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博客

俄国入侵乌克兰，墙内的媒体以及很多人都非常兴奋，把它当成以后大陆攻打台湾的预演。特别是一开始受到了俄国宣传的欺骗，以为乌克兰一下子就被打趴下了，这些人就更加兴奋了。

其实，大陆打台湾跟俄国打乌克兰是很不一样的，不能把它作为预演。如果要比较这两种战争，站在中国大陆的角度来看，跟俄国相比既有优势，也有劣势。

我先说一说大陆这边的劣势。

第一个劣势是地理的原因。乌克兰跟俄国接壤，无险可守，俄国想打就调动大军，坦克、装甲车一字长龙开过去，乌克兰挡不住。但是，台湾跟中国大陆隔着一条海峡，中国大陆打台湾要跨海作战，这个难度要大得多。

第二，台湾的军事力量比乌克兰的军事力量要强大。乌克兰在2014年之前连一支比较正规的部队都没有。那时候乌克兰投靠俄国，俄国是它的保护伞，不觉得有发展自己的军事的必要。一直到2014年乌克兰爆发了革命，亲俄的政权被推翻，普京派兵占领克里米亚，后来又挑动乌克兰东部的分离主义者起来闹独立，这才迫使乌克兰觉得有必要发展一支比较强大的军队。西方国家也是那个时候开始给乌克兰大笔的军事援助。但是这毕竟只有8年的时间。

台湾从老蒋的时代开始一直维持着一支不弱的军队。老蒋一开始想着反攻大陆，后来要自保，防止大陆打过来。所以，台湾几十年来一直有一支相当庞大的正规的美式部队。以前台湾的男人都要服两年的兵役，2018年以后改了，从义务役改成了招募。但是，即使那些不服兵役的台湾男人也要参加四个月军训。所以，台湾的预备役数量非常庞大。它的现役军人虽然不停地缩减（现在有17万），但是预备役有100多万人。

台湾的武器数量要比乌克兰的武器数量多而且更为先进。几十年来台湾一直向美国购买先进的武器。就拿空军来说，台湾战斗机有280多架。乌克兰的空军非常弱，只有60多架飞机，连台湾的零头都还不到。台湾海军也不弱，有4艘驱逐舰、4艘潜艇。乌克兰基本上没有海军，没有驱逐舰也没有潜艇。

第三，中国大陆的部队跟俄国比起来比较弱。俄国军事在世界上排第二，中国排第三。而且，中国的部队从1979年打越南以后就再没有打过仗了。80年代中国跟越南还有边境的摩擦、小规模的战斗，后来越南跟中国的关系正常了就没了。现在中国跟印度还有边界的摩擦，但是那连战斗都算不上，是冷兵器、拳头、石头的械斗。所以，已经有40多年的时间中国的军官、士兵都没有上过战场，没有作战经验。俄国几十年来一直不停地打仗，作战经验比中国军队要丰富多了。

第四，一旦仗打起来，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力度会非常大。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一方面属于道义上，一方面是为了扼制俄国扩张的需要。它并没有义务援助乌克兰。但是，美国对于台湾有援助义务，因为台湾以前是它的盟友，有《台湾关系法》从法律上规定美国必须在军事上援助台湾。一旦台湾遭到中国大陆的攻击，美国未必会派兵介入，但对台湾的援助力度肯定要比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大得多。

第五，乌克兰对俄国没有还手之力，只能采取防守，没法报复、反击俄国。台湾有反击中国大陆的能力，而且反击的后果会非常严重。中国东南沿海都在台湾的打击范围，而东南沿海又恰恰是中国最发达、人口最多的地区。上海、浙江、江苏、福建、广东这些地区如果被台湾的导弹、轰炸机给炸得稀巴烂的话，中国大陆的经济损失、人员伤亡都会非常大。大陆在打台湾之前就要考虑后果能不能承受得起。

但是，中国大陆打台湾也有优势。

跟俄国打乌克兰比，第一个优势是：乌克兰跟北约的国家接壤，国际援助很容易运输进去；但是，台湾是一个岛，跟其他国家离得很远，国际援助只能通过海上或者空中进去，一旦中国大陆把台湾包围起来，就可以切断援助。

第二，台湾很小，面积才36000平方公里，如果大陆打过去，部队很容易就把台湾占了。乌克兰很大，面积有60万平方公里，比台湾大多了，俄国如果要把它占领，需要把俄国部队80-90万全部调过去才有可能。现在只派十几万的部队过去，就只能集中打几个城市，是占不了的。

第三，如果大陆打台湾，引起的国际反响不会像俄国入侵乌克兰那么大。现在毕竟绝大多数国家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很多国家会认为大陆打台湾属于内政，不干预。跟俄国打乌克兰不一样，那是侵略一个主权国家。

第四，中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要比俄国高多了，中国GDP世界排第二，俄国才排第12。中国跟很多国家的贸易关系非常紧密，是很多国家的第一大经济贸易伙伴。如果国际上要制裁中国就比较麻烦，不像制裁俄国。对于俄国的制裁大家觉得还是能承担得起的。实际上对俄国的制裁没动最大头，真正要把俄国打垮的制裁是不买它的能源——石油、天然气。如果做出这种制裁，俄国经济马上就垮掉，因为俄国政府的财政收入40%来自能源。但是，如果下了这个决心，欧洲的能源供应就出问题了。它依赖俄国提供的原油和天然气。如果要制裁中国，很多方面都跟从能源方面制裁俄国是一样的，所以很多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不一定下得了这个决心。

第五，如果中国大陆打台湾，士气不一样。俄国打乌克兰，士气很低落，因为这是侵略别的国家，而且理由莫名其妙。甚至军官都不敢跟士兵说要打乌克兰。被俘虏的士兵都说了，我们以为是来军事演习的，不知道是侵略别人。所以俄国士兵的士气很低落，很多人或者投降或者逃跑，甚至坦克也不要、扔了，现在乌克兰有很多的坦克、装甲车可捡。

但是，如果是大陆打台湾，士气会很高昂。经过这么多年的民族主义洗脑、宣传，一说要收复台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很多人会非常兴奋，巴不得赶快去打，所以士气会很高。而且国内民间的支持也会很大。这也跟俄国不一样，俄国这次打乌克兰，国内反对的声音很强烈。

所以，不能把俄国打乌克兰当成是中国大陆打台湾的预演，因为两者的差别很大。但是，通过这次俄国打乌克兰，倒是可以对于大陆打台湾有所警醒，至少有两点：

第一，要以强吃弱不像想象的那么容易。如果弱的这一方激烈地抵抗的话，那么强的这一方是很难受的，打得没那么顺利。俄国比乌克兰强大多了，志在必得，普京以为用两天时间的闪电战就可以推翻基辅政府。美国情报部门也认为，基辅最多也就撑三天，就会被占领、沦陷。但是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乌克兰越打越勇，逼得俄国不得不改变作战的方式，现在都不知道要拖到什么时候去了。所以，如果大陆打台湾，台湾军民激烈抵抗的话，那么就不会像那帮天天叫嚣着要把台湾灭掉的人想象的那样打得那么轻松，速战速决，马上就能把台湾吃掉。

第二，如果引起了国际众怒，制裁会非常严厉、全面、有针对性。不限于大家想象得到的经济制裁，还有其他各方面的制裁——文化的、体育的、针对个人的制裁。这次最出乎大家意料的是，连一向中立的瑞士也跟着宣布制裁俄国，要冻结普京、俄国权贵们在瑞士国家银行的存款。这会把中国权贵吓坏了，因为中国权贵在瑞士银行的存款肯定要比俄国权贵多得多，这是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现在让他们意识到，这个后路有可能被断掉，这样很可能就吓得不敢再整天琢磨着要怎么样把台湾灭掉了。

台湾如果在可预见的未来维持现状，是最好的，不仅对台湾，对中国大陆，对整个世界都是最好的。

2022.3.1.录制

2024.1.13.整理

我在《究竟有没有亚理斯多德这个人？》谈到，伊斯兰文明曾经有过一个黄金时代，很多人对此一无所知。在中文网上，伊斯兰恐怖症、反穆斯林主义非常流行，很多人瞧不起伊斯兰、穆斯林，认为他们一文不值。不仅很多普通网友这么认为，不少网红、“学者”也这么认为。例如土摩托口中的穆斯林好像都是极端的宗教分子，整天除了信教就什么事都不干。还有“学者”赵士林，以前是人民大学的教授，是美学家李泽厚的学生，自称“国学大师”，退休后去了加拿大，整天在网上用脏话骂人，我说他是“骂街派国学大师”。他说伊斯兰教除了面纱，什么创造都没有，就非常无知。

