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p 19

原文:Of Population Projections and Projectiles (关于人口的推动和发射【这两个双关词既指人口预测又指导弹发射,很难翻】)

Mara Hvistendahl, 2010, SCIENCE, 329, 1460

译文如下:

中国的一胎化政策可能像是意识形态打败科学的一个事例。但是,这个政策的基础却是1970年代一位导弹科学家的推测;这个政策是在这样一种气氛中得到采纳的:对经验主义恢复了信任,对西方开放。

这项政策得以采纳的一位关键人物就是宋健,他是得到苏式培养的一位军事科学家,专长是控制论,也就是机器系统的控制。宋健本来是人民解放军的一名战士;他的庇护人是钱学森,即毛泽东信赖的科学顾问。由于钱学森的支持,宋健在中国国防部上升到有影响的职位。

从他所就位的七机部大楼,一个导弹实验室,宋健出乎意料地进入了人口分析这个领域——部分原因在于中国其他科学家在文化大革命当中遭到了迫害。社会科学和人口科学“被毛泽东彻底毁掉了”,苏珊.格林哈尔希(Susan Greenhalgh)这样解释。她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的一位人类学家,在她的著作《只生一个:邓时代中国的科学和政策》里面勾画了宋健的故事。而“大多数国防科学家仍然能够继续工作”。

从1970年开始,中国鼓励晚婚、拉长生育间隔,提倡每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这种措施效果显著,在其后的十年把中国的出生率下降了一半。然而,格林哈尔希说,中国的领导人想追上工业化国家——手段是减少他们不得不喂养的人口。

关键的时刻在1975年到来,这一年宋健参加了中国到欧洲的一个代表团【译注:原文如此。实际是1978年】。在荷兰恩斯赫德市(Enschede)屯特大学,他遇到了奥尔斯德(Geert Jan Olsder),微分博弈理论的一位专家。他们在酒馆喝啤酒的时候,奥尔斯德告诉宋健,他推导的一系列方程用于一个虚构的岛屿上的人口控制。关键的参数,在每单位时间中都得到计算,就是出生数量。“他立刻来了兴致”,奥尔斯德回忆道,他说自己的方程是理论性的。奥尔斯德给了宋健一篇解释这些方程的论文:“人口计划:一个分布式时间最优控制问题”(Population Planning: a Distributed Time Optimal Control Problem)。

宋健把奥尔斯德和其他欧洲数学家的方法推向应用。到2080年,他们预测,中国人口将达到40亿高峰——格林哈尔希说这是根据不可信的数据的外推。但是它让中国领导人瞠目结舌,使得他们倒向另外一个小组的预后方案:避免灾难的唯一办法就是使得生育率在1985年之前达到一个孩子,并且在其后的20到40年维持这个水平。

梁中堂,一位曾经参与一胎化政策早期讨论的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经济学家,认同格林哈尔希的很多解释,但是说她过于强调宋健的作用了。“那个时候很多人都觉得一胎化是中国的唯一选择”,梁中堂说。他在1970年代是这个政策的少数批评者之一。梁中堂说,宋健小组提供了数据来证明这项政策是正当的,但是他们“并不是最先提出来的”。但是他同意,宋健的计算迷惑了政策制定者,让这项政策看起来好像是好的科学。

宋健后来成为中国工程院院长。奥尔斯德说他们两人一直保持联系,上次见面是在2004年在荷兰,但是他从未意识到自己不经意间曾在一胎化政策采纳过程中起到了作用,直到一位新闻工作者提醒他格林哈尔希2008年那本书。

原文插图:人口炸弹的一个制造者。导弹科学家宋健在2004年;另一人是Olsder (右)

Jul 13

梁中堂:论“公开信”在“一胎化”向现行生育政策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
——写在中共中央致党、团员“公开信”发表30周年之际

“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这一提法最早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在1984年的一个内部通知里提出来的,它是指1982年中央11号文件中对我国城镇、农村和少数民族的生育问题所作的政策规定。而在此之前,1978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颁发的69号文件中,曾经有一个“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政策规定。1979年1月,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以后,计划生育工作着重点很快转移到“鼓励生一胎”上,不分城乡地要求“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所以,在1979年上半年到1982年2月中央11号文件产生前的大约3年里,我国计划生育工作实际执行的是一个“一胎化”的政策。现行生育政策包含着农民家庭生育一个女孩的可以再生一个和少数民族可以有更为宽松的政策,实际是在一定程度上对“一胎化”的否定和纠正。计划生育政策能够发生这样的改进,是和1980年初春设立中共中央书记处开始的我国中央党政领导机关实行的重大变革和领导人的重大变更分不开的。处于这一系列变化和变革之初形成的《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本文简称“公开信”),则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由“一胎化”向现行生育政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缓冲和过渡,拐点和转向路标。

