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博客

我以前很喜欢看美国情景喜剧Frasier，讲西雅图一个电台心理医生的故事。里面有一句台词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个人到了四、五十岁，参加葬礼就要多于参加婚礼。我现在就处于这种情况，过了五十以后就时不时地会接到亲朋好友的不幸消息。我中学的同班同学这几年已经有好几个人得了癌症，包括肝癌、胃癌、肺癌，而且一查出来都是晚期，有的已经去世了，有的还在治疗。但是我的大学的同班同学到现在没有听说有哪一个得了癌症的，至少没有人得癌症去世，有人得了癌症可能不愿意说，但是如果去世了大家也就都知道了。所以这种差别是很明显的。这两个人群年龄相当，人数一样，都是40～50人，但是患癌症的比例差别这么大，虽然未必有统计学上的意义，但是我觉得还是能够说明一些问题的。

这种差别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显然不能归为遗传的因素，都是中国人嘛，所以只能归为生活环境的不同。我的中学同班同学基本上都是在老家工作、生活。他们虽然大部分都上了大学，但是后来陆陆续续地基本上也都回老家了。我的大学同班同学则大部分都在美国。中美在生活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其中的最大的一个差别是抽烟。我的中学同班同学，男的几乎每一个都抽烟，而且烟瘾都很大。这是目前中国男人的一个通病，绝大部分中国男人都抽烟。即使不抽烟也要吸入二手烟，因为大家在室内都是肆无忌惮地抽烟的。我以前经常回中国，每年都会回老家，跟我的这些同学们见面，对他们的现状还是比较了解的。见面的时候，不管是吃饭还是聊天，他们都在抽烟，我这种不抽烟的人也不得不吸入二手烟。

但在美国就不一样了。我的大学同班同学在国内上大学的时候没有人抽烟，这可能跟是生物系的学生有关系，因为生物系的学生都知道抽烟的危害。他们到美国留学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刚好是美国控烟开始严起来的时候，就没有学会抽烟的机会了。在美国抽烟是很被人瞧不起的，很不方便。而且现在美国各个公共场合，不管是室内还是室外，全都禁止抽烟了，所以不抽烟的人是没有机会吸入二手烟的，我在美国这么多年从来就没有吸入过二手烟。

抽烟是癌症最大的风险因素，特别是肺癌。肺癌的患者90%都是抽烟的，剩下的10%不抽烟的人有相当一部分也会吸入二手烟。所以，如果既不抽烟也不吸入二手烟，得肺癌的风险就非常非常低了。而且，烟不仅能够导致肺癌，还能够导致其他的癌症。各种各样的癌症，抽烟或多或少都是一个风险因素。

还有一个差别是喝酒。中国的男人也很喜欢喝酒，而且喜欢斗酒。在中国应酬很多，应酬就是吃饭，饭局上肯定要喝酒，而且要相互劝酒，不停地喝，喝醉了为止。我每次回老家跟同学们见面，大家都要喝酒。这个时候我是绝对不喝的，因为我知道一开始喝起来肯定就会不停地被劝酒，所以我在外面的饭局都是不喝酒的。在美国就不太一样。在美国应酬很少，即使是应酬吃饭也很少喝酒，如果喝酒也不会劝酒。在美国喝酒都是自己去倒了喝的，愿意喝多少由自己掌握，没有人会劝你喝酒，更不会强迫你喝酒。喝酒过量也是导致癌症的一个很重要的风险因素，特别是口腔癌、肝癌、胃癌跟酒的关系更大一些。

还有一个差别是饮食习惯。中国的膳食中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偏少。特别是外面的应酬，饭局上满满一大桌子菜主要都是大鱼大肉所谓的“硬菜”，蔬菜可能就那么一两盘，每人夹几筷子就没了。水果也是吃得少的。以前有一项研究发现，中国人吃水果的量严重不足。我老家还好一些，漳州是花果之乡，水果比中国其他地方丰富，但是跟美国比还是不如。我是到了美国以后才养成每天吃水果的习惯，因为美国，特别是加州，水果又多又便宜还好吃。在美国蔬菜也吃得多了。在中国即使有蔬菜有水果，很多人还是喜欢吃腌制的食品。我老家本来蔬菜、水果也是非常丰富的，但是很多人吃早饭就是喝粥配咸菜、鱼干，很好吃，但里面一堆的致癌物，偶尔吃一下没关系，但是经常吃得癌的风险就高了。在美国生活，虽然在中国养成的这些生活习惯让人觉得中国的腌制食品很好吃，但是没有吃的机会，只能主要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多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能够降低癌症的风险，而多吃腌制食品、加工食品则会提高癌症的风险。

在中国很难不吃中药。即使有病不看中医，看的是西医，医生在开西药、做手术的同时，也会习惯性开一堆中成药。很多人平时还要吃“补药”养生，喝凉茶“去火”。很多中药都含有很多致癌物。而在美国，除非是狂热的中医粉非要去唐人街买中药吃，否则就没了通过中药摄入致癌物的机会。

还有一个差别我觉得也很重要，那就是对癌症的早期检测。如果癌症早发现早治疗，治疗的效果很好。如果是癌症晚期，就基本上没啥好的治疗办法了。但是，很多癌症早期是没有症状的，等到发现了往往就是晚期了，再来治疗已经太迟了。而要早发现癌症，就应该做全民的筛查。有一些癌症没有很好的检测方法，有的方法是不靠谱乃至骗人的，像中国曾经流行过的“滴血检测癌症”。但是有一些癌症已经有很成熟的、很准确的早期发现的方法。对于要不要全民筛查癌症是有争议的，但是对某一些癌症的早期筛查是没有争议的。比如说对直肠结肠癌的早期筛查，在美国到了50岁保险公司就会通知去做结肠癌筛查，还是免费的。现在有的还把筛查的年纪降低到45岁。筛查之后根据风险建议每五年或者十年查一次。女性还多了一项查宫颈癌，每五年要查一次。中国目前还没有推行这种全民筛查，要自己花钱去做，一般的人觉得做检测本来就很不方便，还要花很多的钱去做，就不愿意了。而且，有一些癌症中国本来更应该做全民筛查。像胃癌美国是不做全民筛查的，因为胃癌在美国是一种罕见病，但是在中国、韩国、日本胃癌是一种常见病，韩国、日本都是全民筛查胃癌的，中国却不做。

癌症的发生有很大的偶然因素，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患癌风险越来越高，是很难避免的。即使是在美国，有40%的人最终会得癌症，有20%的人会死于癌症。所以，你即使做到了我上面提到的这些比较健康的生活方式——不抽烟、少喝酒、多吃水果蔬菜、少吃腌制食品、不吃中药、根据指南去做癌症的早期检测筛查，也不能保证你就不会得癌症。但是，至少可以大大地降低得癌症的风险，最有可能的是把得癌症的年纪往后推。如果到了七、八十岁再得癌症，那比才50多岁就得癌症要好多了。

2021.4.22.

加州对新冠疫苗的接种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针对的是危险人群，分成了三个步骤按顺序接种。危险人群有两类：一类是容易被新冠病毒感染的高危人群，包括医护人员、一线的工作人员、犯人、无家可归的人等；一类是那些如果被新冠病毒感染后病情会很严重的人，包括老人、有基础病的人、孕妇、肥胖的人等。他们都是接种的优先人群。

4月1日起加州进入了第二个阶段，普通人群也可以接种了。这个阶段分两个步骤：4月1日起50岁以上的人都可以接种，4月15日进入最后一个阶段，16岁以上的人都可以接种。16岁以下的人目前还没有批准能够接种，所以到4月15日就相当于能够接种疫苗的人都可以去接种。

我是1967年出生的，已经过了50岁，所以4月1日那一天我就可以去预约疫苗的接种。加州疫苗的接种有两种场合，一种是由政府或医院提供的，一种是由超市或药店提供的，但是都要预约。4月1日一到我就通过网站预约，所有的接种点都没有空位。当天深夜我又去刷了一下预约网站，发现一家CVS（美国一个连锁药店）在4月6日有空位，接种的是莫德纳疫苗，只不过离我家比较远，开车要40分钟。但是那家药店附近有一个自然保护区，我想接种完疫苗可以顺便到那个保护区去玩一玩，所以我还是预约了。

4月2日晚上我又去刷了一下预约网站，发现第二天（4月3日）1:30我家附近的一个接种点有位子空出来了，接种的是辉瑞疫苗。我就把以前的那个预约取消，改预约了附近的这个。4月3号1:30我准时去了那个接种点。为了接种的方便我特地换上了短袖的T恤，这是我今年第一次穿短袖。那个接种点是在我们这里的一个大学的体育馆里，有很多的年轻志愿者在领路或接待，估计这些人想通过当志愿者能够提前接种。按照加州的规定，如果到这些接种点当志愿者，可以提前接种疫苗。

按规定在室内必须遮脸，我和以往一样拿一条头巾把鼻子和嘴遮起来，像西部片中的强盗。第一个接待人员说这样不行，递过来一个一次性的外科口罩让我戴上。第二个接待人员手里拿着一份打印出来的名单核对预约，但是名单上找不到我的名字。可能是因为我这个空位是有人临时取消了预约空出来的，所以预先打印出来的名单就没有我的名字。我给她看了我收到的通知预约成功的电子邮件，上面有一个预约码，她就让我进去登记。根据预约码，负责登记的人从电脑里找到我的名字，要了我的驾照去核对名字，然后给了我一张接种卡，上面有我的名字、生日、辉瑞疫苗的批号、接种的时间。他提醒我，把接种卡前后都拍照，万一卡丢了，照片可以作为接种凭证。我听他的建议对接种卡拍照，然后排队等着接种。