伊斯兰世界、阿拉伯帝国曾经有500年时间是全世界最发达的地方，是世界文化、学术中心。这个时期被称为“伊斯兰的黄金时代”，从公元750年阿拔斯王朝建立算起。阿拔斯王朝那段时间相当于中国的唐朝和宋朝。中国古代史书把阿拔斯王朝叫做“黑衣大食”，“大食”是中国古代对阿拉伯的称呼。从那时开始，一直到1258年阿拔斯王朝被蒙古灭掉为止，这长达500年、相当于中国唐宋的时间，阿拉伯世界是全世界最发达、文化学术最辉煌的地方。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局面出现呢？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阿拔斯国王（哈里发）信仰的伊斯兰教派特别推崇知识。伊斯兰教有一句名言：“学者的墨水比烈士的鲜血更神圣。”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特别推崇这个观点，特别看重知识，看重学者。哈里发将首都从大马士革迁到了巴格达，在巴格达建了智慧宫，相当于翻译馆、图书馆、科学院三重作用。智慧宫重金聘请、招揽各地学者，花钱让他们做翻译和学术研究。特别是一个叫马蒙的哈里发，更可以说是知识的发烧友，对知识的追求达到了狂热的地步。他统治的时期是文化、学术最繁荣的时期。

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造纸术从中国传到了阿拉伯世界。一般的说法是，在阿拔斯王朝建立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751年，阿拔斯王朝跟唐朝在怛逻斯发生了一场战争。唐朝军队大败后有几千名士兵被阿拔斯王朝俘虏，其中有一些士兵会造纸，所以造纸术就传到了阿拉伯。后来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见解，认为在那之前，造纸术就已经传到阿拉伯了。不管怎样，阿拉伯世界在巴格达建造纸厂，大量造纸就是从8世纪末开始的。这种纸张跟以前用的羊皮纸比起来，制作方便、便宜得多，很有利于知识的传播。

当时文化、学术的繁荣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翻译，有一场翻译运动，大量翻译古希腊著作。阿拔斯王朝通过一系列条约，向拜占庭帝国索要古希腊的著作，甚至打仗赢了也不要战利品，要书。引进著作后，组织了很多学者把它们翻译成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当时著名的翻译家就跟明星一样，是众所周知的，收入之高也相当于现在的体育明星、影视明星。他们翻译了大量的古希腊著作，其中有不少在西方世界反而已经失传了。那时的西方是基督教统治的黑暗的中世纪，不重视古希腊的著作，认为是异端邪说，所以失传了，后来又从阿拉伯语、波斯语翻译成拉丁语，重新传回西方世界，并由此引发了文艺复兴。如果没有阿拉伯世界的这场翻译运动，就没有后来的文艺复兴了。

除了翻译，伊斯兰学者也做原创的学术研究。他们在翻译的过程中发现古希腊哲学家、学者的观点有问题，值得商榷，就做研究，在这基础上加以改正，有新的发现。

当时在伊斯兰世界出了非常多的学者，而且这些学者有一个特点：通才。很多杰出的学者是跨各个领域的，什么都研究，著作也非常多。他们写下的书比亚理斯多德的著作多得多。在金灿荣看来，这些阿拉伯、波斯学者，是不是也全都不存在了？因为按他的说法不可能有人懂那么多，写那么多书。其实，当时写一两百本，甚至更多的著作的人都有。

在这么多通才、全才的学者当中，最著名的有这么几个。一个叫海什木，他是什么都研究的，但最主要的贡献是做了系统的光学研究，出了系统的光学著作，所以被称为“光学之父”。他的研究影响到了西方后来那些研究光学的科学家，像惠根斯、牛顿、笛卡尔，都受到他的影响。

还有一个学者叫做阿维森纳，他也是什么都研究，但最主要的贡献是解剖学和医学。他写了一本医学百科全书《医典》，后来翻译成拉丁文传到了西方世界。在17世纪之前，《医典》在欧洲很长时间内就是标准的医学教材，所以阿维森纳被认为是继希波克拉底和盖伦之后最伟大的医生，被叫做“医生的医生”。

还有一个学者叫纳绥尔丁·图西，也是什么都研究，主要贡献之一是天文学。他改进了托勒密的天体模型，因为托勒密天体模型存在不少问题，他做了改进并提出了一个新的模型，后来被叫做“图西双轮”。在哥白尼的著作中有类似图西双轮的模型，所以有人怀疑哥白尼剽窃了图西，至少是受到了图西的影响。图西的影响非常大。他对天文做了当时最精确的观察，制定了当时最精确的星象表、天文历法，传遍了全世界，包括中国元朝的“回回历”也是根据图西的历法来的。但我认为图西最重要的贡献是创建了三角学。三角学、三角函数早就有了，但以前是天文学的研究工具，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图西对平面三角学，甚至球面三角学做了系统研究，写成了专著，三角学才因此变成了一个独立的学科，从天文学剥离出来了。

还有一个学者叫花拉子密，也是什么都研究，但最重要的是他第一次系统地研究代数，写了《代数学》。这本书后来翻译成拉丁文，也是西方国家在很长时间内代数学的标准教材。以前已经有一门数学学科几何学，是希腊的欧几里德创建的，而花拉子密创建了代数学，让代数学从此跟几何学一样成为数学的一个独立学科，所以他被叫做“代数之父”。海什木是光学之父、花拉子密是代数之父、图西是三角学之父，这么多的“之父”全都是穆斯林。

伊斯兰的黄金时代随着阿拔斯王朝的灭亡而结束。阿拔斯王朝是被蒙古大军灭国的。蒙古当时的一个大汗叫旭烈兀汗，率领大军打到了巴格达。巴格达保不住投降了，但蒙古军还是屠城，阿拔斯的最后一代哈里发全家被杀，很多学者也都被杀了。蒙古军不仅杀人，还把巴格达的各种各样的建筑，图书馆、医院、王宫，全都烧毁。损失最大的是巴格达的智慧宫（相当于公共图书馆）也被毁掉了。智慧宫里的书本来都有皮革作书皮保护起来，蒙古士兵把书皮剥下来，用来做拖鞋，里面的书就扔到河里。巴格达边上有一条很大的河，底格里斯河，几十万本书扔到河里变成了一座桥，人可以骑马踩着书过河，而且河水都被书里的墨水染黑了。幸好我刚才提到的图西很早就在另外一个地方投降了蒙古，受到旭烈兀汗的重视，让他管天文和文化。在巴格达的智慧宫被毁掉之前，图西已经抢救了大批图书，很多著作才得以流传下来。

伊斯兰的黄金时代从此就结束了。但伊斯兰有500年的时间是全世界最发达的地方，是世界的文化中心，当时的阿拉伯语跟现在的英语一样，是科学语言、学术语言。如果土摩托生活在那个时代，他这个很势利的人肯定也想跑到巴格达去，也想进智慧宫。只不过以他的脑子和见识，人家还看不上他。

2023.12.09录制

2024.01.12.整理

中国前外交部长秦刚已经失踪快半年了，他最后一次露面是在6月25日。最近，国外媒体有一种说法，说秦刚早在7月份就已经死了。今年6月底，俄国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访华，见了习近平，透露说，秦刚把中国核武器的资料给了美国。然后，秦刚就被抓了，7月底死在北京的一家医院，不知道是被折磨死的还是自杀的。

其实早在7月中旬，秦刚因为三星期没有露面，引起了人们对他的下落的猜测，当时在中文网上就有传言说，秦刚已经死了。当时还有人在推特上给我发私信，说秦刚已经在北京医院死了，死得很惨，是自杀死的。还说消息绝对可靠，是北京医院的人告诉他的。但我对这种小道消息从来不轻信，也就没把它公布出来。

国外媒体关于此事的的信息来源都是美国政治新闻媒体《政客》的报道。《政客》是一家很正规的媒体，信用还不错，但是关于秦刚死讯的报道很奇怪，因为没有写记者或作者的名字。这么重大的独家报道如果是真的，是记者出名的大好机会，不署名很奇怪，是不是心虚呢？是不是觉得这个信息靠不住，怕以后被戳穿了很丢脸，干脆就不署名了？

《政客》说信息来源是能够接触到中国高层的人透露的，是匿名的。匿名的信息来源当然不一定就靠不住，如果信息是直接的、第一手的，就比较可信。比如中国高层，或者某个中国官员，或者医院的人透露的就比较可信。“能够接触到中国政府高层的人”算什么信息来源？很多人都可以自称能够接触到中国政府高层，特别是中文网上有很多人这么自称，被人们戏称为“中南海听床师”。网上7月中旬就已经有这种说法了，就是这些“中南海听床师”说出来的，一个个都说得好像极其准确。这就让人怀疑，《政客》说的能够接触到中国高层的消息人士透露的，莫非就是从中文网上“中南海听床师”那里听来的？