一、“公开信”之前已经有了一个“一胎化”的生育政策

上个世纪50年代初中期到70年代初,党中央、国务院有关计划生育的文件主要是颁发给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其内容也都是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做好计划生育宣传和服务工作的。70年代初中期,情况有了转变,开始对群众的生育行为有所希冀和要求。1974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批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上海开展计划生育和提倡晚婚工作的情况报告》中有了“晚、稀、少”。1978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批转《关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告》中有了“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生育间隔在三年以上”[1]。但是,确切地说,这两份文件上所谓的生育政策与后来所说的计划生育政策还是有原则区别的。首先,这些提法都是中央批转的文件中的内容,而不是中央直接和明确提出的政策。其次,那时不仅在中央层面上还没有相应的法规限制,而且中央一再反对个别地方的党组织和政府制订法规强制群众实行计划生育。事情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是在1979年1月由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召开的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以后。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陈慕华讲话说:

要心中有数,要做工作,要把多胎控制住,鼓励生一胎,把人口降下来。我算了一下:一年如果只生700万到800万,比现在再少生1000万,扣去死亡600多万,一年净增100到200万,事情就比较好办了。现在一年出生1700万到1800万太高了。各省要提一个人口控制数字,作个规划,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2]

陈慕华像一位运用地图制订作战方案的将军。70年代末是1960年前后出生的人开始进入婚育年龄的时期,每年仅生育1700到1800万人口,属于我国的生育低谷时期,竟然要求每年再少生1000万。对于一个总人口9亿左右的大国来说,每年达到净增100到200万,实际是零增长了。另外,从现在的文献考证,陈慕华在会上提出的“鼓励生一胎”是“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最初提法。就在这次会议上,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拿出了一份《计划生育工作条例》供大家讨论,[3]实际上也是为全国制订计划生育政策提供的范本。所以,陈慕华在会议上布置说:“全国要制订一个政策,首先要各省、市自己搞试行。”[4]10天以后,反映这次会议精神的人民日报社论说:

我们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最好一个,最多两个。各省、市、自治区,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有利于计划生育的政策、措施。对于只生一胎,不再生第二胎的育龄夫妇,要给予表扬;对于生第三胎和三胎以上的,应从经济上加以必要的限制。[5]

这次会议至少有两个突破,一是与过去仅限于号召和提倡的做法不同,明确要求每个家庭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二是与一贯反对制订法规和规章制度约束群众实行计划生育的做法相反,会议明确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制订法律法规,限制生育,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也都在这次会议之后不久就以党委或者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出台了自己的《计划生育试行规定》。

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以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就在全国重点抓“鼓励生一胎”的工作。不长的时间,各地就培养出一批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先进地区、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仅仅从人民日报上来检索,1979年5月19日,有“在抓好思想教育的同时采取必要的经济措施 兰化奖励终身生一个孩子的夫妇”的报道。5月21日,有“提高群众计划生育的自觉性 大邑县龙凤公社积极宣传只生一个孩子的好处”的报道。6月9日,“什邡、江津两县从今年二月份以来,分别有三千三百对和八千八百多对已生一胎的夫妇,响应不再生第二胎的号召,从而使这些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不断下降,计划生育工作取得成绩。” 6月22日,有“争做计划生育的促进派 贵阳市奖励计划生育的先进单位和个人,二十三位年轻父母倡议每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 ”、“表彰只生一个孩子的育龄夫妇 合肥市和天津和平区分别颁发光荣证和独生子女证”和“上海县虹桥公社一百五十九对育龄夫妇提出倡议 实行计划生育只生一个孩子 ”等3篇报道。由于已经在全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同时得到一周前华国锋在人大会议上讲话的有关精神,6月27日,陈慕华在中央党校给领导干部讲计划生育课时,又向各级领导干部提出“把工作重点放在‘最好生一个’上来”。陈慕华说:“计划生育工作要把重点转移到最好生一个上来,今后计划生育工作的要求是‘晚婚、晚育、少生’,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6]

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把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放到“最好生一个”上来的工作主张和部署,得到了这一时期几乎所有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支持。1979年4月5日,李先念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说:“我们一定要认真做好思想教育工作,订出切实有效的办法,包括法律的和经济的办法,鼓励一对夫妇最好只生一个孩子。比如说,农村口粮分配要分等定量,城市住房分配不能只根据子女的多少。”[7]

6月1日,陈云对上海市负责人谈话说:“人口问题解决不好,将来不可收拾。”陈云提出,要采取五条措施:一是大造舆论,要造三五年的舆论;二是制定法令,明确规定只准生一个;三是加强避孕药物的研制、发放和相应的医疗工作;四是对独生子女实行优待政策,如在招工时优先安排等;五是实行社会保险,解决“养儿防老”问题。在谈到“制定法令”这条措施时,陈云说:“先念同志对我说,实行‘最好一个,最多两个’。我说再强硬些,明确规定‘只准一个’。准备人家骂断子绝孙。不这样,将来不得了。”[8]

6月18日,华国锋在给人大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定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奖励只生一个孩子的夫妇……”。[9]

