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博客

这几天网上争论得很激烈的一件事，是美国商务部制裁中兴通讯，除了罚款12亿美元，还禁止其7年内购买、使用任何美国产品，特别是美国芯片。中兴通讯的产品离不开美国芯片和美国软件，这个禁令一出，中兴通讯的绝大多数产线就停产了。

有人说这是川普跟中国打贸易战的一个狠招。其实制裁中兴通讯和川普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提都没提这事，美国媒体也没有把这事当成大新闻报道。美国政府决定制裁中兴，是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就开始了。当时美国商务部发现中兴通讯违反美国政府的禁令，将产品卖给伊朗和朝鲜，就决定要制裁中兴通讯。反而是在去年川普执政期间，美国商务部与中兴通讯达成了缓期制裁的协议。现在是因为美国商务部发现中兴没有真正履行协议，做虚假陈述，不能信任，取消了缓期，改成立刻执行制裁。做这个决定的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局长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就已经在任了，并不是川普的人马。

有人说是美国商务部故意找茬，和解协议里并没有要求中兴扣发35名员工的奖金，现在却以中兴没有扣发这些人的奖金为由激活制裁。和解协议里的确没有要求中兴扣发35名员工的奖金，是中兴为了表示自己在认真对待违规事件，主动向美国商务部通报说已经或将对39名涉案员工进行处罚，扣除部分奖金。但是美国商务部发现这些员工实际上都获得了全额奖金，并没有受到处罚，有些员工早在2012-2013年就已经辞职，也被中兴拿来充数。美国商务部今年2月向中兴询问此事，中兴在3月给出答复，承认向美国商务部做了虚假陈述。美国商务部认为经过多年调查，中兴一贯欺骗、做虚假陈述、反复违规，所以就取消了缓期。所以整个事件是中兴违规在先，失信在后，怪不得别人。

有人说这是美国在制裁中国。中兴不过是中国的一家企业，它因为违规、失信被禁用了美国产品，但是中国还有无数企业还在用美国产品，包括美国芯片，并没有因此受到制裁，怎么能够把一家企业当成中国的代表，认为美国制裁了这家企业就是在制裁中国呢？中兴董事长说他们背后有13亿人的支持，这也是把自己当成中国的代表了。

还有人反思此事，说它表明了一定要自力更生，发奋图强，掌握核心技术，才不会受制于人。这意思是如果我们掌握了核心技术，就可以为所欲为，怎么胡来都可以了。这就好像有一个小偷被人抓住了，不是反思自己不应该小偷小摸，而是懊恼自己技不如人，发誓要练成武林高手，从此就可以不怕被人抓，还可以去欺负别人了。

实际上小偷是练不成武林高手的，没有诚信的环境也是很难掌握核心技术的。很多人都想起了当年的汉芯事件，上海交大的陈进雇佣民工把摩托罗拉芯片上的商标打磨掉，贴上汉芯的商标，就成了中国自主研发的芯片。这种诈骗行为实际上已经涉嫌犯罪，但是陈进并没有因此被追究法律责任。

何况核心技术又不是只有芯片。还有很多核心技术中国都没有掌握，也不可能全都掌握，是不是就要一直受制于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掌握所有的核心技术，美国也不能。在全球化的时代，没有掌握某种核心技术并没那么可怕，因为可以通过贸易互通有无，而这更离不开诚信，否则失信于人，别人就不愿再跟你做生意。所以说，掌握核心技术不如先讲诚信。

2018.4.23.

一般人都知道象棋分国际象棋和中国象棋，有些人还知道日本有一种将棋很像象棋。其实世界上很多国家、地区都有类似象棋的游戏，其鼻祖是印度象棋，叫“四队棋”（音译“恰图兰卡”），指战车、象兵、骑兵、步兵四支军队。印度象棋在大约公元6世纪时传入波斯，在8～9世纪时波斯象棋经阿拉伯传入欧洲，在15世纪末定型成为今天的国际象棋。这有大量的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物为证。

但很多中国人认为中国象棋是例外。如果你在网上查看中国象棋史的资料，会发现几乎都认为中国象棋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的，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但是中国象棋和印度象棋太像了：都以杀死对方的将（王）为目的，对方的将要被吃的时候都喊“将”（波斯象棋喊shah，意思是“王”），对方的将被擒获了都喊“将死”（波斯象棋喊shah mat，意思是“王死”）；车都走直线，都是威力最强的棋子（到15世纪末国际象棋的后才演变成最强的棋子，在那之前国际象棋的后——印度象棋中的大臣——只能斜走一格）；马都走日；象都走斜线，而且都只能走两格（国际象棋的象的走法是后来才不受格数限制的）；士和大臣都只能斜走一格；兵都是最弱的棋子，都属数量最多而且不能后退。如此多的雷同，如果说是各自独立发明的，概率太低。

于是有的人干脆认为中国象棋才是所有象棋的鼻祖，例如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李约瑟，就认为只有中国人才能根据阴阳五行发明象棋，然后传入印度。美国也有一名姓李的统计系华裔教授，写了一本书论证象棋是韩信发明的，之后才传遍全世界。但是他们这些说法都只是想当然，没有任何文献、文物作为证据支持。之所以有人把象棋的发明跟韩信扯上，是因为现在的中国象棋盘通常写着“楚河汉界”，让人以为是在演绎楚汉相争。其实根据以收藏中国象棋古棋谱闻名的藏书家刘国斌考证，“楚河汉界”这四个字是1920～1930年代才出现在中国象棋棋盘的。

印度象棋和中国象棋究竟谁是鼻祖，取决于谁先谁后。波斯文献首次提到象棋（讲了印度人发明象棋的故事）是在波斯萨珊王朝库思老一世在位时（531年－579年在位），这个时候中国是南北朝。中国有没有比这更早的象棋文献呢？

在唐朝之前的文献中，只有三处提到象棋：

一、《楚辞·招魂》：“菎蔽象棋，有六博些。分曹并进，遒相迫些。成枭而牟，呼五白些。”王逸注：“以菎蔽作箸，象牙为棋。”有的人据此认为象棋是在战国时期发明的。实际上根据这段诗的上下文和王逸的注可知，它说的是一种叫六博的博弈游戏，象棋指的是象牙做的六博棋子，而不是后来说的象棋。

二、西汉刘向《说苑》：“燕则斗象棋而舞郑女，激楚之切风，练色以淫目，流声以虞耳。”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最流行的棋是围棋（称为“弈”）和六博（称为“博”）。围棋作为智力游戏备受推崇，赌运气的六博则形象不佳，君子不屑玩，《孔子家语》：“哀公问孔子曰：吾闻君子不博，有之？孔子曰：有之，为其兼行恶道也。”《说苑》没有说明“象棋”是什么棋，但是因为是作为负面典型提出来的，而且用了“斗”字，应该指的也是六博，所谓象棋也是指的象牙做的六博棋子。

三、后汉蔡邕《弹棋赋》：“荣华灼烁，蕚不韡韡，于是列象棋，雕华丽，……”从篇名可知，这里说的是另一种博弈游戏弹棋，象棋指的是象牙做的弹棋棋子。

总之，唐之前说的“象棋”都是指象牙做的棋子。出土文物也证明了这一点。长沙马王堆三号西汉墓出土一套完整的六博棋具，墓中记录随葬物品的清单（称为“遣策”）是这么记录这套博具的：“博一具，博局一，象棋十二，象直食其廿，象笄()三十，象割刀一，象削一，象□□□□。”出土的除了一副棋盘，还有12颗大象牙棋子，20颗小象牙棋子，和记录的相符。

南北朝时周武帝造“象戏”，有的人因此说象棋是周武帝发明的，这也是牵强附会。“象戏”早已失传，但当时留下了三篇文献：王褒《象经序》、庾信《象戏赋》和《进象经赋表》。从这三篇文献看，周武帝的“象戏”是一种演绎天文、地理、阴阳、时令、算数、律吕、八卦、忠孝、君臣、文武、礼仪、观德的包罗万象、无比复杂的游戏，跟后世的象棋除了碰巧都有一个“象”字，没有任何关系。这种“象戏”在唐太宗时已经失传，没人知道怎么玩了（唐·吕才《因明注解立破义图》：“又闻生平未见太玄，诏问须臾即解。由来不窥象戏，试造旬日复成。”）。

象棋和围棋一样都是文人喜欢的智力游戏，但在唐朝之前文人吟咏过围棋和其他博弈游戏，从没人吟咏象棋。唐初编撰的类书《艺文类聚》囊括了唐朝之前的文学作品，其中关于围棋有20则，弹棋有9则，六博有8则，樗蒲有4则，投壶有7则，塞戏有6则，藏钩有3则，周武帝象戏有3则，却没有一则是关于象棋的。其他文献提到各种博弈游戏的就更多了，例如光是《世说新语》提到围棋的，就至少有十处。

如果象棋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发明，这一千多年间竟然没有人在史书、文学作品中提到它，却反复提到比它更不好玩的各种博弈游戏，岂不是怪事？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在唐朝之前，是不存在象棋这种游戏的。

第一个吟咏象棋的是白居易，其《和春深二十首》写到：“何处春深好，春深博弈家。一先争破眼，六聚斗成花。鼓应投壶马，兵冲象戏车。弹棋局上事，最妙是长斜。”这首诗提到了围棋、投壶、象戏、弹棋、双陆五种博弈游戏（此时六博已失传），其中“兵冲象戏车”显然指的是象棋，只不过当时称为象戏。这句诗的意思是“象戏中兵冲向车”。这像是在描述印度象棋。印度象棋开局一般都要先让兵往前冲，其他子才能出动，而且兵可以互相保护，所以容易出现兵冲向车。中国象棋是炮、马、车先行，兵相对安静，没那么“冲”，而且兵不能相互保护，难以出现兵冲车这种情形。