不仅《政客》报道的信息来源很可疑，报道的内容也很可疑。《政客》说是俄国外交部副部长对习近平说的，如果俄国政府真的掌握了秦刚叛变的秘密，为什么派一个外交部副部长来说呢？完全可以由普京直接打电话告诉习近平。如果是派人把证据带过来，那就应该派一个级别更高的，比如外交部部长，才能见到习近平。外交部副部长来是见不到习近平的，对等接待的只能是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或者部长。当时的报道也的确是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和部长秦刚会见了鲁登科，没有鲁登科见习近平的报道。那时候刚刚发生了瓦格纳兵变，鲁登科访华很可能是来通报瓦格纳兵变一事。

秦刚把中国核武器的资料给美国这事也很可疑。秦刚并不是中央军委的人，也不是中国军方的人，他是外交部长，不是国防部长。中国的军、政分得很开，外交部长不可能接触到核武器的秘密资料。退一步说，如果秦刚由于某种原因、某个机会掌握了中国核武器的绝密资料，为什么要交给美国呢？他都已经当到副国级了，美国能给他比中国的副国级更高的待遇吗？副国级在中国就是人上人了，美国不可能给他更多的好处，所以这也是说不通的。

《政客》的报道说，能够接触到中国高层的消息人士说秦刚已经死了，死在医院，但怎么死的不知道。连秦刚死了这么绝密的消息都知道，却连他怎么死的、是自杀还是被虐待死的基本事实都不知道，是不是也很奇怪？而且《政客》提出的两种可能也很难说得通。以为人被抓了就会受折磨，这是对中国国情不了解。中国的官员，特别是高官落马了、被抓了，其实是不会受折磨的，因为办案的人得给自己留一条退路。万一落马的高官以后东山再起，或者万一自己以后也落马了，办案的人也不希望被人折磨，所以有这么一个惯例，对高官是不会折磨的，也没有必要去折磨他，被抓以后遭到折磨是中国老百姓或者低级官员才会享受的待遇。秦刚自杀这种可能性也非常低，因为高官被“双规”后首先要保证他不会自杀，一天24小时都有人全程监控，没有自杀的条件。所以《政客》的报道是不可信的。

我并不是说秦刚就一定还活着。说不定他由于突发某种疾病死了，也可能看到要抓他被吓死了，或者真的瞅准了什么机会，利用看管人员的疏漏自杀成功了，这些可能性没法百分之百地排除。但是如果秦刚真的死了，对于中国政府反而是一件好事，就可以像说李克强突发心脏病死了一样，把事情糊弄过去了，这是最简单的做法。如果真死了，没有必要长期隐瞒他的死讯，也不可能一直隐瞒下去。拖得越久，公布他的死讯越容易让人怀疑他真正的死因，还不如随便找一个理由很快公布他已经死了，这才是更好的做法。

所以，秦刚应该不是死了，而是被“双规”了，在对他进行调查、收集罪证、讨论怎样处理。可能过一段时间就会公布他犯了什么罪，开除党籍、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判刑等等。这些都是根据中国国情和中国政府常规做法做出的判断。但我以前一再说过，现在的中国是老红卫兵掌权，而老红卫兵做事是不按惯例、不根据常理来的，胆大妄为什么都敢干。说不定秦刚真被搞死了。

2023.12.17录制

2024.1.10整理

中国有一批伪学者，说他们是妄人，可能轻了；说他们是疯子，又显得太重了。他们要证明古代西方的历史都是捏造出来的，说古埃及、古罗马、古希腊的文物都是西方人文艺复兴后伪造的。这些人还时不时地开研讨会互相探讨一番，最近又要在太原开会讨论新的问题。司马南说，最新的问题是，金灿荣提出历史上没有亚理斯多德这个人。司马南说自己不是专家，很谦虚地要去凑热闹，向这些专家学习。说起古希腊，我可以算是半个专家，跟中国那帮所谓的学者比则可以算专家。我当然不会去参加这种会，他们也不会欢迎我，我在会场外讲讲这个问题。

被称为“国师”的金灿荣，突然之间也研究起了“西方历史造假”，在一次访谈中否认亚理斯多德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他提出了三条理由。

第一条理由是：亚理斯多德什么都懂，什么都写，政治、经济、生物、天文……不可能有人懂这么多。

这条理由不值一驳。亚理斯多德是1000年出一个的超级天才，他的智力水平跟金灿荣比，高出不止一个数量级。金灿荣难以想象世界上会有这么博学多才的人，就认为这种人不存在，那么其他超级天才是不是也都不存在了？例如达芬奇是不是也不存在呢？亚理斯多德代表的是一个学派，他办了一个学校，招了很多学生，所以他的所谓著作其实是集体创造的产物，由学生帮他收集材料、做研究。为什么说是所谓著作？因为实际上不是著作，主要是他讲学的讲义和学生的听课笔记，都是后来整理出来的，并不是说他一个人在不停地写这些书。

金灿荣提出来的另一个理由是：在13世纪之前，所有的西方文献中都没有提到亚理斯多德这个人，是13世纪突然冒出来的。

这完全是无稽之谈。13世纪之前有无数西方文献提到了亚理斯多德，甚至还有跟亚理斯多德同时代的人也提到了他。因为亚理斯多德在当时是一个名人，办了一个著名学校，而且还当过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是真正的国师，当然会有同时代的人提到他。同时代提到亚理斯多德的人，有的是跟他争论，有的是说他坏话，出于嫉妒心理讲他的所谓丑闻。例如有一个著名的故事，说亚理斯多德其实很愚蠢，他从雅典逃跑时居然带了70多口铜锅。

公元3世纪已经有关于亚理斯多德的传记了，是希腊哲学家第欧根尼写的。第欧根尼写了一本介绍古希腊哲学家的书，其中有一篇就是关于亚理斯多德的。不仅有这些文献资料，还有考古的资料也证明存在亚理斯多德这个人。古希腊有一个著名的德尔菲神庙，每四年要开一次体育运动会，在古希腊跟奥林匹克运动会齐名。这个神庙有一块碑，感谢亚理斯多德整理体育运动会比赛的冠军名单。现在还能找到亚理斯多德著作的抄本，最早是9世纪的。这些考古资料也证明亚理斯多德这个人是存在的，并不是13世纪突然冒出来的。

当然，那些研究“西方历史造假”的人不会相信这些西方文献，认为都是后来胡编的，包括出土文物也都是造假。但是，并不只有西方世界提到亚理斯多德这个人，阿拉伯世界也提到亚理斯多德这个人。在西方处于黑暗的中世纪时，阿拉伯帝国很发达，处于伊斯兰世界的黄金时代。他们有一场大翻译运动，翻译古希腊哲学家的著作，包括亚理斯多德的著作。也有很多学者在研究亚理斯多德。所以在阿拉伯中世纪的文献中有很多关于亚理斯多德的资料。难道能说所有这些阿拉伯语的文献资料手稿都是西方人伪造的吗？

金灿荣的第三个理由是：亚理斯多德的著作字数太多了，300多万字。古代没有纸，要写在羊皮纸上，而羊皮纸只能用小羊的皮来做。羊羔是要养大再杀的，并不会小小的就杀掉，所以小羊的皮很稀罕，没有那么多羊皮纸来写亚理斯多德的著作。说是有人算过，把那一带欧洲、小亚细亚、北非100年的小羊做出的羊皮纸，全部用来写亚理斯多德的著作都不够。

这也是无稽之谈。首先我们要确认一点，关于亚理斯多德著作的传承记录得非常清楚。亚理斯多德的著作其实是他们学校的内部资料，是讲课的讲义和学生听课记录的笔记，不用于发表。亚理斯多德死后，这些资料传给了他的学生泰奥弗拉斯托斯；泰奥弗拉斯托斯死后又传给他的学生涅琉斯。涅琉斯后来从雅典回土耳其老家，就把亚理斯多德的这些资料都带去了。当地的国王要搞一个图书馆跟亚历山大图书馆竞争，在民间征书。这些资料是不外传的，所以涅琉斯就把亚理斯多德的著作藏在了地窖里，一直藏了100多年。

后来，希腊出了一个大收藏家亚贝里康，到处找各种各样的书，打听到亚理斯多德的著作都在地窖里，就花钱把它买下来，带回了雅典。没过多久，雅典被罗马军队攻破，亚贝里康被罗马士兵杀了。罗马的将军把亚理斯多德的著作带到了罗马，找希腊人整理，还翻译成了拉丁文。参与整理的安德洛尼克斯有一个学生叫斯特拉博，把亚理斯多德著作流传的经过记录下来，所以这是很可信的。亚理斯多德的著作被整理之后就流传开去了，而且也翻译成了其他文字，包括翻译成了阿拉伯文。亚理斯多德的很多著作其实是后来又从阿拉伯文翻译成拉丁文的。