10月15日,邓小平会见外宾时指出,人口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现在,我们正在把计划生育、降低人口增长率作为一个战略任务。我们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凡是保证只生一个孩子的,我们给予物质奖励。[10]

由于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支持,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提出的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最好生一个”上来的决策很快就在各地得以贯彻和执行。1979年6月和12月,四川省召开了两次市、地、州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总结经验,推动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工作。[11]7月31日,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在通过《关于计划生育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中,明确提出“把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放到‘最好生一个’的目标上来”。[12]9月20日,吉林省省委书记于林在全省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上讲话说:“……把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放到做好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工作上来,坚持‘晚婚、晚育、少生’,控制二胎,杜绝三胎。”[13]

1979年年底,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等5个部门联合发文,要求“以发展和巩固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为中心”,做好1980年元旦、春节期间的计划生育宣传活动。由于年初生育计划是按照“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政策口径下达的,这次宣传活动还要求做好1980年生育指标的调整和1981年计划的摸底工作。“一九八一年生育指标安排,应本着一对夫妇一个孩子的精神进行落实。”[14]

山西省革委会在9月上旬召开了全省计划生育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会议,省委书记贾俊在大会讲话中强调说:“要把计划生育工作重点放在一对夫妇最好只生一个孩子上来。”会议上,245名只生一个孩子做了绝育手术的代表向全省育龄夫妇发出倡议,“争做只生一个孩子的带头人”。[15]省委第一书记、省长王谦也在该年召开的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报告中强调说,“必须把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放到‘最好生一个孩子’上来”。全省计划生育先代会之后,许多地区都组织了只生育一个孩子做了绝育手术的先进分子报告团,到各地宣讲先进事迹。截至1979年年底,全省已经有1万多育龄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晋东南地区的阳城县、屯留县、高平县,一些公社只生育一个孩子的比例已经达到90%以上。[16] 在1980年元月召开的全省计划会议上,有关部门已经按照“把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放在‘最好只生一个’上来”的要求对全省的人口计划进行了调整。[17]2月29日,省人民政府计划生育领导组办公室在发布的政策性文件《关于大力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几点意见》中提出:“大力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这是当前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的重点。”要把“成效落实到‘一胎化’上”,“认真做好一胎化的巩固和发展工作”。[18]

这样,从年初的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开始,计划生育由最初的“鼓励生一胎”做起,逐步在实际工作上和各地制订的法规要求上取消了“最多两个”。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国计划生育就完成了由1978年10月份中共中央69号文件中提出的“最好一个最多两个”向“只生一个”的生育政策的转变。12月18日,陈慕华在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上总结说:“一对夫妇最好生育一个孩子,这是从今年以来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控制人口增长的好经验。”“把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上来,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战略任务。”[19]陈慕华还说:“过去我们说,‘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现在提出‘最好一个’,后面那个‘最多两个’没有了。这是目前人口发展中的一个战略性要求。”[20]到1979年年底、1980年年初,“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已经是人民日报和各个大报经常采用的大号黑体和通栏的标题了。[21]

二、“公开信”发布后不久开始制订现行生育政策

从现在可以得到的资料来看,中共中央在“公开信”发表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已经着手制订新的政策。1981年9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第122次会议,听取并讨论了陈慕华关于计划生育工作的汇报。会议认为,农村实行各种形式的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后,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面临着一些新的情况,须对计划生育工作的方针政策进一步加以研究,使其更加符合实际情况,易为广大群众接受,以便经过工作可能实现。近年来的实践经验证明,今后在城市仍然应该毫不动摇地继续坚持提倡每对夫妇只生一胎,在农村则要根据农村实行责任制以后的新情况,制定一个为广大农民能够接受的比较坚定的长期的政策,使党的计划生育的方针政策和多数农民取得一致。只有这样,计划生育工作才能顺利开展下去。

虽然会议对于改变和完善政策的理由解释为农村生产责任制的改变,但是,熟悉这一历史变革的人都知道,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1982年1号文件作了中央对此不作统一规定,由各地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自行选择生产责任制形式的文件规定以后,家庭承包责任制才在全国农村基本得到解决的。中央书记处122次会议召开之际,农村改革还处于一种胶着状态,各个省、市、自治区党委对于坚持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和承包单干的争论尚未定论。所以,我以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在这个时候提出改变和改革计划生育政策,最主要的还是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的领导人出于对“一胎化”生育政策执行后果的疑虑,以及从当时农村经济社会的现实出发的。自从1979年实行“一胎化”生育政策以来,由于生育政策和农民实际生育意愿的巨大差距,引起农民的极大不满,激化了农村的党群、干群关系。笔者没有搜集到连贯的群众来信来访的统计资料,但从1976年和1984年上半年的群众来信来访数量的比较可以从一个很小的侧面反映出,严紧的生育政策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农村的社会稳定。1976年,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和卫生部(当时的卫生部门具体负责计划生育工作,大多数地方的计划生育领导组办公室都附设在卫生局内,甚至占用卫生部门的行政编制)共收到群众来信642封,[22]到1984年上半年,各级计划生育部门共处理群众来信123734件,接待来访57265人次。[23]特别重要的是,1977年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的《情况反映》中所反对的违反政策和强迫命令等现象,到1979年以后不仅都成为普遍现象而且有的已变成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具体政策规定了。该期《情况反映》说:

