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博客

昨天被一则新闻刷屏：“国学大师、楚辞专家文怀沙老先生6月23日凌晨在东京一家医院逝世，享年108岁。”各家媒体的报道都在标题突出两点：“国学大师”（或“国学大家”）、“享年108岁”，似乎就这么给文怀沙盖棺论定了。然而这两点都是假的。文怀沙不是“国学大师”，而是江湖骗子。他的寿命也没有高到108岁这么吓人，而是97岁，他给自己虚报了11岁。

早在2009年李辉就已撰文揭露了文怀沙的真实年龄、“学术成就”和在1963年被劳教的真相，文怀沙本该已经身败名裂。然而在文怀沙的同乡好友易中天等人的胡搅蛮缠之下（参见我当时写的《易中天的“道德飚车”》），以及文怀沙一些朋友的朋友的“证词”迷惑下，李辉反而成了无理取闹，文怀沙继续以“国学大师”、“百岁老人”的面目招摇撞骗，以致到现在媒体还在炒作他是“国学大师”、“享年108岁”。所以，很有必要再系统地揭露文怀沙生前是如何骗人的。在李辉揭露之后，又有新的材料被发现，更进一步证明了李辉的揭露是无比正确的。中国社会现在有一种很不好的风气，说什么“死者为大”，好像坏人、骗子一旦死了其劣迹就一了百了，只许其同伙吹捧，不许别人揭露。这当然是非常错误的。尤其是其徒子徒孙利用其死大做文章、继续骗人的时候，更有继续揭露的必要。

我们先来看看文怀沙究竟活了多少岁。文怀沙生前都声称自己出生于1910年，在遭到李辉质疑时，他发表声明仍然说：“我诞生于忧患频连之己酉腊月初五，即阳历一九一零年一月十五日，其它歧说，俱不足信。”“享年108岁”就是这么算出来的。但李辉认为文怀沙应是出生于1921年，其证据是：

“据查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十年代初的第一本花名册，文怀沙的出生时间填为‘1922年’；据中国国家话剧院记录，其出生时间填得更为具体：1921年1月15日；1963年12月被判劳教时，年龄记录为‘43岁’，推算一下，出生时间也在1921年初。三处记录的出生时间虽略有差异，但相差不到一年。”

严格地说，不能排除记录员抄错的可能性，第一本花名册明显就抄错了。2016年5月8日，刘子冀在公众号“废纸帮”贴出了新证据，是文怀沙在1981年向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办理退休手续时自己填写的表格，在出生年月一栏写着：“1921.1.15.”这是文怀沙自己写的，不能再怪别人抄错了吧？出生于1921年，到1981年60岁时刚好到退休年龄。

文怀沙曾经对《扬子晚报》记者冯秋红如此解释其档案记载错误：“当年我抛弃我的家，与一位相爱的年轻女子私奔到解放区。登记夫妻关系时为了显得更般配一点，就把1910年改成了1920年，这事组织上知道，本来不成为问题。”（冯秋红《淡看生死，笑对争议 108岁楚辞专家文怀沙先生仙逝》，《扬子晚报》2018年6月24日）然而档案里写的是1921年，不是1920年，把1910年改成1920年还说得通，改成1921年就不合常理。常理应是，1921年是其出生的真实年份，他才会那么写。

为文怀沙辩护的人说：“20世纪80年代初，文怀沙已将出生年份改回到原先的1910年。”这也与档案不符。根据刘子冀公布的资料，文怀沙曾在1990年9月向文化部申请去苏联访问讲学，亲笔填写了表格。可惜该表格残缺，出生年月部分无存，但是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当时给文化部艺术局、人事处发的同意文怀沙赴苏联访问讲学的报告还完整地保留着，里面第一句话就是：“我院离休干部文怀沙，男，出生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五日。”这份报告上文怀沙的出生年月应该和文怀沙自己填写的表格一致，否则就不能作为证明了。可知到1990年时文怀沙自己认定的出生年月还是1921年1月15日，而不是在80年代初就改成了1910年。

有旁证可以证明文怀沙出生于1921年。在其退休申请表格中，他填写的第一个工作经历是“1943.2 - 1946.6. 四川硌碛国立女师校四川白沙国立女师院附中”。如果他出生于1921年，1943年22岁，开始出来工作，到附中当教师，比较合理。如果他出生于1910年，变成了到33岁才开始工作，就不合理了。所以文怀沙的年表在把出生年月往前推的同时，要把参加工作的时间也往前推，变成了：“1928年受聘担任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教授”，不仅把自己的工作从师院附中教师拔高成了师院教授，而且工作时间也与自己在表格填写的不符，何况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只有四川白沙的这所，是1940年才成立的，1928年哪来的国立女子师范学院？

还有一条旁证。我偶然发现文怀沙的妹夫陈南濂写过一篇回忆文章《五十八年前的订婚照》（http://blog.sina.com.cn/s/blog_51af96bd01009uiz.html ），里面提到文怀沙的父亲文稠（又名文倜生）“抗战期间任国民党第三战区管辖东南补给区司令部公路运输处处长，抗战胜利后，1948年国民党发动内战，他因不满蒋政权反人民战争，忿然离职，投上海招商局总经理徐学禹，徐与文老先生在青年时代同学……”徐学禹是近代名人，很容易查出他生于1903年。文稠是他在青年时代的同学，年龄应该差不多。如果文怀沙出生于1910年，难道他爹不到10岁就生了他？如果文怀沙出生于1921年，文稠20来岁生他，就比较合理了。文怀沙为了让自己出生于1910年，曾说他的母亲淦智远出生于1882年。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文稠的年龄应该和淦智远差不多甚至更大，到1948年时他已经快七十岁了，怎么还跑上海找工作？而且根据陈南濂贴出的结婚证，文怀沙的妹妹文亦光出生于1932年，难道她母亲50岁才生的她？如果文怀沙出生于1910年，难道他妹妹和他相差竟然达22岁？

可见，要让自己早生11年有多么不容易，因为需要改动的东西太多了，很容易就露出破绽。除了要把自己打扮成“百岁老人”的江湖骗子，谁愿意去撒这么大的一个谎呢？

另外，在其出国申请表格中，有文怀沙亲笔写的对其1963年被劳教一事的说明：“一九六三年文犯有以不正当手段亵渎妇女的行为，被定为坏分子，开除公职劳动教养一年。八一年元月复查，维持原劳教一年结论，但定坏分子开除公职不妥予以改正。并办理退休。（后改离休）”这就很清楚了，他当年被劳教不是因为他后来吹嘘的“反江青”，而是“以不正当手段亵渎妇女”，文革后他也没有获得平反，而是“维持原劳教一年结论”。他在外面可以以“反江青英雄”招摇撞骗，否认自己是“流氓”，但在申请表里还是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是“流氓”。

文怀沙之所以被媒体吹捧为“国学大师”、“楚辞专家”，是因为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整理出版过《屈原集》、写过楚辞通俗读物，被吹捧为“新中国楚辞研究第一人”。对此，当时与文怀沙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共事的舒芜是这么说的：

“《屈原集》是有那么一本书。那是一九五三年，新中国建国之初，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整理出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第一批选定几种人民性最高的，由编辑部同人各任一种，其中有《屈原集》。……这几本书陆续出版，除四部长篇小说外，其实都只是薄薄一本，注释完全是简单通俗式的，那时讲究普及，谈不上什么学术性。但国家文学出版社的目标很大，颇有影响。汪校本《红楼梦》一出来就受到俞平伯的学生王佩璋的批评，引起轩然大波。文注《屈原集》也受到臧克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的批评，指出文注的格调低下。例如《离骚》句“女嬃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本来是说有个婵媛的（漂亮的）女嬃（姊妹），在严厉地（申申）责骂，文注却把“女嬃”解释为意味暧昧的“女伴”，把“申申”解释为“娇喘吁吁的样子”，足以引逗向《金瓶梅》一流的遐想。这虽然只是学术上的批评，与政治无关，但毕竟是中央第一号报纸上发表的，压力不可能不大。文先生一出手就这样砸了锅，随即调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屈原集》的事就是如此。事虽是有，但是重复说一遍，包括《屈原集》整理者文先生在内的顾、汪、张、文、李、舒、黄几位整理者，都不是作为专家被聘请来，而是作为本社编辑人员的编辑任务交派下来的。从时间顺序来说，他们每一个都可以说是新中国整理某书的第一人，但这个‘第一’完全不包含价值意义，不是开辟者、创始者、奠基者的意思。我们都是这样理解自己的角色，文先生似乎不同一些，当然只能各取所须。”（舒芜《老吾老》，载《万象》2008年10期）

文怀沙曾经出版过一本《鲁迅旧诗新诠》，被吹捧为“鲁迅旧体诗研究的开山之作”。1977年6月，鲁迅研究者王德厚将该书寄给茅盾，询问其看法，茅盾在当年7月11日回信说：“此人理解鲁诗的能力很差，甚至可说是全然不理解。例如‘大江日夜向东流’两诗的‘按语’，莫名其妙，《自嘲》之‘按语’亦然，‘洞庭木落楚天高’、‘禹域多飞将’等诗都‘按’不出来。我大胆猜度，这是个妄人，写这本《新诠》为了骗人，却在‘引’及‘按’中故意拉入一些文艺界人以示其交游之广阔，也是为了骗人。”（《茅盾散文集》卷九 书信 致王德厚）茅盾不愧是大作家，虽然文怀沙当时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出来招摇撞骗，茅盾也一眼看出了这是个妄人和骗子。茅盾没能料到的是，这个妄人和骗子后来居然能够风靡全国十几年，死后还在继续当他的“国学大师”。

这个“国学大师”的国学水平究竟有多高呢？我在2009年曾经点评过文怀沙半文半白、半通不通的声明，全文附后，大家读了就知道这个“国学大师”不仅国学水平很低，语文水平也很差。李辉说文怀沙的“楚辞学问至多可抵一名中学教员”，那还是抬举他了，不过是一个不学无术的江湖骗子。

2018.6.24.