金灿荣说亚理斯多德著作字数太多，300万字写不下，我不知道他说的300万字是翻译成中文的汉字字数，还是指的古希腊语单词。如果指的是汉字，300万汉字的著作篇幅并不算特别大。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加起来也就300多万字，难道还没有足够材料能写出四大名著这么不算很长的篇幅吗？如果金灿荣指的是单词，篇幅会长一些。300多万个单词是什么概念呢？基督教《圣经》的单词是60多万个，也就是说，300多万单词的著作不过就相当于五六本《圣经》的篇幅而已，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居然找不到材料来写几本基督教《圣经》这样篇幅的书？

其实，亚理斯多德的著作大部分失传了，其篇幅究竟有多少古希腊语单词，我们是不知道的。但是，亚理斯多德的第一个传记作者在书里记载，亚理斯多德全部著作总共有445000行。这445000行要用多少书写材料呢？古代没有纸，但也不像金灿荣说的非要用羊皮纸来写，古希腊的书写材料主要是从埃及进口的纸莎草纸。金灿荣说纸莎草纸是从埃及进口的，很贵，写不起。跟现在的纸相比纸莎草纸当然比较贵，但对于那个时候的读书人来说，也不算贵。古希腊纸莎草纸的价格，一卷卖1德拉克玛2欧波。1德拉克玛等于6欧波，加起来就是8欧波。德拉克玛和欧波都是希腊的货币单位，那时候一个建筑工人一天的工资就是2德拉克玛，所以干一天活就可以买一卷纸莎草纸了。不是很便宜，但也没有贵得离谱。

一卷纸莎草纸大概几米长，可以写几百行，最多可以写到1000行。也就是说，要把亚理斯多德的著作40多万行都写下来，需要400多卷纸莎草纸，400多卷也就是花400多德拉克玛。400多德拉克玛是什么概念？当时的一匹马卖1200德拉克玛，相当于只要大概1/3匹马的价钱，就可以买下写亚理斯多德全部著作的纸莎草纸，这有啥大不了的？亚历山大图书馆里有几十万卷纸莎草纸的书卷，几百卷纸莎草纸的书根本就不算什么，不至于买不起写不了。

纸莎草纸后来慢慢就没人用了，都改用羊皮纸。但羊皮纸也不像金灿荣说的那么贵重，它是要比纸莎草纸贵一些，但也没有贵得离谱。而且羊皮纸并不是一定要用小羊的皮才能做的，只不过小羊皮做的羊皮纸是最好的羊皮纸，是最上等的。老羊皮、其他动物的皮也都可以做羊皮纸。即使亚理斯多德的著作后来都改用羊皮纸来写，400多卷羊皮纸也算不了什么。《死海古卷》是在死海发现的很多希伯来语书卷，主要是希伯来语《圣经》，共有15000卷。怎么可能需要100年的羊做的羊皮纸才能书写亚理斯多德的400多卷著作呢？

金灿荣的这些无稽之谈，不需要像我懂那么多古希腊的东西，只要有一点脑子，稍微想一想就知道完全是在胡扯。不仅是金灿荣的这些谬论，其他所谓研究西方伪史的伪学者那套说法，只要稍微想一想、推敲一下，就知道完全是胡说八道。但是，为什么这种胡说八道的东西居然还有市场，居然还有那么多人相信呢？因为这满足了人们狭隘的民族主义心态。为了反对西方，看见古埃及的历史居然比中国还悠久，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居然那么灿烂，中国古代文化相形见绌，就不服，由自卑变得自傲，非要说人家的东西全都是假的，才能找到心理平衡。所以，这就是一帮骗子、疯子欺骗了一大帮傻子，就是文化义和团。

2023.12.7.录制

2024.1.4.整理

高耀洁医生去世了，活了96岁，很长寿。网上有很多悼念文章都在赞扬她多么的伟大，这是中国的传统，人去世后就都说她的好话。特别是自媒体的文章，为了吸引眼球、让人们打赏，更是夸大其词。有的文章说，河南当年艾滋病流行跟河南搞血浆经济采血、卖血有关系，是高耀洁第一个发现的。其实不是。第一个发现的是另一个医生王淑平，当时在河南周口地区负责血库。她通过检测发现血库受艾滋病病毒污染很严重，但地方官员把这个发现压下来了。王淑平就去北京找到中国疾控中心的院士曾毅，向他反映这个问题。第二年（1996年），河南的血浆经济被叫停，官方的采血站就都停了，非法的采血转入了地下。王淑平也因此一直受到当地政府的打压，在中国待不下去，2001年到美国，在犹他大学做研究，很不幸在2019年登山时突发心脏病去世。还有文章说，河南的“艾滋病村”最早是高耀洁发现的，这也不符合事实。“艾滋病村”最早是武汉中南医院的桂希恩教授发现的，他1999年到河南上蔡县文楼村做流行病学调查，发现那里艾滋病疫情特别严重。

那么高耀洁的主要贡献是什么？做了什么事情呢？第一，做调查。她去河南农村采访艾滋病病人，更类似于记者的调查，跟桂希恩教授的流行病学调查是不一样的。高耀洁采访了很多病人，收集了很多病人的资料，而且到处呼吁。王淑平、桂希恩属于专业人士，比较低调，高耀洁比较高调，加上退休了，有时间奔走，最终引起了媒体的注意，变成了重大的新闻事件。那是本世纪初的事。

高耀洁做的另外一件事是自费做预防、治疗艾滋病的科普。她自己印制了很多预防艾滋病的小册子发给村民们，还资助艾滋病病人。但是她做艾滋病科普有一个缺点，反对提倡通过避孕套预防艾滋病。《纽约时报》在报道高耀洁去世的消息时，也提到了这一点，认为这是她的一个污点。

我跟高耀洁没有见过面，但有一段时间通过另外一个人跟她有联系。那是2005年左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上海的一个编辑要出我的书《基因时代的恐慌与真相》（本来还要出我另外一本关于进化论的书，但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总编对我有看法，不让出了，已经出的《基因时代的恐慌与真相》也不再版了），所以跟我联系比较多。这个编辑也要出高耀洁的书，跟高耀洁很熟，也帮她做一些类似助手的工作。高耀洁有一些文章和声明就通过该编辑转给我，在《新语丝》网站上登出。例如那年有一个闹剧叫做“108个中国女性争评诺贝尔和平奖”，把高耀洁给扯进去了。里面有一个人提倡嫖娼合法化，高耀洁不愿意与之为伍，连续发声明退出争评诺贝尔和平奖，这些声明最早就发在《新语丝》上。

高耀洁那时候已经被称为“民间预防艾滋病的第一人”，甚至被称为“预防艾滋病的英雄”，但她又反对提倡通过避孕套预防艾滋病，这不符合国际医学界共识。但是她的名气那么大，很多人相信她，认为她敢讲真话，她反对提倡避孕套就会有很坏的影响，不仅对预防艾滋病很不利，对她的名声也不好。所以我让编辑给高耀洁带话，建议她最好不要再坚持这种错误的观点，如果不愿意改正错误，至少也不要再公开这么说了。

那一年高耀洁的《中国艾滋病调查》一书出版，高耀洁送了我一本。这本书的后半部分是艾滋病的预防常识，里面有一节说避孕套能够有效预防艾滋病。我看后以为高医生接受了我的建议，改变了观点，很高兴。刚好那一年年底，《中国新书》杂志向我约稿，让我推荐在即将过去的一年里看过的书。我就推荐了高耀洁的这本书，表扬她“因为求真而可敬”，敢于改正自己以前的错误观点。

但没想到这是一个误会。第二年（2006年），高耀洁在新浪开博客发她自己的文章，有一篇文章标题是《避孕套挡不住艾滋病》。文章说，想通过戴避孕套预防艾滋病是错的，列举了一些理由和数据，当然都是假的数据。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如果通过戴避孕套预防艾滋病，反而会导致艾滋病的流行；要预防艾滋病，必须做到洁身自好。我才知道，她其实并没有改变观点，我表扬错了，觉得很尴尬，只好发了一个更正。为什么在《中国艾滋病调查》里会有避孕套可以有效预防艾滋病的科普呢？原来是编辑改的，是一个误会。

高耀洁关于避孕套挡不住艾滋病、性病传播的观点是受了邪教组织——韩国文鲜明创建的“统一教会”的影响。统一教会搞了一个号称做慈善的机构，叫做“国际教育基金会”，听上去好像是非常正规的机构，很迷惑人。“国际教育基金会”渗透到了中国，而且跟中国的卫生部有合作，给了卫生部很多钱搞“纯洁教育”，反对婚前性行为。他们认为，提倡使用避孕套是在提倡婚前性行为，所以反对使用避孕套。于是就造谣、编造假数据，说用避孕套预防不了艾滋病、性病。高耀洁受了这种观点的影响，她文章里那些理由、数据都是从该邪教组织的宣传材料来的。

