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博客

新冠病毒疫情在英国发作的初期，英国政府采取比较淡定的态度，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采取关闭学校、禁止大型集会之类的强硬措施。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的解释是，英国政府将疫情高峰延缓至夏季，如果有60%的人对新冠病毒有了免疫力，就能获得“群体免疫”，可以阻隔下一波新冠病毒的流行。

英国政府的这种做法受到了很多批评，被说成是故意要让大家感染新冠病毒，以建立群体免疫。中国学者中，对此批评最严厉、影响最大的是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他写了一篇题为《英国首相的“群体免疫”谎言》的文章，流传甚广。在饶校长看来，没有疫苗，是根本不可能形成群体免疫的，所以英国首相（其实提出者是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是在说谎。为什么呢？饶校长说：

【群体免疫现象的意思是：如果少数人不肯打疫苗，但是大多数人接种了疫苗，因为大多数人有免疫力，病毒就难以传播，这样就可能病毒碰不到没有接种疫苗的人，所以呈现“群体免疫现象”。

这完全不支持英国首相的政策。在一个新的病毒出现，全体人民没有疫苗，极少数可能有先天免疫力的情况下，不遏制病毒传播，把全体人民暴露在病毒面前，是不可能出现群体免疫现象的。会出现的是：凡是感染了会死的就死去，感染了不会死的就获得免疫，继续活下去。这种现象是英国著名科学家达尔文提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如果英国相信现任首相，还可以推广用这种方法，全面取消医疗。】

英国政府的做法是否合理、可行且不说，饶校长对此的批评错得离谱，暴露出他缺乏免疫学常识。

饶校长认为只有打疫苗才能形成群体免疫，这是错的。只要一个群体中对一种病原体具有免疫力的人数足够多，就能形成群体免疫阻隔病原体的传播，与这种免疫力是怎么来的没有关系：可以是疫苗接种获得的，也可以是被感染痊愈后获得的，甚至可以是天生就对该病原体具有抵抗力。需要多少比例的人具有免疫力才能形成群体免疫，与病原体传染力（基础传染数）有关。根据新冠病毒基础传染数可以算得，大概60%的人对其具有免疫力就能形成群体免疫。所以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才以让60%的人具有免疫力作为“目标”。

但饶校长认为，没有疫苗，这个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少数天然有抵抗力的人，他们不可能堵住病毒在人群的传播。”饶校长所谓“天然有抵抗力的人”，应是指天然不会被新冠病毒感染的人，例如细胞与新冠病毒结合的靶点发生突变，让新冠病毒没法入侵细胞。这样的人如果有的话，也是极少数。

但是饶校长似乎不知道，要对新冠病毒具有抵抗力，还有第三条途径，那就是被新冠病毒感染后痊愈了，体内有了针对新冠病毒的抗体，也就对它具有了免疫力。虽然新冠病毒被媒体和某些专家渲染得非常恐怖，但其实它是比较温和的病毒，在确诊病例中，有80%症状轻微，不经任何治疗就能痊愈。而且，在对钻石公主号邮轮的全体乘客和意大利一个小镇的全体居民全部做了核酸检测后发现，被新冠病毒感染的人有一半以上从被感染到转阴时都没有症状，如果不对所有的人做检测，这些人就不会被统计进去。所以，被新冠病毒感染的人，90%以上没有症状或有轻微症状，他们痊愈后就有了免疫力。可见，要让60%的人具有免疫力，并非不可能。

如果某种传染病能通过普遍感染获得群体免疫，是不是像饶校长说的可以“全民取消医疗”呢？是不是就要搞社会达尔文主义呢？当然不是。大部分的疾病不是病原体引起的，人体不会对其产生免疫力。即使是病原体导致的疾病，其中有一部分人体也没法对其产生免疫力。即使是能产生免疫力的疾病，也需要用药物和支持疗法救治重症感染者。所以医疗还是很有必要的。

但是，对新冠病毒能够产生群体免疫，并不意味着就可以顺其自然。毕竟，被新冠病毒感染的人，有大约10%是重症（基数包括了无症状感染者），他们是有死亡危险的，需要救治。目前的研究结果，新冠病毒感染死亡率大约0.5%。如果不对病毒的传播做出干预，被感染者数量指数增长，重症患者数量也急剧上升，导致医疗系统崩溃，就会让病死率超高，就像武汉、意大利发生的那样。

在舆论压力下，英国政府没能再淡定下去，也禁止大型集会、关闭学校，下一步还可能“封城”（西方国家所谓“封城”其实是对商业活动和居民行为做出某些限制，例如禁止餐馆、酒吧营业，居民无生活、工作、医疗、健身需要不要外出，和中国的“封城”不是一个程度的）。这么做的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呢？