唐代文献还有两处提到象棋，都见于牛僧孺编撰的唐代传奇小说集《玄怪录》。其中《巴卭人》提到有两个仙人在橘子里面“相对象戏”，除了说它可以用来对赌，对象戏没有具体描述。还有一篇《岑顺》，说有一个叫岑顺的人在山中独居时参与了一场战斗，立了大功：

“其东壁下是天那军，西壁下金象军，部后各定。军师进曰：‘天马斜飞度三止，上将横行系四方。辎车直入无回翔，六甲次第不乖行。’王曰：‘善。’于是鼓之，两军俱有一马，斜去三尺止。又鼓之，各有一步卒，横行一尺。又鼓之，车进。如是鼓渐急而各出，物包矢石乱交。须臾之间，天那军大败奔溃，杀伤涂地。”

从此以后岑顺中了邪，亲戚把他灌醉后得知秘密，就挖掘其住宅，挖出一个古墓，“墓有砖堂，其盟器悉多，甲胄数百，前有金床戏局，列马满枰，皆金铜成形，其干戈之事备矣。乃悟军师之词，乃象戏行马之势也。”把墓烧了，他病就好了。

原来岑顺是在梦里下了一盘“象戏”。这盘棋棋子有王、军师、天马、上将、辎车、六甲，分别对应的是印度象棋中的王、大臣、马、象、车、兵。棋子“皆金铜成形”，即用金铜制作象形的棋子，这也是印度象棋子的特点，中国象棋众所周知都一概是圆形的。这些棋子的下法也更接近印度象棋。它说马的下法是：“天马斜飞度三止”、“斜去三尺止”。如果以一个象棋格子为一尺，中国象棋的马走的是“日”字对角的两个点，跨了两格，而印度象棋的马走的是对角的两个格子，距离大致等于跨了三格，所以是“天马斜飞度三止”、“斜去三尺止”。印度象棋讲究兵要按次序合作，所谓“六甲次第不乖行”，而中国象棋的兵是分离的。

可见，牛僧孺和白居易描述的都是印度象棋。唐代文献浩如烟海，但只有这三个地方提到了象棋，而提到其他博弈游戏的则非常多，说明当时象棋在中国并不流行，原因很可能是因为象棋刚从波斯传入，还没有本土化，没能被广为接受，就像国际象棋风靡全球，在中国至今没有什么人下。

到了宋朝，象棋完成了本土化：受围棋影响，象棋棋子由走格子变成走交点；象形立体棋子变成了圆棋子；王变成了将，因为中国的帝王一般是不亲自作战的；增加了砲——指的是利用杠杆原理投掷石头的掷石机，不是火炮。象棋完成本土化后，很快就变成了流行的博弈游戏，流行程度甚至逐渐超过围棋，其他博弈游戏则惨遭淘汰。宋代提到象棋的文学作品、历史文献非常多，出土的宋代象棋子也非常多。

但是象棋即便实现了本土化，仍然残留着印度象棋的痕迹。例如将。王虽然改叫了将（宋之后红方的将又成了“帅”），但仍然保留着一些王的特点：它活动的区域被称为“九宫”，显然是王而不是将军住所；它的战斗力和王一样弱，而在中国人心目中将军本来应该是战斗力很强的；双方的将之间不能没有棋子阻挡，称为“王不见王”，还是把将当成了王的化身。又如象。出土的宋朝象棋子有的在背面画有图像，棋子象的正面写着“象”，反面画着大象。中国中原地区史前有大象，有史以来就没有大象（所谓河南简称“豫”是因为那里有大象乃是牵强附会。河南简称豫是因为河南古称豫州，豫取安逸之意），即使有也不用大象打仗，象兵是印度和南方少数民族的特色。中国象棋有象，也是印度象棋的残余。后来中国象棋红方的“象”改成“相”，似乎是想去除这个残余，但是又讲不通了：宰相怎么可能去当将军的部下保护将军呢？

总结一下：在唐朝之前中国历史文献没有任何关于象棋的记载，更没有象棋文物出土（相反的，有很多其他博弈游戏的唐之前文物出土），提到“象棋”、“象戏”的几条记载都不是关于象棋的。在唐朝开始出现三条关于象棋的记载，但是描述的是印度象棋，说明在唐朝时象棋传入了中国，但是没有流行。象棋在宋朝完成本土化，从宋朝开始关于象棋的记载才大量出现，也出土了很多宋朝象棋子。

要掌握这些事实并不难。中国象棋史专家之所以无视这些事实，坚持认为象棋是中国人独立发明的，就像现在还有中国古人类学家坚持认为中国人祖先不是来自非洲而是独立起源一样，都是出于事事要争最早的“民族感情”，怕被人骂不爱国。象棋是由哪个民族的人发明的，和爱不爱国没有关系。国际象棋在欧洲定型并发扬光大，但欧洲人承认国际象棋源于印度象棋、波斯象棋，并没有欧洲人觉得伤了其民族感情、不爱国了。围棋比象棋精巧，是博弈的最高形式，世界公认是中国人发明的，没有争议，这已足以让国人自豪，没有必要什么都想争发明权。

2018.3.13.

（头条号首发）

黄仁宇名著《万历十五年》在《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一章中提到海瑞一件轶事：

“他的节俭的名声遐迩皆知，据说有一次总督胡宗宪竟然以传播特别消息的口吻告诉别人，说海瑞替母亲做寿，大开宴席，竟然买了两斤猪肉。”

最近网上有人发现中华书局在2006年出该书新版时，删掉了这句话里的“猪”字，认为是在避讳“猪肉”，引起一场风波。其实该版编辑写过一篇《我编辑黄仁宇作品的体会》，说明他为什么要做删改：

“海瑞为回族人，他为母贺寿，《明史》本传言‘市肉二斤’，而老版误为买了两斤猪肉。查英文版原文，黄先生用的是‘pork（猪肉）’一词，看来是他本人误记。这次均予以改正。”

《万历十五年》中文版是根据英文版翻译的，但是经过黄仁宇审定，出新版时他已去世，所以这是编辑未经作者同意的擅改。如果编辑认为内容有误，可以加注解说明，而不应该自作主张直接改动原文，这是对作者也是对读者的不尊重。鲁迅文章中也偶有误记，如果让该书编辑去编辑鲁迅文集，难道他也“均予以改正”？

如果编辑认为是改正误记而其实不是误记，那就更成问题。编辑删改的理由是认为海瑞为回族人，所以买的肉不可能是猪肉。那么海瑞究竟是不是回族人呢？国内学界的确多认为海瑞是回族（例如《辞海》说海瑞是回族）。但明朝并没有现代的民族概念，我们今天说的回族，大致相当于当时的回回。所以这个问题可以改成：海瑞是不是回回呢？一个人是回回，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他有回回血统，第二，他保持回回的生活方式，特别是信仰伊斯兰教。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如果只有回回血统而不保留回回生活方式，那只能说其祖先是回回，而本人不是。如果信仰伊斯兰教但没有回回血统，也不能算回回，因为在中国境内还有很多族裔也信仰伊斯兰教。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海瑞有没有回回血统？《明史·海瑞传》只是简单地说海瑞是琼山人，没有记载他的家世。海瑞的同乡、侄女婿和门生梁云龙写过一篇《海忠介公行状》，对海瑞的家世是这么说的：

“公讳瑞，字汝贤，其上世以来未详。在国初以军功世广州卫指挥某者，隶籍番禺，今为番禺人。洪武十六年，答儿从军海南，著姓于琼，遂为琼山人。不再传而族氏蕃衍，明经纷起，有讳宽者以经行闻，领乡荐，知闽中县事，即公大父也。宽从子澄登，成化十一年进士，为御史。又有讳潣、讳鹏、讳迈，皆举于乡，俱名贤。有讳瀚，系廪生。瀚即公父也。”

就是说海瑞的先人明以前的姓名都已不可考，明初有一个不知姓名的先人因为军功当了广州卫指挥，住在番禺，成了番禺人。之后有一个叫答儿的（那个广州卫指挥的儿子？）在洪武十六年（公元1384年）到海南从军，在琼山成为望族，于是成了琼山人。答儿的后代中有一个叫宽，是海瑞的祖父，宽的儿子中有一个叫翰，是海瑞的父亲。

所以海瑞先人第一个留下名字的是答儿。梁云龙在介绍海瑞先人时把姓都省略了，加上了就是海答儿。“答儿”不像汉人名字，但海答儿是回回常用名字，是当时对阿拉伯语名字Haydar（意思是“狮子”）的译音。元朝至元年间有一个管课税的叫海答儿：“海答儿等管课程的说，做买卖的是和尚、也里可温每，却不纳税呵。”（《通制条格》卷第二十九）至顺年间有一个回回叫海答儿，官至宣武将军、绍兴路治中（《至顺镇江志》卷十九）。所以这个到琼山定居的海瑞先祖海答儿应是回回，之后跟很多回回一样用名字的第一个字作为汉姓，改姓海。