那个时候高耀洁的工作已经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央视把她评为“感动中国人物”，也获得了国内、国际不少的奖。她如果妥协一下，跟政府合作，就可以生活得很好，甚至可以赚不少的钱，安度晚年。但她还是一直在调查艾滋病，在从事预防艾滋病的科普工作，继续得罪当地政府。当地政府认为，她做这方面的调查就是在挖我们的伤疤、破坏河南的形象，所以就采取各种手段打压她。最后逼得她不得不离开中国到美国。跟子女的关系也搞坏了。所以，可以说她有正义感、人格高尚，有勇气，不怕政府打压。

很可惜的是她缺乏科学素养。除了错误地反对提倡避孕套预防艾滋病起到很坏的作用，她还一直坚持认为中国艾滋病泛滥最主要的原因是输血污染。其实在中国，输血传播艾滋病只是短时间的，这个源头很快就被截断了，后来就很少了，因为通过检测可以预防输血感染艾滋病。中国艾滋病流行最主要的因素是不戴避孕套这种不安全的性行为，其次是吸毒。但高耀洁坚持认为是输血的问题，还曾经跟一直支持她的吴仪副总理说，你被手下骗了，艾滋病流行的主要原因不是不洁的性行为、吸毒，而是输血，地下采血还是很严重的。

高耀洁虽然是医生，但中国的医生科学素养普遍很差，更何况她是在河南中医学院当医生，搞的又是中西医结合，难免会受那些老中医的影响。而且她人很固执。固执有好的一面，正是因为固执，所以能够坚持下去，不怕地方政府官员打压，有勇气；但也容易坚持错误的观点，不改正自己的错误。

所以我一直说，应该做到“脑中有科学，心中有道义”。如果只有科学没有道义，人就会很冷血；相反，如果只有道义没有科学，就容易好心办坏事。高耀洁后来可以说基本上成为了异议人士，而中国异议人士的一大毛病就是普遍没有科学素养。大多数异议人士没有高耀洁那样高尚的人格，他们的人格很卑贱。他们倒是有勇气，包括敢于出丑的勇气。

2023.12.13录制

2024.1.3.整理

基辛格终于死了，这在中国可是一件大事，就像死了一个党和国家领导人一样。习近平为此给拜登发去唁电，对基辛格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顺便也给中美关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拜登接到这封唁电可能会觉得莫名其妙：基辛格死了跟我有啥关系啊？我又不是基辛格的家属。基辛格都已经退休几十年了，他死了怎么要给我发唁电啊？

在唁电里，习近平给基辛格的封号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和老朋友”。中国驻美大使更进一步说基辛格是“中国人民最有价值的老朋友”，他也不怕中国人民的其他老朋友听了会吃醋。中国官方已经对基辛格定性为好朋友、老朋友、最有价值的老朋友，中国的官媒和其他媒体当然也就只能说基辛格的好话，不敢说他的坏话、去挖他的黑历史了。中国民间也跟着对基辛格一片颂扬。有一个微信公众号还伪造了一封基辛格给中国人民的信，伪造得非常拙劣，眼光、思维方式、用语都是中国式的。但很多人信以为真，传得很广，因为这封信都在讲中国的好话。所以骗中国人也是很容易的，只要说好话就可以了。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入乡随俗，照顾到中国人民对基辛格的感情，搞起了吊唁基辛格的签名活动。全世界只有一家大使馆这么搞，别国的大使馆、美国驻其他国家的大使馆没有搞，甚至美国国内也没有哪个政府机构搞吊唁基辛格的活动。

美国政府对基辛格之死处理很低调。基辛格死的那一天，拜登总统没有对此发表评论。他那天刚好在接见安哥拉总统，有记者问到对基辛格怎么评价，拜登没有回答。第二天拜登才发了一个简短的声明，比习近平的唁电还要短。拜登的声明一开始客气地赞扬基辛格有敏锐的智力和深刻的战略眼光、喜欢对重大问题发表意见。其实仔细一听也并不是什么表扬的好话，相当于说一个人喜欢自作聪明对各种问题都发表意见，不管别人听不听、接不接受。拜登还在声明里说，我经常不同意他的看法，甚至有时候强烈不同意他的看法，这就跟他撇清关系了。在悼念声明里这么说就不是好话，相当于否定了这个人。

白宫发言人更有意思，他在回答记者关于怎么评价基辛格的时候是这么说的：不管你怎么看这个人，他毕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穿过军服，勇敢地为国家服务过。也就是说，基辛格值得人们尊敬的只是他曾经当过兵，上过战场，是个老兵。白宫发言人又说：不管你同不同意，他的观点毕竟对几十年的外交和美国在世界的地位产生过影响。意思是说，也许这个影响可能是坏影响，但不管你同不同意，他毕竟是产生了影响的。这些是客观的描述，不算什么好话。真正说基辛格好话的是布林肯国务卿。基辛格死的那一天，布林肯刚好在以色列访问，他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基辛格为后来的国务卿立了一个标准。可能因为基辛格毕竟是他的前辈，而他人在国外，总不能去说老前辈的坏话，所以说得很客气。

有的民主党议员就很不客气了，一个民主党众议员针对基辛格之死发了一条推文说：我还记得，由于基辛格释放出来的暴力，在越南、柬埔寨、智利、阿根廷、东帝汶、孟加拉这些地方害死了很多生命，我难以理解，为什么会有人去尊敬这个人？我是不会忘记和原谅的。美国的媒体更不客气，有的媒体是这么报导基辛格之死的：“战犯基辛格终于死了”；还有的媒体发表评论：“告别战犯基辛格”。也就是说，在这些媒体人看来，基辛格就是一个战争罪犯。

基辛格代表的是美国外交最黑暗、最坏的一面。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可以不择手段、不顾人权、杀死很多很多人，可以违反美国国内的法律，也可以违反国际法。基辛格对此直言不讳。他在当国务卿时就说过，有时候国家利益比法律更重要。也就是说，为了国家利益是可以犯法的。

基辛格在今年早些时候访问中国时，我曾经做了一期节目介绍过基辛格的黑历史。他曾经策划了越南战争期间对中立国柬埔寨实行地摊式轰炸，炸死了几十万平民；也曾支持巴基斯坦的独裁者对东巴基斯坦（也就是后来独立出来的孟加拉）实行种族灭绝，支持过印尼的独裁者对东帝汶实行种族灭绝，还策划过在阿根廷和智利搞军事政变。有人统计过，基辛格这些举动至少害死了100多万人。还有人认为100万说轻了，基辛格害死了好几百万人，双手沾满了鲜血。这就是为什么基辛格在美国的左派、自由派中的口碑非常差，为什么会被当成战犯的原因。

美国现在是自由派、民主党掌权，但由于拜登力挺以色列，民主党内部有很大的争议。民主党的进步派，特别是年轻人，对拜登力挺以色列很不满，认为这成为以色列犯战争罪行、实行种族灭绝的同谋。在这种情况下，拜登当然要跟被认为是战犯的基辛格撇清关系，不敢跟他扯上了。

中国为什么给基辛格那么高的评价？因为基辛格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促成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所以中国政府对他很感激。基辛格退休下台之后也一直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一直在说中国的好话，虽然他这么做抱着私心，为了跟中国做生意（他有一个咨询公司，为了赚钱的）。他虽然老说中国的好话，但在美国也没起到什么作用。但中国政府很感激，毕竟有一个曾经地位很高的人成为了中国的老朋友、好朋友，在说中国的好话。不管出于什么动机，不管有没有效果，也是很感谢他的。基辛格也因此频繁地访问中国，号称访问过中国100多次，就是因为他每次到中国来都能受到热情的款待，有人上人的感觉，这个感觉在美国是绝对找不到的。他今年访问中国，习近平还亲自主持了他的百岁寿宴，搞得肯定比他在美国庆祝一百岁生日要隆重得多了。

现在美国对基辛格的悼念搞得冷冷清清的，没什么人在乎，中国还真不如就把基辛格当成党和国家领导人，按这个规格搞一个轰轰烈烈的悼念活动，给他立块碑。反正要不要搞悼念活动，要不要立碑，就是习主席一句话的事。

2023.12.5.录制

2024.1.2.整理

网上流传着一张照片，是某个人在人民大学商学院的演讲。从照片上可以看到，他演讲的PPT这样写着：“企业家精神首先是爱国精神！”“企业家首先是爱国者”“宁可天下覆亡，不做民族败类！”“欠钱也可原谅，不要拖欠国税！”“钱都可以捐赠，优先捐给军队！”“公益慈善信托，首先做在国内！”“财富传承子孙，子孙要在国内！”“贪污都可原谅，钱要留在国内！”

这里的每一条或多或少都有问题。例如，说捐款要优先捐给军队就很荒唐。军队是靠军费养着的，军费就是从纳税人的钱来的，所以要求纳税人给军队捐款，而且优先，这不就非常荒唐吗？当然，最荒唐的是最后一句，说连贪污也可以原谅，只要爱国就行。意思是说只要把贪污的钱留在国内，怎么贪污都没事。

