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杂谈”的存档

关于中国科技大学图书馆封杀“方舟子”

2022年5月14日星期六

有网友告诉我,中国科技大学图书馆馆藏图书目录搜不到我的书了,我试了一下,果然,搜索“方舟子”结果是零。而别人的书能搜到,可见不是搜索系统出问题,而是“方舟子”被设为禁词。还有网友曾经在2014年从中国科技大学图书馆借过《方舟子自选集》,从其借阅纪录点击该书链接,显示“遗失”,可知中国科技大学图书馆馆藏图书目录把我的书删除。不知是现在才这么做还是早已如此而未被发现。我又去别的大学图书馆搜索,其他大学图书馆包括合肥其他大学的图书馆都能搜到我的书,可知这不是政府有令要求大学图书馆下架我的书,而是中国科技大学图书馆擅自把我的书列为禁书,把“方舟子”列为禁词。

 

中国科技大学图书馆这么做,可能是因为多年来我批评过朱清时、侯建国、范维澄、潘建伟等历届该校领导搞伪科学、迷信、造假、腐败,因而公报私仇;但更可能是因为我是中国科技大学的“著名校友”,担心学弟学妹们会去搜看我的书受到影响。这真是自作多情。我虽然本科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但除了名字、校园相同,它跟现在的中国科技大学完全不是同一个学校。当年的中国科技大学是学风最正派、思想最自由、无可争议的中国最好大学,是专制社会中一块自由飞地,而现在的伪中国科技大学则是热衷于造假、腐败、思想控制的学校。一个没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肆意禁书的学校也好意思自称大学?应该改名中国科技党校。

 

2022.3.16.

疫情下的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养猪场

2022年5月12日星期四

每次中国哪一个地方出现了疫情,就会出动防疫人员,穿着防护服,手里拿着消毒机进行消杀,浩浩荡荡、气势磅礴,跟《星球大战》里的外星部队一样。

 

其实这种做法没有什么用,只是在破坏环境。即使空气中有新冠病毒,例如某一个感染者走过呼出了新冠病毒,很快也就被稀释掉了,浓度很低,是没有传染性的。而且,新冠病毒在空气中存活的时间很短。最近英国有一个研究发现,新冠病毒从感染者体内呼出,在空气中过了20分钟90%都失活了,更何况时间再长一点就不具有传染性了。那些沾到物体表面上的,比如说在地面、墙壁上的病毒,更没有传染给人的机会,毕竟手碰到了再摸自己的脸被传染的可能性是极低的。即使有这样的可能性,因为是在室外,风吹日晒,物体表面的病毒也很快失活了。所以,搞这种大规模的室外消杀是没有用的。世界卫生组织从疫情一开始就反对搞室外消杀,其他国家一般不这么干,但是这两年来中国一直就是采取这样的做法。地方官员认为只有这么干才会显得自己对疫情非常重视。

 

最近西安还玩出新的花样。“外星部队”不仅喷消毒水进行消杀,有的居然拿的是喷火器,喷出来的是火焰。有人说,你太无知了,那不是喷火器,就是普通的消毒机,只不过出了故障,所以有时候会喷出火来,并不是要故意喷火。但是,有记者去采访防疫人员,他们说的确是故意喷火,为了消毒得更彻底一点,所以用火焰消毒。他们用的是一种专门的消毒机,叫做“火焰型消毒机”。我在网上搜了一下,发现果然有这种火焰型消毒机在卖,也不便宜,一台要卖好几千块钱。它不是专门为新冠疫情研究出来的新型消毒设备,以前就有了,专门用于养猪场消毒。

 

现在用于养猪场消毒的东西被用于人住的小区进行消毒,这是一个很好的隐喻,说明防疫人员、官员就是把人住的小区也当成了养猪场。在疫情之下,中国的确是一个巨大的养猪场。

 

我这么说,肯定很多人不同意,甚至很不高兴,觉得这是在侮辱我们中国人。但是,大家想一想,中国搞的防疫措施是不是把人当成猪来管控的?

 

哪一个地方一有了疫情,就命令所有的人都要在家里坐牢,不准外出,用封条、铁丝把门封上,甚至把门焊死。有的地方用电子门禁还算是比较人道的做法了。这是不是把人当成猪来管控呢?

 

小区的一栋楼如果出了一个病例,那么不仅这个病例,而且他的密切接触者、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甚至连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都算不上,只是因为住在同一栋楼,就全部都拉到集中隔离点隔离。这种集中隔离点条件非常简陋。很多地方都在建这种简陋的隔离房,看上去一排一排的就跟集中营一样。把人关在那里不能出来,一日三餐定时送饭吃,相当于定时投食。这是不是也是把人当成猪来管控呢?

 

如果有一个小孩被新冠感染了,甚至不是他被感染了,而是他的同班同学、同年级的同学、甚至是同学校的同学被感染了,就把小孩从父母的身边夺走,一车一车地穿着防护服拉到集中隔离点去隔离。这种做法是不是把人当成猪来管控呢?

 

半夜或者是一大早把人都叫起来,排着长队人挤人测核酸。而且不是测一次,而是过一两天就要测一次。有的地方已经测了10几次甚至更多次了。这是不是也是把人当成猪来管控呢?

 

有孕妇出现了先兆流产,医院不管,真的就流产了。心脏病病人心脏病发作,医院也不管,就这么去世了。还有癌症病人,医院不管了,不给做化疗。肾衰竭的病人,医院也不管,不让做透析。有急病、大病不给治,这是不是也是把人当成猪来管控呢?

 

如果有人敢对这种管控的方式有不满,敢起来反抗,那么警察、戴红袖章的防疫人员或者所谓的“志愿者”就肆意地打骂,甚至把人抓去坐牢。这是不是也是把人当成猪来管控呢?

 

我说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养猪场,并不是说那里面的人都是猪。我指的是那帮当官的把人当猪来管控的做法,让人没有起码的做人的尊严,不把人当人看待。

 

有很多人对这种做法很不满,甚至敢起来反抗。这些人当然不把自己当猪,他们也不是猪,只不过被迫在养猪场里生活。

 

但是,也有不少人对这种生活是过得惯的,是很喜欢的,甚至认为就应该过这样的生活。他们认为,既然有疫情,就应该严防死守,不要人的尊严,不要讲“生命诚可贵,自由价更高”,只要能活着,即使是没有尊严地苟活着就好了。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的话说,“在疫情期间你能够在中国生活就偷着乐吧”。这种“偷着乐”的人对过猪的生活是很心满意足的。这些人就是真的把自己当猪了。有的人不只是“偷着乐”,还要公开地乐,还要翻墙到国外的网上,一面嘲笑美国、西方国家管控不行,对疫情不重视,所以死了那么多人;一面要显摆我们中国为世界的防疫树立了一个新的标杆,那就是把人当猪管控起来。满世界地显摆自己在养猪场里过着幸福的生活,这些人就是“翻墙猪”。

 

这让我想起了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的一段话:一个人刚刚去监狱坐牢是过不惯的,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也就慢慢地习惯了监狱的生活,不会痛恨监狱的生活了,再过一段时间就会觉得离不开监狱的生活了,这就叫做“制度化”。对监狱是这样,对养猪场的生活也是这样。

 

2022.1.14.录制

2022.4.6.整理

饥饿中的西安是中国的昨天,也是中国的明天

2022年5月8日星期日

2021年12月22日西安宣布封城,引起了一片恐慌,很多人都去抢购物资,有人甚至一下子抢购了近万元的食品。西安政府赶快出来劝大家不要恐慌、不要抢购,保证物资供应会很充足。有一些人可能真信了西安政府的话,没有去抢购,或者虽然去抢购但是没买上多少东西。这样封城了几天,问题一下子就爆发出来了。在家里坐牢的时候每两天可以派一个人出去购物,但是店都已经关了,根本买不到东西,或者虽然能买到东西,但是价格贵得离谱。如果是网购,快递又进不了小区,只能从指定的食品公司买,号称是“英雄之菜”,也是又贵又少。很多人开始饿肚子,家里的东西都已经吃完了。有一些人号称已经开始吃家里观赏用的植物,甚至吃宠物。食品在西安变成硬通货,大家物物交换、互通有无。招志愿者给的报酬是每天一桶方便面,再加一根香肠,比给钱还要吸引人。