轮到我，护士问了我几个问题：你对疫苗里的成分有没有过敏？你以前接种疫苗有没有发生过过敏？你是否对什么东西发生过严重的过敏反应？你今天有没有感到自己生病？我的回答都是“没有”。那就可以接种了，她又问：你要打左手还是右手？我选左手。她就在左手上给我打了一针，用一个创可贴贴在针孔上面，然后给了我一张纸，写着“接种后指南”，让我到旁边的房间去观察15分钟。

我往那个房间走，有一个人把我拦下来，要走了我这张纸，问我说，那个护士是让你观察15分钟还是30分钟？我说15分钟。她就把这张纸放进一个机器，打印出一行字，注明观察到1:55，意思是我在那个观察房间待到1:55就可以走了。那个房间的门口放了福奇医生的画像，旁边写着可以跟这个画像合影，我没看到有人去跟它合影，大家都匆匆忙忙地走过去，在那个房间里头待着。我在等待的时候看了一下接种后的指南。一面列举各种各样有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另一面建议到美国疾控中心的网站去登记，报告有没有什么不良反应。在等待的时候我就登记了。1:55一到我就回家。

当天什么事也没有，没有任何的感觉。第二天睡醒了以后发现接种了疫苗的左手如果抬起来会有一点酸痛，但是很轻微，到晚上症状就消失了。所以其实没有啥不良反应，不过我还是到美国疾控中心的网站报告说我感到肌肉有酸痛，但是很轻微。很多人打第二针的时候反应比较强烈，我希望我不是这样。

中国现在也在大规模地推广接种国产疫苗，主要是科兴和国药的灭活疫苗，据报道已经接种了一亿多剂了。有的是通过引诱，发钱、抽奖、发鸡蛋、发油，有的是通过强迫，不接种就没法去超市、没法去考试、没法上班等等。但是中国的疫苗接种把很多人排除在外。老人不能接种，以前是60岁以上的人不能接种，现在放宽了，75岁以上的才不能接种；有基础病的人不能接种；怀孕的人不能接种，甚至备孕的也不能接种。这跟美国的做法刚好是相反的，这些高危的人群在美国属于优先接种，在中国反而不敢让他们接种。这说明对国产疫苗的安全性其实是没底的，怕接种以后这些人出什么问题，为了少惹事，就不让他们来接种了，把相当多的人给排除掉了。

即使不属于这些高危的人群，也不一定就能够接种，因为接种当天也有各种各样的禁忌，如果当天喝过酒不让接种，甚至女的如果那一天有月经，也不让接种。接种完了以后还有各种各样的禁忌：接种的当天不能洗澡，不能喝酒，不能激烈运动。有的地方规定得更严，一星期以内不能喝酒，不能剧烈运动，不能吃海鲜，不能吃辛辣食品，饮食要清淡。这些禁忌很莫名其妙。

有一些人说，不对，很有道理呀，不让洗澡是怕沾了水以后伤口感染。其实那只是一个针孔而已，打下去以后过很短的时间，过十几二十分钟早就愈合了，根本不可能因为洗澡导致伤口感染。

还有一些人说，不让喝酒也很有道理呀，不是吃抗生素也不能喝酒吗？其实只有一类的抗生素是吃了不能喝酒的，那就是头孢类的抗生素。我们很清楚是因为吃这些药会在体内引起“双硫仑样反应”，这是因为这些药能抑制乙醇的代谢，即使喝了少量的酒也有可能导致酒精中毒。只是极少的药吃了以后不能喝酒，并不是所有的药吃了都不能喝酒，更何况接种疫苗又不是吃药。所以，这个禁忌是没有任何道理的。没有任何的证据能够证明喝酒会对免疫反应有什么样的影响。

饮食要清淡、不能进行激烈运动、不能吃辛辣的食品、不能吃海鲜，所有的这些禁忌也都是没有任何的道理的。只有在中国才这样的，在其他的国家，例如美国，对接种疫苗并没有太多的禁忌，更没有接种后的所有的这些禁忌。为什么中国有这么特殊的情况？难道是因为中国人是特殊的人种，体质比较特殊，跟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都不一样吗？当然不是。主要的原因是中国人的思维比较特殊，中国人有自己的独特的“逻辑”思维，这种思维我称之为“老中医思维”：不看证据、不讲逻辑，完全是拍脑袋，觉得这样干不行，这样做可以，然后就规定下来了。吃中药的时候要讲究“忌口”，各种各样的东西都不能吃，什么事都不能干，结果打疫苗也跟吃中药一样，也要“忌口”、也有各种各样的“禁忌”，甚至跟做月子一样不能碰水。还好，没有说要忌房事。

虽然疫苗是西方来的，接种疫苗的不是中医而是西医干的，但我经常说一句话：中国的医生，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都是老中医。不管你吃的是西药、打的是疫苗，中国的医生也都把它当成了中药一样来看待了。对这种老中医的思维，作为一个讲科学的人，更要蔑视它。所以我打完疫苗的当天，就去激烈运动（爬山）三个小时，回家以后洗了个澡，又喝了一杯葡萄酒来庆祝一下，就是故意要气死老中医。

2021.4.4.

每年的3月15日是“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每年这一天中央电视台都会举办一次“3·15晚会”，集中曝光一批假冒伪劣产品。今年的“3·15晚会”有一个节目曝光的是河北青县的羊肉，从里面检测出含有“瘦肉精”。晚会结束以后，中国七个部委马上采取联合行动，严厉打击在饲养时使用“瘦肉精”。这不是央视“3·15晚会”第一次曝光“瘦肉精”。2011年的“3·15晚会”上就曝光过了，在双汇公司的猪肉中检测出了“瘦肉精”。双汇在中国也算是一个名牌企业，这件事当时非常轰动。当时各个部委也都号称要严厉打击“瘦肉精”，但是过了10年，还是能够查出有养殖户使用“瘦肉精”。

“瘦肉精”究竟是什么东西？为什么屡禁不止呢？

“瘦肉精”是一大类药品的俗称，这类药品叫做“β肾上腺素受体激动剂”，它在体内起的作用跟肾上腺素类似，在临床上用它作为一种平喘药治疗哮喘，哮喘病人摄入它，支气管就会舒张，就能够缓解哮喘的症状。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国外有人发现，如果在饲料中添加这类药品，猪吃了以后会加快蛋白质的合成，肉里的脂肪含量降低了，这样就能够提高猪肉的瘦肉率。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引进了“瘦肉精”。当时有很多中国科研人员都在研究“瘦肉精”，发表了不少的论文，还因此得奖。但随后爆发出了一系列食品安全事故，都是因为吃了“瘦肉精”残留的猪肉导致了中毒。到了2002年中国政府就把“瘦肉精”给禁了。

“瘦肉精”有好几种。央视这次曝光的“瘦肉精”有三种：盐酸克伦特罗、沙丁胺醇、莱克多巴胺。不同的“瘦肉精”的毒性、代谢很不一样。这三种“瘦肉精”中，我没有查到国外有人在饲养时使用沙丁胺醇，关于它的数据我不清楚，就不说了，我们只来说一下另外那两种——盐酸克伦特罗和莱克多巴胺。

盐酸克伦特罗是第一种“瘦肉精”，最早使用它来提高猪肉的瘦肉率。但是，这种“瘦肉精”有很大的缺点。第一，它的用量要很大才能够起到提高瘦肉率的作用。盐酸克伦特罗也是一种人用的药，在饲料中它的用量要比人用的药的剂量高得多，高达10倍以上。第二，它的代谢是很慢的。在科学上我们用“半减期”来表明一种药物代谢的快慢。盐酸克伦特罗的半减期是30小时，也就是说，吃了以后经过30小时它在体内的量才减掉一半，再过30小时再减一半。这个速度非常慢。由于用量比较大、半减期比较长，在猪肉中它的残留量就会比较高。而且，盐酸克伦特罗的毒性比较大。如果只吃10微克，就会出现心脏加速的中毒症状。如果吃的量再大一些，就会导致心脏病发作：心率不齐、心悸、颤抖、喘不过气，甚至有可能导致死亡。一般人听说的“瘦肉精”其实都是盐酸克伦特罗，那些“瘦肉精”食品安全事故都是因为吃了含有盐酸克伦特罗的猪肉引起的。

莱克多巴胺就不一样了。首先，它的用量是很少的，只要在一吨饲料当中添加几克莱克多巴胺就能够起到提高瘦肉率的作用。而且，它代谢的速度很快，半减期只有4个小时，猪吃了以后过4个小时就减一半，再过4个小时再减一半。这样，吃下去的莱克多巴胺很快就都排泄出去了。所以，对于添加了莱克多巴胺的饲料养殖的猪，是不需要有一个停药期的，当天吃完饲料就可以送去屠宰，因为很快它就都排泄掉了。而且，莱克多巴胺的毒性是很低的。我刚才说了，盐酸克伦特罗毒性很强，只要吃10微克就有心脏加速都中毒症状。而莱克多巴胺要吃20毫克才会出现这种心脏加速的症状。1毫克等于1000微克，也就是说，莱克多巴胺的中毒剂量是盐酸克伦特罗的2000倍。一个人一天要从肉中摄入20毫克的莱克多巴胺是不可能的事。按照美国的规定，猪肉里的莱克多巴胺含量不能超过10ppb，也就是10亿分之10。因为肝脏里的莱克多巴胺的含量要比在其他部位的高，所以美国规定在肝脏里头的量不能超过10亿分之50。按照美国对于莱克多巴胺残余量的规定，意味着一天要吃一吨以上的猪肉或400公斤的肝脏才能够达到出现心脏加速的剂量，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莱克多巴胺是很安全的。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早在1999年就已经批准可以用莱克多巴胺来当“瘦肉精”，可以在养猪时用它。后来又批准可以在养牛、养火鸡的时候使用莱克多巴胺。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也在2012年批准了莱克多巴胺的使用。目前全世界有20多个国家允许使用莱克多巴胺。其他国家禁止使用莱克多巴胺并不是因为发现了它有什么不安全的地方，而是有别的因素。中国禁止莱克多巴胺就是因为它是“瘦肉精”，而中国对于“瘦肉精”一概禁止使用，所以莱克多巴胺也不能用。但是，美国在1999年就已经批准了可以在养猪的时候使用莱克多巴胺，这样就导致美国市场上的猪大部分都是喂了添加莱克多巴胺的饲料的。有一部分没有喂莱克多巴胺，那也是为了出口的需要，特别是出口到中国。因为中国不允许猪肉含有莱克多巴胺，所以要出口中国的那些美国饲养场就不使用了。但是，美国人自己吃的猪肉都是用莱克多巴胺养出来的。从1999年到现在已经吃了20多年了，没有发生过任何由莱克多巴胺引起的食品安全事故，说明它是非常安全的。