(1976年642封来信中)反映强迫命令的信二百三十封,占百分之三十六。主要反映个别地区的基层单位在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中,不是依靠细致的思想教育,启发群众自觉的落实节育措施,而是靠“硬性规定”卡的办法,如规定四十岁以下已有两个或三个孩子的夫妇,都要作“结扎”手术,已上节育环的也要取环“结扎”,并限期完成;对未安排生育指标而又怀孕五、六个月的也要动员中止妊娠,个别的甚至派民兵强拖硬拉到医院。对思想不通,不肯实行手术的人,有的就扣发全家口粮,不让出工或出工不记工分,甚至倒扣工分;有的规定生第三个孩子起,扣发产假工资,不准报销住院费;有的规定不给报户口,或报户口不给口粮;个别工厂规定“小三子”喂奶的时间要扣工资,小孩入托要增收入托费等等。以上错误做法,严重影响了党和群众的关系。[24]

我们再对照一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1979年颁发的《关于计划生育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对超计划生育的处罚规定,说明上述批评的现象此时已经成为政府的规定。

⒈一九七四年以来,职工因超计划生育造成生活、住房、困难的,不能作为享受困难补助和扩大住房面积的条件;农村社员因超计划生育造成生活、住房困难的,不能作为国家或集体社会救济、增加住宅基地的条件。

⒉从本规定颁发后,职工超计划生育的,产假休息期间不发工资。生育中的一切医疗费用自理。其超生的子女不得享受直系亲属劳保医疗待遇,保托费全部自理。农村调整自留地时,超生子女不给自留地。

⒊本规定颁发六个月后超计划生育的,其子女出生日期到十四周岁止,职工,由夫妇双方所在单位每月分别从工资中征收百分之十的多子女费;农村社员,从夫妇双方全年共分钟分别征收百分之十的多子女费,年终分配时,有生产对一次扣除。……其子女,七周岁前,除布票、线票、棉花票外,不发各种商品、副食品供应证;十四周岁前,口粮:城镇按议价供应,农村按超购价收口粮款。[25]

再看上海市的相关规定。

第十二条 对未列入计划而生育第二个子女的,产妇的生产住院费和产假期间的医药费自理,不享受产假期间的工资照发和工分照记的待遇;多子女的托费和参加工作以前的医药费(合作医疗费)自理。农村中没有以上福利待遇的社队,可扣发夫妇双方连续三年收入的百分之十。

第十三条 一对夫妇生育第三个及三个以上多生子女的,产妇的生产住院费和产假期间的医药费自理,不享受产假期间的工资照发和工分照记的待遇,多生子女的托费和参加工作以前的医药费(合作医疗费)自理。从多生子女出生之月起,到年满十六周岁止,夫妇双方应分别按工资或劳动工分收入的百分之十缴纳多子女费,职工由所在单位按月收取,纳入本单位福利费使用。农村社员由所在单位在年终分配时收取,纳入本单位公益金使用。

第十四条 未经结婚登记而怀孕生育的,一切医疗费用均应自理,不享受产假期间工资照发和工分照记的待遇。[26]

不难设想,当1977年有关部门批评的这些现象成为这一时期各级政府下发的《计划生育试行规定》中的普遍政策规定和基层单位的普遍要求的情况下,我国农村党群、干群关系和基层社会的稳定状况将会是一种什么情况。需要读者注意的是,上面引述的是1984年和1976年的群众来信来访的数据,而1984年的政策比较1980年前后还有所宽松,“一胎化”生育政策所导致的社会后果在1981年以前比1984年反映出来的情况一般会更严重些。所以,处在当时党中央、国务院第一线的领导人,不能不考虑这一社会局势。

中央书记处122次会议不是讨论,而是明确提出可供选择的两种放宽农村计划生育政策的方案。一种方案是,提倡每对夫妇只生一胎,允许生两胎,杜绝三胎。第二种方案是,一般提倡每对夫妇只生一胎,第一胎生育女孩的,还可以再生一胎。[27]根据有关资料分析,按照中共八大到“文化大革命”前的工作惯例,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参加了这次书记处会议,并提出了改善生育政策的两种具体方案的意见。[28]中央书记处122次会议召开之际,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也邀请省、市、自治区党委或者政府分管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同志,在北京座谈计划生育政策。可能是中央书记处会议的精神在座谈会上传达后,引起会议较大的反响。9月12日,赵紫阳在一张便函上写道:“耀邦同志:看了计划生育会议快报。为了这个问题全党有一个统一的正确的认识,可否这次会议不做定案,由各省、市同志先回去给省委、市委传达讨论一次,然后再回来集中定案。如您同意,可批给慕华同志。”胡耀邦即刻在赵紫阳的便函上批复说:“同意紫阳同志的意见,请慕华同志按此办理。”[29]从赵紫阳和胡耀邦来往的便函,可以推断出胡耀邦、赵紫阳在现行生育政策的制订过程中的一致态度。