附：

“国学大师”的语文水平

·方舟子·

“国学大师”文怀沙通过香港某网站发表了亲笔书写的声明，全文不过一百多字，却已尽显“大师”风采。我们来欣赏一下，【】内是我的点评：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按：该成语出自《论语》，原做：“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以鸟比人，所以先说鸟后说人。文“大师”把成语给掉了个个儿，以人比鸟，“大师”成“大鸟”了？】我诞生于忧患频连之己酉腊月初五【按：“大师”的“诞辰”真是非同凡响，一天之内竟然“忧患频连”，真是“大师方一日，世上已千年”。】，即阳历一九一零年一月十五日，其它歧说【按：“大师”自称的“诞辰”是否也是“歧说”之一，不然何来“其它”？】，俱不足信。后世史家当以此为据【按：“后世史家”？真以为自己是能被后世历史学家研究的大人物啊。】，无劳辨析，此哀言也；亦善言也。自揆平生碌碌，泰半荒度。堪留赠后贤及我不认识之子孙【按：“大师”认识的子孙就不留赠了？杀熟啊。】，已公开刊布者有【按：“大师”的意思是他还有“内部刊布”的著作？】：“正清和”三十三字真经【按：自称一篇33字短文为“真经”，还真有“大师”风范，不，有“教主”风范。】及《四部文明》二百卷（约近一亿四千万言【按：原来“大师”的丰功伟绩就是找钱拉人翻印自己也翻看不过来的古籍，这吓人的一亿四千万言究竟是“约”还是“近”？】）。知我，罪我，有书为证，乌足道？“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如是而已。

顺便说一下：几年前，偶然在央视上看到一个介绍“国学大师文怀沙”的专题片，很奇怪国内何时冒出这么个国学大师出来，就看了一下，只见“大师”在苏州某处名胜古迹游览，指着古人留下的楹联对当地陪同人员说：这个对联挂反了，根据意思，这个该是上联，这个该是下联……我仔细一看，按他的挂法，下联最后一字成仄声了。原来“大师”自创了对联的规矩。(2009.2.22)

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张辰宇6月9日在群学书院-半城读书举办的“医学、生命科学与人类健康”高峰论坛系列公益讲座第二讲上做了题为《转基因：现状与争论背后的意蕴》，以专业人士自居，对关于“转基因食品”争论的双方各打五十大板：

【在这场对于“转基因食品”的大争论中，“挺转”与“反转”双方各执一词。以“挺转”的方舟子与“反转”的崔永元为代表，我发现“挺转”的主力都不是转基因领域的大牛，在这个领域并没有深入的研究，但却认为自己掌握着科学的真理，盲目发声，认为转基因食品是绝对安全的，无害的，甚至对质疑的人说出“你们都不懂，你们是傻缺”的话语。但是事实上，科学没有绝对的，都是逐步发现的，小RNA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现有转基因领域的大牛们并没有对于这个问题像方舟子这样摇旗呐喊啊。

而“反转”的主力基本都不是科学界的，用我们东北人的话讲，都是“社会人”，大量传播着毫无科学依据的东西，甚至谣言，我觉得有损双方的对话，也不利于民众真正了解转基因食品。

事实上，我比较赞同早期崔永元对于转基因食品的观点，即民众需要有知情权，转基因食品的安全不是没有疑议的，中国存在监管不力。但是后来崔永元被拱到了那个位置，原有理性的声音也变得非理性了。

“方舟子们”与“崔永元们”争论的过程中语言、思维和行为方式极其不理性，粗鲁粗暴，缺乏基本的相互尊重，甚至将不同观点转化为私人恩怨，将原有的讨论变成了争论，甚至演变为骂战，经过互联网的发酵之后，双方的鸿沟进一步拓宽，我认为这是不可取的。】

【转基因的争论在西方是一个“利益”问题，在中国是一个社会问题，“挺”“反”双方的讨论极其不理性、不专业，民众的科学素养不高，政府的公信力不足让民众幸福。】

张教授批评“挺”“反”双方的讨论极其不理性、不专业，当然是认为自己非常理性、专业的了。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张教授自己理性、专业到什么程度。

张教授说“‘挺转’的主力都不是转基因领域的大牛，在这个领域并没有深入的研究”，挺转的主力中当然有转基因领域的大牛，包括中国做转基因的几名院士，例如范云六、戴景瑞、朱作言、张启发，牛肯定比张教授还大。张教授也许认为他们不算挺转的主力，我才算吧。我当然不是转基因领域的大牛，但不是转基因领域的大牛不等于就“在这个领域并没有深入的研究”，更不等于就不能科普转基因，否则张教授本人也不从事转基因的科研（原来是研究糖尿病的，后来突然研究起了植物微小RNA），更不是大牛，怎么也做起转基因的科普呢？要掌握转基因的知识，并不需要本人做转基因的科研，有生物学教育背景并掌握相关的资料即可。张教授生物学教育背景是有的（虽然不怎么样），但是相关的资料没有认真去掌握。

张教授批评我说：“认为自己掌握着科学的真理，盲目发声，认为转基因食品是绝对安全的，无害的，甚至对质疑的人说出‘你们都不懂，你们是傻缺’的话语。”

我当然认为自己在转基因问题上掌握着科学的真理，否则我还做什么科普，应该去接受科普才对。张教授本人如果不认为自己掌握着科学的真理，怎么好意思批评别人“极其不理性、不专业”“科学素养不高”呢？

所以认为自己掌握着科学的真理不是问题，“盲目发声”才是问题。我受过系统的生物学训练（比张教授受的训练还强点），写过两本科普转基因的书（正在编辑第三本）和上百篇转基因科普文章，都是尽量根据科学文献和权威资料，自信对转基因技术和有关争议的了解远不是明显是为了做演讲才临时胡乱找了点资料的张教授可比。张教授说我“盲目发声”，就请他具体地指出来我的书中、文章中哪一点是“盲目发声”，否则他就是在造谣。

张教授还说我：“认为转基因食品是绝对安全的，无害的，甚至对质疑的人说出‘你们都不懂，你们是傻缺’的话语。”这也完全是造谣。我多次说过，绝对安全的食品是不存在的，反转控要求转基因食品证明绝对安全、无害是漫天要价。只要证明了转基因食品和同类非转基因食品一样安全甚至更安全，就可以放心，而被批准上市的转基因食品都是证明过的，都可放心食用。我从来没有对质疑的人说出“你们都不懂，你们是傻缺”的话语，否则我写那么多文章苦口婆心去科普转基因干什么？

张教授说：“事实上，我比较赞同早期崔永元对于转基因食品的观点，即民众需要有知情权，转基因食品的安全不是没有疑议的，中国存在监管不力。”事实上，崔永元早期就一直在造谣转基因食品不安全，例如造谣说转基因食品含有“不明病原体”，难道张教授也比较赞同？张教授还赞同“转基因食品的安全不是没有疑议的”，“虽然目前尚未发现转基因食品危害人类健康的确切证据，但并不表示将来也不会发现。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评价具有累积性和潜伏性，需要长期监测才能对其安全性作出较为客观的评价。”凭这点就该把张教授划为“反转派”，他怎么又声称自己不反对转基因呢？一种食品的安全性有疑议还能上市吗？还能放心地吃吗？各个国际权威机构、各国监管部门都认为目前对转基因食品的评价是充分、恰当的，张教授凭什么说“需要长期监测才能对其安全性作出较为客观的评价”？就因为他极其“专业”地发现了“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评价具有累积性和潜伏性”？身为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对转基因的认识如此糊涂，却偏要举着“专业”的大棒砸人，要砸南京大学的牌子？

