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博客

复旦大学数学学院党委书记王永珍被他的同事姜文华杀害后，复旦大学官网出了悼念王永珍的专辑，发表复旦师生回忆、悼念王永珍的文章。其中有一篇是复旦中文系主任朱刚写的，题目叫做《求仁得仁，永珍安息》，这也是这篇文章的最后一句话。显然朱刚或者编辑认为这句话写得非常好，把它作为标题。但是，这句话在网上引起了很大的风波，很多人都怀疑朱刚是不是高级黑？

这句话为什么有问题呢？这跟一个典故有关。商朝有两个兄弟伯夷、叔齐反对周武王灭商朝，曾经劝过周武王，但周武王不听，把商朝灭了。伯夷、叔齐不想吃周朝的米饭，逃到了首阳山靠采野菜维生，饿死了。孔子的学生子贡问孔子，对伯夷、叔齐这两个人要怎么看？孔子说，他们是古代的贤人。子贡又问，他们饿死了会怨恨吗？孔子说，求仁而得仁，有何怨？意思是，伯夷、叔齐追求仁，最后也得到了仁，死得其所，也就无怨无悔。

这句成语后来在使用的过程中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现在人们说“求仁得仁”更多的含有一种讽刺的意味，意思是自己找死。我想，朱刚胆子再大，也绝对不敢在复旦师生都在悼念王永珍的时候，写文章讽刺王永珍是自己找死。退一步说，就算朱刚想用的是孔子原来的意思，表示的是为了自己的理想而死，王永珍死得心甘情愿、无怨无悔，好像他当党委书记就是准备要死的，那也是说不通的。所以我们只能说，朱刚是乱用成语，没有明白“求仁得仁”究竟是什么意思。

朱刚的这篇短文还含有各种各样的乱用词语，非常地不通。可以说，几乎每一句话都是有问题的。我只举几个例子。

“凶手在警，亦无从问得事实也。”“凶手在警”，他想表示的是凶手在警察那里，但“在警”是生造的用法，如果写成“凶手在押”，就说得通了。“亦无从问得事实也”，“也”字是乱加的。古文虽然经常用“也”，但是“也”用在句末作为语气助词只有这么几种情况：表示解释，“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表示很肯定的判断，“孔子，圣之时者也”；表示感叹，“苛政猛于虎也”；表示疑问或反问，“先生不知何许人也”；最后一种情况是祈使句，“不足为外人道也”。但这句话这几种情况都不是，属于乱用。一些不会写古文的人就喜欢乱加“之、乎、者、也”，以为这样才像古文。

“长篇大论，有如宿构。”他的意思是，网上的谣言非常多，好像早就已经都写好的了。但是，形容文章“有如宿构”是不能这么用的。这也有一个典故。三国有一个叫王粲的才子写文章非常快，而且写完以后不用改，别人往往认为他的文章是早就构思好的，也就是“宿构”。这是作为褒义词称赞文章写得又快又好的，不能把它作为贬义词用来形容谣言。

“唯复旦师生，不为所动。”“不为所动”指很有立场、原则，不怕威胁、利诱，不能用来表示不会被谣言迷惑。而且“唯”字未免用得太夸张了，好像全世界只有复旦师生不会被谣言迷惑，其他人全部都被误导。

“实赖永珍人品口碑，在周围人心目中屹立不倒。”前半句用“实赖”是很文雅的表述方式，后半句纯粹就是大白话，一句里头融合了文言与大白话，读起来非常地别扭。

“君子之泽，三世不斩，区区十日，又何足道。”“君子之泽，三世不斩”是朱刚发明的说法，传统的说法是“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刚好是反过来的。这句话最早是孟子说的。孟子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予未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意思是，君子的影响过了五代也就没了，小人的影响过了五代也没了，我没有成为孔子的门徒，我是向别人学习的。这句话本来的意思是影响力再大的人其影响过了五代也没了。后来还被缩水了一下，说成“君子之泽，三世而斩”，所谓“富不过三代，穷也不过三代”。朱刚反用这句话吹捧王永珍，难道意思是王永珍比君子还伟大，即使过了三代影响力还在，他的恩泽也还在赐福他的后人吗？即使他这么肉麻吹捧王永珍，跟“区区十日，又何足道”也不衔接。难道他的意思是，反正王永珍至少影响三代，所以就不用去管这十天的谣言了？

有一些人不会写文章，为了显示自己很有学问、很有文学才华，偏偏要用文言文来写。但是他的语文本来就不行，所以写出来的文章就变成这样的半文半白、半通不通，反而暴露出他语文基本功非常差，连一些很常用的词语都不会用。朱刚的这篇文章，就是很典型的想附庸风雅反而没附好。

中国大学的教授、校长在语文方面出丑的事实在是太多了，像北京大学前校长把“鸿鹄志”念成了“鸿浩志”，当时也在网上引起了很大的风波，成了一个大笑话。但是，那个校长是搞化学的，念了一个白字，只是一个笑话而已，对评价他的专业能力不会有什么影响。朱刚就不一样了，他是中文系的主任，语文水平应该是非常高才对，怎么也是这么差呢？

有一些人说，会不会是外行领导内行？像王永珍是学化学的，却去数学学院当党委书记。不是的。我查了朱刚的履历，人家可是正儿八经科班出身的，本科、硕士、博士全都是在复旦中文系读的，然后留校当了教授。他研究的是宋代文学，被认为是研究苏东坡的权威。他的古文应该非常好，不然怎么研究宋代文学？但是从这篇短文可以看出来，他的古文功底是极差的，可以说连我初中时候的功底都还不如。这就让人奇怪了。古文功底这么差，很可能根本就看不懂宋代的那些文献，怎么研究宋代文学？难道是学生帮他研究，他只是挂名吗？