有人认为照片是假的，是PS的，因为不可能有人说得出这么荒唐的话。还有人发现最后两句话的字体跟前面那些话不一样，也认为照片是PS的，是恶搞。但是我查过，这张照片是真的。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中国人力资源理论与实践联盟主席杨杜11月1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2023（第16届）中国人力资源管理年会暨第13届中国人力资源管理学院奖颁奖典礼”做题为《新时代下的中国式企业家精神内涵》的演讲，人民大学商学院的网站做了报道，照片就是从网站的报道拿来的。这个报道现在已经被删掉了，但也没办法把证据都毁掉，因为当时的演讲是网上直播，有人把这段演讲的视频录了下来，视频还在。说照片是PS的，难道视频也是PS的吗？那难度可就太高了。所以这是真的，并不是PS的。只不过它内容太荒唐，荒唐得连小粉红都不相信会有人讲这样的话，所以一口咬定是有人恶搞。

该讲话虽然荒唐，毕竟只是某一个人的观点，并不代表官方观点，中国政府从来就没有说过只要爱国贪污也可以。但是，这么荒唐的观点能由一个名牌大学的教授在大学里公然讲出来，也反映了一个问题：中国现在极端爱国主义思潮非常流行、泛滥。爱国是第一位的，只要爱国，什么事都好办，干坏事也无所谓。正因为有这么极端的爱国主义思潮，所以一个名牌大学的教授才敢公然在演讲中讲这么荒唐的话，不怕被听众耻笑，现场也没有人去笑他。

中国官方当然一直在提倡爱国主义，现在不仅提倡，还立法规定必须爱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不久前刚刚制定了《爱国主义教育法》，明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这部法律跟中国的很多法律一样，里面都是空话、套话，并不具有可执行性，说是法律，其实更像是政策。跟中国很多法律一样，推出来热闹一番，人们过一段时间可能就已经忘了还有这么一部法律了。这部法律也有它的亮点，规定“任何公民和组织都应当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自觉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每个人、每个组织都必须爱国，如果有不爱国的言行，轻的要制止，重的要处罚，甚至要追究刑事责任。也就是说，不爱国，有不爱国的言行，就是犯罪。所以，爱国等于没有罪，干什么都可以，但不爱国就等于犯罪了。

爱国也许是个好东西，但是，再好的东西也不能强迫人们接受，最多只能提倡。要允许人们不爱国，而不能强迫别人爱国，强迫别人爱国侵犯了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退一步说，即使要求人们都爱国，把爱国作为公民的义务，也不能往里面塞私货，把爱国等同于爱党。爱国和爱党是两回事，不爱党的人不等于不爱国，说不定比爱党的人更加爱国。但是《爱国主义教育法》把爱国等同于爱党，号称要做到爱国和爱党统一，这就是塞进了私货，把爱国主义教育变成了爱党教育。这部法律规定的爱国主义教育内容，排在第一的就是爱党的教育，把公民都当成党员了。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的第一条规定的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求学习这些党的意识形态，不就是把人们都当成了党员吗？更荒唐的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马克思、列宁是外国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外国来的，爱国爱的是中国还是外国？

《爱国主义教育法》还规定，禁止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雄烈士事迹，难道英雄烈士事迹是假的也不能否定吗？也被禁止了吗？我以前分析、揭露那些志愿军的“英雄”，杨根思、邱少云、黄继光的英雄事迹都是假的，难道也犯法了吗？难道也要对我跨国追捕吗？所以，禁止人们不爱国、强制人们爱国，就侵犯了学术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当然了，跟共产党讲什么学术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那是在对牛弹琴。制定《爱国主义教育法》，强迫人们爱国、爱党，本来就是为了加强思想控制和言论控制。

2023.11.25录制

2023.1230整理

习近平到旧金山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峰会，趁机跟拜登进行了中美两国元首峰会，这是习近平6年后再次访问美国。

中美两国对这次峰会都很重视。从中国方面来说，中国现在的经济状况很不好，经济增长减缓、进出口减少、外国的投资几十年来第一次出现负数，年轻人的失业率超过了20%，高得国家统计局宣布再也不公布这个数据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希望跟美国能够有更好的经济合作，希望美国能拉中国一把。而且，习近平现在在中国民间的名声非常糟糕。我以前说过，习近平可能是中国历届领导人威望最差的，从民间借悼念李克强来表达对习近平的不满就可以看出来。所以习近平希望能到国际舞台上改善一下自己的形象，让中国人认为他还像一个世界级的领袖，有国家领导人的样子，不要老是瞧不起他。

中国官媒大肆宣传这次中美两国元首见面，把它说得无比的重要，《参考消息》头版头条的标题就是《习近平为亚太合作指明新方向》。习近平一年前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时，中国媒体的标题是《习近平为亚太合作指明方向》，这次是指明新方向，看来以前的方向指错了，所以需要再指一个新的方向。《人民日报》为这次习近平与拜登的见面发表了一篇长篇报道，把它比作1972年毛泽东跟尼克松见面的中美关系破冰之旅，把它说成是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在中美关系上必定载入史册。

这次见面之后，拜登召开记者会，有记者问他：你以前说习近平是一个独裁者，这次见面之后你是不是还认为习近平是独裁者？拜登很直率地说：是的，我还认为他是独裁者。拜登上一次说习近平是独裁者是在加州的一次募捐会上，算是在一个非正式的半公开场合说的，被报道出来，中国的战狼们破口大骂。这一次在正式的记者会上公开这么说，中国的战狼就假装没看到了。现在中国整个的舆论是希望能够中美和好的，即使拜登继续说习近平是独裁者，也不好骂回去了。所以，中国对这次峰会抱以很高的期望，也对它的意义大肆吹捧。

美国也需要这么一次峰会，因为现在的国际事务中，美国被两件事给拖住了，它们都需要美国大力的支持。一件是乌克兰在抵抗俄国的入侵，一件是以色列在打哈马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希望中美关系别搞得那么僵，能够和缓一下，免得在太平洋又来一次新的危机甚至爆发一场新的战争，比如在南海或台海擦枪走火打起来。这种可能性是有的，而中美军方的交流现在被中国单方面中断了，万一哪天真的擦枪走火打起来了，美国很难再腾出手来支持一场新的战争，所以希望中美关系能够缓和。另外，美国在某些方面，比如气候变化、打击毒品的问题，都需要中国的合作。

这一次会谈谈出了什么结果呢？中国官方的报道是看不出什么苗头的，它们都在说空话、大话，都在讲习主席怎样给中美关系指明方向，看不出究竟解决了什么具体问题。但会谈之后，拜登在记者会上谈到取得的成果主要是三方面。第一是共同对付气候变化的问题。这在中美两国人会谈之前已经先搞过一次会谈，解振华和克里共同发表了一个声明。第二是恢复了中美军方的直接沟通。第三是打击毒品的问题。美国现在最主要的毒品是芬太尼，是墨西哥的毒贩偷偷运到美国去卖的。芬太尼的生产原料主要从中国来，中国公司把生产原料卖给了墨西哥毒贩。美国一直希望中国能够限制生产原料的出口，把毒品的源头掐断。已经谈了相当长时间了，中国一直不愿意，拜登说中国现在算是同意了。这三个结果都是美国想要的，也得到了，可以说这次会谈美国大有收获。

这三个结果本来就是中国应该做的。在这三个方面去拿捏美国，跟美国叫板，本来就不妥，现在答应在这三方面合作，对中国没有损失，但中国也没有因此得利，对美国更有利。中国更希望在两个问题上有进展。一个是经济合作问题，中国希望美国能够结束贸易战，取消对中国企业的制裁和对美国到中国投资的审核，但目前看不出有什么进展。另一个问题是台湾问题，中国希望美国不要光是口头上表示坚持一个中国，而是不要武装台湾，也就是说不要把武器卖给台湾。但这是不可能做到的，美国还会继续卖武器给台湾，这是美国法律规定的，所以不可能在这方面有什么进展。美国政府最多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说坚持一个中国、不支持台独，或者某些表述弱化一些。一年前，习近平跟拜登在巴厘岛会晤之后，美国政府发的通告里关于台海问题是这么说的：“美国反对中国对台湾采取越来越多的侵略性和强制性行动，它们正在破坏台海和更广泛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并危及世界繁荣。”这次会谈之后，美国政府发的通告变成美国希望中国“克制在台海周边的军事行动”，说得比较轻描淡写，不是那么严厉的指责了。算是给了中方一点面子，但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指望美国在这两个问题上有什么让步，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以前谈到过，遏制中国是美国两党的共识，不管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不管谁上台都会这样，因为这是有民意基础的。美国民众现在对中国普遍没有好印象，美国的民意并不想跟中国搞好关系，变成友好国家。所以不管谁上台，都不会因此就跟中国关系搞得多么好、在经济上对中国什么好处、不再支持台湾。这些都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野党在这方面会显得更强硬。比如众议院——现在是共和党掌控着的——有一个关于中共问题的委员会，共和党委员针对拜登、习近平见面发表声明，抨击说这进行的是没有目的的、僵尸式的交流，是没有必要的。如果共和党以后成为执政党，民主党在野了，他们对于中国的立场同样会更加强硬。指望中美关系能够恢复到习近平上台之前那种相对比较友好的状况，完全是一厢情愿。