使用莱克多巴胺作为饲料添加剂不仅是安全的，而且对消费者来说，在健康方面也是有好处的。猪喂了莱克多巴胺以后，猪肉里的脂肪含量降低了。猪肉粒的脂肪主要是饱和脂肪酸，人吃饱和脂肪酸对健康是有害的，能够增加得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吃添加“瘦肉精”养出来的猪的肉，反而对健康是有好处的。而且，对环境也有好处，因为如果在饲料中添加莱克多巴胺，饲料的转化率提高了，那么需要的饲料就少了，而且猪排出的粪便也少了。

中国一概地禁止“瘦肉精”，其实是禁不掉的。使用“瘦肉精”最主要、最明显的好处是对养殖户的好处。添加了“瘦肉精”以后，需要给猪喂的饲料就少了，成本就低了。而且，“瘦肉精”能够增加猪的瘦肉，也就能够增加猪的重量。只要在屠宰之前的三、四星期喂“瘦肉精”就可以了，就能够让猪的体重多增加几十公斤，利润也就高了。成本降低了、利润升高，养殖户当然就愿意用了。虽然中国政府禁止了，还是有很多的养殖户要去冒险使用它，有利润在那里嘛。但是因为中国一概地禁止“瘦肉精”，对于养殖户来说没有什么选择。反正不管用什么样的“瘦肉精”都是违法的，能找到就用了，管它是盐酸克伦特罗还是莱克多巴胺？危险的、有毒的盐酸克伦特罗是全世界全部都禁止的，他们也用了；对于美国允许使用的莱克多巴胺他们也用，只是不一定专门去用它的。所以，没有选择的话当然就什么都用，对消费者风险反而大了，因为吃的猪肉有可能是用盐酸克伦特罗这种有害的“瘦肉精”养出来的。

如果允许使用莱克多巴胺这种安全的“瘦肉精”，让养猪户有一个选择，那么他们就没必要去冒险了，就用合法的、安全的瘦肉精好了，没必要去用盐酸克伦特罗了。在2011年双汇猪肉事件暴露出来以后，我呼吁过中国应该允许使用莱克多巴胺，这l养殖企业就没有必要去冒险使用盐酸克伦特罗了。但是，10年来莱克多巴胺在中国还是禁的。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还是会被禁的。这是因为”瘦肉精”的名声在中国太坏了，所以大家也就不愿意去区分还有安全的瘦肉精和不安全的瘦肉精，因为都把它叫“瘦肉精”了，结果就导致了大家认识的混乱。这一来就没有人敢去批准哪种安全的瘦肉精的合法使用了，何况中国政策的制定跟科学其实也没啥关系。

2021.3.29.

在前面的文章中我谈到为什么中国人比较容易得肝癌。还有一种癌症也是中国人比较容易得的，那就是胃癌。中国每年得胃癌的人数甚至比得肝癌的人数还要多。如果我们只考虑得病的人数，还有别的癌症在中国的发病率要比肝癌、胃癌还高，像肺癌、结肠直肠癌。但是，这些癌症在其他国家也都有很高的发病率，并不具有中国特色，最有中国特色的癌症就是胃癌和肝癌。全世界每年发现的胃癌病例中国占了大约40%。中国胃癌的发病率是美国的4～5倍。为什么胃癌在中国这么普遍呢？

胃癌最主要的风险因素是幽门螺杆菌感染。胃癌的患者大部分（60-80%）都长期被幽门螺杆菌感染。幽门螺杆菌是一种生活在胃里的细菌，被幽门螺杆菌感染的人最主要的风险是容易得胃溃疡，他们中大约10-20%会得胃溃疡，还有1-2%会得胃癌。中国被幽门螺杆菌感染的人数非常多，大部分中国人都被幽门螺杆菌感染了。有的研究发现中国人被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比例高达80%。而发达国家只有少部分人被幽门螺杆菌感染，例如有研究发现只有20-30%的美国人被幽门螺杆菌感染。而且，中国人大多是从小就被感染了，而美国人一般是年纪比较大了才被感染的，美国的小孩被幽门螺杆菌感染的人数很少。这个区别非常重要，因为有研究认为，从小被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得胃癌的风险要比老了以后再被感染的要高得多。

为什么中国人有这么高的比例从小就被幽门螺杆菌感染呢？这跟卫生、居住条件比较差有关。在那些卫生、居住条件都比较差的其他的发展中国家，被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比例也相当高。但是中国还有自己特殊的原因，跟中国人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有关系。比如说，中国的老人在给孙子、孙女喂饭的时候，习惯先把饭在自己的嘴里嚼一嚼，然后再喂给小孩，这是传播幽门螺杆菌的一个渠道。还有，中国人聚餐不习惯分餐，也不习惯使用公筷，都是拿自己的筷子去夹同一盘菜，筷子上沾的唾液跑到菜上面，再被别人吃下去，这也是传播幽门螺杆菌的一个渠道。虽然这个渠道传播的效率比较低，但是经常这么做，也有被幽门螺杆菌感染的风险。

胃癌的另外一个主要风险因素，是吃腌制食品。像火腿、香肠、咸肉、咸鱼、咸菜这些腌制食品，都是中国人喜欢吃的，都被认为是美味。腌制食品含有很多致癌物，其中最主要的致癌物是亚硝胺。腌制食品还含有很多亚硝酸盐，虽然亚硝酸盐本身不致癌，但是被幽门螺杆菌感染的人吃下了亚硝酸盐以后，亚硝酸盐会被胃里的幽门螺杆菌转化成致癌物。所以，喜欢吃腌制食品是导致胃癌的一个重要的风险因素。有一些人可能会问，韩国人喜欢吃泡菜，泡菜也是腌制的，是不是韩国人胃癌的风险也比较高？是的，韩国胃癌的发病率在世界上是数一数二的。韩国的研究人员认为，喜欢吃泡菜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胃癌还有一个风险因素，长期喝酒过量。中国人很喜欢喝酒，特别是喜欢喝白酒。其他国家的人也都喜欢喝酒，为什么在中国酒会跟胃癌关系比较大呢？这跟东亚人的一个特殊情况有关。东亚人跟其他地方的人相比，喝酒容易脸红。这其实是一种基因缺陷导致的。酒精学名叫乙醇，人体有一种酶叫“乙醇脱氢酶”，能把酒精变成乙醛，乙醛是一种有毒的物质。人体还有一种酶叫“乙醛脱氢酶”，能把乙醛变成乙酸，也就是醋，那就无毒了。所以，如果体内这两种酶都存在的话，那么喝酒的危害就不大。但是，相当一部分的东亚人，他们体内的乙醛脱氢酶的活性比较低，这样就导致酒喝下去以后变成了乙醛，但是乙醛变不成乙酸。而乙醛是一种比较强的致癌物。日本研究人员最近发表了一篇论文就在讲这个关系，他们研究的结果认为，喝酒，再加上乙醛脱氢酶基因有缺陷在东亚人当中比较普遍，是东亚人容易患胃癌的一个重要因素。

还有一个因素也跟饮食习惯有关系，那就是中国人喜欢吃中药，也喜欢吃野菜。中药、野菜也含有各种各样致癌物的。野菜中跟胃癌关系最大的是蕨菜。这个问题我好几年前就已经提出来了，告诉大家不要吃蕨菜，因为蕨菜会导致胃癌。那时候有一些号称在网上做“科普”的网红不服，认为我是在污蔑中国的饮食文化，因为蕨菜被很多中国人认为是一种美味。丁香园曾经发表过一个学广告营销出身的人写的“科普文章”，声称没有证据表明吃蕨菜跟胃癌有关。实际上这方面的证据非常多。现在已经知道，蕨菜含有一种致癌物，是只有蕨菜才有的，叫做欧蕨苷。实验已经证明，欧蕨苷会导致基因突变，让细胞发生癌变。动物实验也证明，让动物吃蕨菜或摄入欧蕨苷，都会让它们的消化道、膀胱长出肿瘤，发生癌变。