复旦现在号称已经变成“世界超一流大学”了，在某个世界大学排行榜中超过了伯克利。我原来以为复旦别的学科没法跟伯克利比，至少中文应该是能够超过伯克利的吧。现在看来，复旦中文系未必能够超过伯克利的东亚语言系，复旦中文系教授水平未必能够超过伯克利的汉学家。语文水平这么糟糕的人却在当着“世界超一流的”、至少是中国名牌大学的中文系的主任，而且没有自知之明，一篇写得这么差的、根本就不通的文章还好意思拿出来发表，复旦大学的官网居然还把它登出来，编辑或其他的老师居然没有人看出这篇文章的问题。这正是现在中国学界怪现象的一个缩影。

2021.6.19.

我说“张文宏抄没抄，小学生都知道”，有一个在美国大学任教的华人教授却说他不知道。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教育心理学教授戴耘在一个自吹“做公众号里的《纽约客》”的网刊上发文《“抄袭”的事实认定与道德判断：由张文宏被指“抄袭”想到的》，以“当教授的二十多年经验”介绍他熟悉的“学术著作和学生论文（包括博士论文）”抄袭的鉴定，却说：

“‘抄袭’在学术论文的文献回顾（literature review）中尤其容易发生，因为涉及如何‘复述’别人的成果。比如指控张文宏医生的博士论文中有三千字的内容涉及‘抄袭’，就是‘文献回顾’部分。抄袭和复述之间，有时并无鲜明的边界，这方面可以参看方舟子在他指控张文宏抄袭的信中如何‘咬文嚼字’。就本人而言，不能孤立看一两句话或一两个引用失误。”

“即使像方舟子那样穷追不舍的‘打假英雄’，他有他发声的权利，只要他以理服人用事实说话。如果阅读了我上面的文字，就应该清楚‘抄袭’并非是一件非黑即白的事情。”

诚然，有时候判定抄袭或剽窃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例如对张文宏博士学位论文正文核心部分剽窃FDA分支杆菌实验室成果的判定，如果不是生物医学领域的专业人士，就无法发现。文字的抄袭如果抄袭者做了改动而不注明，也不容易判断。但是张文宏博士学位论文综述部分的抄袭不属于这种情况。他是肆无忌惮地拿着别人的两篇文章逐字逐句一路抄下去，抄了7千多字，除了偶有删节和抄错，其他都一模一样，对这种全盘的文字抄袭，不需要专家，只要认识汉字的人都能看出来。

戴耘是华东师大中文系毕业生，当然认识汉字。他声称看过我的举报，却对我出示的张文宏论文综述部分与别人综述文章大段大段的文字雷同视而不见，声称只是“咬文嚼字”“不能孤立看一两句话或一两个引用失误”。为什么一个中文系毕业生当起了睁眼瞎？一个可能原因是他把张文宏当成了不容置疑的偶像。他吹捧张文宏“低调、敬业、有水平”“在人生重大关头显现出耀眼的道德力量”，于是在张文宏的耀眼光环下，戴耘暂时性失明，看不懂汉字了。

另一个可能原因是利益。张文宏是上海政府动用维稳手段力保的红人，而不顾事实跳出来为张文宏辩护的教授们也以上海的教授为主，包括附和“综述无所谓抄袭”、呼吁当局打压揭露者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计算机系的客居教授马毅，出国前当过上海科技大学的常务副院长。戴耘也是如此。他有一个在其英文简历里不敢写出的身份——华东师大紫江讲座教授，号称每年保证回国工作两个月以上。

一个为了“信仰”或利益而无视事实的人，却指责别人揭露造假是胆小，是别有用心：

“一些人对许多大人物的学位造假，学术成就造假只字不提，却扒出张医生许多年前的博士论文涉嫌‘抄袭’抓住不放，本身的行为逻辑是奇怪的。那些拿他的博士论文说事的人，许多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依靠诋毁张医生的人格以达到自己的不上台面的目的。?”

且不说在我历年揭露过的造假者中，地位比张文宏高得多的大人物有的是，即使此前从来没有揭露过学术造假，为什么这次就不能揭露？为什么就不能揭露许多年前的博士论文造假？戴耘难道不知道，国外有多少名人就栽在多年前学位论文造假上？以德国为例。2011年德国国防部长、2013年德国教育部长都因为被网民揭露博士学位论文抄袭，被撤销博士学位，辞职下台。最近德国妇女部长被发现博士论文抄袭，校方启动撤销博士学位程序要求她回应，她也辞职下台。戴耘怎么不以相同的理由为这些德国部长辩护？怎么不指责揭露造假是诋毁这些官员的人格？

一个歪曲事实、混淆视听、甘当学术造假者帮凶的人，却在美国大学教育学院当教授，这是不是误人子弟？戴耘声称他在美国大学专门开课教学生怎么避免抄袭，他是不是还教学生一旦为了信仰、利益，就可以无视抄袭？近年来戴耘频繁去中国活动，以“美国英才教育”专家的身份出书、开课、办讲座，难道是要教出像他一样有立场无是非，为了信仰和利益可以抛弃做人、做学问的基本原则，毫无羞耻之心却挥舞道德大棒乱打的“英才”？

2021.8.26.