关于海瑞的家世，还有一种更详细的说法，见于海瑚《海氏族谱序》。海瑚据说是海瑞的从兄，这篇序记载他重修海氏族谱的经过。以前的海氏族谱是叔父海澄修的，从海答儿开始，海答儿之前的祖宗姓名族人没人知道了（“族无长老，失记始祖、迁祖之名。”）。后来海瑚北上参加乡试时，寻访到番禺的海氏族人海秀，见到旧谱，于是得知海答儿之前的家世：

“盖自南宋时，始祖指挥三公讳俅，由闽而来，占籍于广，娶杨氏，生惠来训导公讳钰。钰生庠士大公讳甫震、二公讳甫云。秀为甫云公后。甫震公生冠带公讳逊之，逊之生答儿公，从军海南，著籍于琼，即始迁祖也。”

于是这个族谱在海答儿之前又给海瑞加了四代有名有姓的祖宗。但是这个族谱早已失传（现传的《海氏族谱》是光绪年间重修的），只留下这篇序收在《琼山县志·艺文志》中。

如果这个谱系是真的，海瑞的祖先当然不是回回，而是汉人。但这个谱系不可信。按序的落款，写于明嘉靖甲午年（公元1534年），当时海瑞只有20岁，之后海瑞还活了53岁，又是整个家族最德高望重的，不可能没见过这个新修家谱。如果真有这份家谱，他就不可能不知道海答儿之前的祖先名字，那么梁云龙也就会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梁云龙和海瑞的关系非同小可，他自称之所以要给海瑞写行状，是因为：“不佞龙忝在戚末，事左右最久，亲炙最真。”说自己虽然是海瑞亲戚中最差的（这个是自谦，其实是海瑞亲戚中地位最高的，当过巡抚），但是跟随海瑞最久，受到的教导最真切，所以敢给海瑞写行状（所谓“行状”，就是亲友写的死者生平，提供给官方写传记用的）。海瑞很可能生前已托付他给自己写行状，那样的话当然会向他详细介绍自己的家世。但梁云龙对海瑞祖、父辈、妻妾、子女介绍甚详，如数家珍，对海答儿之前的海瑞先人却只说“未详”，合理的解释就是海瑞自己也“未祥”，当时不存在海瑚发现的那个谱系。

而且这个谱系自身也很奇怪。按它的说法，海答儿之前的祖先分别叫俅、钰、甫震、逊之，这些都是很文雅的汉人名字，但是之后却突然冒出了“答儿”这个不伦不类的外族色彩浓厚的名字出来。有人说答儿在海南方言里是三儿的意思，元代庶民没有名字，用家族排行叫的。但是海答儿的父亲也是元代庶民吧，为什么却有“逊之”这个名字呢？

最合理的解释是这一串海氏祖宗的文雅名字都是后人在修家谱时编造的。中国人修家谱为了显得自己的家族传承源远流长，本来就喜欢乱编造祖宗，所以越修越离谱，光绪年间重修的《海氏家谱》竟然把自己的祖先追溯到春秋战国了。可惜海答儿名字写在《海忠介公行状》里，没法改了，只能让他的名字突兀地放在祖宗名单中，反而突显了他之前那些祖宗名字都是后人编造的。

如果编造者是海瑚，那么显然他编造完了没有公开，所以海瑞不知道。但是更可能是海氏在出了海瑞这个大名人之后修家谱时，假托海瑚写了一篇序来编造祖宗谱系。这篇《海氏族谱序》最早见于《琼山县志》，而《琼山县志》是清朝咸丰年间才编的，可能就是摘自海瑞之后才修的《海氏族谱》。

总之，海瑞最早的祖先可考的只有海答儿，而海答儿是回回，所以海瑞有回回血统。但是祖先是回回，不等于海瑞也是回回。他是不是回回，首先要看他是不是穆斯林。海瑞的所有著述、言行都表明他信仰的是儒学，而不是伊斯兰教。在他留下的文字中，没有任何他信仰伊斯兰教的信息，证明不了他是穆斯林。当然，这也证明不了他不是穆斯林。也许他是暗地里信伊斯兰教不愿张扬呢？

要证明他不是穆斯林，要看他有没有与穆斯林相违背的言行。最直接的证据，就是他吃不吃猪肉？这就回到开头的海瑞买肉风波了。《明史·海瑞传》是这么说的：

“迁淳安知县，布袍脱粟，令老仆艺蔬自给。总督胡宗宪尝语人曰：‘昨闻海令为母寿，市肉二斤矣。’”

原文只说“市肉二斤”，没具体说是什么肉。中华书局编辑先入为主地认为海瑞是回族，所以认为海瑞买的不是猪肉。但是在中国自古以来最常见的肉就是猪肉，没有明说买什么肉，指的就是猪肉，如果买的是羊肉、牛肉，都会具体指出以免误会。何况淳安属浙江，以前羊肉很少或没有，而《大明律》禁止杀牛，虽然屡禁不绝，但是即使有牛肉黑市，海瑞身为刻板的县令，也不会去买。如果他买的竟是牛肉，知法犯法，更值得大书特书了。所以可以肯定海瑞买的是猪肉，黄仁宇并没有错。

但是这是胡宗宪听人说的，也许是误传呢？或者，海瑞只是买给母亲吃（海瑞母亲姓谢，无疑是汉人）自己不吃呢？所以我们还需要找到海瑞说自己吃猪肉的证据。海瑞当应天十府的巡抚时，颁发了《督抚条约》，告诉众人应该怎样招待他。其中一条是：

“本院到处下程，止鸡、肉、鱼、小瓶酒等件，不用鹅及金酒。”

应天十府属于江南，基本不吃羊肉。海瑞也不会让人违法杀牛来招待他。鸡和鱼都提到了。所以他这里的肉，也只能是指猪肉。这就证明了海瑞自己是公开吃猪肉的，而且还喝酒，这也是伊斯兰教规不允许的。所以海瑞不是穆斯林，虽然祖宗是回回，但是由于一代代与汉人通婚，其回回血统已经很淡薄，而在文化上他已经完全汉化，是汉人了，是不会认为自己是回回的。我们不能因为他有一个祖先是回回，就非要让他也当他自己不认的回回。海氏后人显然也不会认为自己是回回，所以才会编造家谱想要证明自己的祖先都是汉人。

2017.11.30.

（头条号首发）

我于1995年年底在密歇根州立大学（MSU）毕业后，第二年由于大学同班同学在密歇根的森林里聚会，顺道回了一趟母校，此后的二十一年就未再有这样的机会。我的导师今年5月退休，学生们相约在6月初给他举办一次退休晚会，于是我又借机回校了。

1990年我准备到美国留学时，MSU并不是第一选择。录取我的学校中我的第一选择是布朗大学。但是那一年教委发布新的留学政策，故意刁难，护照没能及时办下来，布朗大学校方答复不能推迟入学，只好放弃了。给我全额奖学金的还有MSU、匹兹堡大学、塔夫茨大学、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都很通情达理地允许推迟到第二年冬季入学，反而不知道该选择哪一所好。那时候可不像现在可以在网上狂搜一番信息，可资参考的只有申请入学时校方寄来的宣传册，还有一本外文书店影印的、台湾出的美国大学专业排名，里面生化专业的排名MSU居然进了前十名，也不知是谁评的、哪个年代的事。写信向已在匹兹堡大学就读两年的学姐请教，回信也是含糊其辞：这些学校都差不多，去哪一所都不错。2006年，《MSU校友杂志》（MSU Alumni Magazine）采访我，问我为什么最终选择到MSU，我回答说：“因为它的分子和细胞生物学很强。而且，宣传册上的校园风景照看上去很吸引人。MSU对我来说就是一座象牙塔。我在MSU的5年度过了我一生最美好的时光。”

现在重返校园，依然觉得校园比风景照更美。本科生已经放假，空荡荡的校园变成了一个大公园。红杉河（Red Cedar River）穿越校园，把校园分成了两半，一边是实验室、教室、宿舍、体育场，一边是行政楼、图书馆、国际中心、活动中心（Union）、书店，河流成了校园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上学时经常要穿越，从不同的桥梁经过，风光也不同。但我现在看到的风光，和二十多年前看到的并没有什么差别。行政楼前河边草地上，还是一群群野鸭、大雁、松鼠在或坐或躺的学生们之间穿梭、讨食，被养得胖乎乎的。作为学校象征的钟楼、斯巴达人像、图书馆、橄榄球场、篮球馆还是那个样子，我当年工作过的生化大楼，住过的欧文研究生公寓、斯巴达村，玩过的沃顿表演中心、月季园、园艺系展览花园、树木园、森林，消费过的冰淇淋店（有40多种口味）、学生书店、北京快餐、花生酒桶酒吧、塔可钟墨西哥快餐店、麦当劳（和别的麦当劳不同，墙壁涂成了绿色和白色——MSU的代表色），也都还在。中国人口头上爱讲文化传统，中国大学更喜欢乱拜祖宗硬把自己搞成百年老校甚至千年学府，而实际上中国大学对历史传承的重视还远不如美国大学。中国大学的校园，几年不去就面貌全非了，不能像现在这样，走在熟悉的道路上，看着熟悉的景象，仿佛回到了二十多年前，不至于让自己成为陌生人。变化当然也有。最大的变化是新建了一个现代美术馆，回旋加速器也正在大幅度扩建。还有一些小的变化，例如生化系改叫了生化与分子生物学系，系里的教授只有几个还认识，原来的实验室也早已易主——不过实验室里我使用过的实验台、通风橱、黑板，甚至挂钟，都还没换。我正在当年日夜奋战的实验台前感慨，在实验室里干活的一个中国留学生认出我来，过来和“师兄”合影，其实我们并非一个导师，而且相差一代了。