流行病学的调查也证明，吃蕨菜跟胃癌是密切相关的。除了中国的一些地方，也有其他的国家喜欢吃蕨菜，像日本、巴西、委内瑞拉，都把蕨菜当美味。研究表明，这些国家喜欢吃蕨菜的人，他们得胃癌的风险要比不吃蕨菜的人高很多。具体高多少，不同的研究得出的结果不太一样，大致是2-4倍。有的研究甚至认为，高达5-8倍。有一些地方虽然没有吃蕨菜的饮食习惯，但是长着很多的蕨菜，牛把蕨菜当成饲料吃下去，蕨菜里的致癌物就跑到牛奶里，人喝这样的牛奶也就把致癌物也吃下去了。蕨菜里的致癌物还会污染地下水，人喝水时把致癌物也喝下去了。所以，在那些蕨菜长得非常茂密的地方，那里的人即使不吃蕨菜，得胃癌的风险也比较高，大约是别的地方的两倍。

我上面说了，由于饮食的原因，韩国、日本胃癌的发病率也是相当高的。但是，这些国家跟中国不一样的是，如果得了胃癌去治疗，存活率比较高。癌症的治疗效果一般用五年存活率做指标，也就是发现癌症以后治疗，五年后还活着的比例。韩国、日本胃癌的五年存活率高达60%以上。但是在中国，胃癌的五年存活率比较低，只有百分之三十几。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呢？原因在于，韩国、日本因为意识到自己的国家胃癌发病率很高，所以就推行胃镜筛查，胃镜可以看出有没有胃癌的早期症状。胃癌如果早发现、早治疗，五年存活率能够高达90%以上。但是，中国胃镜筛查推广得很差。胃癌的早期没有症状，不通过胃镜筛查没法发现。等到有症状、感觉到痛苦的时候再去查，查出的胃癌往往就是中期、晚期，存活率就很低了。美国的胃癌五年存活率跟中国差不多，也是百分之三十几，原因也是美国不做胃癌筛查。美国因为胃癌是一种罕见的病，所以没必要全民做胃癌筛查。但是中国不一样，在中国胃癌是常见病，应该推广胃镜筛查，而且最好免费。

当然最好能够预防胃癌，不要得胃癌。要预防胃癌，最重要的是要改变卫生条件和生活习惯。在100年前美国的胃癌发病率也是非常高的，但是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美国的胃癌发病率就逐步下降，最后变成了一种罕见病。原因就在于，美国人的卫生习惯和生活习惯都发生了改变，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冰箱普及了，美国人不像以前那样吃大量的腌制食品，都改成主要吃新鲜的蔬菜、水果。有一些研究发现，如果吃新鲜的蔬菜、水果，特别是吃柑橘类的水果，可以大大降低胃癌发病率。中国现在冰箱也普及了，但是很多中国人还是喜欢吃腌制食品。这个习惯就要改一改，要尽量地多吃新鲜的食品，特别是新鲜的水果、蔬菜，少吃腌制食品。不是说都不能吃，要尽量少吃。

别的习惯也要改，比如说老人给小孩嚼饭的这个习惯，也要改。要告诉老人，不要这么干。即使是丈母娘、婆婆，也不要怕得罪她们，要跟她们说，不要再给小孩嚼饭了，这对小孩不好。聚餐的习惯也要改，要养成分餐的习惯，或者至少使用公筷。酒也要少喝。适量喝点酒没有什么大的问题，还有一些好处。但是，经常喝酒过量，有很多危害，其中的一个后果就是导致癌症。

最后还要强调一下，不要吃中药，也不要吃野菜，野菜不是给人吃的。

2021.3.5.

人体得了传染病后痊愈，就有可能对这种传染病产生免疫力，在一定时间内甚至终身不会再得同一种传染病。如果这种免疫力只能持续几年时间，古人就难以注意到：一个人在几年内不得同一种传染病，可能是预防得好，或是运气好。但是如果每个得过某种传染病活下来的人终身都不再得这种病，就很容易被古人注意到。天花就是这样的传染病，而且得过天花活下来的人往往脸部会留下点点瘢痕，相当于得过天花的广告，就更让人容易注意到，这些人到死都不会再得天花了。

于是就会有人想到，天花是每个人都要得一次也只得一次的，那么还不如人为让小孩得一次轻微的天花，以后就再也不用担心会得天花了。中国古人最迟在明朝时就已经想到要这么干了。天花病毒主要是通过飞沫传播，中国古人并不知道它是传染病，而认为它是天生藏在命门里的“胎毒”由于天气、饮食、惊恐等种种原因爆发出来了，人为地先把“胎毒”引发出来就好了。要怎么引发呢？要用天花病人流出的“毒”。天花的特征是会长痘，毒就被认为是在痘里，所以古人想到了把痘接种给小孩。但是用新鲜的痘浆接种很容易让小孩得了严重的天花死亡，在长期的摸索中发现如果改用痘痂接种，就会比较安全，采用的方法是把痘痂磨成粉塞进小孩的鼻腔中。

我们现在知道天花当然不是体内“胎毒”所致，而是感染了天花病毒，种痘实际上是人为让小孩感染少量的天花病毒，得一次较轻微的天花，从而终身对天花免疫。但仍然有少数人在种痘后会死亡，死亡率大约0.5%-2%，虽然比天花30%的死亡率低得多，但仍然有致命的风险。所以种痘术虽然在18世纪传到了欧洲，却没能推广，直到英国医生琴纳发现接种牛痘也能让人对天花免疫，而且没有感染天花的风险，接种牛痘预防天花才逐渐推广到全世界。

牛痘病毒是第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疫苗，它与天花病毒很相似，既能激发人体对天花病毒的免疫反应，却又不会让人得病。但是其他的传染病并没有这种天然的疫苗，只能人工制造。一种制造方法是拿病原体来培养疫苗，在不停地传代之后，病原体有可能发生变异，毒性减弱，甚至失去了毒性，不会再让人生病，但是还能让人对该病原体具有免疫力。把这种毒性减弱的毒株筛选出来，就是所谓减毒疫苗，病毒还是活的，如果被接种者有免疫缺陷，还是有可能生病的。而且在疫苗生产过程中，病毒有可能继续突变，毒性又变强，被接种者即使免疫功能正常也可能生病。

这是活疫苗不可避免的风险。要避免这种风险，就要把病毒通过加热或加药剂的方法灭活。灭活疫苗非常安全，不用担心会被病毒感染，但是免疫的效果可能不如活疫苗，这是因为在对病毒做灭活处理后，病毒的结构遭到破坏，免疫反应没那么强烈，甚至不产生免疫反应，不一定能起到保护作用了。

避免活疫苗风险的另一种办法是人工制造类似病毒的颗粒。一个病毒由几种蛋白质构成，把编码这些蛋白质的基因放进体外细胞中让细胞生产这些蛋白质，这些蛋白质能组合形成类似病毒的颗粒，把它们接种到人体就能产生针对该病毒的免疫反应，但是它们不含有病毒基因组，就没有被病毒感染的危险。

免疫反应是由病毒上的抗原引发的，抗原往往是病毒表面上的某种蛋白质。一种病毒表面有几种蛋白质，其中有的蛋白质是病毒毒性的关键所在，例如冠状病毒表面的S蛋白是病毒入侵细胞的“钥匙”，如果免疫反应产生的是针对它的抗体，就能起到阻止病毒入侵的作用，是效果最好的免疫，而针对其他蛋白的抗体的免疫效果就没那么好。所以制备疫苗的一种办法是，不使用整个病毒，而只是用某种蛋白质或蛋白质片段来做疫苗。

用来做疫苗的蛋白质是通过基因工程的方法在体外用细菌生产的，然后再接种到人体。但是细菌生产出来的蛋白质构型和人体细胞生成的会有差异，这种差异有可能影响到免疫的效果。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在人体细胞内生产抗原蛋白质呢？有的。一种办法是用某种对人体无害的病毒（例如腺病毒）作为载体，让它携带编码抗原蛋白质的基因。把病毒载体接种到人体，它就能够利用人体细胞来生产抗原蛋白质。

但是，如果被接种者以前被作为载体的病毒感染过，对该病毒有免疫力，那么接种的病毒载体就可能被消灭，没法在人体内诱导生产抗原蛋白质。而且，作为载体的是活病毒，虽然一般情况下无害，但是对某些人来说仍有致病风险。所以有一种办法是不用病毒做载体，而用别的载体，例如细菌中有一种环形DNA，有自我复制的能力，叫质粒，就可以用它作为载体，把编码抗原蛋白质的DNA放进去。还有一种办法是用编码抗原蛋白质的信使RNA，将它用纳米颗粒包起来，注射到体内被细胞吸收后，信使RNA利用细胞里的核糖体生产抗原蛋白质。

所以，有多种办法可以设计、制备疫苗。但是这只是疫苗研发的第一步，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每当一种新型传染病出现，很快就有人宣布制造出了疫苗，其实就是这第一步。更难更花时间的是要证明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为此往往先要做动物实验，给动物接种疫苗，看有没有毒性，是否能抵抗病毒感染。动物实验的优势是可以对实验动物做解剖看看器官有没有受损害，还可以给动物注射病毒看动物是不是已成功免疫。这类实验是没法对人做的，医学伦理不允许。

但是实验动物毕竟与人有别，动物实验证明安全有效的疫苗并不等于对人体也是安全有效的。所以接下去还要做人体临床试验。临床试验分三期。第一、二期分别有几十个、几百个实验对象，目的是要确定多高的疫苗剂量是合适的，看看疫苗有没有导致严重不良反应，能不能刺激人体产生针对它的抗体。第三期要找几千个甚至几万个实验对象，把他们随机分成两组，一组注射疫苗，一组注射生理盐水作为安慰剂，然后让这些人回到生活中去，等着其中有一部分人被病毒感染，然后比较二组感染人数是否有显著差异，就可以知道疫苗是否起到保护作用。同时还要追踪观察这些人是否出现不良反应。