 

网上有很多西安人都在喊饿,都在骂政府,都说自己要饿死了。民怨很大,西安政府宣布马上布置,要给各个小区免费配送菜。媒体报道小区收到的菜很丰富,除了蔬菜,还有肉、蛋、牛奶、主食。的确有人在网上晒他收到这么丰富的菜,都是免费给的呀,感谢党,感谢政府。结果被发现,这些人所在的小区是政府机关的小区,或者是高档小区。一般的小区只是收到了一点菜,两个萝卜、三个土豆、一个白菜之类。还有很多小区到现在还没有收到菜,还在喊饿。

 

很多人都在骂西安政府,说他们管理能力太差,才导致物资供应不上,带来了这么多的问题。这有点冤枉西安政府了。西安政府表现出来的就是中国政府的管理水平,并不是西安政府比较差。骂西安政府的人都很健忘,忘了以前这种事也发生过。以前武汉、湖北其他的城市封城的时候,广东、辽宁、江苏这些省份的城市或者是小区封掉的时候,也都暴露过类似的问题,都是物资供应不上,大家在家里饿肚子。有一些地方比西安还要厉害,发生了骚乱。

 

西安封城时暴露出的其他问题,在其他地方也都发生过。比如说,西安整个城市要“全面消杀”,连公路也都喷了消毒水,因为天气冷喷了以后结冰,导致了车祸。这种全面的消杀在中国的各个城市是常规的做法,一发现疫情都是整个城市要消毒的,只不过以前天气还没那么冷,所以没有因为道路结冰导致发生车祸。又如,西安号称没有戒严,但是胜似戒严,大批警察到各个小区的门口把守,在街上巡逻,以各种各样的名义抓了很多的人,说他们破坏防疫。防疫人员动不动就骂人、打人,甚至群殴。这种事以前在别的地方也是频繁地发生的,并不是西安的特色。西安现在有很多外来务工人员,出不去,又无家可归,只好住在大街上,以前中国其他地方封城的时候也有很多这种无家可归的流浪者。西安的小区组织大家一起唱红歌扛饿,这叫“饱吹饿唱”,饿了几天以后收到一点救济的蔬菜、食品,就感激涕零地感谢党,这种事以前在别的地方也是一个常规的做法。只不过,以前有一些地方封城,可能人口没有那么多,或者也是很大的城市但是只是局部地封,所以问题暴露得没有那么多、那么集中。但是,西安、武汉这种上千万人的大城市封了,就会集中暴露出各种各样的严重问题。

 

很多人都在赞扬上海的管理能力非常强,是中国最强的,其实那是因为上海还没有封城。如果上海封城,也会像武汉、西安这样一片混乱,说不定还要更严重,因为上海城市更大,人口更多。正是因为怕上海乱了,所以上海得到了中央的特许,可以隐瞒疫情。外地人在上海被传染了以后到外地传染开了,人们才知道原来在上海是有新冠病人的。而这些新冠病人在上海的本地从来就没有能够传染开去,也就是说,新冠在上海貌似已经失去传染性了。但是,上海一段时间以来就没有停过防控的措施,不停地悄悄封小区、封学校、封医院,都不宣布为什么封。如果在网上有人问,上海政府统一的回答都是“为了防控的需要”,不告诉究竟是什么原因。别的地方不能这么干,只有上海例外,就是为了避免上海封城导致混乱。

 

除非以后中国其他的城市也跟上海一样,得到了尚方宝剑特许,可以把疫情隐瞒下来,或者中国在总体上放弃了严防死守的做法(我觉得这不太可能),否则中国各个城市总有一天还是会像西安、武汉那样封掉。严防死守只能延缓疫情的发生,是消灭不了疫情的。把这一波疫情消灭了,下一波也还会来。只要新冠病毒还在世界上传播,中国是没法独善其身的,总有一天还会再传入中国。

 

现在西安传的还是德尔塔,已经手忙脚乱了。奥密克戎还没有传进中国,但是总有一天还是会传进中国的。奥密克戎传播的速度比德尔塔还要快。到时候要怎么封?要封只能是采取的手段越来越严厉。这次西安防控措施已经很厉害了,但是孙春兰副总理还在批评西安不行,还要求西安加大防控的力度。现在西安已经把所有的居民都关在家里挨饿了,我不知道这个力度还要再怎么加大?难道是要采取传说中的朝鲜做法吗?

 

不管怎么样,像西安这种情况以后在中国的其他地方还是会发生的。大家如果在国内生活,不管是在哪个城市,都要做好被封掉的准备。最主要的准备是要存储足够的食品,免得哪一天真的封城了挨饿。西安或者别的地方要封城的时候发生抢购的,主要都是大妈、老太太,网上有好多人笑她们。但是回头来看,她们是非常精明的。那个抢购了近万元食品的,当时被大家嘲笑,现在那些笑他的人可能就在家里饿肚子。大妈、老太太一方面很清楚,政府的话是靠不住的,另一方面她们有挨饿的经历,有一些人可能还经历过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大跃进之后的大饥荒,知道饥饿的滋味,知道人是会被饿死的,甚至有可能会饿死很多人的。大跃进的大饥荒饿死上千万人,跟西安的人口差不多。所以,她们才有思想准备,反应非常快,一听封城赶快就去抢购,不管怎样都不能让自己、让家人饿着。

 

我建议大家在墙内的话,还是应该储存足够的食品。如果你是大官,或者是大官的家属,当然不用做储存食品的准备,因为再大的饥荒也饿不到领导和领导的家属。

 

2021.12.31.录制

2022.3.26整理

中国战狼口不择言反击美国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

2022年3月18日星期五

美国为了抗议中国政府侵犯人权,宣布对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不派政府官员参加,运动员可以去参加比赛。随后,跟美国关系最好的几个盟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也都宣布对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

 

昨天在中国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有外国记者问,澳大利亚跟着美国抵制,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外交部的发言人说,我们本来就没有邀请澳大利亚政府的官员来参加北京冬奥会,他们来还是不来没有人在意。紧接着这个发言人又说,我们对澳大利亚的所做所为极其不满、坚决反对,已经提出了严正抗议。前面才说对澳大利亚不来没有人在意,后面又说极其不满,提出严正抗议,这是不是在意呢?还是没有把自己当人呢?他说“没有人在意”,在意的那就不是人了。

 

今天中国外交部开新闻发布会又有记者问,中国政府已经邀请了俄国总统普京参加北京的冬奥会,还邀请了哪一些国家领导人?外交部发言人说,各国领导人出席奥运会是由本国的奥委会邀请的,然后在国际奥委会的系统注册,已经有不少国家的领导人在奥委会系统注册了,我们表示欢迎。这个回答的意思是,哪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要来参加奥运会不需要中国的邀请,只要本国的奥委会邀请就可以了。紧接着又有记者问到外交抵制的问题,说现在几个国家都要抵制北京冬奥会。外交部的发言人说,我们并没有邀请这些相关的国家,不管他们来还是不来,大家都会看到北京的冬奥会顺利举行。这又变成了如果这些国家的官员要来参加冬奥会的话,是需要中国邀请的。可见中国政府官员对外交抵制这事实际上很恼羞成怒,口不择言,没有想到前后自相矛盾,自己在打自己的嘴巴。

 

根据国际奥委会的规定以及以前的惯例,一个国家的政府官员如果要参加奥运会,的确是由那个国家的奥委会邀请,跟主办国没有关系,主办国只是按照规定必须要做好接待的工作,提供方便。只不过对于重要国家的领导人,出于礼节,也出于为了做好接待的工作,一般会由主办国提出邀请。像美国总统,一出行就是兴师动众,肯定不会不请自来,都是主办国提出邀请他才会去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就是由当时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向当时美国总统小布什发出邀请。这次如果是拜登总统表示不去参加中国的奥运会,中国政府说“我们根本就没有邀请你,爱来不来”那还说得过去。但是,美国政府说的不只是拜登不去,而是所有的官员都不去,其他的官员要去参加冬奥会是不需要主办国邀请的,只要美国的奥委会邀请就可以了。还对这些官员不去参加冬奥会说“我们本来就没有邀请”,就说不过去了,就是想把水搞混。