从中央书记处122次会议内容和开法,我们至少可以推测这样几点。第一,这次会议能够提出一个很成熟的、得到书记处成员认可和可供选择的两个方案来取代正在农村推行的“一胎化”的生育政策,至少在其提出者的思想里已经有过较长时间的思考。第二,由于这一政策是由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提出来而要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研究通过的,按照常规此前应该以某种方式与胡耀邦等中央书记处成员有过一些沟通。第三,中央书记处122次会议的召开本身即表明赵紫阳关于农村生育政策的两种方案已经得到胡耀邦和其他书记处主要成员的赞同,否则,即使召开了,也不会如此顺利地得到通过。第四,如果考虑到召开这样的会议需要在一些相关人员之间的沟通,需要会议组织者做一些准备工作。那么,中共中央书记处准备制订现行生育政策的时间起点还要提前一些。假设国务院和中央书记处主要成员之间在完善和改变“只生一个”政策问题上还有过较大的分歧,那么,因为会前需要在相关领导之间沟通、协调和统一认识,赵紫阳和胡耀邦等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产生要改变和完善“只生一个”政策的时间还要提前一些。就是说,很有可能在产生“公开信”的前后,或者在“公开信”发表后不太长的时间里,胡耀邦、赵紫阳等中央领导人就已经产生了要改变“只生一个”政策的想法了。

根据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给中央的报告,当时全国29个省、自治区中有26个省、市、自治区党委上报了具体意见。其中同意书记处第一方案允许农民生育二胎的有山西、辽宁、浙江、河南、广西、云南等6个省、自治区;同意第二方案允许农民家庭有了一个女孩的可以再生一胎的有北京、天津、内蒙、江苏、安徽、福建、山东、湖北、湖南、广东、四川、贵州、陕西、甘肃、青海等15个省、市、自治区和全军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河北、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西等5个省市则主张不改变《公开信》的政策口径,在具体掌握上可以松一些。西藏、新疆、宁夏等3个自治区未报意见。

我们还无法得到各个省、市、自治区党委给中央报告的具体内容,但是,从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给中央呈报的文件中了解到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的一些情况。在12月召开的征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征求意见稿)意见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与会同志主要对二胎问题提出看法,总的希望严格控制,没有人主张放宽。黑龙江杨易辰、江苏许家屯、国家计委宋平等提出,《指示》(征求意见稿)对生第二胎的限额占已生一个孩子夫妇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定得太宽了,最多掌握在百分之四十,低限也以百分之十为好。天津胡启立提出,“必须严格控制二胎,对符合政策规定的,经过审批可以有计划地安排。”辽宁郭峰、湖北陈丕显、四川谭启龙等提出,不要在《指示》中规定生二胎的百分比,由各地内部掌握较好。其他省份的同志对《指示》(征求意见稿)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天津、吉林、四川的同志提出,《指示》中要肯定基层计划生育干部的工作,并支持他们把工作做好。康克清提出,对超生孩子的夫妇采取扣发一定比例的工资等经济限制的办法不好,会使他们生活困难,工作中会造成强迫命令。[30]

从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的这份报告看,如果不是该报告的写法有问题,那么至少是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的开法有问题。因为,至少还有6个省、自治区在此之前给中央上报同意中央提出的第一个方案。根据党的纪律、工作制度和相关程序,上述6省、区党委的报告一定是在第一书记的主持下产生的,给中央呈送的报告也必须是由党委第一书记签发的。即使党委第一书记不同意出席党委会议大多数人的意见,也必须服从党委集体的决议。但是,我们看不到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给中央报告的座谈会上6位同意中央第一种方案的省、区党委第一书记阐述自己党委意见的发言。相反,辽宁省委第一书记郭峰发言中发表了与他们给中央报告很不一致的话。如果是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这个报告属于如实反映座谈会精神的话,那么,至少座谈会同样存在这样的可能,即和我国现行体制下官方的许多座谈会通常都会出现的情况一样,会议参加者往往不是根据自己的认识而是按照会议主持人的意图发言。如果这个假设是事实的话,一些本来持支持中央第一方案意见的省、区党委第一书记感觉座谈会的气氛不适宜讲述他们的意见,不仅都没有坚持自己所在党委会的意见,甚至于有的人还讲了与原来党委决议的意见相反的话。当然,会议主持人可能也没有主动征求6省、区党委第一书记的意见。

由于中央提出的是二择其一的两个方案,而当时的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和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党委要求选择相对严紧的第二个方案。所以,中央也暂时放弃了所提第一个方案。1982年2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按照当时最高规格的文件形式(即“红头文件”)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文件关于生育政策的具体规定说:

