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博客

中国女子花样滑冰选手朱易是从美国来的。她的父亲朱松纯以前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现在是北大人工智能学院院长。朱易在北京冬奥会比赛成绩很不好，网上有很多议论，认为是她爸爸通过关系把比女儿成绩更好的中国选手刷下去，让她成为奥运选手，以后申请美国名牌大学就容易被录取。北大教授兼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写了一篇文章替他的朋友朱松纯辩护，说朱松纯和他都曾经在美国大学当过教授，所以对美国大学的录取情况很了解，要上美国名牌大学不需要是奥运选手，只要是校队的队员，要上哈佛、耶鲁就绰绰有余了。饶毅还举了自己的女儿为例，说他女儿是高中排球队队员，就足以让她被申请的所有大学录取，还把哈佛、普林斯顿拒掉了。

大家只要稍微算一下就知道饶毅这种说法很弱智。美国有几万所高中，每个高中都有相当多的、各种各样的运动队，即使每个高中平均只有10个运动队，那么美国高中就有几十万个运动队，每一个校队又有不少的队员，每届毕业生中至少有上百万个校队的队员，怎么可能这些人想要去上哈佛、耶鲁就都能够上呢？

有些人替饶毅辩护，说饶毅的意思是，如果各方面条件都很好，那么只要是校队的成员就可以了，并不是说只需要校队队员这个条件就能够被名牌大学录取。但是如果各方面都很好，那么不需要是校队队员也能够被美国名牌大学录取了，并不是被美国名牌大学录取的每一个学生都是运动员。饶毅的女儿能够被她申请的所有的名牌大学都录取，那显然是有其他方面突出的地方，跟她是校队队员没有啥关系。

那么饶毅的女儿究竟在哪一方面非常突出，被名牌大学一致看中了呢？这需要去查一下。饶毅对此很不满，认为是在“人肉”他的女儿。是他自己把女儿拿出来当例子来显摆女儿被所有的名牌大学都抢着要的，我们当然可以去查一查真实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才能够让他的女儿这么轻松地进了美国名牌大学。我们根据的都是公开的资料，不需要去挖隐私。

所以我就去查了一下。饶毅的女儿很突出的一点是她曾经入围2009年英特尔科学奖半决赛。英特尔科学奖是美国很著名的高中科学奖，能够入围其半决赛就非常突出了，足以被美国名牌大学看中。她上大学是在2009年，入围的是2009年的英特尔科学奖，但是入围名单早在2008年就已经公布了。所以饶毅的女儿在申请大学时，已经用得着这个入围资格来给自己加分。

她凭什么能够入围英特尔科学奖半决赛这个重要的科学奖呢？她当时是芝加哥林肯公园高中的学生，用的课题是她妈妈、芝加哥西北大学神经系教授吴瑛的课题，研究的是一种跟神经退行性病变有关的人类蛋白质TDP-45。这是一个博士生水平的课题，后来在《美国科学院院刊》发了论文。一个高中生拿着一个博士生水平的课题，而且是后来发表在比较重要的期刊上的课题，入围英特尔科学奖的半决赛不奇怪。

但是，这个课题居然没有进入决赛、获奖，这就奇怪了。所以我就把进入半决赛的名单找来看，发现一大堆的华人子弟，从姓名的拼法来看，他们的父母都是从中国大陆移民的。而且，他们拿出来的这些研究课题，大部分也跟饶毅的女儿一样属于生物医学方面的，每一个都是博士生、博士后水平的研究课题，难怪饶毅的女儿还是竞争不过。这说明从那个时候起，从中国大陆来的华人科学家已经把英特尔科学奖给玩坏了，他们的子女为了能够进美国名牌大学都已经在拼爹、拼妈了。饶毅的女儿那一次没有拼过别人，没有进入决赛，没能获奖。

进入半决赛已能被美国名牌大学看中，但毕竟还不够突出，她能够被各个名牌大学抢着要，说明还有更突出的地方，比那些进入决赛的、获奖的更突出，一般的人做不到。那是什么呢？她发表了5篇论文。饶毅女儿是2009年上大学，这5篇论文是2010、2011年才发表的，饶毅说她发表论文时已经上大学了，对申请学校没有用。其实不是，这5篇论文的工作都是她在高中的时候已经完成了，她申请学校时就可以写自己参加这5篇论文的工作，甚至可能当时论文的草稿都有了，可以附在自己的申请材料上面。所以，那5篇论文的工作对她申请学校是有用的，如果没有用的话去署名干什么？难道是署名署着玩的？

饶毅还说，他女儿在这5篇论文都不是重要的作者，都是第三作者，还有更靠后的，这种不重要的作者都是没有用的。不重要的作者有没有用要看情况。如果是博士生毕业了要找工作，拿不是重要作者的论文的确没有用，别人只看作为第一作者的论文。但是，高中生在5篇高档次的期刊论文中署名，即使是不重要的作者，那也是很突出的，一般的高中生是做不到的，当然会引起录取的老师的注意。所以这些论文肯定对她的升学起到了作用。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她在这5篇论文中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她有没有可能真正地参与5篇论文的研究工作？

美国小学、初中学习很轻松，但高中的学习非常紧张，可能比中国的高中还紧张，没那么多课余时间。如果她是利用比如说暑假的时间去参与一个研究课题，到她父母的实验室去找一个小实验做一做，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她一下子参与5个课题。这5篇论文分别对应的是5个课题，而且有的领域差得还挺远的。例如，有一篇论文是关于果蝇感光受体发育的因子的，跟人的神经退行性病变的蛋白质差得很远了，完全是不同领域的。但是跨度这么大的不同研究课题她都参与了，这是不可能的。

有人说，她可能只是到吴瑛的实验室配配试剂、洗洗瓶子，这个实验室当时发的论文就都让她挂名了。如果是这样，就是造假。不能只是做一点无关紧要的工作，就在论文挂名。必须为论文的工作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才能在论文署名。饶毅、吴瑛可能也不想让人觉得是挂名，特别强调其女儿对这些论文的工作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有的期刊要求具体地写出论文的各个作者究竟对论文做出了什么贡献。在这5篇论文中，有3篇注明了各个作者具体做出了哪些贡献，饶毅女儿的贡献都是“设计研究”、“从事实验”、“分析数据”、“撰写论文”。这表明她对论文的工作是全过程参与的，实际上起到的就是课题组领导人的作用，特别是“设计实验”，往往就是课题组领导人的工作。有一篇论文更是明确写着饶毅女儿第一个想到要研究这个课题，然后和她妈一起设计实验，并亲自做实验和撰写论文。

会不会指的只是其中她做的实验是她自己设计、分析、撰写的呢？不是的。我们看那篇《美国科学院院刊》的论文，设计实验的只有两个人，饶毅女儿和她妈妈吴瑛。其他的作者，包括第一作者、第二作者（她是第三作者）都没有参与设计实验，都是别人——吴瑛或者饶毅女儿设计好了让他们做的。那些人都是博士生或者博士后。难道饶毅女儿的水平比博士生、博士后还要高吗？设计一项研究，必须经过多年的教育、培训才可以做到。这就是为什么设计研究的往往就是课题的负责人（所谓PI）。难道饶毅的女儿是一个科学天才吗？一个高中生比这些博士生、博士后还能设计实验，而且是在短短的高中学习中课余参与了5项不同的课题，当然只有科学天才才能做到。

很可惜的是，这个科学天才居然没有去学科学。她被各个名牌大学都录取后选择去了耶鲁大学，学的是比较文学。毕业以后去学习拍电影。一般来说，如果是一个科学天才，会一直对科学很感兴趣。不仅是从小对科学感兴趣，上了大学还是会对科学感兴趣，还想做科学研究。她没有，一上大学就巴不得离科学越远越好，这就又跟她是科学天才相互矛盾。

每个论文作者除了名字还要署是哪一个机构的。饶毅女儿在这5篇论文中署的机构也很奇怪。第一篇论文（5篇论文最早发表的那篇论文）署饶毅女儿的机构是西北大学医学院神经系，也就是她妈妈所在的机构。难道她去做了一项实验，或者到实验室帮帮忙，就变成了西北大学的员工了？难道她还办了入职手续？好吧，即使她真的办了入职手续，第二篇论文署的机构却是她就读的林肯公园高中。难道她办了入职以后，到第二篇论文又退职变回一个高中生了？第三篇、第四篇论文署的机构又变成了西北大学神经系，再加上耶鲁大学。署耶鲁大学可以理解，因为那个时候她已经是耶鲁大学的学生了。但是为什么署西北大学？难道她又入职去了西北大学？最后一篇论文西北大学又没了，只署了耶鲁大学。她又退职了？所以她不停地入职、退职、入职、退职，这样的署名很蹊跷，让人觉得是想要掩盖什么。

想要掩盖什么？怕人知道一个高中生居然发表了这么多论文。如果只有一篇还说得过去，一下子5篇，而且是不同课题的5篇论文，就令人难以相信。要把她署成供职于西北大学，想让人以为她是西北大学的学生，就不会让人奇怪了。之所以要让饶毅女儿去她妈妈的实验室参与论文署名，而不是去饶毅的实验室，可能也是不想让人知道他们之间有亲戚关系。如果参与的是饶毅实验室的论文的署名，姓是一样的，就会被人怀疑很可能是父女关系。但是如果参与她妈妈实验室的论文，姓是不一样的，人们就不会怀疑了。别看他们现在显得很理直气壮、问心无愧，其实是很心虚的，想通过各种方式来掩盖造假行为。