 

中国政府的发言人在反击外交抵制时,喜欢说反对把体育运动政治化,要把体育和政治分开。其实以前中国政府对这种说法是嗤之以鼻的,因为中国以前也抵制过奥运会。那是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那一年苏联入侵了阿富汗,美国等西方国家抵制,而且不是外交抵制,而是连运动员也不去参加比赛。中国也跟着抵制。中国当时已经被国际奥委会承认,那一届本来应该是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但是因为抵制,等到下一届1984年美国洛杉矶奥运会中国才参加比赛。苏联为了报复,跟它的卫星国一起抵制洛杉矶奥运会,中国运动员趁机拿了很多金牌。

 

中国宣布抵制莫斯科奥运会时,《人民日报》发了一篇文章,说“抵制莫斯科奥运会是维护国际正义的需要”。那篇文章认为“体育要与政治分开”的说法似是而非,不能让苏联通过举办奥运会来粉饰霸权主义行径,摆脱国际孤立,以此来欺骗世界人民和苏联人民。那么,用同样的逻辑,美国、澳大利亚这些国家抵制北京冬奥会,是不是也可以说,抵制北京冬奥会是维护国际正义的需要,不能让中国政府通过举办奥运会来粉饰自己侵犯人权行径,来摆脱国际孤立,欺骗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呢?

 

以前那种抵制,不管是抵制莫斯科奥运会还是抵制洛杉矶奥运会,才真正是用政治干预体育。政府一声令下不让运动员参加,这不就是用政治干预体育吗?这次美国这些国家搞“外交抵制”,倒是把体育和政治分开了,运动员还可以参加。运动员去参加比赛属于体育,官员参加奥运会的开幕式属于政治,所以,“外交抵制”反而是把政治和体育给分得很清楚,跟全盘的抵制不一样。

 

奥运会虽然是一个体育赛事,其实是离不开政治的,同时也是一个政治的大聚会。为什么那么多的国家都热衷于举办奥运会呢?对于国家领导人来说,举办这么一次国际大会觉得很有面子,是一个重大政绩。对于主办国来说,也可以改善国际形象,提升国际地位。2008年北京奥运会标志着中国的国际地位达到了顶点。我们现在回头来看,那个时候是近现代以来中国国际地位最高、国际形象最好的。当时的民间调查表明,香港大部分人都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了。在那之前没有,在那之后也没有,现在更不行了,现在去做民意调查,大部分的香港人是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2008年就是因为有北京奥运会出现了这么一个奇迹。当时世界各国的政要都云集北京,多达86国,利用北京奥运会的机会,大家在那里聚会,让中国政府觉得这是“万国来朝”,特有面子。当时有报道,说在奥运会期间,胡锦涛一天要会见11个国家的政要,听上去很累,但心里肯定是美滋滋的,风光得很。

 

冬奥会规模要比夏季奥运会小得多,本来就不像夏季奥运会那么风光。现在有这些大国发起外交抵制,还会有别的国家要跟着抵制。有些国家不会跟着抵制,但是为了顾及跟美国的关系,国家领导人不会亲自出席,只派一些比较低级的官员。这样就会让北京冬奥会显得比较冷清,中国领导人就觉得没面子了,特别是跟前一任领导人一比更感到脸上无光。所以,就要尽量邀请更多的国家领导人参加冬奥会,第一个邀请的是俄国的总统普京。邀请普京参加冬奥会是比较滑稽的事。由于兴奋剂事件,俄国被国际冬奥会处罚,俄国运动员参加北京冬奥会只能以个人的身份参加,不能以俄国国家队的名义参加,不能升俄国国旗,奏俄国国歌。普京参加北京冬奥会,看不到俄国国旗、听不到俄国国歌,这不是很尴尬的一件事吗?

 

除了邀请普京,我不知道还邀请了谁,中国外交部没有透露。中国战狼外交官把世界主要国家都得罪光了,要找人捧场不容易,但哪一个国家都有一些难兄难弟,中国也有,何况还可以给出场费,重赏之下必有人愿意出席。我可以帮外交部列一个邀请名单。除了俄国,可以邀请朝鲜、古巴、伊朗、委内瑞拉、叙利亚、巴基斯坦、柬埔寨,还可以邀请塔利班。

 

甚至连厄里特利亚这种很多人没有听说过的小国家,为了北京冬奥会中国也要去巴结。我看到一个报道,说中国驻厄里特利亚的大使会见了厄里特利亚体育委员会主任,一方面是让厄里特利亚坚决支持北京冬奥会,另一方面说要商量怎么样在冬奥会合作。厄里特利亚是东非的国家,处于热带,冬天最冷也有10几度,是不会下雪的,冬奥会那些项目他们可能根本就没有,还怎么跟他们合作办冬奥会?这是很小的一个国家,面积才11万平方公里。人口也很少,也就300多万人。想赚它的钱不容易,人均GDP才1000多美元,在世界上排到第150多位,是穷得不能再穷的垫底的国家。而且,它是全世界人权记录最差的一个国家,可以跟朝鲜竞争倒数第一。在世界各国国家民主程度、自由度排行榜中,有的把它排在倒数第一,朝鲜倒数第二。这种国家,用胡锡进骂立陶宛的用词,叫做“蕞尔小国”,连这种蕞尔小国都要去巴结,就为了办好北京冬奥会,可见中国政府的官员心里有多么地慌。

 

2021.12.9.录制

 

2022.1.30.整理

从河南洪灾对比民主与专制的优劣

2022年3月11日星期五

在接到气象部门发出的将有特大暴雨的预警之后,郑州市委书记发出了抗灾指示,说是要做到“五不”:重大水利工程不出事,人员伤亡不发生,重要交通不中断,市区的居民家里不进水,城市局部地区不长时间进水。目标是要尽量地保持正常,不要因为天灾打乱大家的生活、工作。

 

这听上去好像挺好心,但是很愚蠢,“五不”最后变成了“无不”,每一个都没有实现。“五不”里有的就是互相矛盾的。像“重要交通不中断”和“人员伤亡不发生”,在灾害比较大的时候是没法同时做到的,为了避免人员伤亡就必须中断交通。但是,在中国的体制下,官大一级压死人,市委书记是一把手,他做出的决定没有人敢有异议。他既然说了“重要交通不中断”,那么地铁照开、隧道照通,结果就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

 

这样的人祸在民主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在民主国家,一个城市的市长虽然是一把手,但是没法一手遮天,并非他做出的决定就一定会被执行下去。如果是一个很愚蠢的、像郑州市委书记做出的那种“五不”的决定,那么会遭到挑战,市政委员会可以表决推翻市长的愚蠢决定。如果市政委员会跟市长是一路的,那么别人也可以去法院起诉,向法官申请禁制令,禁止执行有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愚蠢决定。

 

我们再来看看京广路隧道的情况。最新的进展是,当地的政府说,已经把京广北路隧道排查过了,里面有265辆车,发现了4具尸体。在下班高峰拥堵时间,1800米长六车道的交通干道上只有265辆车,这个数据很可疑。就算这个数据是可信的,司机和乘客算上去就意味着里面有好几百号人,总不至于都是自动驾驶的空车在里头吧?有好几百号人堵在里头,但是只发现了4具尸体,这就意味着几乎所有的人全都逃出来了。大家想一想,这有没有可能呢?

 

按照目击者和幸存者的回忆,逃出来是非常难的。当时水流非常地急,几分钟的时间就把整个隧道灌满了。目前已知逃出来的几个人都是靠近隧道口的,有的是被外面的人用绳子给拽出去的,因为跑不出来;还有三个是站在车顶上,拉着水管从隧道的通风口爬出来的。按他们的说法他们是最后一批逃出来的,而且他们前面没有看到有人逃出来。可见按目击者、幸存者的说法,逃出来的是少数。官方却声称几乎所有人都弃车逃出来了,在1.8公里的隧道,淌着比较深的、很急的水,在几分钟内就这么跑出来,而且里面还有老人、小孩(坐车的不可能都是青壮年),全都跑出来了,难道这几百号人全是超人吗?为什么我们就没有见到有幸存的老人、小孩来讲述他们怎么样逃出来的呢?