我曾在2010年、2011年分别写过《汪晖抄没抄，小学生都知道》、《朱学勤抄没抄，小学生都知道》，再写一篇《张文宏抄没抄，小学生都知道》，方对得起世界抄一流的复制大学复旦大学的威名。

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认定张文宏博士学位论文符合当年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附录综述部分存在写作不规范，不影响博士学位论文的科研成果和学术水平，不构成学术不端或学术不当行为。”

那么张文宏存在什么样的“写作不规范”呢？

黄海南、韩金祥1998年发表在《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上的《KatG基因的分子生物学与结核分支杆菌异烟肼耐药》（以下简称黄文）开头：

“结核分支杆菌[MTB]耐药性的出现是困惑结核病治疗的主要原因，许多感染了耐药性MTB的患者，因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而使病情加重甚至死亡。异烟肼(INH)是抗结核治疗中最主要的药物之一，是多种药物联合化疗治疗结核病最基本的组成部分。MTB对INH的耐药性问题备受关注，揭示抗结核药物耐药的机制，创建一种对临床分?离菌进行耐药性快速检测的有效手段，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随着分子生物学枝术的不断发展，新近几年用于MTB耐药基因检测的方法日趋成熟，为从分子水平上探明MTB的耐药机制奠定了基础[1,2]。”

张文宏写于2000年的博士学位论文《结核分支杆菌katG基因突变与其耐异烟肼机制的系列研究》（以下简称张文）第二部分讨论部分的开头：

“结核分支杆菌[MTB]耐药性的出现是困惑结核病治疗的主要原因，许多感染了耐药性MTB的患者，因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而使病情加重甚至死亡。异烟肼(INH)是抗结核治疗中最主要的药物之一，是多种药物联合化疗治疗结核病最基本的组成部分。MTB对INH的耐药性问题备受关注，揭示抗结核药物耐药的机制，创建一种对临床分?离菌进行耐药性快速检测的有效手段，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9]，随着分子生物学枝术的不断发展，新近几年用于MTB耐药基因检测的方法日趋成熟，为从分子水平上探明MTB的耐药机制奠定了基础[10]。”

张文一字不差地照抄黄文，未标注引用黄文。

黄文的后面部分被张文宏照抄入其综述部分。黄文总共3400多字，张文抄了3100多字，没有抄的部分主要是黄文介绍与张文实验结果相同的别人实验结果部分，为了掩盖张文实验结果是剽窃他人结果。张文综述其他部分则主要是照抄王晓川、韩清韶、梁标1998年发表在《中国防痨杂志》上的《结核分支杆菌异烟肼耐药性的基因研究进展》，抄了4000多字。

当时没有这些期刊论文的电子版，张文宏是拿着纸质论文照抄输入电脑的，抄得很辛苦。又因为他没有分子生物学基础，看不懂他抄的文章，所以只是机械性照抄，在抄袭过程中出现了韩寒式的莫名其妙的抄写错误，例如把“限制性内切酶”抄成“限制性内切地”，把“碱基系列测定”抄成“碱基旬测定”，把“KatG基因C端编码”抄成“KatG基因C”，把”KatG基因缺失”抄成”KatG基因突变”，这些错误暴露了张文宏这个中西医结合专业的硕士完全不懂分子生物学，对分子生物学术语非常不熟悉，才会出现这样的抄写错误。这种零基础的人怎么可能从事分子生物学研究？这样的抄袭怎么不影响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学术水平？

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委员们可以去问问你们家的小学生，张文宏这是写作不规范还是抄袭？建议自己完全不懂学术规范、早就堕落成学术造假包庇机构的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就此解散，并请委员会主任、中文系教授陈尚君，副主任、化学系教授唐颐，副主任、基础医学院教授吴健，以及全体委员都去重新上小学语文课，学习怎么写作文才不叫抄袭。

2021.8.24

《中华传染病杂志》总编辑张文宏及编委会：

贵刊于2001年发表了一篇根据张文宏博士学位论文核心部分整理而成的英文论文：

张文宏、陈澍、季朝能、庞茂银、邵凌云、华正豪、翁心华.??定向诱变方法研究结核分支杆菌KatG基因突变与异烟肼耐药机制的关系?[J] .?中华传染病杂志,2001,19( 6 ): 326-330.

该论文实验结果剽窃自美国FDA分支杆菌实验室Rouse等人发表于1996年的一篇论文：

Site-directed mutagenesis of the katG gene of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effects on catalase–peroxidase activities and isoniazid resistance

[David A. Rouse](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action/doSearch?ContribAuthorStored=Rouse%2C+David+A),?[Joseph A. DeVito](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action/doSearch?ContribAuthorStored=DeVito%2C+Joseph+A),?[Zhongming Li](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action/doSearch?ContribAuthorStored=Li%2C+Zhongming),?[Heather Byer](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action/doSearch?ContribAuthorStored=Byer%2C+Heather),?[Sheldon L. Morris](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action/doSearch?ContribAuthorStored=Morris%2C+Sheldon+L)

[Molecular Microbiology](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journal/13652958)[Volume 22, Issue 3](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toc/13652958/1996/22/3)?p. 583-592

张文宏等人的论文只是重复了Rouse等人论文的部分结果：Rouse等人的论文构建了katG基因13个突变点的14个突变体，检测了这些突变体的过氧化氢酶和过氧化物酶的活性，而张文宏等人的论文只是构建了其中一个突变体S315T，检测了其过氧化氢酶活性，且结论一致。

张文宏等人的论文虽然引用了Rouse等人的论文，但只是在方法部分引用其过氧化氢酶检测法，没有引用Rouse等人论文的结果，反而声称此前没有S315T突变与异烟肼耐药有关的直接证据，是他们的这一研究结果首次提供KatG?影响过氧化氢酶活性的直接证据?(“However, there has not been found the direct evidence supporting that S315T mutant ion is associated with INH resistance.””nevertheless, the results of our study provided a direct evidence other than clinical evidence that a mutation in KatG affected the activity of catalase which was intimately associated with the rate at which isoniazid was metabolized.”)，无视他们只是在重复Rouse等人的结果。所以这是有意剽窃Rouse等人的结果。