张教授说：“‘方舟子们’与‘崔永元们’争论的过程中语言、思维和行为方式极其不理性，粗鲁粗暴，缺乏基本的相互尊重，甚至将不同观点转化为私人恩怨，将原有的讨论变成了争论，甚至演变为骂战”，张教授说这种话大概觉得自己很客观公正中立，然而任何不带偏见的人如果真的对比过双方的言论，都不会说出如此混淆视听的话，居然认为“方舟子们”与“崔永元们”是同一类人。所以善意地说，张教授在这里是“盲目发声”，不客气地说，则是因为张教授和我有“私人恩怨”故意颠倒黑白。

在张教授的研究（他自称“重大发现”，并因此开创了“南京学派”）被反转控利用时，我评论过他的研究的实质，让他至今耿耿于怀，在讲座前面这么说：“因为我的这项研究，网上有很多人将我列入了‘反对转基因’的阵营，也有研究者指责我的研究并未被国外实验室重复，因此该项研究是夸张且失实的。”这里说的“有研究者”指的就是我。我在《笑话百出的“小崔考察转基因”》这么说：

【崔永元介绍说，“2011年南京大学张辰宇发现植物中的微小RNA能够进入血液，这表明人们在吃转基因食品的时候，可以摄入食物的遗传信息片段。”张辰宇的实验结果国外几个实验室都重复不出来，可能不是真实结果。即使是真实的，也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无关。转基因作物并不改变植物中的微小RNA，转基因食品中的微小RNA是原来就有的，所以人们在吃转基因食品的时候，和吃同类非转基因食品一样，即使能摄入微小RNA，摄入的也是原有的微小RNA。如果担心摄入微小RNA会影响人体，那么首先要担心的是非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吃普通大米就要担心被里面的微小RNA影响了人体，吃转基因大米并不增加这种风险。】

其实我当时说得太客气了，不够“专业”。更“专业”地说吧，国外很多家实验室不仅到最近都没能重复出张教授的实验结果，而且怀疑张教授的实验结果是污染所致，是假象，有一个还讽刺说这可能是“只在一个实验室特殊技术或条件下才能做出的结果”（见文献）。当然这不妨碍张教授自称是一个“重大的发现”、“我的发现已经有太多的人重复出来了”，还有声有色地描述孟山都如何害怕他这个发现：

【我确实不喜欢孟山都这家公司。因为作为一家垄断公司，它为了自身利益公然阻挠科学发现。我到布鲁塞尔去的时候，碰到了孟山都的首席科学家，他说我的发现在当时已经影响了他们的市场，而且使他们产生额外的成本大概是每年1.2亿美金左右，就是用来查这些microRNA是否对人体有影响。1.2亿美金啊，那他肯定要反对我了。】

不知道他碰到了哪个孟山都的哪个首席科学家，会这么害怕一个没有获得公认的“重大发现”，每年花那么多钱去查没有哪个监管部门要求查的“这些microRNA是否对人体有影响”。哪个孟山都傻到这种程度，别是蒙山都吧？

看这次讲座的现场照片发现，江苏省还为张教授建了一个“江苏省小核糖核酸工程研究中心”。为一篇别人重复不出来的论文就建一个中心，正如河北省为韩春雨的一篇别人同样重复不出来的论文建了一个“基因编辑研究中心”一样，都是因为现在中国的“重大发现”太多了，钱也太多了。

2018.6.21

文献：

1. Witwer KW. Alternative miRNAs? Human sequences misidentified as plant miRNAs in plant studies and in human plasma. F1000Res. 2018 Feb 28;7:244. 

2. Huang H, Davis CD, Wang TTY. Extensive Degradation and Low Bioavailability of Orally Consumed Corn miRNAs in Mice. Nutrients. 2018 Feb 15;10(2).

4. Kang W, Bang-Berthelsen CH, Holm A, Houben AJ, Müller AH, Thymann T, Pociot F, Estivill X, Friedlander MR. Survey of 800+ data sets from human tissue and body fluid reveals xenomiRs are likely artifacts. RNA. 2017 Apr;23(4):433-445. 

5. Masood M, Everett CP, Chan SY, Snow JW. Negligible uptake and transfer of diet-derived pollen microRNAs in adult honey bees. RNA Biol. 2016;13(1):109-18. 

6. Tosar JP, Rovira C, Naya H, Cayota A. Mining of public sequencing databases supports a non-dietary origin for putative foreign miRNAs: underestimated effects of contamination in NGS. RNA. 2014 Jun;20(6):754-7. 

7. Witwer KW, Hirschi KD. Transfer and functional consequences of dietary microRNAs in vertebrates: concepts in search of corroboration: negative results challenge the hypothesis that dietary xenomiRs cross the gut and regulate genes in ingesting vertebrates, but important questions persist. Bioessays. 2014 Apr;36(4):394-406.

8. Witwer KW, McAlexander MA, Queen SE, Adams RJ. Real-time quantitative PCR and droplet digital PCR for plant miRNAs in mammalian blood provide little evidence for general uptake of dietary miRNAs: limited evidence for general uptake of dietary plant xenomiRs. RNA Biol. 2013 Jul;10(7):1080-6.

9. Snow JW, Hale AE, Isaacs SK, Baggish AL, Chan SY. Ineffective delivery of diet-derived microRNAs to recipient animal organisms. RNA Biol. 2013 Jul;10(7):1107-16.

10. Dickinson B, Zhang Y, Petrick JS, Heck G, Ivashuta S, Marshall WS. Lack of detectable oral bioavailability of plant microRNAs after feeding in mice. Nat Biotechnol. 2013 Nov;31(11):965-7.

有一个叫“科学公园”的所谓“科普网站”，经常传播一些错误的知识，却从不改正。最近该网站刊登了一篇关于狂犬病的文章，里面说只有吸血蝙蝠才会传播狂犬病，其他的蝙蝠不会。而中国没有吸血蝙蝠，也从未报告经科学确证的蝙蝠狂犬病毒致人死亡的病例。它还说，国内的野生动物，只有鼬獾在浙江曾引发过病例，其他的还没有。

实际上，所有的哺乳动物都会传播狂犬病毒，蝙蝠也不例外。美国因为狗、猫普遍接种了狂犬疫苗，人被狗、猫传染狂犬病毒的情形基本上没有了。美国每年还有一两起狂犬病病例，都是被野生动物感染了狂犬病毒导致的，其中最主要的传染源就是蝙蝠。例如，1997-2006年间，美国共发生了19起狂犬病病例，其中17起是被蝙蝠传染的。美国没有吸血蝙蝠，在美国传播狂犬病的都不是吸血蝙蝠。

可见各种蝙蝠都有可能传播狂犬病，而且是野生动物传播给人的狂犬病几乎都是蝙蝠导致的。这是为什么呢？首先是因为蝙蝠携带狂犬病毒的比例比较高。2015年美国加州卫生局抽检了5687个动物标本，其中有230个动物标本有狂犬病，228个是野生动物，2个是猫。得狂犬病的野生动物中蝙蝠最多，有198个蝙蝠标本有狂犬病，占了86.8%，其次是臭鼬，有29个，占12.7%，还有一个是郊狼。他们检测的蝙蝠标本总量为1633个，其中198个有狂犬病，比例高达12%。

其次，人们被得狂犬病的蝙蝠咬了以后，往往不知道被咬了，也就没有想到要去接种狂犬疫苗。蝙蝠咬人的伤口很小，有时没有觉察被咬了。还有的是在睡眠时被蝙蝠咬的，更没有意识到被咬了。此外，人们被别的野生动物咬到时，会知道去接种狂犬疫苗，但是即使知道自己被蝙蝠咬了，却没想到有感染狂犬病毒的危险，得了狂犬病的蝙蝠是看不出狂犬病症状的，被咬了就会不当回事，错过了接种狂犬疫苗的最佳时机。

中国和美国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狂犬病的主要传染源是狗、猫。中国平均每年都有2000多人的被狗、猫咬伤而得了狂犬病，相比之下，被野生动物咬伤得狂犬病的就少得可以忽略了，所以中国没有蝙蝠传播狂犬病的病例，甚至除了鼬獾没有野生动物传染狂犬病的病例，是因为不重视导致严重漏报，而不是因为中国野生动物天然就对狂犬病有免疫力。

狂犬病是最恐怖的疾病之一，人得了狂犬病几乎百分之百死亡。但是狂犬病也是可以预防的疾病，被疑似患有狂犬病的动物咬伤之后，及时接种狂犬疫苗，几乎百分之百有效。不仅被疑似有狂犬病的狗、猫咬到要接种狂犬疫苗，被野生动物咬了也要接种狂犬疫苗。如果和蝙蝠有亲密接触，不管自己有没有感觉被咬到，也要接种狂犬疫苗。有条件的可把咬人的蝙蝠打死送去实验室化验其是否携带了狂犬病毒，没有检测出狂犬病毒再停止疫苗接种。如果相信了“科学公园”的伪科普，以为中国的蝙蝠不会传播狂犬病毒，那是会被害死的。

2018.5.12.

