际上指的是接种疫苗以后能够降低的感染风险。我们说辉瑞疫苗的保护效力是95%，是因为做三期临床试验时发现接种辉瑞疫苗的人群被新冠感染的风险降低了95%。现在辉瑞疫苗在全世界用得非常多，跟踪调查发现，在实际使用中辉瑞疫苗接种以后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也是降低95%左右。这样我们就可以说，在实际使用中辉瑞疫苗的有效率是95%。换一句话说，接种了辉瑞疫苗的人有95%对新冠病毒会有免疫力。

感染率是通过把感染人数再除以入组的人数算出来的。对照组的感染人数除以对照组的人数，就是对照组的感染率。疫苗组也是这样算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个疫苗的保护效力，就要知道在做三期临床试验过程当中总共有多少人被感染。要知道谁被感染，金标准是做核酸检测。简单的办法是定期把所有的试验对象都做一次核酸，如果阳性，就是被感染了。但是，三期临床试验的试验对象人数非常多，好几万人，每周测一次核酸，而且持续几个月甚至要更长的时间，工作量非常大，是不现实的。做三期临床试验一般采取的做法是等有了疑似病例再做核酸检测。某个实验对象觉得自己可能被新冠感染了，出现了类似被新冠感染的症状，报告上去，再把他叫来做核酸检测。

试验对象认为自己被新冠感染了，不一定真的是被感染，他出现的那些症状可能是感冒、流感引起的。做核酸检测的结果就有相当一部分是阴性，这些人不是真的被新冠感染，就要把他们排除掉。如果是阳性，那就确定是被新冠感染，就要把他算入感染人数。辉瑞、莫德纳疫苗做三期临床试验的步骤就是这样的：某一个试验对象报告自己有了新冠的症状，再让他来做核酸检测，如果是阴性就排除，如果是阳性就把他计入感染人数。病例要不要算，根据的是核酸检测的结果，是阴性还是阳性，有客观的标准，没有人为操作的空间。

国药集团的临床试验前面的部分跟辉瑞、莫德纳的试验是一样的，试验对象报告自己出现了疑似新冠感染的症状，把他找来做核酸检测。如果检测的结果是阴性，就把他排除。差别在于对阳性病例的处理，国药集团临床试验的阳性并不像辉瑞、莫德纳的临床试验那样都算入感染人数，要不要算进去还要由专家来认定。如果试验对象认为自己有症状，但是专家鉴定结果认为没有症状，属于无症状感染者，那就排除；症状很轻，也排除；症状持续的时间太短，也排除。所以，即使是核酸阳性，也会有很多人被排除掉。

而且，国药疫苗的临床试验经过了两轮排除。第一轮由阿联酋的专家排除，然后还要由中国的专家来把关，再排除一次。显然是对阿联酋的专家不放心，认为他们胆子不够大，排除得不够多，所以要由中国专家来决定，再继续排除一些人。

我们具体地看一看国药集团三期临床试验的数据，究竟是怎么样做这种排除工作的，名堂在哪里呢？

国药集团有两款疫苗，国药武汉疫苗和国药北京疫苗。做三期临床试验时，国药武汉疫苗有308个试验对象报告有症状，核酸检测的结果有127个人是阳性。国药北京疫苗有265个人报告有症状，核酸检测的结果90个人阳性。对照组有389个人报告有症状，检测的结果203个人阳性。接下来就由阿联酋的专家做排除。武汉疫苗组排除掉了48个人，占阳性病例的38%；北京疫苗组排除掉了32个人，占阳性病例的36%。对照组有55个人被排除掉，占阳性病例的27%。对照组排除的比例比疫苗组少。