根据贵刊《稿约》，论文必须具有创新性，发表后如果发现存在剽窃问题，必须撤稿。张文宏等人的论文不仅不具有创新性，而且把别人的创新作为自己的创新，有意隐瞒别人的结果，属于剽窃，应予撤稿。如果对没有任何创新、如此严重剽窃的论文不予撤稿，贵刊不要再浪费国家经费办了。

方舟子（真名方是民）

2021.8.22

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

此前我向贵委员会举报贵校1997级博士生张文宏（现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党支部书记）写于2000年的博士学位论文《结核分支杆菌katG基因突变与其耐异烟肼机制的系列研究》存在严重的抄袭，综述部分几乎逐字逐句照抄两篇别人写的综述。现在再向你们举报张文宏的博士学位论文正文主体部分不仅缺乏原创，而且剽窃国外研究结果。

张文宏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包括三个部分：一、结核分支杆菌KatG基因的克隆及功能的初步分析；二、定向诱变法克隆katG基因突变体以及对其功能的比较分析；三、katG突变体的检测与评价。

其中，第一、第三部分不具有原创性。第一部分，国外早就克隆出结核分支杆菌KatG基因，张文宏未在论文中列出别人早已克隆出该基因并做了分析的论文，但说“国内首次……”“填补了国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空白”，相当于承认国外已有，勉强不算剽窃。第三部分，用PCR—SSCP技术对异烟肼耐药菌株的katG基因进行筛查，国外也已有类似多项研究(Heym, B et al. Journal of Bacteriology  (1993)  175, 4255–9. Musser, J. M., et al.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1996)  173, 196–202. Temesgen, Z. et al. Molecular and Cellular Probes (1997) 11, 59–63.) 张文宏在文中回顾PCR—SSCP技术应用情况，却未提及这些用于筛查异烟肼耐药菌株的katG基因的文献，声称“本课题建立了以PCR—SSCP技术对异烟肼耐药菌株的katG基因进行筛查的技术”，有剽窃之嫌，至少应补上其有意无意漏掉的前人研究。

但问题更严重的是第二部分。这是该博士学位论文的主体部分，可以说是唯一具有“原创性”的。这部分的主要内容是：以定点诱变的技术克隆了katG基因的两个常见突变体R463L与S315T，S315T位的突变导致过氧化氢酶活性较野生株显著下降(约降低50%左右)，R463L突变体并未带来katG的过氧化氢酶活性降低。

该研究只是重复了美国FDA分支杆菌实验室发表于1996年的论文的部分工作：

Site-directed mutagenesis of the katG gene of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effects on catalase–peroxidase activities and isoniazid resistance

David A. Rouse, Joseph A. DeVito, Zhongming Li, Heather Byer, Sheldon L. Morris

Molecular MicrobiologyVolume 22, Issue 3 p. 583-592

该论文用定点诱变的技术克隆了katG基因的14个突变体，其中即包括张文宏论文中的那两个突变体。该论文用相同的方法检测了这些突变体的功能，其中对张文宏论文中的那两个突变体的检测结果是：

S315T突变体的氧化氢酶活性是野生型的40%(“The peroxidase and catalase activities of the S315T mutant in BCG were 60% and 40% of the wild type, respectively.”)，R463L突变体并未带来katG的过氧化氢酶活性降低(“Catalase activity was not adversely effected by the substitution of leucine for an arginine at position 463.”)。与张文宏论文的结论完全一致。

可见，张文宏博士课题的主体只是重复了Rouse等人的工作，但是并没有引用Rouse等人的结果，反而把这当成其本人的发现。后来张文宏等人将这部分内容写成英文论文发表在《中华传染病杂志》上（张文宏、陈澍、季朝能、庞茂银、邵凌云、华正豪、翁心华.  定向诱变方法研究结核分支杆菌KatG基因突变与异烟肼耐药机制的关系 [J] . 中华传染病杂志,2001,19( 6 ): 326-330.），也把这作为其原创成果。

是不是张文宏不知道Rouse等人的论文呢？不是。张文宏在博士论文中引用了Rouse等人的这篇论文，但是属于有意或无意的“错引”。他在这句话后面引用了Rouse的论文：“此后美国的Rouse等人也证实在相当部分的敏感菌株中发现有R463L的变异”，但是这并非Rouse这篇论文的研究内容。张文宏后来发表在《中华传染病杂志》的论文也引用了Rouse的这篇论文，但是只是声称采用了该论文检测氧化氢酶活性的方法。可见，张文宏知道Rouse这篇论文，但只是在无关紧要甚至错误的地方引用，却把Rouse论文的结果当作自己的发现，所以这是故意剽窃。

证明张文宏故意剽窃Rouse论文结果的另一个证据是，张文宏在综述部分几乎全文照抄黄海南的综述文章，却删掉了黄海南文章中介绍Rouse这篇论文结果的这句话：“应用位点直接诱变技术[14]来改变野生型katG基因中13个密码子，对这些部位发生突变的意义进行评价，结果13个密码子中的9个出现点突变时，能引起耐药变异，并且过氧化氢-过氧化物酶活性与INH耐药呈负相关。”显然，张文宏怕人知道他只是在重复Rouse论文的结果，才在全文照抄时特地删掉这句话。