（科学猫头鹰首发）

德国数学家高斯被称为“数学王子”，他对数学做出的贡献一般人并不了解，但是人们都知道他是一个数学天才，在学习数列时老师或课本都会讲高斯小时候发现计算等差数列的和的快速方法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常见版本是这样的：高斯上小学时，其数学老师布置了一道从1加到100的习题，想让学生们算上一整节课，没想到题目刚刚布置下来，高斯就报出了答案“5050”。原来高斯发现了1到100的数列两头可以一一配对：1+100，2+99，3+98，……每一对的和都是101，总共有50对，所以总和就是5050。

等差数列的这个求和思路并不是高斯首先发现的。7～8世纪英国学者阿尔奎因出了一本数学习题集，其中有一道应用题就是要求从1加到100：一个楼梯有100个台阶，第1个台阶有1只鸽子，第2个台阶有2只鸽子，……，第100个台阶有100只鸽子，问总共有多少只鸽子？阿尔奎因提供的算法与传说高斯想到的大同小异：第1个台阶和第99个台阶的鸽子数目相加等于100，第2个台阶和第98个台阶的鸽子数目相加等于100……，总共有49个100，再加上第50和第100个台阶上鸽子的数目，和为5050。但是如果高斯作为小学生能够独立发现等差数列求和方法，而且比阿尔奎因的方法更加简洁、普适，仍然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这个求和方法真的是高斯小时候发现的吗？高斯的这个传说是真的吗？最早将这个故事公之于众的，是高斯在哥廷根大学的同事和朋友、地质学家沃尔夫冈·萨托里尔斯。在高斯逝世后的第二年（1856年），萨托里尔斯出版了第一部高斯传记《高斯：回忆录》。在该书中，萨托里尔斯是这么讲述这个故事的：

“1784年，在过完7岁生日后，这个小孩（高斯）上了公立学校学小学课程，是由一名叫布特纳的人教的。那是一个单调、简陋的教室，地板破旧、不平。在一边人们能够看到凯瑟琳教堂两座细长的哥特式塔，另一边是马厩和穷人住宅。布特纳在大约100名小学生中走来走去，手上拿着教鞭，在当时人人都接受教鞭是教师解决争端的最后方式。如果有必要他就会用它。在这个学校——似乎还在严格遵循中世纪的方式——年轻的高斯待了两年，没有发生特别的事。两年后他已开始上算术课，多数男孩要一直上到15岁。

“这有件事在他年老时经常津津有味地谈到。在这个课堂，第一个完成算术题的小学生把他的写字板放在一张大桌子的中间。第二个学生把他的写字板放在第一个写字板的上面，如此等等。年轻的高斯走进教室的时候，布特纳刚刚出了一道计算一个数列的和的题目。题目一讲完，高斯就把写字板放在桌子上说：‘在这儿了。’其他的学生继续数数、乘、加，布特纳洋洋自得地走来走去，偶尔用嘲讽、可怜的眼神瞅一眼这个最年轻的学生。这个男孩完成任务后平静地坐着，像往常完成一项任务那样完全意识到他已经正确地算出了问题，不可能有别的答案。

“这节课结束时，写字板被翻了过来。年轻高斯的写字板放在最上面，只有一个数字。布特纳念出答案的时候，所有人都惊讶地获悉年轻高斯是对的，其他许多人是错的。布特纳决定向汉堡写信要新的算术书来更好地满足这个智力高超的年轻人的需求。但没多久，据说他已对高斯有足够的了解，宣布高斯不可能在其学校学到东西了。”

萨托里尔斯说这个故事是高斯自己在晚年经常向人们说的。萨托里尔斯说高斯在晚年很喜欢回忆他小时候发生的小插曲，从中可以让人觉察到天才的火花。萨托里尔斯还说，高斯非常准确地记得这些事，在反复讲述时都很一致，从没有改变过其细节。萨托里尔斯写这些话的时候，高斯才逝世一年，高斯的生前好友很多都还健在，萨托里尔斯不至于胡编。所以我们可以相信萨托里尔斯的话，这个故事是高斯多次讲过的。高斯另一个著名的小故事——3岁时发现了父亲记账错误——最早也记载在萨托里尔斯的回忆录中。这个故事有多种版本，萨托里尔斯是这么描述的：

“高斯的父亲在夏天做石头建筑生意。他习惯在星期六晚上付给工人他们过去一周的工钱，那些超时工作的人按小时付给加班费。有一次他已完成了计算，正准备给钱时，从屋子角落的一张小床上传来了小孩的声音。这个三岁小孩不被察觉地在跟着算他父亲的帐目。他说：‘爸爸，你的计算是错的。给得太多了。’并指出了一个数字。他的父亲重新做了计算，发现这个小孩说的是对的。”

描述得绘声绘色，就像是小说。按萨托里尔斯的说法，这个故事也是高斯自己讲的。人的记忆是不可靠的，人们在回忆小时候的事件时很容易出现偏差。如果有父母、教师、同学的回忆作为佐证，会更为可信。可惜没有。萨托里尔斯强调高斯对细节描述的准确、一致，但是其回忆的细节有的让人难以置信。例如在那个小学速算的故事中，它提到做完题目的学生把写字板翻过来放在大桌子上，按照顺序一个个叠放上去，最后再翻转过来，第一个放的变成了在最上面。但是课堂上据说有大约一百名的学生。如果叠放一百张纸当然没问题，但是要叠放一百个写字板就大有问题，不可能垒那么高。又如，它说教师布置的题目是计算一个数列的和，但是又说在高斯做完后其他学生“继续数数、乘、加”。如果他们是用笨办法算数列的和的话，为什么会用到“乘”呢？这个故事即使是真实的，高斯在讲述时也加入了想像。

后来的人们在转述这个故事时，又加入了新的想像。1877年，弗里德里希·维纳克出了第二部高斯传记《高斯：生平与著作概述》，里面也讲了这个故事，几乎照抄萨托里尔斯，但是多了一条：那些做错了这个题目的学生，被用教鞭惩戒。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故事的最初版本中，只是说高斯解的是一个数列求和问题，没有具体说是什么样的数列，也没有说高斯用的什么计算方法。在19世纪出的高斯传记中，都对此语焉不详。

直到1906年，弗兰兹·马赛才在一本介绍高斯的小册子里说，布特纳出的题目是从100加到1，并且说高斯是用配对的方法快速算出了答案。这个时候高斯已逝世51年了。合理的推测是这个题目是马赛自己想像出来的，而且也没有得到大家的注意或认可，因为在之后的几十年间出的高斯传记或数学史著作，在讲述这个故事时，都还没有说具体的题目。1937年，美国数学家埃里克·贝尔在其名著《数学精英》中，甚至说高斯解的题类似于81297+81495+81693+……+100899。贝尔没有说这就是高斯解的题目，只是举例说明，但这个例子举得很不好，学生的写字板根本写不下这么多的大数字。

在《数学精英》出版的第二年，1938年，德国数学家路德维希·比贝尔巴赫出版高斯传记，也许觉得贝尔的例子太过复杂，第一次明确地说高斯算的是从1加到100，并介绍了高斯是怎么算的。这时高斯已经逝世83年了。比贝尔巴赫出生时（1886）高斯也已逝世31年，他显然不可能是从高斯那里听来的，只能是想像出来的，就像他想像布特纳布置这道题目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们能够长时间安静。从那以后，人们在讲述这个故事时，基本上都是按照比贝尔巴赫的说法，高斯做的题目是从1加到100，几乎成了公认的史实。高斯的曾孙女1966年将萨托里尔斯的回忆录翻译成英文时，甚至篡改原文，说高斯做的题目是从1加到100。也有的觉得让小学生加这么多数字未免太残酷，改成了从1加到10；还有的觉得从1加到100太简单了，干脆改成是从1加到1000。还有不少人把贝尔的举例当成史实，说高斯解的就是那个复杂的数列。

没人否认高斯是数学史上无与伦比的天才。毕竟，他在19岁就发现了正十七边形的尺规作图法，解决了这一千古难题，24岁就出版《算术研究》，创建了数论。高斯无疑在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了高超的数学才能，所以才会引起其小学教师、政府官员以及公爵的注意，让这个贫苦出身的小孩得以上大学深造。但是高斯的天才并不需要通过神化其儿时的表现来体现。在学习数列时，讲讲高斯的故事未尝不可，这有助于引发学生的兴趣，但是在讲的时候，最好还是要说明这只是“传说”，至少，高斯究竟做的是什么数列题，我们是不知道的。

2018.5.14.