从中国大陆来的高科技的移民，很多人的人生最高理想是要把自己的子女培养成美国名牌大学，特别是耶鲁、哈佛这些长春藤联盟学校（藤校）的学生。一方面想在自己子女的身上实现年轻的时候没能实现的上哈佛、耶鲁的梦想，一方面是满足虚荣心，一说起子女上了哈佛、耶鲁，大家都很羡慕。所以，他们会不择手段，甚至弄虚作假。

我倒是从来没有这种想法。如果让我来决定的话，我宁愿我女儿就上加州大学好了。加州大学是非常好的大学，跟那些私立的名牌大学比起来也不差。而且，容易上，对加州的学生来说只要是班里的前9%，就自动录取了，不需要挖空心思去上。对于本州的学生来说学费也很便宜，性价比比较高。而且，上公立学校的人的心态会比较正常，压力也没那么大。上了私立的名牌大学，不仅压力大，而且人容易变得傲慢、势利。

但是，我是不会替我女儿做决定的。如果她以后愿意去报考私立的名校，我也支持，但是我肯定不会为此去创造条件，量身定做所谓的“爬藤”，让她能够满足上藤校的各种各样的条件，精心地设计，甚至弄虚作假。靠弄虚作假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名牌大学，实际上是害了子女。他可能根本没有足够的学习能力能应付名牌大学的学业，而且造假是一辈子的污点，是洗刷不掉的。更重要的是让自己的子女成为一个诚实的人，一个清清白白的人，这比上什么名牌大学都要重要得多。

2022.2.13.录制

2022.7.20.整理

今年春晚最轰动的一个节目是“诗舞剧”《只此青绿》，在朋友圈刷屏了，我也看了一眼，没看下去，因为受不了那个节奏。而且，我对这个剧的名称感到莫名其妙，没见过这样的表述，是啥意思？难道是说“只有这里是青绿色的”，其他的地方都是枯黄的吗？后来我看到该剧编导接受记者采访，记者问她为什么叫“只此青绿”。编导说，创作这个舞剧是从一幅被很多人当成国宝的名画《千里江山图》那里获得的灵感。《千里江山图》据说是北宋天才画家王希孟在18岁时创作的。创作完这幅画以后他就去世了，只留下了这一幅画，而且几百年间这幅画默默无闻地不知道在哪。过了好几百年，到清朝初年才被重新发现。所以，这幅画是很有传奇色彩的，《只此青绿》表示的就是“只此一卷”。

用“只此青绿”来表示“只此一卷”，不知道是哪一国的中文？这都是语文不好的人非要拽文，就搞出这种莫名其妙的表述法。但我今天不是要讲语文，我要讲的是这幅画被当成国宝的《千里江山图》。它是赝品。

最早质疑这幅画的真实性的，是曹星原。她曾经在斯坦福大学拿过美术史博士学位，后来在美国的大学教中国美术史。2017年，故宫展出其收藏的《千里江山图》。曹星原当时写了一篇文章质疑这幅画的真实性。可能是不想得罪国内书画界的人，她没有直截了当地说这幅画是假的，只是说它是清朝的收藏家梁清标重新创作的。据说这幅画创作以后几百年间消失了，到清朝初年才由梁清标重新发现。曹星原认为这幅画是梁清标“重新创作”，其实就是指他做假。

曹星原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国内有研究美术史的大学教授写了文章反驳。但这些反驳的文章都是胡搅蛮缠，避重就轻，没有反驳到点上。这是中国搞文科研究的人的通病。我对比了双方的说法，认为曹星原的结论是成立的。她提供的证据有的强，有的弱，有的牵强附会，并不是都能成立，但基本观点是成立的。

接下来我比较详细地讲一讲这幅画。有的证据是从曹星原那里来的，但大部分是我自己做的推理。

这幅画没有落款。作者花了那么长的时间，画了这么长的一幅画，居然没有署名，这很奇怪。虽然奇怪，但不能把这作为这幅画是赝品的证据，因为的确中国古画有不少是没有落款的。既然这幅画没有落款，为什么现在都说是北宋一个叫王希孟的天才画家18岁画的呢？那是因为这幅画后面有一个跋，是宋徽宗的大臣、大书画家蔡京写的。跋的内容是：画家希孟十八岁，从小就在画院学画，后来到宫里的文书库当差。曾经几次向宋徽宗献画，宋徽宗觉得他献的这些画都不好，但是觉得这个人有潜力，所以就亲自指点他。这样不到半年他就献了这幅画。这次宋徽宗觉得画得还不错，把它赏赐给了蔡京。

但跋只说这个画家名字叫希孟，并没有说他姓王，为什么大家把他叫王希孟呢？这是因为过了几百年，到清朝初年，有一个叫宋荦的人，在梁清标那里看到了这幅画，写了一首绝句，还给绝句加了注。绝句和注的内容说，这幅画是一个叫王希孟的人在宋徽宗的时候画的，当时才18岁，画完不久就去世了，死时才20多岁。后来的说法都是根据宋荦的说法，而宋荦的说法当然是梁清标告诉他的。梁清标又是从哪得来这些信息的？从宋朝到清初并没有关于王希孟、这幅画的任何记载。最合理的推测是，这个故事是梁清标编出来的。

蔡京的跋如果真的是关于这幅画的，至少我们能够知道画家叫希孟，不一定姓王， 18岁画的，的确是北宋的画。问题在于蔡京的跋不一定是关于这幅画的。他只是说了画家的名字和生平，但是并没有写画的内容，甚至根本没有提是山水画。所以我们没法从这个跋推断它跟这幅画是有关系的。这个跋不是直接写在画上面，而是另外写在绢纸上面，然后再裱上去。这就比较蹊跷。既然蔡京是第一个收藏该画的人，一般来说第一个收藏的人会直接就在画上写跋，为什么要写在另外的绢纸上呢？

有人解释，因为这个幅画是皇帝赏赐的，蔡京不敢直接在画上面写跋，另外找一张绢纸写。这个解释很牵强。故宫收藏宋徽宗画的《听琴图》，上面有蔡京的题诗。皇帝本人画的画蔡京都敢在上面写字，何况别人的画？就算因为某种原因蔡京没有直接在画上提跋而是另外找绢纸写，也还有奇怪之处。写跋的绢纸比较窄小。那幅画的宽度是50多厘米，而绢纸的宽度只有30多厘米，上面和下面都要用别的绢纸把它补到了50多厘米的宽度，再裱上去。这样做令人疑惑。如果蔡京不敢在画上直接写跋，要写到另外一张绢纸上，完全可以找一张宽度跟画一样的绢纸，写完以后直接就裱上去，何必费这番功夫找一张比较小的绢纸，画完了上下两端都要找别的绢纸补一补再裱上去？这不合情理。合情理的解释是，这个跋其实是从别的画上拿下来的。那幅画比较小，为了把它裱上去才要进行一番修补。

从跋的内容我们也可以推测，它指的不是《千里江山图》。《千里江山图》如果是一个18岁的人画的，那么很难得。在北宋的时候还没有这样用大量的青绿色的颜料来画山水的。所以，相当于一个18岁的青年人开创了一个流派，被认为是一个天才。但是，从蔡京的跋的描述来看，它说的不是一个天才的画家。这个人以前画的画很不好，皇帝看不下去，亲自对他做了指点，不像是一个天才。

其次，蔡京的跋还提到了这幅画画的时间很短。它说，皇帝对希孟进行了指点，不到半年希孟就献上这幅画。不到半年指的是从皇帝指点到献画的时间，并不是指的这幅画创作的时间。创作的时间可能要比不到半年短得多，一个月、两个月甚至更短都有可能。就算是画了半年吧，那么用半年的时间有没有可能创作出《千里江山图》呢？《千里江山图》是一个非常长的长卷，长度长达12米，宽度50多厘米。而且，它并不是随便一泼的写意画，而是工笔画，是要一笔一笔慢慢地描的。在半年的时间内有没有可能画出这么一个长卷的工笔画呢？曹星原博士曾经问过美术学院专门学工笔画的研究生，他们对《千里江山图》非常熟悉，要经常临摹。临摹一幅要用多长时间呢？他们的说法是要画5～6个月，又要花一个月的时间把它裱起来。也就是说，即使是对这幅画非常熟悉，也要花至少半年的时间才能把它制作出来。更何况这是临摹，如果是创作的话，还要构思，那就更慢了。所以，用不到半年的时间是不可能创作出这么一个长卷的工笔山水画的。

前面提到清朝初年的宋荦，他是写论画绝句的行家，很清楚半年的时间内是不可能画出这样的长卷的。所以，他在注里提到，这幅画创作的时间是“经年”。在文言文里，经年表示时间以年来算，一年、两年、三年……几年都可以叫经年。也就是说，在宋荦看来，画这幅画至少要一年，用“经年”表示画这幅画的时间是很长的。但是，如果说画这幅画用了一两年甚至更长时间，那又跟蔡京的跋里说的不到半年就献画是矛盾的。说明蔡京那个跋指的是一幅可以很快画出来的普通的画，而不是这种非常壮观的、很长的工笔长卷。由此可见这个跋是梁清标从别的地方拿来的，然后把它裱到《千里江山图》后面。