值得注意的是，Rouse论文的第三作者是当时在FDA分支杆菌实验室工作的李忠明，他是张文宏博士论文的两名指导老师之一。张文宏在论文致谢部分感谢李忠明的“详尽指导”，在论文中三次感谢李忠明提供了实验材料。李忠明是FDA普通职员，并无担任博士生导师的资质，他能成为张文宏的博士导师，很显然，是李忠明指导张文宏剽窃了FDA实验室刚发表的论文作为博士论文研究课题，并利用在FDA实验室工作之便向他提供了必要的实验材料。所以这是跨国剽窃。（李忠明已于2003年3月回上海创业）

总之，张文宏博士学位论文不仅综述部分全盘抄袭，而且正文主体部分缺乏原创、剽窃他人成果，是完全不合格的博士学位论文。如果靠抄袭、剽窃得来的博士学位不予撤销，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应解散，复旦大学博士学位也会变得分文不值。

方舟子（真名方是民）

2021.8.19

中国政法大学马怀德校长台鉴：

近日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党支部书记张文宏被发现其博士学位论文综述部分存在严重抄袭，贵校商学院教授、学术委员会主席杨帆为其辩护称：

“查处抄袭我可是专家，……如果只是引用几千字的综述，如果有脚注和参考文献就没有任何问题；如果没有，最多就是引证不规范，无所谓的。有人现在要批判张文宏，自有政治目的，又去搞人家的论文干什么，下三滥手段不行的！”

学术委员会作为高校处理学术规范问题的机构，其主席对抄袭问题有如此糊涂的看法，悍然声称综述无所谓抄袭，令人惊讶。

首先，虽然综述是引用别人的成果，但也必须用自己的语言做复述，如果是照抄原文必须用引号表明是直接引用，否则即使注明出处，也是抄袭。如果说二十年前中国学术界对这个问题有不那么清楚的认识，普遍存在“引用不规范”的问题，那么现在也早已有了共识：即使注明了引用也不能照抄原文。

其次，张文宏的问题根本不是上述的“引用不规范”，而是拿着两篇别人的综述从头到尾照抄，抄了七千多字，就当成自己的综述。这种做法即使在20年前、甚至在200年前，也铁定会被认为是抄袭，而且是极其严重的抄袭，在任何还要点脸的大学都不会认为可以接受。张文宏之所以当时能蒙混过关，是因为他抄袭的是两篇较偏僻的文献，而且没有将它们列为参考文献，当时也没有软件可查重，难以被发现。

如果杨帆只是一个普通教师，那么他对抄袭的错误认识影响的只是他的学生。但是他是主管学术规范问题的商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影响的是整个商学院的学生。不知由于他的错误认识，放过了多少篇抄袭来的毕业论文？

因此，建议贵校立即罢免杨帆的商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委员之职，并责成其接受学术规范教育，不妨先去学学我写于2007年的长篇文章《如何避免学术不端行为》（发表于《中国青年报》2007年2月14日）。

如果贵校继续让杨帆这个完全不合格的“查处抄袭专家”担任商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那么我们以后遇到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的毕业生，难免要怀疑他们没有受过恰当的学术规范教育，毕业论文是不是抄来的？

方舟子

2021.8.17.

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

贵校1997级博士生张文宏（现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党支部书记）写于2000年的博士学位论文《结核分支杆菌katG基因突变与其耐异烟肼机制的系列研究》存在严重的抄袭。查重结果，该论文涉嫌抄袭比例高达34.8%。其综述部分几乎逐字逐句全盘照抄如下两篇他人综述：

1998年发表在《中国防痨杂志》上的《结核分支杆菌异烟肼耐药性的基因研究进展》，作者：王晓川，韩清韶，梁标

1998年发表在《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上的《KatG基因的分子生物学与结核分支杆菌异烟肼耐药》，作者：黄海南，韩金祥

而且没有在参考文献中列入这两篇综述，显然是刻意隐瞒，有意造假。

张文宏本科是临床医学，硕士是中西医结合专业，没有从事分子生物学研究所需的专业资质；其用三年时间一面当医生一面在职读博士也不可能完成这么完整的分子生物学研究。因此，该论文实验部分极不可能是他本人所做，可能是侵吞他人研究成果或购买论文，应对其论文的实验结果部分也做调查。

即使只是看该论文的抄袭情形，也是极其严重和罕见的，足以说明这是完全不合格的博士学位论文，应撤销张文宏的博士学位。

如果贵委员会对如此明显的严重抄袭视而不见，那么不过再次表明贵委员会不是处理而是包庇学术不端的机构，应该解散。

方舟子（真名方是民）

2021.8.16.

网上流传着一个叫王庆炜的人在微信聊天群的发言截图。王庆炜说他在40多年前就已经在广州医科大学工作了，当时学校比较小，所以发生了什么事大家都知道。在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香港有一个富豪想捐一大笔钱给广州支持医疗事业。当时钟南山当所长的广州医科大学呼吸研究所是广州市政府重点扶持的对象，所以市政府就把这位香港富豪介绍给了这个研究所。这位富豪什么也不懂，让钟南山去买从国外进口的医疗设备，找他报销就可以了。那个时候钟南山经济头脑要比其他的知识分子灵活多了，让他本来在家赋闲的老婆成立了一家公司，专门从国外进口医疗设备，再转卖给呼吸研究所，这样从中就能够捞一笔钱。九十年代末有一场叫做“说清楚”的小运动，让群众举报领导的经济问题，钟南山的经济问题被群众举报了，做了三次检查都过不了关。上级准备要处理他的时候，已经是2003年，刚好发生了萨斯，钟南山一下子变成了英雄，当然就没有人敢再处理他了。钟南山出名了以后，身边围了一大群的商人给他钱，他开的是奔驰车。但是，一旦有记者采访，他就把记者带到以前学校分给他的一个破房子，冒充他现在还在住，在那里接受采访，表现得非常清贫，很会演戏。

