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博客

近日有几家媒体报道，由广州复大肿瘤医院（民营医院）院长徐克成主编的《氢气控癌：理论和实践》一书在广州举行新书发布会，我才知道国内又出现了一种癌症新疗法，通过吸氢气来控制癌症，于是把推广“氢气控癌”的宣传材料搜出来见识见识。

有的宣传材料第一句话就是：“很多人一听说吸氢治疗癌症第一感觉是骗局”、“如果你还在纠结于氢气控癌是不是骗局，那可能你对氢气的生物学效应还不是很了解”，我还没见过哪种疗法一提出来就先要证明不是骗局的，可见其匪夷所思和心虚。我的第一感觉和很多人一样也是认为这是骗局，当然可能是因为我对氢气的生物学效应不是很了解，那就看看他们是怎么证明不是骗局。

他们找了几名医学界的院士，来证明“氢气控癌”的真实性。宣传材料里提到为其站台的有吴孟超、王振义、汤钊猷、钟南山四名医学界院士（此外还有一位院士倪嘉缵是搞无机化学的，不知为何他也去凑热闹）。吴孟超是广州复大肿瘤医院名誉院长，王振义是该医院总顾问，都是有利益关系的，在徐院长邀请下，为该书写序，说点鼓励探索的客气话，也算人之常情。这两名院士都九十多岁了，说不定是秘书代笔。汤钊猷和钟南山则比较积极，汤院士亲自参加该书发布会，名副其实地站台，而钟院士虽然因公没能参加发布会，却也录了一段视频在会上播出，作证“氢气控癌”是真的。

这四名院士虽然在中国医学界被视为泰斗，但都到了早该颐养天年的年龄，吴孟超今年96岁，王振义94岁，汤钊猷89岁，钟南山82岁。老院士不甘寂寞，愿意为中国健康大业贡献余热，当然值得赞赏。但现代医学和中医不同，并不是越老越值钱。老院士被尊为泰斗，是对他们以前所做贡献的评价，并不是意味着他们现在对医学的认识就有多么高明。实际上，局限于以前的教育、学术环境，某些老院士的医学观念是过时的、错误的。

例如，这些老院士之所以认为“氢气控癌”是真的，是因为徐院长让他们看了书中收集的82例有效病例。汤院士是这么说的：“对于氢气控癌，徐教授给我看第一个病例时，我半信半疑，当我看到近50例时，我确信不疑。”汤院士似乎不知道或不承认现代医学的一条原则：个案证明不了疗效。各种医疗骗子最喜欢举病例证明疗效，不要说50例、82例，几百几千例的都有。然而没有经过严格设计的病例再多也是“个案”。徐院长说他是观察了几百个病例后找到的82个病例，那么其他的病例效果如何呢？是不是更多的病例是无效甚至恶化的？这些有效病例是不是精心挑选的，而不是随机找来的？即使是这些有效的病例，由于没有对照组，又如何确定效果是吸氢导致的？由于“吸氢”只是一种辅助疗法，这些病例都是经过常规治疗后再吸氢的，效果完全可能是常规治疗的结果，也可能不过是安慰剂效应。没有经过大样本、随机、对照的临床试验，再言之凿凿的疗效也不可信。

奇怪的是，虽然老院士们不知道或不承认临床试验的重要性，但是徐院长本人是知道的。他在一篇宣传文章里说：“氢分子生物学研究尚处在婴儿期，对癌症的预防和治疗价值的研究才刚刚开始。应该设计更多基础和临床前研究，阐明驱动分子氢诱导的生物学效应及其上下游调节机制，并逐步开展精心设计的多中心临床试验，阐明最佳给药方式和最佳氢剂量方案。”这是承认氢气控癌研究才刚刚开始，还没有经过足够的基础研究和临床试验，就敢把“尚处在婴儿期”的东西当成成熟的疗法推广、应用，这不是骗人吗？

国外几乎没有关于“氢气控癌”的研究，更不要说在临床应用。徐院长津津乐道的是1975年美国《科学》上的一篇论文，研究者让三只患有皮肤鳞状细胞癌的无毛小鼠生活在8个大气压的97.5% 氢和2.5% 氧的混合气体中，2周后发现癌肿明显退缩。这是高压氢气实验，针对的是患有皮肤癌的无毛小鼠，和徐院长要通过吸入氢气治疗各种体内癌症，并不是一回事。而且，这篇论文发表40多年来，在国外没有任何后续研究。这篇论文到现在被引用了150多次，绝大部分都是被中国人引用来证明吸入氢气能够控制、治疗癌症，乃至治疗各种疾病。一篇在国外几乎没有影响的只有非常初步的动物实验结果的论文，却在中国催生了形形色色的氢气疗法。难怪徐院长说“氢气控癌”就是汤院士倡导的富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式控癌”。然而，只要明白中国人不是特殊人种，就知道不可能存在只在中国有效的“中国式控癌”。

但是富有中国特色的疗法岂止是“中国式控癌”。就拿氢气疗法来说，不仅号称能治疗各种癌症，据“中国氢分子医学第一人”、海军军医大学教授孙学军说，还对糖尿病、心脑血管病等160多种疾病和损伤具有潜在的治疗价值，名副其实的包治百病。常识告诉我们，包治百病的“神药”是不存在的，凡是宣传“神药”的，都是要赚钱的。宣传“氢气控癌”的目的就是为了推销吸氢机（氢氧雾化机）。网上搜索得知，氢氧雾化机便宜的一台也要一万多元，而徐院长推广的那种氢氧雾化机售价高达5万多元，其实不过是个简单的电解水制氢装置而已。这个倒称得上“中国式赚钱”。

2019.6.11.