我们这一代留学生初到美国时感受到的巨大反差，是现在的留学生难以理解的。首先是财务的自由。说一个学生有财务自由似乎很可笑，但是要知道我在国内上大学时父母一个月给的生活费是40～80元人民币（刚入学时是40元，毕业时因物价上涨也跟着涨到80元人民币），每一顿饭菜都要精打细算，而MSU给的奖学金扣除了学费后，一个月拿到手还有一千美元，这百倍的差距，让人顿时有了成为大富豪的幻觉，至少生活有了基本保障，不用再担心吃了这顿没下顿了。由于中美有税法协议，中国留学生的奖学金不用交所得税，手头比美国学生还宽裕。其次是思想的自由。国内上学时前三年要上政治课，虽然大部分都逃掉了，但是考试是逃不掉的，而每周半天的政治学习也是逃不了的。毕业那年因情况特殊更是集中学习、检讨、交代思想根源。到了美国，自然没有人要控制你的思想、言论。在MSU读书期间互联网兴起，我开始在网上发言、建网站，从不用担心会被FBI请喝茶。第三是生活的自由。单身一人在海外，没有养家糊口的压力，没有七大姑八大姨的骚扰，学校里的人际关系简单，特别是在一个只有几个人的小实验室，没有竞争，其乐融融。博士生课程轻松，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实验室，而且可以自己安排作息，中午才去实验室，待到半夜离开，生化实验通常有两三小时等待时间，还可乘机去图书馆翻阅藏书、学校电影院看电影、沃顿中心听音乐会，日子过得逍遥自在。

有这三大自由，所以我认为在MSU的5年度过了我一生最美好的时光。当然这段时光并不是用来享受的。我的学术训练在那5年开始和完成。在导师退休晚会上，每个学生送给导师一段话，我写的是：“我刚到美国的时候，虽然毕业于中国一所顶尖大学，但对科学的性质几乎一无所知。是扎克言传身教地教我什么是科学和怎么做研究。帮助中国公众理解科学现在成了我的工作，因此在美国一个实验室点燃的火炬已传到了中国。扎克是一个激励人心的导师！”（When I came to the US, although graduating from a top university of China, I knew little about the nature of science. It was Zach that taught me what science is and how research works, both by his words and actions. Now it has become my job to help the Chinese public to understand science, so the torch, ignited in an American lab, has been passed to China. Zach is such an inspiring mentor!）

这么说并非夸张。在中国科技大学的五年，在课堂上学了很多科学知识，受到了数理思维训练，所以我们戏称之为南七技校（南七是中国科大所在的地名），但并没有受到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的教育和训练，反而受到了伪科学思潮的影响。上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中国高校普遍迷信“特异功能”，中国科大是重灾区：不少教师、包括著名教授沉迷于研究特异功能，有一届的全国特异功能大会就是在中国科大召开的；校园里常有“大师”来办班教气功，甚至还在大礼堂做“带功报告”，把台下众多师生催眠得手舞足蹈。在这样的氛围中，我在低年级时也是很相信特异功能、气功的，到高年级时不信了，成了少数的怀疑派，那也是自学的结果（主要是看了国外一些科学哲学著作和否定神秘现象的研究），跟学校教育没有关系。现在国内高校的情形要比当时好，但也未必有根本的改观。在我离开中国科大以后，那里还出了一个信佛的校长，宣扬量子力学验证了佛学，其名言是：“科学家千辛万苦爬到山顶时，佛学大师已经在此等候多时了！”这几天这个前校长又在讲“禅定”、“体验真气”、“打通中脉”、“神经元细胞每分钟更换一百万个”，有这种反科学的科技大学校长，怎么指望学生懂科学呢？

我到了美国以后，从导师那里学会了怎么设计对照实验、控制实验变量、分析实验结果、提出假说和模型，才对科学、科研的实质有了深刻的理解和切身的体验；每周一次的实验室会议，更是一次批判性思维锻炼。这就是小实验室的好处，几乎天天与导师有交流、受熏陶，有时他甚至还手把手教我做实验。系里每周还有一次报告会，主要是请校外教授来讲，在开阔眼界的同时，也体会到了在国内难以想像的学术自由和平等。偶尔会有诺贝尔奖获得者到系里做报告，从没觉得他们高高在上，他们讲完了一样有听众举手提出疑问。不像现在，经常见到国外诺贝尔奖获得者成群结队去中国大学捞钱，享受着师生们天神般的崇拜。

我以前曾经说过，中国大学现在像公司，我们那个时候则像集中营。在集中营里生活，和朝夕相处的同学们有感情，对学校则没有，从没想过要特地回去看看，去了也只会觉得那是个陌生的地方。美国大学则是象牙塔，在走向社会，饱经沧桑之后，象牙塔里的生活更让人怀念，虽然那种纯洁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在心中却显得越来越神圣。

2017.6.9.

附：2006年《MSU校友杂志》的采访

斯巴达人简介（注：斯巴达人为密歇根州立大学象征）

方是民：学术道德警察

《MSU校友杂志》（MSU Alumni Magazine）2006年秋季刊

中国高等教育已被伪科学、造假和不端行为所困扰，直到有一位密歇根州立大学（MSU）校友决定对此做一点事情。2000年，在圣地亚哥生活的1995年博士方是民开始在其有关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网站新语丝上揭露肇事者。这个网站逐渐成为了为学术道德而战的旗舰，并受到媒体的广泛报道，其中包括国际期刊《科学》和《自然》。“因为许多中国报刊都上网了，我能够轻易地获得中国的信息，”以方舟子为笔名的方解释说，“我们至今已揭露了500多起案例。我想形势正在好转。”在这些案例中，包括教授伪造履历，窃取别人的研究成果，剽窃文章和书籍，有些还捏造研究成果。起初中国官方对此反应缓慢，反而去屏蔽是民的网站。“但是现在中国政府至少承认确实有问题……并发布了几项规章，”目前在北京担任科学作家和专栏作家的是民评论说。是民出生于福建省沿海小城云霄，毕业于安徽合肥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USTC）。该校当时有个绰号叫“美国培训中心”（United States Training Center），因为其毕业生毕业后将到美国深造。于是，是民选择了MSU，因为它的分子和细胞生物学很强。“而且，宣传册上的校园风景照看上去很吸引人。”他补充说，“MSU对我来说就是一座象牙塔。我在MSU的5年度过了我一生最美好的时光。我的导师扎卡里·伯顿博士是个好老师、好朋友。”他和同学王朝晖一起在MSU创建了中文诗歌小组。1995年，MSU音乐博士生加里·纳什为是民的一首诗《最后的恋曲》谱曲。“我的朋友罗舒冬在她的毕业演唱会上演唱了这首歌，”是民回忆说，“那是我在MSU最感自豪的一刻。”

SPARTAN PROFILES

FANG SHI-MIN: ACADEMIC INTEGRITY COP

Fall 2006 MSU Alumni Magazine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has been beset by pseudoscience, fraud and misconduct, until an MSU alumnus decided to do something about it. Fang Shi-Min, Ph. D. ’95, living in San Diego in 2000, began exposing the offenders in his personal web site about Chinese culture and literature, New Threads (xys.org). The site eventually became the flagship in the fight for academic integrity and received widespread coverage from the media, including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s Science and Nature. “I could easily get information from China because many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were online,” explains Fang, who used the pseudonym Fang Zhouzi. “We have exposed more than 500 cases so far. I think the situation is getting better.” Among them were professors who falsified resumes, who claimed credit for research they did not conduct, who plagiarized articles and books, and in some cases, who faked research. At first Chinese officials were slow to react, choosing instead to block Shi-Ming’s web site. “But n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t least admits there are problems . . . and has issued several regulations,” notes Shi-Ming, currently working in Beijing as a science writer and columnist. A native of Yunxiao, a coastal town in Fujian Province, Shi-Ming graduated from the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USTC), Hefei, Anhui Province, a school that was nicknamed “United States Training Center” because graduates pursued further degrees in the U.S. Accordingly, Shi-Ming chose MSU because of its strength in molecular and cell biology. “Also, the pictures of campus scenery in the brochures looked very attractive.” He adds,“MSU is an ivory tower to me. My five-year stay at MSU was the best time in my life. My mentor, Dr. Zachary Burton, is a good teacher and friend.” He and fellow student Zhaohui Wang co-founded a Chinese Poetry Group. In 1995, Gary Nash, a doctoral music student at MSU, composed a song based on one of his poems, The Last Love Song. “It was sung by my friend Shudong Luo at her graduation recital,” recalls Shi-Ming.“That’s one of my proudest moments at MSU.”