以上是王庆炜在聊天群的发言截图的内容。很多人见到网上流传的截图的第一反应是，会不会是PS的？我查过了，王庆炜的确是在一个聊天群里说了这么一番话，我有那个聊天群的聊天记录，可以肯定截图是真的。

那么，王庆炜究竟是什么来路？他怎么会知道钟南山的底细呢？我也去查了一下。王庆炜是在香港出生的，后来到广州医科大学（那时候叫广州医学院）上学，这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事，他应该是工农兵学员。他毕业后留校当老师，后来去了香港，成了书法家，现在的身份是香港书法协会副会长。他现在人在香港，所以敢说钟南山的坏话。如果人在大陆，敢这么说就很可能会被抓起来，判一个“寻衅滋事”。几个月前就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有人在网上骂了钟南山一句，就被派出所抓了。在香港相对来说还是安全了一点的，钟南山的地位毕竟还没有重要到“你敢在香港说我坏话我就把你想方设法地抓回内地处理”的地步。

可见，王庆炜的确与钟南山共事过，有可能知道钟南山的底细。还有广州医科大学其他的人向我反映、作证，钟南山这些事当时在广州医科大学是很多人知道的，不是王庆炜一个人的孤证，是有旁证的，不是谣言。

有人可能会说，即使这些事是真的，那也是属于历史问题，人无完人，不能揪着一个人的历史问题，而且是三四十年前的问题不放。如果一个人有历史问题后来改了，不再那么干了，我们当然没必要再纠缠着他的历史问题不放。但钟南山不是的。萨斯疫情以后他成了英雄，历史问题不被上级领导追究了，但他还是跟以前一样，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捞钱，为各种各样真真假假的产品站台，我以前批过很多次了。我以前批他时追溯历史也只是追溯到萨斯期间，现在可以把他见不得人的历史一直追溯到萨斯之前，从八、九十年代起。这么多年了他一直就是这样，说明他的各种捞钱的做法是几十年一脉相承的，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本质。

有人可能觉得奇怪，钟南山现在变成了抗疫的大英雄，荣获“共和国勋章”，领导会不知道钟南山的这些历史问题吗？当然知道了，当时不都查过了，钟南山不是还差点儿就过不了关吗？知道的话为什么还要树立这样的一个英雄榜样，还要授予他共和国勋章呢？这有两种可能性：第一，这些领导可能本身也不干净，觉得经济问题不算什么问题，钟南山贪的那些钱不算什么，跟他们比起来那是小事一桩，不算是什么大问题。第二，恰恰是因为知道钟南山的历史是不清不白的，所以才要树立这样一个榜样。有历史问题就更容易被控制，会听话，不敢去说领导不喜欢听的话。如果有历史问题还敢不听话，敢乱说话，那么就有把柄可抓，到时候就会把这些历史问题都揪出来。这种事发生过很多很多次了，某一个人因为大胆敢言，或者因为别的什么事落马了，那么几十年前的经济问题就都给翻出来了，比如说任志强。

2020.10.25.

今年除夕半夜、初一凌晨，武汉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花市异常地火爆，花店的门口市民们纷纷排起长队要购买鲜花，这是武汉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情况。官方媒体对此的解释是：第一，今年是牛年，武汉人买鲜花布置、装饰住宅，表示要“牛气冲天”；第二，去年春节期间由于疫情武汉人没法买鲜花，今年春节就报复性地消费，大量地购买鲜花。

这种说法很难经得起推敲。如果是买花到家里布置、装饰，用不着半夜三更排长队去购买，完全可以在白天、人少的时候去买。那么为什么会在除夕、初一半夜三更去购买鲜花呢？武汉的网友有另外一个说法。他们说武汉有一个风俗，如果有哪一户人家在过去的一年有亲人死了，那么亲朋好友们就会赶在初一早晨到他家祭奠，叫做烧清香。祭奠要带菊花过去，大家到花店主要就是买菊花，导致武汉菊花大涨价、脱销。而且，还导致了武汉在初一凌晨大堵车，车里都载着一个花篮，都是要到亲朋好友家祭拜的。

武汉网友的说法要比官方的说法更可靠、更合理。但是为什么以前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今年才出现了？那是因为去年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武汉多死了很多人，才导致今年为了烧清香菊花脱销、花市排长队、半夜三更交通大堵塞。但是，这个说法还是让人困惑。武汉是一个一千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如果按年死亡率6～7‰算，武汉每年都会有六、七万人死亡。而根据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去年武汉因为新冠死亡的人数只有3800人，只是正常死亡人数的一个零头。正常的情况本来有六、七万人死亡，多死了三千多人，是不会一下子导致菊花供不应求、交通堵塞的，因为差别很小。出现了这种奇怪的现象，说明去年武汉多死的人数肯定不止三千多人，而是要多得多。有可能多死了好几万人，才一下子会让鲜花供不应求、交通大堵塞。

武汉去年因为新冠死亡的统计人数肯定是大大地低估了，存在着大量的少报、漏报。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原因是，当时武汉的医疗系统崩溃了，很多人被新冠病毒感染以后病得很重也没法上医院，最后就死在家里了。这些人因为一直就没有确诊被新冠病毒感染，当然就不会被统计在新冠死亡病例里。