所以第三期临床试验是很花时间的。一种新疫苗一个研发周期长达一年以上，大部分时间就是用在了第三期临床试验的招募、跟踪、等待上了。既然第一、二期并没有发现疫苗会导致严重不良反应，实验对象体内也检测到了针对疫苗的抗体，能不能就认为疫苗已被证明安全、有效，不用做第三期临床试验呢？这样不就可以让疫苗尽快上市吗？

但是不做第三期临床是很危险的。有的疫苗导致严重不良反应的概率很低，例如只有千分之一，那么这种不良反应在只有几十、几百个实验对象的第一、二期临床试验中就很可能不被发现。而疫苗一旦上市是要给所有的人用的，即使只有千分之一的不良严重反应也能导致很多人生病、死亡，而这些人本来都是健康人，不应该让他们冒这个风险。

而且，第一、二期临床试验只能证明疫苗产生了抗体，但是，有了抗体并不等于就对人体能够起到不被病毒感染的作用。有时候，抗体不仅不能预防病毒感染，反而在被病毒感染后增强了病毒的毒性，对身体造成更大的伤害。要证明疫苗产生的抗体能真正起到免疫作用，不会导致“抗体依赖的增强”，只有继续做第三期临床试验。

可见，疫苗的研发是急不得的，疫情再紧急，也只能按部就班地一步步证明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如果只用一个研发周期，花一、两年的时间就成功研发出了安全有效的疫苗，这是非常幸运的。疫苗的研发通常要多次尝试、花上十年左右的时间才会成功。甚至也可能一直就不成功。有很多传染病到现在也没能成功研发出疫苗。

2020.9.9.

（这是为《科学世界》的专栏写的，印刷前被“领导”下令撤下，专栏也撤销了。我与《科学世界》２０年的缘分至此结束。）

如果我们把人体当成一个国家，它所处的并不是一个非常和平的国际环境。周围到处是病毒、细菌、真菌、原生动物……各种有可能让人生病的病原体随时准备入侵人体掠夺人体里的资源。为了保护人体的安全，人体建造了一道屏障——皮肤——将自己与周围环境隔离开，就像是在国境上建了一座长城。但是，正如长城偶尔会被攻破，皮肤也会因为创伤而让病原体乘虚而入。而且，正如长城没有把整个国家都围起来，人体外表也并不是完全都由皮肤保护，为了能与外界有物质交换——呼吸、摄食、排泄……有些部位有开口，或只有比皮肤更脆弱的黏膜，例如呼吸道，病原体很容易从这些部位进入人体。

因此，想一直御敌人于国门之外是不现实的，人体还需要有抵御敌人入侵的第二道防线。它们是人体的巡逻兵，主要是一些白细胞，特别是中性粒细胞，随着血液循环在人体各处巡逻，随时发现、消灭入侵之敌。这些入侵细胞或血液的敌人——微生物——都很小、很不起眼，这些巡逻兵怎么知道它们遇到的是敌人而不是自身的细胞呢？病毒、细菌、真菌、原生动物的表面都有特殊的生物化学成分（例如病毒表面的糖蛋白，病毒里面的双链RNA，细菌细胞壁上的肽聚糖、脂肽），这些成分是人体细胞没有的，白细胞表面上有特殊的蛋白质（受体）能识别这些成分，一旦它们发现遇到的小东西表面上有这些成分，就像见到了穿着不同军服的人，就知道遇上敌人了。

巡逻兵发现敌人后，立即行动起来。它们释放细胞因子，让敌人周围的组织发生炎症，相当于建了围墙围堵敌人不让其扩散。同时，它们释放出信号，把巡逻部队都召集过来一起杀敌。怎么杀呢？最主要的方法是把敌人“吃掉”——把病原体吞噬到细胞里，将它们“消化”掉。它们还有别的杀敌方法，例如“投毒”——释放干扰素阻止病毒的复制。

这个反应非常迅速，而且广谱，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敌人，都用同样的方式对付。这是人与生具来的免疫方法，所以叫天生免疫。但是老是这么干，就很容易被敌人发现弱点，进化出对付它的办法。在长期的你死我活的较量过程中，能够成功入侵人体的病原体都已掌握了一两种对付巡逻兵的小窍门，例如让自己隐身，不容易被巡逻兵发现。等到被发现的时候，病原体已经大量繁殖，一时半会儿杀不完了。

所以光靠中性粒细胞这些巡逻兵往往是没法歼灭敌人的，它们还必须去请救兵，主要是向淋巴细胞求援。淋巴细胞有几种，其中有一种是自然杀手细胞，这是非常凶狠的杀手，遇到细胞就杀，除非细胞穿着我军“制服”（细胞表面上特殊的抗原——“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物”），因为没有穿着我军制服意味着是入侵的敌人，或者是已经被敌人入侵、征服的我军，都该被杀。甚至，我军并没有被敌人入侵，但是叛变了——发生癌变，这时候也不穿制服，也会被自然杀手细胞杀死，所以它还有抗癌的作用。

但是自然杀手细胞虽然凶猛，和中性粒细胞一样效率不高。所以更重要的是，要请求淋巴细胞派出特种兵。特种兵需要针对特定的病原体做特殊训练，这种免疫不是先天具有的，所以叫适应性免疫。特种兵有两支部队，一支在胸腺做新兵训练，叫T细胞（T是胸腺（thymus）的缩写），一支平时驻扎在脾脏和淋巴结，叫B细胞。白细胞首先找的是T细胞。为了让T细胞知道敌人长什么，以便它们能精准地杀敌，白细胞要把敌人的特征交给T细胞：白细胞在吃了病原体之后，会留下一部分“尸体”——抗原片段，把它作为敌人的特征证据交给T细胞部队。T细胞部队根据这个特征，大量地克隆针对它的T细胞准备去杀死它。这些杀手T细胞的杀敌方式简单粗暴，是把已被病毒入侵的细胞“赐死”，细胞死了，病毒也就没法复制了。为了避免健康的细胞也被“赐死”，T细胞部队在派出杀手T细胞之前要对它们做严格的训练，最终只有1%的杀手T细胞通过了训练被派出去，剩下的没能通过训练的杀手T细胞全都自杀。

杀手T细胞只能杀死细胞内的病毒，在细胞外游荡的病毒、病菌怎么办呢？这就要靠B细胞了。T细胞部队在派出杀手T细胞去杀敌的同时，还会派出助手T细胞去通知B细胞部队敌人来了。B细胞比T细胞更厉害，它不是通过让细胞自杀的方式间接杀死病毒，而是可以制造抗体直接杀死病毒。

抗体是一种蛋白质，形状像一个Y字形的叉子。这个叉子的开口处的氨基酸有不同的组合，每一种组合就是一种抗体，不同组合的叉子开口形状略有差异，能与不同的抗原结合。人体里已经预存了一百亿种不同的抗体，把一生中可能遇到的所有抗原全都囊括了。B细胞接到抗原片段后，拿预存的抗体去匹配，哪一种抗体与抗原结合得最好，就大量地克隆这种抗体。抗体杀病原体的效率取决于它针对的抗原在病原体上的位置。例如，冠状病毒表面上有S蛋白，这是它们打开细胞上的“锁”入侵细胞的“钥匙”。如果抗原片段刚好在S蛋白上，抗体跟它结合，就像用橡皮泥粘住了钥匙，病毒开不了锁，入侵不了细胞，就失去了毒性，这种抗体就叫中和抗体，是消灭病毒的高效方式。但是如果抗原片段在病毒外壳蛋白上，抗体与之结合就不能让它失去毒性，还需要调动别的细胞来杀死它，效率就比较低。

抗体有好几种不同的类型，它们的功能有所不同。B细胞接到抗原报告后一开始生产IgM抗体，在被感染几天后就开始生产，但是IgM的半衰期也短，只有几天，所以在感染两周之后IgM基本就没有了。另一种抗体IgG比较晚生产，但是数量多，而且半衰期长达3周，很快取代IgM成为消灭病原体最主要的抗体。

在把病原体消灭干净以后，人体的特种兵并不掉以轻心，在一段时间内仍然会继续产生针对它的IgG抗体，在血液里循环、巡逻，保护身体不会立即再度被同一种病原体入侵。抗体会继续生产多长时间，因人、因病原体而异，有的几个月，有的几年。所以如果一个人被病原体感染后即使没有症状，也还有可能在一段时间血液里都有针对它的抗体，通过检测抗体可以知道他被感染过。

即使抗体不再生产了，人体并非就对这种病原体没有免疫力了，因为免疫系统还有一种奇特的方式来保留对它的“记忆”。针对这种病原体的杀手T细胞，效率最高的会转变成记忆T细胞；携带针对这种病原体的中和抗体的B细胞有的也会转变成记忆B细胞，这样，同一种病原体如果再次入侵人体，由于淋巴细胞有了关于它的“记忆”，不用再走复杂的审批程序，会迅速制造针对它的杀手T细胞和中和抗体，立即将它消灭，特别是中和抗体，能在病毒入侵细胞之前就将其消灭，是更高效的预防再度感染的手段。所以同一种病原体的第二次入侵，往往还来不及对身体造成伤害就以快速失败告终，人体甚至没有觉得被感染。这种“记忆”能够持续多久，要看是针对什么样的病原体，有的只能持续几个月，有的能持续终身。

但是，经由感染病原体来获得针对它的“记忆”毕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而且风险也很大，有可能先被病原体打败、死亡了，即使最终打败了病原体，由于在作战过程中杀敌一千自损五百，对身体的伤害也很大。于是人们想到了一种几乎是零风险又没有什么痛苦、伤害的方法，使用死掉的病原体或者病原体的抗原片段，来刺激人体免疫系统产生对这种病原体的记忆，疫苗因此诞生。

2020.8.11.