多年前余秋雨因为散文集《文化苦旅》暴得大名。这本书的文学水平也许不错，但文学水平并不等于学术水平，一般人却分不清这二者的区别，于是余秋雨在媒体上就被称为文化大师了。而余秋雨本人也就以文化大师自居。他70岁在兰州做的演讲《中国文脉和丝绸之路》，一开口就颇有大宗师的气派：

“兰州市的很多重要领导今天都来到这个会上，整个省会城市为了一场演讲，几乎停止了工作，我很感动。这不是说明我有多重要，而是说兰州这座城市的高贵。”

一个三四百万人口的省会城市，为了听他一场演讲，几乎停止了工作，工厂停工，商店停业，交通停摆，为了让余大师觉得兰州高贵，得牺牲掉多少GDP？即使鲁迅、胡适再世，也没有这个待遇的，说余秋雨是文化大师，还贬低他了。余大师当然不只是在国内横，据他自述，他是誉满全球，轰动联合国的：

“两年多前，我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大厦，做了一个中国文脉的演讲。这个出现了很多有趣的情景。大家可能在电视上看到过，在联合国大厦，开会的大厅很多，不管是多重要的会，往往上边的人很重要，下边的人很少。但当天站满了人，不仅仅是位子满了，墙壁前边站满了人。不是我重要，而是这个题目重要。他们世界各国的人都非常想了解中国文脉。即使在美国工作的中国人，都非常想了解。我的背景，中国文化，他的脉络到底在哪里？那一天，联合国网站的头条新闻是我讲中国文脉。大家都知道，联合国网站上麻烦挺多的嘛，第一条居然是中国文脉，这一点我心里很高兴。”

吓得我赶快到联合国网站检索，怎么没有关于余秋雨在联合国演讲的任何新闻？看来联合国网站的搜索引擎太差了，居然连联合国的头条新闻都不见踪影。改用谷歌搜，关于余秋雨在联合国演讲的英文报道一条都没有。再改用中文搜，搜到了一条《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在联合国畅谈中国文化脉络》，是联合国电台中文部的报道，登在联合国多媒体新闻网站（和联合国网站不是一个）中文版上（http://www.unmultimedia.org/radio/chinese/archives/192004/ ）。该报道说了，余秋雨是应联合国中国书会之邀，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哈马舍尔德图书馆礼堂演讲，其实就是在联合国工作的华人社团请他去图书馆礼堂做了一场演讲，听众也都是华人（余大师是用汉语做的演讲）。那个礼堂很小，我数了一下，总共一百五十多个座位。但是在余大师口中，俨然他是应联合国官方邀请去联合国大会堂向世界各国人民做轰动世界的演讲，成为联合国的头条新闻。

看了这则余秋雨在联合国演讲的报道，对比他在兰州的演讲实录，可知两次演讲的内容基本是一样的。例如在两次演讲中，余大师都讲到一种古文化算不算成熟文化（其实他想说的是文明），“全世界公认有三个标准，第一，这种文化必须要有文字；第二，这种文化必须要有金属冶炼；第三，这种文化必须有集中居住的方式。”（摘录自余秋雨在兰州的演讲，下同）英国著名考古学家格林·丹尼尔在《最初的文明》一书中提到文明的三条标准，这本书在国际上很流行，就算是世界公认的标准吧，但是跟余大师讲的有所不同：第一是要有城市，第二是要有文字，第三是要有复杂的礼仪建筑。估计是因为第三条不太好记或不好理解，余大师就给改成必须要有金属冶炼了。有没有人把冶金术当成文明的标准呢？有的，但是据中国著名考古学家李学勤的说法，冶金术这个标准是东方学者提出来的：“（丹尼尔）这个看法传到东方，不管是在日本还是中国，学者都觉得有点不够，提出来最好再加上一条，就是冶金术的发明和使用。现在在我们国内，冶金术被普遍认为是一个标准，那么我们就有四条标准了。”（李学勤《辉煌的中华早期文明》）所以这一条只是中国公认的标准，不是世界公认的标准。在余大师眼中，也许中国的就是世界的。

余秋雨在演讲中说了，世界四大古文明中，经过几千年下来，中华文明史是唯一没有中断、没有湮灭的，一直发展到了今天。这个是老生常谈，很多中国学者津津乐道，没有新意。有新意的是余秋雨对其他三个古文明灭绝的解释。余秋雨把人类第一个文明叫做巴比伦文明，确切地说应该叫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因为巴比伦文明只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一部分，是比较晚才出现的。可能美索不达米亚这个词太拗口，不好记，余大师习惯了说巴比伦，情有可原。奇怪的是余秋雨认为这个人类一号文明现在什么痕迹都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余大师亲自去伊拉克找过，啥都没有看到，他没有看到所以就等于啥都没有了：

“我到伊拉克的时候，那时候找不到人类古文明第一号的痕迹。当时我去的时候凤凰卫视一起跟着我，我当时给两个伊拉克的小孩通过翻译跟他们聊天，一个十三岁，一个九岁，聊天以后我口袋里掏出的礼物，这个礼物都是好带的东西，我带的圆珠笔，送给他们。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因为他们没上过学，他们不写字，不知道这是用来干嘛的，所以当时我有点想掉眼泪，我转过身去，对着凤凰卫视的镜头就说，我想告诉他们这些孩子，这是笔，写字用的笔，你们的祖先是全人类最早创造文字的人。现在已经根本连痕迹都找不到了，真让人很悲凉，都不在。我去的时候是第一次海湾战争的时候，地下室还有一点历史遗迹，我没看到，因为它在郊区，地下室几年就被抢光了。这是第一号的。”

伊拉克的小孩是不是与世隔绝到连笔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翻译有误让余大师白白掉眼泪，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我们且不去管他。我们只来看看余大师对人类第一号文明的说法，他的意思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本来在伊拉克还有一点历史遗迹的，因为海湾战争，被抢光了，现在已经根本连痕迹都找不到了。那么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是不是一点痕迹都没有呢？当然不是，这个文明的历史遗迹多得很。巴格达的伊拉克国家博物馆有大约20万件藏品，主要就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文物。这个博物馆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遭到抢劫，震惊世界，但是并没有被抢光，只是一部分文物被抢，而且绝大部分后来陆陆续续找回来了。在这个博物馆藏品的基础上建有伊拉克虚拟博物馆，大家在网上就可以看到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历史遗迹：http://www.virtualmuseumiraq.cnr.it/homeENG.htm

伊拉克其他大城市的博物馆也有很多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文物。西方国家稍微大一点的博物馆也都会展示他们收藏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文物，所以你不用像余大师那样自称冒着生命危险去伊拉克也能看到，我就看过很多。余大师跑了一趟伊拉克却什么都没看到，光顾着和小孩聊天了？这不是白冒着生命危险嘛。余大师去联合国演讲时忘了先去纽约的博物馆见见世面了，胡吹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什么痕迹都没有，不怕纽约的听众笑话？

余秋雨对古埃及文明的说法也有趣，说是古埃及人种不见了，现在开罗全是阿拉伯人。但是余大师又说他在埃及找到了一个法老村，生活的都是法老的近亲结婚后人。连埃及法老的后代都能找到，其他人的后代怎么反而全都灭绝了呢？其实古埃及文明的中断不是因为人种灭绝，而是文化灭绝，在希腊化时期古埃及文明已经衰落，阿拉伯人入侵后连古埃及文字都没人认得了，一直到拿破仑的军队发现罗塞塔碑后才被商博良破解。

余秋雨对古印度文明的消失，举的例子是“印度文明最高贵的作品——佛教，在十三世纪已经在本土消亡，基本没了”。但是印度教的历史比佛教悠久得多，而且不间断地流传到现在，又怎么说呢？其实这又是余大师的信口开河。考古学界说的古印度文明，指的是印度河流域文明，也叫哈拉帕文明，它在大约公元前1500年突然消失了，原因不详，现在的印度文明（包括印度教）是雅利安人在那个时候入侵印度建起来的。佛教是在古印度文明消失了快一千年后才出现的，怎么能以佛教的消亡说明古印度文明的中断呢？可见余大师根本不知道古印度文明指的是什么。

余大师关于三大古文明的说法都是错的。余大师的演讲主旨是关于中国“文脉”，也是满嘴跑火车，里面的硬伤比比皆是。但这篇文章已经写得够长了，我就举三个例子好了。

余大师这么称赞唐朝：“唐朝有大量的好东西输入，从西域，从印度输进来大量的东西，像我们现在很多吃的，西方的西瓜、葡萄、红薯，都是从这时候传过来的。”

西瓜在五代的时候从西域传到了契丹，但中国内地开始种西瓜则是南宋时从金国传入的（说在汉墓发现西瓜子，是误传，把别的瓜子当西瓜子了），葡萄是西汉时从西域传入，红薯是明朝时从东南亚传入，总之都和唐朝、印度无关，余大师能把例子全部举错，也不容易。

余大师这么称赞宋朝：“像苏东坡、王安石，按照上面的说法就是流放，是不杀的，苏东坡流放到这，写段好诗，流放到那，写段好诗，照其他朝代早就杀掉了，我们就看不到那么多美丽的苏东坡的诗词了，所以说宋朝有宋朝的好处，大量的保护了文化。”

苏东坡是贬官到地方任职，严格地说不是流放。不过他去的地方有的相当偏僻，例如晚年派去海南岛当“琼州别驾”，那里在当时是蛮荒之地，说是被流放也说得过去。但是王安石并没有被贬官，更没有被派去偏僻的边疆。他罢相之后，是退休回老家江宁（今天的南京。王安石虽然出生临川，但从小在江宁定居，家人也都在江宁）闲居养老，闲居期间他的官职名义上还是宰相（同平章事、左仆射），后来朝廷又不停地给他加官进爵，名义上官职、地位比他当宰相时还高，先封舒国公，后封荆国公（所以人们叫他“王荆公”），临死前一年再加司空，死了追赠太傅，封舒王。所以王安石属于光荣退休，位极人臣，死备哀荣，流放从何谈起？余秋雨听说王安石变法失败，就想当然地以为他会受政敌迫害被流放，却不知这又与他说的宋朝优待文官的政策相矛盾。王安石在当时的政治地位完全不是苏东坡可比，朝廷不让他当宰相了也会让他体面下台的，怎么可能流放他呢？