《千里江山图》还有一个跋是元朝的李溥光写的。这个跋倒是提到了画的内容，说画的是山水，但是没有提画家的名字。所以这个跋也不能证明指的就是这幅《千里江山图》。我们只能说，它指的是一幅山水画。而且，这个跋是裱在蔡京的跋后面的。先有这幅画，再裱蔡京的跋，然后再裱李溥光的跋。但是我刚才已经说了，蔡京的跋并不是这幅画的，而是从别的地方拿过来的，那么，李溥光的跋也不可能是关于这幅画的，也是从别的地方拿过来的。梁清标不知道是从哪弄的这幅《千里江山图》，然后从别的画拿来了蔡京的跋，把它修补了一下裱上去，又从别的画拿了李溥光的跋，再裱到蔡京的跋的后面。

那么这幅画究竟是谁创作的？这是一幅12米长的长卷，所以一般的人一看就给震惊了。何况，它用的颜色以耀眼的青绿为主，亮瞎了人们的眼睛。所以一般的人看到这幅画都觉得这是国宝，是杰作。其实，如果仔细看这幅画的细节，很多地方是乱画的，画得非常粗糙，看上去就是一个刚刚学画的人画的。比如他画的树、河岸、桥都是乱画的。但是，有一些地方又画得非常地好，至少画技是很好的，是一个很熟练的画家画的。不同的技术水平都出现在一幅画里，说明不可能是一个人画的，而是集体创作的产物。这些画家或者画匠，技术水平不一样，才会出现有的局部画得很好，有的局部画得非常差、非常粗糙的现象。最有可能的情形是，这幅画是号称发现它的梁清标找了一帮画匠画出来的。画完以后，他拿了蔡京的跋、李溥光的跋粘上去。为了表示这幅画是真的，他还在蔡京的跋和这幅画贴的地方、李溥光跟蔡京的跋贴的地方都盖上自己的章，欲盖弥彰。

如果我的推测是对的，这幅画绝不是宋画，而是清初的画。用科学的手段是非常容易鉴定的。这幅画用的是绢，绢含有碳。墨也含有碳。有碳就好办了，可以用碳14同位素鉴定法鉴定它的年代。这种鉴定方法只有几十年的误差，足以区分这幅画是清朝初年的，还是宋朝的画。所以，要知道这幅画究竟是真是假，我前面的那些推断能不能成立，最简单的办法那就是做一个碳14的同位素的鉴定。现在既然有争议，而且最早不是由我提出来的，而是由一个研究中国美术史的博士提出来的，那么要解决这个争议就应该做一个科学的鉴定。但是，我不认为故宫会去做鉴定。这是“国宝”，为了维护“国宝”的形象，是不能去做鉴定的。万一真的鉴定出来不是北宋时期的画，而是清初的画，多么丢“国宝”的脸，对不对？

2022.2.3.录制

2022.7.2.整理

连花清瘟胶囊是一个叫吴以岭的骗子搞出来的骗人的药，很早以前就有了，并不是针对新冠病毒搞出来的。我以前已经多次批过它。最近连花清瘟胶囊引起了众怒。上海封城期间上海人民都在家里挨饿，但是每户上海人家都领到了连花清瘟用于预防新冠感染。网上有人透露说，上海物流现在很紧张，但是三分之一的物流能力都被用来配送连花清瘟了。于是很多人，包括王思聪等名人都一起骂连花清瘟。北大教授兼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也凑热闹写了一篇文章，建议不要强制人们去服用这种没有经过证明的药。

饶毅的这篇文章没有什么新意，谈的内容别人都已经早就谈过了，但毕竟他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名人，所以这篇文章流传很广。有一些人说饶毅是在反中医，吓得饶毅赶快在第二天又发表了一篇文章来撇清自己，说他不反中医，反的是假的中医、中医当中的骗子；他是支持真中医的，对那些好的、有效的中药的研究他一向是支持的。他说他曾经多次发表文章，推崇过中医药的研究，还因此被人说成是中医的拥趸。他说他只是要认这个真、认这个理。他举的他推崇中药研究的例子当中，包括哈尔滨医科大学中医科医生张亭栋发明用三氧化二砷治疗急性早幼粒白血病。他拿这件事作为例子来标榜自己认真、认理，是非常无耻的。

三氧化二砷是毒药砒霜的主要成分，用它治疗白血病，经常被说成砒霜治疗白血病是中国人的一个重大发现。这个说法很不准确。用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不是中国人发现的，在很早以前，外国人已经这么做了，发现有一定的效果，但是没有那么好。哈医大的研究人员最重要的发现是，如果只用三氧化二砷治疗一种类型的白血病——急性早幼粒白血病（简称APL），效果非常好，治愈率能够达到90%。这个发现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做出来的，是那个年代中国最重大的医学发现之一。但是，一方面，参与这项研究的人很多，时间持续比较长；另一方面，那个年代不像现在，科研人员并没有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各方面的记录都是不全的，这样就导致在这项研究当中究竟谁的贡献最大变成了一个谜。

2013年，饶毅和另外两个人合作，声称查阅了最原始的文献，破解了这个谜。他们认为，在1979年，时任哈医大一院中医科主任的张亭栋发表了一篇论文，是关于三氧化二砷治疗APL这项研究最关键的一篇论文，他们把它叫做“里程碑论文”。所以他们认为张亭栋是这项研究最大的功臣，是最主要的发明人。饶毅的这个研究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张亭栋因此收获了无数的荣誉，得了很多奖。最近的一个奖是在2020年获得“未来科学生命科学奖”，奖金高达100万美元，号称是中国奖金最高的科学奖。

但是，关于这事一直有争论。在哈医大一院内部，那些曾经参与过研究的人不服。参与当年研究的人有的已去世，他们的亲属也不服。他们向各个渠道反映，包括向我反映，说这个研究其实跟张亭栋没啥关系，张亭栋剽窃了别人的研究成果。我看了他们发给我的材料，认为是可信的。参与这项研究的人虽然很多，但是根据我看到的材料，做出最大贡献的主要是这么几个人。检验科的药剂师韩太云最早做出了用来治疗白血病的砷剂。中医科的一些医生摸索用砷剂治疗白血病，后来发现如果把白血病分型，对于治疗APL效果是最好的。在中医科医生当中，贡献最大的是孙鸿德和胡晓晨。再后来，血液科医生张鹏领导了对这项研究做更深入的研究，把治疗规范化，做了临床研究，然后推广开去。这些人是关于这项研究的最重要的发现人、发明者，没有张亭栋什么事。

我很早就知道这事的真相，张亭栋就是一个剽窃别人成果的学术骗子。我公开讲过几次，在新语丝网站上也发过这方面的材料。因为饶毅经常拿这事来标榜自己在科学史上做出了贡献，所以我几次提醒过他，他是在当一个学术骗子的吹鼓手、帮凶。但饶毅是不服的。由于年代久远，我们看到的那些材料有些是属于回忆性的，是当事人的陈述，不算是证明张亭栋剽窃的很确切的证据。但是在去年年底，铁证出现了，能够证明的确是张亭栋剽窃了别人的成果。

在去年年底我跟饶毅有一场关于科学史的争论。因为我一直在说饶毅没有研究科学史的能力和资格，饶毅为了证明自己有，列了他在科学史上做出的原创性的贡献，其中一条就是关于张亭栋发现用砷剂治疗APL。所以这件事在去年年底又被翻出来。棒棒医生（黄石人民医院血液科医生余向东）也认为张亭栋剽窃别人的成果，因此写了一系列的文章跟饶毅商榷。在写这一系列文章的过程中，棒棒医生发现了新的证据，而且是铁证。他从孔夫子旧书网买到一份材料，是1978年黑龙江中医学会年会的学术论文，其中有一篇是关于哈医大一院用三氧化二砷治疗APL的总结，署名是该医院的检验科和中医科集体。这篇论文跟张亭栋在1979年发表的那篇被饶毅称为“里程碑论文”对比，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张亭栋把一年前集体创作的一篇论文照抄了一遍，几乎是逐字逐句地抄，只是改动了个别的字、句，加了一个表，然后以个人的名义拿去发表。张亭栋这么做显然没有得到参与这项研究的其他人的授权，否则也不会有后来的争端。何况根据内部的反映和记录来看，张亭栋实际上没有参与研究。所以这就是一个铁证，证明张亭栋剽窃了别人的论文。张亭栋还剽窃过其他的论文，是一个惯犯，符合学术骗子的规律，即他们剽窃一次是不会罢手的，会一直剽窃下去。所以这件事可以说有了定论，铁证如山，证明了三氧化合砷治疗APL的发现是别人做出来的，跟张亭栋没有关系，是张亭栋剽窃了别人的论文拿去发表。

棒棒医生这么一篇一篇地写文章，要跟饶毅商榷，饶毅都置之不理，没有任何回应。是饶毅不知道棒棒医生在跟他商榷吗？不是。棒棒医生的这些文章我都一篇一篇转给饶毅。我有时候也在推特上评论一下棒棒医生的文章，我的评论也都转给饶毅。但饶毅都假装没看见。人家是在摆事实、讲道理，而且有了新的发现在跟你商榷，针对的是你一个“重大的科学史研究的成果”，那么，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就应该给回应。如果别人的商榷文章有不对之处，你就应该一一地反驳。如果对方事实准确、逻辑合理，没法反驳，那就证明了你的“学术研究的成果”是站不住脚的，你就应该大大方方地认错。这是作为一个学者应有的品格。