当一种传染病爆发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能否把它完全控制住不让它传播开去？甚至让它完全消失？当年的萨斯不就被消灭了嘛。但是萨斯和新冠病毒感染病有很大的不同。萨斯病情往往比新冠病毒严重，病死率高得多，而且有很明显的症状，那就是发烧，通过排查发烧的人，就能把萨斯患者都找出来隔离，从而切断病毒的传播。新冠病毒感染则不然，没有明显的症状，并不是被感染者都会发烧，甚至一半以上的感染者什么症状都没有。对这种比较温和的病毒，要将它完全消灭是不现实的。即使采取让整个社会停摆的极端措施，把病毒传播暂时压制下去了，一旦社会恢复运转，病毒又会开始传播了。

既然没法完全控制病毒传播，那么退而求其次，尽量减缓病毒传播的速度，让感染者数量缓慢增加，不要让医疗系统崩溃。这就是目前欧美各国采取的防疫措施，所谓“拉平曲线”，不要让感染人数出现急剧上升的高峰。长期来看，可能并不能减少感染者的数量，但是如果能做到感染人数上升平缓，医疗系统不超负荷，重症患者能得到及时救治，就能减少死亡，降低病死率。

真正要完全控制病毒的传播，需要借助疫苗。但是，即使一切顺利，疫苗的研发、试验、大规模生产也要一年以上的时间，这一次的疫情是指望不上的。何况疫苗的研发很可能不会成功，毕竟，很多传染病到现在也没能做出疫苗。所以，没有疫苗，新冠病毒会一直在人群中传播，等到大部分人被传染上，60%以上的人对其具有免疫力，传播才会被遏制，除非新冠病毒像流感病毒那样很容易发生大的变异，让此前获得的免疫力失效。可见，不管是靠疫苗接种，还是由于大部分人被感染获得免疫力，要遏制新冠病毒，最终仍然离不开群体免疫。

2020.3.19

最近我女儿的科学课举行了一次辩论，辩论的题目是：病毒是不是生物？辩论的结果大部分同学认为病毒不是生物，理由是：细胞是生命的基本单位，病毒不是细胞，所以不是生物。

生物学界一般也不把病毒当做生物，理由也是病毒没有细胞结构。病毒实际上只是由蛋白质外壳包裹着的一段遗传物质——核酸，结构非常的简单。

但是，核酸和蛋白质都是生物大分子，这就使得病毒虽然不是生物，却具有生命的某些特征。其中一个重要特征是遗传，即能够复制自己产生后代。这个使命当然是由遗传物质来完成的。遗传物质首先要能自我复制。生物的遗传物质都是DNA（脱氧核糖核酸），而且都是双链，即有两条互补的DNA链，复制的时候两条链解开，分别合成互补的新链，一个双链DNA就变成一模一样的两条双链DNA了。病毒的遗传物质有的是DNA，也有的是RNA（核糖核酸）。今年闹得沸沸扬扬的新型冠状病毒属于RNA病毒，它的遗传物质是单链RNA，复制的时候用这条RNA作为模版合成一条和它互补的新RNA，然后再合成和新RNA互补的RNA，这些RNA就和最早的RNA一样了。

核酸是用核苷酸作为材料合成的。我们人体细胞合成DNA所需要的核苷酸最终是用我们从膳食中摄入的某些营养素合成的。但是病毒里面没有核苷酸，也不能自己合成核苷酸（或者说，病毒没有新陈代谢的能力。新陈代谢是生命的特征之一，这也是病毒不被认为是生物的另一个理由）。它们只能去利用细胞里现成的核苷酸。

遗传物质携带着遗传信息，这些信息要表达出来才能执行功能，功能主要是由蛋白质来执行的。所以遗传物质携带的遗传信息主要是蛋白质的编码，也就是基因。对生物来说，要让遗传信息表达出来，先以DNA为模版合成和它互补的RNA，然后以RNA为模版合成蛋白质。对冠状病毒来说，它跳过了第一步，直接就用RNA做模版合成蛋白质。但是这一步需要在核糖体里完成，而且需要氨基酸作为合成蛋白质的材料。这二者病毒都不具备，它们也只能去利用细胞里现成的核糖体和氨基酸。

所以，病毒要复制自己，就必须入侵细胞，打入细胞内部。但是细胞有细胞膜保护，不是随便能进去的，需要有进入细胞大门的钥匙。在冠状病毒的蛋白质外壳上，有一根根的突起，让它看上去像西方国家的王冠，所以叫它冠状病毒。这些突起就是打开细胞大门的钥匙，是一种蛋白质（称为S蛋白）。要打开细胞大门，钥匙要能和细胞膜上的锁吻合。这些锁是某种分布在细胞膜上的蛋白质，称之为受体。不同病毒能结合的受体不尽相同。对新型冠状病毒来说，它的受体是血管紧张素转化酶2，简称ACE2。从这个受体的名称可以看出，它原本的作用是用来转化血管紧张素的，在调节心脏功能等方面发挥作用，并不是用于迎接病毒的，只不过被病毒利用了，把病毒误当成了它要催化的底物和它结合，然后病毒趁机把它的遗传物质送进了细胞中。ACE2在人体很多器官、组织中都有，包括呼吸道上皮细胞，特别是肺泡的上皮细胞。所以肺就成了新型冠状病毒的主要入侵部位。