 

退一步说,即使所有人都是超人,全都跑出来了,大家想一想,这几百号人一下子从隧道跑出来,是非常壮观的场面,肯定会引起外面的人的注意,大家都会赶快掏出手机拍下视频。为什么到现在没有见到有很多人从隧道口一涌而出的视频呢?更可能的结果是,大部分的人其实没有逃出来。官方说只有四个人没逃出来,这可能吗?有两具尸体从隧道抬走时被拍到了,后来不准拍了。逃出来的几个人还看到了有别人没逃出来。把回忆的这些人再加上两具尸体,已超过了四个人。

 

所以,这是个弥天大谎,而且是非常弱智的谎言,在侮辱人们的智力,而且肆无忌惮,根本不在乎人们怎么看。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他们也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但是他们就是要撒谎,因为无所谓。胡锡进说,他不相信会有隐瞒,因为中国的体系是没有隐瞒的动机的,隐瞒的风险也很大。其实,中国的体制才有隐瞒的动机,灾难越大、死亡人数越多越有隐瞒的动机,因为怕让大家知道真相以后激起民愤,动摇了政权合法性的基础。至于隐瞒的风险是大是小,要看大领导同不同意隐瞒,如果大领导同意隐瞒,那就是零风险,不会有任何的后果。

 

而且,我们也很难确切证明他们隐瞒或者隐瞒到什么程度,因为大领导决定隐瞒以后就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控制舆论:媒体不许报道、不许做调查;网上不许质疑、不许透露真相,谁敢质疑、透露真相,那么就删帖、封号,说是造谣,以“寻衅滋事”罪名抓起来。所以,中国对重大的灾难要隐瞒,有动机也有能力做到,而且没有什么风险。

 

但是,在民主国家,官员是没有隐瞒的动机的,因为如果灾难的后果太严重了,下台就完了,当平民去做生意、搞研究。如果隐瞒的话反而后果很严重,被发现了要被追究法律责任。而且,隐瞒很容易被发现。内部很可能有吹哨人把事情捅出去。中国基本上没有吹哨人,吹哨的风险太大,一吹哨就会被抓起来。但是在民主国家,吹哨人受到法律保护。而且,媒体也可以去做调查,把事实真相公布出来,官员控制不了媒体。所以,在民主自由国家,要隐瞒一个重大事故的死亡人数,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每一次重大的事故之后,民主国家都是很公开、透明的,死难者的名单都会公布出来。例如,美国迈阿密塌楼死的那些人,名单全部公布在网上。

 

但是,中国的死难者名单从来是不公布的。这次公布了七个号称牺牲的公职人员的名单,说明死者的名单其实是可以公布的。那么敢不敢把所有的死者的名单都公布出来?不敢。名单一公布出来,家属就可以去核对,如果死难者、失踪者的家属发现家人的名字不在上面,就知道名单不完全,就会怀疑有隐瞒。想要“辟谣”还可以公布视频,因为那个隧道号称是“智能隧道”,24小时有监控。现在大家在质疑隧道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不像以前的辟谣一样,把视频公布出来,让大家看看几分钟时间内发生了什么呢?敢吗?不敢。所以,从这也可以说明这事是隐瞒了,撒了弥天大谎,只不过他们无所谓,知道我们也不能把他们怎么样。

 

我以前的文章对比过民主和专制的优劣。民主制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制度。但是,民主制不会造成特别严重的恶果,专制是会的。从天灾的后果可以看出来的确如此。民主制不会像专制那样把一场天灾变成了人祸。万一变成了人祸,也没法把它隐瞒下去,因为在自由民主的国家,人们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我们作为生活在自由民主国家的人,能够做的就是,利用我们享有的言论自由,尽量地去挖掘、揭露真相,给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保留一份比较真实的历史记录,不要让大家很快地就忘了。保留一份历史的记录警示后人,不要让那些死难者连一个统计数字都算不上。那样的话就死得毫无价值了。

 

2021.7.24.录制

2022.1.22.整理

没有自由,就没有真民主

2022年3月9日星期三

在《从中国跟美国争夺民主话语权说说怎么区分民主与专制》一文中我谈到,中国政府为了和美国政府争夺民主的话语权,抢先开了一次“民主峰会”,请了几个洋五毛在会上做宣传,说中国的民主是真的,美国、西方的民主是假的。我说了,这些洋五毛人在西方国家,敢说西方国家政府的坏话,是因为他们知道,西方国家的政府是不会因此对他们怎么样的,也就是说,他们其实是真心地相信西方的民主是真的。反过来,如果在中国敢说中国政府的坏话,不是被抓,就是被禁言。

 

有人说我这么说很外行,是混淆了自由和民主,说一个政府的坏话不会被抓,属于言论自由,跟民主没有关系。其实,他没有搞清楚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我们现在谈的是西方民主的真假。西方的民主是自由式民主,是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上的。如果没有自由,那么也就不存在西方的民主,或者说就不存在现代的民主,也就不存在真的民主。

 

如果没有言论自由,一个人的政治诉求没法自由地表达,没法表示对执政当局的反对意见,那样的话就不存在自由的、公正的选举,不存在权力的制衡,所以也就没有民主。如果没有集会、结社的自由,那么就没法组织反对党,也没法组织竞选的活动,那么也不存在自由的、公正的选举和权力的制衡。如果没有新闻出版自由,没有示威的自由,那么政治诉求就没法得到传播,没法造成影响,也就不可能有自由的、公正的选举和对执政当局的权力的制衡。所以,没有自由,也就没有真的民主。所有的这些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示威自由、新闻出版自由等等,中国都没有。那么,中国的民主也就不是真的,而是假的。

 

我上次谈到,民主有一个特征,那就是权力的制衡。我没有谈到,在权力的制衡当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允许有反对派的存在。也就是说,除了执政党还必须允许有反对党的存在。而且,反对党是可以通过选举成为执政党,执政党下台变成反对党的。它们的角色是可以互换的,不能说只有一个党一直就这么执政下去。中国不存在反对党,而且中国政府还把这作为自己的“民主特色”。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白皮书《中国的民主》里面就说了,中国不存在反对党、在野党,但是,它认为这是中国民主的特色,甚至说是中国民主的优势。中国除了共产党还有八个民主党派。共产党是执政党,八个民主党派是“参政党”,是帮助共产党执政的,但是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一个党派如果要接受另外一个党派的领导,那就不叫政党了。为什么会有政党的存在?就是因为有一伙人,有一个共同的政治主张,而且这个政治主张跟别的党派有所不同,所以才有必要搞一个自己的党派。政党第一要有独立性,第二要有自己的政治诉求。中国的这些民主党派第一不具有独立性,它们是要接受共产党领导的;第二没有自己的政治诉求,他们的政治诉求跟共产党的政治诉求肯定是不能有任何的不同的。所以,这些“民主党派”不是真正的政党,花瓶而已。

 

中国不仅不允许有反对党,也不许有反对组织,甚至连反对的个人也不能有。敢在政治上反对的,或者被抓,或者被禁言。甚至连作为独立人士参加竞选也是不允许的。中国一般老百姓手上有一张选票能选的,只是区、县一级的人大代表。那些人大代表的候选人都是经过党组织的审核推出来的,别人不能跟他们竞选。有一些人胆子比较大,要出来竞选,也就变成了“独立候选人”。独立候选人被中国政府认为是非法的,说是没有法律依据。所以那些独立候选人就会受到打压。大家可能看过视频,外国记者想要采访他们,便衣就组成一道人墙把他们挡起来,不让外国记者采访。或者便衣装成清洁工,拿着扫把就在那里扫地,把这些人都赶走。这些独立候选人当然没有一个能够选上。这是发生在北京的事,北京的人大还把采取各种手段保证独立候选人不会当选作为自己的政绩。中国法律虽然规定人人有被选举权,但是实际上是没有的,只有经过党组织审核、推出的才有被选举权。

 