北京市司法局、北京市海淀区司法局、北京市律师协会：

本人方是民（笔名方舟子），为侨居美国加州的中国公民，向你们举报北京京宁律师事务所主任唐宁以中国律师身份向美国法院做伪证陷害中国公民，违背律师职业道德，影响中国律师国际声誉。

今年1月15日，我收到一份诉状，曾被我批评过的王志安、徐波、吴兴川、刘宇、孙延宏、史军、景涛、张科、李勇、陈涛、陶黎纳、谢Yugang、Qu Bin、李Qingjiang、肖Zhuo等中国居民，在洛杉矶找了律师，向加州圣地亚哥郡高等法院起诉我和我妻子在2014年“诈骗”他们的捐款用于2013年在加州全款买房，要求加州法院判决我们归还已由北京法院判决他人归还的捐款。对这起明显的恶意滥诉，我已聘请加州律师应诉，提出撤案（dismiss）动议。法官定于5月31日首次听取此案以决定是否撤案（补住：法官已于6月12日正式判决驳回起诉）。

5月23日，唐宁作为原告方的证人，以京宁律师事务所主任的身份向圣地亚哥法院提交了一份宣誓证词，并附上其北京律师证、律所执业许可证复印件。在证词中（全文附后），唐宁声称：“在我作为律师起诉方是民的民事案件中，方是民在输了几起诉讼后，没有履行生效判决要求的义务。因此提交针对方是民的执行申请将没法执行。”（Among the cases over infringement or civil dispute against SHIMIN Fang for which I worked as an attorney, SHIMIN FANG didn’t perform the obligations as prescribed in the effective judgment after he lost the suits for several cases. Thus, the enforcement will be impeded after an action is filed against SHIMIN FANG）

首先，在所有我作为被告的中国民事案件中，只有一起（孙海峰案）唐宁是原告的律师。唐宁声称她是几起起诉我而且我还败诉的诉讼的原告律师，完全是说谎。

其次，在我败诉的案件中，凡是法院下达履行义务通知的，全都执行了。迄今为止，我总共输了四起民事诉讼，这些诉讼的执行情况如下：

一、2006年，因我在《北京科技报》发表文章指出所谓《洛杉矶时报》报道西安翻译学院院长丁祖诒被评为“中国最受尊敬大学校长”其实是有人花钱在该报登的一则小广告，丁祖诒在西安起诉《北京科技报》和我损害名誉权。法院判决其胜诉，但没有判决我赔偿，由《北京科技报》支付了全部赔偿金16万。

二、2006年，因我批评已故人物刘子华的“八卦宇宙学”是欺世盗名，刘子华家属在北京起诉我损害名誉权，一审判决赔偿2万元，二审将赔偿金改为2千元，我收到履行义务通知后交了款。

三、2006年，因我揭露院士候选人肖传国伪造履历，没有获得他履历中写的美国泌尿学会大奖，他向武汉法院起诉我损害名誉权，武汉法院以“在获奖者名单中没有肖传国的名字不等于他没有获奖”的理由判决我败诉，赔偿3万元。2007年，二审维持原判，但一审法院没有向我下达履行义务通知，我们不知道怎么去交赔偿。直到2009年8月，肖传国在网上宣称武汉法官已到北京从我妻子银行账户把款划走，我们询问银行，才得知武汉法院的确从我妻子账户划走了40754元。我们认为执行不当，向法院提出异议。2013年4月，武汉法院承认错误，向我补发了执行通知（2007）汉执字第636号。通知里虽然写着履行内容为：“一、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二、向本院缴纳执行费；三、承担迟延履行利息。”但又只要求“将第一项履行给付义务可汇入本院指定账户”，没有说明如何履行第二、三项，我们便根据一审判决书判决的金额于2013年8月28日往指定账户汇入31260元，随后武汉法院将此前划走的款退给我妻子。（顺便说一下，王志安等人此次还找了后来因雇凶袭击我和方玄昌被北京法院判刑的前罪犯肖传国向加州法院提交证词，声称该案没有执行，这也是伪证。）

四、2015年，因被我揭露剽窃的深圳大学副教授孙海峰长期在网上以污言秽语辱骂我和我妻子，我斥责这种行径是“下三滥”、“苍蝇”、“乌鸦”，孙海峰向北京法院起诉我损害名誉权（由唐宁代理），法院判决我赔偿他15000元。但我向同一家法院反诉孙海峰损害名誉权，法院判决孙海峰赔偿我19000元，合计孙海峰反而应该付我4000元。判决二审生效后，孙海峰没有向法院申请执行并已过了申请时效，我则向法院申请执行，目前还未执行。

可见，唐宁作证说由她当原告律师而我败诉的几起诉讼法院都没法执行，不仅对代理案件数量说谎，说没法执行也完全是说谎。事实是，我败诉的全部4起诉讼，一起原告没有申请执行，三起执行了，不存在没法执行的情况。

唐宁虽然在证词里宣誓说如果她做伪证，甘愿接受加州法律的处罚。但是唐宁在北京居住、执业，加州司法机关显然是没法追究其伪证罪的。这些人之所以敢于在美国滥诉、做伪证，就是觉得美国法律不能真把居住在中国的他们怎么样。然而，中国法律是管得到他们的。唐宁以中国律师的身份向美国法庭做伪证陷害华侨，违反了律师职业道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律师执业管理办法》，应该加以追究、处罚。

举报人：方是民（方舟子）

2019.5.24.

附：唐宁以中国律师身份提交美国法院的证词全文

最近《南阳日报》一则报道震惊了世界：“水氢车发动机在河南南阳市正式下线，这意味着车载水可以实时制取氢气，车辆只需加水即可行驶。”该报道称，南阳市市委书记、市长都到青年汽车氢能源汽车项目现场办公，为氢能源汽车项目取得的最新成果点赞。市委书记和市长还乘坐了氢能源样品公交车，“体验的感觉很好，舒适、平稳。”

有南阳市政府官方支持，有市领导亲自体验，其真实性似乎不容质疑。但是消息传开后，舆论还是大哗。很多人想起了二十多年前的“水变油”骗局，当时有比市委书记、市长级别更高的官员的支持，甚至还有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这种级别的科学家支持，但最终还是被证明了是个骗局。有了这样的先例，要让人们再相信科学原理可以轻易被推翻，就不那么容易了。人们在初中化学就已学到了一个知识，要用水制取氢气，需要打破氢原子和氧原子之间的共价键，是需要输入能量的，不提供能量，车辆只加水是制造不出氢气的，也就不可能行驶。据青年汽车官网的介绍，这个项目的秘诀是使用了催化剂。但是初中化学告诉我们，催化剂只能改变化学反应的速度，并不能改变化学平衡，不提供能量，用再多的催化剂也不能用水制取氢气。

随后，南阳官方“辟谣”，说是报道有误。南阳高新区管委会介绍说：【南阳“水氢发动机汽车”，专业名称是“车载水解即时制氢氢能源汽车”。该技术由湖北工业大学与青年汽车自2006年6月起联合研发，项目名称为“车载水解制氢用铝合金制备的关键技术基础研究”，由湖北工业大学董仕节教授为首的团队研发，2010 年被科技部“973计划”批准立项，其基本技术原理是“铝合金粉末+催化剂+水”反应制氢，目前已取得相关专利。今年5月22日，青年汽车在南阳研发基地试制了第一台样车，定型量产还需要进一步改进完善。】