但是，中国的专家显然对这个结果还是不满意，所以就进一步地排除，把武汉疫苗组又进一步排除掉10个人，总共排除46%的阳性病例。北京疫苗组也进一步排除掉了10个人，总共排除47%的阳性病例。疫苗组差不多一半的阳性病例都被排除掉了。对照组进一步排除的人数也是10个人，总共排除32%的阳性病例。这样对照组排除掉的阳性病例的比例就要比疫苗组少得多了。疫苗的保护效力是通过对比对照组和疫苗组的感染率算出来的，对照组感染率越高、疫苗组感染率越低，那么效力也就越高。所以，把对照组排除得越少，感染率就越高，效力也就越高。这样算出来，武汉疫苗的保护效力是73%，而北京疫苗的保护效力是78%。

如果我们按照辉瑞、莫德纳做试验的标准，只要是阳性的病例都算，把阳性病例又全部都给加回去的话，武汉疫苗的保护效力变成了只有37%，北京疫苗的效力变成了只有56%。这样，北京疫苗勉勉强强算及格吧，过了世界卫生组织定的保护效力50%的及格线，而武汉疫苗不及格，没法交代，所以就要通过篡改数据把保护效力提高。中国的科技人员干别的不行，但是篡改数据、造假可以说是世界第一。我揭露了这么多年的学术造假，主要针对的是生物医学领域的学术造假，对这些造假方法是很知根知底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对中国做的那些临床试验从来是不轻信的。

国药疫苗是由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公司负责研发的，它的董事长杨晓明最近接受采访还在吹中国的灭活疫苗，说这次国药集团中国生物研发的新冠灭活疫苗已经不是“传统的、落后的了，我们是新型灭活疫苗。**”**要搞这种新型灭活疫苗需要有“六大技术突破”，只有中国实现了，“西方不做这种新型灭活疫苗，是因为有些方面他们没突破，或者没完全突破。”所以西方国家只好搞信使RNA疫苗。这就像在吹嘘“我们造的马车不是传统的、落后的马车，而是一种新型的马车，是需要有技术突破才能造出来的马车，西方国家没有这些技术，所以它造不了马车，只好造汽车去了。”如果一个人宣称马车比汽车先进、更好，大家会认为这个人肯定是一个骗子，如果他是一个造马车的那就是一个造马车的骗子。宣称灭活疫苗要比信使RNA疫苗先进、更好的，当然也是骗子。这种人面对媒体都敢这么公开地说假话、大话，背后对临床试验的数据进行篡改，不是很自然而然的事吗？对于这种骗子搞出来的疫苗，你敢用吗？

不管这些骗子怎么吹嘘，国药集团疫苗的实际使用结果在国外已经暴露出来了，它的有效性是很低的。虽然巴林、阿联酋配合中国国药集团编造疫苗有效率的数据，但是实际的使用结果摆在那里，他们很清楚是没有效的。所以，现在巴林、阿联酋对于国药疫苗都要打第三针了。中国的专家不管怎么吹，也是很清楚中国疫苗的实际效果很差，所以中国现在的接种指南已经悄悄地改了，国药疫苗、科兴疫苗接种的针数本来是两针，现在都改成两到三针。就是因为知道接种两针没啥用，试一试再打一针看看，第三针不行的话再试试打第四针、第五针……以为打得越多，就越有效，其实都没有临床试验和实际使用数据的支持。当然那些当官的心里更清楚中国疫苗没有用。不管他们怎么吹嘘有多少多少的目标人群已经接种了疫苗、已经建成免疫屏障，但是一出现了病例还是封城、封小区，知道疫苗是指望不上真有用的。再怎么吹，到最后还是包不住，因为靠吹牛是吓不死病毒的。

Effect of 2 Inactivated SARS-CoV-2 Vaccines on Symptomatic COVID-19 Infection in Adults