2023.11.19录制

2023.12.29整理

9月22日，iPhone 15开始在网下苹果店销售，世界各地的苹果店都排起了长队抢购。其中最夸张的是迪拜的苹果店，在开始销售的前一天晚上就已经排起了长龙，第二天一开门引起了骚乱。这些视频传到墙内，就被说成是迪拜人在抢购华为手机。很多人居然信了，又觉得华为手机“遥遥领先”，特别自豪。

上海、北京的中国苹果店也同样排起了长龙，人挤人、人山人海地抢购iPhone 15。外国记者去采访，这些人没有一个敢说iPhone 15的好话，都说iPhone 15其实不怎么样，我是不得不来买的。其中一个人说：我已经答应把我的iPhone 14给外甥，只好来买iPhone 15。一听就是言不由衷的假话，至于因为要把iPhone 14给外甥，就在iPhone 15发售的第一天来排长队、人挤人地抢购吗？在墙内，现在没有人敢说iPhone的好话。说iPhone 15多么好，就是在打华为手机的脸，那是要被骂汉奸的。所以，抢归抢，嘴上还要说iPhone手机不好，是不得已才来买的。

在中国的网络上流传着一个说法，说只有低端人口才会用iPhone，高端人口、写字楼里的、体制内的都用华为手机，没有人用iPhone。如果真是那样，中国政府何必发通知禁止公务员在工作时间用iPhone呢？既然没人用，发这样的通知不是多此一举吗？彭丽媛以前被拍到用iPhone手机拍照，后来可能觉得影响不好，才改用了中国国产品牌的手机，难道彭丽媛是低端人口吗？胡锡进也一直在用iPhone手机，因为发微博会显示他用的是什么手机。胡锡进曾经为自己狡辩过，说我是支持华为的，但使用iPhone手机不等于不支持华为，不等于不爱国。后来中兴找他做广告，他才改用中兴手机发微博了。胡锡进这段时间在炒股的网站上发股评，被发现用的还是iPhone手机。可见中兴手机只是他的工作手机，因为要替别人做广告，不得不用它发微博。但他在生活中、在平时用的还是iPhone，能说胡锡进是低端人口吗？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不久前也被拍到用iPhone 14打电话，中国的外交部长也属于低端人口吗？

其实，中国最著名的果粉是任正非，而且他一家子都是果粉，用的都是iPhone手机和苹果公司的其他产品。任正非以前就被拍到，在过机场安检时拿出来的是iPad。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抓的时候，搜出来一身的苹果产品，iPhone、iPad和手提电脑，全是苹果公司的产品。

任正非最近被问到他们一家子都使用苹果产品的问题。任正非说，我们并不是果粉，因为我女儿在美国读书，如果不用苹果产品，上课就不方便了，所以我们只好全家都用苹果公司的产品。我查了一下，任正非的小女儿姚安娜2016～2020年在美国留学。但早在那之前，任正非一家就已经在使用苹果公司的产品了，所以肯定跟小女儿在美国读书没有关系。而且，姚安娜在美国上的是哈佛的计算机系，计算机系不会要求上课必须用苹果公司的电脑。一般来说，计算机系还是用PC比较多。再说了，即使家里有一个人用苹果公司的产品，怎么可能就全家都只好跟着用苹果公司的产品？苹果公司的产品又不是跟别的公司的产品不兼容，用安卓手机、华为手机也并不是没法跟用iPhone手机的人通讯。这明显是找的借口，说的假话。

为什么要用苹果公司的产品，任正非还有一个理由是必须熟悉竞争对手的产品。但是，要熟悉竞争对手的产品，不等于平时都要用它。苹果公司的老总库克也需要了解竞争对手三星的产品，但谁见过库克用三星手机呢？同样，三星公司的老总也不会去用苹果公司的产品。用竞争对手的产品，不就相当于替竞争对手打广告吗？而且是最好的免费广告。

任正非一家究竟为什么都要用苹果公司的产品？真实的原因其实很简单。苹果公司的产品公认好用，而且很可靠。我用了这么多年的iPhone，从来就没有出过问题，连死机都不会，以前用三星手机经常死机。华为的新款手机据说也经常出问题，至少在质量的可靠性方面跟iPhone没法比。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也很重要，那就是使用苹果公司的产品非常安全，不用担心里面的数据会被人盗走。几年前有一个著名的案子，美国有一个恐怖分子的iPhone手机被联邦调查局缴获了，联邦调查局要求苹果公司把手机解开。苹果公司不干，它说我们没有留后门，解不开用户的手机；我们也不能去研究怎么解开用户的手机，这是出于保护用户隐私的需要。联邦调查局起诉苹果公司，最后也不了了之。

我以前介绍过最近的一个案子，也是联邦调查局抓获了一个犯罪嫌疑人，认为他的iPhone手机里有罪证。花了3年时间不停地尝试密码组合，才把iPhone手机解开了。但是法官说，这已经过了我当时批准的取证期限，所以解开了iPhone手机，也不能把里面的内容作为证据。联邦调查局要花3年时间才能够强行解开一个iPhone手机，更不要说其他人想解开iPhone手机了。

有人说，不对，以前联邦调查局的人打入过一个中国间谍的iCloud账号，搞到了罪证。首先，iCloud跟iPhone是两码事，iCloud是云端，里面是上传到云端的数据。其次，联邦调查局也不是打入了iCloud的账号，而是向法官申请了搜查证去找苹果公司。苹果公司是可以进入用户的iCloud账号的。有法官的搜查证，苹果公司就不得不把用户的iCloud内容交给联邦调查局。如果用户不把iPhone里的数据上传到云端，是极其安全的，是解不开的。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官员都喜欢用iPhone。他们都知道，如果哪天被抓，只要不把密码供出来，中纪委拿他们没办法。同样，任正非也很清楚，iPhone手机是非常安全的。而华为手机里面的数据，中国政府随时可以拿到，甚至说不定还可以即时监控。任正非对此当然心知肚明，所以他们一家子宁愿用iPhone手机。他们用iPhone手机，就是iPhone最好的广告。

还有一个原因跟任正非崇拜美国有关。我最近看了一段任正非接受采访的视频，他亲口说，美国多么的伟大呀，我们一向是崇拜美国的，不会因为现在美国打我，我就不爱美国了。这可是任正非亲口说的，意思就是不管美国怎样打压、虐待我，我痴心不改，我心依然是美国心。如果换了别人这么说，早就被骂是汉奸、精神美国人了，但是五毛们、小粉红们对此视而不见。任正非这么说，丝毫也不影响他作为“民族英雄”的光辉形象。任正非有爱美国的特权，就像他和他一家子有使用iPhone手机和苹果公司产品的特权一样。

2023.09.23录制

2023.12.28 整理

司马南做了一期视频节目，评论韩国总统尹锡悦在美国国会发表的演讲。在演讲中，尹锡悦提到了长津湖战役，赞扬美国海军陆战队第1师在长津湖战役的英勇表现。司马南评论说“尹锡悦拍马屁可耻，美军羞言长津湖”，意思是美军在长津湖战役损失惨重，自己都不好意思谈长津湖战役，尹锡悦反而拿长津湖战役来拍美军的马屁，这未免太无耻了吧。实际上，司马南的说法完全与事实不符，美军不仅不“羞言长津湖”，而是大谈特谈长津湖战役。长津湖在美国，可以说是朝鲜战争中最著名的一次战役。反而是中国军队很长时间“羞言长津湖”，所以中国人以前从来就没有听说过长津湖。直到进入了新时代，才发现可以通过伪造历史、胡编乱造来转败为胜，才开始大谈特谈宣传长津湖。

美国是怎么大谈长津湖的呢？

美国至少出过十几本关于长津湖战役的书，有的是美国历史学家介绍、分析、研究长津湖战役的专著，有的是参加过长津湖战役的官兵对这次战役的回忆。甚至有一本书专门讲长津湖战役打完之后，陆战1师撤退，有9万多名朝鲜难民跟着走，一直走到兴南港，从那里坐船撤退到了南方。这是一个非常大规模的人道主义救援行动。除了书，还有影像作品，美国至少出版过两部纪录片讲长津湖战役。

美国海军陆战队曾经出过一套书，是它们在朝鲜战争的战史，其中有一本专门讲长津湖战役。这本书我看过，对长津湖战役的记载非常详细。资料的来源也都注明是根据什么样的记录、采访了哪一个当事人，写得清清楚楚，有不同说法也都罗列出来。文风很平实，不浮夸、不煽情，只是偶尔有一点小幽默。让人一读就觉得是可信的，是想要记载、还原历史的。相反，中国以前不谈长津湖，现在大谈特谈长津湖，但都很浮夸、煽情，靠想象、捏造在谈，是经不起推敲的，是不可信的。那不是要记载、还原历史，而是做政治宣传。