中国的很多的“学者”，包括饶毅这种明星科学家，没有学者应该有的品格，他们是死不认错的。那好，我们退一步，不以学者的标准来要求饶毅，就以一个普通人的标准来要求饶毅吧。如果脸皮薄一点、有一点羞耻心的话，虽然拉不下脸，不愿意认错，那么也不应该再去提这事，不要再把“发现张亭栋”作为自己的学术成果拿出来。但是饶毅一方面对别人的，包括棒棒医生、我的质疑、商榷一概不予理睬，另一方面继续把“发现张亭栋”作为他的重大学术成果亮出来，这就非常无耻，是在继续当一个学术骗子的帮凶。更无耻的是，饶毅不仅继续把这作为他的学术成果，而且还要拿它来标榜自己是在认真、认理，这就无耻到极点了。不仅是无耻，而且是坏，是那种没有任何羞耻心的坏透的坏。一方面继续当学术骗子的帮凶，另一方面还要自吹自擂自己是认真认理的，光是从这件事我们就可以认定，饶毅是一个欺世盗名的恶人。可笑的是饶毅却被很多人当成中国科学的良心、中国科学界的鲁迅，这可以说是这个荒诞时代的一大笑话。

2022.4.19.录制

2022.6.15.整理

智利公布的新冠死亡率数据，显示出中国灭活疫苗不仅不能降低，反而增加了奥密克戎感染的死亡率。

我们先看一下美国新冠死亡率的变化作为对比。这里说的新冠死亡率指的是每周每10万人中因新冠死亡的人数，它随时间变化。美国数据清楚地表明，不管针对的是哪一种新冠变异，美国疫苗都能大幅度降低死亡率。在美国奥密克戎疫情期间，没接种疫苗、接种两针疫苗和接种三针疫苗的人群的死亡率都上升了，但是，跟没有接种疫苗的人相比，接种两针疫苗的人的死亡率还是低很多的。在最高峰时（1月15日），没接种疫苗的人死亡率是28.58，而接种两针疫苗的人死亡率是4.34，降低了85%。接种三针疫苗的人死亡率更低，只有1.29，降低了95%。这说明，即使只是接种了两针疫苗，对于奥密克戎变异还是能够有效地预防病死。

我们再来看智利的死亡率的变化，它跟其他发达国家是很不一样的。在以前的疫情（包括德尔塔）期间，智利接种了两针疫苗的人的死亡率还是下降的，虽然没有美国下降得多，大约下降了60～70%。但这还不是奇怪的地方。奇怪的是在遇到奥密克戎疫情后，接种两针疫苗的人的死亡率直线上升，而且一直上升到反超没打疫苗的人的死亡率。最高峰时打两针疫苗的死亡率是8.60，没打疫苗的人的死亡率是8.07，反超7%。之后没打疫苗的人的死亡率追上了一点，但在奥密克戎期间两条曲线基本重合，可以说二者的死亡率基本一致。

为什么智利打两针疫苗的人死亡率没有下降，跟美国的区别在哪？区别在于，智利打的疫苗跟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是不一样的。美国两针的疫苗打的都是信使RNA的疫苗（还有很少的一部分打强生疫苗，可以忽略不计）。但是智利是发达国家中唯一一个打中国的科兴疫苗的，在打两针疫苗的人当中有三分之二打的是科兴疫苗，还有三分之一打的是辉瑞疫苗。我们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数据可以推测，打辉瑞疫苗的那三分之一的人应该降低死亡率85%，但是，所有打两针的人合起来死亡率却没有变，合理的解释是，那三分之二打科兴疫苗的人的死亡率不降反升，抵消了三分之一打辉瑞疫苗的人降了85%的死亡率。简单地算一下可知，打两针的科兴疫苗反而增加了死亡率大约40%。

但是，智利打第三针疫苗的人的死亡率一直是下降的，即使是在奥密克戎疫情期间，死亡率还是降低了。那是因为智利的第三针主要打的是阿斯利康和辉瑞的疫苗。智利在去年八月份出台了一个政策，打过两针科兴疫苗的人，第三针55岁以上的改打阿斯利康疫苗，55岁以下的改打辉瑞疫苗。这样还是能够起到保护作用，死亡率下降了75%，但是下降得没有美国那么多，美国三针疫苗减少死亡率95%。所以，从智利的数据来看，打科兴疫苗起到的是反作用，不仅没有预防，反而增加了奥密克戎死亡率。

我在推特上指出这点后，有些人不服，说这只是简单对比接种疫苗的人和不接种疫苗的人的死亡率，没有考虑到还有其他的因素也能够影响到死亡率，没有控制变量，不能说明问题。有一个叫周叶斌的人，在网上自称“一个生物狗”，发了一篇文章专门来驳斥我。自从新冠疫情以来此人写过不少关于新冠的科普，谬论很多，被我批过很多次。这种前科累累的医骗本来是不值得大家信任的，但是还是有很多人相信他，有几个人把他的那篇文章转给我，要我做一个回应，那我就回应一下吧。

首先，大家要知道，通过对比接种疫苗的人的死亡率和不接种疫苗的死亡率来说明疫苗的有效性，这不是我发明的方法，而是一个常用的方法，各个卫生部门都在用。大家经常在媒体上看到报道，说接种了新冠疫苗以后降低病死多少倍，就是这么算出来的。例如加州卫生局每周都会公布接种了新冠疫苗以后降低死亡率的概率，也是用我这种方法，对比二者的死亡率算出来的，也没有控制变量。以前大家都这么干的时候，周叶斌或者别的什么人怎么不跳出来说，这种算法没有控制变量，没有考虑到其他的因素，不能说明疫苗有效呢？为什么等到我用同样的方法说明了科兴疫苗是无效而且有害的，他们才跳出来，说这个方法不行，不能说明问题呢？这未免太双标了吧？如果我们有条件能够考虑到其他的能够影响到死亡率的因素，能控制变量做出校正，那当然最好了，这样得出的结果会更准确。但是，没有控制变量跟控制变量，结果差别不会太大。而且，一般来说，不考虑变量，光是简单地对比死亡率得出的疫苗的有效率是偏高的，而不是相反。

其次，我并不只是看智利的死亡率变化，还跟其他的发达国家做了对比。那些说我不严谨的人，说我没有考虑到其他的也能够影响死亡的因素，不接种疫苗的人会由于某些原因导致他们不容易病死。那么这些因素应该在别的国家也都存在，为什么没有在别的国家表现出来呢？为什么在别的国家，接种了两针疫苗以后死亡率还是一直偏低，碰到奥密克戎变异以后没有突然直线上升，超过了没有接种疫苗的人呢？智利有什么特殊的地方，让那些没有接种疫苗的人具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可以保护他们不因为得新冠而死？而且这种神秘的力量只存在于智利，在其他的发达国家就不存在呢？

第三，我们退一步说吧，就说智利那些不接种疫苗的人的身上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保护着他们，但是，奇怪的是，这种神秘的力量在奥密克戎变异之前并没有表现出来。在德尔塔疫情期间，智利接种两针科兴疫苗的人同样降低了死亡率。只是遇到了奥密克戎变异以后这个人群才突然死亡率直线上升，超过了没有接种疫苗的人。那个神秘的力量是针对奥密克戎才表现出来的吗？

即使这种在没有接种疫苗的人身上才具有的神秘的力量，只是在奥密克戎变异才表现出来，那么也很难解释一个问题，那就是智利接种三针疫苗的人，他们的死亡率一直是很低的，一直比没接种疫苗的人低得多，在奥密克戎疫情期间也是如此。那么，这个神秘的力量只是跟接种两针疫苗的人做对比的时候才表现出来，跟接种三针疫苗的人一对比就突然消失了？所以，把智利接种两针疫苗的死亡率上升归为是因为没有控制变量，是很难说得通的。

以前中国一直吹灭活疫苗多好多好，能够防感染。后来发现预防不了感染，就说还能够预防重症，预防不了重症还能够预防死亡。但是，从智利的数据看，科兴、国药疫苗这些灭活疫苗很可能不仅预防不了死亡，反而会起反作用，能增加死亡。

为什么接种灭活疫苗反而能够增加死亡呢？灭活疫苗产生的抗体跟病毒接合以后，如果起不到消灭病毒的作用，反而能够帮助病毒入侵细胞，导致病情更加严重，乃至死亡。这种现象叫“抗体依赖的增强”，简称ADE。我以前提出过几个证据，怀疑中国的灭活疫苗存在ADE现象。智利的数据支持我的猜测。

中国疫苗接种率非常高，如果疫苗是有效的话，完全可以不用怕疫情来袭。但是每一波的疫情来了，中国采取的还是严防死守的措施，完全没有想到要依靠疫苗。中国的专家、官员应该很清楚，中国的疫苗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甚至能够起反作用，如果不严防死守，要死很多人，而且会比香港还要严重，因为香港毕竟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接种了有效的辉瑞疫苗。所以，中国不敢放开，要严防死守，号称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

严防死守是消灭不了疫情的，只会推迟疫情的发生，因为病毒还在那里，随时还会引发一波新疫情。本来应该在严防死守之后赶快做各种各样的准备工作，等到下一波疫情再来就可以放开了。但中国把严防死守当成终极的手段。这一波疫情靠严防死守挺过去了，并没有采取什么准备的措施，在可预见的未来是不太可能会引进美国有效的疫苗的。中国还是会不停地守下去，不可能像国外那样靠疫苗和自然感染结束疫情。中国的疫情会没完没了，不是张文宏说的“最后一个寒冬”、“倒春寒”，而是没有尽头的冬天。

2022.3.15.录制

2022.6.5.整理

网上流传一张图，号称是香港大学医学院的研究结果，接种两针科兴疫苗跟接种两针“复必泰”（即辉瑞疫苗）的效果一样，都能够降低重症60%。这个研究结果是骗人的。它并不是根据实际的情况做了调查、统计得出来的疫苗有效率，而是根据模型推算出来的疫苗有效率。