我们的计划生育工作要继续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具体要求是: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批准者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某些群众确有困难要求生二胎的,经过审批可以有计划地安排。不论那一种情况都不能生三胎。对于少数民族,也要提倡计划生育,在要求上,可适当放宽。具体规定由民族自治地方和有关省、自治区,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报上一级人大常委会或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31]

引文中农村“某些群众确有困难要求生二胎的,经过审批可以有计划地安排”是中央接受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的意见对原来第二种方案中农民家庭“只有一个女孩的夫妇可以再生一个”所作的特别表述。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在此前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建议说:“对于中央文件中是否要写明‘只有一个女孩的夫妇可以再生一个’,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写明好,否则基层干部不好掌握;多数认为,中央政策要直接和群众见面,写明了会进一步助长重男轻女思想。我们同意后一种意见。”[32]按照通常的理解,这一提法是中央和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对“女儿户”特别表述所达成的共识,不影响政策的实际执行。但是,文件下发以后,有关部门一直在“某些群众确有困难”这一实际文字上做文章,分次制订允许生育二胎的条件,在整个80年代都没有走到“女儿户”这一政策上,具体放宽政策和允许生育二胎的比例也一直没有突破占据当年出生人口10%的尺度。

分析中央新制定的现行的生育政策,主要包括三块内容,一是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批准者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所谓“特殊情况”,是指一些省、市、自治区在“公开信”发表后规定个别特殊情况经过批准可以生育二胎。[33]二是农村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只有一个女孩的夫妇可以再生一个。三是少数民族可以有更为宽松一点的生育政策。

比较现行生育政策与此前已经推行3年的“一胎化”的生育政策,一方面,现行生育政策是对“一胎化”生育政策的肯定和延续。现行生育政策没有直接否定“一胎化”。除了当时占据总人口不足5%的少数民族以外(人口超过1000万的壮族实行和汉族相同的生育政策),无论对于城镇或者农村,现行生育政策仍然强调和坚持“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另一方面,现行生育政策又是对“一胎化”的一定程度的纠正和遏制。首先,现行生育政策把城镇和农村区别开来,纠正了原来不分城乡地在全国实行“一刀切”的极端做法。其次,按照政策规定,实行“女儿户”以后就可以解放农村中将近50%的农民。那时候的情况是10亿人口,8亿农民。稳定农村中一半左右的人口,对于稳定全社会举足轻重。再其次,按照当时中央的部署和安排,暂时放弃122次会议所提两种方案中的第一种方案实行以“女儿户”为核心内容的现行生育政策仅仅是一个过渡性的、历史阶段的政策。1984年中央7号文件下达后不久,中央在给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的一个通知中说:“我们关于计划生育的实质,就是要逐步做到,除城市、城市郊区外,在大部分农村地区,要逐步做到允许第一胎生女孩的再生第二胎。这一点,只在实际工作中掌握,不公开宣传,并要有一个缓和渐变的过程。从长远看,如果能切实做到杜绝多胎,则允许生二胎并没有多大危险。……因此,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仍是一个历史阶段的政策。今后,随着我国经济、文化水平等方面的提高,还可以进一步完善。”这是中央第一次用“现行的生育政策”来概括1982年党的11号文件所制订的生育政策。按照中央这一通知所展示和规划的生育政策发展的前景,接着还将实行普遍允许农民生育二胎的政策。所以,现行政策毕竟以较大的幅度放宽了正在实施的“一胎化”所要求的严紧尺度,从而就在一定程度上纠正和遏制了把弦绷得越来越紧的计划生育工作发展趋势和具体生育政策。

三、“公开信”作为一种过渡性的安排是通向现行生育政策的拐点和转向路标

受前苏联的影响,我国的历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在研究制度和政策变迁时往往都会把党的方针、政策的发展看作是党的相应政策从始到终和以一贯之的结果,忽视领导机构和领导人的变动对政策的延续和发展的影响。[34]而事实上,无论一个政党或者一个国家领导机构和领导人员的变更往往都可能成为其大政方针和具体政策变化的原因。我国生育政策之所以从“一胎化”发展到现行生育政策,就是由于期间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机构设置和中央党政领导人发生重大变化所致。中共中央1980年9月25日公开发表的“公开信”,是当时中央党政领导机关机构变动和领导人更迭过程尚出于初始阶段的一个具有过渡性质的文献。

这一时期的中央领导机构和领导人的变动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在1978年12月召开的该次会议上,陈云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开始确立邓小平和陈云在党中央的实际领导地位。但是,华国锋仍然是主持中央工作的党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解决华国锋问题和逐步建立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政治体制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三中全会稍后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设立秘书长、副秘书长,负责中央日常工作,并确定胡耀邦担任秘书长。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选举胡耀邦、赵紫阳为政治局常委。会议还决定设立中共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的经常工作机构,并选举胡耀邦为总书记。3月17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一年前成立的以陈云、李先念为正、副组长的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以赵紫阳为组长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35]4月17日,人大常委会任命赵紫阳、万里为国务院副总理。[36]4月25日,华国锋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赵紫阳协助华国锋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37]8月18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向全国人大建议华国锋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由赵紫阳接替。9月11日,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决定赵紫阳为国务院总理。[38]11月10日到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接受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并决议向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建议选举胡耀邦为中央主席职务。会议决定六中全会前暂由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工作,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工作。1981年6月,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选举胡耀邦为中共中央主席,选举赵紫阳、华国锋为中央副主席,选举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至此,终于完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胡耀邦赵紫阳处于党政第一线领导位置的中国政治格局。