美军对长津湖战役大肆表彰，颁发过多达17枚荣誉勋章，是美国历史上获得荣誉勋章最多的一次战役。荣誉勋章由美国总统颁发，是美国军人能够获得的最高荣誉。由于它是以国会的名义颁发的，所以也叫做国会荣誉勋章。能够获得荣誉勋章的美国军人都是因为有英雄行为。我举一个长津湖战役的例子。当时，驻扎在下碣隅里的美军被几倍兵力的中国军队包围了，美军把所有的战斗人员都派出去布置防线。指挥官认为东山很重要，应该把东山阵地夺过来（东山当时已被中国军队占领，约有4000名中国军队驻扎在那里），但没战斗人员了。迈耶斯少校挺身而出，自告奋勇组织人员去夺东山阵地。没有战斗人员，就临时组织非战斗人员，有厨子、卡车司机、打字员、工程师，都是从来没有打过仗、没有作战经验的后勤人员，还有一些连英语也不懂的韩国士兵。他拼凑出了这么一支245人的队伍，在严寒天气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去爬一个积雪结冰、非常陡峭的山坡。爬到一半时已经有170人伤亡，只剩下75人。他就在半山腰布置了防线，在那里很精准地指挥美国炮兵轰炸中国军队的东山阵地。第二年，为了表彰迈耶斯少校的自我牺牲和英雄表现，杜鲁门总统给他颁发了荣誉勋章。迈耶斯少校一直活到85岁，在他去世的第二年，美国海军陆战队总司令又亲自向迈耶斯夫人颁发了荣誉勋章旗。这可以说是美军长津湖战役最著名的一个英雄人物，但他的英雄表现在中国人看来一点都不神勇，一般人只要勇敢就能做到。但正是这样，他的英雄事迹才是真实可信的。

而中国军队宣传的那些英雄，比如在长津湖战役冒出来的“特级英雄杨根思”“冰雕连”“三炸水门桥”，全都是假的，都是胡编乱造、经不起推敲的。中国真正的英雄人物有没有？当然会有。那么大的一场战斗，那么多人参与，总会有人表现出英雄行为，只不过真正的英雄行为不被当回事，都被淹没了，宣传的都是些假英雄。

美军建了三座纪念碑，纪念参加长津湖战役的官兵。一个在圣地亚哥的海军陆战队基地，一个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博物馆，去年还建成了第三个纪念长津湖战役的纪念碑，建在德克萨斯达拉斯沃斯堡的国家墓地。这三个纪念碑都是由美军官方建的，可以说是国家级纪念碑。除此之外，美国各地还有很多纪念长津湖战役的小型纪念碑、雕塑、纪念牌、纪念门、纪念椅子等等各种各样的纪念品，这些是由地方政府或者民间组织（比如老兵组织）建的，可以说是地方级或者民间级别的纪念品。参加过长津湖战役的官兵专门有一个名称，叫做“长津湖少数”，意思是出类拔萃的幸存者，很多纪念碑就是纪念“长津湖少数”的。所以，不管美国官方还是民间，对于长津湖战役是刻骨铭心的，是大谈特谈、一直在谈的，到现在还在纪念。

反过来，中国纪念长津湖战役的纪念碑在哪里呢？没有，一个也没有，连小型的纪念品也没有。中国长期以来就羞言长津湖战役，直到新时代才开始伪造历史、宣传起长津湖战役，那也只是在屏幕上、报刊上做宣传而已，也没有见到为此去搞一个纪念品、纪念碑。不管朝鲜战争哪方正义、哪方非正义，也不管长津湖战役究竟谁胜、谁输，这场战役打得那么艰苦，死了那么多人，总该给个纪念，至少立一个纪念碑吧？不然的话，死的人就白死了，最多算一个统计数字，甚至可能连统计数字都算不上，因为中国军方在公布长津湖战役的死亡人数时是大大缩水的。

司马南在说美军“羞言长津湖”的时候，应该没有做过任何调查，就这么想当然地随口一说。司马南在评论美国时，往往都是想当然。他对美国很不了解，但又喜欢评论美国，就只好靠想当然发表评论。但是，发表想当然的评论却又说得那么肯定，就是因为用中国的思维、中国的逻辑来看待美国的问题，觉得这事如果发生在中国就会怎么样，那美国肯定也是这样的。没想到美国的思维、美国的逻辑跟中国的思维、中国的逻辑不一样。中国的思维、中国的逻辑认为，不管怎么样，长津湖战役美军打完之后就撤退了，而撤退就是失败，败军不可言勇，所以美军肯定是“羞言长津湖”。但美国的思维不是这样的，撤退并不意味着失败。中国认为撤退就是失败，所以在翻译美国人关于长津湖的说法时，会有意无意地进行改动。人家说长津湖是一次“大撤退”，被翻译成中文就成了长津湖战役是一次“大败退”，硬给塞进一个“败”进去。撤退当然有可能是败退，但也有可能是成功地、顺利地撤退。如果发现自己进了敌人的包围圈，而且敌人的兵力是自己的好几倍，在这种情况下成功地突围，成建制地以较少的代价撤退，而且把伤员和武器都带走，甚至把难民也都带走了，那么这样的撤退就算不上失败，反而是成功。长津湖战役对美军来说，就是这样的一次成功的撤退，所以长津湖战役一直就是被美军当作顺利成功地突围、撤退的经典战役，大谈特谈。

退一步说，即使失败也并不一定就要羞谈。这也是中国人的思维，报喜不报忧，觉得谈失败的战斗很丢脸，所以就不谈。那是不对的。即使是失败的战斗、战争，也应该谈，甚至更应该谈，因为可以总结经验教训。比如越南战争，对于美国可以说是失败的，打得很不好，在战争中美军还发生了反人类的罪行。但是美军对于越南战争并不羞谈，而是大谈特谈，出过很多书，拍过很多电影、电视，比朝鲜战争谈得更多。而且，即使是失败的战争，也会有战士的英勇表现、英雄事迹可以大谈特谈。在战争那种残酷的环境下，会把人性的光辉激发出来，涌现出很多的英雄事迹。在长津湖战役中，美军就涌现出了不少的英雄事迹，所以颁发了很多荣誉勋章。而且，这些英雄事迹是比较可信的，不像中国军队编造的那些英雄事迹，都是假的。

正因为美军并不“羞言长津湖”，反而是大谈特谈长津湖，才留下了很多关于长津湖战役的一手史料，让我们对那次战役有更全面、更深入、更详细的了解。否则就只能听中国军队的一面之词，只能听它的宣传、胡编乱造了。有人会说，你为什么那么相信美军的说法，不相信中国军队的说法呢？我并不是说美军的说法就一定都是真实可信的，只不过如果把美军的说法和中国军队的说法放在一起对比，就会觉得美军的说法相对而言更可信。

第一，朝鲜战争的资料已经过了解密期，美国当时的档案、文件、一手材料现在都公开了，每个人都可以去要来看。中国关于朝鲜战争的资料理论上应该也已经过了解密期，但朝鲜战争的档案、文件、一手资料你看得到吗？你要得来吗？能看到的，也只是人家想让你看的、能让你看的东西。甚至很多关于朝鲜战争时期中国方面的材料，必须绕道到俄国去才能看到，因为苏联解体之后，朝鲜战争的资料、档案就解密了，里面就有关于中国方面的材料，有的在中国是看不到的。

第二，美国有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很多历史学家都在研究朝鲜战争，很多参加过朝鲜战争的官兵也都在回忆朝鲜战争，而且他们可以跟美国政府、军方唱反调，可以指出美国政府、军方的不实之词，不会因此就遭到打压，被封口、禁言、抓起来。而中国没有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关于朝鲜战争、长津湖战役的说法，只能跟着官方的口径来，不能跟它唱反调。官方宣传的那些英雄烈士的事迹，哪怕编造得再荒唐、再漏洞百出，你也只能接受，只能跟着宣传，而不能质疑。谁敢跟官方唱反调、有不同的说法，谁敢质疑官方的宣传，那就是侮辱英雄烈士了。被封口、禁言还是小事，搞不好就把你抓起来。在双方有不同的说法时应该相信哪一方呢？当然应该相信资料公开的那一方，相信有学术自由、言论自由的那一方。

所以，关于长津湖，美国方面有很多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应该向人家学习怎样纪念长津湖战役、表彰长津湖战役里的英雄人物、记载还原长津湖战役。当然，中国现在并不是一个民主国家，没有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不会真正向美国学习，也没人敢向美国学习。谁敢这么干，早就给抓起来了。

2023.05.03.录制

2023.12.24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