这个模型进行了一系列的假设。假设疫苗产生的中和抗体的滴度在遇到奥密克戎变异时，跟以前的变异相比降低了12倍，也就是除以12。这个数据是随便设定的，没有依据。香港大学自己测过，科兴疫苗产生的中和抗体的滴度在针对奥密克戎变异时变成0。那么为什么不用0，却要拿以前的中和抗体滴度除以12作为科兴疫苗的中和抗体滴度呢？这个模型还有一个假设，如果打了加强针，中和抗体滴度就又上升了，对于科兴疫苗来说增加了5倍。这也是没有依据的随便做的假设。

他们根据中和抗体的滴度推算疫苗有效率，也是没有任何理由的，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创新”。中和抗体的滴度跟疫苗的有效性并不是线性的关系，从中和抗体的滴度是没法算出来疫苗的有效率的。而且，疫苗的有效性不只跟中和抗体有关，还有其他的因素，例如细胞免疫，也会影响到疫苗的有效性。但是这个模型没有考虑到这些因素。

这个模型算出来的结果跟别的地方根据实际使用情况研究的结果不符。比如说新加坡。新加坡也有一小部分的人接种了科兴疫苗，所以有科兴疫苗有效率的数据，去年12月份新加坡公布过。当时奥密克戎变异还没有在新加坡传，他们研究的是德尔塔变异。结果表明，接种科兴疫苗能够降低德尔塔变异导致的重症60%。新加坡绝大部分人接种的是辉瑞或莫德纳疫苗。如果接种两针辉瑞疫苗，降低重症高达90%，比科兴疫苗高得多。

我们再来看香港大学的模型推出的结果。针对奥密克戎变异，两针科兴疫苗和两针辉瑞疫苗都降低重症60%。也就是说，在针对奥密克戎变异时，科兴疫苗有效率没变，跟针对德尔塔一样还是60%；但是辉瑞疫苗从90%降到60%了。科兴疫苗对两种变异不仅一直有效，而且有效性不变。这是不合情理的，只能说明该模型是错的，得出来的数据是骗人的。

香港已经是“一国一制”了，有“国安法”，没有了学术自由、言论自由。谁敢说国产的科兴疫苗是没有效的，就有被抓的危险，是不敢说的。所以现在香港关于疫苗的数据、研究结果都是不可信的。

2022.3.19.录制

2022.6.1.整理

我以前曾经说过，台湾的防疫手段很中国。其中有一条，台湾自己搞了一个新冠疫苗，只做了一期、二期的临床试验，没有做三期的临床试验就批准紧急使用。这种做法就是向中国大陆学的。中国大陆所有的新冠疫苗都只做了一、二期的临床试验就批准上市。发达国家是不这么干的，都是要求疫苗做过了三期的临床试验才批准紧急使用。

台湾这款疫苗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称，叫“高端疫苗”。这个名称也是不符合现代医学的惯例的，因为现代医学有一条原则，对药物的命名不能暗示它的品质，不能暗示疗效是怎么样的。也就是说，不能把药物的名称当成广告。叫什么“高端疫苗”，这是老中医的做法。有人说了，这款疫苗是一家叫“高端”的公司研发的，所以才叫做“高端疫苗”，就像辉瑞公司研发的疫苗叫做“辉瑞疫苗”。其实像这种情况应该给疫苗改一个中性的名称，不然的话如果有一家叫做“安全”的公司搞了一款疫苗，难道把它叫做“安全疫苗”？有一家叫做“最佳”的公司搞了一款疫苗，难道把它叫做“最佳疫苗”？从这个名称可以看出来，台湾的药监其实还是很落后的。

所谓“高端疫苗”，技术并不高端，而是很低端，属于重组蛋白质疫苗。这跟大陆智飞生物搞的疫苗是同样的技术，只能说比灭活疫苗要先进一些。但是，这也是几十年前就已经有的技术了，乙肝疫苗就属于这种重组蛋白质疫苗。台湾的一些媒体、网友却吹嘘说这真的是高端的疫苗，重组蛋白质疫苗比信使RNA疫苗要好。这跟大陆的媒体、网友吹嘘灭活疫苗要比信使RNA疫苗要好还是很像的。但是，不管是用什么技术，不管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技术做出来的疫苗，只要能够证明是安全、有效的，那么就应该使用。要证明疫苗安全、有效，就要做三期的临床试验，不能只做一期、二期的临床试验。

我看到报道，“高端疫苗”号称也做三期的临床试验了，在台湾没有条件做，是在巴拉圭做的，最近公布了三期临床试验的中期结果。我看了这个结果，发现是骗人的，根本不是三期临床试验。疫苗的三期临床试验，除了要观察不良反应，还要知道疫苗的保护效力。保护效力是怎么得来的呢？把试验对象——一般要用到几万人，像辉瑞疫苗有4万多试验对象——随机地分成两组，一组接种疫苗，一组接种安慰剂。然后对比这两组的感染率，根据感染率的差别算出它的保护效力。

“高端疫苗”的所谓三期临床试验并不是这么做的。首先，它的试验对象人数很少，只在巴拉圭找了1100多人，分成了两组。这两组并不是一组用疫苗、一组用安慰剂，而是一组接种“高端疫苗”、一组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它也不是对比这两组的感染率，而是对比这两组接种了疫苗以后体内产生的中和抗体的滴度。其结果是，接种“高端疫苗”产生的中和抗体的滴度，比接种阿斯利康疫苗产生的中和抗体滴度还要高，是它的两三倍。阿斯利康疫苗已经被三期临床试验证明是有效的，他们就认为“高端疫苗”也是有效的。

这样的试验为什么要去巴拉圭做呢？只测中和抗体，在台湾完全有条件做。如果要对比感染率，因为台湾感染人数很少，没有条件做，要跑到巴拉圭去做，这可以理解。但是对比的不是感染率，只是中和抗体的滴度，这在哪都能做，在台湾也能做。何必跑到巴拉圭去做？而且，关键是，它只是测一下中和抗体滴度而已，并不是真正的三期临床试验。把这叫做三期临床，还说是“中期结果”，完全就是骗人的。

台湾研发“高端疫苗”的人说这是最新的研究方法，叫做“免疫桥接’”。“免疫桥接”的概念不是台湾人发明的，以前就有了。但是，以前的免疫桥接指的是，一种疫苗已经做过了三期临床试验被证明是有效的，要扩大这个疫苗的使用范围时，就没有必要再花时间、花钱做三期临床试验，只是对比中和抗体的滴度就可以了。比如说，一种疫苗已经在成年人的身上做过了三期临床试验证明是有效的，想扩大到给小孩使用，就不一定要对小孩再重新做一次三期临床试验，而是对小孩接种疫苗，测一下中和抗体的滴度，跟成年人的中和抗体滴度做对比。如果是相当的，就认为这个疫苗在小孩身上也能够用。以前说的“免疫桥接”针对的都是同一款疫苗。而台湾是要对比不同的疫苗产生的中和抗体，这是台湾的发明，不是以前说的免疫桥接。

即使是传统意义上的免疫桥接，FDA（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也是不认的。辉瑞对12-15岁的人群和5-11岁的人群做新冠疫苗试验时也做了免疫桥接，对比了他们产生的中和抗体和成年人的中和抗体是相当的。但是，这只是作为申请疫苗紧急使用的一个数据。FDA要求还必须要有三期临床试验的结果，要有感染率的对比。所以，辉瑞在这些小孩身上也做了三期临床试验，对比了疫苗组和对照组的感染率，得出了疫苗对12-15岁人群的保护效力是100%，对5-11岁人群的保护效力是90%。这样FDA才批准了辉瑞疫苗可以在5-15岁的小孩身上使用。

对于5岁以下的儿童，辉瑞没有做感染率的对比，而只有免疫桥接的数据。这可能是因为太小的小孩感染的可能性太低，很难获得感染率的数据。所以他们就只是测了5岁以下的小孩产生的中和抗体的滴度，去跟成年人的做对比。这个数据交上去以后FDA不批，即使以后FDA批准了，那也针对的是已经做过三期临床试验的同一款的疫苗，跟没有做过三期临床试验的“高端疫苗”想拿免疫桥接混过去，是两回事。

现在也有一些专家以及一些国家的药监机构在研究，对于新冠疫苗可以放宽一下，看能不能做不同疫苗的免疫桥接就可以批准上市。去年九月份有5个国家——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士、新加坡联合倡议，因为现在新冠疫苗短缺，而很多国家没有做三期临床试验的条件，对于新冠疫苗是不是放松一下标准，靠免疫桥接就也可以批了？这只是一个提议，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个国家批准过不同疫苗的免疫桥接。

而且，这5个国家提出来的方案也比“高端疫苗”做的免疫桥接要严格得多。它们提出来必须在3000人身上做安全性的免疫桥接试验。但是台湾实只用了几百人做免疫桥接试验，人数少得多（虽然有1100多人参与试验，但是分了两组，接种“高端疫苗”的只有几百人）。另外，这5个国家提出的免疫桥接方案要求，在对比中和抗体滴度的同时还必须对比细胞免疫，也就是T细胞的情况。但台湾的免疫桥接只有中和抗体滴度数据，没有细胞免疫的数据。所以，即使是按照这5个国家去年9月份才提出来的方案，台湾的“免疫桥接”也是不合格的。而且，即使完全按照这个方案，也不能说是三期临床试验。台湾把免疫桥接直接叫做三期临床试验，就是骗人的。