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对统计新冠死亡有自己特殊的标准，跟国际标准是不一样的。如果一个人被新冠感染了，但是死于并发症，那么在中国是不算是因为新冠死亡的。我举一个例子。这次沈阳疫情的“一号病人”尹老太在1月30日已经去世了。她被新冠感染后送去住院，死在了医院。但是，中国公布的关于新冠疫情的数据，沈阳的死亡病例还是0，没有把这位著名的沈阳“一号病人”统计进去。为什么不统计呢？专家是这样解释的：尹老太虽然是被新冠病毒感染住院的，但是她在去世之前做过核酸检测，是阴性，说明她体内已经没有新冠病毒，已经被治好了。只不过因为她有基础病，是由于并发症死亡的，所以就不把她算成是新冠死亡病例了。

这个解释是很可笑的。尹老太是因为新冠病毒感染送去住院的，病情越来越恶化，一直没有出院，最后不治身亡。虽然死之前体内没有病毒了，不等于病就被治好了。病了一段时间以后，免疫系统调动起来了，是有可能把体内的病毒消灭掉的，但是病还没好。有时候免疫系统被调动起来反而会加重了病情。而且，被感染以后，原有基础病的病情会进一步地恶化。所以，她的死亡跟被新冠感染有直接的关系，这种情况在国外都是算成新冠死亡病例的。

但是，中国不只对新冠，对别的传染病，历来就不把并发症的死亡归为是因为传染病死亡。美国每年有好几万人因为流感死亡，但是根据中国疾控中心的统计资料，中国每年也就那么几十个人、100多个人死于流感。怎么跟美国差别这么大呢？不是因为中国人有特殊的身体，对流感有特别强的抵抗能力，而是因为流感的死亡往往是因为并发症引起的，按国际标准属于流感死亡，但中国就不算。

中国不仅对死亡病例的统计有自己的中国特色的标准，对新冠确诊病例的统计也有自己的一套标准，跟国际标准也是不一样的。按照国际标准，如果你做了核酸检测发现是阳性，那么不管你有没有症状，你都属于新冠的确诊病例。但在中国就不一定，即使核酸检测阳性，没有症状就不算确诊。以前是根本不统计这种情况，后来多了一个分类，叫做无症状感染者，但是也不算在确诊病例里。甚至，即使核酸检测阳性而且有症状，也不一定归为确诊病例，而是还要由专家做诊断，看这些症状符不符合国家标准，再决定要不要算新冠确诊病例。我举一个例子。今年年初网易北京园区的一个员工被新冠病毒感染了，核酸检测阳性，而且有发烧症状。但是，专家一开始不认为他属于确诊病例。一直过了两天，他才算是确诊了，被算到确诊病例了。

所以，中国关于新冠的统计材料，不管是死亡的病例还是确诊的病例，都是大大地偏少的，用自己的标准把它给压低了，都是靠不住的。

去年武汉多死了很多人，除了一部分是因为新冠直接引起的死亡，还有一部分是由于防疫的措施或者受疫情影响导致的间接死亡，不是因为得了新冠死的，而是因为别的原因死的。比如说，由于整个医疗系统崩溃，由于封城，或者由于医院停止接收其他的病人——当时很多武汉的医院只接收新冠病人，把其他的病人都给赶走了，甚至住院的病人也都赶回家去了，导致其他疾病的病人没能得到治疗而死：癌症患者没能定期去做化疗，提前死亡了；肾衰竭患者没能定期做肾透析，死亡了；心脏病病人心脏病发作的时候没有得到及时的抢救，也死亡了……像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我知道的就有不少。究竟有多少人因此死亡？我们不知道。这种次生的死亡没有人去统计，即使有统计也不会公布。甚至连新冠病人在武汉究竟死了多少，我们也是没法知道的，公布出来的那三千多个人肯定是不准确的。这些都是属于国家秘密，也许以后也没法知道。说一个人死得无价值有一个说法，死了只是成为统计数字。中国有比这惨的，死了连统计数字都不是。

但是，我们能够知道的是，武汉在去年一定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多死了很多人，肯定不会只是官方公布的那三千多个人。在现在一片歌舞升平的时候，在现在开始大量地宣传中国的防疫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多么成功的时候，我们要长一点记性，千万不要忘记武汉曾经经历过的苦难。而且，这些苦难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造成的，是人祸。

2021.2.13.

《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为了替中国政府不发疫情救济金辩护，提出了一个新的经济学理论。他说，现在有的国家给每一个人都发钱，这是哄大家的，实际上都发钱就基本上等于不发钱。这个“有等于没有”的辩证经济学受到了很多人的嘲笑，胡锡进为此写了一篇文章为自己辩护。

胡锡进说，美国之所以给每个人都发钱，是有美国的特殊的国情的，是由它的大选的政治环境影响的。实际上，美国第一次发钱是去年三月份，那时候距离十一月的大选还远着呢，跟大选没有什么关系。美国第二次发钱是去年十二月，那时候选举已经选完，跟大选的政治环境更没有关系。现在美国要第三次发钱，当然跟大选更没啥关系。

胡锡进还说，美元实际上是世界货币，所以美国发的这些钱最终是要由全世界来买单的。意思就是，美国还会想方设法把这个钱从其他国家那里捞回来，像很多人设想的会多印美元。美国这一次发钱并不是靠多印美元来解决的，而是把税退了一部分，相当于返税。这样做的结果会增加财政赤字。所以去年美国的财政赤字创了记录，国债也就跟着增加，已经超过美国的GDP了。这是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国债第一次超过GDP。如果按照胡锡进的说法，美国这么容易把发出去的钱从其他的国家那里捞回来，它干嘛不早这么做呢？干嘛不早一点把钱捞过来填国债的窟窿呢？