不仅反对的行动不能有,甚至反对的声音也不能有。我刚才说,国新办推出了《中国的民主》白皮书,央视新闻官微报道这条消息的微博下面显示有1000多条评论,但是只能看到10条评论,一看就是网评员随便写的,喊一句简单的赞同口号,甚至做一个支持的表情就放出来了。还有1000多条都被作为恶意评论过滤了。显然,那些都是反对、嘲笑的,所以全部都过滤掉。在知乎上有一个人针对《中国的民主》白皮书发了一条评论,说他“发出了喜悦的笑声哈哈哈……”,结果这条评论被网监删了。虽然你说是“发出了喜悦的笑声”,但是网管很清楚,没有人会对中国的“民主”真的发出喜悦的笑声,肯定是在嘲笑,所以就把它删了。

 

中国政府要跟美国政府争夺民主话语权做的这番表演,不仅在国际上被当成笑柄,即使在国内很多人也把它当笑话。没有人会信中国在民主方面比美国更有话语权。但是,战狼们还是拼命地表演,演得很卖力,很自娱自乐,可能也是为了演给大领导看。

 

中国外交部发了一份报告《美国的民主情况》,抨击美国的民主有这样那样种种的弊端、缺陷,对美国的民主非常操心。美国的民主当然存在很多的问题,特别是川普上台、2021年1月6日川普支持者攻打国会,更暴露出了问题。但对此美国人自己也在反思,不需要中国这种连民主都没有的国家、政府来替他们操心。就像我以前说的,这是太监在嘲笑别人的性生活不和谐。

 

国新办发布的白皮书《中国的民主》比外交部的报告更过分,是在吹嘘中国的民主多么多么好,比美国要好得多,是真的民主,叫做“全过程民主”,实际上就是把专制改了一个好听的名称。以此类推,以后也可以把压迫改叫做“全过程自由”,把帝制改叫做“全过程共和”,把皇帝改叫做“全过程领导人”了。这种做法比嘲笑美国的民主更加无耻,相当于太监向全世界宣布,只有太监才能够享受“全过程的性生活”。

 

2021.12.5.录制

2022.1.23.整理

从中国跟美国争夺民主话语权说说怎么区分民主与专制

2022年2月12日星期六

美国政府要开“民主峰会”,邀请台湾参加,没有邀请中国大陆参加。中国政府很不高兴,这段时间中国政府发言人都在抨击美国的“假民主”。我曾经说,与其对这次会议耿耿于怀,不如中国自己主持一次“民主峰会”唱对台戏好了。果然,中国政府也搞了一次“民主峰会”,为了表示是国际会议,还连线了几个洋五毛。洋五毛当然都是要说中国好、西方坏的,要帮着宣传中国的民主是真民主,美国、西方的民主是假的。他们不这么说,也不会被邀请参加会议了。如果参加会议时他们说了中国政府不喜欢听的话,那是会当场把线掐断的。

 

这些洋五毛当中最著名的有两个英国的“学者”,一贯为中国政府做宣传,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们人在英国,敢说英国政府的种种不是,敢抨击英国的制度,就是因为他们知道,英国政府不会因此就把他们抓起来,限制他们的言论。所以,他们其实很明白,英国是有真正的民主的。反过来,如果说中国政府的坏话,敢说中国政府搞的民主是假民主,人在墙内的话早就被抓起来了,轻则说你是寻衅滋事,重则说你要颠覆国家政权。如果是墙外,没法跨国追捕,那就会封杀你,至少不会请去参加什么会议了。从这就可以看出,究竟哪一国的民主才是真的。

 

中国政府搞这次“民主峰会”的目的,是要跟美国争夺民主的话语权,要重新定义民主,实际上就是想把真的民主说成是假的,把假的民主说成是真的,甚至还用了一个新的名词叫“全过程民主”,就是想要把水搅浑,让大家分不清什么是民主,什么是专制。

 

我们要怎么样区分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主要有两点。

 

首先,我们要看这个国家或者政府的领导人是怎么产生的。

 

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是通过普选产生的,而且是自由的、公正的选举。而专制国家的领导人或者是世袭的;或者是通过夺权上台的,比如说通过政变、革命上台的;或者是统治集团推出来的。也就是说,专制国家领导人不是普选产生的,谁当领导跟普通老百姓无关,老百姓不要说没有选举权,连话语权也没有,谁当领导人你是不能反对的,谁敢反对就抓起来。有没有自由的、公正的选举是一个国家有没有民主的最主要的特征。

 

中国政府搞这次“民主峰会”就是想要改变民主的定义。参加会议的“国师”张维为说,选举不等于民主,中国的民主已经超越选举阶段了。他说选举不好,选举容易被操纵,所以有一些国家(他指的是西方国家)被资本、技术、舆论操纵,导致选举的结果出乎意料。张维为混淆了影响选举和操纵选举的区别。一般说的“操纵选举”指的是操纵选举的结果,结果是事先定死的,还没有选就把结果定下来了,然后通过各种方式,比如说内定、只推出一个候选人、舞弊,让选举结果确定无疑,这才叫操纵选举。如果选举的结果是出乎人们意料的,那就不叫操纵选举了。可见,张维为连什么叫操纵选举都没搞明白,居然在中国当“国师”。

 

西方民主国家的资本、技术、舆论能够做到的只是试图影响选举的结果,但是没法操纵选举的结果,再怎么影响也不一定能够得到想要的结果,所以选举的结果是不确定的。下一届的美国总统是谁,现在没有人知道,就是因为美国总统选举不是操纵出来的。但是,下一届的中国国家主席是谁,谁都知道。虽然表面上还要经过全国人大投票选举,但是谁都知道,那个选举只是表面文章,走一下程序,是改变不了结果的,选举结果肯定是100%或者接近100%都投赞成票。敢投反对票的那些人,或者当不了全国人大代表,或者已经被抓起来在牢里了。这种选举才是操纵出来的。但是,虽然结果是确定无疑的,还要走这么一下选举程序,让选举的结果合法化,说明中国政府也认为选举等于民主,所以还需要全国人大这个“橡皮图章”。现在张维为说选举不等于民主、中国民主已经超越了选举的阶段,是不是意味着,以后连这个表面文章也不需要做了,不需要全国人大选国家主席了?国家主席直接指定就好了,就一直连任下去了?甚至是不是可以搞世袭了?

 

其次,民主与专制的还有一个差别,那就是要看有没有权力的制衡。

 

民主国家通过选举产生了国家或政府的领导人,选出来的并不是一个独裁者,手上不具有绝对的权力。也许领导人手上有很大的权力,但是还要受到各种的制约,例如要受到议会的制约、法院的制约。所以,他是不能为所欲为,想干啥就干啥的,做起事来碍手碍脚。这是民主国家的一个特征。

 

但是,专制国家的领导人手上有无限的权力。这个权力或者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或者集中在少数几个人身上,所谓“集体领导”,其实也就是几个人分享权力而已。他或他们的权力是绝对的,没有受到制衡的。国会或者人大是要听他们的,法院更是要受他们领导,对他们没有任何的约束力。所以,专制国家的一个特点,就是领导人、特别是大领导有绝对的权力,没有人敢反对。不信的话,你去问问参加中国的“民主峰会”的那些人,他们敢不敢反对大领导连任,敢不敢对大领导说的任何的话表示异议?谁敢反对,那就是“妄议中央”,“对党不忠诚、不老实”,能抓的就抓,抓不到的就封杀,司法部门只是大领导打击异己、政敌的工具。

 

中国政府以前宣传说中国不能搞全盘西化,意思是,西方民主再好那也只是适合西方国家,不适合中国,中国有特殊的国情,比如说中国人民的素质太差,所以不能搞民主,搞西方的民主中国就会大乱。这种宣传有很多人信,包括有一些文化的所谓的“知识分子”也都信这一套。后来,中国政府又宣传说,西方的民主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好,他们在本国也存在很多问题,也不适合西方的国情,而不只是不适合中国的国情。西方国家那么乱,出了那么多的事,就是因为他们的民主是不那么好的。这一套的宣传也有一些人会信。再后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了,变成世界老二,就有了“大国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觉得我们中国的制度不比西方的差,甚至更好。中国有很多“制度的优势”,很多事情只有中国做得到,西方做不到。这实际上是认为,中国虽然是专制,但是专制也有优势,甚至专制要比民主还要好。这套宣传也有一些人信。

 