我在推特上批评了台湾的“高端疫苗”是骗人的以后，来了一波台湾网民骂街，嘲笑我“不懂”、“无知”、“看不懂英文的资料”、“只能看几手的简体的中文的资料”。不知道这些台湾网民哪来的自信，要跟我比看英文的资料。他们还造谣说，各国的疫苗——辉瑞的、莫德纳的都是没有做三期临床就被FDA批准紧急使用了，还说辉瑞疫苗对于小孩也只是做了免疫桥接，没有做三期临床，就被FDA批准了。这些当然都是谣言。

这些台湾网民因为他们心目中的“爱国疫苗”被人批了，就跑来骂街、造谣，这种做法跟中国大陆也很像，在这一点也是很中国的。不过，我看了台湾公布的疫苗接种数据，发现接种“高端疫苗”的人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虽然台湾当局也在不停地宣传“高端疫苗”，蔡英文还表演了接种“高端疫苗”，但是真正信的人还是很少。绝大部分的台湾人接种的还是阿斯利康、莫德纳、辉瑞的疫苗。在就要比大陆好得多，台湾人毕竟还是有选择的，可以选进口的疫苗。而不像中国大陆的人没有选择，只能被逼着去接种安全性和有效性都很可疑的国产疫苗。在这一点上台湾又没有那么中国。

2022.2.21.录制

2022.5.25.整理

台湾疫情以前被认为控制得比较好，是“防疫的模范生”。曾经有机构给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疫情管控打分，台湾的排名很靠前，比中国大陆还要靠前。曾经有人总结过台湾的防疫经验介绍给全世界，说他们第一对感染者的追踪做得好，第二喜欢戴口罩。现在不知道是不是突然口罩失灵了还是怎么回事，这段时间台湾的疫情告急，病例数直线上升，所以就需要有新的防疫手段了。那么他们采取了什么防疫手段呢？

一个做法是派出“外星部队”到公共场所进行消杀。这种做法好像是从中国大陆学来的，因为在世界各个主要国家中只有中国大陆是这么干的，哪个地方发现有新冠感染病例了，甚至根本就没有新冠感染病例，也派出“外星部队”进行消杀。好像空气当中到处都是新冠病毒，要把它们杀死，杀不死也要把它们吓死。大陆的消杀阵势比台湾更加气势磅礴，台湾还有的学呢。但是发达国家没有这么干的。以前美国如果哪个地方发现了新冠感染病例，还要在室内做做消毒。但是也只是限于表面的消毒，而不会往空气乱喷。后来美国疾控中心说，通过环境传染的概率非常低。此后发现有感染病例连表面的消毒也懒得做了。台湾到现在还在搞这种派出“外星部队”的消杀是很中国的做法。

台湾有一个做法也很中国，那就是开始让大家喝中药了。台湾卫生福利部紧急批准了一款中成药的使用，叫“清冠一号”，号称能够治疗新冠感染，而且号称有科学依据、实验证明。这款中药据说根据的是明代的处方，好像古人早就给我们留下了秘方能够防止现在才冒出来的新冠病毒。而且，那个成分据说跟大陆流行的“莲花清瘟胶囊”的成分很接近，可见也是从中国大陆学来的。中国大陆也是一直在推广用中药要治疗新冠，号称疗效非常好，也号称有科学依据、发过论文的，跟台湾的做法一样。但台湾比大陆更过分，吹嘘说这个“清冠一号”在被台湾批准之前已经在国外热销了。我不知道他们的“国外”指的是哪一国。除了中国，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卫生监管部门批准过任何一款的中药治疗或者预防新冠，究竟“热销”到哪去了？难道热销到中国大陆，或者热销到哪一个国家的唐人街去了？台湾可以说是后来居上，比大陆更敢吹。

台湾还有一个做法也很中国。台湾疫情指挥中心的总指挥陈时中最近说，台湾自己研发了疫苗，准备上市在台湾使用。但是，这款疫苗只做过一期、二期的临床试验，还没有做三期的临床试验就要使用了。陈时中说，其实世界上大部分的知名厂牌，它们的新冠疫苗都还没有完成三期临床试验就批准紧急使用了。我不知道他说的“知名厂牌”究竟指的是哪几个。我们知道的知名厂牌像辉瑞、莫德纳、阿斯利康、强生，其新冠疫苗都是做过了三期临床试验，获得了有效性、不良反应的数据，才被批准紧急使用的。可以说，所有的知名厂牌，疫苗都是已经做完了三期临床的试验才被批准紧急使用的。

有一些人去查了临床试验的登记资料，说不对呀，它们还没有做完三期临床试验，到明年才完成呢。在计划里头，的确临床试验是准备要做两年的。但是，完成和结束不是一回事。我们说它们已经做完了三期临床试验，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做完了一级的试验。一级是最主要的试验，要获得的是疫苗的保护效力究竟有多高，以及会引起什么样的不良反应。

这一步完成了并不是说试验就结束了，还要继续做跟踪调查，获得进一步的数据。这属于二级的数据。比如说，想知道疫苗的有效性能够持续多长时间，是不是过了一年以后还有效？这就要继续做跟踪调查。还要调查是不是有什么不良的反应在短期内（几个月、一年的时间内）没有发现，要超过了一年才会发现。所以就要继续做跟踪调查，整个研究两年后才结束。可见，有没有获得了疫苗的保护效力和不良反应的数据，是很关键的。获得了，可以说已经完成了三期临床。陈时中要拿台湾的疫苗来跟这些知名厂牌的疫苗做对比，它的保护效力有多高？不良反应的数据在哪里？根本就没有，怎么能够去跟人家做对比呢？

陈时中也知道，三期临床试验关键是要证明疫苗有效。他说了，我们证明有效不这么证明，我们要通过对比抗体滴度来证明。其实，对比抗体滴度是不能证明疫苗究竟有效没效的，它最多是作个参考。如果陈时中的这个理由能够成立的话，那么以后疫苗都不需要做三期临床了，只要做一期、二期的临床，测测抗体不就完了吗？干嘛还去跟知名的厂牌做对比，认为知名的厂牌也都是这么干的呢？

这么干的厂牌有，但不是那些国际知名的厂牌。中国的、俄国的、印度的疫苗的确是这么干的，做完了一期、二期的临床以后就没有做完三期临床，甚至三期临床都还没有开始做，就批准紧急使用、上市了。所以，台湾的做法其实不是跟那些知名厂牌学的，而是跟中国、印度、俄国这些比较厉害的国家学的，特别是跟中国大陆学的，因为这么干干得最出格的就是中国大陆。印度、俄国都只有一种疫苗是这么干的，中国大陆有好几种疫苗都是这么干的。只要疫苗弄出来了，做做一期、二期，中国大陆都给批准、上市了，根本就不等三期的临床结果出来。所以，台湾的这种做法其实也是跟中国大陆学的。

我查了一下台湾疫情总指挥陈时中的背景，发现他是学牙医出身的。如果说让一个牙医来指挥怎么做牙齿的保健那还说得过去，但是一个牙医对疫情的认识跟普通的人也没有什么区别，并不比一般的人更强，让一个牙医来指挥疫情的防控，就显得很不专业。在这点上台湾也跟中国大陆很相似。中国大陆那些最权威的、有发言权的防疫专家，像钟南山是呼吸科的临床医生，李兰娟是一个赤脚医生，高福是兽医，后来去搞结构生物学……所有这些人没有一个是防疫方面的专业人士。台湾让一个牙医来指挥防疫，要比中国大陆让兽医、临床医生来指挥防疫还要可笑，因为跟传染病离得更远了。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大陆那些“防疫专家”经常闹笑话，台湾的总指挥也闹笑话，实际上都不懂行，都是外行在领导着内行。

尽管台湾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跟中国大陆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在文化上还是很中国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碰到疫情严重了病急乱投医，采取的做法、措施也都是很中国的。大家根本不用担心台湾会独立，因为台湾本质上还是很中国的。

2021.6.1.录制

2022.3.17.整理

中国曾经出过两个“文学天才”，一男一女，男的叫韩寒，女的叫蒋方舟。几年前我用大量的证据证明过，韩寒、蒋方舟并不是真正的文学天才，他们小时候出的书、发表的文章是他们的父母代笔的。父母要把自己的子女包装成文学天才要有一定的条件：第一，父母是一个作家，会写文章、写书；第二，父母在文学界、出版界、媒体有关系，它们会帮你包装、炒作。

中国搞科研的人没有这些条件把自己的子女包装成“文学天才”，但是他们可以把自己的子女包装成“科学天才”。最近，云南有一个小学生被发现就是这样的天才。云南昆明一名六年级学生获得了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三等奖。虽然只是一个三等奖，但是她获奖的项目非常高大上，研究一种基因与直肠癌的关系。她不仅发现了这种基因，还用了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的方法来研究这种基因，而且还构建了一个动物模型，还不是普通的动物模型，而是剔除了那个基因的动物模型。她还做了临床的调查分析。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科研项目，是只有博士生才能够做的。一个小学生如果已经能够做这样的研究课题，还读小学、中学、本科干什么？直接授予博士学位就好了。做这样的课题不仅需要有大量的知识储备，必须掌握高中、大学本科的生物学知识，而且要有很多科研经费，起码也得几十万元。还要全职地、花好几年的时间来做实验、调查。还要跟别人合作，因为这种课题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即使是博士生来做这个课题也要花好几年的时间才能够完成，一个小学生号称能够做这样的课题，明显就是假的，就是父母把自己的科研项目给了子女去评奖。一查果然是这样，这个小学生的父母都是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研究员，而且做的就是这个课题。