冠状病毒进入细胞后，利用细胞里的“车间”和原料来复制新的病毒。一方面，要复制病毒的遗传物质。但是要复制RNA，光有核苷酸不行，还要有复制酶作为催化剂。病毒基因组编码了复制酶，它首先利用细胞里的核糖体合成了复制酶，然后在它的催化下复制遗传物质。另一方面，还要根据病毒基因组制造病毒自带的蛋白质。病毒能尽可能地利用细胞中现有的蛋白质，只制造细胞中没有但是是病毒繁殖所必需的少数几个蛋白质。对冠状病毒来说，这些蛋白质包括一种和遗传物质结合的蛋白质（N蛋白），两种构成病毒外壳的蛋白质（M蛋白和E蛋白），以及S蛋白。此外还有几个用于对付免疫系统的蛋白质。基因组和蛋白质都复制好了，就可以组合成新的病毒颗粒，然后释放到细胞外，去入侵别的细胞。细胞被病毒充分利用后，就死了。所以病毒对它入侵的生物体具有毒性，能让生物体生病。生物体为了消灭入侵的病毒，调动免疫细胞前往被入侵的器官，引起炎症反应，因此加重了病情，有时还来不及杀光病毒反而把自己搞死了。

核酸在复制的过程中有时会产生错误，例如把核苷酸放错了位置，根据模版本来应该放某种核苷酸，却放了别的核苷酸，核酸序列发生了改变，这时我们就说发生了突变。生物体对此有一套纠错机制，但是不能完全避免，所以突变总是会发生的。病毒没有或只有简陋的复制纠错机制，而且病毒复制速度要快得多，所以病毒非常容易发生突变。尤其是对于冠状病毒这样的单链RNA病毒来说，更容易发生突变，因为它只有一条链，发生了突变就会遗传下去。而且冠状病毒的基因组是RNA病毒中最大的，多达3万个“字母”，“字母”越多，复制时就越容易出错。

通过对比不同病毒的基因组序列，看看它们之间有多大的相似性，再根据突变的速率，就可以推算出它们是在什么时候发生分化变成不同的病毒的，从而重建病毒的进化史。例如，新型冠状病毒与一种蝙蝠冠状病毒的基因组序列有96.2%是相同的，据此可以推算出这两种病毒在25-65年前有共同祖先，也就是说，新型冠状病毒是不久以前才从某种蝙蝠冠状病毒（不一定是上述做比对的那种）进化来的。新型冠状病毒与萨斯病毒的基因组序列只有79.5%相同，说明二者亲缘关系比较远，在几千年前它们的祖先就已经分化走上不同的进化道路了。所有的冠状病毒都是在大约一万年前从一个共同祖先进化出来的。一万年对生物进化来说只是一瞬间，甚至不足以进化出一个新物种——今天的人类与一万年前的人类都是一个物种，但是一万年已经足以进化出无数种病毒了。可见病毒变异、进化速度之快。

病毒的突变有的没有改变蛋白质编码，对病毒的属性不会有影响。但是有的突变会改变蛋白质编码，有可能让蛋白质序列、功能发生改变，就能够改变病毒的某些属性，例如能让病毒入侵新的细胞类型，甚至入侵别的物种。突变也可能改变病毒的毒性，病毒的毒性会因此变强，但也可能变弱。病毒没法在细胞外繁殖，也没法在细胞外长时间生存，它只有在细胞中才能不停地繁殖下去，一旦释放到体外，找不到新的细胞入侵，很快就会失去活性。所以一旦病毒把生物体杀死，生物体内的病毒也就同归于尽，没法继续传播了。所以毒性强的病毒因为很快就把宿主杀死了，传播其后代的效率就比较低，而毒性弱的病毒能让宿主更长时间地传播自己，其后代就会越来越多。病毒对宿主的影响越小，其传播的效率就越高。可见，虽然病毒突变的结果既可能让其毒性变强也可能让其毒性变弱，但是毒性弱的病毒比毒性强的病毒更有生存优势，总的进化趋势是毒性越来越弱，弱到甚至对宿主的生活不产生影响，和平共处。

这正是在蝙蝠中发生的情形。蝙蝠由于会飞翔，活动范围广，很容易被传染病毒，而且蝙蝠在洞穴里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群居，病毒很容易在蝙蝠之间传播。蝙蝠可能是哺乳动物中携带病毒最多的。光是在云南省一种蝙蝠的身上就检测到了5000多种冠状病毒。但是蝙蝠身上虽然病毒众多，除了个别的例外（例如狂犬病毒），这些病毒对蝙蝠的生活却没有影响，不会让它们生病，因为经过长期的进化，病毒已经和蝙蝠和平共处了。