1980年初春,“一胎化”生育政策在全国推进的势头正属强劲。但是,中央确定的由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的经常工作机构和胡耀邦赵紫阳处于中央党政一线领导体制的开始形成,使得事情发生了外界不易觉察的微妙变化。一方面,中央书记处成立后需要熟悉各个部门的工作。另一方面,新设立的领导机关也需要建立起与各个部门间的隶属关系。安排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于5、6月份向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汇报,就属于这种性质。由于胡耀邦、赵紫阳和同一时期走到中央书记处以及国务院领导岗位的其他领导人,大都是邓小平和陈云推荐的人选,其思想观念和对当时中国经济社会的总体认识也都是和邓小平陈云基本一致的。所以,就人口和计划生育方面来说,诸如中国的人口形势很严峻,人口太多拖了现代化建设的后腿,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要求计划生育,计划生育必须抓紧,等等,在这样的一些问题上的认识,胡耀邦赵紫阳和邓小平陈云并没有原则性的分歧。但是,作为处在一线的比较亲民、勤政、务实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胡耀邦赵紫阳则对于正在推行的“一胎化”政策提出了疑问。根据美国人类学家、人口学家Susan Greenhalgh对参加6月26日中央书记处会议的一些当事人的采访,胡耀邦和赵紫阳当时都显示了对“一胎化”生育政策的忧虑。“胡耀邦用‘这些数字不得了’这样的评论表达了对中国人口数字的失望。”“他不停的问‘行吗?行吗?’。同时,也被一孩政策的负面社会经济后果所困扰——关于劳动力、新兵兵源、独生子女的教育等问题——以及其他的一些问题,都表示了担忧。”由于此时的赵紫阳已经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很可能也受邀参加了这次会议。所以,Susan Greenhalgh继续写道:“我的被调查者也把赵紫阳置于持怀疑态度的人当中。”“宋健说,仍未说服赵紫阳,但是他的立场只是少数派。”[39]

可能作为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的赵紫阳在国务院的一些会议或其他相关的场合上流露出对“一胎化”生育政策有所疑问,也许是中央书记处会议前的准备和组织工作透露了胡耀邦赵紫阳的忧虑。总之,有迹象表明,会议之前的气氛已经令陈慕华不安。6月13日,陈慕华以咨询计划生育汇报提纲的起草稿中引用陈云1979年6月1日对上海市负责人谈话中关于加强计划生育的话是否准确为由,将准备向中央书记处汇报的相关材料一并报告陈云。因为根据党的工作制度,中央领导在外地视察工作中的重要讲话或者相关指示,中央都会以通报的方式发给中央和相关的地方党政领导机关。所以,陈云前一年给上海市负责人的关于计划生育问题的谈话,作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的陈慕华是没有必要向陈云报告和核对的。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情,显然是陈慕华以此为由向陈云寻求指示和帮助。可能陈慕华信中还婉转地表达了对中央书记处会议和继续推行“一胎化”生育政策的某种担忧。14日夜,陈云用语气坚定的话给陈慕华回信说:“你引的我去年讲的话没有错。”“我认为,提倡只生一个孩子是眼前第一位的工作,至于由此而产生的一些问题则属于第二位的问题。”15日清晨,陈云再次致信陈慕华:“限制人口、计划生育问题要列入国家长期规划、五年计划、年度计划。这个问题与国民经济计划一样重要。关于这点,我已与姚依林同志谈过,他是很同意这个意见的。”[40] 姚依林此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陈云补充这一条信息是否也是向陈慕华通报中央书记处重要成员姚依林的态度,也未可知。

1980年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了陈慕华关于人口和计划生育的汇报。[41]会议没有像通常那样形成重要决议或指导性文件。3个月以后,中共中央公开发布《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虽然在当时的语境和政治环境下,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借“公开信”公开发表之机把“一胎化”生育政策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但是,笔者当时拿到“公开信”的第一感觉就认为它是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的一次“滑铁卢”,表明结束“一胎化”的时日已经不远了。

首先,“公开信”是对“一胎化”生育政策现状的一定程度上的肯定。这是刚刚开始起步走向党和国家一线领导位置但还远未曾到位的领导人必须接受的一个重要现实。不用说胡耀邦和赵紫阳对计划生育政策本来就是基本接受的,即使有较大程度的保留和的抵触,从党的工作原则和所处政治格局的实际出发,也必须从稳定全局的策略出发,暂时肯定各个局部既成的现实和基本关系,保障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稳步移交和等待政治局势稳定以后再逐步解决。所以,“公开信”对当时计划生育工作的评价和认识,对“一胎化”生育政策在“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提倡”的意义上的认识和肯定,都具有一定的暂时性和过渡性质,不完全说明中央书记处对“一胎化”政策的充分肯定和接受。

