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博客

国药集团的新冠灭活疫苗总算公布了在阿联酋、巴林做三期临床试验的数据，发了论文，声称疫苗保护效力超过70%。如果我们仔细去看那篇论文后面的附录，可以发现它的三期临床试验的数据是篡改过的，是造假。在搞清楚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有关疫苗保护效力的知识。

疫苗的保护效力是通过对比对照组的感染率和疫苗组的感染率算出来的，是把对照组的感染率减去疫苗组的感染率，再除以对照组的感染率，结果就是疫苗的保护效力。它实际上指的是接种疫苗以后能够降低的感染风险。我们说辉瑞疫苗的保护效力是95%，是因为做三期临床试验时发现接种辉瑞疫苗的人群被新冠感染的风险降低了95%。现在辉瑞疫苗在全世界用得非常多，跟踪调查发现，在实际使用中辉瑞疫苗接种以后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也是降低95%左右。这样我们就可以说，在实际使用中辉瑞疫苗的有效率是95%。换一句话说，接种了辉瑞疫苗的人有95%对新冠病毒会有免疫力。

感染率是通过把感染人数再除以入组的人数算出来的。对照组的感染人数除以对照组的人数，就是对照组的感染率。疫苗组也是这样算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个疫苗的保护效力，就要知道在做三期临床试验过程当中总共有多少人被感染。要知道谁被感染，金标准是做核酸检测。简单的办法是定期把所有的试验对象都做一次核酸，如果阳性，就是被感染了。但是，三期临床试验的试验对象人数非常多，好几万人，每周测一次核酸，而且持续几个月甚至要更长的时间，工作量非常大，是不现实的。做三期临床试验一般采取的做法是等有了疑似病例再做核酸检测。某个实验对象觉得自己可能被新冠感染了，出现了类似被新冠感染的症状，报告上去，再把他叫来做核酸检测。

试验对象认为自己被新冠感染了，不一定真的是被感染，他出现的那些症状可能是感冒、流感引起的。做核酸检测的结果就有相当一部分是阴性，这些人不是真的被新冠感染，就要把他们排除掉。如果是阳性，那就确定是被新冠感染，就要把他算入感染人数。辉瑞、莫德纳疫苗做三期临床试验的步骤就是这样的：某一个试验对象报告自己有了新冠的症状，再让他来做核酸检测，如果是阴性就排除，如果是阳性就把他计入感染人数。病例要不要算，根据的是核酸检测的结果，是阴性还是阳性，有客观的标准，没有人为操作的空间。

国药集团的临床试验前面的部分跟辉瑞、莫德纳的试验是一样的，试验对象报告自己出现了疑似新冠感染的症状，把他找来做核酸检测。如果检测的结果是阴性，就把他排除。差别在于对阳性病例的处理，国药集团临床试验的阳性并不像辉瑞、莫德纳的临床试验那样都算入感染人数，要不要算进去还要由专家来认定。如果试验对象认为自己有症状，但是专家鉴定结果认为没有症状，属于无症状感染者，那就排除；症状很轻，也排除；症状持续的时间太短，也排除。所以，即使是核酸阳性，也会有很多人被排除掉。

而且，国药疫苗的临床试验经过了两轮排除。第一轮由阿联酋的专家排除，然后还要由中国的专家来把关，再排除一次。显然是对阿联酋的专家不放心，认为他们胆子不够大，排除得不够多，所以要由中国专家来决定，再继续排除一些人。

我们具体地看一看国药集团三期临床试验的数据，究竟是怎么样做这种排除工作的，名堂在哪里呢？

国药集团有两款疫苗，国药武汉疫苗和国药北京疫苗。做三期临床试验时，国药武汉疫苗有308个试验对象报告有症状，核酸检测的结果有127个人是阳性。国药北京疫苗有265个人报告有症状，核酸检测的结果90个人阳性。对照组有389个人报告有症状，检测的结果203个人阳性。接下来就由阿联酋的专家做排除。武汉疫苗组排除掉了48个人，占阳性病例的38%；北京疫苗组排除掉了32个人，占阳性病例的36%。对照组有55个人被排除掉，占阳性病例的27%。对照组排除的比例比疫苗组少。

但是，中国的专家显然对这个结果还是不满意，所以就进一步地排除，把武汉疫苗组又进一步排除掉10个人，总共排除46%的阳性病例。北京疫苗组也进一步排除掉了10个人，总共排除47%的阳性病例。疫苗组差不多一半的阳性病例都被排除掉了。对照组进一步排除的人数也是10个人，总共排除32%的阳性病例。这样对照组排除掉的阳性病例的比例就要比疫苗组少得多了。疫苗的保护效力是通过对比对照组和疫苗组的感染率算出来的，对照组感染率越高、疫苗组感染率越低，那么效力也就越高。所以，把对照组排除得越少，感染率就越高，效力也就越高。这样算出来，武汉疫苗的保护效力是73%，而北京疫苗的保护效力是78%。

如果我们按照辉瑞、莫德纳做试验的标准，只要是阳性的病例都算，把阳性病例又全部都给加回去的话，武汉疫苗的保护效力变成了只有37%，北京疫苗的效力变成了只有56%。这样，北京疫苗勉勉强强算及格吧，过了世界卫生组织定的保护效力50%的及格线，而武汉疫苗不及格，没法交代，所以就要通过篡改数据把保护效力提高。中国的科技人员干别的不行，但是篡改数据、造假可以说是世界第一。我揭露了这么多年的学术造假，主要针对的是生物医学领域的学术造假，对这些造假方法是很知根知底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对中国做的那些临床试验从来是不轻信的。

国药疫苗是由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公司负责研发的，它的董事长杨晓明最近接受采访还在吹中国的灭活疫苗，说这次国药集团中国生物研发的新冠灭活疫苗已经不是“传统的、落后的了，我们是新型灭活疫苗。**”**要搞这种新型灭活疫苗需要有“六大技术突破”，只有中国实现了，“西方不做这种新型灭活疫苗，是因为有些方面他们没突破，或者没完全突破。”所以西方国家只好搞信使RNA疫苗。这就像在吹嘘“我们造的马车不是传统的、落后的马车，而是一种新型的马车，是需要有技术突破才能造出来的马车，西方国家没有这些技术，所以它造不了马车，只好造汽车去了。”如果一个人宣称马车比汽车先进、更好，大家会认为这个人肯定是一个骗子，如果他是一个造马车的那就是一个造马车的骗子。宣称灭活疫苗要比信使RNA疫苗先进、更好的，当然也是骗子。这种人面对媒体都敢这么公开地说假话、大话，背后对临床试验的数据进行篡改，不是很自然而然的事吗？对于这种骗子搞出来的疫苗，你敢用吗？

不管这些骗子怎么吹嘘，国药集团疫苗的实际使用结果在国外已经暴露出来了，它的有效性是很低的。虽然巴林、阿联酋配合中国国药集团编造疫苗有效率的数据，但是实际的使用结果摆在那里，他们很清楚是没有效的。所以，现在巴林、阿联酋对于国药疫苗都要打第三针了。中国的专家不管怎么吹，也是很清楚中国疫苗的实际效果很差，所以中国现在的接种指南已经悄悄地改了，国药疫苗、科兴疫苗接种的针数本来是两针，现在都改成两到三针。就是因为知道接种两针没啥用，试一试再打一针看看，第三针不行的话再试试打第四针、第五针……以为打得越多，就越有效，其实都没有临床试验和实际使用数据的支持。当然那些当官的心里更清楚中国疫苗没有用。不管他们怎么吹嘘有多少多少的目标人群已经接种了疫苗、已经建成免疫屏障，但是一出现了病例还是封城、封小区，知道疫苗是指望不上真有用的。再怎么吹，到最后还是包不住，因为靠吹牛是吓不死病毒的。

Effect of 2 Inactivated SARS-CoV-2 Vaccines on Symptomatic COVID-19 Infection in Adults

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Nawal Al Kaabi, MBBS1; Yuntao Zhang, PhD2; Shengli Xia, BSc3; et alYunkai Yang, MSc2; Manaf M. Al Qahtani, MD4; Najiba Abdulrazzaq, MBBS5; Majed Al Nusair, MD6; Mohamed Hassany, MD7; Jaleela S. Jawad, MBBS8; Jehad Abdalla, MBBS1; Salah Eldin Hussein, MBBS1; Shamma K. Al Mazrouei, MBBS1; Maysoon Al Karam, MBBS1; Xinguo Li, MSc9; Xuqin Yang, MSc2; Wei Wang, MSc10; Bonan Lai, MSc2; Wei Chen, MSc9; Shihe Huang, PhD9; Qian Wang, MSc2; Tian Yang, BSc2; Yang Liu, MSc2; Rui Ma, MSc10; Zaidoon M. Hussain, MD1; Tehmina Khan, MD1; Mohammed Saifuddin Fasihuddin, BSc1; Wangyang You, BSc3; Zhiqiang Xie, MSc3; Yuxiu Zhao, MSc10; Zhiwei Jiang, PhD11; Guoqing Zhao, PhD11; Yanbo Zhang, MSc12; Sally Mahmoud, PhD13; Islam ElTantawy, BSc13; Peng Xiao, MSc13; Ashish Koshy, MSc12; Walid Abbas Zaher, PhD13; Hui Wang, BSc10; Kai Duan, PhD9; An Pan, PhD12; Xiaoming Yang, MD2,9