余秋雨说：“我曾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讲，我说中国文化的祖师爷叫老子，老子这辈子写过五千字，四个字四个字的句式。”原来余大师是这么念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缺了一字，需要余大师补足。

仅这三个例子，余大师的中国文化水平就由此可见了。幸好他还只是去给联合国的华人员工演讲，如果真像他吹嘘的那样是到联合国给世界各国想了解中国文脉的人演讲，让世界人民以为“中国文脉”的代表者就是这文化水平，以为中国文化人都这么没文化，那真要成国际笑话了。

2017.4.25.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要准确理解这首诗，需要了解一下它的创作背景。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禄山起兵反唐，第二年即攻陷长安。唐玄宗逃往四川，太子李亨（唐肃宗）在灵武即位，改元至德。杜甫听到消息后，安顿好家人，一个人去灵武投奔肃宗朝廷，在途中被叛军俘虏，解送至长安。因为官太小，杜甫没有被囚禁，但也没法离开。这首诗就是第二年春天他在长安写的。

因为这个背景，也导致了对这首诗的误读。开头“国破”两字，常常被解释为国都沦陷。这个解释是不妥的。“国”在古汉语里的确有国都的意思，但是它最常用的意思是国家。除非有上下文意思可资辨析，在有歧义时我们最好尽量按最常用的意思理解。前人用“国破”一语，通常指国家覆灭，例如《齐国策》：“王蠋曰：国破君亡，吾不能存。”晋刘琨《答卢谌书》：“国破家亡，亲友雕残。”唐诗中的“国破”也是这个意思，例如：“终销一国破，不啻万金求。”（李商隐《牡丹》）“名归范蠡五湖上，国破西施一笑中。”（杨乘《吴中书事》）“楚王辛苦战无功，国破城荒霸业空。”（胡曾《细腰宫》）所以我们不能因为杜甫做此诗时人在沦陷中的长安，就认为他说的“国破”与众不同指的是国都沦陷。把“国破”解释为“国都沦陷”还有两个不通之处。第一，“国破山河在”，“山河”是作为“国”的一部分出现的，应指全国山河，而不是指国都中那点山河。第二，下联的“城”指长安，如果上联的“国”也指长安，那就重复了。

只有把“国破”理解成国家覆灭而不只是国都沦陷，才更显得开篇第一句的悲壮，如排山倒海般扑面而来。“国破山河在”，国家覆灭了，但是山河还在。不管国家如何兴亡，山河是永恒的。但是国家如果只剩下了山河还在，也可知已经破败到了何等程度了。而山河还在，国家就还有复兴的希望。不管国家如何兴亡，时间也是永恒的，四季照样更替，春天不会因为国家覆灭就不会来，但是沦陷中长安的春天与往常不同，草木特别繁盛，远远望去整座城池犹如深陷草木之中，然而这是不正常的，因为城池不是野外，即使是春天也不应该有这么多的草木，有这么多的草木意味着城荒了。“城春草木深”，不是在欣赏春天的欣欣向荣，而是在暗示战乱导致长安城的荒凉。

“感时花溅泪”，春天本来是赏花的时节，但是因为感慨时局，看到花上的露水，觉得就像是人溅下的泪水。“恨别鸟惊心”，春天本来也是赏鸟的季节，但是因为怅恨别离，听到了鸟叫，却只觉得心惊胆战。是什么样的时局、别离让人表现得如此反常呢？后面的两句就是答案：时局是“烽火连三月”，春天来了，战火却连续不断；别离是“家书抵万金”，因为战火，家书难寄（所以一封家书的价值简直抵得上黄金万两），音信不通，让人担心家人的安危。这样的时局和别离让人悲哀、忧愁，忍不住要挠头，本来已经苍白的头发，越挠越稀疏、越来越只剩下短发，简直要插不上簪了（那时候的男人也是要篦发插簪的）。虽然国家还有望复兴，但我已年老（其实当时诗人才45岁）），可能看不到了。

这首诗题为《春望》，诗中也用一系列表示春天的常用语汇（“草木”、“花”、“鸟”、“三月”）来表现自己的确是在一个春天的日子里眺望，但是和通常咏春的诗歌不同，丝毫没有春天的喜悦，反而充满了秋天般的伤感。国破家亡之际，是无心赏春的。这是春天里的秋天。

按：“连三月”是什么意思，向来有争议，有的解释为接连三个月，有的解释为连接两个三月（即从去年三月到今年三月）。其实“三月”是用来指明战乱发生的时间，紧扣“春天”主题。杜诗中经常用“三月”表示春天，例如：“三月桃花浪，江流复旧痕。”（《春水》）“二月已破三月来，渐老逢春能几回。”（《绝句漫兴九首》）“暮春三月巫峡长，皛皛行云浮日光。”（《即事》）“三月雪连夜，未应伤物华。只缘春欲尽，留著伴梨花。”（《阙题》）“连”字的意思则与最后一个例子中的“雪连夜”的“连”相同。

2017.3.28.

在前面的文章中，我已论证了“床前明月光”的“床”只能是眠床，不可能是胡床（马扎）或井栏。但还留下一个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一些人仍然疑惑：李白看到“床前明月光”时，是在室内还是室外？

认为“床前明月光”之“床”不是眠床的人，就是因为认为李白能看到月光、月亮只能是在室外，所以不能是在室内的床上。其实李白在眠床上，也不等于就一定在室内，因为床是可以移到室外的。唐代的床有大有小。大床有帷帐有支架，甚至有的床大到可以在床上舞马（杜诗：“斗鸡初赐锦，舞马既登床。”）。小床则可以带到室外坐、卧。根据白居易诗中描述，“小榼二升酒，新簟六尺床。能来夜话否，池畔欲秋凉。”（《招东邻》）“好是幽眠处，松阴六尺床。”（《小院酒醒》）“白角三升榼，红茵六尺床。”（《池上早春，即事招梦得》）可知这种小床不是胡床，而是眠床，长六尺（唐尺比现在的尺小，六尺即不到2米长），可以带到室外和客人对饮，也可以独眠。这种六尺床当然也可以放在室内供坐、卧：“独此竹窗下，朝回解衣裳。轻纱一幅巾，小簟六尺床。”（白居易《竹窗》）“新树低如帐，小台平似掌。六尺白藤床，一茎青竹杖。”（白居易《小台》）敦煌壁画中有人们在一种四脚小矮床（比榻大、宽）上坐、卧的画面，画的应该就是这种六尺床。

可见李白在眠床上，不足以证明他是在室内还是室外，“室外党”不必因此否定“床前明月光”的“床”是眠床。李白究竟是在室内还是在室外，需要从别的角度考据。认为李白不可能在室内的理由之一是在室内不可能有月光照到床前。这种理由其实很可笑，我已反驳过。我在前文说不掉诗袋，只举了白居易《早秋独夜》：“井梧凉叶动，邻杵秋声发。独向檐下眠，觉来半床月。”认为这就足以结束争议，不料还是有人把“独向檐下眠”读成“独在檐下眠”，认为白居易是在起凉风的秋夜在屋檐下睡觉。其实这是白居易描写自己一个人在屋内大床上靠着墙边睡觉，醒来后发现床上另一半没有人只有月光，感到凄凉。这个秋天月夜独眠、醒来见到半床月光的凄凉意象在唐诗中反复出现，例如：“欲知万里情，晓卧半床月。 ”（孟郊《独愁》）“梦中相聚笑，觉见半床月。”（李贺《秋凉诗寄正字十二兄》）“半床斜月醉醒后，惆怅多于未醉时。”（郑谷《重阳夜旅怀》）“西楼半床月，莫问夜如何。”（许浑《趋慈和寺移宴》）还是要掉诗袋才能让人闭嘴。最后那个例子说明是在楼上，所以肯定是在室内，月光可以照到唐朝室内的床，是没有疑义的。

认为李白不可能在室内的理由之二是室内没法“举头望明月”。在唐朝室内能不能望见明月呢？当然可以，月亮可以通过门、窗看到，李白诗中多处出现在室内望月的描写：“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美人如花隔云端。”（《长相思》）“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玉阶怨》）“卷帘见月清兴来，疑是山阴夜中雪。”（《单父东楼秋夜送族弟沈之秦》）“翡翠为楼金作梯，谁人独宿倚门啼。夜坐寒灯连晓月，行行泪尽楚关西。”（《别内赴征三首》）“落月低轩窥烛尽，飞花入户笑床空。”（《春怨》）第一个例子“卷帷望月空长叹”，说明在床上是可以望月的。《静夜思》最早版本是：“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我们现在念的这个版本是明人篡改的）“山月”犹如“落月”，位置低，更容易在室内看到，不用特地卷门帘也能看到，如最后一个例子。退一步说，就算在室内床上看不到月亮，见到月光想望月，不会走到窗前、门前或干脆走出去看吗？

所以，认为在室内看不到月光望不了月因此李白只能是在室外的说法，是荒唐的，是不熟悉不检索唐诗特别是太白诗的胡思乱想。当然，在室内能看到月光、能望见月亮，不等于李白就一定是在室内，在室外更容易看到月光、望见月亮，他也可以是坐在室外小床上赏月嘛。但是室外赏月的说法有两个不通之处。第一，如果是在室外赏月，难道不是应该就直接看月亮吗？谁会是先盯着地上看，看到了地上月光，才想到头上还有个月亮要去看一看？第二，室外遍地是月光，怎么只会注意到床前的月光？