我很奇怪，这么一个高大上的课题居然只得了三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不知道高大上到什么样的程度？就把获奖课题拿来看了一遍。有的获奖项目只是小发明，还有的是人文学科的，看不出有多高的门槛，是中小学生有可能完成的。当然也可能是父母或者是老师帮着做的，只是表面看不出来是假的。但是，有些获奖课题明显就是假的，特别是生物医学方面的课题，几乎都是假的，都不可能是中小学生能够完成的。

我举一个例子。获得一等奖的一个项目是北京人大附中的一个中学生做的，他号称在南极半岛发现了一种新的、抗辐射的微生物。他还附了一张他去南极半岛的一张照片，来证明他的确去过南极。他如果真的去了南极半岛，而且发现了这种新的微生物，这对于一个中学生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发现，光凭这点就应该给一等奖，甚至应该给一个特等奖。但是，他对此还不满足。他号称在发现了这种新的微生物以后，还对它做了各种各样的研究，对它的RNA序列做了测序，对序列做了各种各样的比较来确定这种微生物在进化中的地位、跟其他的微生物的亲缘关系，还做了生理、生物化学方面的研究。这就成了一个非常大的课题，也是只有博士生、甚至是只有博士后才能够做的课题，不是一个中学生能够完成的。所以，可以肯定，这也是他爸把自己的课题给了子女去评奖。这不妨碍他爸或者他爸的学生在评完了奖后再把这个发现写成论文发表。

如果父母不是搞科研的，是不是就没有办法把自己的子女包装成科学天才了？是不是就没法到这种科技创新大赛获奖了？也未必。现在中国市场上有一些培训机构就是专门帮父母把子女包装成科学天才去评奖的。这是商业化的操作，需要给这些培训机构钱。培训机构自己不做科研，它再拿钱去科研人员手里买课题，让小孩拿去评奖。把自己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研究卖给这些机构，对学生或者导师其实也没啥影响，因为他们可以继续用它发论文、获得学位，相当于额外赚了一笔钱。

父母愿意花这么多的钱、精力，冒着被揭露的危险来做这种事，当然是因为有利可图。以前如果获得了科技大赛的奖，高考可以加分，可以破格录取，所以都是要参加高考了才去弄一个课题获奖。后来大概因为造假实在太多了，最近这几年据说获得科技创新大赛的奖对高考已经没什么用了。但是，很多地方在小学升初中、或者初中升高中如果获得了科技创新大赛的奖，也是可以加分的，甚至可以破格录取，所以家长才会花这么多的钱去弄一个奖。而且造假的参赛者的年龄越来越低。以前是高中生在造假，现在连小学生都在做很高大上的项目了。即使以后发现问题引起关注，不让加分了，还是会有人要造假去得这种全国大奖的，因为这是很大的荣誉，不仅对家长，而且对学校都很光彩，所以学校也愿意参与造假。这就是为什么这种造假往往还有老师参与。比如，云南那个小学生的造假，指导老师就是这个小学生的老师。

要完成造假，不仅父母和老师都要参与，组委会也要参与，最后要不要给奖是由组委会来把关的。云南小学生获奖遭质疑后，科技创新大赛组委会发声明说，经过调查，发现其项目是假的，违反了参赛的报告必须由参赛者自己完成的规定，撤销了奖项。因为这事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才号称做了调查（其实根本不用做调查，一看就是假的），把它撤销了。我刚才说了，参赛的获奖项目里头还有很多是假的，包括北京附中学生的那个项目明显也是假的，要不要做调查，要不要撤销？如果都做调查、撤销，是不是获奖的项目就没剩几个了？

组委会的人事先知不知情呢？如果这个获奖项目不被揭露出来，他们知不知道它是假的？这有三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是这些组委会的人太无知。一般的人看到这样的研究课题会知道不可能是小学生能够完成的，那是一个博士生的课题。组委会的人居然不知道，说明他们非常无知，连一般的人都不如，还有什么资格当组委呢？

第二种可能性，组委会的人还是有识别能力的，但是不管事，评奖时不对项目做评估。或者是大家来分配奖项，你北京的？给你一个一等奖；你上海的？也给你一个一等奖；你云南的？给你一个三等奖算了。评奖的结果完全是靠关系评的，跟奖项是真是假、是好是坏其实没有什么关系。这说明组委会失职。

第三种可能性，评委会还是对项目做了评估的，也知道项目是假的，但是觉得这样很正常，拿一个父母或者培训机构给的项目来评奖，大家都这么干，也就无所谓了。

不管是哪一种可能性，都说明组委会失职，不应该发奖。给明显造假的课题发奖，没有正面的意义，反而造成了很恶劣的社会影响。这个由科协、教育部组织的全国性大奖，其实是可以靠造假获奖的，这不是很恶劣的社会影响吗？对于这些获奖者的成长其实也是很不好的，从小学就开始在造假，长大了会变成什么样的呢？所以，这种充满了虚假的、又有很恶劣的社会影响的“大赛”，早就该取消了。

2020.7.16.录制

2022.2.19.整理

世界卫生总干事谭德赛以前一直被认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却突然要求中国政府交出原始数据来配合关于新冠病毒起源的调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回应说：“中方在全球溯源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溯源是科学问题。各方都应尊重科学家的意见，尊重科学的结论，不应政治化。”

赵立坚以及他的同事华春莹以前一直暗示，新冠是美国德特里克堡军事实验室搞出来的。《环球时报》还发起签名说中国网民呼吁世界卫生组织调查美国德特里克堡军事实验室。想把锅甩给美国，这是不是把科学问题政治化？说是要尊重科学家的意见，哪一个上得了台面的科学家说新冠病毒有可能是美国军事实验室搞出来的？在这个问题上怎么不尊重科学家的意见呢？

人家怀疑新冠病毒是武汉病毒所泄露出来的，是有一定的理由的，因为武汉病毒所是研究蝙蝠新冠病毒的重镇，采集了大量的蝙蝠冠状病毒的标本，发表了不少相关的论文，而新冠疫情刚好又是首先在武汉爆发的。但是，怀疑美国德特里克堡实验室就一点道理都没有。目前没有任何的证据能够证明，德特里克堡实验室曾经采集、研究过蝙蝠冠状病毒，而在武汉疫情爆发之前，美国并没有爆发新冠疫情。所以，要去调查美国的实验室，完全就是在耍赖。要是胡编一个涉嫌搞生物武器的理由就要求调查它，是不是任何军事实验室包括中国的军事实验室也应该去调查呢？

现在中国官方至少退了一步，认为新冠病毒溯源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要听科学家的意见，所以中国的科学家就跳出来了。中国的官媒纷纷报道，科学家已经证明新冠病毒只能是自然演化出来的，不是人工设计制造的。他们报道的是《中国科学》发表的一篇英文论文。这篇论文很短，正文内容也就一页多，但是作者多达22个，其中21个是中国科学家，还有一个是在中国工作的英国科学家。这个英国科学家大概是被拉进来帮助润色英文的，工作主要还是中国科学家做的。

领头的人，第一作者兼通讯作者是吴仲义。他是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但是后来在中国大陆混，曾经在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当过所长，退休后在中山大学当教授。这21个中国科学家中还有好几个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我能够认出来的至少有5个：魏辅文、康乐、金力、赵国屏、张亚平，他们都是中科院院士，有的跟我打过交道。还有薛勇彪，评院士没评上，但是当过中科院遗传发育研究所所长，现在是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所长。这些院士、所长都算是中国生物界的头面人物，而且研究的主要是遗传学和进化生物学，在关于新冠病毒的起源问题上显得很权威。

该论文的结论用吴仲义接受采访的话来说，实际上就是一句：新冠病毒是有史以来人类见证的最完美的病毒，所以它必然是自然演化的产物。他们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呢？可以用一个三段论来表示：大前提，根据盲目钟表匠理论，完善的结构证明了是自然演化而来的；小前提，新冠病毒是人类有史以来见证的最完善的病毒；所以结论就是，新冠病毒只能是自然演化而来的。

但是这个三段论的大前提和小前提都是错的。我们先说大前提。它号称根据的是经典进化理论的盲目钟表匠理论。进化生物学没有这个理论，英国生物学家、科普作家道金斯在《盲目钟表匠》一书里有关于盲目钟表匠的说法，是为了反驳神创论。基督教有各种各样的论证试图证明上帝的存在，其中有一个论证叫做“来自设计的论证”。它最早是英国神学家威廉?佩利提出的。他说，如果你在野外看到一块钟表，结构那么精美，你就知道它不可能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而是由一个钟表匠制造出来的。那么，你看到一个生物体，那么复杂、完美，你就应该认为它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由智慧制造出来的。这个制造者就是上帝。

道金斯那本书反驳的就是这种说法。他认为生物体复杂、完善的结构是可以通过自然选择一步一步地进化出来的，并不需要有意识的、有智慧的设计，而可以是一个无意识的、盲目的过程。自然选择就是产生生物体的钟表匠，只不过它是盲目的。可见，道金斯提出“盲目钟表匠”，说的是完善的结构证明不了不是自然起源，证明不了就是智慧设计，它完全有可能是自然演化出来的。复杂的结构跟自然演化既不是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不能用来否定是自然演化而来。

吴仲义等人把道金斯的说法歪曲了。道金斯说的是不能用完善的结构来证明不是自然演化的，吴仲义他们把它说成是完善的结构证明了是自然演化的。这样，“完善的结构”就变成自然演化的充分条件了，这跟道金斯说的“盲目钟表匠”完全就不是一回事。