原来并不是车辆只需加水即可行驶，也不是再加催化剂即可制氢，还用到了铝合金粉末，而且还是科技部“973计划”项目呢。湖北工业大学更详细地说明该项目制氢原理是利用金属铝与水发生化学反应来制备氢气，并列出了铝水反应制氢的化学方程式。如此说来，“水氢发动机车”应该叫“铝水氢发动机车”才对。但是他们去掉“铝”字，在宣传材料中只突出加水、使用催化剂，是疏忽，还是欺骗？

通过铝水反应制氢，原理上没有问题，应用上则大有问题。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成本问题。这种制氢方法，是要耗费金属铝或铝合金的。我们只看金属铝好了。根据铝水反应方程式，2原子铝可制造3分子氢气，铝的原子量是27，简单地算一下就可知制造1公斤氢气需要9公斤铝。我查了一下，铝的价格现在大约是每公斤14元，那么制造1公斤氢气的原料成本至少也要126元，这还不包括把铝做成合金的成本。有很多正规的企业都在研究氢能源汽车，他们当然用的是不同的制氢方法。南阳这个项目跟别人的相比如何呢？我查到国金证券研究所今年年初发表的一篇文章《各种制氢方式的成本、优劣势分析》，里面分析说：“现阶段最佳的制氢和运氢方式搭配为：氯碱工业副产氢+气氢拖车运输，其氢气成本范围在17.9～19.2元/kg。”也就是说，这种制氢方式成本至少是别人的6倍。

湖北工业大学董仕节教授声称，制氢后的水解产物偏铝酸有较高的利用和经济价值，成本问题可以通过回收水解产物解决。原来这个发动机的主要目的是用于生产价值据称比氢气高的偏铝酸，而不是氢气？氢气只是其副产物？这是在开车还是冶金呢？即便前景像董教授描绘的那么美好，铝水制氢的成本可以降到比别的制氢方法更低，甚至比烧石油还低，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是永远没法解决的，那就是原料问题。

据青年汽车老总庞青年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们的目标是加100公斤水跑100公里，加三四百公斤水，可以跑360～500公里。这个说法与庞青年2017年8月21日的说法有所出入，当时他已宣布过“全球首辆水氢燃料车在青年汽车诞生”“青年水氢燃料车不用加油，也不用充电，只加水，续航里程超过500公里，轿车可达1000公里。”也许现在采用了别的制氢技术，续航里程缩短成了360～500公里。不能再缩了，再缩就没人会去开这种车了。

那么按庞青年的最新说法，为了达到这个续航里程，要加三四百公斤水。但是既然是靠铝水反应制氢，光有水不行，还要有铝作为反应物。根据铝水反应化学方程式可以算出，反应所需的铝和水的质量大致相等，要和三四百公斤水反应，需要三四百公斤铝，如果用的是铝合金，需要的量就更多了。所以给这种车加一次“油”，不仅要加三四百公斤水，还要加三四百公斤铝。加水很容易，据称什么样的水都可以，但是到哪去加那么多铝？给一辆车续航就要准备三四百公斤铝，加油站要准备多少铝才够？难道要货车不停地给加油站运输铝？或者沿途还要建一大堆铝厂？

只说加水，不说加铝，这完全是欺骗。向领导、记者演示的样车也只演示加水，不加铝，是因为铝已经预先加在车里了，样车只开几百米，不会一开四五百公里，不至于把车里的铝用完。这也完全是欺骗。所以这完全就是个不可能具有任何实用性的骗局，对科研人员来说，是为了骗国家科研经费，对企业来说，则是为了骗投资、骗新能源补贴。要识破这个骗局，只需要有初中化学知识，做个简单的计算就够了。这么简单的骗局，居然能够被科技部“973计划”批准立项，能够获得地方政府的支持，说明科技部、地方政府老爷们都应该回炉去学学初中化学。

2019.5.26.

昨天发出《南昌大学特聘教授张进冒用他人《自然》论文入选“千人计划”》后，有朋友转来上海药物所赵强研究员的一封邮件，证明南昌大学张进教授在2012-2014年间曾经在该所做博士后研究，那两篇《自然》论文是他在上海药物所做研究的成果，没有冒用他人的论文。既然赵教授做了证明，那就是我搞错了，特此澄清，并向张进教授道歉。

我之所以搞错，有几个原因。

一是关于张进的报道没有提他曾经在上海药物所做博士后，只提他是哈佛大学的博士后。没有料到他在上海药物所的博士后研究才是其最重要的学历。

二是当时上海药物所还有一个女张进在读博士。几年前我有过一次失误也是因为没料到匹兹堡大学有过两个都叫李勇的生物医学教授，幸而两个小时后发现、澄清了。

三是最重要的，没有料到会有人拿国内博士后的研究作为主要成果去申请“千人计划”。“千人计划”的目的是从国外引进高级科技人才，那么按常理就应该是根据申请者在国外做研究期间的成果来评估。正如我上篇文章所言，张进在哈佛大学做博士后期间没有做出值得一提的成果，发的论文全都是挂名论文，据此是不太可能评上“千人计划”的，所以才拿在国内时发表的论文去评，这是不正常的。所以我误以为张进是冒用别人的论文，没有想到他其实是拿国内的成果充当国外的成果。如果这样的操作也可以，那么那些曾经在国内发过比较好的论文的人，出国转一圈，不管在国外有没有做出成果，是不是都可以变成“千人”？

另外还有个原因，就是这件事让我想起了2012年的北京化工大学教授陆骏冒用论文事件，有些先入为主了。现在把我当时写的文章附后，供不了解那个事件的读者参考。

最后，《知识分子》说我是在诽谤张进，显然他们搞不清楚失误与有意诽谤的区别。像《知识分子》那样为韩春雨诈骗国家巨额经费立下汗马功劳而至今无一字道歉，被人指出了无数错误从不更正，对别人揭露造假从不支持，偶有失误就跟捡到宝似的，才是对知识分子的诽谤。

2019.6.7.