（《科学世界》2018.6.）

（按：此文最早发在我的微信公众号上，3个小时后被删除）

崔永元因为冯小刚要拍摄《手机2》，骂导演冯小刚、编剧刘震云、演员范冰冰，一开始只是被当成个人恩怨。崔永元因为各种原因经常在网上破口大骂，大家已习以为常了。直到崔永元捅出“大小合同”（又被媒体称为“阴阳合同”），变成了在揭露中国娱乐界偷税漏税的黑幕，于是崔永元再次当上了“民族英雄”——也有人称赞他是“民族魂”，不过这是当年鲁迅逝世后盖棺用语，这么说的人当心崔永元又跳将起来说是在威胁他。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个“阴阳合同”事件是怎么演变的。5月23日，崔永元转发“范冰冰获国家精神造就奖”的新闻，评论说：“一个真敢发，一个真敢领。”5月25日，崔永元发了一份合同的截屏，截屏内容很少，只能看清是演出酬金一千万元。崔永元评论说：“一个真敢要，一个真敢给。”联想到崔永元5月23日的微博，人们猜测这是范冰冰的合同。果然，在5月27日崔永元发出了这份合同的更多截屏，评论说：“你不用表演，你是真烂。”该合同截屏虽然多处打马赛克，但是有一处明确写着一千万元是范冰冰参加演出的报酬。这时候围观者还只是感叹娱乐明星的收入真高，高得让人嫉妒。真正引起轩然大波的是崔永元在第2天（5月28日）发出一份授权书的截屏，评论说：

“猜猜看：一个人演一出戏，为什么要签两份合同？行话，这叫一大一小双合同。小的不怕曝光，因本人号称值千万。而大合同是五千万。1+5=6 天哪，这也不行那也不干，就拿走六千万人民币。现在问题来，那五千万为什么要偷偷摸摸拿？怕啥？还有，拿下六千万元以后，这哥们儿只在片场演了……4天。”

这是崔永元首次提到“一大一小双合同”，大合同五千万，小合同一千万。前一天他晒出的合同刚好是一千万，人们当然认为小合同指的就是那份合同，而且那份合同有对甲方的各种限制，例如：“未经乙方认可的造型，乙方有权拒绝拍摄。”“除非乙方书面同意，甲方不得于乙方工作期间安排媒体访问或其他人士到访。”跟这条微博说的“这也不行那也不干”相符。一千万的合同是范冰冰的，人们当然认为崔永元是在揭露范冰冰通过大小合同偷税了（范冰冰自称“范爷”，称其为“这哥们儿”也说得过去）。不仅围观者这么认为，媒体这么认为，范冰冰这么认为（通过其工作室发表了否认有“大小合同”的声明），而且税务局也这么认为，马上宣布要去查范冰冰有没有“阴阳合同”。范冰冰的形象一落千丈，据说华谊公司的股票还因此大跌。

然而，崔永元在接受记者当面采访时，却说那份五千万的合同和范冰冰无关。既然一千万的合同写着是范冰冰的，五千万的合同是别人的，当然就不是“大小合同”、“阴阳合同”了。先晒范冰冰的一千万合同，再晒别人的五千万合同，然后说这个人通过大小合同拿走了六千万，让税务局去查范冰冰，这不是通过移花接木的方法诬陷范冰冰吗？

五千万合同不是范冰冰的，又是谁的呢？崔永元不愿明说，只说是“一个团伙”。但是他的微博一开始说这个合同是“一个人演一出戏”、“这哥们儿只在片场演了4天”，明明指的是一个演员，怎么又变成了“一个团伙”？

不管怎样，崔永元手上没有范冰冰搞“大小合同”的证据是肯定的，否则也不会拿别人的合同充数。一看围观群众要散了，崔永元赶快说，他这儿有“一抽屉的合同”，“数目都吓死你”，“我这个里面最严重的一个人，他和他老婆两个人，七亿五。”有没有人被吓死了我不知道，估计得吓晕几个，因为国产电影制作费达到这个数目的屈指可数，还都被一对夫妻搞走了？崔永元后来说这事是两部电影筹拍，剧组里的某些人以请功夫明星、老电影人的名义一下子就把7000多万骗走，最后各种名目加起来，总共拿走7亿多。“我们往多了算，就算有1亿5千万确实是为了这个电影服务的，那也有5个多亿被黑了。”“其他人合起来一百多亿都不止。证据我都有。”两部电影投资一百多亿，这是不是有史以来最大手笔的电影？是什么神片啊？最后，崔永元终于向记者展示了这份7.5亿元合同的部分内容，人们才知道他说的那对演员夫妇是杨子、黄圣依，涉及的是《大清相国》和《中南保镖》这两部电影的拍摄。这两部电影是杨子在2016年策划的，后来没有拍摄，杨子发了声明说从未签署过7.5亿阴阳合同，相关投资已在2016年全部撤回。原来涉及的是两部吹嘘过但没开拍的电影，即使杨子夫妇像崔永元说的那样巧立名目搞走了7亿多，这和“阴阳合同”有什么关系？难道崔永元揭露的不是偷税而是洗钱？崔永元说杨子托人带话要灭掉他，他以前也说转基因集团带话要灭掉他，现在人都这么文明，灭人前先通知，肖传国雇凶前怎么没托人带话给我，太野蛮了。

崔永元本来是要打倒《手机2》、冯小刚、刘震云、范冰冰的，怎么兜了一圈变成在打杨子、黄圣依呢？崔永元和杨子、黄圣依有什么恩怨吗？杨子、黄圣依的天价合同（如果有的话）又怎么会落到崔永元手里呢？他们和崔永元有什么交集吗？有的，他们和崔永元都曾经有过共同金主——上海快鹿投资集团董事局主席施建祥。

施建祥投资过两部电影《大轰炸》和《叶问3》，都由杨子担任总裁的火传媒全权负责策划、宣传、推广，结果因为推广《叶问3》用力太猛出了大事。2016年3月4日，《叶问3》上映，3天后票房号称达到了4.7亿元，引起媒体质疑。电影总局要求各大电商售票机构立即提供与《叶问3》发行方签署的票务合作发行合同和票房情况，发现票房注水严重，引发了连锁反应。《叶问3》在上映之前，已经被快鹿集团打造成了一个金融产品，在理财公司、互联网金融平台等融了一百多亿，票房造假被揭穿后，资金无法兑付，施建祥在3月7日出逃美国。同时，施建祥因涉嫌集资诈骗被上海警方正式立案，70余名涉案协议人被拘捕。2017年1月9日，国际刑警组织发布对施建祥的红色通缉令。今年6月6日，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再次发布了对施建祥的通缉令。

范冰冰和黄圣依都是《大轰炸》的演员，崔永元则是该片的艺术顾问，以致有人怀疑崔永元手上那份范冰冰一千万元合同就是范冰冰出演《大轰炸》的合同，所以才会落到崔永元手里。崔永元与施建祥的关系非同小可。搜索媒体公开报道可知，最迟在2011年两人就开始了合作关系。那一年的9月27日，崔永元在北京启动“崔永元·新锐导演计划”，给崔永元出资的“朋友”中就有施建祥。崔永元当时是这么说的：“新锐导演计划是一次公益行为，无钱可挣，赞助商突然退出。今天早晨，我紧急向朋友求援，半小时内，张广良先生、佟兴林先生、周立波、胡洁夫妇、施建祥先生、宋旭先生已为崔永元———新锐导演计划捐赠700万元！有朋友就能干大事，谢谢朋友们！这也是新锐导演的福分。”

投桃报李，在2015年-2016年间，崔永元多次为施建祥站台：

2015年2月，施建祥在东方卫视主办“‘快鹿之夜’春满东方2015年春节联欢会”，崔永元是主持人。

2015年6月19日，“一支难忘的歌——庆贺作曲家黄准90华诞暨施建祥影视公益活动‘星梦行动’”启动仪式在上海举行，崔永元出席并透露将拍大电影：“明年让你看到我的大电影，现在还不能透露，你就等着吧，肯定特别好！”

2015年12月27日，大银幕（上海）电影投资有限公司开业揭牌暨“8+1”电影战略决策委员会2016新片预告会及受聘颁奖仪式在上海举行，施建祥、崔永元出席。“大银幕”的大股东是上海快鹿，总裁施奇吟不知和施建祥什么关系，此前杨子帮他确认微博认证，说“施奇吟是我的兄弟”。所谓“8+1”电影战略就是施建祥首创、后来被警方认定为集资诈骗的“互联网+电影+金融”的商业新模式。崔永元在现场发表贺词时表示：“我们大银幕第一是为了扶老携幼……第二是我们要全力打造中国的电影产业。一家公司，不论规模大小，都能为中国电影做出贡献，所以我们愿意向大家学习取经。当然也会义不容辞的尽自己一份力，为电影产业锦上添花同时还要雪中送炭，也欢迎电影界的有志人士遇到任何问题都能想到大银幕。做电影就是做艺术，大银幕会把每一分钱都使在刀刃上，做有价值的电影艺术。”听这口气，崔永元俨然是“大银幕”公司的代表。