现在变成了宣传中国不是专制,中国之所以有制度的优势,是因为中国是有真的民主的,西方国家搞不好,是因为西方的民主是假的。这就成了说中国要比西方更有民主、中国民主更真,这种宣传就没有人信了。不要说墙外没人信,墙内也没人信。连说这话的人,我想他自己都不会信的。搞这种没有人信的宣传,还要开“民主的峰会”,用意何在?纯粹就是在自娱自乐而已。

 

2021.12.3.录制

 

2022.1.7.整理

中美医疗保障制度对比

2022年1月30日星期日

14岁的全红婵获得奥运会跳水冠军,接受采访时说她妈妈得了她说不出名字的一种病,这下好了,有钱治病了。当地领导赶快去探望全红婵的妈妈和生病的爷爷,说要全红婵放心,“我们一定给你的爷爷和妈妈全面地治疗”。胡锡进写了一篇文章说这是一个喜剧。其实这是很可悲的,它告诉了全世界,中国的穷人是看不起病的,得去拿一个奥运会冠军才能够改变命运。

 

不只是中国的穷人看不起病,即使是收入还不错、平时生活还得去的中国人,一旦碰到了大病也会被搞得倾家荡产。我们经常看到网上众筹,大部分都是为了支付高昂的医疗费。有一个小粉红以前老在网上骂人,曾经骂过那些说国外的医疗系统多么好的,标榜中国的医疗系统,最近查出得了乳腺癌,几十万的医疗费缴不起,只好在网上承认错误,向大家募捐。

 

这种情况在发达国家是见不到的。在那些高福利国家,例如北欧、西欧、加拿大、日本,本来实行的就是全民医保,医疗的费用由政府包了,个人不用出钱或者只需出很少的钱,也就不存在穷人看不起病的问题。

 

美国的医疗保障制度在发达国家中是最差的,但是美国也不存在穷人看不起病的问题,因为美国低收入人群的医疗费用也都由政府包了。美国政府有一个医保项目叫做Medicaid,是专门给低收入人群和残疾人群的。美国的“穷人”概念跟中国不太一样,不像中国的“扶贫”扶的是那些赤贫的人口。美国低收入人群也有房、有车,收入按中国的标准来看并不低。能够享受Medicaid的门槛,是美国贫困线的133%。它是根据家庭人口多少来算的。如果是单身,年收入大概是17000美元。多一个人就往上加,四口之家大概是年收入35000美元。如果算成人民币这个收入其实也不算低,但是收入不超过这个门槛的人不用出任何的钱就可以在美国享受医疗,覆盖了大约四分之一美国人口。各个自由化州还会进一步降低免费医疗门槛,覆盖更多人。例如Medicaid在加州叫Medi-Cal,覆盖约三分之一加州居民和一半加州未成年人,医疗费用全部由政府承担。

 

有人可能会说,会不会因为他们是穷人,医生就不好好地看病、不给用好的药物?不存在这个问题。唯一的问题是,有些医院、医生不接受Medicaid,但是很多医院、医生是接受的。如果接受,那么就是一视同仁,看这类病人跟看其他的病人对他们来说就不会有区别了。因为医院、医生不是找这些人直接要钱的,是看完了以后找政府要钱的,所以就没必要替政府省钱。

 

收入比较高的、超过了133%这条线的人怎么办呢?这些人如果是65岁以上,可以享受政府的一个医保项目,叫Medicare。Medicare跟Medicaid不一样,要自己交医保费,不多,一个月要交100多美元。而且,医疗费要自付20%,政府包了80%。有一些人看病费用比较昂贵,觉得自付部分虽然只有20%也太高了,那么可以另外再买一个保险,把自付的部分也包了。65岁以下的、又不是低收入的人群,既享受不了完全免费的Medicaid,也享受不了低价的Medicare,就要有医保公司的医保,由雇主统一买了作为员工福利,或者自己花钱去买。

 

美国的医保和中国的医保有很大不同。首先,中国医保自付部分比较高,美国医保自付部分比较少,自付多少看自选的保费的高低,如果保费比较低,自付部分就比较高;如果保费比较高,自付部分就非常低。而且,中国医保的医保部分是封顶的,医保出到一定的程度不出了,超出的那部分必须自己出。这样,医保对小病是有用的,碰到大病基本上没用了。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平时收入不错,一碰到大病都要倾家荡产,要去募捐。美国是反过来,自付部分封顶,每年自付部分付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不用再付了,超出的部分全部由医保公司出了,就不会因为得了大病搞得倾家荡产。

 

美国的医疗费用负担的确还是比较重,有一些人会觉得付不起。有一种常见说法,说每年美国都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人因为付不起医疗费破产了。这其实是夸大其词。是有这么多的人在申请破产时把医疗费也列进去,要求免掉。但是这些人大部分不是因为付不起医疗费而申请破产的,而是因为别的原因申请破产。比如说因为投资失败破产,向法院申请破产时就把医疗费用也列进去,因为这样容易得到法院的支持,不用付这笔钱了。真正因为付不起医疗费破产的只占很小的一部分,有人统计过,一年全美国也两三万起。

 

虽然比较少,还是有人因为付不起医疗费而破产,这是为什么呢?这有几种情况。有的是因为没有医保。既不是低收入人群或65岁以上的人,也没有公司提供医保福利,属于自由职业者,或者是自己做小生意,觉得保费太高了,赌一把不去买医保,碰上大病就付不起医疗费了。另外一种情况,可能有医保,但是付不起自付的部分。自付的部分虽然不是很高,最差的那种医保,一家一年自付的部分封顶大概是一万元,但是很多美国人平时是不存钱的,收入基本上都花光了,万一碰到一场大病,需要自付一万,那就拿不出来了,只好申请破产。还有一种情况是本来有医保,但是在医保系统以外的医院、诊所看病,导致医保用不上。有了医保以后,要自己选一个医保系统里的全科医生,有病先由他来看。他如果看不了,再由他推荐给专科医生。这些费用医保都是可以管的。但是,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自己跑去看了不在医保系统里的医生,医保就不管了,都要自付,费用可能就很高。

 

中国医院的规矩是一手交钱一手看病,先交钱再看病,住院要先交押金,甚至抢救都要先交钱。七月初上海一个摄影师去外滩拍照,心脏病发作,送到附近著名的三甲医院长征医院,医院要求先交钱再抢救,家属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赶快找亲戚、朋友借,通过微信转钱,等把钱凑齐了已经错过了抢救时机,人死了。他哥哥把这件事捅到网上,长征医院居然还好意思让上海公安局去找死者的哥哥,逼他发声明说他说的事是假的。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事肯定是真的,中国医院都是先交钱再抢救。

 

美国就不存在这种情况。美国是先看病再寄账单。你收到账单以后觉得费用太高付不起,还可以跟医院商量,医院一般会给一些减免。减免完了以后还是付不起,可以申请破产。申请破产其实也不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中国没有个人破产的概念,据说深圳现在有了,最近有一个判例,实际上还是要把债务还清的,只不过免掉了以后的利息。而在美国申请破产,向法官说明自己的确付不起债,法官可以判决不用付。只不过在几年之内信用会受影响,申请不了贷款。

 

美国在发达国家当中是医疗保障系统做得最差的,差在医疗负担比较重,主要原因是医保费比较高,而且越来越高。如果在比较大的公司工作,公司把医保费包了,作为福利的一部分,那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如果自己去买医保,费用就很高。二三十年前买最差的医保,一年的医保费也就几百美元,现在一个月医保费就要几百、上千美元,对很多家庭来说就是比较大的一笔负担。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人宁愿不买医保。奥巴马医健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收入比低收入要高,但是又不是很高,属于中偏下收入,这部分人由政府补贴保费,根据收入的情况决定补贴多少。但是,如果连奥巴马医健都享受不了,收入高于平均水平,那么保费还是一个比较大的负担。

 

另外,自付部分虽然占的比例很小而且有封顶,但是对很多美国家庭来说,如果每年都去看病要花这么多的钱,那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负担。还有,美国的药跟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也是比较贵的。这些原因导致了在发达国家中美国人的医疗负担是最重的。美国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应该向其他发达国家学习,搞全民医保、免费医疗,费用都由政府从税收出。但是,美国共和党、保守派反对这么干,在短时间内是实现不了的。