附：

南昌大学特聘教授张进冒用他人《自然》论文入选“千人计划”？

根据人民网2018年8月30日的报道《南昌大学“80后”特聘教授张进：回母校是想为家乡研发新药》，张进2004年自南昌大学本科毕业，2008年赴日本名古屋大学学习生物物理学专业，并于2012年获得理学博士学位。2014年，他又赴美国哈佛大学做博士后研究。2017年5月，张进入选国家“千人计划”青年项目，当年7月，张进回国正式担任南昌大学基础医学院的特聘教授。该报道称：

“张进教授科研成果丰硕。主要成果发表于Nature、Developmental Cell、 Cell Cycle、 Proteins 等国际重要期刊, 其中以第一作者或共同第一作者在世界顶尖期刊Nature上发表论文2篇。”

南昌大学新闻网在2018年8月10日发的报道《Nature子刊发表我校张进教授团队重要研究成果》，里面对张进的介绍也说：

“近年来先后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Nature（2篇）、Nature Communications、PNAS（2篇）、 Proteins（2篇）上发表论文；以共同作者在Nature Communications、Developmental Cell 、Cell Cycle等国际重要期刊发表多篇论文。”

在《自然》发论文，要比在其子刊发论文困难得多，能够在读博士或做博士后期间“以第一作者或共同第一作者在世界顶尖期刊Nature上发表论文2篇”，是非常难得的。以国内高校对CNS（《细胞》《自然》《科学》）的推崇，有这样的发表记录，去国内名牌大学当教授不会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却回生物医学研究并非强项的母校南昌大学当教授呢？张进真的在《自然》发表过2篇论文吗？于是我到《自然》网站搜了一下，2005年有一篇Jin Zhang作为第一作者的论文，不过那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Jin Zhang，而当时张进在国内，不可能是他。2006年以来有两篇（也只有这两篇）是Jin Zhang作为第一作者和共同第一作者的论文：

Agonist-bound structure of the human P2Y12 receptor

Jin Zhang, Kaihua Zhang, Zhan-Guo Gao, Silvia Paoletta, Dandan Zhang, Gye Won Han, Tingting Li, Limin Ma, Wenru Zhang, Christa E. Müller, Huaiyu Yang, Hualiang Jiang, Vadim Cherezov, Vsevolod Katritch, Kenneth A. Jacobson, Raymond C. Stevens, Beili Wu & Qiang Zhao

Nature volume 509, pages 119–122 (01 May 2014) 

Structure of the human P2Y12 receptor in complex with an antithrombotic drug

Kaihua Zhang, Jin Zhang, Zhan-Guo Gao, Dandan Zhang, Lan Zhu, Gye Won Han, Steven M. Moss, Silvia Paoletta, Evgeny Kiselev, Weizhen Lu, Gustavo Fenalti, Wenru Zhang, Christa E. Müller, Huaiyu Yang, Hualiang Jiang, Vadim Cherezov, Vsevolod Katritch, Kenneth A. Jacobson, Raymond C. Stevens, Beili Wu & Qiang Zhao

Nature volume 509, pages 115–118 (01 May 2014)

网上查到的张进的英文简历也列出了这两篇论文，而且排在其论文发表记录的最前面，是其被引用次数最多的论文。这应该就是那两篇新闻报道提到的“以第一作者或共同第一作者在世界顶尖期刊Nature上发表论文2篇”。但是此张进非彼张进。这两篇论文的作者是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的张进，是女的，而南昌大学的张进是男的。

实际上，南昌大学的张进在美国做博士后期间的发表纪录非常糟糕，没有发表过任何第一作者的论文，只发表过三篇作为很不重要的中间挂名作者的论文，一篇是第6作者（PNAS，2017），一篇是第9作者（Developmental Cell，2016），一篇是第15作者（Nature Communications,2017）。此外，他在名古屋大学读博士时在Proteins上发表过两篇第一作者论文。

以这样的发表记录，不要说入选“千人计划”，连去国内普通大学当普通教授都不可能，所以他只能去冒用同名同姓的别人的论文：除了两篇《自然》论文是冒用药物所张进的，报道中提到的Cell Cycle论文也是冒用药物所张进的。这样的玩法，在名牌大学很难糊弄过去，所以他就只能拿着辉煌的“论文发表记录”去蒙骗南昌大学。

敢这样骗的学术骗子不止张进一个。2012年7月27日，我揭露北京化工大学教授陆骏冒用耶鲁大学助理教授卢俊的七篇高档次论文入选“青年千人计划”，当天，陆骏就被“千人计划”办公室除名，北京化工大学很快也将陆骏开除。有此先例，张进还敢这么骗，可谓胆大包天，“千人计划”办公室、南昌大学会如何处理，我们拭目以待。

2019.6.6.

一次快速学术打假纪录——北京化工大学教授陆骏冒用论文事件

昨天下午2点半，我一上网就收到一大堆电子邮件、微博私信向我反映北京化工大学教授、“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陆骏冒用耶鲁大学遗传学助理教授卢俊的论文。这件事最早是有人在国外“未名空间”BBS网站上捅出来。陆骏知道后把北京化工大学研究生院网站上的简历中的论文列表给删了，但是在北京化工大学网站的其他简历中还能找到。陆骏在其简历中共列出七篇论文：

Nature 2005, 435:834-82

Nature 2005, 434:338-45

Nat Genet, 2007,39:673-7

Dev Cell, 2008, 14:843-53

PNAS, 2007, 104:19971-6

PNAS, 2008, 105:15535-40

PNAS, 2010, 107:14229-34

对生物学界有点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些都是生物学领域高档次期刊的论文，如此集中在一名国内大学教授身上是很罕见的，令人难以置信。我把这些论文一一查出来核对，可知论文作者中的Jun Lu现在在耶鲁大学当助理教授。两个人的学历、工作经历、长相都不一样，不可能是同一个人。所以很容易确定是北京化工大学陆骏利用姓名拼音相同之便，盗用了耶鲁大学卢俊的论文。我们以前也发现过类似的情况。例如2006年我发现清华大学医学院院长助理刘辉盗用我的同班同学刘宏的一篇论文（因为两人在论文中的署名都可简写为Liu H.），后来刘辉被清华大学悄悄开除。但是冒用这么多的论文，而且都是高质量的论文的，还是第一次遇见。而且陆骏能入选“青年千人计划”，显然靠的是这些盗用论文，性质就更加严重了，应该即时制止。

所以我在核实后，在下午3点16分发了一条微博公布了此事。为确保这起严重造假事件能及时引起管理部门的注意减少国家损失，我又给负责千人计划的中组部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专项办公室打了个电话反映情况。他们非常重视，马上调查，查出结果后又立即找部长批示，在5点22分就在千人计划官方网站上发布了取消陆骏“青年千人计划”的告示。