2016年2月27日，施建祥与崔永元在洛杉矶共同主办主题为“奥斯卡与中国，奥斯卡与公益”的奥斯卡快鹿之夜晚会，两人共举奥斯卡“小金人”。十天后，施建祥跑路。

崔永元与施建祥并不只是这种简单的站台关系，2016年1月开始了密切的商业合作，接连成立三家公司，准备在电影界大干一把：

2016年1月12日，上海永元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注册成立，股东为上海快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上海崔永元文化传播工作室，注册资金1亿元。上海崔永元文化传播工作室是崔永元及其助理穆雪峰于2015年10月30日注册成立的，今年3月15日注销。

2016年1月21日，永元影业（上海）有限公司注册成立，股东为施奇吟和穆雪峰。

2016年1月22日，永元文化传播（上海）有限公司注册成立，股东还是施奇吟和穆雪峰。

可见崔永元2015年说的“明年让你看到我的大电影”不是随便说说的。可惜，一个多月后，施建祥出逃，崔永元的“大电影”也没了踪影，崔永元的“一抽屉合同”派上了别的用场。但是崔永元和施建祥企业的合作关系并没有因为施建祥的出逃中断：

2017年2月4日，上海崔永元品牌管理有限公司注册成立，股东崔永元、监事周佳钰、执行董事陈薇薇、总经理崔艳梅。周佳钰是上海快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监事、董办、创建青年文明号号长。陈薇薇是崔永元的妻子。崔艳梅和崔永元是山楂树食品（上海）有限公司合伙人，一起卖天价非转基因食品的。

“大电影”的梦想破碎了，崔永元的品牌还在嘛，还可以派上别的用场的。

2018.6.17.

有一个自称“科学公园”的所谓“科普网站”，过一段时间就要登一篇攻击我的文章。因为我批评过当今中国最红的明星科学家之一、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潘建伟，这就成了我一大罪状。最近“科学公园”又登了一篇相关文章，题目是《方舟子对潘建伟的打假到底是有理有据还是胡搅蛮缠呢？》，署名“汪诘”，附有作者介绍称：“知名科普作家，代表作《时间的形状》。”我第一次听说中国出了这么个“知名科普作家”，当然那是我孤陋寡闻，不了解中国科普界的情况。这个“知名科普作家”在文章中控诉说，由于我十年来我孜孜不倦地打假潘建伟教授，把潘建伟的研究当成伪科学，他受到误导，在写《时间的形状》第一版时，“就是因为看到了方舟子的打假文章，下笔的时候还特别小心翼翼地用了我等吃瓜群众目前孩子看热闹中的说法，但是到第二版的时候，我就删除了。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潘建伟教授的学术成就越来越可靠。”然后他说最能说明潘建伟学术成就是是2017年在最顶尖的科学期刊上发表过两篇论文，最后又附上《科学美国人》一篇关于中国在搞量子通讯的报道，说是请的助理小编翻译的。

我总共写过两篇批评潘建伟的文章。第一篇写于2005年1月，题目是《潘建伟的论文入选〈自然〉杂志物理学百年经典了吗？》，主要是指出当时国内把潘建伟的论文入选《自然》杂志物理学百年经典列为“国家科技部年度基础科学研究十大新闻”是言过其实，因为潘建伟只是那篇论文的第二作者，既不是论文主要完成人，也不是论文负责人，按惯例不能算成他的论文，而且那篇论文知识产权属于奥地利，不能算成中国的。第二篇写于今年3月。也就是说，在今年之前，也即“知名科普作家”写作《时间的形状》之时，我只写过一篇批评潘建伟的文章，涉及的是一篇论文的归属，“知名科普作家”在哪里看到我十年来孜孜不倦在打假潘建伟，在哪里看到我认为潘建伟在搞伪科学的打假文章？这不是为了攻击我故意造谣吗？

我今年写的第二篇批评潘建伟的文章题目是《潘建伟是骗子的严密证明》，这是针对潘建伟在央视接受采访时吹牛说他的仪器可以看清木星轨道上汽车的车牌，指出他是剽窃了美国一位物理学家的科学幻想，当成自己已经实现的事实，完全是在欺骗公众。此外，我以前在关于中国学术诚信文章中偶尔会举潘建伟作为例子，针对的是他的不诚信行为，例如十几年来他多次声称已经全职回国，拿了全职回国的待遇，而实际上长时间在国外全职工作，在宣称全职回国很多次后才真正全职回国了。这一两年来我偶尔会发推特嘲笑潘建伟被称为“量子之父”，转发别人对所谓“量子卫星”的价值的质疑，例如最近转发了《科学美国人》关于潘建伟的“量子卫星”不具有应用价值的报道。这些都只是针对潘建伟的不诚信和浮夸，不涉及其研究的真假和可靠程度。我对潘建伟的打假哪一点打错了？这个“知名科普作家”凭什么说我是“胡搅蛮缠”？

我不知道这个造谣的“知名科普作家”是何方神圣，谷歌了一下他的名字，只找到40个相关网页，除了他自称是职业科普人，看不出他的背景。看了他一篇关于爱因斯坦的信仰的文章，发现他基本不懂英文，完全是胡编乱译。他在另一篇文章中承认自己英文太差，要请人翻译。英语是科技语言，一个不懂英语、看不懂第一手的英语文献的人，怎么当的“知名科普作家”？

这个号称是在做物理科普的“知名科普作家”，其物理水平也非常低。在他摘录的《科学美国人》报道译文中，竟出现了“这些密钥在发送给以太空间的过程中有时会被窃取”这样的句子，难道他是从一百多年前穿越过来的，不知道“以太”早就被证明不存在？文章中还说：“这些密钥可以编码成纠缠光子的各种量子态，例如它们的极化状态。”懂一点量子物理的人都知道，所谓的“极化状态”应该是“偏振态”，它们在英文中是同一个单词，但是有物理知识的人就该知道这里应该翻译成“偏振态”。可见翻译这篇文章的人是缺乏物理常识的，而摘录这篇文章作为依据的“知名科普作家”没有觉察这些显而易见的错误，说明其物理水平是很低的。

有人从别的地方找到了该“知名科普作家”的自我介绍，是上海理工大学外语学院金融与投资英语专业毕业的，毕业后从事软件编程工作，后来变成“职业科普人”了。这就难怪其物理水平这么差了。高中物理是最能体现学生智力差异的课程，学得好的不及十分之一，他们起码也能上个二流大学，是不太可能去上海理工大学（原上海机械学院）这种三四流的大学的。更何况上的是文科，连普通物理都没学过。自己物理都学不会，还去科普物理，还大谈量子物理、相对论，只能是东抄西凑，糊弄比他更差的人。

2018.6.2

最近崔永元又跑了一趟美国，这回是到我居住的加州圣地亚哥，当然不忘在网上对我破口大骂。他说在美国找不到转基因食品，非转基因有机食品却比比皆是，并晒出了几张他在商店拍到的非转基因有机食品照片作为证明。

自从1996年转基因食品在美国大规模上市以来，美国政府一直没有要求对转基因食品做出标识。两年前美国国会通过了法案要求标识转基因食品，让美国农业部给出标识方案。最近美国农业部才给出方案，要给转基因食品加贴阳光笑脸标签，正在征集公众意见。所以现在在美国卖的转基因食品都是没有做出标识的，崔永元当然找不到了。美国也有少数人害怕转基因食品，所以有人就把“不含转基因成分”作为卖点，借机卖得贵一些。崔永元晒出来的照片，大都就是这种贴了“非转基因”标签的食品。他晒的这类食品，有板栗、酱油、枸杞等，在美国都是非常小众的食品，也不知他是在超市的哪个旮旯找出来的，反而让人觉得美国非转基因食品不怎么流行。

值得注意的是，崔永元晒的非转基因有机食品中，有一个是喜马拉雅盐。这是巴基斯坦旁遮普地区出的矿盐，那个地区并不在喜马拉雅山，只是靠近喜马拉雅山，就用名气大得多的喜马拉雅来命名。这种盐有三个特点，一是没有经过精加工，是一粒粒的粗盐。二是没有经过纯化，含有杂质，所以不像一般食盐那样是纯白色的，而是带着颜色，一般是粉红色。三是卖得很贵，价格是一般食盐的十几倍甚至还要多。为什么卖这么贵呢？说是因为它含有多种微量元素，对身体有各种好处。其实它的主要成分和一般食盐一样，就是氯化钠，其他成分的量都少得可以忽略。烹饪时用的食盐的量是很少的，里面杂质的量就更是微乎其微了。即使喜马拉雅盐里面有对身体有好处的微量元素，跟来自其他食物的微量元素相比，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

但是崔永元却认为这是好东西，说它是非转基因有机食品。一种食品被叫做有机食品，指的是有机农业种植的农作物生产出来的。所谓有机，指的是不用化肥用农家肥，不用化学农药用“天然”农药。喜马拉雅盐是从地下挖出来的矿物质，不是地里种出来的农作物，也就无所谓有机。说一种食品是非转基因食品，是为了和相应的转基因食品做对比。喜马拉雅盐连基因都没有，不可能有转基因的，也就无所谓非转基因的。可见，崔永元把喜马拉雅盐当成非转基因有机食品，说明他根本就不知道喜马拉雅盐是什么东西。

这并不是崔永元第一次在食盐问题上闹出笑话。他以前曾经闹出过不知道氯化钠就是食盐的笑话，因此在网上被叫做崔化钠。崔永元如果是一个普通人，不懂科学常识大家也没必要跟他计较。但是，不知道喜马拉雅盐是什么东西，却把它作为非转基因有机食品的代表造谣美国人不吃转基因食品；不知道氯化钠是什么东西，却要显得自己比科学家还懂科学，还有很多人相信他，这就让人笑不出来了。

2018.5.23.