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Nawal Al Kaabi, MBBS1; Yuntao Zhang, PhD2; Shengli Xia, BSc3; et alYunkai Yang, MSc2; Manaf M. Al Qahtani, MD4; Najiba Abdulrazzaq, MBBS5; Majed Al Nusair, MD6; Mohamed Hassany, MD7; Jaleela S. Jawad, MBBS8; Jehad Abdalla, MBBS1; Salah Eldin Hussein, MBBS1; Shamma K. Al Mazrouei, MBBS1; Maysoon Al Karam, MBBS1; Xinguo Li, MSc9; Xuqin Yang, MSc2; Wei Wang, MSc10; Bonan Lai, MSc2; Wei Chen, MSc9; Shihe Huang, PhD9; Qian Wang, MSc2; Tian Yang, BSc2; Yang Liu, MSc2; Rui Ma, MSc10; Zaidoon M. Hussain, MD1; Tehmina Khan, MD1; Mohammed Saifuddin Fasihuddin, BSc1; Wangyang You, BSc3; Zhiqiang Xie, MSc3; Yuxiu Zhao, MSc10; Zhiwei Jiang, PhD11; Guoqing Zhao, PhD11; Yanbo Zhang, MSc12; Sally Mahmoud, PhD13; Islam ElTantawy, BSc13; Peng Xiao, MSc13; Ashish Koshy, MSc12; Walid Abbas Zaher, PhD13; Hui Wang, BSc10; Kai Duan, PhD9; An Pan, PhD12; Xiaoming Yang, MD2,9

JAMA. 2021;326(1):35-45. doi:10.1001/jama.2021.8565

2021.5.30.录制

2021.11.30.整理

中国科学院发明了一项“颠覆性的技术”，能够用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合成淀粉。媒体报道说这是实现了把空气变成馒头的梦想。据称这项技术的合成效率要比光合作用高得多，是它的好几倍。一旦这项技术成熟、推广了，会减少耕地、淡水的使用达到90%。它不仅能够解决粮食可持续生产的问题的，而且，由于把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拿来合成淀粉，实现了二氧化碳的利用，减少了空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还可以解决气候变暖的问题。这个消息公布以后，据说导致了农业板块的股价大跌，股民们以为从此以后农业技术就要过时了。

这事听上去好得不像是真的，很多人问我对这个技术怎么看，它究竟是真是假？是不是新时代的“水变油”？它不是“水变油”，这项技术是真的，已经写成论文发表在美国《科学》杂志上。但是，技术是真的，不等于作者、媒体描绘的前景就是可以实现的。

首先要考虑成本问题。该技术号称把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合成了淀粉。但是淀粉是碳水化合物，由三种元素组成的：碳、氧、氢。二氧化碳只含有碳和氧，淀粉中的氢从哪里来呢？如果是植物的光合作用，氢是从水那里来的，植物是把二氧化碳和水合成了淀粉，合成用的能量来自太阳光。该实验的氢不是从水来的，而是直接来自氢气。氢气和水不一样，自然界没有现成的，需要去制备。例如将水电离生成氧气和氢气，把氢气作为原料。电离就需要用到电，所以它用氢气作为原料要比直接用水贵得多。该实验的第一个步骤是氢和二氧化碳在催化剂的作用下反应生成了甲醇，再用甲醇生产淀粉。生成甲醇这一步也要用到电，而且该反应是低效、高耗能的，这样成本又更高了。

这项技术实际上是用甲醇作为原料合成淀粉，如果直接用甲醇合成成本更低，只不过为了跟光合作用做对比，非要扯上二氧化碳，所以才多了一个二氧化碳跟氢气反应生成甲醇的步骤，成本也就变得更高。把甲醇变成淀粉也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要经过好几个步骤。这些步骤并不完全是化学合成，还用到生物合成，还要用到生物催化剂——酶。而且用到了三种酶。酶很昂贵，做实验用到一点点酶，价格已经非常高。如果要大规模地生产，用到很多的酶，成本更高得不得了。三种酶的成本再加上电的成本，要比种田的成本都不知道高到哪去了，可能是成千上万倍的成本，没有实用的价值。