中组部处理速度那么快，北京化工大学也不敢怠慢了，在晚上9点39分在网站上发了一则声明，开始调查陆骏。学校要走程序，到今天下午4点37分公布调查结果和处理决定，“经调查核实，陆骏在求职应聘及申请国家‘青年千人计划’人选的过程中，盗用他人（姓名拼音字母相同）学术文章，伪造经历，属于严重学术不端行为。陆骏本人已承认上述造假事实。根据学校有关规定，经学校学术道德委员会、教职工行政纪律处分委员会讨论，校长办公会研究，决定给予陆骏开除处分，解除聘用合同。”

中组部、北京化工大学处理速度这么快，前所未有，我也有点意外。与其他高校对学术不端的举报能拖就拖，迟迟不予调查、处理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当然，如果没有中组部快速取消陆骏青年千人计划的资格，北京化工大学也未必能如此快速地做出反应。所以在中国能否处理学术不端事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政府主管部门是否作为。

这个事件也再次暴露了国内在聘用海外人才方面存在着把关不严的漏洞，低级的骗术都可以糊弄过去。其实这件事有些学界常识就应该起疑才对。以陆骏出示的论文发表记录，他可以去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当教授（被他冒用的卢俊就去了耶鲁），即使回国也可在国内生物研究最强的大学当教授，怎么可能去北京化工大学？不管北京化工大学在其他领域的声望如何，它毕竟不是国内生物研究的重镇。为什么决定聘用陆骏的专家、评委不觉得蹊跷？

像厦门大学傅瑾使用假文凭、北京化工大学陆骏冒用别人论文获得高待遇、国家资助的，应该是涉嫌犯罪了，是否应该追究其刑事责任？2005年一个名叫刘志刚的自考生冒充北大博士被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当成高级人才引进，获得4万元安家费、一套住房，事发后被以诈骗罪判刑3年零6个月。对获益这么小的底层人员处罚严厉，为何对靠诈骗获益大得多的海外人才反而不追究其刑事责任？这是不是现代版的“刑不上大夫”？

2012.7.28

我前几天在文章中谈到，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简称IEEE）是在美国纽约州注册的美国非赢利性组织，必须遵守美国法律，它限制华为员工参与其旗下期刊的审稿、编辑，是作为美国组织对美国政府把华为列入黑名单而做出的相应举动。昨天IEEE发表声明，取消了对华为员工参与审稿、编辑的限制。有人说我被打脸了。其实这些人没有仔细去读IEEE的声明。IEEE的声明说得很清楚，他们请示了美国商务部之后，才取消了对华为员工的限制。也就是说，IEEE一开始限制华为员工，是出于对美国商务部对华为禁令的理解，之后取消对华为员工的限制，也是向美国商务部请示的结果，自始至终都表明IEEE必须服从美国政府的禁令，正说明它是一个美国组织。

饶毅说IEEE是分支出问题，总部现在纠偏，称赞IEEE领导有骨气，敢于抵制川普及其代表的种族主义。这实在是莫名其妙。一开始关于限制华为员工的声明就是IEEE总部发出的，并不是分支出问题。如果IEEE领导有骨气，怎么会先去请示美国商务部，得到澄清后再“纠偏”呢？根据美国政府的要求，IEEE至今还把伊朗等5个国家列入受全盘制裁的名单，把15个国家或地区列入有机构或个人受制裁的名单，指出在与他们打交道之前要联系法务部门，这算不算有“骨气”呢？饶毅认为一个科学机构的领导要有骨气对抗法律、法令，不知如果中国政府把国外某个机构列入黑名单的话，饶毅自己是否有骨气让北京大学理学部继续和该机构合作呢？

南京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周志华教授声称，IEEE不是美国组织，而是在美国注册的国际组织，提议IEEE改到瑞士之类去注册。周院长据说还是IEEE的会士，原来连IEEE是什么性质的组织都没搞清楚就稀里糊涂地加入了。IEEE是什么性质的组织，IEEE的法律顾问Claire H. Topp今年3月给IEEE标准委员会的新成员做培训时讲得很清楚：“IEEE是一个受纽约法律管辖的纽约非赢利机构”、“是一个受美国法律管辖的美国机构”（IEEE is: – A NY not-for-profit corporation – governed by NY law for corporate governance issues (Articles,Constitution, Bylaws, policies, resolutions of theBoard, Operations Manual) – A U.S. corporation governed by U.S. law）。2018年IEEE被《福布斯》评为美国最佳中型雇主之一（IEEE was rated one of America’s Best Midsize Employers in Forbes in 2018），这条消息现在还挂在IEEE网站首页。IEEE虽然在全球活动，但改变不了其作为美国机构的实质。很多中国人之所以误会IEEE是国际组织，是把其名称缩写的I误以为是Internatioanl（国际），其实是Institute（协会）。即使名称中有“国际”，也只是个表明其国际视野的名称而已，并不真的就成了国际组织。

有人说，周志华是人工智能大牛啊，能不比你了解IEEE？我搜了一下，周志华因为涉嫌剽窃、造假几年来多次在新语丝挂号，是不是真的牛本来就有疑问。即使真是大牛，就可以信口胡说改变IEEE的性质？就敢要求把IEEE搬去瑞士？他知不知道，IEEE作为非赢利组织如果在美国解散，财产是要被清算的？即使IEEE发了疯搬去瑞士，难道就不用遵守瑞士的法律？周志华如果真的牛，还不如自己去瑞士成立一个山寨版IEEE，让那些认清了IEEE实质的中国会员退会后有个去处。不过，现在IEEE取消了对华为的限制，这些义愤填膺的中国会员估计就放过IEEE继续当会员了，假装不知道IEEE是美国组织，更假装伊朗等国还在受IEEE制裁不是“政治干预学术自由”。那个曾经发表“郑重声明”准备退出IEEE的北京大学教授张海霞现在不就改口了嘛：“赞赏IEEE的勇气，很高兴学术界回归常识。今后我会继续支持IEEE的各项工作……”难道饶毅这些“山上的朋友”的学术界常识就是听美国政府部门的？继续支持IEEE在美国法律管辖下的各项工作？

中国电子学会等十个中国学会联合发表抗议IEEE的声明，宣布“对学术交流政治化的逆流坚决反对，对挑战自由平等学术交流准则的企图坚决反对，对破坏公平公正学术环境的行径坚决反对”、呼吁“确保科学研究无政治化”，说得很好，不过怎么只是针对国外学术组织才这么说呢？对内难道敢不公开“讲政治”？它们的领导显然忘了照照镜子，只有对外宾才表现出饶毅所谓“骨气”。

2019.6.3.