这首诗描述的情形是这样的：一个人夜晚坐在室内床上思考，看到月光从窗户（或门）照进来，洒在床前，黑夜中这道月光特别醒目，看着就像地上结了霜，让人有了寒意（按：“疑是地上霜”的“疑是”不是“怀疑是”，而是“好像是”的意思，不是刚睡醒没看清产生错觉，而是用来比喻。李白诗中多处有这种“疑是”用法，例如：“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杨花满江来，疑是龙山雪。”“泰山嵯峨夏云在，疑是白波涨东海。”“行尽绿潭潭转幽，疑是武陵春碧流。”“轻舟泛月寻溪转，疑是山阴雪后来。”李白还曾把月光比做雪光：“卷帘见月清兴来，疑是山阴夜中雪。”此处之所以把月光比做霜，应是为了切合秋夜思乡的主题），不由得抬头望望窗外挂在山上的月亮，低头想念起了故乡。

就这样，李白以即使是小孩也能读懂的浅显、简单的语言，描绘了一个让人感同身受的画面，击中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家乡情结，使得这首诗成了以后中国人从小就会背、能理解的最著名诗篇之一。然而人人能懂的诗，“专家”们却偏不让人懂，偏要故作高深，不懂装懂肆意曲解，非要把好好一首诗糟蹋了才甘心。这些“专家”中不仅有古董商、“国学大师”，还有大学教授。据网友贴出的南京大学学报2013年的论文，该校有一个文字学教授考证出了“床”字本义是“屋下台基”、“檐廊之床”，唯一的证据是日语、韩语里的“床”有这个意思，所以“床前明月光”的“床”就是这个除了这个教授没有第二个中国人知道的意思，李白是在檐廊下望月……原来李白不是在给中国人，而是在给日本人、韩国人写诗？有这样的教授，子弟焉能不被误？北大孔庆东曾经在微博上恭维我文学造诣“远在多数文学教授之上”，但若是跟这样的教授比，胜之不武。

2017.3.22.

我发出《“床”的乱套》后，自然仍有不同意见。有人提出疑问，你说“床前明月光”的“床”就是眠床，那是在屋内，但是唐朝窗户很小，而且没有玻璃，月光照不进来的。据说这也是古董商马未都说的。其实这也是商人没有读过几首唐诗就敢装有文化。唐朝民居是什么样的，我没有见过，但是唐诗中描写月光照在床上的诗句非常多。我这里不掉诗袋了，只举一个能充分说明问题的例子好了：

白居易《早秋独夜》：“井梧凉叶动，邻杵秋声发。独向檐下眠，觉来半床月。”

诗中有“眠”有“觉”，所以“床”肯定是眠床，不是井栏、胡床，不会有歧义；而且是凉风吹拂的秋天，不可能把床挪到室外睡觉（注意：“独向檐下眠”不是“独在檐下眠”，是在屋内面朝檐下睡觉，不是在檐下睡觉），但是月光还是照亮了半边床。那么唐朝秋天的月光能够照进屋子，照到床前、床上，还有疑义吗？还需要争论吗？

对古诗稍有涉猎就知道月光照床是中国古诗中非常常见的意象，至少汉朝就有了。中国文人要装有文化必须背的汉代《古诗十九首》第十九首开头就是月光照床：“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整首诗的意境是不是和李白《静夜思》很像？诗是有传承的。有人说如果李白在室内床上，怎么会觉得地上有霜。那只是比喻而已，鲁迅诗云“月光如水照缁衣”，难道真觉得室内发大水？还有人说，在室内看不到月亮，怎么“举头望明月”？室内是可以看到月亮的，如果看不到的话，月亮是死的，人是活的，不会像《古诗十九首》说的“出户独彷徨”，出去望明月吗？诗不是散文，情景变换是可以有跳跃的。

李白还写过一首与“床”有关的名诗《长干行》：“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我在《“床”的乱套》中说了，凡是李白诗中的“床”字，除非有上下文关系，都指的眠床，这首诗也不例外。但是因为它看不出与睡眠有关，所以我在文中没有以它为例。有人因此留言认为这里的“床”只能是解释为井栏。坊间唐诗诗选、李白诗选很多也都是这么注释的，有的还是名家注释的，但都是错的。

认为“绕床弄青梅”的“床”只能是井栏的理由是，床一般是靠墙摆的，没法绕着跑，所以这个小男孩只能是绕着井栏跑，去玩弄种在井边的青梅。这种说法没有生活常识。井边即使有围栏，也不是小孩玩耍的地方，以免掉到井里。唐诗没有写小孩在井边玩的，而描写小孩在床前、床头玩耍的非常多：“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杜甫《北征》）“寒衣补灯下，小女戏床头。”（白居易《赠内子》）“骑竹痴犹子，牵车小外甥。等长迷过影，遥戏误啼声。涴纸伤馀画，扶床念试行。”（元稹《哭女樊四十韵》）唐朝别的诗人也写过小孩绕床：“婢仆晒君余服用，娇痴稚女绕床行。”（元稹《六年春遣怀》）可见唐代的床是可以绕着走的。唐代的床不仅可以绕着走，还可以绕着跑。李白诗中有一处提到绕床跑：“有时六博快壮心，绕床三匝呼一掷。”（《猛虎行》）说的是在床上赌博，一掷得了最难得的组合，高兴得大呼大叫，绕着床跑了三圈（这里用了晋朝“刘毅绕床”的典故，但不需要知道这个典故也能知道其意思）。如果说诗歌因为简略，容易引起歧义，那么还有散文、小说明白无误地描述了绕床不停地跑，《太平广记·李氏》引唐《广异记》：“上都来庭里妇人李氏者，昼坐家堂。忽见其夫亡娣，身衣白服，戴布幞巾，迳来逐己。李氏绕床避走，追逐不止，乃出门绝骋。”

唐代的床可以绕着跑，说明它和现在的习俗不一样，不是靠着墙放，而是放在屋子中间。认为床不能绕的人，是以现在的生活习惯想像唐代。从唐诗的描述可知，当时的床是室内的中心家具，各种生活都围绕着它展开，不止是用来睡觉。唐人除了在床上赌博，还在床上藏书、看书，杜诗：“青青屋东麻，散乱床上书。”“雨槛卧花丛，风床展书卷。”“床上书连屋，阶前树拂云。”“竹斋烧药灶，花屿读书床。”在床上吃饭、喝酒，杜诗：“马上谁家薄媚郎，临阶下马坐人床。不通姓字粗豪甚，指点银瓶索酒尝。”采来的果子往往就放在床上，杜诗：“放筐亭午际，洗剥相蒙幂。登床半生熟，下箸还小益。”（《驱竖子摘苍耳》）可见“绕床弄青梅”，说的就是围绕着床玩弄采了放在床上的青梅。

唐朝是诗的朝代，诗在唐朝是文人交流的工具，也是大众娱乐形式。唐人写诗，除非像李商隐另有隐情故意写得晦涩，否则是要让读者看得明白的，不是要让读者瞎猜的。诗人写的时候就会想到不要有歧义，多义词不做说明、没有限定的，就肯定是最常见的意思，不会说连一个常用字是什么意思都要搞得众说纷纭，让读者不知道你想说什么。所以“床”指胡床必加“胡”字，指井栏上下文必定有“井”字，否则都是指的眠床。今人之所以对着明白如话的唐诗想入非非，连普普通通、简简单单的一个字都要越说越让人糊涂，要么不熟悉也不检索文献，要么不懂写诗手法，总而言之，不读书，没文化，却偏要装得比别人有文化，替古人写诗，歪解名诗，误人子弟。

2017.3.20

我在《“互文”的泛滥》中质问：“难道木兰在两个房间都有床，轮着睡？”很多人在我的微信公众号留言，教育我说古代的床都是指胡床，是用来坐的，不是用来睡的，宋代以后才有用来睡的床。有几个人说这是从一个叫马未都的古董商那里听来的，马商人在央视《百家讲坛》上说“床前明月光”的“床”是胡床，类似于现在的小马扎，李白是坐在小马扎上赏月……

这种说法又是故作高深的无稽之谈。自古以来床指的就是用来睡的寝具，更确切地说，是可以坐，但主要用来睡的坐卧具，有脚离地（直接放地上的叫“榻”），上面有席，两人可以同床共眠。举几个先秦文献的例子：

《诗经·斯干》：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

《管子·大匡》：孟阳代君寝于床。

《荀子·礼论》：荐器：则冠有鍪而毋縰，瓮庑虚而不实，有簟席而无床笫，木器不成斫，陶器不成物，薄器不成内，笙竽具而不和，琴瑟张而不均，舆藏而马反，告不用也。

《韩非子·八奸》：凡人臣之所道成奸者有八术，一曰在同床。 ……何谓同床？曰：贵夫人，爱孺子，便僻好色，此人主之所惑也。

东汉有一本辞书《释名》，里面的《释床帐》说得很清楚：“人所坐卧曰床。”“榻登，施大床之前，小榻之上，所以登床也。”“帐，张也，张施于床上也。”“床前帷曰帖，言帖帖而垂也。”《释车》还说：“枕，横在前，如卧床之有枕也。”东汉还有一本辞书《方言》，列举各地对床的不同叫法，从中也能看出当时床的结构：“床，齐鲁之间谓之箦，陈楚之间或谓之笫。其杠，北燕朝鲜之间谓之树，自关而西秦晋之间谓之杠，南楚之间谓之赵，东齐海岱之间谓之桦。其上板，卫之北郊赵魏之间谓之牒，或曰牑。”综合起来，说明当时的床是用来坐和卧的，床前有“榻登”用来踩着上床，床头有枕，床上有账，床前有帷，还有杠、上板，跟后来的床并无太大区别，哪里是只用来坐的胡床？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受胡文化影响，但当时的床，同样是用来睡的。例如中国文人要装有文化必须通读的《三国志》和《世说新语》，里面提到用来睡的床比比皆是，这里只举其中几个与在床上睡觉有关的著名故事：