但是，如果蝙蝠上的病毒入侵人体，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人体从未遇见这种病毒，进化才刚刚开始，病毒就可能会伤害人体，甚至是致命的。不过，人们很少和蝙蝠有直接的接触。但是，如果某种哺乳动物捕杀蝙蝠，就可能被蝙蝠身上的病毒感染，而人再捕杀这种哺乳动物，蝙蝠病毒就会转移到人体。这种哺乳动物，就成了把病毒从蝙蝠传播给人类的中间宿主。

幸运的是，人和蝙蝠虽然都是哺乳动物，但是生理还是有很大的差异，能在蝙蝠上寄生的病毒即使接触到人体也不一定能入侵人体细胞，即使能入侵人体细胞，也不一定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只有在很偶然的情况下，蝙蝠的某种病毒发生了突变，让它既能入侵人体细胞，又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这时就出现了一种新型人类传染病。蝙蝠身上虽然有成千上万种冠状病毒，但到现在只有七种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有四种只是导致症状很轻的上呼吸道感染（普通感冒）。大约15%的普通感冒是冠状病毒引起的，因为不会死人，也就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还有三种冠状病毒（萨斯病毒、中东呼吸综合征病毒和新型冠状病毒）能感染下呼吸道，导致肺炎，有时是致命的，才引起人们的重视乃至恐慌。如果我们不改变生活方式，如果我们继续以捕杀、食用野生哺乳动物为乐，这种恐慌就没法避免，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发生。

2020.2.8

（《科学世界》2020.3）

有一家叫做“天眼查”的公司（注册名称北京金堤科技有限公司）在其微信公众号发表署名“天眼妹”的文章《“打假斗士”方舟子开始质疑钟南山了？》，搜集了我在推特上的一些言论，说我造谣、诽谤钟南山了。其实该文是一篇“洗稿”，是把两天前密集出现的微信营销号抹黑我的文章改了改，内容都是一样的，连我的推特截屏也是从那些营销号搬过去的。营销号的文章不值得认真对待，但“天眼查”号称是帮助做企业调查的公司，其创办人柳超经常在媒体上吹嘘自己如何讲诚信，我们就来看看该公司是如何“诚信”地造谣、抹黑我的。

天眼查说：

【方舟子被称为“打假斗士”，早些年时以学术打假的姿态横行于科学圈，甚至还拥有一个自己的打假基金，但该基金曾因账目明细不公开被指欺诈。】

这完全是造谣。我从来就不曾拥有过任何基金。所谓“打假基金”（应该叫打假资金）是2006年何祚庥院士等人发起成立，由彭剑律师具体管理，用于资助因揭露造假导致的诉讼费用。我只是受益人之一，并不拥有也不管理该资金，它公不公开账目明细，跟我有什么关系？

天眼查说：

【近些年有传言方舟子去了美国，总之他确实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了。】

我“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了”跟我去了美国有什么关系？我去了美国就不能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了？这是什么骗子逻辑？我为什么这几年来“没有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如果天眼查连这一众所周知的原因都不知道，还好意思声称要帮人搞商业调查，这不骗人嘛。他们当然很清楚我为什么“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了”，所以才敢跟其他骗子一样肆无忌惮地造谣、抹黑我，以为我没法反击了。

天眼查说：

【虽然人在国外，但从疫情爆发以来，方舟子就从未停止过攻击诋毁钟南山院士。先是大放厥词称美国疾控中心都没有要求戴口罩，难道钟南山比美国疾控中心还权威吗？可显然没多久方舟子就被打脸，目前美国民众已经排队购买口罩了，而且口罩也根本不够用，价格大幅上涨。】

我说美国疾控中心不建议普通公众戴口罩，天眼查说这是造谣，说美国民众排队买口罩打了我的脸，这又是什么骗子逻辑？美国疾控中心有没有建议戴口罩，不是要看美国民众的反应，而应该去查美国疾控中心怎么说。美国疾控中心关于预防新冠病毒感染的指南写得很清楚：

CDC does not recommend that people who are well wear a facemask to protect themselves from respiratory diseases, including COVID-19.（疾控中心不建议身体健康的人戴口罩预防呼吸疾病，包括新冠病毒传染病）

天眼查CEO柳超据说是留美博士，看不懂那么浅显的英语？莫非是武小华式的博士？

天眼查说：

【接着他又在外网发布视频，公然造谣钟南山号召别人带口罩，自己去病房探望新冠肺炎患者却不戴口罩，引起了国内网友们的热议。可实际上呢？方舟子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这条视频根本就不是在这次疫情期间拍的，而是四年前钟南山院士去看望一个患者时的旧视频。这招移花接木，是欺负互联网没有记忆吗？】