 

虽然说美国的医疗保障系统在发达国家当中是属于最差的,但是跟中国比,那就好得太多了。

 

2021.8.7.录制

2021.12.12.整理

最应该抵制的是蠢货

2022年1月21日星期五

中国在抵制瑞典的服装品牌?H&M,因为这家公司曾经发表声明,由于新疆被指控使用强迫劳动力摘棉花,决定避免使用新疆的棉花。这个声明在去年9月就已经发出了,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才被翻出来,然后中国就开始抵制了,各个电商平台把这个品牌的服装都下架,有一些明星也宣布终止跟这个品牌的合作。随后又发现还有其他的国际品牌也发表过类似的声明,像耐克、阿迪达斯,这两个品牌也遭到抵制,中国各个明星也都忙着发表声明,要跟耐克、阿迪达斯解除合作协议,不知道是不是还要交违约金。有一些网友晒出了火烧耐克鞋的视频,不知道烧的是真的耐克还是莆田生产的假耐克。

 

比较奇怪的是《环球时报》对这事的态度。它发表文章支持抵制瑞典的H&M,但是反对抵制耐克,还说那些扬言要抵制耐克的是混在爱国群众里的坏人。《环球时报》为什么这回一反常态?有可能是胡锡进或者他家很喜欢耐克这个牌子,穿的是耐克鞋或者耐克的服装。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更重要的,耐克是中国体育的主要赞助商,中国各个国家队,包括篮球队、足球队、田径队,都是耐克赞助的,而且给的钱很多,像中国足球队从耐克那里就拿了十年30亿元赞助。中国足协发了声明谴责耐克,但是不跟耐克解除合约,舍不得那么多的钱。一边谴责人家,一边还要继续替人家代言,替耐克做广告,这就是很典型的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

 

中国这几年来不断地发生抵制外国企业的事件,有的过几天就不了了之。抵制的原因多种多样。比如说,因为NBA某一个球队的经理发了一条支持香港抗议的推文,就要抵制NBA;因为加拿大把孟晚舟抓了,就要抵制加拿大的羽绒服品牌;因为某家公司的中国地图没把台湾画上,或者在台湾的名字前面没有加上“中国”两字,也要抵制;甚至人家拍一个广告片,里面模特拿着筷子吃意大利食物也被认为是“辱华”,也要抵制。有的事情其实是非常非常小的,但是玻璃心就受不了了,产生受迫害妄想,老觉得人家是在害我们、在歧视我们,动不动就觉得是“辱华”、“反华”。

 

因为政治原因或者因为别的原因抵制某一个品牌,当然不是只有中国才有,其他的国家也有,比如说美国。美国四年前有一个黑人橄榄球明星为了抗议美国的种族歧视,在演奏美国国歌时下跪抗议。但是耐克反而请这个橄榄球明星代言,这件事惹怒了很多川普的支持者,号称要抵制耐克。迪斯尼拍了电影《花木兰》,因为主角刘亦菲说她“支持香港警察”,也遭到抵制。

 

但是,国外的这种抵制是民间的,而中国的抵制是有官方背景的。这次的抵制,就有官媒或官方的机构,比如说共青团中央,出来煽动人们抵制。央视还发了“锐评”,号召不只是抵制H&M,还要抵制耐克、阿迪达斯:“无论什么样的企业,无论知名度多高、规模多大,一旦触碰中国底线,就谈不上耐克,而是必被攻克!”央视当然代表的是官方的声音。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也说,不允许外国的企业一面要吃中国的饭,一面又要砸中国的碗。中国这些官员的思维是很奇怪的,外国企业到中国是做生意的,他们却认为这些外国企业到中国是来要饭的,所以就不许他们吃中国的饭了。

 

外企来投资、做生意,跟中国本来是互惠互利的。当然外企是要赚钱的,但是它在赚钱的同时中国也赚钱了,中国增加了就业、税收,经济也发展了。所以这本来对双方都有好处,甚至可以说对中国的好处还要更大一些。以前的中国官员很清楚这一点,曾经有过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要吸引外资。但是现在中国的经济已经腾飞了,已经是变成世界第二强国了,中国的官员就觉得外资企业已经是可有可无了,老想着用什么样的借口来限制它们,把它们赶走。这是非常愚蠢的。人家看到中国投资环境变得这么恶劣了,不愿意到中国投资、做生意,甚至要把厂都转到别的国家,比如说转到东南亚国家去,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什么好处呢?

 

这些公司为什么要发针对新疆棉的声明呢?这跟它们的国际形象有关系。不管墙内怎么辩解,在墙外的国际舆论还是认为新疆存在人权问题,存在强迫劳动的问题。这些国际大公司为了自己的国际形象,就要有所表示。特别是像耐克这种一贯标榜自己有社会责任感的公司,更不能不在这个问题上有所表态,不然的话反而有可能在国外引起抵制。中国的市场不管有多大,跟国际的市场比起来毕竟还是小的。

 

另外也有法律的原因。美国在去年12月已禁止从新疆进口棉花,也不能进口用新疆的棉花生产的产品。这个禁令要执行起来比较麻烦,毕竟要去检测哪一种产品含有新疆棉是不太容易做到的,所以在相当程度上要靠企业的自觉。这也是为什么这些企业要发表声明的另外一个原因。

 

中国一些国产品牌觉得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推销自己的产品,反而纷纷地发表声明就是要使用新疆棉。这些品牌如果只是要在国内做生意,那当然无所谓。但是如果想要国外的市场,要卖到美国来,那么发这样的声明就有问题了,相当于不要美国的市场。有的品牌的确是想在美国做生意的,它们不觉得在美国做生意是来要饭的,而是要赏美国人一口饭吃。我查了一下,发表声明的“李宁”在美国的亚马逊上面有专营店,还是想把它的鞋、服装等卖到美国来的。但是美国禁止含有新疆棉的产品进口,所以严格地说,“李宁”是不能在亚马逊上面卖的。如果要遵守美国的法律,这些企业既然宣布自己要坚持使用新疆棉,那就应该把那些产品主动地下架,不要在美国卖了。发声明要坚持使用新疆棉,又觉得可以偷偷地把这些产品非法地卖到美国来,难道就不会担心被别人举报,被亚马逊下架吗?如果还想要美国的市场,就不应该去发表这样的声明。

 

动不动就要抵制什么日货、美货、瑞典货……这个货、那个货,其实最应该抵制的是蠢货。

 

2021.3.27.录制

2021.11.26.整理

我的高考故事

2022年1月8日星期六

我是1985年在福建参加的高考。那个时候大学还没有扩招,录取率非常低,只有30%左右,不像现在扩招以后录取率能够达到70~80%。而且福建录取率比全国录取率还要低,所以当时高考的压力比现在还要大,我的同学们为了准备高考是非常刻苦的。

 

但是我从来就没有感觉到有高考的压力,因为从小学、初中、高中,各种各样的考试从来就没有发挥失常过,基本上保持在年段的第一名。中考我是全县的第一名。到高中以后,各种各样的统考也是全县的第一名,平时考试也基本上是年段总分第一,偶尔会掉到第二,因为我们班有一个女生也很厉害,不是我第一就是她第一,我第一的时候她第二,她第一的时候我第二,大多数的时候是我第一她第二。所以我从来没有考试压力。高三反而觉得比高一、高二还要轻松,特别是高三的下半年,因为不学新的东西了,都是在复习。除了做做布置的作业,我不刷题,不自己弄一些教辅做练习。这样我就有很多业余时间。我在高三看了很多小说,把世界名著通读一通,还看了很多的电影。高三下半年看电影就我一个人去看,因为找不到同学愿意花时间一起去看电影。

 

在各个科目中,我觉得最轻松的、最不用准备的是语文。那一年语文高考进行了改革。以前语文高考要考课文的内容,从1985年开始不考课文的内容了,只考语文的基础知识,完全靠的是平时的实力,跟怎么准备就没有什么关系了。对我来说也就不用准备。我的语文的成绩一直比较突出,比其他科的成绩更突出,从小学到中学,我在各种各样的语文考试一直保持第一,跟第二名能够拉开很大的距离。数理化就不一样了,高手很多,跟我不相上下的同学有好几个,有的比我还要好。像我们年级有一个物理就比我要好多了,得过全国物理竞赛一等奖,现在在加州大学当物理教授。但是文科,特别是语文,没人能够跟我比。所以我对语文是最有信心的,完全不用去做准备。