JAMA. 2021;326(1):35-45. doi:10.1001/jama.2021.8565

2021.5.30.录制

2021.11.30.整理

中国科学院发明了一项“颠覆性的技术”，能够用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合成淀粉。媒体报道说这是实现了把空气变成馒头的梦想。据称这项技术的合成效率要比光合作用高得多，是它的好几倍。一旦这项技术成熟、推广了，会减少耕地、淡水的使用达到90%。它不仅能够解决粮食可持续生产的问题的，而且，由于把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拿来合成淀粉，实现了二氧化碳的利用，减少了空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还可以解决气候变暖的问题。这个消息公布以后，据说导致了农业板块的股价大跌，股民们以为从此以后农业技术就要过时了。

这事听上去好得不像是真的，很多人问我对这个技术怎么看，它究竟是真是假？是不是新时代的“水变油”？它不是“水变油”，这项技术是真的，已经写成论文发表在美国《科学》杂志上。但是，技术是真的，不等于作者、媒体描绘的前景就是可以实现的。

首先要考虑成本问题。该技术号称把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合成了淀粉。但是淀粉是碳水化合物，由三种元素组成的：碳、氧、氢。二氧化碳只含有碳和氧，淀粉中的氢从哪里来呢？如果是植物的光合作用，氢是从水那里来的，植物是把二氧化碳和水合成了淀粉，合成用的能量来自太阳光。该实验的氢不是从水来的，而是直接来自氢气。氢气和水不一样，自然界没有现成的，需要去制备。例如将水电离生成氧气和氢气，把氢气作为原料。电离就需要用到电，所以它用氢气作为原料要比直接用水贵得多。该实验的第一个步骤是氢和二氧化碳在催化剂的作用下反应生成了甲醇，再用甲醇生产淀粉。生成甲醇这一步也要用到电，而且该反应是低效、高耗能的，这样成本又更高了。

这项技术实际上是用甲醇作为原料合成淀粉，如果直接用甲醇合成成本更低，只不过为了跟光合作用做对比，非要扯上二氧化碳，所以才多了一个二氧化碳跟氢气反应生成甲醇的步骤，成本也就变得更高。把甲醇变成淀粉也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要经过好几个步骤。这些步骤并不完全是化学合成，还用到生物合成，还要用到生物催化剂——酶。而且用到了三种酶。酶很昂贵，做实验用到一点点酶，价格已经非常高。如果要大规模地生产，用到很多的酶，成本更高得不得了。三种酶的成本再加上电的成本，要比种田的成本都不知道高到哪去了，可能是成千上万倍的成本，没有实用的价值。

有一些人说，这是新技术，刚刚起步，所以成本比较高，以后发展了是可以把成本降下去的。但是这条技术路线要耗大量的电，又要用到酶，想把成本降得非常低，低到比种田还要低，在可预见的未来是不太可能的。退一步说吧，即使以后突然又有什么“颠覆性技术”可以让合成淀粉的技术的成本降到比种田的成本还要低，那么是不是真的就能够实现他们描绘的那个美好的前景，可以用来代替农业生产，而且还可以减排呢？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它能不能代替农业生产粮食，或者像媒体说的，能不能把空气变成馒头？搞这项技术的科研人员说了，如果这个技术成熟了，那么用一立方的反应器生产出来的淀粉就相当于五亩玉米的淀粉产量。好吧，即使我们不考虑成本问题，是不是用这一立方米的反应器就可以代替种五亩的玉米呢？不行。我们种了五亩玉米，获得的玉米粒里头可不只是有淀粉，还有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纤维素，以及各种各样的对人体有用的东西，成分非常复杂。同样，媒体说“把空气变成馒头”也完全是错误的，馒头里头不只是有淀粉，还有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我们吃馒头不只是在吃淀粉，纯淀粉只能是作为食品的原材料，是不能当主食的，我们不能靠吃淀粉为生。所以，这项技术的成本降得再低，也代替不了种田，合成的淀粉代替不了从田里长出来的玉米，因为成分不等同。

我们再来看它的另一个应用前景，号称能够减少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有助于解决气候变暖的问题。把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变成了淀粉，如果大规模地推广，的确是能够让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大量地减少。但是，合成的淀粉并不是要储存起来的，而是要吃的。吃了以后，能量被人体利用，会产生废物。什么废物？二氧化碳。二氧化碳释放回空气里，这么一循环，最终并没有减少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当然，如果淀粉吃得很多，利用不了，会转化成脂肪，在人体里储存下来。大家难道为了减少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一个个都吃成大胖子吗？为了减排牺牲身体健康吗？即使做出了这个牺牲，为了减缓气候变暖大家都变成大胖子，人死了以后尸体烧掉，又产生二氧化碳，还是要释放回空气中。所以，靠合成淀粉最终减少不了空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对于解决气候变暖是没有帮助的。

这项研究并不是一无所是。它是在模拟光合作用的过程，有学术价值，不然的话也不会在《科学》杂志上面发表。对于这项工作来说，最大的价值可能就是发表一篇论文。继续研究下去在别的方面也许能够得到应用，但是它描绘的那两个吸引人的前景——用来代替生产粮食和减少空气中的二氧化碳的含量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它的应用价值也就没有像作者吹的那么大，让人们以为以后不用种田了，用这套方法来合成淀粉就可以了，纯粹就是夸大其词。如果以此作为噱头去拉投资、办公司、上市，那么就是骗人。

2021.9.26.录制

2021.10.20.整理

中国科技部发通知向全社会征集颠覆性技术研发方向的建议，还要搞全国性的颠覆性技术创新大赛。这种做法才是真的有颠覆性，颠覆了人们对科技研发的认知。这再一次暴露出中国科技部那帮官僚缺乏科学素养，没有科学理性的思维，反而有伪科学妄想家的思维。

这种伪科学妄想家思维，或者说科妄思维的一个特点是，相信高手在民间、民间有高人。“高手在民间”在一些专业性不强的领域是有可能的，比如说在文学领域、工艺领域，在民间可能真的能够找到高手。但是这是不适用于搞科技研发的。科技研发是专业性非常强的领域，特别是很尖端的高科技，更是专业。科技部征集的那些领域，生物技术、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等，都是目前最尖端的高科技领域。要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研究人员必须受过多年的专业教育和训练，读过博士，甚至读过博士还不够，还要受过博士后的训练。也就是说，只有专业的人士才能从事这些领域的研究。那些非专业的人士对这些领域是不可能想出什么很好的点子来引导这些领域的研发方向的。不要说那些非专业的人士，即使是专业的人士如果已经离开这个领域一段时间，也很难提出有价值的研发建议。能够想到有价值的研发点子的都是还在做研究的专业人士。这些人都是在大学、研究所、高科技公司，他们如果有什么样的想法，完全可以遵循通常的渠道，提出科研资金的申请，申请立项。科技部发这么一个通知向全社会征集，显然不是针对这些专业的人士，而是面向那些非专业的人士。这种做法表现出科技部的官僚对高科技领域的专业性缺乏最起码的认识，很不尊重专业人才。

科妄思维还有一个特点，动不动就想要有颠覆性的成果，做出具有颠覆性的重大发现，搞出颠覆性的技术。但是，在科技研发的领域，是很少有人去讲什么颠覆性的，因为科技的发展是一步一步地来的，都是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一点一点地改进。到一定的程度有可能会出现很重大的进展，得到的成果有时候就被叫做革命性的成果。但是，这种革命性的成果也是在学术界、业界自然演变出来的，水到渠成，并不是突然冒出来的。而且，即使出现了这种革命性的成果，也是在以前的基础上做出来的，并没有把前面的那些基础全部都推翻，然后从头再来。科技的发展是连续性的进步，并不是颠覆性的发展。只有那些搞伪科学的人才整天想着要从头再来，把以前的成果全都推翻，想出颠覆性的什么念头，像长生不老药、人体特异功能、水变油、永动机。如果真的有人提出类似的颠覆性的研发建议，难道科技部也要采纳，也要投入大笔的资金去研发吗？

这件事暴露出了中国科研资金的发放体制存在着很大的弊端。中国全国性的科研资金的发放有两个主要的渠道。一个渠道是通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发的。科研人员想到了要做什么，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提出课题申请，然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找专家对课题进行审核，通过了，就把钱发给资金申请者。这种做法是向美国学的，由于中国的国情，里面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弊端，但是相对来说还是正常的一种做法，只不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课题的经费往往比较少。

经费比较多的课题往往由科技部掌握，科技部要搞的是大项目。科技部的做法是向以前另外一个大国苏联学来的，沿用的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做法。这种做法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做法完全相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做法是先有人然后再找课题，科技部的做法是先立一个项目再找人来做。立一个很大、很空的项目，然后让科技人员来竞标。要立什么样的项目，由科技部的官员说了算。虽然这些官员在表面上也会找那个领域的院士、权威当顾问，但最后拍板的还是科技部那些官员，司长，甚至是处长、科长，都有可能拍板。