《三国志·关羽传》：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

《三国志·赵云传》：先主与云同床眠卧，密遣云合募得数百人，皆称刘左将军部曲，绍不能知。

《世说新语·雅量》：许侍中、顾司空俱作丞相从事，尔时已被遇，游宴集聚，略无不同。尝夜至丞相许戏，二人欢极，丞相便命使入己帐眠。顾至晓回转，不得快孰。许上床便咍台大鼾。丞相顾诸客曰：“此中亦难得眠处。”。

《世说新语·雅量》：郗太傅在京口，遣门生与王丞相书，求女婿。丞相语郗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门生归，白郗曰：“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床上坦腹卧，如不闻。”郗公云：“正此好！”访之，乃是逸少，因嫁女与焉。

最后那一则故事尤其有名，就是“东床快婿”典故的由来。可见认为古代的床不是寝具、卧具而是“胡床”的人，实在是不读书偏要装有文化，连“东床快婿”的典故都不知道，或者虽然知道，以为王羲之个子小到可以躺在小马扎上？

胡床是一种便携式可折叠的椅子，行军或户外活动的时候用的，平时放室内时是挂在墙上的（李白《寄上吴王三首》：“去时无一物，东壁挂胡床。”）。木兰从军时应该没少坐胡床，好不容易回家了，不坐坐久违的眠床，特地再去把胡床取下来坐干嘛呢？

因为中原早就有了床这种坐卧具，所以才会把从胡地传入的这种坐具叫做“胡床”，要加一个“胡”字，表明本来就有床，正如叫“胡椒”、“番茄”，是因为本来已有椒（花椒）和茄子。那么，就不能把胡床简称为床，就像不能把胡椒简称椒、番茄简称茄，所以在提到“床”时如果没有上下文关系，就不能理解成是“胡床”。

所以不仅“坐我西阁床”的“床”不可能是胡床，“床前明月光”的“床”也不可能是胡床。你如果坐在椅子上赏月，会说月光照在椅子前吗？椅子很小，你一坐上去，它的前面都被脚挡住了，你只会说“足前明月光”，不会说“椅前明月光”。

古代“床”还有个意思，指井边的围栏。所以一直有人认为“床前明月光”的“床”指井栏。这同样是不考虑上下文关系乱解释。李白的诗单独提到“床”时都是指眠床，例如：“美人在时花满堂，美人去后空余床。床中绣被卷不寝，至今三载犹闻香。”（《长相思》）“出解床前帐，行吟道上篇。”（《平虏将军妻》）“落月低轩窥烛尽，飞花入户笑床空。”（《春怨》）“西施醉舞娇无力，笑倚东窗白玉床。”（《口号吴王美人半醉》）“拂床苍鼠走，倒箧素鱼惊。”（《冬日归旧山》）李诗中的“床”如果指井栏，上下文都有“井”字，不会有歧义。例如：“前有吴时井，下有五丈床。”（《洗脚亭》）“梧桐落金井，一叶飞银床。”（《赠别舍人弟台卿之江南》）“怀余对酒夜霜白，玉床金井冰峥嵘。”（《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而且把“床前明月光”的“床”说成井栏同样难以解释“前”字。井栏在户外，户外遍地都是月光，并不局限于一处，怎么会特地指出“栏前明月光”？人在无灯的屋内坐在床上，月光从门或窗照进来洒在床前，在黑暗中很醒目，引起了联想，“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就是这个意思。本来很浅显很容易懂的诗，却偏有人故作惊人之论，以显得自己高明。

古董商不好好卖古董，却偏要附庸风雅做国学大师状开坛讲学，就难免露出没文化的底细。商人当然也有言论自由，想怎么乱说是他的权利，但我们切不可真把商人当国学大师，以为他能发大财就表明真有学问。有钱和有文化往往是不兼容的。

2017.3.19.

近日一名著名“网络作家”宣布与一名著名红歌歌手结婚了，据说他向歌手表白“身许家国，心许你”，歌手听了激动得扑进他的怀里。“网络作家”显然对这句表白很得意，将它作为婚讯的标题，让人不注意不议论都不行：无心许家国，不是真心爱国吗？无身给婚姻，有爱无性吗？也有洗地的说：你们的不懂，这叫互文，要理解成“身心都许家国和你”才对。那好，我们就来说说什么是互文。

所谓互文，是古诗文的一种修辞方法，指两个对偶的句子（或一个句子前后两个结构相同部分）用词互有省略，不能从字面上理解，要根据上下文把省略的词语补足了才能说得通。例如“战城南，死郭北”（汉乐府），意思不是说在城南作战，却死在郭北，而是“战、死城南，战、死郭北”。又如“秦时明月汉时关”，意思不是明月和关分属不同朝代，而是“秦汉时明月秦汉时关”。可见互文有两个特点：一、字面上说不通，要补足省略部分才说得通。反过来，如果字面上说得通，就不要以互文理解，以免歧义。二、为了对偶而省略词语。互文都是对偶，但不能倒过来见到对偶就认为是互文。

再来看“身许家国，心许你”，搜索可知，这句的出处是某个军人写给妻子的话，被“网络作家”借用。军人为了国家利益被迫与配偶两地分居，这句话表现了国与家、身与心的对立，类似于“身在曹营心在汉”，不是互文。只不过“网络作家”既非军人，也未因国家利益分居，却学着以此表白，就难免让人觉得奇怪。

互文是罕见的修辞，即使在古诗文里也不常用，一般人不能理解，甚至听都没听说过。有的人知道了古诗文有这种修辞，以为奇货可居，见到对偶就当互文解释，故作高深。百度百科所举的互文例子，就几乎都是把普通对偶错当成互文。这些例子有的来自中学语文课本，从网上反映看，现在的语文似乎就是这么教的。百度百科的有关条目也许就是来自某个教参。我们就再来看一下百度百科举的“互文”例子。

白居易《琵琶行》：“主人下马客在船”，字面上很好理解很通顺，就是说主人下马的时候，客人已经在船上等着了，暗示送别的匆忙，后面的“主人忘归客不发”与之呼应。然而“互文党”却说这句是互文，应该理解成是主人、客人一起下马、上船。如果是“主人下马客上船”，那当然只能按互文理解，然而原诗明明是“主人下马客在船”，如果是互文，就成了“主人下马在船，客人下马在船”，说不通了，因为“在船”应该是发生在“下马”之前或同时的状态。

被“互文党”乱解得最厉害的是《木兰诗》，因为该诗用了大量的对偶，在“互文党”看来就处处都是互文。“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为了突出“市鞍马”的麻烦，同一件事略做变换反复吟咏，极尽铺张，这是民歌的特点。“互文党”说这是互文，那么把互文省略部分补足，就成了：“东市买骏马、鞍鞯、辔头、长鞭，西市买骏马、鞍鞯、辔头、长鞭，南市买骏马、鞍鞯、辔头、长鞭，北市买骏马、鞍鞯、辔头、长鞭。”在一个集市已经把鞍马买足了，还跑别的集市不停地再买，究竟要买多少鞍马啊？难道木兰还带了一大批人从军，把当地鞍马都买空了？

“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互文党”说这是互文，因为要坐西阁床也要先开门。但这句如果是互文，就成了：“开我东阁、西阁门，坐我东阁、西阁床。”上句说得通，下句就奇怪了，难道木兰在两个房间都有床，轮着睡？

“互文党”说“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也是互文，那么把省略部分补足，就成了：“将军百战死、十年归，壮士百战死、十年归。”这就莫名其妙了，都战死了，还怎么归？有人说要理解成有的将军战死有的归，有的壮士战死有的归，但原诗中哪有这么多“有的”？这是先把它当成了互文，然后为了说得通，就又添加意思。其实这两句诗很容易理解。“将军百战死”，将军本来不容易死的，身经百战打到最后也死了，突出战争的残酷。如果是“壮士百战死”，要突出普通士兵不容易战死，这战争就是儿戏。“壮士十年归”，普通士兵是征夫，多年从军不归是悲哀，突出战争时间的漫长。如果是“将军十年归”，将军本来就是职业军人，就没什么可悲的。“将军百战死”可能还蕴含木兰在将军死后成了领军人领导军队立功的意思，“壮士十年归”是指木兰载誉归来，紧接着：“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都是说木兰受到的欢迎和奖赏。如果不是立下大功的领军人物，一个普通征夫根本不可能上明堂见天子，得到丰厚奖赏，还要许以高官。

《木兰诗》中还有一处：“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因为被余冠英《乐府诗选》注释为互文，很多人也跟着这么解释，我在近20年前写的《〈木兰诗〉种种》一文中已批驳过这种解释，在此不赘。

写诗要有灵性，否则就像网上那些“古体诗人”，即使对格律、典故了如指掌，写出来的东西仍然味如嚼蜡。同样，读诗也要有悟性，要理会其言外之意，不要拿着教参当标准，拿着常识乱套，那是误人子弟。

2017.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