近日国内网上流传一封信，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简称IEEE）旗下期刊发函给各位编辑，信中说由于华为被美国政府列入实体黑名单，期刊不能再找华为员工审稿。这封信据称震惊国内学术界。有说美国政治干预学术自由的，有说科学没有国界从此成了笑话的，还有中国大学教授为抗议，宣布退出IEEE期刊的编委会，例如北京大学张海霞、清华大学刘奕群，刘奕群甚至禁止学生给IEEE期刊投稿。杜克大学华人教授陈怡然称，以后估计还要禁止华为员工投稿、担任协会职务、赞助会议了，建议欧洲、亚洲另搞一个IEEE。

这些人似乎都没有去看此前IEEE的声明。IEEE的声明里说得很清楚，被美国政府列入黑名单的机构人员可以投稿，可以组织、参加、赞助活动，可以担任编辑、协会职务，但是不能参与与技术有关的非公开会议，不能接触未被接受发表的来稿，来稿被接受后才可以参与编辑和审稿。这是作为美国机构遵守美国法规出于保密要求有所限制。虽然来稿的内容是准备公开的，但是期刊决定发表之前是保密的，审稿人不能公开来稿、不能利用来稿中未公开的内容，有的不道德的审稿人正是利用审稿的机会窃取投稿者的成果。被美国政府列入黑名单的就不能接触保密资料，被美国政府制裁的国家的人甚至不能与IEEE有关系，以前一直是这样，不是现在才有。只不过这次有著名中国公司也被列入，国人才如梦初醒。

虽然IEEE在中国被称为国际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但它并不是根据国际公约成立的国际组织（英文名称里的I是Institute“协会”，不是International“国际”），而是在纽约州注册登记的美国非盈利机构，是1963年由美国电气工程师协会和美国无线电工程师协会合并而成的，只不过也接纳外国会员。科学无国界，但是科学组织有祖国。IEEE作为美国机构，就必须遵守美国法律，就像中国机构必须遵守中国法律一样。试想，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敢不遵守中国法律吗？敢以“科学无国界”为由与被中国政府制裁的机构、个人有联系吗？以前有很多中国教授以成为IEEE会员、编委、会议组织者为荣，也许有的人误以为IEEE是国际组织，现在知道了它是要受美国法律管辖的美国组织，是不是应该退出？光是退出编委会，还是不够的。为了抗议，应该彻底退出IEEE，像陈怡然建议的那样，山寨一个CIEEE嘛，那比搞技术“备胎”容易多了。不要只是在网上做爱国状，却连个会员都舍不得退。前一阵有中国科学家成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国内媒体大大吹嘘了一通，其实美国科学院也是要受美国法律管的，是不是也该退出？

至于学术自由，那也是有边界的，是受到法律、道德约束的自由。对此中国科学家应该比美国科学家更有体会，就不要把自己当外宾了。倒是刘奕群教授禁止学生给IEEE期刊投稿，那才是侵害了学生的学术自由。

2019.5.29.

研究怎么给食品打出泡泡出身的“食品泡泡博士”、自称“食品行业知名的KOL”的“健康专家”云无心（王泽斌）在湖州创办了一家食品公司健科食品科技（湖州）有限公司，开网店卖起了“自己开发、设计或监制”的“健康食品”，目前正在推销“云式粗粮饮料粉”、“云式奶茶”、“云式抹茶”、“云式咖啡”、“云式茉莉红茶”……让人想起了崔正教授永元的“崔永元真面”、“崔永元真牛”、“崔永元真猪”、“崔永元真菜”、“崔永元真茶”等等系列食品。

和崔永元的食品系列一样，云无心系列食品的第一个特点是价格高得令人咋舌。例如“云式粗粮饮料粉”，一包240克，半斤不到，定价82.50元，让人怀疑吃的不是粗粮，而是金粮。第二个特点是以“健康”为卖点，号称是“新型健康食品”、“健康时代的饮品”，适合的是认为“健康比好吃和便宜都重要”的人。

话虽然这么说，云无心还是要标榜其“健康食品”虽然无糖无脂，但是要比别人的“健康食品”好吃，秘诀是他使用了号称他发明的复合甜味剂。因为云无心的食品号称无糖，这个复合甜味剂就要用代糖。代糖有两种，一种是人造的，一种是天然的。云无心说，由于人造甜味剂被怀疑会有健康风险，所以他只用天然甜味剂。据其介绍，他发明的复合甜味剂由甜菊糖苷、罗汉果甜苷、赤藓糖醇、木糖醇、香兰素等组成。

代糖不管是人造的还是天然的，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无热量或低热量，所以也叫无营养甜味剂。因为无热量或低热量，就被认为可以避免摄入蔗糖过多带来的健康风险，例如肥胖、糖尿病风险，所以云无心才敢声称他卖的是“健康食品”。

但是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用代糖代替蔗糖，同样有健康的风险，甚至风险比蔗糖还大。我在2016年的文章《代糖有没有健康风险？》中已指出：

“今天被批准使用的代糖都经过了比较严格的检验，在允许剂量范围内不必担心会有毒性。但是它们不具有毒性是一回事，是否能达到它们想要达到的效果是另一回事。代糖的使用是不是真的能够起到减肥的效果？由于代糖不提供能量或只提供比食糖少得多的能量，人们想当然地认为食用代糖食品减少了能量的摄入，当然有助于减肥。但是多项流行病学调查、临床试验研究的结果却发现，食用代糖并不能帮助减肥，有的研究还发现食用代糖的人群反而比食用食糖的人群体重更容易增加。动物实验也表明，以糖精作为甜味剂的大鼠要比以葡萄糖作为甜味剂的大鼠摄入更多的食物能量，体重更重，脂肪更多。”

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后，有更多的研究都证实了代糖（不管是人造的还是天然的）不仅不能减肥，反而能增肥，而且还会增加糖尿病等多种疾病风险。例如，2017年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研究人员发表了一项关于无营养甜味剂与心脏代谢健康关系的综述研究，他们评估了7项临床试验和30项队列研究的结果，得出的结论是，短期摄入代糖不影响体重、体质指数或腰围，长期摄入代糖反而增加了体重、体质指数和腰围，而且增加了肥胖、高血压、代谢综合症、2型糖尿病、脑卒中、心血管疾病事件的风险。他们评估的代糖中就包括云无心使用的甜菊糖苷。（文献1）同年，美国国家儿童健康与人类发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公布一项研究结果，孕妇摄入含代糖饮料，与摄入含糖饮料相比，增加了儿童肥胖的风险。（文献2）2018年，悉尼大学研究人员发表的论文指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摄入代糖会导致代谢紊乱，原因是代糖能够改变肠道菌群。(文献3)

可见，在吃低糖、无糖饮食的同时想靠吃代糖继续享受甜味，以为这样就能避免蔗糖的危害，只是一厢情愿。想要避免糖的危害，就要适应低甜度的饮食。不要指望花高价去购买云无心式的“健康食品”真能给你带来健康，那既交了智商税，又带来新的健康风险。

2019.5.17.