科技部的官员并不是搞科研的，并没有专业的知识、背景，一个项目要怎么立呢？他们通过看科普文章、科技新闻，了解科技的发展，发现哪一个领域比较热门，就立一个项目。哪一个领域比较热门，最早不都是在发达国家首先搞起来的吗？发达国家搞哪一种新的技术、新的项目，我们也跟着搞一个，跟在发达国家后面搞跟踪式研究。

也许科技部那些官僚觉得不能老这样干，跟中国的“大国”（现在号称是已经变成“科技大国”）形象不符，应该搞有中国特色的、独创的科技项目。也有可能是某一个大领导发话，要自己搞颠覆性的项目。但是，科技部的官僚自己又没有什么点子。不跟在发达国家后面跑，自己能够想出什么样的研发的方向出来？想不出来了，所以就想了这么一招，向全社会征集。

这种做法有点像中国古代皇帝向全社会征集灵丹妙药、长生不老药，最终招来的是一帮骗子。也有点像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大跃进的时候搞大炼钢铁，把科技的研发变成了群众运动。这种做法后果会很严重。往轻的说，会导致浪费大笔的科研经费。往重的说，劳民伤财，会导致灾难。

2021.8.25.录制，2021.9.22.整理

河北燕山大学有一个叫李子丰的老师声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推翻了爱因斯坦相对论，河北教育厅推荐这个“研究成果”评选河北科学技术奖，引起了很大关注。中国有很多人都号称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推翻了相对论，李子丰只是其中的一个。

这种人被叫做“民间科学家”，简称“民科”。其实这个说法是不妥的。既然有“民间科学家”，那么跟它相对应的是不是就有“官方科学家”？给人的印象是，科学研究只有受到了官方的认可，才是对的。这种看法是错的。科学研究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未必就是错的，得到了官方的认可未必就是对的。文革时官方组织过批判爱因斯坦相对论，也是号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推翻了爱因斯坦相对论，参与的都是正而八经的科学家，能说是民间科学家吗？李子丰在大学当教师，现在又获得了河北教育厅的推荐，也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官方的认可，是属于“官方科学家”，也不能说他是“民间科学家”。

那么应该怎么称呼这类人呢？我们先来看看他们有哪些共同特点。

第一个特点，这些人都号称自己做出了无比重大的科学发现，推翻了某一个学术界公认的重大的科学理论，例如他们最热衷于推翻爱因斯坦相对论或达尔文进化论；或者是解决了某一个到现在还没有解决的著名难题，比如有无数的人号称已经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他们要搞的是极其重大的科学研究，一般的科学研究他们还瞧不上。

第二个特点，这些人都没有受过他们要做的那项科学研究所需的必要的教育、训练，不是内行。像李子丰，他本行是石油专业，跟属于理论物理专业的相对论离得非常远，根本就不沾边。这些人偏偏认为自己有解决重大科学问题的能力，把自己当成了天才。而在专业人士或有一定的科学素质的人的眼中，他们是在做伪科学的研究，没法获得学术界的认可。

第三个特点，正由于他们没法获得学术界的认可，所以他们很热衷于在社会上推销自己。他们花在推销上的时间要比他们做研究的时间多得多。他们可能就花那么几天的时间，灵机一动就认为自己做出一个无比重大的科学发现，接下来就用几年、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推销自己的“发现”，孜孜不倦地就这么一直推销下去。以前他们喜欢到中国高校的门口去摆摊。现在有网络，更方便了，不用出门就可以整天在网上推销自己，在中国各个网络论坛往往可以看到这些人的身影。

所以，对他们更恰当的称呼应该是“伪科学妄想家”，妄想自己解决了一个无比重大的科学问题，其实搞的是伪科学，简称“科妄”。科妄不是中国的专利，其他国家也有。美国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出过一个悲剧。有一个科妄向美国物理学会投稿，要去参加美国物理年会，但是被美国物理学会的编辑拒稿。这个科妄拿枪去找那个编辑理论，没找到，把一个女秘书杀了。从那以后美国物理学会就改了规则，规定只要是美国物理学会的会员（美国物理学会是任何人交了会费就都能够加入的），投稿参加物理年会一概接受，不再拒稿了。但是，为了不干扰物理学家们的交流，每年的美国物理年会在最后一天搞一个专门让科妄介绍自己“成果”的分会场，被叫做“妄人分会场”，让他们自己去争辩。

虽然世界各国都有科妄，但是科妄在中国是最多的，影响也是最大的。我第一次遇到科妄是在中国科大读书的时候，我还是新生就碰到了。有一个外地来的工程师在科大摆摊，声称解决了13个科学难题，比如说推翻了万有引力理论，但是“受到了中国学术界的迫害”，听说科大是很自由的，要在这里宣传。学生会还真的让他做了一次讲座，实际上就是让学生跟他辩一辩，我也参加了。

我开始揭露中国的学术腐败、伪科学之后，经常看到中国媒体在炒作某一个科妄，就会写文章批评。这样我就成了中国科妄的头号敌人，说我在打压他们，甚至还说我制造了“科技打假三大冤案”。这“三大冤案”其实针对的都是科妄：一个号称发明了“全息生物学”，一个号称发明了“无偏二极管”，实际上就是一种永动机，还有一个号称“解决了所有的数学难题”。

几年前还发生了“引力波事件”。我参加过一期《非你莫属》节目的录制，他们找了一个下岗工人，自称“诺贝尔哥”，要得诺贝尔奖的。他说“发现了引力波”，受到了我的质疑。后来美国发现了引力波，获得了诺贝尔奖。有些人就把那期的节目翻出来，很多人骂我，说我打压了中国引力波的研究，让中国丢了一个诺贝尔奖。直到最近还有人把这事拿出来质问我。

我长时间以来一直就是中国科妄的头号敌人，但是也有一些科妄自作多情要来跟我拉关系，希望我替他们出头，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受到了中国学术界的打压，而我在揭露中国学术腐败，所以我应该帮他们。因此我时不时地会收到中国科妄的来稿，向我介绍他们的“研究成果”。包括李子丰，他研究“推翻相对论”已经很多年了，曾经有很多年，他会时不时地把他的论文寄给我，当然我都懒得看。这些人来跟我谬托知己，自作多情，有些人还希望我把他们的论文翻译成英文向国际社会介绍。有的说，如果因为我的介绍他们获得了诺贝尔奖，愿意跟我平分奖金。

中国的科妄为什么这么多呢？有这几方面的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历史的因素。中国历史上没有科学传统，科学是从从西方传进来的。中国历史上只有技术传统。中国人津津乐道的“四大发明”，其实都不是科学，而是属于技术。直到现在很多中国人还是分不清“科学”与“技术”，一说起来往往就是“科学技术”，合在一起说。技术和科学其实是很不一样的。技术的发明有时候通过经验的积累，甚至灵机一动，就能够做出来。但科学研究需要有专业基础。

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文化的因素。中国传统文化欣赏的是“全才”、“通才”，瞧不起专业人才。科学是最讲专业的，但是在很多人的心目中，科学家只是追求细枝末节的、类似于工匠的人。他们佩服的是那种全能的人，认为一个人只要掌握了普遍规律，“悟了道”，就会融会贯通，什么都懂了。特别是大领导、思想家、哲学家，他们站得高、看得远，可以指导科学家怎么做研究。李子丰也受到这种文化因素的影响，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推翻爱因斯坦相对论，不就是认为哲学比科学还要高一等吗？

还有一个因素是政治的因素。在大跃进时，特别是文革时，中国的专家是很受鄙视的，被当成“反动学术权威”打倒，认为他们在科学方面还不如“革命群众”。文革结束以后，号称科学的春天来了，发动“向科学进军”，人人都可以搞科学。这样又把科学研究变成了政治运动。当时还把陈景润作为一个典型树起来，吸引了很多人都想去当第二个陈景润。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号称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的人那么多的原因，直到现在，网上还有一大堆的人都号称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

还有一个因素是经济因素。跟文革时代不一样的是，现在中国强调的是“科技产业化”，要赚钱。那帮正而八经搞科研的人整天想着的都是要怎么样找课题，怎么样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推向市场，那帮搞伪科学的当然也想着要赚钱了。

还有一个因素是媒体的因素。中国的媒体很喜欢炒作科妄，喜欢报道他们的“科研成果”，把他们作为“热爱科学”“创新”的人才介绍。我前面提到的《非你莫属》的那期节目，也是找来一批科妄上节目来介绍他们的“成果”，嘉宾可以表示支持，也可以表示反对，但是实际上都是在帮助这些人做宣传。

最后一种因素是社会的因素，跟媒体的宣传有很大的关系。中国公众有科学素养的比例本来就很低，媒体一宣传，科妄就会得到很多人的支持，甚至得到一些名人的支持。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号称发现引力波的“诺贝尔哥”，当时就得到不少名人的支持，女演员姚晨、凤凰台的刘春、还有编剧孔二狗，都表示支持“诺贝尔哥”继续做研究，说是“支持科学理想”。

如果科妄没有造成什么社会影响，最好不要理睬他们，让他们自生自灭好了。科妄里头相当一部分是精神有问题的，特别偏执。对于精神有问题的人，最人道的做法是不要去刺激他们。去关注他们，不管是批评还是支持，都是在刺激他们，让他们病情越来越重。