对于胡锡进强调美国国情、把它作为美国给所有人都发钱的理由，举其他国家的例子很简单地就可以反驳。全世界由于新冠疫情给全民发钱的并不是只有美国，也有别的国家同样给全民发钱新加坡，给每个人发了600新币；我国香港，给每一个人发了1万港币；日本给每个人发了10万日元；韩国给每个人发了100万韩币……能说这些国家都面临选举吗？都是出于大选的需要吗？新币、港币、日元、韩币难道都是世界货币？它们都能够把发出去的钱从其他国家那里捞回来？所以，只要举出这些例子就可以反驳胡锡进的谬论了。

胡锡进还为中国不发钱想到了理由，说是中国有自己的国情。给每个人都发1000块钱，那就需要有1.4万亿元，中国财政没有这个能力。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的经济实体，居然连1.4万亿元都拿不出来，这太说不过去了。每年年底，中国政府都要给每个公务员发几万块钱的年终奖金，算起来也应该有上万亿元了吧？怎么这时不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财政负担呢？

胡锡进还说，中国有比给所有人发钱更好的办法，因为中国有非常强大的组织网络，可以精准地扶贫。去年中国已经宣布消灭贫困人口了，怎么胡锡进还在说扶贫？说漏嘴了吧。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说的不是平时的扶贫、帮助困难户。即使中国有强大的组织网络，即使中国平时扶贫、帮困搞得不错，也跟问题无关。我们说的是，中国有没有替那些受到疫情影响、导致生活困难的人额外地做什么？

我指的是全国性的措施，不是某一个个别地方、个别城市采取的措施，像杭州给农民工发红包什么。比如说，有很多人因为受疫情的影响失业了，有没有给他们什么额外的帮助？有人说，失业了现在在中国可领失业金。且不说在中国领失业金有多么地困难，我们现在说的不是这种平常的失业救济，我们说的是，政府在疫情期间对这些失业的人额外做了什么？美国不只是全民发钱，那些失业的人，他们除了像平时那样能够领失业救济以外，还额外能获得失业补助。而且，失业补助要比他们领的失业救济还要多。美国失业救济各个州不一样，平均来说大概一周能领到300多美元。美国第一次因为新冠疫情发钱，额外地给失业的人每周600美元，可以领四个月。第二次发钱少了一些，是额外再给失业的人每周300美元，可以领三个月。我们指的就是这种额外的帮助，而不是平时就有的帮助。

胡锡进还说，中国政府发了消费券了，这比发钱更有效。其实消费券还不是每个人都有的，要去抢的，而且也不是很多。更关键的是，发消费券跟超市、商场发优惠券给商业打折实际上性质是一样的，都是要诱惑人来消费。要自己先掏钱，而且掏的钱要比拿来的消费券多得多。即使这算是有一点福利的话，也是那些有消费能力的人才用得上。对于那些受新冠影响丢了工作、连饭都吃不饱的人，给他这种消费券有什么用？能够拿它去缴房租吗？能够拿它去缴水电费吗？不行的。所以，这根本就不是一种救济，最多可以说是刺激消费，而且效果是很有限的。就像商场给优惠券、折扣、返券一样，意义都不是很大，基本上就是在骗人。

胡锡进说，不管怎么样，中国的做法要比美国的穷人给1000块钱、富人也给1000块钱；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给2000块钱、比尔·盖茨也给2000块钱要公平得多。意思就是，等额的发钱是不公平的，富人跟穷人得的钱是一样的。胡锡进这么说，表现出他实际上对美国怎么发钱是不了解的。我们说美国给全民发钱，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拿到钱，大概只有百分之九十几的人能够拿到钱，那些富豪是拿不到钱的，比尔·盖茨根本别想拿到钱。发的钱针对的是低收入和中产阶层，他们的收入会受到疫情的影响，而富豪不会受影响，即使受影响也影响不到他们的生活，是不会给他们发钱的。

美国发钱是这样的：去年三月第一次发钱，如果个人的年收入低于75000美元，或者夫妻两个人联合报的年收入在150000美元以下，那么每个人可以拿到1200美元，小孩可以拿到500美元。但是，如果收入超过这个数，那么能拿到的钱就要减了，收入每超过100美元，就要少拿5美元。这样逐步地减，减到个人的收入达到98000美元就拿不到钱了。或者夫妻两个人的共同收入达到19万也拿不到钱了。所以，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拿到钱的。第二次发钱更少一点，如果个人的年收入没有超过75000，或者是夫妻共同的收入没有超过150,000美元，那么每个人（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发600美元。现在第三次要发的，是每个人发1400美元。但是按照拜登提出的计划，也是限于个人的年收入没有超过75000、夫妻共同收入没有超过150000的。

胡锡进当的是《环球时报》总编，《环球时报》号称是报道国际新闻、做国际评论的报纸。作为这样一家报纸的总编，在抨击美国发钱这件事的时候，居然连美国究竟是怎么发钱的都没搞清楚，只是乱批。这没有表现出新闻专业素质。当然，我们去跟《环球时报》这种宣传工具谈什么新闻专业素质未免太高看了他们。胡锡进的嘴实际上是不属于他自己的，而是属于中国政府的。只要是中国政府做的事，胡锡进都认为是对的，都要替它辩护，不管找出来的理由多么荒唐，不管说的有没有事实依据。现在中国政府没有给大家发钱，胡锡进就要说不发钱对，发钱不对。要是哪一天中国政府突然改主意了，要给大家都发钱来收买人心，那个时候胡锡进肯定就换了另外一副嘴脸，要说发钱多么地正确了。胡锡进给自己的视频节目起名叫做“胡侃”，起得真是很有自知之明，因为他说的所有这些话就是一派胡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