有一些人说，这是新技术，刚刚起步，所以成本比较高，以后发展了是可以把成本降下去的。但是这条技术路线要耗大量的电，又要用到酶，想把成本降得非常低，低到比种田还要低，在可预见的未来是不太可能的。退一步说吧，即使以后突然又有什么“颠覆性技术”可以让合成淀粉的技术的成本降到比种田的成本还要低，那么是不是真的就能够实现他们描绘的那个美好的前景，可以用来代替农业生产，而且还可以减排呢？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它能不能代替农业生产粮食，或者像媒体说的，能不能把空气变成馒头？搞这项技术的科研人员说了，如果这个技术成熟了，那么用一立方的反应器生产出来的淀粉就相当于五亩玉米的淀粉产量。好吧，即使我们不考虑成本问题，是不是用这一立方米的反应器就可以代替种五亩的玉米呢？不行。我们种了五亩玉米，获得的玉米粒里头可不只是有淀粉，还有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纤维素，以及各种各样的对人体有用的东西，成分非常复杂。同样，媒体说“把空气变成馒头”也完全是错误的，馒头里头不只是有淀粉，还有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我们吃馒头不只是在吃淀粉，纯淀粉只能是作为食品的原材料，是不能当主食的，我们不能靠吃淀粉为生。所以，这项技术的成本降得再低，也代替不了种田，合成的淀粉代替不了从田里长出来的玉米，因为成分不等同。

我们再来看它的另一个应用前景，号称能够减少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有助于解决气候变暖的问题。把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变成了淀粉，如果大规模地推广，的确是能够让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大量地减少。但是，合成的淀粉并不是要储存起来的，而是要吃的。吃了以后，能量被人体利用，会产生废物。什么废物？二氧化碳。二氧化碳释放回空气里，这么一循环，最终并没有减少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当然，如果淀粉吃得很多，利用不了，会转化成脂肪，在人体里储存下来。大家难道为了减少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一个个都吃成大胖子吗？为了减排牺牲身体健康吗？即使做出了这个牺牲，为了减缓气候变暖大家都变成大胖子，人死了以后尸体烧掉，又产生二氧化碳，还是要释放回空气中。所以，靠合成淀粉最终减少不了空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对于解决气候变暖是没有帮助的。

这项研究并不是一无所是。它是在模拟光合作用的过程，有学术价值，不然的话也不会在《科学》杂志上面发表。对于这项工作来说，最大的价值可能就是发表一篇论文。继续研究下去在别的方面也许能够得到应用，但是它描绘的那两个吸引人的前景——用来代替生产粮食和减少空气中的二氧化碳的含量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它的应用价值也就没有像作者吹的那么大，让人们以为以后不用种田了，用这套方法来合成淀粉就可以了，纯粹就是夸大其词。如果以此作为噱头去拉投资、办公司、上市，那么就是骗人。

2021.9.26.录制

2021.10.20.整理

中国科技部发通知向全社会征集颠覆性技术研发方向的建议，还要搞全国性的颠覆性技术创新大赛。这种做法才是真的有颠覆性，颠覆了人们对科技研发的认知。这再一次暴露出中国科技部那帮官僚缺乏科学素养，没有科学理性的思维，反而有伪科学妄想家的思维。