我根本就没发布过这条视频，视频是别人发布的，我截屏评论而已。事实上，该视频是腾讯新闻在今年2月15日发布的，作为钟南山去探望新冠肺炎患者的报道，我看到后顺手发推特讽刺一下。如果视频有误，那也是腾讯造谣，怎么变成了我发布造谣视频？

天眼查说：

【而且这已经不是方舟子第一次碰瓷钟南山了，早在2013年钟南山发表言论称“灰霾对肿瘤有影响”，但方舟子却怒批钟南山院士是在哗众取宠。后来钟南山院士在采访时也霸气反怼道：“我问心无愧，我对自己讲的话负责任，并非是哗众取宠！” 】

这也是造谣。当时钟南山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灰霾对肿瘤的影响是肯定的，北京地区肺癌患病率增加2.42%。”我认为他这个说法犯了三个错误，提醒他：

“作为一个医学家，特别是一个地位崇高的医学家，说话要谨慎，不能因为雾霾现在成了舆论焦点，就拿它说事凑热闹。”（《钟南山院士应慎言》）

钟南山回应说：

“谢谢方舟子的提醒，我没有微博，我不想在他那回应。但他也是好意，我很尊重他，因此在你这解释一下。”

并对我指出的三个错误一一回应。我又写了一篇《再说钟南山院士应慎言》继续指出钟南山在回应中的错误。钟南山未再回应。

这是很正常的争论，在当时也很轰动，媒体报道非常多。天眼查却污蔑我是“碰瓷”“怒批”钟南山，捏造了钟南山“霸气反怼”，这不是造谣是什么？

总之，天眼查在这篇文章中号称要揭露我造谣，而其实它关于我的每一条信息，才全部都是谣言，证明了天眼查就是一家以造谣为业的谣言公司。一家谣言公司却号称要去帮人做商业调查，不是骗子是什么？这种谣言、骗子公司搞出来的商业信息你也敢信、敢用？

2020.3.3.

有一个自称在做科普而实际上几年来一直在做伪科普的微信公众号“科学公园”，发了一篇署名“挣脱枷锁的囚徒”的文章《COVID-19真实的致死率是多少？要出现在古代后果将会如何？》，吓唬读者说：

【基于早期表现出来的流行病学特征，有科学家认为，COVID-19是1918年大流感以来人类面临的最大危机。原因在于其极其强悍的传播强度和非常高的死亡率。】

那么新冠病毒的传播强度究竟是如何的“极其强悍”呢？文章如此说：

【多数人都搬出R0这个指标，并根据开始阶段有人给出的1.2到2.4的R0值说COVID-19的传播强度并不高。但是，随着资料的积累，对COVID-19传播强度的R0估值逐步走高，现在一般认为在4.5到6.5之间。事实上，人们还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现在的资料都是在一定程度的隔离措施下的结果。……换言之，COVID-19真实的R0值应该显著高于4.5~6.5。】

R0是基本传染数，指在没有外力干预的条件下，在一个对传染病没有免疫的人群中，一个病人平均传染的人数。关于新冠病毒的基本传染数，有十几项研究，结果不太一致，范围在1.4-6.5之间，多数估计为2-4。那么是不是“现在一般认为在4.5到6.5之间”呢？只有两项研究的估计超过了4，都是6.5，但并没有被普遍接受。一般认为新冠病毒的基本传染数是2-3，例如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疫情的联合调查报告认为新冠病毒的基本传染数是2-2.5，《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在今年2月28日发表的社论认为基本传染数是2.2。这与萨斯（2-5）相当，比麻疹（12-18）低得多，但比流感高，流感的基本传染数才1.3。

但“科学公园”还嫌不够高，要给再加两倍，而且意犹未尽，说“COVID-19真实的R0值应该显著高于4.5~6.5”，因为他们认为研究者“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现在的资料都是在一定程度的隔离措施下的结果。”这真是把研究者都当成了白痴，以为他们不知道基本传染数是什么意思，在建立模型推算时不懂得排除外力干预。其实，把全世界的专家都当白痴，认为只有自己一个外行人最高明的人，才是真白痴。

我们再来看看新冠病毒感染的死亡率究竟有多高。本来，计算一种传染病的致死率很简单，就是把病死人数除以总的病例。但是这一轮的新冠疫情还没有结束，这两个数字都还在变化，准确的病死率目前是没法知道的。但是，这不等于没法估算。最简单的估算方法是把现有的病死人数除以已确诊的病例，这叫做粗死亡率(crude fatality rate)。这种估算虽然不是很准确，但在样本足够大时，与实际结果相比不会太离谱。例如，1月26日我据此估算新冠病毒感染的致死率在3%左右，因为有大量的轻症病例没有收治，实际致死率应该更低。这一个多月来粗死亡率的确就一直在3%左右波动。

因为新冠病毒疫情已经持续了三个月，很多病例已经完成了病程（痊愈或死亡），那么对某一阶段的病例做分析，就可以得到比较准确的致死率。2月28日，中国疾控中心对截止2月11日中国44672个新冠病毒感染确诊病例的统计结果是，死亡率2.3%。所以世界卫生组织一直说，新冠病毒感染的致死率大约2%。这也是被普遍接受的数据。