（《科学世界》2020.9）

博物学是意译，如果要直译，应该叫自然历史学，博物学家则应该叫自然学家。古代西方把对大自然的研究分成两部分，观察、描述、分类大自然里的东西的，叫自然历史；归纳、总结自然规律的，叫自然哲学。自然哲学后来演变成了物理、化学，自然历史随后也演变成了地质学、生物学，相应地，自然哲学家和博物学家这些职业也就消失了，被科学家取代了。

国内有一些自称“科学文化人”的大学教师，认为现代科学已经走到末路，提出要回归博物学，用博物学取代科学。这种主张当然是很荒唐的。博物学是描述性的学科，只是做观察、采集、描述、分类的工作，不去做分析，不试图找出现象背后的规律。而科学在此基础上还要做解释性的工作。想让科学研究回归博物学，相当于怪大楼建得太高了，认为还不如推倒了只留一个地基，其荒谬可知。

所以，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博物学已经死了，是不可能再让它复活来取代科学的。博物学是属于过去的一门学问，今天已经没有职业的博物学家了。但是完全可以把博物学作为业余爱好。由于做博物学观察的门槛很低，也很适合作为业余爱好。由于科学研究已经高度专业化了，今天要业余从事科学研究已基本不可能，搞不好就成了“民科”、“科妄”，但不值得鼓励，但是要业余从事博物学研究完全可能，而且应该提倡。

智能手机、互联网、人工智能的普及为博物学研究带来了很大的方便。我从小就喜欢博物学，采集、制作过不少动植物标本，但这是很费时费力的，业余爱好者不可能有很广的涉猎。现在有了智能手机，就方便多了，随时随地可以做博物学观察，看到感兴趣的动植物，随手拍一张照片，基本上可以代替标本的制作。

以前业余爱好者做博物学观察还有一个问题，很难对看到或采集到的标本做出准确的鉴定，而不能鉴定，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也失去了观察的乐趣。现在不仅可以上网搜索各种文字、图片资料帮助鉴定，而且有多种程序能用人工智能的方法做出识别。这些程序的识别准确率有高有低，最好的识别程序公认是加州科学院研发的iNaturalist。但是即便是最好的识别程序也会出错，也不能完全代替专家的鉴定。而现在也很容易通过网络找到专家的帮忙。例如iNaturalist不仅是个识别程序，还是个网络社区，全世界众多动植物学家都在那里帮助做鉴定。我刚去那里时就得到了很多专家的帮助，现在自己也成了鉴定本地植物的专家，也经常帮助别人做鉴定。这在我小时候是难以想象的，那时候最苦恼的是在本地找不到专家来帮助鉴定标本。

博物学的观察虽然是业余在做的，但是也是可以为科学研究做出贡献的。例如，把你看到的动物、植物上传到iNaturalist，这个观察就被采集变成了生物学家可以利用的大数据。实际上，现在已经有不少的论文是根据iNaturalist上世界各地的博物学爱好者采集来的数据写出来的。我所在的圣地亚哥是美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方，本地自然历史博物馆已出版了鸟类志、哺乳动物志，但还缺植物志。自然历史博物馆就通过iNatualist建群发动本地居民帮助编写植物志。

做博物学观察有时还能对生态保护做出贡献。例如，我们这里有一个小镇几年前发现源自地中海的瓦尔德草，是美国首次发现这种入侵植物。这种入侵植物生命力非常顽强，当地政府申请经费，采取行动，想在其蔓延开去之前将其赶尽杀绝。但是我发现它实际上已经蔓延到附近的两个小镇，报告上去后引起当地植物学家的重视，很可能就要把消灭这种入侵植物的工作扩展到这两个小镇。

做博物学观察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那就是有助于锻炼身体。做博物学的观察是要跑到野外去的，甚至是要跑到深山老林去的，要经常远足、爬山的，就是非常好的一种锻炼方式。现在很多人都喜欢户外的活动，一般都只是把它作为锻炼身体的一种方式，或者把它作为一种观赏大自然美景的方式。但是如果在从事户外活动的同时也做博物学的观察，就会增加户外活动的趣味，就更容易坚持下来。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我是因为先喜欢远足、爬山，再对本地植物的观察产生了兴趣，然后反过来，由于想要普查本地植物，又激励着自己每天都去远足、爬山，而且尽量去不同的地方。

做一名博物学爱好者还有一个好处，博物学的观察对心理的健康很有益，可以缓解精神的压力。到森林里边走一趟，会让人觉得非常的放松。有一项研究表明，每去一次野外、公园，带给人的心理享受就相当于过了一次圣诞节，心情特别愉快，就不容易得抑郁症。

做博物学的观察能够满足一个人的求知欲。看到了某一种动物、植物，要想去知道它究竟叫做什么，是要下一番功夫的。而且光知道它的名称还不够，还可以去查一查这种动物、植物有什么样的习性，是怎么来的，这就可以增加很多的知识。我在寻找、鉴定某一种植物的过程当中，有时候就会有意外的收获，会了解到以前从来不知道的有趣的生物现象，因此启发我写科普文章。

做博物学的观察还有发现的乐趣。我如果找到了一种我以前从来没见过的植物，那么那一天都觉得特别的有收获。如果能够找到一个以前从来没有人在本地发现过的植物，那么这种满足感就更强了。例如我发现了本地植物名录没有记载、此前没人在本地发现的一种烟堇，是从地中海一带传过来的归化植物，本市自然历史博物馆植物部就让我去采集、制作标本送给他们永久保存。此前我也应他们的要求去采集、制作过本地罕见的植物的标本。

做博物学的观察还会让你对生活居住的地方产生一种特殊的感情，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对天气的变化、季节的变迁会特别地敏感，会对这里的大自然有一种融为一体的感觉，觉得自己是身处在其中的，不会觉得自己只是一个路人，而是有一种成为了这里的主人的感觉。

如果你有小孩的话，带着她一起做博物学的观察，经常往野外跑，那么，这也可以培养小孩对大自然的喜爱，对科学的兴趣。这是一种很好的、潜移默化的教育熏陶。

所以，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成为博物学爱好者。当然，每个人的时间、精力都不一样，不一定都要为此花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力。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要跟我一样。我是每天几乎都会花两三个小时在做博物学观察，整个圣地亚哥可能找不到第二个像我这样的人，因为从iNaturalist圣地亚哥植物群就可以看出来，只有我每天都在上传大量的观察照片。但是，每一个人，只要有机会其实都可以做博物学方面的观察。在出去散步、跑步、爬山、做户外活动的时候，顺便也做做博物学方面的观察，把它作为一种业余的爱好，这就够了，说不定能有意外的发现，那就更好。

2020.6.15

（《科学世界》2020.7)

1633年6月22日，伽利略穿着表示忏悔的白衣，跪在宗教裁判所大厅上，聆听对其宣扬哥白尼日心说一案的判决。由红衣主教组成的审判团判决：

“认为太阳是世界中心，不会移动，这个主张在哲学上是荒谬、虚假的，是异端邪说，因为它与《圣经》所述不符。认为地球不是世界的中心，会动，而且还绕着太阳动，这个主张在哲学上是同样荒谬、虚假的，在神学上至少是错误的信仰。”

对伽利略的处罚分成三部分：命令伽利略放弃、诅咒、憎恶日心说这一异端邪说；将其撰写的《关于两个主要世界体系的对话》列为禁书（实际上伽利略的所有著作此后都被列为禁书）；判其正式囚禁，方式由裁判所决定。

据说，伽利略在听完判决之后，低声嘟囔了一句：“然而它还在动。”但是这个传说与正式的记载不符。此前，在审讯过程中，伽利略已按要求宣布放弃日心说。在判决后，他根据判决的要求，再次发表声明，“放弃、诅咒、憎恶”日心说，并发誓以后不再讲述或评价日心说。如果他这时候有任何不满让别人觉察到，是非常危险的，只会激怒裁判所加重对他的处罚。

我们可以理解伽利略的软弱表现。虽然他被判决囚禁，但具体的执行方式未定。因此，对他来说，最有利的就是要表现得心悦诚服，争取得到宽大处理。对是否判决伽利略有罪，审判团里是有不同意见的，十名成员有三名没有签名。如果伽利略表现得好，那些支持他的红衣主教和贵族才有斡旋的余地。审判团显然对伽利略的认罪态度很满意，在判决的第二天将正式囚禁改为家中软禁。

伽利略与天主教会的恩怨，始于1610年。那一年，伽利略出版了一本名为《星的信使》的小册子，报告他首创用望远镜做天文观测的发现。这些发现与托勒密地心说相矛盾，而与哥白尼日心说相符。他发现，木星有四颗卫星，而根据托勒密地心说，所有的天体都应该围绕地球运转才对。更要命的是，他还发现金星的亮度和月亮一样有周期性的盈亏变化，这只能用金星围绕着太阳运行才能解释，是日心说最有力的证据。

但是托勒密地心说是天主教会认定的权威理论，而且，基督教《圣经》明显也是认为地球是世界的中心，是不会动的。《圣经》中多处提到太阳是绕着大地转动的，例如：“它（太阳）从天这边来，绕到天那边去，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它的热气。”《圣经》里还有一个著名的故事，约书亚让太阳停止转动而使时光停止流逝，这很明显地认为时间是由太阳的绕地运行决定的。《圣经》也多处提到地是不会动的，例如：“（神）将地立在根基上，使地永不动摇！”《圣经》是古人写的，其写作者和当时的人们一样认为太阳绕着大地转，这本不奇怪。但是后人将其视为不可质疑的经书，也就难免会与科学的进步发生冲突。