但是，如果科妄得到政府的支持，获得了国家科研经费，被媒体炒起来了，就有了社会影响了，会造成社会危害，那么我们不关注不行，这个时候就要批他们，更重要的是要批那些支持、炒作他们的。像李子丰这件事，我们首先要批的是推荐他去评奖的河北教育厅，河北教育厅这么做是在鼓励、支持伪科学。

2021.6.23.录制

2021.9.20.整理

复星医药发布公告称要和德国BioNTech公司一起在中国建厂，在中国本土化生产信使RNA疫苗，复星医药公司答应出资不多于一亿美元。他们要生产的针对新冠病毒的信使RNA疫苗跟辉瑞的疫苗是同一个东西。辉瑞公司为了生产这一款信使RNA疫苗投资建厂花了十几亿美元，复星医药只花不到一亿美元也想建厂生产同款疫苗，这不是很可笑吗？

有一些人说了，这只是初步的投资，以后也许会增加投资，砸下去十几亿美元也说不定。其实，中国企业砸再多的钱也没有用，也生产不出来合格的信使RNA疫苗。中国的生物技术产业非常落后，连一些最简单的产品，像大学、研究所做分子生物学实验的简单试剂，都生产不好，质量靠不住，用它们来做实验出不来结果，搞不清楚是试剂的问题还是实验本身没做好，所以好一点的中国实验室都不敢用国产的试剂，要用国外进口的，主要是从美国进口。

最简单的分子生物技术的产品都不过关，更不用说信使RNA疫苗了，因为信使RNA疫苗是集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大成。生产信使RNA疫苗用到了很多步骤，主要的步骤包括：首先要把编码新冠病毒S蛋白的DNA弄到质粒里头去，用这个质粒来转染大肠杆菌，这样大肠杆菌就会生产、不断地扩增质粒，然后培养大肠杆菌，培养完了还要把质粒纯化，把质粒里那段编码S蛋白的DNA切下来，用这段DNA作为模板去转录信使RNA，纯化转录好的信使RNA，然后还要加进去脂质体，把信使RNA包起来变成一个纳米颗粒，这样才变成一个信使RNA的疫苗。

这些步骤都涉及到非常尖端的分子生物学技术，特别是后面的几个步骤是很难的，每一个步骤都要控制得非常好，对于工艺、品质控制的要求非常高。前面那些步骤比较简单，但是即使是最简单的那些步骤的产品中国都搞不好，还想搞后面那些更难的步骤的产品？

而且，还涉及到原材料的供应问题。生产信使RNA疫苗要用到200多种原材料，其中关键的一些原材料中国自己没法生产，都要进口，主要从美国进口。其中最重要的、最贵的、最受限制的一种材料叫做“牛痘病毒加帽酶”。转录出了信使RNA，如果直接把它弄到人体细胞里面，人体细胞就认为这是外来的，马上就把它消灭掉了。为了让人体细胞以为是我们人体本身的信使RNA，要给它加一个“帽子”，就要用到牛痘病毒加帽酶。全世界只有一家生物技术公司能够生产这种加帽酶，在加州圣地亚哥。这家公司生产的量很有限，基本上都被辉瑞、莫德纳公司拿去了。所以这是限制信使RNA产能的一个最重要的原料。中国即使建了厂，能搞到这个原料吗？

除了牛痘病毒加帽酶，还有别的原料中国也自己生产不了。比如说要把DNA转录成RNA，需要用到RNA聚合酶。这也是很关键的一个原材料，全世界能够生产RNA聚合酶的就那么几家公司，也全都在美国。最后把信使RNA包起来变成疫苗的那个特殊脂质体，全世界只有极少数的公司能够生产。这些原料中国都不会、不能自己生产，全部要依赖进口，在中国建厂有什么优势？

说到这儿我想起最近争论得很厉害的一件事，就是关于新冠疫苗的专利要不要豁免的问题。去年10月，南非、印度向WTO提出要求豁免新冠疫苗的专利，主要是印度想要自己生产信使RNA疫苗。中国、俄国当然支持，也想着能够自己生产。美国一开始反对，后来拜登政府支持。但是，美国的生物技术公司、药厂都反对。理由就是我刚才说的，即使把专利豁免了，别的国家也解决不了工艺、品质控制、原材料问题，放手让他们去搞是添乱，只是弄出了一些劣质的山寨产品，对疫情的控制反而会起到负作用。

美国生物技术在世界上可以说是一枝独秀，世界上上档次的生物技术公司都在美国，而且主要就集中在旧金山湾区、圣地亚哥、波士顿少数几个地方。美国生物技术产业为什么这么强大？因为它有50年来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和人才培养作为基础。

生物技术产业是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的。那个时候美国和欧洲都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但是欧洲的政客很害怕生物技术，觉得你们这些科学家搞DNA重组，重组来重组去是不是会搞出什么怪物？在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这段时间，欧洲对生物技术乃至整个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有很多的限制，欧洲搞分子生物学研究的人才往美国跑，跟美国的差距一下子就拉开了。俄国更不用说了，俄国由于受到李森科主义的影响，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俄国的生物学研究、生物技术总体上都不行，在世界上排不上号。

中国比俄国要好，主要原因是美国在替中国培养生物技术人才。中国搞生物技术搞得好的几乎全都是美国培养的，曾经在美国留学、当过访问学者，或是在美国已经功成名就又到中国办公司。所以中国搞生物技术的人才还是有的，至少比俄国、印度这些国家要好一些。但是，中国生物技术产业跟美国的差距还是非常大的，比芯片产业的差距要大多了。现在大家都在讲芯片的差距，可能很快就能够赶上。但是生物技术的差距要赶上是很难的，我估计有二、三十年的差距，像现在连最简单的分子生物学的试剂都搞不出来，美国二、三十年前已经搞得非常好了。

有一些中国研究人员、官员不承认这个差距，觉得中国现在厉害得不行，生物技术领域也跟美国差不多了。钟南山不是说了嘛，其实我们疫苗的技术是跟美国一样的，不比美国差。前一段时间中国媒体不停地抹黑信使RNA疫苗，但是现在大家都知道，信使RNA疫苗比中国搞的灭活疫苗好，疫情最终要过去还是要靠像信使RNA疫苗这种高效的疫苗才行。所以现在中国也一哄而上要搞自己的信使RNA疫苗了。钟南山本人号称也在研究信使RNA疫苗，虽然我敢说他对分子生物学是一窍不通的，他是个临床医生，哪里懂什么分子生物学、生物技术？“兽医院士”高福和其他的好几家中国公司也号称都在研究信使RNA疫苗。

如果中国自己搞出来了信使RNA疫苗你敢用吗？我是不敢用的。不是因为我瞧不起中国自己生产的产品。我在国内生活的时候，我女儿接种的疫苗能选的我都是选国产疫苗。国产疫苗是免费的，选进口的疫苗要高价买。主要还不是因为费用的考虑，而是我觉得国产疫苗跟进口疫苗不会有什么差别。小孩接种的那些疫苗都是灭活疫苗、减毒疫苗，都是比较古老的技术生产的疫苗，在这方面国产的和进口的不会有啥太大的差别。

只有乙肝疫苗，因为用到了DNA重组技术，算是有一些技术含量。但是，那是美国默克公司当年向中国提供了整套的工艺、生产设备，甚至还帮中国培训人员生产出来的，以保证在中国生产出来的乙肝疫苗跟在美国生产的在质量上都是一样的。所以，中国国产的乙肝疫苗我也敢用。默克公司只是象征性地收了700万美元。中国人应该感谢默克公司，不然中国的乙肝是控制不好的。信使RNA疫苗不一样。信使RNA疫苗比乙肝疫苗的生产工艺复杂多了，需要的品质控制严格多了。中国如果真的自己搞出来了什么信使RNA疫苗，我是不敢用的。

中国为什么要搞信使RNA疫苗呢？如果只是为了控制新冠疫情，更好的办法是进口信使RNA疫苗，而不是自己去搞。首先从时间上来说并不合算。自己搞信使RNA疫苗是要花时间的，最快也得花一年。就算很成功地搞出来吧，一年以后辉瑞、莫德纳公司的产能早就上去了，它们生产的信使RNA疫苗已经可以供应全世界了。其次从费用来说，自己生产也不合算。辉瑞的疫苗的定价策略是，如果是高收入的国家，那么一剂疫苗只收十几美元，也就是说相当于一份外卖的钱；如果是中等收入的国家给半价；如果是贫穷的国家，给一个成本价，那就非常便宜了。中国至少也应该拿半价吧？十来美元而已，比中国自己生产的疫苗便宜多了。

在中国生产没有优势。所有的材料都是要进口的，甚至包括仪器设备也都要进口。中国做分子生物学实验的仪器都是要进口的，用于生产的当然也要进口。人工也许有一些优势，因为工资比较低。但是生产成本是不会低的。最关键的还有疫苗的质量问题，如果中国自己搞的话是靠不住的。中国与其一哄而上自己搞什么信使RNA疫苗，还不如老老实实地从国外进口。

2021.5.10.