有些人不相信中国的数据，认为中国有很多死亡人数没有被统计进去，致死率应该比这高得多。疫情早期武汉当然很可能存在漏报死亡人数的情况（例如有些病人至死都没有被确诊），但应该不至于数量多到让致死率大幅上升，因为与其他地方、特别是国外相比，武汉、湖北的致死率已经高出了很多，难道国外的数据也是假的？

现在已经知道，相当一部分被新冠病毒感染的人都只有轻微的症状甚至没有症状，这些人不觉得自己生病或只觉得自己得了感冒，没有被收治，也就没有被算入确诊病例。那么实际的致死率应该是远低于2%。《新英格兰医学杂志》那篇社论认为，新冠病毒感染的实际死亡率可能远小于1%，与严重季节性流感相当（死亡率0.1%）。

但“科学公园”却认为国际医学通用的这个致死率算法“是非常错误的”，他们认为：

【由于COVID-19的结局只有两个，死亡或痊愈。因此，如果计算到目前为止COVID-19的阶段死亡率，应该是死亡人数与死亡人数和痊愈人数之和的比值。截止2月24日24时，全国累计死亡2666例，累计痊愈27323例，那么阶段性死亡率为8.89%——2666/（2666+27323）。】

如果疫情结束了，用这种方法算出的死亡率和国际通用的算法会是一样的。如果疫情还没结束，用这种方法算出的死亡率——“科学公园”发明了一个说法叫“阶段性死亡率”——就会偏高，甚至高得离谱，这是因为痊愈需要的时间普遍长于病死时间，所以痊愈人数大大滞后于病死人数，这样算出的“阶段性死亡率”一开始就会高得离谱，之后随着痊愈人数的增加才逐渐下降。例如，在1月26日我估算死亡率为3%左右，而当时死亡病例56例，痊愈病例才49例，按“科学公园”的算法，“阶段性死亡率”是惊人的53.3%。“科学公园”说2月24日“阶段性死亡率”已降到8.89%，而今天（3月3日）中国公布的死亡人数是2947人，痊愈人数是47301人，“阶段性死亡率”又降到5.86%。变化如此大的“阶段性死亡率”又有什么意义呢？

即使是“阶段性死亡率8.89%”，“科学公园”也还觉得太低，不够吓人。他们又发明了一个说法“自然死亡率”，意思是不做治疗的死亡率。他们认为重症患者不做治疗就活不了，武汉的重症率就等于“自然死亡率”，等于22%。即使把重症率等于死亡率，20%的重症率也是偏高的，因为这是对确诊病例的统计，而正如我前面说的，还有大量的轻症、无症状感染者没有计入。

“科学公园”之所以如此不停地拔高新冠病毒的传染力和致死率，是为了让我们相信这样一幕末日景象，如果不采取极端的防控措施和治疗的话：

【疾病所到之处，全部人口的5、6成被感染，被感染者死亡率超过30%。而且这还是极其保守的估计。】【搁在古代，一场席卷全球的COVID-19下来，可以消灭总人口的一半左右，很平常。】

然而，在人类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消灭全球总人口超过30%甚至一半的传染病，何来的“很平常”？人类历史上最惨重的一次传染病是1918-1919年流感，全球大约三分之一人口被感染，大约三十分之一人口死亡。当时对重症流感也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这个死亡率也可说是“自然死亡率”。

古代没有现在发达的交通，人员流动的频率和范围都远远小于现在，也就限制了传染病的传播。即使交通再发达、人员流动再频繁，在传染病传播过程中，随着死亡人数和痊愈获得免疫的人数的增加，就必然会限制了疾病的传播速度和范围，而且在传播过程中，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病毒的毒性也会逐渐减弱。也就不可能出现全部人口六、七成被感染，一半人口死亡这种惨状，那只会出现在无知而变态的想象当中。

那么，“科学公园”把新冠病毒渲染得极为恐怖的目的何在？为了吓唬读者去乖乖地接受极端的防控措施和过度的治疗？

2020.3.3.