伽利略的性格和布鲁诺不同，并不是果敢决绝、义无反顾的人。他不想公开抛弃《圣经》，更不敢否定天主教会的权威。他试图调和《圣经》与科学发现的矛盾，争取天主教会接受日心说。

矛盾在1613年开始爆发。一名哲学教授提醒伽利略的保护人托斯卡纳大公梅第奇，虽然伽利略的天文观测结果是可信的，但是这与《圣经》的说法冲突。伽利略以前的学生、比萨大学数学教授卡斯特里在场听到了这番对话，写信向伽利略报告。伽利略回了一封七页长信，其主要内容是，对《圣经》关于天文的说法不能从字面上理解，不能因此说日心说与《圣经》有冲突。这封信和伽利略的许多信一样被人传抄、阅读，其中的一份抄件落到一名多明我会修道士手中，作为伽利略宣扬异端邪说的罪证交给宗教裁判所。

当时在佛罗伦萨的伽利略听到消息后，写信向罗马的一个朋友抱怨说他的信被篡改，附上了原信，请朋友转给宗教裁判所。我们现在知道，这封“原信”其实是伽利略后来做了润色的，改掉了一些激烈措辞，但是认为日心说与《圣经》不冲突的主要观点并没有改变。随后，伽利略动身前往罗马去为自己辩护，试图说服教会接受日心说，却遭到惨败。宗教裁判所在1616年2月判决，日心说是与《圣经》冲突的异端邪说，伽利略不许传授日心说，也不许为其辩护。

但这个判决并没有真让伽利略放弃日心说。他在1632年出版《关于两个主要世界体系的对话》，以辩论的方式展现日心说和地心说的是非，表面上不偏不倚，实际上却揭露了地心说支持者的愚昧。本来，这本书的写作得到教皇的支持，教皇甚至要求伽利略把他支持地心说的理由写进书中。等到书出来了，教皇才发现自己成了笑柄，下令禁止该书的销售，并启动审讯伽利略的程序，于是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伽利略没有在判决后当场嘟囔“然而它还在动”，这是可以肯定的。那么有没有可能，伽利略被软禁时，曾经向来看望他的朋友或学生嘟囔过这句话，因此传开了呢？

上个世纪初，科学史家安东尼奥.法瓦罗（Antonio Favaro）对这句名言的来源做了深入的调查，发现它最早出现在一名意大利人于1757年在伦敦出版的《意大利图书馆》一书中：

“他（伽利略）获得自由的那一刻，仰望天空，俯视大地，跺跺脚，说，它还在动，意思是地球在动。”

该书的出版距离伽利略受审已有120多年，并非同时代的人的记载，也就不可信，而且，从这段描述看，这明显是为了突出伽利略的光辉形象而做的虚构。因此法瓦罗撰文认为这句话是后人编造的。

但是在1911年，法瓦罗收到比利时人凡贝勒(Jules Van Belle)的来信，信中附上他收藏的一幅画的照片。它画的是伽利略被囚禁在地牢中，用钉子在墙上刻画出地球围绕太阳，并写上“然而它还在动”。凡贝勒称，该画由一名西班牙画家做于1643或1645年。如果是真的，这意味着在伽利略1642年去世后不久，这句话就已众所周知，说明伽利略生前已在传了。

这幅画的发现改变了科学史学界的看法。从那以后多数学者认为，虽然伽利略没有在接受判决时嘟囔那句话，但是很可能在软禁期间向某个访客说过。

但是有个关键的问题被学界忽视了：凡贝勒手上的那幅画真的是17世纪的作品吗？这幅画后来下落不明，有的艺术史家根据其照片判断，它更像是19世纪风格的画作。这引起了美国天文物理学家马里奥.利维奥(Mario Livio)的怀疑。他的调查找到了这幅画的下落，2007年安特卫普的一次拍卖会上，凡贝勒的曾孙将这幅画卖给了一名私人收藏家。拍卖行的专家没发现该画有签名，但鉴定它是19世纪的作品。但是由于对隐私的保护，拍卖行并没有公布这幅画卖给了谁，其他专家没法去做进一步的鉴定。

利维奥的调查还有一个有趣的发现，比利时一家艺术博物馆收藏着法兰德斯画家凡马尔德希姆（Romaan-Eugeen Van Maldeghem）画于1837年的画作《伽利略在狱中》，几乎与凡贝勒的画一模一样。

这有两种可能性，要么凡马尔德希姆临摹了一幅17世纪画作，要么有人临摹了凡马尔德希姆的画作。利维奥找到了19世纪出版的两本介绍法兰德斯画家的书，里面都把《伽利略在狱中》列为凡马尔德希姆的原创画作。这两本书分别出版于1842年和1859年，当时凡马尔德希姆还活着，没有人怀疑其画作的原创性。再考虑到这幅画被艺术史家们一致认定是19世纪风格，而伽利略受审在19世纪才成为画家流行的题材，定论就有了，凡贝勒手上的画并非17世纪的作品，而是有人临摹了19世纪的画作，那时候“然而它还在动”这个传说已人尽皆知，不能作为伽利略曾经说过的证据。

所以“然而它还在动”这句话不过是后人出于同情伽利略而杜撰出来的，没有证据表明伽利略生前曾说过这句话。伽利略是否在内心说过，我们当然无从知晓。但我们可以相信的是，虽然伽利略为了避免受到更严重的迫害而在表面上屈服，却不可能真正放弃日心说，那是他亲眼观测得出的结论，而正如他在致卡斯特里的信中说的，那些宗教权威人士并不具有判定科学的能力，他们“恶毒而且愚昧”。

虽然被软禁家中，伽利略仍然在从事他最擅长的科学研究，秘密撰写另一部划时代的著作，采用的仍然是《关于两个主要世界体系的对话》的形式，甚至对话的人物都完全一样。这本书在1638年送到宗教裁判所管不到的荷兰出版，那就是奠定了现代物理学基础的《两种新科学》。他就以这种方式，蔑视了宗教裁判所的判决。

2020.5.13.

（《科学世界》2020.6.）

蜱虫是一种神奇的生物，如果你不被它咬到的话。

我住在山沟沟里，天天往野外跑，属于吸引蜱虫的高危人群，但是直到现在，我才第一次见到蜱虫。有一天，我看到山道旁边盛开着一片妖娆的琴颈花，便过去拍摄。只见一只像小蜘蛛的东西沿着我的裤脚快速往上爬。定睛一看，是一只蜱虫。在把它拿掉之前我给它留影，回家后找出蜱虫图鉴进行比对，认定是加州一带常见的太平洋海岸蜱虫。

蜱虫有几百种，数量较多的是长着硬壳的蜱虫，太平洋海岸蜱虫就属于硬壳蜱虫。蜱虫需要吸血才能变态（从幼虫变成若虫，再由若虫变成成虫）、蜕皮、性成熟和产卵，所以一生中它要多次吸血。有时候蜱虫和蚊子、吸血蝙蝠等其他吸血动物一样，会主动出击去寻找猎物。虽然蜱虫和蜘蛛一样长着八只脚（都属于蛛形纲动物），跑起来速度也不算慢，但四处乱跑毕竟太浪费能量，所以更多的时候，它采取的是“守株待兔”的方式，爬到草尖上，用后面的脚抓住草叶，身体倒挂着，朝下张开第一对脚，随着草叶摇曳，一直那么等着，等到有猎物经过，就从草尖上掉下来，掉到猎物身上。

蜱虫怎么知道有猎物经过呢？用眼睛看吗？不是的，蜱虫只有一对简单的眼点长在第二对脚上，用于分辨光线的强弱，并不能成像。有些种类的蜱虫甚至没有眼点。在蜱虫前肢的前端，有一个只有它们才有的特殊感受器。这是德国动物学家哈勒在1881年用光学显微镜发现的，所以叫哈勒感受器。这才是对蜱虫发现猎物和寻找配偶至关重要的器官。

在电子显微镜底下，可以更明白地看清哈勒感受器的结构。它分成两部分，前面是一个小坑，后面是一个大一些的小室。小坑是一个化学感受器，能够感受周围的二氧化碳浓度的变化。如果二氧化碳浓度突然升高，意味着有动物经过，是它呼吸时呼出的二氧化碳导致二氧化碳浓度的变化。蜱虫最喜欢的宿主是哺乳动物，哺乳动物身体都会散发丁酸——呕吐物的气味主要就是丁酸的味道，在一般情况下气味当然不会那么浓烈，但哈勒感受器也能感受到。

哈勒感受器后半部分的小室以前也被认为是化学感受器，但它的构造就像是一个针孔相机，具有会聚光线的作用，会聚可见光对蜱虫没用，但是如果能会聚红外线就很有用，因为哺乳动物是温血动物，会散发出一定范围波长的红外线，如果能探测到红外线，不就可以知道“血源”的到来了吗？这让人联想到这个小室可能是一个红外线感受器，实验也表明蜱虫能够用它探测到哺乳动物身体散发出的红外线。在蜱虫周围放一块金属板，在金属板温度是室温时并不能吸引蜱虫，但是把金属板加热到37摄氏度，蜱虫就会立即向金属板爬去。根据实验结果算出，一只哺乳动物远在四米处散发出的红外线也能被蜱虫感受到。

所以，蜱虫就倒挂在草尖上，伸出前肢，感受着二氧化碳、丁酸、红外线，等着有猎物从身边经过。蜱虫的一生就是在等待中度过的。它的生活史的每一个阶段，都需要吸血来完成。雌蜱虫把卵产在落叶覆盖的地面，幼虫孵化出来后，爬到小型哺乳动物或鸟类的身上吸血，然后掉到地上蜕皮，由6条腿变成8条腿，成为了若虫。若虫会爬到比较大一点的哺乳动物身上吸血，然后再次掉到地面蜕皮变成成虫。最后一次吸血，雄蜱虫是为了性成熟并与雌蜱虫交配，雌蜱虫则是要为产卵做准备。它们要吸大型哺乳动物的血，例如鹿。