文献：

1.Azad MB, et al. Nonnutritive sweeteners and cardiometabolic health: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and prospective cohort studies. CMAJ. 2017 Jul 17; 189(28): E929–E939.

2.Zhu Y, et al. Maternal consumption of artificially sweetened beverages during pregnancy, and offspring growth through 7 years of age: a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Int J Epidemiol. 2017 Oct; 46(5): 1499–1508.

3.Wang QP, et al. Non-nutritive sweeteners possess a bacteriostatic effect and alter gut microbiota in mice. PLoS One. 2018; 13(7): e0199080.

发生过无数丑闻的中国药监和美国药监相比谁更靠谱，本来不是个问题，却有人把它变成了问题。有一个学怎么给食品打出泡泡出身、现在在中国推销“云式健康奶茶”的“食品泡泡博士”云无心，几年前曾经因为给胶原蛋白保健品站台，被我痛批过。今天在《知识分子》上见到他的一篇演讲稿，发现他摇身一变也要批保健品了，但其演讲中不懂装懂、信口开河之处依旧比比皆是。例如，其演讲之中有个部分，专门讲“中国保健品监管思路比美国的靠谱”。他是怎么得出这个惊人的结论的呢？按他的说法，FDA不监管膳食补充剂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只需要厂家自己保证，向FDA备案，就可以上市销售，有效无效都是厂家说的，消费者相不相信你们自己决定。而中国的保健品需要经过审批，也就是商家提交资料、食药监审查、批准之后，厂家才可以宣称特定的功效。所以云无心就认为中国药监要比美国药监靠谱了。

由于保健品利益集团对美国国会立法的影响，的确让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对保健品的监管受到了很大的限制。那么是不是FDA对保健品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完全不做监管，有效无效都是厂家说了算呢？绝对不是。FDA对保健品的监管和对药品的监管不同，它不审核、批准保健品的上市，但是保健品上市后就要受到FDA的监管。有效无效绝不是厂家说了算的，恰恰相反，保健品被允许不经过审批就在美国上市的前提是，不能宣称有效，必须声明不用于诊断、预防和治疗疾病。如果一种美国保健品敢像中国保健品那样吹嘘能够预防、治疗疾病，那么就有可能受到FDA的警告、处罚。例如今年2月，FDA向多家保健品公司发去警告信，因为他们宣称其保健品能够治疗阿尔茨海默症。保健品如果宣称其保健品有疗效，还可能被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当成是做虚假广告而加以处罚，这在以前多次发生过。

FDA也不是不管保健品的安全性。如果一种保健品成分被发现安全性存在问题，FDA就会命令其下架、退市。例如中药在美国都是作为保健品上市的，但是FDA不允许含有马兜铃酸成分的中药上市。今年2月FDA局长在一篇文章中如此总结了FDA对保健品的监管：“对膳食补充剂我们的第一要务是确保其安全。毕竟，FDA的职责是保护消费者免受有害产品的危害。我们的第二要务是维护产品的完整性：我们要确保膳食补充剂含有其标识含有的成分，没有别的成分，而且那些产品是根据质量标准始终一致地生产的。我们的第三要务是帮助做出知情决定。我们要造就这样一种环境，消费者和医疗健康专业人士在推荐、购买或使用膳食补充剂之前能够做知情决定。”（https://www.fda.gov/news-events/press-announcements/statement-fda-commissioner-scott-gottlieb-md-agencys-new-efforts-strengthen-regulation-dietary ）可见，FDA并非对保健品撒手不管，那是云无心对FDA的无知和污蔑。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药监对保健品的监管是否靠谱。中国药监对保健品的监管和美国不同，保健品上市前需要经过审批、获得批号。表面上似乎和对药品的监管一样严格，而实际上食健字批号非常容易获得，申请了就会给。对保健品的审批本来也很难像药品那样严格，否则就可以作为药品而不是保健品上市了。一种东西之所以作为药品而不是保健品来卖，往往就是因为其功效是没有被证实的，甚至是已知无效的。但是中国药监给保健品批号，允许保健品宣称有功效，却让保健品披上了合法的外衣，误导消费者以为这些保健品真的有效。例如，虽然云无心曾经为胶原蛋白保健品站台，但只要有生物化学常识的人就都知道胶原蛋白保健品是不可能有任何功效的，然而中国药监不仅大量地批准胶原蛋白保健品上市，而且批准胶原蛋白保健品具有“增强免疫力”的功能，这不是和保健品厂家一起欺骗消费者吗？这种欺骗行为，在云无心口中居然认为比美国药监更靠谱，看来云无心虽然改打了批保健品的招牌，却不改为保健品站台的本性。其实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云无心会认为中国药监更靠谱，因为他在中国推销的“云式健康奶茶”在美国是不可能擅自贴着“健康”标签的，因为FDA不允许，而中国药监就不会管了。

2019.5.15

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之际，饶毅主办、潘建伟主编的《赛先生》发表台湾“科学文化人”江才健的文章《五四一百年，科学启蒙再评价》。《赛先生》及其姐妹刊《知识分子》一向就喜欢发表“科学文化人”唱衰科学的文章，以前是发表大陆“科学文化人”的，现在发表台湾“科学文化人”的，倒也一以贯之。按饶毅的看法，吴国盛等大陆“科学文化人”比我更懂科学，因为已经上山当了哲学教授了嘛。江才健不知是不是饶毅“山上的朋友”，但《赛先生》能重磅推出其大作，即使不在山上，想必也已在山腰，非我等在山下的可比。

江才健的文章用语“古雅”（例如他一再说“我人”如何如何，不知具体何指），论证颠三倒四，我努力看了三遍，才大致搞明白他的论证思路。别以为这是台湾文化人的文风，台湾文人写文章写得通顺晓畅的多得是。不管怎样，这篇文章的结论倒是很清楚，那就是：反对科学启蒙，呼吁走出对“科学的迷思”，倡议“文化的复古更新”，以中国古代的“格致”代替科学。