近日网上流传一篇《中医老院士王永炎半年前准确预测了新冠疫情》的文章，文中称：

【2019年6月27日，中国中医科学院组织召开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候选人答辩评审会，遴选流感防治科学家。当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医内科学神经内科学专家王永炎讲了一段话，无人意识到王院士在说什么，现在回头再看，简直神了。

他说：“要观天地之象，观万物生灵之象，观疾病健康之象，所以今年大江以南，暴雨成灾，厥阴风木司天已经描述了太虚元象，上半年是比较和缓的，下半年特别是在冬至前后，也就是连续到明年的春季，要有瘟疫发生。”

可惜，老院士的讲话没有引起大家的关注和重视。】

很多人以为王院士是根据“今年大江以南，暴雨成灾”来预测下半年要有瘟疫发生，其实不是，他是根据“厥阴风木司天”来预测的。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和算命、风水是一个意思。所谓“司天”是中医“五运六气”学说中的一个概念，意思是掌管天气，预测上半年气候变化。下半年的气候变化则由相对应的“在泉”来预测。司天和在泉是根据干支纪年中的地支来确定的：

子、午年：少阴君火司天，阳明燥金在泉。

丑、未年：太阴湿土司天，太阳寒水在泉。

寅、申年：少阳相火司天，厥阴风木在泉。

卯、酉年：阳明燥金司天，少阴君火在泉。

辰、戌年：太阳寒水司天，太阴湿土在泉。

巳、亥年：厥阴风木司天，少阳相火在泉。

2019年大部分时间是农历的己亥年，那就是“厥阴风木司天，少阳相火在泉”，由于司天定了，在泉也就定了，所以只说2019年“厥阴风木司天”也未尝不可。“厥阴风木司天”预测的气候应该是风大，王院士却说预测的是暴雨成灾，以“今年大江以南，暴雨成灾”来证明预测正确。大概王院士对气象有独特见解，认为风雨是一家，有大风就意味着有暴雨。

我们姑且承认王院士的气象学，“厥阴风木司天”预测了会有暴雨。今年6月长江以南某些地方的确出现了暴雨。但是世界那么大，并不是所有地方都有暴雨，难道这些地方不受“司天”掌管？王院士也许会说，五运六气学说是中国特色学说，只适用于预测中国。那好，中国不止长江以南，还有长江以北，难道它们也都暴雨了吗？即使长江以南，也并非所有地方都暴雨，而只是某些地方暴雨成灾，难道“司天”只管那些地方？王院士也许会再退一步，只要有某个地方暴雨成灾，就证明预测是准确的。但是以中国之大，哪一年没有某个地方暴雨成灾？尤其是长江以南，几乎年年会出现暴雨成灾。随便搜一下：

【2011年中新网6月20日电：南方暴雨洪灾已致175人死亡 86人失踪】

2011年是辛卯年，阳明燥金司天，那么是不是“阳明燥金司天”也意味着长江以南暴雨成灾？

【2016年新华社武汉７月１１日电：聚焦长江暴雨灾情六个热点】

2016年是丙申年，少阳相火司天，那么是不是“少阳相火司天”也意味着长江以南暴雨成灾？

今年暴雨再大，也大不过1998年长江暴雨洪水。1998年是戊寅年，也是“少阳相火司天”，看来“少阳相火司天”才意味着长江以南暴雨成灾了？

可见王院士以“厥阴风木司天”预言长江以南暴雨成灾之可笑了。有人也许会说，虽然不能说“厥阴风木司天”预测了长江以南暴雨成灾，但是它毕竟准确预测了新冠疫情啊。如果这么想，正上了王院士的当。注意，王院士只是说冬春会有瘟疫，并没有说是什么瘟疫，甚至没有说是大瘟疫还是小瘟疫，也没有说是新瘟疫还是旧瘟疫，那么只要有传染病，王院士就都可以说他说中了。然而，哪年没有传染病流行？冬春是流感季节，可以说每年冬春都会有瘟疫，所以王院士的预言永远会应验。

如果王院士说的是新瘟疫，也就是新型传染病，那才可以勉强说是预测到了新冠病毒传染病，可以王院士没法修改视频给加一个“新”字。如果非要狡辩他指的是新型传染病，那么，上一次“厥阴风木司天”是2013年（癸巳年），怎么没有出现新型传染病？事实上，每六年就会有一次“厥阴风木司天”，除了2019年，还有哪年有新型传染病？上一次新型传染病是2009年甲型H1N1流感大流行，2009年是己丑年，太阴湿土司天，那么是不是“太阴湿土司天”也意味着会有新瘟疫？2002年冬天有萨斯，与新冠病毒疫情最像，2002年是壬午年，少阴君火司天，那么是不是“少阴君火司天”也意味着会有新瘟疫？多数“厥阴风木司天”并没有新瘟疫，多数新瘟疫并没有“厥阴风木司天”，说明二者之间不要说因果性，连关联性都没有。

可见，王院士之所谓“观天地之象，观万物生灵之象，观疾病健康之象”根本经不起统计的检验和逻辑的推敲。中医的这套预测理论与算命并没有什么区别，都只是在糊弄不会做深入思考的人。所谓“中医大师”，不过是变相的算命先生。这种人能当上中国工程院院士，这是中国工程院之耻，除非中国工程院改名中国巫术院。

2020.2.27

每当有传染病在中国流行搞得人心惶惶，就有各种号称能预防、治疗这种传染病的秘方、偏方出现。萨斯、甲流流行时如此，现在新冠病毒流行也如此。

这些秘方、偏方并非都是老中医提供的，有的是现代医院的现代医生的杰作。例如，武汉协和医院急诊科主任张劲农不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把喝热鸡汤喝到发汗作为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经验之谈，而且在其执笔的《武汉协和医院处置2019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策略及说明》中堂而皇之地建议患者喝鸡汤，理由是：