饶毅主办的网刊《知识分子》找了一批“专家”议论目前满世界肆虐的新冠病毒德尔塔变异，把它说得十分可怕，可怕之处在于传染性极强：

“在武汉最早出现疫情时，新冠病毒的R0是2.5，去年年底在英国最早出现并且迅速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的Alpha突变株R0是4-5，而现在的Delta是5-8，在经典的传染病中和水痘的R0类似。”（遗传学博士、知识分子专栏作者周叶斌）“Delta毒株最引人关注的特性是其超强的传染力，其R0值为5-9，在所有人类历史上出现的超强传播性疾病中，仅次于麻疹（R0为12-18）和水痘（R0约为8）。”（中国细胞生物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市免疫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斌）“Delta毒株的传播系数是6~8，跟水痘一样”（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生物医学学院教授金冬雁）“德尔塔突变株的R0，按照美国疾控中心最新的估计，已经提升到了5-9，和水痘的传播能力类似 。在人类世界主要的传染病中，德尔塔突变株的传播能力仅次于麻疹（R0可能高达15-18）。”（浙江大学教授王立铭）

这些“专家”异口同声，来源都是美国疾控中心，更确切地说，是被美国媒体泄漏出来的美国疾控中心一次内部讲座的ppt，里面有一张ppt提到德尔塔变异的传染性与水痘相似，并附了一张几种传染病的R0图做对比。但是美国疾控中心并没有具体说德尔塔变异的R0（基本传染数，即在没有干预的情况下一个人平均能传染多少人）是多少，这些“专家”口中的德尔塔变异的R0，是根据“和水痘的传播能力类似”和那张模糊的图自行脑补出来的，所以脑补的结果还不太一致。

说德尔塔变异与水痘的传染性相似，是很不专业的说法，因为水痘的传染性多高，R0是多少，有不同的估计。专业的说法应该是具体说明德尔塔变异的R0是多少，但是美国疾控中心对此并没有自己的研究。那是一个内部科普讲座，不是学术讲座，引用的都是别人的研究结果。德尔塔变异在英国传得比较早，英国在6月发布的《关于COVID-19共识声明》称，德尔塔变异的传染性比阿尔法变异高42%。而阿尔法变异的传染性比原始毒株高大约50%，这样德尔塔变异的传染性就是原始毒株的大约2倍。原始毒株的R0一般估计是2.5-3，所以德尔塔变异的R0大约是5-6。这是普遍接受的数据，事实上也是美国疾控中心采用的数据，这些“专家”如果细心点，就会注意到美国疾控中心那个内部讲座有一张ppt是德尔塔变异传播模型，取的R0就是5，可见美国疾控中心引用的就是英国的研究结果，而且取的是下限。

因为美国疾控中心做科普讲座的人随口一句“与水痘相似”，引来一阵恐慌，中国“专家”更是添油加醋，“在所有人类历史上出现的超强传播性疾病中，仅次于麻疹（R0为12-18）和水痘（R0约为8）。”“在人类世界主要的传染病中，德尔塔突变株的传播能力仅次于麻疹（R0可能高达15-18）。”这也是根据讲座ppt那张几种传染病的R0对比图浮想联翩，以为人类传染病就那么几种。实际上人类传染病传染性比德尔塔变异强的还有的是，除了麻疹和水痘，还有百日咳(R0=12-17)、腮腺炎(R0=10-12)、风疹(R0=6-7)。

周叶斌说：“疫苗怎么用，我个人认为我们先要考虑一下现在的疫情状况以及我们接种疫苗的目的。历史上的疫苗，最主要的作用还是防止疾病，能阻止感染当然很好，但在主次地位上是在一个次要的位置上。”

这也是无稽之谈。历史上的疫苗，绝大多数的作用主要是为了阻止感染。以前用的天花疫苗，现在还在用的麻疹、风疹、腮腺炎、脊髓灰质炎、水痘、乙肝、白喉疫苗哪一种不是为了阻止感染？疫苗接种强调要提高接种率以形成群体免疫，就是为了阻止感染。如果疫苗的主要作用不是阻止传染，天花怎么能被消灭？脊髓灰质炎怎么能接近消灭？麻疹这种传染性极强的传染病怎么会局部消灭？那些有效性差的疫苗，例如流感疫苗，没法形成群体免疫，才会强调即使被感染也能减轻症状，但这不是疫苗的常态。

就新冠感染而言，至少信使RNA疫苗已被证明了能非常有效地阻止感染。即使是对德尔塔变异，虽然信使RNA疫苗有效率可能降低，但仍然能有效预防感染。在美国疾控中心内部讲座ppt中，有一张就列着英国、加拿大、以色列关于信使RNA疫苗对预防德尔塔变异有症状感染的有效率分别为88%、87%、64%。美国现在传的基本上都是德尔塔变异，感染者主要是未接种或未完全接种者，根据感染率对比估计疫苗有效性在80%-90%。

德尔塔变异由于传染性较强，的确让新冠防疫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让某些通过疫苗接种已接近达成群体免疫的国家又面临着重大挑战，需要重新建立免疫屏障。但也没必要因此夸大其词搞得人心惶惶，尤其是顶着“专业”“专家”光环的，更应慎言，不要胡说。

2021.8.6

复旦大学著名历史学教授葛剑雄最近这段时间到处做演讲、上电视节目，讲我们应该怎么对待历史。

他演讲的内容主要有两方面。其一，他说，学术有自由，但是宣传有纪律，作为历史学者要服从高瞻远瞩的领导。做学术研究虽然是自由的，但是做出来的学术成果有政治问题，暂时不能发表，也要着眼于国家利益，要服从大局。

可见，葛剑雄理解的“学术自由”是，做了学术研究以后不把你抓起来，还给你一口饭吃，就算有自由了。如果做出来的成果被禁止发表，怎么能叫有学术自由呢？如果结果发表不了，还研究干什么？难道是做完以后藏起来，留到死后再发表吗？

其二，他说要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现在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很时髦，腾讯刚刚宣布要清理微信的言论，其中第一条就是“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言论”。那么什么是“历史虚无主义”呢？葛剑雄给它下了一个定义：凡是怀疑、否定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的、不利于处理政治和历史问题的历史观和所谓的历史真相，都属于历史虚无主义，都要反对。

但是葛剑雄又口口声声说，做历史研究首先要尊重事实。他有没有想过，如果历史事实是不利于共产党的政权合法性的，是不利于处理政治和历史问题的，那就变成历史虚无主义”了，是不是就不能尊重了？

葛剑雄在讲座中举了一个例子。苏联解体以后，以前共产国际的档案都被公开了。显然葛剑雄认为这些档案对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会构成挑战，所以他认为，这些档案的内容要禁止在网络上传播，因为它们是历史虚无主义。不管这些档案的内容是真是假，都不能传播，都成了历史虚无主义，这怎么能够叫做“尊重历史事实”呢？

葛剑雄的这些言论在网上引起了一番风波，有人去问他，他说：“我只是捅破了一层纸而已。”在现在的中国，历史就是为政治服务的，历史学家必须要听领导的话，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公开的，并没有被一层纸包着，不需要葛剑雄去捅破这层纸。葛剑雄的独特之处，或者说无耻之处，在于：第一，他支持这种做法，认为历史就要为政治服务，历史学家就要当政治家或者政客的奴才，或者说好听一点就是御用文人。第二，更恶劣的是，他要为这种做法提供合理性依据，要从理论上证明这么做是对的，是应该的，历史的功能就是这样的。他搬出孔子作为自己论证的依据，孔子用“春秋笔法”，“为尊者讳”、“为贤者讳”，说明历史就是政治，历史要维护当代政治，要维护当代政权的合法性。

他的这种证明方法是有问题的。孔子的那套做法，即使在中国古代的历史学家当中也不受推崇。中国古代推崇的是那些敢于秉笔直书的、有气节的历史学家，正如文天祥《正气歌》所说：“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这涉及到两个历史典故。

齐国当权的大臣崔杼把齐国国君齐庄公杀了，齐国的史官（太史）在史册里记载“崔杼弑其君”。崔杼把这个太史杀了。太史的弟弟继续在史册里这么写，崔杼也把他杀了。太史的第二个弟弟还是这么写，崔杼还是把他杀了。太史的第三个弟弟还是这么写，崔杼杀得手软，没有再杀下去。第三个弟弟从宫里出来，碰到另外一个史官，手里拿着一个木简（那时候还没有纸，是用木简来写字的），上面写着“崔杼弑其君”，等着崔杼把第三个弟弟也杀了他就顶替上去。所以叫“在齐太史简”。这些史官是不会为尊者讳的，当时齐国最大的尊者、地位最高的人就是崔杼，他们宁愿一个一个地被杀，也要把这件事直接写下来。

“在晋董狐笔”讲的是另外一个故事，也是春秋时候的故事。晋国的赵穿把晋灵公杀了，当时晋国主持朝政的赵盾没有去处理赵穿。晋国的史官董狐就写“赵盾弑其君”，把国君被杀的事怪到了赵盾身上。从现代历史学角度来看这么写是不对的，因为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但是至少说明董狐没有“为尊者讳”。当时晋国最大的尊者就是赵盾，董狐不仅没有为他避讳，反而把国君被杀的责任直接赖到他的头上。