江才健声称科学在现在危机四伏，列了两条理由。第一条说科学虽然讲实证，其实并不客观；第二条说科学只能解决“线性简明”的问题，不能解决“复杂多因”的问题，“只见表征，未识症结”。江文为此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物理科学的例子，说“公认二十世纪物理科学最辉煌成就的量子力学”“难谓完备”，成就有限，物理学家不可能发现物理学终极答案。据说这是杨振宁说的。然而江才健又说费曼并不同意杨振宁的看法。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听杨振宁的而不听费曼的？就因为江才健认为杨振宁比费曼伟大？对科学的看法谁更正确难道要来比谁更伟大？江文举的第二个例子更为奇怪，是生命科学的，说“临床前研究”的生物医学实验结果经常不能重复，可见不客观。实验不能重复有很多原因，例如实验具体方法存在问题，甚至实验人员有问题（韩春雨式的不能重复），也正因为不能重复，所以才被认为不客观，就不会得到承认，怎么江才健反而因此认为整个科学都“不客观”呢？如果科学“不客观”，还要重复实验干什么？之所以强调实验结果的可重复性，不就是为了消除主观偏差，不就是为了客观性吗？

退一步说，即便科学不够客观，不能解决“复杂多因”的问题，难道江才健推崇的古代“格致”就更客观，就能解决“复杂多因”的问题？难道“格致”能让量子力学变得完备，能够让物理学家发现物理学终极答案？难道“格致”能让生物医学实验从此都能重复出结果？否则江才健为什么要“我人”放弃科学，回归“格致”呢？

江才健说：“合乎科学的也许好，也许不好，不合乎科学的未必不好，也许更好。”那么，怎么算“好”，怎么算“不好”，“好”与“不好”、“更好”的标准是什么？如果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由谁说了算？江才健说了算？饶毅说了算？还是潘建伟说了算？

科学当然不是万能的。然而没有科学是万万不能的。我们之所以要欢迎“赛先生”，是因为科学是人类能够掌握的最可靠的认识方法。科学做不到的，没有理由相信用其他方法能够做到。科学有不足、有极限，推不出不合乎科学的反而“也许更好”。如果有人因为嫌汽车开得不够快，就认为坐牛车“也许更好”，这种人大概要被怀疑其脑子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科学文化人”最擅长的就是这种“牛车思维”，还觉得自己很“牛”，可以站在高处给科学指点迷津，虽然他们其实对科学不过是无知无畏。

如果饶毅、潘建伟也是这种“牛车思维”，也认为科学已经危机四伏，回归古代的“格致”“也许更好”，那么希望他们以身作则，从此放弃科学研究，改而从事“格致”研究，不要糟蹋几千万乃至几亿元的科研经费。也请他们给《赛先生》换个名字，改成《古先生》更恰如其分。在“五四”之际，以“赛先生”的名义发表提倡反科学的长篇大论，是对“赛先生”的侮辱。

2019.5.6.

近日上海仁济医院一名医生与患者发生肢体冲突，患者报警后，警察要求这名医生去派出所配合调查，医生不愿意去，被警察戴上手铐带走了。中国医师协会为此发表声明，声称：“发生在医疗机构内的医患冲突不同于普通的民事冲突，‘尊医重卫’不只是一句口号，还应表现在具体行动中，对医务人员慎用械具也是‘尊医重卫’的应有之意……”每次发生医患冲突，中国医师协会都会第一时间发表声明，不管事实真相如何先拉偏架，这大概也是其作为医生行业组织的“应有之意”。看了这份声明，我才知道国内现在有一个口号叫“尊医重卫”，意思是尊重医生、重视卫生。重视卫生没什么可说的，我们只来说说尊重医生。医生在世界各国都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职业，但是现在的中国，医生的社会名声并不算好，医生不受人尊敬了，根据缺什么提倡什么的原则，才需要呼吁“尊医”，而且还要“让人们像崇拜英雄一样崇拜医生，像尊重圣贤一样尊重医生，像爱护亲人一样爱护医生”（《人民日报》文章《像爱护亲人一样爱护医生》），想把医生地位拔高到吓人的地步。

中国的医患关系大概也是全世界最糟糕的，医患之间发生冲突之频繁、之严重，在世界上绝无仅有。一旦出现冲突，中国医师协会、中国医生群体就都抱团一致对外，不分青红皂白把冲突都怪罪为“医闹”，归咎于医生不被尊重，要求政府保护医生。他们不知道尊重是自愿的事，以为靠强力就能逼迫人们尊重他们呢。所以像烧伤超人阿宝这种动不动扬言要揍患者、多次与患者打架的医生，竟然成了中国医生群体心目中的英雄。甚至像肖传国这种残害数千名中国儿童的无良医生，也有很多医生要维护他的“尊严”。前几天有人转给我一个“医护之家”的公众号的文章，标题叫《惋惜：医学泰斗裘法祖关门弟子，未来的院士，是怎么被“打假斗士”毁掉的》，那意思就是肖传国受我这个“医闹”的迫害。这样的医生，叫人如何尊重？不尊重难道还要拿着锤子硬逼不成？

“医闹”当然有，但是无良医生也多得是，不能把不尊重医生的人都当成“医闹”。在医患关系中，由于信息和资源的不对称，医生是强势群体，患者是弱势群体，医患关系不好，主要的责任在医生。医生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职业，患者的生命健康掌握在医生手中，对医生的道德要求本来应该高于一般人，医生受人尊敬，不仅是对其医学知识、医疗技术的尊敬，而且也是对其更高的职业道德的尊敬。但是中国医生却把自己等同于一般人，甚至比一般人更低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把医患关系变成了商人与顾客的关系，把医疗当成了生意，甚至是不择手段赚钱的生意。所以很多中国医生其实就是把自己当成了商人，甚至是奸商，不仅一手交钱一手治疗，而且为了多赚钱过度治疗，为了赚回扣乱开药。不说别的，有多少中国医生没有开过中药、保健品？如果真的相信中药、保健品有效，那是专业素质问题，而如果明知无效为了赚钱还开，那是职业道德问题。不管是哪方面的问题，都没法让人尊重。

中国医生一方面把自己当奸商，一方面却要求人们把他们当“英雄”、“圣贤”、“亲人”来尊重，天底下没有这样的好事。如果中国医生不能理顺医患关系，不能正视自身的问题，不能以更高的职业标准要求自己，只会一味地抱团、埋怨，把患者都当成潜在的“医闹”，即使能借助公权力强迫人们“尊医”，也无法阻挡人们鄙视的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