这种伪科学妄想家思维，或者说科妄思维的一个特点是，相信高手在民间、民间有高人。“高手在民间”在一些专业性不强的领域是有可能的，比如说在文学领域、工艺领域，在民间可能真的能够找到高手。但是这是不适用于搞科技研发的。科技研发是专业性非常强的领域，特别是很尖端的高科技，更是专业。科技部征集的那些领域，生物技术、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等，都是目前最尖端的高科技领域。要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研究人员必须受过多年的专业教育和训练，读过博士，甚至读过博士还不够，还要受过博士后的训练。也就是说，只有专业的人士才能从事这些领域的研究。那些非专业的人士对这些领域是不可能想出什么很好的点子来引导这些领域的研发方向的。不要说那些非专业的人士，即使是专业的人士如果已经离开这个领域一段时间，也很难提出有价值的研发建议。能够想到有价值的研发点子的都是还在做研究的专业人士。这些人都是在大学、研究所、高科技公司，他们如果有什么样的想法，完全可以遵循通常的渠道，提出科研资金的申请，申请立项。科技部发这么一个通知向全社会征集，显然不是针对这些专业的人士，而是面向那些非专业的人士。这种做法表现出科技部的官僚对高科技领域的专业性缺乏最起码的认识，很不尊重专业人才。

科妄思维还有一个特点，动不动就想要有颠覆性的成果，做出具有颠覆性的重大发现，搞出颠覆性的技术。但是，在科技研发的领域，是很少有人去讲什么颠覆性的，因为科技的发展是一步一步地来的，都是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一点一点地改进。到一定的程度有可能会出现很重大的进展，得到的成果有时候就被叫做革命性的成果。但是，这种革命性的成果也是在学术界、业界自然演变出来的，水到渠成，并不是突然冒出来的。而且，即使出现了这种革命性的成果，也是在以前的基础上做出来的，并没有把前面的那些基础全部都推翻，然后从头再来。科技的发展是连续性的进步，并不是颠覆性的发展。只有那些搞伪科学的人才整天想着要从头再来，把以前的成果全都推翻，想出颠覆性的什么念头，像长生不老药、人体特异功能、水变油、永动机。如果真的有人提出类似的颠覆性的研发建议，难道科技部也要采纳，也要投入大笔的资金去研发吗？

这件事暴露出了中国科研资金的发放体制存在着很大的弊端。中国全国性的科研资金的发放有两个主要的渠道。一个渠道是通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发的。科研人员想到了要做什么，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提出课题申请，然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找专家对课题进行审核，通过了，就把钱发给资金申请者。这种做法是向美国学的，由于中国的国情，里面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弊端，但是相对来说还是正常的一种做法，只不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课题的经费往往比较少。

经费比较多的课题往往由科技部掌握，科技部要搞的是大项目。科技部的做法是向以前另外一个大国苏联学来的，沿用的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做法。这种做法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做法完全相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做法是先有人然后再找课题，科技部的做法是先立一个项目再找人来做。立一个很大、很空的项目，然后让科技人员来竞标。要立什么样的项目，由科技部的官员说了算。虽然这些官员在表面上也会找那个领域的院士、权威当顾问，但最后拍板的还是科技部那些官员，司长，甚至是处长、科长，都有可能拍板。

科技部的官员并不是搞科研的，并没有专业的知识、背景，一个项目要怎么立呢？他们通过看科普文章、科技新闻，了解科技的发展，发现哪一个领域比较热门，就立一个项目。哪一个领域比较热门，最早不都是在发达国家首先搞起来的吗？发达国家搞哪一种新的技术、新的项目，我们也跟着搞一个，跟在发达国家后面搞跟踪式研究。

也许科技部那些官僚觉得不能老这样干，跟中国的“大国”（现在号称是已经变成“科技大国”）形象不符，应该搞有中国特色的、独创的科技项目。也有可能是某一个大领导发话，要自己搞颠覆性的项目。但是，科技部的官僚自己又没有什么点子。不跟在发达国家后面跑，自己能够想出什么样的研发的方向出来？想不出来了，所以就想了这么一招，向全社会征集。

这种做法有点像中国古代皇帝向全社会征集灵丹妙药、长生不老药，最终招来的是一帮骗子。也有点像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大跃进的时候搞大炼钢铁，把科技的研发变成了群众运动。这种做法后果会很严重。往轻的说，会导致浪费大笔的科研经费。往重的说，劳民伤财，会导致灾难。

2021.8.25.录制，2021.9.22.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