这些典故说明，中国的史官推崇的是这种敢于秉笔直书、有气节、有骨气、连命都不要的人。退一步说，即使中国古代的史学传统是孔子的那一套，那么也不等于说我们现在也必须那样做。从来如此就对吗？不一定是对的。我们应该根据现代的历史观来写历史。作为一个现代历史学家，不能还把孔子当作是一个圣人，只要孔子说的话就不能违背，他几千年前说的那些话我们都还要照办。

葛剑雄的这一套逻辑，也很难经得起推敲。他认为历史要维护当代政权的合法性，但是，政权是变来变去的，改朝换代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寻常的一件事情。每一次改朝换代，以前的历史怎么办？对以前的那些历史学家怎么看待？现在的政权不是一直就有的，中国共产党政权是通过推翻国民党政权上台的。在民国时代，有左翼的历史学家，甚至有共产党的历史学家，他们肯定是怀疑、否定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的。那么，按照葛剑雄的观点，这些当时被认为是进步的历史学家，他们难道是在搞“历史虚无主义”吗？

葛剑雄的专业是历史地理，是历史学家谭其骧的学生。他搞的专业一般的人是不会去看的。他之所以在公众中出了名，是因为在20多年前出过一本书《统一与分裂》。这本书后来一直再版。这本书的主要观点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大部分的时间是处于分裂状态的，分裂才是中国的常态。按照中国官方的政治观点，这种历史观点是不对的，是不利于处理葛剑雄说的“政治与历史的问题”的，比如说，不利于处理台湾的问题。那么葛剑雄当时写这本书是不是也在宣扬“历史虚无主义”呢？他是不是要做一番自我批判，把这本书下架呢？

葛剑雄以前在公众中名声还不错，很多人认为他敢讲真话，是一个有风骨的学者。他现在这番言论传出来以后，有一些人还不相信，认为会不会是被断章取义了，是不是话里有话。当然不是。我以前跟葛剑雄打过一些交道，一起做过电视节目、演讲，还打过几次笔战，都是关于学术造假的。其中比较出名的一次笔战是关于朱学勤博士论文的抄袭问题的。朱学勤是从复旦大学拿的博士，时任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的葛剑雄包庇了朱学勤。我当时写过文章批评葛剑雄，葛剑雄有反驳，我又反驳，很热闹。我以前对葛剑雄的看法，认为他是名不符实的，并不是人们认为的是一名有风骨的、敢讲真话的学者，但是，他还是比较注意自己的公众形象的。现在像他这样已经完全不顾自己的形象，以真小人的面目出现来鼓吹历史学家就应该当领导的奴才，还是让我觉得有一些惊讶的。连这种以前还注意自己的公众形象的学者都已经赤裸裸地要当奴才了，更不要说那些一贯就不注意自己的形象的学者了。

作为历史学家，看问题应该有历史的眼光，不要太短视。作为历史学家，要知道，当代的政治再热闹也是转瞬即逝的。放在历史的过程当中，当代的政治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而已。现在的风云人物，比如说葛剑雄推崇的那些号称能够高瞻远瞩的领导，以后都会变成过眼云烟，可能在历史上根本就不会留下任何的痕迹。即便留下了，反而是骂名。甘愿去当领导的奴才，就不怕以后也跟着挨骂吗？

2021.6.13. 录制，2021.8.10.整理

有报道称，中国航天投资公司的董事长、党委书记张陶请两个院士吃饭，要他们推荐他当院士，院士们没答应，他恼羞成怒把这两个院士痛打了一顿。

我看到该报道的标题，以为是因评选中国科学院或工程院的院士引起的风波。看了内容才知道说的是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个科学院，怀疑是不是野鸡机构。国外有很多野鸡机构自称科学院，只要交了钱就可以成为它的成员，也就成了“院士”。所以我就查了一下，发现国际宇航科学院是冯·卡门在1960年创建的学术性机构。并不是交了钱就能够加入的，要由以前的成员推荐、评选，不算是野鸡机构。

不是野鸡机构不等于这种机构一定有含金量。很多国家有结社自由，任何人都可以成立科学院，每个领域都有一个、甚至多个科学院。这些科学院的含金量是参差不齐的。国际宇航科学院的含金究竟有多高呢？我们可以跟中国科学院、工程院做对比。中国科学院、工程院的院士含金量已经是非常低了，如果国外某一个科学院的含金量比中国科学院、工程院的含金量还要低，那就说明它没有什么含金量。

我查到2018年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简称“火箭院”）有一篇报道，里面说，我们火箭院不仅出了近30名两院（指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还有12名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数量比两院院士还少，是不是国际宇航科学院比两院还要高档呢？我把它列出来的这12个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挨个搜了一下，发现里面有一个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已经去世了，但是在他的简历里并没有提自己是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还有一个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还健在，他的履历里也没有提自己是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也就是说，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心目中，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是不值一提的，是他们获得的无数荣誉里一个没有含金量的头衔，所以在履历里根本就不提。剩下的那10个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都不是两院的院士，有的选过工程院院士没选上。他们的简历才把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当成一个重点推出的头衔。从这就可以看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的含金量是不如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的院士的。

这个没有什么含金量的院士头衔却引起斗殴，说明这个头衔在中国被认为是有含金量的，很受重视。除了火箭院，中国还有别的机构也在搞航天。我想知道中国究竟有多少个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到它的网站去查一查，发现上不去了，出来一个通知说“已经超过了资源限制”。似乎是因为斗殴事件，很多中国人都去它的网站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超过了流量限制，网站就停了。难道这个网站流量那么小，比平时多一些人去看，就把网站给搞宕掉了？我觉得更可能的是，他们发现国际宇航科学院突然在中国出了名，而且不是好名声，干脆先把网站关了。这种做法倒是让人觉得这个宇航科学院还是蛮野鸡的。

网站上不去了，我没法得到这个宇航科学院中国院士的详细名单，只能去找中文的报道。中国以前有一些关于这个科学院的新闻报道。从这些报道来看，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有1000多名，其中中国的院士有140名左右。也就是说，这个国际科学院的院士里头有10%居然是中国人。当然你可以说，这是因为中国现在是航天大国，所以被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的人数就特别多。我就挑了一些中国的院士去搜，发现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并不是航天领域的专业人士，有的做的是别的研究，只不过刚好有一个课题跟航天有关，就入选院士了。例如，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有一个研究员，本行研究的是水生生物，但是因为他曾经有一个课题是研究“太空生物学”的，跟宇航沾边，他就被选为院士了。还有的是搞心理研究的，可能曾经给宇航员做过心理辅导，也入选院士了。北京理工大学有一个法学教授，是研究国际法的，曾经发表过关于“空间法”的文章，因此也入选院士了。所以，这些院士虽然是做学术研究的，其实跟宇航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只是沾点边。

还有的院士根本就不是做学术研究的。例如杨利伟也是这个宇航科学院的院士，他是宇航员，不是做学术研究的。有很多跟航天有关的国企、私企的老总、院长、副院长、党委书记，也都是院士。这些人更不是搞学术研究的，而是做行政管理工作的。张陶也不是做学术研究的，他的简历里虽然自称是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但是是做行政管理工作的。只要跟航天沾点边的企业的老总都能给自己搞一个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的头衔，张陶显然觉得自己也可以。要当院士，按照规定需要由别的院士来推荐，所以他找到两个院士来推荐，没想到他们不干，就打起来了。

为什么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没什么含金量，在中国却很受重视，以致引起了打架斗殴呢？那是因为“院士”的头衔听上去很好听。对那些想当科学院院士、工程院院士没当成的人来说，有这么一个国际科学院院士的头衔，能够唬得住人，也可以被称为“院士”了。

国际宇航科学院在别的国家不被当回事，在中国很受重视，“院士”的头衔在中国有市场，他们当然也乐意配合。国际宇航科学院的官员、其他国家的院士到中国很受优待，可以免费吃喝玩乐，还可以赚钱。2010年国际宇航科学院在中国搞了一个研究中心。这是其唯一一个研究中心，其他国家都没有的，就中国有，就是因为它在中国有市场。而且它现在还准备在中国搞一个创新研究院，号称是要为太空技术产业化提供一个平台。这不就是想要赚钱吗？所以一拍即合，它很配合中国的业界人士、企业老总，他们想当院士就给一个院士头衔。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国际宇航科学院的院士越来越多的一个原因。

我上面说了，由于很多国家有结社自由，其他的领域也都有类似于国际宇航科学院这样的组织，它们的名称有的也叫“科学院”。这样的组织非常多，特别是在医学领域这种科学院更多。只不过，中国的航天领域出人才，他们发现这么一条让自己有一个院士头衔的途径，在航天领域首先放了一颗院士卫星，给自己弄了这么多的“国际院士”。有这些航天的“院士”带头，其他领域当然也可以跟着学，也可以到自己领域的国际科学院弄一个院士的头衔当当。我估计很快其他领域也会纷纷地出现国际科学院的“院士”。到时候，中国的院士、而且还是国际的院士就满大街都是了。