（科学猫头鹰首发）

这几天因为冯小刚要开拍《手机2》，惹怒了认为十几年前的《手机》是在影射他的崔永元。崔永元时而对冯小刚、刘震云父女、范冰冰破口大骂，时而又做正义状要揭露以范冰冰为代表的电影明星偷税漏税，当然，还不忘把我扯上：

【崔永元：这一轮你们遇到的崔永元已经不是以前那个人，已经经受了方舟子的考验了。(腾讯娱乐记者：久经沙场）还他妈的怕什么啊？我跟你说，真的，这个世界上，能在网上干掉方舟子的人，他谁都不会怕的。我现在的世界观早变了。我知道有多黑暗，知道这帮人多没有人性多不是东西。】（按：腾讯的文字稿删掉了崔永元的脏话，这里根据采访视频补足）

崔永元这段话包含两层意思：第一，方舟子是第一大恶人，谁能把方舟子干掉谁就是第一高手，从此天下无敌了。第二，他把方舟子干掉了，所以他谁都不会怕了。

“方舟子是第一大恶人”这一点，应该是方黑界的共识，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几年、十几年如一日挖空心思、用尽手段想把我干掉。但是我是什么时候、被谁干掉的，可就大有争议了。亦明以及方学家们、肖传国、罗永浩、木子美、韩寒代笔团队、《南方周末》以及南方报系、王志安以及前方粉们……都认为我是被他们干掉的。现在崔永元也说我是被他干掉的。方舟子只有一个，争功的人这么多，不够分嘛。要不你们先互相打一架，谁打赢了就把“干掉方舟子”的至高荣誉授予谁？

这些声称已干掉方舟子的候补第一高手们，各有独门绝技。亦明用十几年的时间写了几百万字“研究方舟子”的材料，肖传国会雇凶，罗永浩会辱人妻子和提着裤子追人，木子美会恐吓未成年女孩，韩寒代笔团队号称粉丝多得就像洞庭湖水，《南方周末》以头版头条和四个整版的篇幅构陷我，而前“堂堂央视记者”王志安同志会“美男初受”“云技术”，几年前就扬言一年内要把我送进中美两国监狱……

那么崔永元又有什么独门绝技可以来和这些方黑大师们争夺第一高手呢？“一口一肘子、一日一夹头”吗？天天咒骂“方骗子”吗？公布“方舟子骗来的300万美元豪宅”吗？在《南方周末》头版刊登“方舟子指纹”吗？用“石头纸”的两亿代言费砸人吗？把藏着掖着的“崔永元公益基金会”帐目晒出来亮瞎别人的眼睛吗？开网店把“非转基因食品”价格抬高到吓死人吗？传播“不明病原体”吗？投放“氯化钠”毒药吗？……在各路方黑大师中，就数崔永元最多才多艺，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这招不行换那招，让人看得眼花缭乱，都不知道哪一样才是他最拿得出手的了。

如此说来，我早就该死无葬身之地了。吓得我赶紧摸摸脑袋，还在嘛；跺跺脚，也还站在地上。想必崔永元干掉的，和其他方黑大师一样，不过是其幻想中的方舟子。我们没法禁止别人幻想，如果幻想有助于治精神疾病，不妨鼓励他多干掉几个“方舟子”。

2018.6.3.

5月26日，北大教授饶毅在深圳主持了未来论坛深圳峰会。他把与会的中国明星科学家都吹捧了一番，在介绍北大数学教授田刚时，最为惊人，说：“他实际上是我们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重要的数学家之一。”饶毅是生物学家，并不懂前沿的数学研究，他也一贯反对外行评价内行，认为一个科学家的学术成就应该由同行来评议。不过饶毅认为他对田刚耸人听闻的评价不是他的独创，他跟我说是很多数学家跟他说的——虽然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些数学家不自己出来公开吹捧田刚，而要通过饶毅来吹捧。

我当然也不懂前沿的数学研究，认识的数学家大概也没有饶毅多，但是数学界不是黑社会，数学家们对一名数学家的学术成就的评价，并不是内部的秘密，而是公开可查的。我们可以将田刚和其他著名华人数学家的声望做比较，看他是不是当得起饶毅的吹捧。饶毅说的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那是要从商代开始算了。中国古代出过很重要的数学家，例如刘徽、祖冲之，不过和现代数学家不好比较。为了省事，我们就只比较现代的数学家好了，原因很简单，如果田刚连现代最重要的华人数学家之一都算不上，当然也就不可能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华人数学家之一。因为说的是“中华民族”，而不是“中国”，我们在比较的时候，把在国外的华人数学家也算上。

陈省身是现代最重要的华人数学家，没有之一。这不是我说的，而是公认的。英文版维基百科陈省身条目对他的评价就是：广泛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one of the greatest mathematician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不只是华人数学家，在所有的数学家当中他都是最伟大之一，而没有第二个华人数学家获得这样的评价，那么他当然是现代最伟大的华人数学家。在陈省身去世后，国际数学联合会专门设立“陈省身奖章”表彰一个数学家的终身成就，这种殊荣也是从没有过的。

我们现在谈的是“最重要的之一”，那么可以把标准稍微放宽一些，把和陈省身差不多的其他华人数学家也算进去。同时代和陈省身齐名的华人数学家只有一个，那就是华罗庚。这也不是我说的，而是公认的。英国数学家Heini Halberstam给华罗庚写过一篇传记，第一句话就是：“华罗庚是他的时代名列前茅的数学家，他那一代两个最杰出的华人数学家之一，另一个是陈省身。”（Loo-Keng Hua was one of the leading mathematicians of his time and one of the two most eminent Chinese mathematicians of his generation, S. S. Chern being the other.）

有人可能会说，陈省身、华罗庚都已经去世，盖棺论定了，所以人们评价时不吝给予崇高的评价，对还活着的不公平啊。其实一个数学家的学术成就是不用等到死后才获得承认的。数学界有一个传统：喜欢发奖，一个数学家如果有很高的学术成就，活着的时候就会受到嘉奖。国际上数学奖项非常多，至少有几十个，最大的奖公认是菲尔兹奖，被认为是数学界的最高荣誉，相当于数学的诺贝尔奖。有两个华人数学家得过菲尔兹奖，即丘成桐和陶哲轩。菲尔兹奖有个限制，只能颁给40岁以下的数学家，如果一个数学家大器晚成，就得不了了。但是还有几个没有年龄限制的数学奖的声望和菲尔兹奖差不多，有时候也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包括阿贝尔奖、沃尔夫数学奖、克拉夫德数学奖、京都数学奖。阿贝尔奖和京都数学奖还没有华人得过。陈省身和丘成桐得过沃尔夫数学奖。丘成桐和陶哲轩得过克拉夫德数学奖。田刚没有得过这些大奖。

现代数学家如果学术成就斐然，不仅会得大奖，还会得很多国际数学奖。华罗庚没有得过国际数学奖是时代的原因，因为那时候中国与世隔绝。陈省身得过七个奖，丘成桐也得过七个奖，陶哲轩得过二十多个奖。张益唐一举成名后，两年内得了四个奖。而田刚今年60岁了，只在年轻的时候（1996年）得过美国数学学会一个奖。

我不否认田刚可能是重要的数学家，但是他的学术成就明显是没法和陈省身、华罗庚、丘成桐、陶哲轩这些人比的。饶毅跟我说，他说的是“最重要的数学家之一”，并没有限定多少名，排在100名以内的华人数学家都算。这是狡辩。我们说“最重要”的时候，本来应该是只指一人的，但是有时候有几个人的重要性差不多，难分高低，所以才会用“最重要的之一”这种说法。既然田刚明显和陈省身、华罗庚、丘成桐、陶哲轩这些人不在一个档次，能够分出高低，怎么还能说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重要的数学家之一”呢？怎么可以把参差不齐的前100名全当成“最重要”呢？饶毅把标准放得这么宽，难道是自己想当“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重要的神经生物学家之一”（在华人神经生物学家中他应该能进入前百名吧）？

面对饶毅当面肉麻吹捧，田刚坦然受之，没有任何不好意思、谦虚的表示，倒是称得上“中华民族有史以来脸皮最厚的数学家之一”。

2018.5.29.