守株待兔当然是很低效的捕猎方式，不过蜱虫有的是时间，可以耐心地等待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大英百科全书说蜱虫为了吸一次血可以等上三年。不知道这是怎么算出来的，难道真有动物学家追踪一只蜱虫达三年之久？在等待的时候，蜱虫的新陈代谢非常低，就像处于休眠状态，所以可以忍饥挨饿这么长时间。它们在真空中甚至也能存活半小时。

终于等来了猎物，蜱虫掉到了猎物身上后，并不急于下嘴。这是难得的美餐，要好好享用。它们会在猎物身上到处走动，短则十几分钟，长则一、两个小时，寻找比较隐秘、皮肤比较薄的部位再开始吸血，例如腋下、大腿根，有的蜱虫喜欢钻到耳朵里。在蜱虫的唾液中，有上千种蛋白质，它们有的具有抗凝血作用，确保在吸血过程中血液不会凝固，源源不断地流进蜱虫身体；有的具有抗炎症作用，在它们叮咬的地方不会出现炎症，宿主不会感到痛、痒，觉察不到。这一点很关键，因为雌蜱虫不像雄蜱虫那样吸一点血就知足去找配偶了，而是要一直吸上一、两周甚至更长时间，直到把自己吸成了一个血球，吸进的血液是体重的几百倍，才脱落了，掉到地上产卵。在吸血过程中，蜱虫的细胞快速分裂，让身体变大，才能容下这么多血液。

如果一只动物身上寄生了很多蜱虫，被吸走了这么多血，甚至会导致贫血。人倒不必担心会被蜱虫吸得贫血，因为错误地把人当成其他哺乳动物跑到人身上来的蜱虫毕竟是个别的，被吸走一点血没什么大不了的。麻烦的是蜱虫身上往往会有细菌、病毒，会让人感染上十多种疾病，有时会是致命的。去年10月美国前参议员凯.哈根死于波瓦桑病毒引起的脑炎，就是因为她在野外远足时被蜱虫叮咬染上的。蜱虫传播的疾病中最常见的是莱姆病，每年美国大约有30万人染上这种病。莱姆病虽然不致命，但有一部分人即使经过了治疗仍然长期会有关节疼痛、虚弱等症状。

莱姆病在美国主要发生在东部和中西部，加州属于低风险地区，莱姆病发病率是二十万分之一，而东部康乃狄格州（最早鉴定出莱姆病的莱姆镇就在该州）是它的一百倍。加州蜱虫很多，其中一种（西部黑腿蜱虫）也是莱姆病病菌的载体，为何莱姆病并不流行？

在加州生活着一种叫西部强棱蜥的蜥蜴，不知为何，西部黑腿蜱虫的若虫喜欢吸的不是哺乳动物而是这种蜥蜴的血，有一项研究发现，这种蜱虫的若虫90%都吸这种蜥蜴的血，在一只西部强棱蜥身上往往能找到几十只蜱虫在同时吸血。但是西部强棱蜥却不会被莱姆病病菌感染。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人员把这种蜥蜴的血抽出来，放进莱姆病病菌，一小时之内病菌就被杀死了，而它们可以在老鼠血液里活三天。如果把西部强棱蜥血液煮过后再加入莱姆病病菌，就不会被杀死了。这说明西部强棱蜥的血液中有一种蛋白质能够杀死莱姆病病菌，蜱虫若虫吸过它们的血后，自己体内的病菌就被清除了，等它们变成成虫再去叮咬人，传播莱姆病的风险就降低了。加州西部黑腿蜱虫只有1%-2%体内有莱姆病病菌，而康乃狄格州的鹿蜱虫（莱姆病病菌的主要载体），30%-60%体内有莱姆病病菌。

虽然与其他地方相比，在加州被莱姆病病菌感染的风险比较低，但毕竟还是有风险的，而且蜱虫还能传播别的疾病。所以自从发现了蜱虫之后，我就很注意预防蜱虫叮咬。在衣服和裸露皮肤喷高浓度的避蚊胺，除了可以驱蚊，也可以干扰蜱虫的感受器，让它们探测不到人。回家后要仔细看看衣服上是否有蜱虫，所以去野外最好穿浅色衣服，便于发现蜱虫。洗澡时要察看身上是否已被蜱虫咬上，特别是要检查隐秘部位。如果发现了蜱虫叮咬，用镊子夹住蜱虫口器，往上拔出，把蜱虫扔进马桶冲走。蜱虫通常要吸血一两天后其体内病菌才会传入人体，所以即时发现其叮咬是不用太担心的。除虫菊酯能够杀死蜱虫。美国市场上有用除虫菊酯浸泡过的绑腿，套在袜子外面，把裤脚塞在里头，就可以防止蜱虫、特别是其若虫附着，这很重要，因为蜱虫若虫只有芝麻大小，肉眼很难发现。

蜱虫是一种神奇的生物，但是注意不要被它咬上。

2020.4.16

（《科学世界》2020.5.）

不久前我写了一篇文章《遏制新冠病毒只能靠“群体免疫”》，澄清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对“群体免疫”的错误理解，科普了“群体免疫”这个概念。不料这篇文章引起了一场风波，连累发表该文的微信公众号被销号。饶毅本人没有公开回应，倒是有一些网红、营销号一起来围攻我，骂我“太冷血”、“没人性”、“言论何其毒也”。一个自称“科学公园”的伪科学网站更是因此接连贴出谩骂我的大字报。

“群体免疫”是有免疫学知识的人都知道的一种现象，也是传染病可能产生的一种结果。因为不喜欢一种现象或结果，就去骂科普这种现象或结果的人，以为这样就可以无视这一现象或结果吗？

一种传染病出现以后，只能有三种结果：一、它被完全消灭，从此消失。二、它一直在人群中流行。三、它没有被消灭，但是由于人群中有足够多的人对它具有免疫力，其传播被遏制住了，我们就说对这种传染病有了“群体免疫”。

现在没人相信新冠病毒有可能被完全消灭，那么它就只剩下两种结果，要么一直流行，要么由于“群体免疫”而遏制其传播。那些攻击“群体免疫”的人，难道是希望新冠病毒一直流行？

他们当然不至于这么“冷血”。他们之所以攻击“群体免疫”，是把它当成了一种防疫策略。要达成群体免疫，有两个途径，一个是让足够多的人接种疫苗，一个是有足够多的人在被病原体感染、痊愈后产生免疫力。这些“热血”的人只想要疫苗接种，不想接受第二种途径，他们所说的“群体免疫”，其实只是针对这一种。然而，疫苗的研发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疫苗有可能不成功。那么在疫苗上市之前，你不愿意让人们被病毒感染，又能怎么办？整个社会一直停摆下去，直到疫苗上市吗？准备停摆多长时间才放弃？一年、两年还是十年？

这些攻击“群体免疫”的人，把它当成了放任自流的防疫策略，号称用小学算术算一算就可以知道要达成群体免疫需要死多少人，然后就可以骂科普“群体免疫”的人“太冷血”、“没人性”。例如，有人这么算，世界人口有77亿人，要达成对新冠病毒的群体免疫需要60%人口也就是46亿人被感染，按我说的病死率0.5%（含无症状感染者）算，也要死2300万人，太吓人了，太冷血了，太无人性了。

假如真要死这么多人才能达成群体免疫遏制新冠病毒的传播，那也只是一个残酷的事实，跟指出这个事实的人是否冷血、有没有人性有什么关系？1918年流感大流行时，如果有人算出全世界要死五千万人之后流感大流行才会结束，也要骂他太冷血、没人性吗？

何况认为群体免疫是遏制新冠病毒传播的必然途径，并不等于就是要放任自流，无所事事。我们仍然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尽可能降低死亡率。老人和有基础病的人是新冠病毒感染的高危人群，把他们保护起来（例如建议他们在疫情期间尽量不要外出，禁止去老人院探访），就可以极大地降低死亡率。采取保持身体距离等措施减缓病毒的传播速度，免得重症病人太多让医疗系统崩溃，即所谓“拉平曲线”，也可以降低死亡率。随着治疗经验的提高、护理技术的改进，还可以进一步降低死亡率。如果发现了特效药，或者病毒在传播过程中毒性减弱，那么死亡率还能降低。总之，最终死亡的人数是不会像用小学算术算出来的那么恐怖的。并不是会小学算术就可以来指点怎么防疫了。

目前不管采取什么措施，极端也好，淡定也吧，最后都会殊途同归，迟早都要等达成群体免疫才能结束新冠疫情。区别只在于一个是长痛，一个是短痛；一个对经济、生活影响大，一个对经济、生活影响小。至于要死多少人、多长时间才能达成群体免疫，没人能准确知道。甚至也可能没能形成群体免疫。如果病毒容易变异，感染痊愈者对它的免疫力只能保持很短的时间，那么是没法形成群体免疫的。例如，人们对导致普通感冒的冠状病毒的免疫力只能保持几个月，所以得了普通感冒，还会再得。如果新冠病毒也那么容易发生变异，就不可能形成群体免疫，疫苗也不会有效，新冠病毒就会一直在人群中流行。难道这是攻击群体免疫的人愿意看到的结果？如果那样的话，才叫“太冷血”“没人性”。真有人性，就应该希望能实现群体免疫。

202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