国外的科学院的成员就叫“会员”（member），并不叫“院士”。像美国国家科学院，含金量比中国科学院高多了，它的成员就没有“院士”这么一个头衔。美国科学院院士在美国只是被叫做“教授”、“博士”，没有人称为“院士”，因为美国没有“院士”这么一个称呼。但是，中国把所有的科学院的成员全部都叫做“院士”，这样就乱了。我认为，只有国家科学院、国家工程院的成员可以称为院士，其他级别的科学院的成员最好还是不要把他们叫做院士。不然的话很容易引起混淆。就像我一开始说的，我看到报道说“两个院士挨打”，我还以为是科学院或者是工程院的院士挨打，没想到是从没听说过的国际宇航科学院的成员挨的打。

但是，我这个建议是没用的。中国这些专家、高管、教授之所以热衷于加入国外的科学院，就是为了那个院士的头衔。所以，他们还是要自称院士的。而且，这样的院士会越来越多，到最后就是：院士满地走，教授不如狗。

2021.7.4.录制，2021.8.12.整理

中国庆祝建党百年之际各行各业、各路人马都要出来向党表忠心，自然少不了获得“共和国勋章”的钟南山，以取得了抗疫的胜利来证明党的伟大。他说：“为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每家每户自觉封闭隔离，短暂牺牲了外出自由，抵御了新冠病毒的侵袭，个体自律换来了集体自由，赢得了全国抗疫的胜利！”

类似的话另外一个网红医生张文宏也说过。张文宏是在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回答外国专家关于中国怎么样平衡自由和安全的问题的时候说的。他说，我们中国的年轻人听从了政府的建议，为了保护老年人自觉地待在家里；而且，中国并没有发布强制戴口罩的命令，但是人人都自觉地戴口罩。

钟南山、张文宏说的与事实不符。我们先说戴口罩吧。在去年中国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各地都发布过命令，要求大家都必须戴口罩。有一些地方还派出了“红袖章”、警察甚至特警，上街去抓那些不戴口罩的人。我当时在推特发过不少这方面的视频，很血腥很暴力。

再说封闭和隔离。中国每一次哪个地方发现了新冠病例，都是由政府发布命令，封城、封小区、封街道。发布这种命令当然都是强制的，有一些地方甚至是要把居民给封死在家里，在门上贴封条、上锁、上铁杆，甚至把门焊死。有一些人想方设法逃出来，被警察抓住了以后要处罚，关那么几天甚至更长的时间。多地警察都发布过这种“警情通告”。如果说是大家自觉自愿地在家里封闭、隔离，那么贴封条、把门焊死干什么呢？抓人干什么呢？有一些地方因为封闭的时间太长，受不了了，起来反抗。像6月份在佛山黄歧，已经被封了20多天了还不解封，居民忍无可忍，爆发示威、反抗，当地政府派出大批的警察镇压。

所以，钟南山、张文宏明显是在撒谎，而且撒的是弥天大谎。张文宏比钟南山还要可恶，还要无耻。钟南山说的那番假话面向的是中国的受众，中国人都知道他说的话与事实不符，所以不会把钟南山说的话当回事，误导不了人。而张文宏就不一样了，他是向国际宣布的，受众是外国人，外国人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就有可能被张文宏的谎言误导。

张文宏、钟南山敢撒这种弥天大谎，说明他们的人品是有问题的。这就让人怀疑，他们说的其他的话是不是也都是假话。连这么明显的假话他们都敢说，更不要说那些不那么明显的假话了。可笑的是，钟南山和张文宏在国内都被认为是敢说真话的专家，有无数的粉丝，在他们说的假话被揭露以后还要出来替他们辩解，说“他们是有苦衷的”、“处在他们的位置上不得不说一点假话”。其实，即使处在他们的位置上，也并不是说非得说这么大的假话不可的，并没有手枪顶着他们的头，逼着他们这么说，他们完全可以不说。即使他们没有胆量说真话，也可以选择不说假话。他们说这种假话实际上就是在主动地献媚。

他们之所以敢说这么明显的假话，也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有众多的粉丝能很善解人意地替他们做辩解。而且，他们也知道，在国内是没有人敢公开地说他们在说假话的。特别是对钟南山，敢说他说假话，不只是被封号，有可能就被抓起来，是寻衅滋事，甚至是侮辱英雄烈士，因为人家是“共和国勋章”的获得者嘛。以前有的地方警察就抓过在网上侮辱钟南山的人。所以，他们能这么肆无忌惮，什么假话都敢说。

有人可能会说，封闭、隔离不是很正常的防疫手段吗？因为中国人素质不行，所以只好采取强制的做法。如果真的是素质不行所以要强制的话，就不要说成是大家自觉自愿的。而且，虽然封闭、隔离的确在国际上是一种通用的防疫手段，但是国外的封闭、隔离跟中国的封闭、隔离还是存在很大的区别的。

我们先说封闭吧。疫情严重的时候，很多国家、地区也都搞封闭，比如说去年加州也发布过“居家令”，就是类似于中国的封闭。但是，那种封闭跟中国的封闭是不一样的。加州号称也搞封闭的时候，并不是说人不能出家门，只是要求“如果没有必要不要出家门”，如果有必要还是可以出去的。比如说出去买东西，甚至出去健身——跑步、远足，都是可以的。在加州“封闭”期间我天天都出去远足，或者买东西，没有哪一天是完全待在家里的。但是，中国的封闭是完全不一样的，是要把人真的就给封死在家里，绝对不能外出，甚至生活都出问题了。在家里不能出去买东西怎么办？只能是买配菜、配餐，而且是高价的、质量很差的配菜、配餐，网上有一大堆的反映。这就让人怀疑，中国之所以这么热衷于动不动就封小区、封街道，是不是把这当成了一门生意来做？

再说隔离。隔离是全世界都一样，被隔离了以后是要禁止外出的。国外的隔离针对的只是病人，已经被新冠感染了，怕到处乱跑传染给别人，所以要求不要外出。有些国家的隔离也是靠自觉，像美国的隔离，如果被感染了，要求自觉在家里隔离。也有一些国家是强制性的，不许外出。但是，中国的隔离可不只是限于病人，密切接触者要隔离，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也要隔离，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也要隔离。甚至跟病人其实连什么接触者都算不上，只不过是在同一个小区、同一条街道，也全都要被隔离起来，或者是集中隔离，或者是把整个小区、整条街道都封了。

而且，隔离的时间越来越长。国外的隔离一般就是两周或更短的时间，中国开始是两周，后来延长到21天，现在普遍的做法是一个月，以后有可能时间会越来越长。像最近广州的荔湾有一个小区被封了一个月，为了迎接七·一建党一百周年总算解封了，解封的时候大家表现得都是感激涕零的，一起唱红歌。这就像是犯人，总算放出来了，可能很多人的确真心高兴。但是，能说他们是自觉自愿坐牢吗？被封这么长时间，对工作、生活都造成影响。有时是莫名其妙地被封、被隔离的，仅仅是因为跟病人住在同一个地方，甚至坐了同一趟的地铁、高铁，然后就被封、被抓去隔离。不能说没有人是心甘情愿的，但我敢说，绝大部分人不是心甘情愿的。

钟南山、张文宏都在说，中国的疫苗对新冠病毒所有的变异、包括德尔塔变异都是有效的，所以中国要赶快推广疫苗的接种，等到接种的人群比例足够高，就可以建立起免疫屏障了。全国各地为了向党献礼，都赶在七·一之前宣布已经提前完成接种计划了。就是说，接种率已经高到足以建立免疫屏障了。

但是这只是把它作为一个政绩来宣布而已。实际上中国的这些专家、官员没有一个真的相信通过国产疫苗的接种能够建立起免疫屏障。哪个地方出现了一例新冠病例，同样还是要封闭、隔离的。就像最近在云南瑞丽发生了疫情，但是云南瑞丽早在四月份已经几乎所有的人都接种疫苗了，比例高达97%，按张文宏、钟南山的说法早就该建立起免疫屏障了。但是整个瑞丽城的几十万人一样都强迫在家里坐牢，不准外出。隔离到什么时候放出来，“要看疫情而定”，相当于被判了无期徒刑。

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还是会一直采取这种封闭、隔离的措施的，别指望专家、官员真的相信会建立起免疫屏障、可以自由活动。一有病例，还是要封闭、隔离，而且还要强奸民意，说你是自愿的。

2021.7.8.?录制，2021.8.14整理

《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宣布他已经完成了新冠疫苗的接种，接种的是国药疫苗。他说，接种完了以后一切照常，只是停了两天的俯卧撑。这明显是听从了老中医的建议，打完疫苗以后不能激烈运动。估计他当天没洗澡，也不敢喝酒。

胡锡进发这条微博的目的是号召大家都去打中国的疫苗。他认为中国的疫苗“有全世界最好的安全记录”。中国的疫苗已经打了上亿人了，有没有接到什么样的不良反应我们都不知道，哪来的记录？跟美国的疫苗接种情况是不一样的。我以前介绍过，接种完美国的疫苗以后要到疾控中心网站填报有没有不良反应，这些情况都会统计、公布出来，记录摆在那里。中国疫苗的不良反应有没有记录我们不知道，有没有人做统计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知道的是，即使做了统计，也没有公布。胡锡进凭什么说中国疫苗的安全记录是最好的？是不是他认为，没有记录就相当于最好的记录？