“热鸡汤可以升高体温增加机体抗病毒，鸡汤盐分可以增加排痰。”

如果这个理由能成立的话，喝热盐水岂不也能得到同样的治疗效果？岂不更方便更省事？何必喝鸡汤呢？难道他家是卖鸡的？

这个理由当然很荒唐可笑。的确，有一种理论认为升高体温能增加机体抗病毒的能力，病毒感染后身体发热是一种有助于康复的适应性。所以感染后发热不一定要急着退热。但是喝热鸡汤就能升高体温吗？不能。张医生似乎忘了，人是恒温动物，人体有非常强的体温调节能力，喝再热的鸡汤也是不能升高体温的，人体会通过出汗等方式把从外界吸收来的热量散发出去，让体温保持不变。张医生强调喝鸡汤要喝到发汗，似乎以为发汗就意味着体温升高了，其实恰恰相反，发汗意味着人体对体温的调节能力正常，热量被汗液带走了，体温仍然保持恒定。如果外界热量能让体温升高，那就说明人体体温调节出问题了，得了热射病，俗称中暑，是相当危险的。

由于中国的医学专家建议人人戴口罩来预防新冠病毒感染，各地政府因此要求人人必须戴口罩，导致口罩供不应求，于是民间就出现了五花八门的自制口罩。?上海长征医院感染科主任、《中华传染病杂志》总编缪晓辉也凑这个热闹，写了篇文章指导人们自己用家里棉布衣服做口罩，声称这样的口罩就能预防病毒感染。缪主任的逻辑是，吸入的病毒要达到一定的数量才能感染人，自制口罩虽然不能完全挡住病毒，只要挡住了一部分，就能预防感染：“把口罩遮住口鼻，挡住两个病毒算一双，你就不输。”

戴口罩的目的是阻隔带病毒的飞沫。目前流行的外科口罩是用三层经过静电处理的合成无纺布制成的，外层有防尘防水作用，中层有过滤作用，可以阻隔90％以上的大于5微米的颗粒，内层则用以吸湿。而缪医生提倡的自制口罩，简单地用三五层棉布做成，既不能防水也不能通过静电过滤颗粒，对飞沫基本上是不起阻隔作用的，绝大部分飞沫都会透过这种口罩进入呼吸道，即使有一小部分飞沫沾在口罩上，对结果并无影响，只能挡住两个病毒，而漏过成千上万的病毒，你还是输了。当然，在非医护环境碰巧近距离接触新冠肺炎患者的概率微乎其微，没有戴口罩的必要，戴口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避免被抓，那么什么样的自制口罩都是有用的。只是不要因此有了虚假的安全感，而忽视了更重要的预防传染的手段，例如勤洗手。

新冠病毒感染是一种自限性疾病，病情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停止，轻症病人不需要治疗，靠自身免疫就能痊愈，重症病人才需要做缓解症状的对症治疗。世界卫生组织出了一个指南，认为新冠病毒感染者如果症状轻，不一定要去医院，在家隔离即可。新加坡政府也计划，如果疫情严重，就让轻症病人在家隔离，只收治重症病人，免得被轻症病人占用医疗资源。

但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科主任王贵强却认为，自限性疾病可自愈不等于不需要治疗，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有一部分轻症患者通过一般的支持对症治疗和中药清热解毒的治疗就可以痊愈。所谓支持对症治疗，无非是在氧饱和度低、呼吸困难时吸氧、机械通气，但轻症患者并不存在这种情形，也就不需要支持对症治疗。至于“清热解毒”的中药，更没有任何可信的证据证明会有助于病人的康复，反而可能因为中药中的肾毒性、肝毒性成分对病人身体造成伤害。由于中国强行要求所有新冠病毒感染者都要吃中药，已发现有的患者痊愈后肝功能反而出现异常。如果患者需要吃中药才能康复，那么没有中药吃的外国患者怎么办？也许有人会说中国人有特殊体质，需要吃中药才会好，但国外新冠病毒感染者一部分也是华人，包括中国游客和中国留学生，难道中国人出了国中药就失灵了？如果中药那么牛，怎么不先去说服世界卫生组织、外国疾控中心把吃中药也写入诊治指南？

这些医生都是中国顶级医院的主任医师，代表着中国医生的最高水平，却缺乏生物医学常识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反映出中国医学教育存在着很大的缺陷，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对中医的支持和推崇导致中国医生即使受了现代医学教育，也普遍具有中医式的思维。所以说，中国的医学专家，不管中医西医，基本上都是老中医，都在靠拍脑袋给医学建议、指导公共卫生，每来一次传染病流行，就都搞得一地鸡毛。

2020.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