（头条号首发）

几年前我写过一篇《真假三文鱼》，说的是我去云南丽江旅游，被请吃三文鱼生鱼片，而且是从餐厅旁边的湖里现捞的。我觉得很奇怪，三文鱼是海鱼啊，怎么丽江也能养？调查之后发现是用虹鳟冒充的，更进一步的调查发现国内餐馆、超市都普遍用虹鳟冒充三文鱼。于是写了一篇文章告诉读者，这种现捞的假三文鱼是不能生吃的，因为可能会有寄生虫。

最近因为有报道称国内市场的“三文鱼”三分之一产自青藏高原，有人怀疑这些三文鱼也都是虹鳟，产生了能不能生吃的疑问。中国渔业协会为此发表声明《针对近期网上关于“国产三文鱼”的不实报道的澄清》，声称：“针对其中的一些失实之处，我们认为非常有必要从专业的角度进行澄清和释疑。”中国渔业协会究竟有多么专业呢？我们就来看看他们是怎么澄清和释疑。

中国渔协承认青藏高原的“三文鱼”就是虹鳟，但是认为“虹鳟不是三文鱼”是误解，理由是：“在中国市场上，事实上，通常所说的三文鱼是鲑鳟鱼类的商品名称统称，并非一种鱼的科学名称。正如国人目前餐桌上吃的金枪鱼，包括黄鳍金枪鱼、蓝鳍金枪鱼、大眼金枪鱼、鲣鱼等都叫金枪鱼。三文鱼也同样包含大西洋鲑、太平洋鲑、虹鳟等多个种类。”

这意思是只要是鲑鳟鱼类都可以叫做三文鱼。鲑鳟鱼类有200多种，价格、味道差别很大，全当成“三文鱼”来卖，叫消费者怎么辨认？三文鱼的确不是科学名称，而是商品名称，它是对英语salmon的翻译。英语的salmon并非鲑鳟鱼类的统称，而是特指鲑科中的几种洄游鱼，它们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深海。按它们生活的海域，分为两大类：大西洋三文鱼只有一种，太平洋三文鱼有几种。虹鳟虽然和这些鱼的亲缘关系很近，但是是不被叫做三文鱼的。美国寿司店也绝不会用虹鳟来做三文鱼生鱼片。英语里的这几种三文鱼，只有大西洋三文鱼大量地出口中国，所以中国的消费者见到三文鱼，想到的就是大西洋三文鱼，不知买到的其实是虹鳟，这不是欺骗消费者是什么？如果不是想欺骗消费者，像以前那样直接叫虹鳟好了，为什么要改叫三文鱼？

中国渔协称，“在挪威和智利等国，他们国家内的养殖场也养殖大西洋鲑和虹鳟等，从受欢迎程度来看，不少当地人更倾向于虹鳟，且虹鳟的价格要高于大西洋鲑。”这意思是消费者误把虹鳟当大西洋三文鱼买了还占便宜了。挪威和智利的情况我不清楚，美国市场上虹鳟比三文鱼便宜。而且我们现在谈的是中国市场，中国市场上的虹鳟价格要比大西洋三文鱼也就是所谓挪威三文鱼便宜得多，这就是以廉价的虹鳟冒充昂贵的三文鱼，管它在挪威和智利是什么样的情形呢？

中国渔协还认为“淡水三文鱼存寄生虫，生吃对人体有害”也是误解。理由是：“野生的鱼类很容易存在寄生虫，正规养殖的没有。”“与其他淡水温水鱼相比较，虹鳟养殖环境要求很高，一般利用天然水库或者是地下清泉，感染寄生虫的概率极低。肺吸虫，肝吸虫，阔节裂头绦虫等寄生虫未见虹鳟感染该虫的文献报道。”

事实上，虹鳟很容易感染寄生虫。虹鳟能寄生23种原生生物寄生虫（文献1）和至少169种后生生物寄生虫（文献2）。不仅野生的虹鳟容易被寄生虫感染，养殖的虹鳟同样容易被寄生虫感染，例如对丹麦的虹鳟淡水养殖场的抽查，发现了10种后生生物寄生虫和10种原生生物寄生虫（文献3）。这些寄生虫中有的能感染人体，例如著名的阔节裂头绦虫。中国渔协声称未见虹鳟感染该虫的文献报道，不知是很不专业地不会查文献报道呢，还是查过了但是很专业地隐瞒下来呢？如果查过文献报道，就会知道虹鳟很容易感染阔节裂头绦虫。阿根廷科学家报道，他们抽查了阿根廷南部一个湖里的114条虹鳟，找到了两种阔节裂头绦虫，感染率分别是57.8%和28.0%（文献4）。智利科学家报道，他们抽查了智利引进的虹鳟，阔节裂头绦虫感染率高达71%，虹鳟肉中阔节裂头绦虫感染率高达62%（文献5）。对从10个智利虹鳟养殖场逃逸的虹鳟抽查结果，阔节裂头绦虫感染率是9.2%，但是有的地方感染率高达50.9%（文献6）。智利科学家还抽查了智利南部8个养殖场的虹鳟，发现阔节裂头绦虫感染率是6.7%（文献7）。可见养殖的虹鳟感染率虽然比野生的低，但是也还有大约7%的感染率，绝不像中国渔协所说的概率极低甚至没有。

人如果吃了感染阔节裂头绦虫的生鱼片，阔节裂头绦虫有可能在人体小肠寄生，引起疾病。因为生吃三文鱼或鳟鱼，而感染了阔节裂头绦虫的报道也非常多，韩国（文献8，9，10）、日本（文献11, 12，13）以及我国台湾（文献14）都有报道。幸好鱼肉里的寄生虫是可以经过冷冻杀死的。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要求是生鱼肉在零下20摄氏度冷冻7天，或在零下35摄氏度冷冻15小时，才能食用。所以如果喜欢吃生鱼片，不管是真的三文鱼还是假的三文鱼，都一定要经过冷冻处理才能食用，不要吃没有经过冷冻处理的，更不要吃现捞的。中国渔协不告诉人们应该如何正确地食用生鱼片，却欺骗公众养殖的虹鳟不会有寄生虫，生吃没事，无视公众的健康，这不是害人吗？

2018.5.25.

文献：

1. Lom J, Dykova I. Protozoan parasites of fishes. Developments in aquaculture and fisheries science, 26. 1992. Elsevier, Amsterdam, p 1-315

2. Buchmann K, et al. A checklist of metazoan parasites from rainbow trout (Oncorhynchus mykiss). Acta Vet Scand. 1995;36(3):299-318.

3. Buchmann K, et al. Parasite infections in Danish trout farms. Acta Vet Scand. 1995;36(3):283-98.

4. Revenga JE. Diphyllobothrium dendriticum and Diphyllobothrium latum in fishes from southern Argentina: association, abundance, distribution, pathological effects, and risk of human infection. J Parasitol. 1993 Jun;79(3):37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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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Rozas M, et al. First molecular identification of Diphyllobothrium dendriticum plerocercoids from feral rainbow trout (Oncorhynchus mykiss) in Chile. J Parasitol. 2012 Dec;98(6):1220-6. 

7. Torres P, et al. Endohelminth parasites from salmonids in intensive culture from southern Chile. J Parasitol. 2010 Jun;96(3):669-70.

8. Choi HJ, Lee J, Yang HJ. Four human cases of Diphyllobothrium latum infection. Korean J Parasitol. 2012 Jun;50(2):143-6.

9. Shin HK, et al. Extracorporeal worm extraction of Diphyllobothrium nihonkaiense with amidotrizoic acid in a child. Korean J Parasitol. 2014 Dec;52(6):677-80.

10. Kim HJ, et al. Three cases of Diphyllobothrium nihonkaiense infection in Korea. Korean J Parasitol. 2014 Dec;52(6):673-6.

11. Ebe T, et al. Eight cases of diphyllobothriasis. Kansenshogaku Zasshi. 1990 Mar;64(3):328-34.

12. Ando K, et al. Five cases of Diphyllobothrium nihonkaiense infection with discovery of plerocercoids from an infective source, Oncorhynchus masou ishikawae. J Parasitol. 2001 Feb;87(1):96-100.

13. Ohta K, et al. Case report; a case of Diphyllobothrium nihonkaiense infection probably caused by eating raw trout. Nihon Naika Gakkai Zasshi. 2011 Nov 10;100(11):3336-8.

14. Chou HF, et al. Diphyllobothriasis latum: the first child case report in Taiwan. Kaohsiung J Med Sci. 2006 Jul;22(7):346-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