胡锡进还说，他相信中国的疫苗肯定是有效的。我不怀疑中国的疫苗会有一定的保护效力。我们想要知道的是，保护效力是高是低？现在也不是很清楚。但是胡锡进说，效果怎么样是不能看各方自己公布的数据的，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他这句话说得也没错，但是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的疫苗，一开始说有效率100%，后来说80%，都是自己随便说的一个数字而已，连数据都算不上。而被第三方（像巴西、秘鲁、智利）公布出来的中国疫苗的数据都很不好看，有效率不高。

我们再来看其他国家的疫苗。美国的疫苗、英国的疫苗都已经有第三方的数据了，不只是研发疫苗的公司自己公布的。而这些第三方公布出来的结果跟临床试验的结果都是相符的，也就是说，已经是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了。这方面的数据最多的是辉瑞的疫苗，因为辉瑞是世界各国用得最多、最广泛的一款疫苗，在美国、英国、以色列这些国家使用以后统计出来的实际使用的数据，都证实了它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跟临床试验的结果是相符的。第三方的数据已经摆在那里了，胡锡进怎么不相信呢？怎么还说对中国的疫苗“很有信心”呢？他让大家相信的究竟是数据，还是他的信心呢？他的信心算什么呢？他连个专家都不是。

胡锡进不仅吹嘘了一番中国的疫苗，还顺便贬低了一下辉瑞的疫苗。他说在接种疫苗之前有人找他，说有办法帮他搞到辉瑞的疫苗，但是被他拒绝了，因为他不知道辉瑞疫苗是不是真像辉瑞公司说的那么管用，而且他怕运气不好会得小概率的面瘫，“我那么俊的脸”呢。为了保险起见，他选择中国的疫苗。

首先，辉瑞疫苗是不是像辉瑞公司自己说的那么管用？我刚才说了，已经是被第三方、各国的实际使用证实了，胡锡进到现在还怀疑人家的数据是不是真的、是不是像它说的那么管用，纯粹就是无理取闹，这不仅是不相信辉瑞一家公司，而且是不相信世界各国的研究机构。

其次涉及到安全性的问题。胡锡进说接种辉瑞的疫苗会让人得面瘫，这都好几个月前的谣言了，他还好意思拿出来说。接种完疫苗以后得面瘫不一定就跟接种疫苗有关系，完全可能是偶合。我们要看的是发生的比例是不是高到有可能让人怀疑是接种疫苗引起的。即使认为接种了疫苗和得面瘫之间一定有关联性，中国疫苗的记录也并不是那么好。中国的疫苗现在在香港也有接种，它的不良反应就很难瞒得住了。根据不久以前香港卫生署公布出来的数据，在接种了辉瑞疫苗（在香港叫“复必泰”）以后得面瘫的有1例，但是接种了科兴疫苗以后得面瘫的有6例。如果相信疫苗接种与面瘫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联的话，接种科兴疫苗得面瘫的人要多得多，胡锡进怎么就不怕接种了中国的疫苗以后得面瘫呢？

更有意思的是，胡锡进这句话透露出了在中国大陆、至少在北京是能够接种上辉瑞的疫苗的，如果你愿意、有门路的话有人能够帮你搞到。这就奇怪了，辉瑞的疫苗在中国大陆还没有上市，甚至还没有被国家药监局批准使用，什么样的人有这么大的能耐，可以接种辉瑞的疫苗呢？当然是高官、权贵们才有这样的能耐。这在中国也不是啥秘密，因为中国的高干是能够使用最新的进口药物的，而这些进口药物很多都是还没有被中国药监局批准使用的，他们能够用上还没有被药监局批准的辉瑞的疫苗，是不奇怪的。

复星医药在去年宣布，跟德国的BioNTech公司已经达成了协议，在今年这家公司要向中国提供一亿剂辉瑞的疫苗。今年已经过去几个月了，复星医药究竟已经拿到了多少辉瑞的疫苗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的是，复星医药已经向香港提供了一百多万剂辉瑞疫苗，也向澳门提供了十几万剂的辉瑞疫苗。那么，有一部分疫苗留在了中国内地，完全可能。而且，疫苗是有一定的保质期的。辉瑞疫苗保质期就有半年。如果运到中国大陆了，总得用掉。我们不知道运了多少、用了多少，但从胡锡进的那句话我们知道，有人已经用了，只不过大家不知道而已。

这可以说是一个国家机密，被胡锡进透露出来。他后来发现不妙，吓得赶快把那一条微博删掉了。但是已经迟了，胡锡进已经透露出中国有相当一部分有特权的人已经接种辉瑞的疫苗。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虽然中国一直在推广接种疫苗，我们却从来没有见过哪一个高官出来像西方国家的那些高官那样表演一下接种疫苗。一种可能性就是，他们实际上已经偷偷地接种过辉瑞的疫苗了。

如果可以选择接种辉瑞的疫苗还是中国的疫苗，当然应该选择接种辉瑞的疫苗，因为辉瑞疫苗的有效性、安全性已经被证实了，而且要比中国的疫苗高得多。如果有选择而不去打辉瑞的疫苗那是傻子。胡锡进为了表明自己爱国，要接种爱国疫苗，所以甘愿当傻子。但是，其他的高官、权贵可不都傻。

不要说中国内地了，在香港也是这样。香港有一些医学专家、官员口头上都表示支持中国疫苗，但是实际上都以各种借口打辉瑞的疫苗，也就是“复必泰”疫苗。有的说，因为是医生要接触病人，风险比较高，所以就选择接种辉瑞的疫苗。也有的说，为了便于跟国外的亲人见面，所以接种辉瑞的疫苗。总之，就是用各种借口接种辉瑞的疫苗，因为这些人并不傻。因为是在香港，所以他们接种疫苗的情况我们能够知道。香港现在虽然已经是一国一制了，但是在新闻报道这块还没有被完全管起来，我们还能够知道这些官员、医学专家接种的是什么疫苗。但是在中国内地我们是不知道的，因为所有的舆论都是管得死死的。我们可以推测的是，中国的官员是不傻的，不会都像胡锡进那么傻的，如果有选择他们不会去选择中国的疫苗，肯定是要打辉瑞的疫苗的。

中国现在大规模地推广、接种疫苗，当然接种的是国产疫苗。我刚刚看到的一条消息，中央电视台宣布北京大兴区的疫苗接种覆盖率已经达到80%，采访了中国疾控中心一个叫邵一鸣的专家，问这意味着什么。邵一鸣说，这意味着大兴区已经建立成了免疫屏障，新冠病毒不可能再在大兴区传播了。看到这条新闻我觉得很纳闷。中国国产疫苗的接种是有很多很多的禁忌的，未成年人目前来说不能接种，75岁以上的老人也不能接种，有基础病的不能接种，孕妇不能接种，备孕也不能接种……把所有这些人都排除，怎么做到80%的人都接种的呢？

所以我就去查了一下具体的数据，发现实际上大兴区已经接种的人数是80万人，这包括那些只打了第一针的，实际上还没有起到作用的。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把它算进去吧，不管是打了第一剂还是两剂，有80万人。大兴区常住人口有160多万，实际上疫苗的覆盖率也就50%左右。那怎么算出来80%的覆盖率呢？原来是把接种的剂数——127万剂，除以人口的数量得出的80%。为了让覆盖率显得好看，发明了一种新的算法。按照这种算法，如果所有的人都打了两剂完成了疫苗的接种，那么疫苗的覆盖率岂不是变成了200%？

退一步说，即使接种覆盖率真正达到了80%，是不是就能够达成群体免疫呢？中国的专家一直在说，可以，只要有70～80%的人都接种了疫苗就达成了群体免疫。这是把疫苗覆盖率和免疫率混为一谈。如果疫苗的有效率是100%或者接近100%，像辉瑞的、莫德纳的疫苗那样达到95%，那么如果有70～80%的人接种了疫苗，就有70～80%的人有了免疫力，那就可以建成群体免疫。但问题是，打的是中国的疫苗，中国的疫苗有效率没有那么高的，只有50%甚至更低。按50%算的话，即使80%的人都接种了疫苗，实际上也只有40%的人是有免疫力的。那怎么能建成免疫屏障阻止病毒的传播呢？问题的关键就在这儿，因为中国疫苗的有效性太差，即使所有的人都接种了，也只有50%的人有免疫力，是形不成群体免疫的。

有一些中国的专家可能也意识到这个问题，虽然口头上不承认，但是现在都在强调，中国要自己研发信使RNA疫苗。意思就是说，信使RNA疫苗有效性高，接种它才有可能达成群体免疫。但是，要研发出信使RNA的疫苗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即使有这个技术，也要花时间做三期的临床试验。今年别指望能够用上国产的信使RNA疫苗了。那么最有可能的就是进口辉瑞的疫苗。

《华尔街日报》报道，有可能中国在七月份之前就要批准辉瑞疫苗的使用。如果到那个时候中国有辉瑞的疫苗可以用了，我建议大家有选择的话还是选择辉瑞的疫苗，即使很可能是要付费的，甚至是要付比较高的费用的。它是已经被时间证明了，被各国证明了，的确是安全、有效的。不要像胡锡进那么傻，去打“爱国疫苗”。身体的健康比“爱国”还是更重要的，大家不要跟胡锡进学。

2021.4.18.录，2021.8.4.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