我以前老是嘲笑中国的人文学者分不清充分条件、必要条件、充分必要条件、既非充分也非必要条件，没有基本的逻辑思维能力。现在才发现，原来中国这些最著名的生物学家也没有基本的逻辑思维能力，也分不清这些条件，就是一帮白痴嘛。

所以，他们论证用的大前提是不成立的，跟“盲目钟表匠”没有关系。退一步说，即使大前提是成立的，小前提也是不成立的。这个小前提说，新冠病毒是人类有史以来见证的最完美的病毒。一个病毒完不完美，是很主观的判断。但是，不管用病毒的什么标准来看，新冠病毒都称不上完美。就说它的毒性吧，新冠病毒的病死率是很低的，比病死率高的那些病毒，比如艾博拉病毒，差远了，艾博拉病毒的病死率是新冠病毒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再说传染性，新冠病毒也不高，比麻疹病毒差多了，麻疹病毒的传染性也是新冠病毒的好几倍。再说变异性，新冠病毒也不容易变异，变异不是很大、很快，所以我们可以针对它很快地就研究出疫苗。新冠病毒的变异能力、速度比流感病毒、艾滋病病毒都差远了。正是因为流感病毒、艾滋病病毒很容易变异，所以人们集中精力研究它们的疫苗这么多年也没有研究出有效的疫苗来。所以不管是从哪一方面来说，新冠病毒都算不上是一个完美的病毒，更不要说是人类有史以来见证的最完美的病毒了。他们根据新冠病毒是完美的病毒，来证明它必然是自然演化的产物。但是其前提是不成立的，新冠病毒并不是完美的病毒，那么，是不是就说明它不一定是自然演化的呢？中国的这帮科学家是不是高级黑，在暗示新冠病毒不是自然演化而来的呢？

目前的证据表明，新冠病毒还是自然演化而来的，从它的基因组序列看不出有人为制造的迹象。但是，即使是自然起源的，也不能排除是实验室泄露出来的，有可能从自然界采集去研究它的时候不小心泄露了。也可能不是实验室泄漏，而是通过中间宿主传到人身上。这两种可能性目前都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和排除，这就是为什么还要做调查。有可能永远找不到证据，变成了一个科学之谜。在没有证据之前去下定论，那就会变成笑话，就跟这帮中国著名的生物学家一样。

2021.7.18.录制

2021.12.28整理

关于蔡英文的博士学位是真是假的问题这几天又火起来了，因为最早质疑蔡英文博士学位问题的美国北卡大学教授林环墙说他又发现了破案铁证。我看了他的“铁证”，其实跟他以前晒出来的那些“证据”一样，连证据都算不上。

我早在去年年初就已经关注过这个问题。当时有人联系我，希望我帮助揭露蔡英文的博士学位造假，通过电子邮件寄来了相关的材料，主要就是林环墙收集的那些。我看了这些材料，没有看出什么问题，往好了说都是吹毛求疵，往坏了说则是有意构陷。

蔡英文的博士学位没有问题，蔡英文称其获得博士学位的学校伦敦政经学院也是这么说的。2019年10月该校在其网站上发表过一份声明，确认蔡英文在1984年获得该校博士学位。当时有人怀疑这个声明是蔡英文通过什么关系放到学校网站上去的，不是官方的。但是，后来伦敦政经学院校方确认，那个声明就是一个正式的代表学校的声明，而且还向媒体提供了一份材料，1984年公布的该校在1983-1984年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名单，里头就有蔡英文。林环墙去问过伦敦政经学院，人家也给了他这份名单。他作何解释呢？他认为这是伦敦政经学院在造假，为了保护蔡英文不要学校的名声，居然伪造了一份历史文献出来。

1984年，台湾教育部去查过蔡英文的博士学位，因为当时蔡英文申请当台湾政治大学的教师，根据程序要查一下她在国外的文凭是真是假。台湾教育部通过台湾在英国的一个办事处去问伦敦大学（当时伦敦政经学院的学位是由伦敦大学颁发的），伦敦大学校方回函确认蔡英文的博士学位是真的。1984年蔡英文只是一个普通的毕业生，伦敦大学没有必要包庇、保护她。台湾教育部现在公布了这封确认信，那些质疑的人当然可以说这也是假的，或者是当时的台湾驻英国办事处伪造的，或者干脆就是现在的台湾教育部伪造的。这些质疑的人早就已经陷入了阴谋论，在阴谋论者看来，只要是他们不认可的证据，就都是伪造的，不是政府伪造的就是学校伪造的，或者联手伪造的。

但是，有一个证据很难说是伪造的。蔡英文获得博士时按规定要把博士学位论文交给学校保存。她得的是法律方面的博士，其博士学位论文有一本给了伦敦大学高等法律研究所。高等法律研究所在1985年出过一本书，是他们从1905年到1984年收藏的文献的记录，那上面有蔡英文1984年获得博士学位的论文。有人在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找到这本书，上面的确列有蔡英文博士学位论文。这个怎么伪造？难道蔡英文穿越到1985年，伪造了这么一个出版物送到世界各国的大学吗？

怀疑蔡英文的博士学位是假的一个主要理由是，在伦敦大学和现在的伦敦政经学院的图书馆都找不到蔡英文的博士学位论文。按理她既然获得了博士学位，应该有学位论文保存在学校图书馆，现在找不到了。最合理的解释是丢了，学校的图书馆没有保存好。特别是因为伦敦政经学院后来从伦敦大学独立出来，图书馆藏书经过了一番搬迁，有可能弄丢了。在1984、1985年那个时候还没有像现在这样的数码化管理，偶尔会丢失藏书，并不是很奇怪的事情。高等法律研究所出的文献目录已经可以证明，当时蔡英文是把博士学位论文送到了图书馆收藏的。

有的人说看了蔡英文的博士学位论文后发现有很多问题，格式不对、没有附文献目录、里面缺失了几页、用手改正了一些错误，认为不像一个博士学位论文，更像是准备考试的资料。现在看到的蔡英文博士学位论文不是原版，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原版已经找不到了。在蔡英文博士学位问题起了风波以后，她复制了一份博士学位论文送给伦敦政经学院图书馆收藏。所以现在看到的是蔡英文自己保存的版本，也可以说是论文的底稿，那么上面有各种各样不规范的地方就难免了。即使她当初送到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正式的学位论文的版本也有这些问题，最多只能说明伦敦政经学院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没那么高，不能因此认为她的博士学位是假的。

蔡英文晒出来的博士学位论文前面放了两封信。一封是1984年1月当时伦敦大学研究生院的秘书写的，证明蔡英文在1983年10月已经通过论文答辩，向学校推荐授予她博士学位，预计在1984年2月会给她颁发博士文凭。另外一封是伦敦大学校方在1984年2月写给蔡英文的，通知她已经决定授予她博士学位，很快就会寄出文凭。这封信寄到台湾的地址，可知蔡英文在通过论文答辩之后没有等到发文凭就回台湾了，所以文凭是后来寄给她的。这种做法很常见，有很多人论文答辩通过就离校去工作或回家了，因为论文答辩通过，就表明博士文凭肯定是会发的。我也是后来学校寄给我文凭的，并没有等收到文凭才离开学校。

台湾的总统府发布了一个文件，说是蔡英文当时（1984年）收到的博士文凭。我看了一下，应该不是原件，而是影印本，很可能就是从蔡英文在教育部或者政大的档案里头找出来的影印本。当时蔡英文要到政大任教，肯定要出示她收到的文凭，影印一份存档。我估计原件找不到了。如果没有丢的话，蔡英文会拿出来，让大家看她在1984年收到的原件。搞学术的人其实没那么看重文凭，就是一张纸而已，也就是第一次求职的时候需要出示一下，后面就用不着了，是有可能搞丢的。现在让我去找学校发的那张博士文凭，我一时半会儿也是翻不出来的，都不知道塞到哪儿去了。

后来蔡英文要从政，这个文凭才变得重要，所以那个时候她向学校申请补发文凭。她后来拿文凭照相，就不是她最初在1984年收到的那张文凭，而是几年前补发的。能够补发文凭，那也是因为在学校档案有她获得博士学位的记录。文凭只是一张纸而已，这张纸是会丢掉的，甚至是可以伪造的，关键是要在学校有获得学位的记录。只要在学校有你获得学位的记录，学校证明你的确获得了博士学位，那么这个博士学位就是真的。不管别人怎么说，唯一有发言权的就是学校。台湾冒出来100多个博士联署开新闻发布会，一起证明说蔡英文的博士学位是假的，那是很搞笑的事。她的博士学位是真是假，只有伦敦政经学院说了算，再多的博士来说也都不算。

你当然可以说蔡英文的博士学位论文水平很低，或者有各种各样不规范的地方，也可以批评伦敦政经学院乱发文凭。但是，这些都否认不了她的文凭是真的，她的确是有博士学位的。这完全是两回事。就像我一直在揭露张文宏的博士学位论文是剽窃来的，不应该获得博士学位，复旦大学应该撤销他的博士学位。但是，复旦大学不听，不撤销他的博士学位，那么我们也只好承认张文宏的博士文凭是真的。在复旦大学撤销他的学位之前，我们不能说他的博士学位是假的。

又如，中国很多高官利用权势从中国名牌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这个博士学位没有一点含金量，博士学位论文很可能就是秘书代写的。但是，这个文凭的确是大学发给他的，不是他找办假证的伪造的文凭，那么，我们只好承认他的博士学位是真的。只不过，他的这张文凭是没有含金量的，可以把它叫做“假的真文凭”。但是，不是那种去地摊上买来的“真的假文凭”。

2021.9.4.录制

2021.11.29.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