 

那一年由于语文高考实行了改革,很多学生不适应,不知道怎么考,而且语文高考的题目据说是历年来最难的,做完以后大家都叫苦连天。我并不觉得有多难。当时高考完了老师就会把标准答案发下来,让考生根据标准答案自估各科的成绩考了多少,在分数公布之前就要根据自己评估的结果报志愿。我自己评估的语文分数是95分。这个评估的结果有些老师不相信,认为我高估了。后来公布的结果,我们班语文的第二名才70多分,可见考题之难,一些老师不相信我把语文分数估得这么高是可以理解的。实际上我还是低估了的。前面那些题目都是标准化的试题,对照标准答案就知道对错,是很客观的分数,可以准确估分。只有作文是比较主观的,我不敢保证改卷的老师会给我的作文打满分,所以我估分时把作文分数减掉了两分。如果作文给我满分的话,语文分数就是97。后来公布的分数我语文就是97分,福建省最高分,和宁德一中的一个考生并列第一。他是文科,我是理科,当时高考文科、理科的语文是同一张卷。那个人是文科的第一名。如果我去学文科,应该能很轻松地拿到总分第一,福建那一年的文科状元就应该是我。百度百科关于我的条目说我是福建文科状元,那是以讹传讹,把语文第一名误当成文科状元。

 

我在高二时,曾有语文老师问过我能不能改报文科,他认为如果改报文科我应该能拿文科状元。但是我根本不会考虑。首先,我觉得拿高考文科状元没啥意思,我们学校(云霄一中)比我高两届的已经出过一个文科状元了,他后来上了复旦大学新闻系。再来一个文科状元有啥意思呢?而且,我从小就决定要去研究科学,上高中以后更是决定要去研究生物学。我那时候的志向是很明确的,也知道文科的东西可以自学,理科的东西必须要科班出身,不能自学。我已经都想明白了,一定要到大学学生物,文科可以业余地搞。

 

在高中的时候我已经决定要学生物,所以除了语文,生物考试也不用准备,因为我那时已经在自学大学的生物课程,有一些方面的知识可能已经到研究生层次了。当时《中国大百科全书》开始编,出了遗传学分卷单行本,我买了一本,把它仔细通读了。还看了很多的其他生物学的资料。所以,中学生物课的那些内容对我来说很浅,我根本就不用去准备。生物高考当时满分是50分(后来才改成70分、100分),据说我本来是考了满分的。满分卷要拿出来在阅卷小组讨论。阅卷小组的组长是我的生物老师。他认出我的笔迹,要严格要求。当时有一道题是画神经反射弧,要用铅笔把神经连线画出来。我的生物老师认为我有一条线画得不够清楚,建议扣分,把我的满分搞没了。他后来跟我和其他人说的是他建议扣0.5分,结果是49.5分,公布的分数是49分。我以前也这么说过,现在看来这是多年后记忆有误,因为最近我查了我的高考分数,生物是48分,可能还有别的题在讨论时也被扣分。

 

数理化我考得也不错,但不突出,其中最好的是物理,也只考了94分。这可能真跟刷题有点关系,没有刷题就没能超常发挥。总分我没有拿到全县第一,而是第二,被我们班的那个女生超过了,她比我多两分,我是595分,她是597。漳州一中有一个学生又比我们多了几分,所以我是全县的第二名、全市的第三名。但595这个分数是非常高的,不仅比那一年福建高考的录取分数线470多分高出很多,也比任何大学在福建的高考的录取线高出很多。当时在福建录取线最高的是中国科大,我的总分比它的录取线高出了20多分。

 

我们那一年高考录取开始改革。以前都是一考定终身,完全根据高考的成绩来决定要不要录取。有一些人反对这种做法,担心万一好学生高考失常了上不了好大学,因此提出了一些改革的办法。那一年开始试行两种办法,一种叫做“保送”,一种叫做“推荐”。

 

保送就是不用参加高考,直接去上大学。学校一般不愿意让总分最高的那些学生保送,因为希望这些学生参加高考拿名次,这样学校高考的总成绩才显得好看。我们学校保送的有两类学生。一类是偏科的,总分没那么高,但是单科成绩非常好。我前面提到的我们学校物理最好的那个学生,曾经拿过全国物理竞赛一等奖,但是文科不太好,总分没那么高,学校就把他保送到北大读物理。还有一类是总成绩排中间的,我记得有那么两个保送到福建师大。

 

那些总成绩最好的学生,学校要留下来让他们去争名次,但是万一这些人发挥失常,那不亏了吗?所以就有了推荐的制度。这些平时成绩非常好的学生可以推荐给某一个大学,只要高考分数达到了重点大学录取分数线,即使达不到推荐的大学的录取分数线,也保证录取。

 

我属于推荐生,自己联系要推荐到哪一所大学。福建好学生的首选往往是厦门大学(我们班的女学霸就推荐去了厦门大学),父母也希望子女去厦门大学,离家近嘛,但我想去更远的地方看看世界,何况我家已有两个厦门大学校友,没必要再多一个。当时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按在福建的录取分数线排名,是中国科大、清华、北大、复旦。已经有一个同学保送去北大了,我就没想去凑热闹。清华当时是纯工科的,没有我要读的生物系。剩下的中国科大和复旦都有生物系。我跟它们联系,它们都寄来了介绍材料。

 

看了介绍材料,科大更吸引我。它介绍自己是全国唯一一所中科院办的大学,本科毕业以后80%多都能够上研究生,剩下的那些学生毕业后大部分也都是分配到中科院的研究所。我当时想的就是能够到中科院的研究所去做研究,还不知道有出国留学这种事。所以我就决定要上中国科大生物系,学校就把我推荐过去了。推荐之后只要高考的成绩达到了重点大学录取分数线,科大保证录取。这也是我对高考一点压力都没有、没有认真做准备的一个原因。我想我随便怎么考也能过重点大学分数线。最后我的高考分数比科大在福建的录取分数线还多了20多分,所以推荐也没啥用,对我来说只不过是加了一层双保险。

 

科大当时录取的人数非常少,一年在全国才录取600多个学生,而且录取最多的是安徽的学生,因为科大在合肥,要照顾本省。分配到福建的名额,一年也就二、三十个人。当时科大有14个系,每个系在福建分配到的也就是录取一、两个学生而已。那一年科大生物系在福建的招生名额是两个。科大派了一个老师到福建招生,先去了福州。当时生物系是最热门的,因为都说二十一世纪是生物的世纪,所以好学生都愿意报生物系,不管对生物感不感兴趣。科大招生老师在福州录取了一名福州一中的考生和一名宁德一中的考生进了生物系,这样两个名额就用完了。之后他才到漳州招生,通过我的老师来问我,生物系没名额了,计算机系还有一个名额,愿不愿意去?我拒绝了。我说,我本来就是要去读生物系的,如果科大没有名额了,我宁愿不去科大,到复旦去。我的重点大学第二志愿填的是复旦的生物系。当时还要求每个考生都要填普通大学志愿,我忘了填哪一所了。

 

科大招生老师住在漳州宾馆,是漳州最好的宾馆。我有一个发小,幼儿园、小学、初中都是同一班的,到高中以后他读文科,报的是英语专业,过了漳州大学的分数线,还要从县城去市里参加口试。他也住在漳州宾馆,刚好科大招生老师住在隔壁,交谈起来。科大招生老师跟他说,你们学校的方是民本来是推荐到我们学校生物系的,生物系没名额了,让他读计算机系他又不愿意。我这个发小说,你一定要让他读生物系,我这个同学从小就喜欢生物,是我们学校生物兴趣小组组长,做了很多的标本,让他去读别的系,他肯定是不干的。科大招生老师听了,就决定把计算机系的那个名额给生物系,让生物系在福建多招一个名额,就把我招去了。前面几届的科大的生物系都只有两个福建学生,只有我那一届(85级)有三个福建的学生。

 

2021.6.11.录制

2021.11.13.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