其次,“公开信”不是通常颁布重大政策、法令性质的文件所惯用的“红头文件”,而属于宣传性文体或者是宣传性质的宣传物。熟悉新中国以后的中国共产党党务运作规则的人都了解,大凡涉及到重大政策性的问题需要发布,党中央都是以极为严肃的红头文件郑重通知各个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军队党组织,向全党讲明该政策的意义并就宣传和贯彻执行该政策对各级党组织提出明确的和具体的要求。1980年9月25日发布的“公开信”不是下发给地方和军队党组织的通知,而是以公而告知的方式直接向党、团员宣传一种既定的方针、政策。显然,“公开信”和“红头文件”所具有的分量是决然不同的。

再其次,自从党中央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中期开始提倡节制生育和实行计划生育以来,都是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地方和军队党组织发出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特别是对于计划生育工作具有重大性的政策或重要事项予以通知的时候,往往还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共同联名的方式。在较多数的情况下,则是以党中央提出相关政策,国务院和各级党委政府付诸执行。但是,“公开信”是以倡议党、团员响应“国务院的号召”的方式提出问题的,这就隐含和重申了一个话语,即“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是由国务院提出来的。我们无法确定“公开信”为什么会以这种方式展开论述,但它至少给人一种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感觉。

第四,“公开信”是在号召和倡导性的层面认可“只生育一个”政策的,它没有完全肯定实际推行的“一胎化”的生育政策。“公开信”提出,“每个同志都要积极地耐心地向周围的群众做工作,每个做计划生育工作的同志都要成为宣传员,帮助群众解决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并且坚决不干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事,也劝说别人不干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事,以便正确地实现国务院的号召,促进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实现。”[42]这都是和那种因“一胎化”而把农村搞得鸡犬不宁的现实有所不同的。

第五,“公开信”倡议的对象是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及其各级党团干部,而不是我国全体公民。所以,“公开信”最多可以将其归结为对自己党员的一种纪律约束,而不能算是给全体公民制订的具有强制性质的生育行为的政策性规范。

第六,“公开信”继续重申和倡导了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的党对计划生育工作的一些基本政策和原则。“计划生育涉及到家家户户的切身利益,一定要把思想工作放在首位,坚持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某些群众确实有符合政策规定的实际困难,可以同意他们生育两个孩子,但是不能生三个孩子。对于少数民族,按照政策规定,也可以放宽一些。节育措施要以避孕为主,方法由群众自愿选择。”这样的原则表述,特别是关于“某些群众确实有实际困难”的表述,实际是提出了改善“一胎化”生育政策的原则和意向。[43]这样,“公开信”的发表,一方面对于当时不分城乡、不分民族地“一刀切”式地执行“一胎化”生育政策是一定程度的缓冲和遏制。[44]另一方面,为一年后召开的中央书记处122次会议提出的农村生育政策的两种可供选择方案,以及少数民族应该有更为宽松的政策等现行生育政策的制订埋下了伏笔。

当然,一方面是因为“公开信”不可能对“一胎化”生育政策有所批评,另一方面是当时举国上下一致对于我国人口问题所持有的认识,有关部门充分利用“公开信”的发表把执行“一胎化”生育政策的工作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又顺势转变成为国家权力机关。30年来,即使在1982年紧随其后已经产生了现行生育政策的情况下,即使在90年代以后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按照中央的要求督促各个省、市、自治区明确以现行生育政策为基础制订出地方的《计划生育条例》,即使新世纪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申明“国家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但是,在部门利益的驱动下,“公开信”这一本来具有过渡性质的文献一直享有比现行生育政策更高规格的待遇而实际充当极为严紧的生育政策的领头羊。更有甚者,因为把“公开信”簇拥到一个不适当的位置上,不仅在整个80年代用“公开信”抵制现行生育政策,而且至今还有不少的地区没有执行现行生育政策。由于历史的原因和不适当地把“公开信”当作党的政策,人们已经忘记了现行生育政策是向普遍允许农民生育二胎过渡的一个阶段性的政策。只是由于经济社会的充分发展,使得我们可以重新审视早期社会附加在我国人口方面的狭隘认识和偏见的时候,当我们可以拨开社会迷雾而从历史逻辑出发来考察的时候,才得以发现现行生育政策是邓小平和胡耀邦赵紫阳政治体制形成后对农村经济体制实行大刀阔斧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相比之下,“公开信”不过是邓小平和胡耀邦赵紫阳政治体制起步之初所做的一个缓冲而具有的临时性安排,是我国计划生育由70年代末的“一胎化”通往80年代初期形成的现行生育政策的一个拐点和转向路标。

四、一些误导正确认识和客观评价“公开信”的错误观点

由于受到我国社会发展阶段的限制,党和政府多年来对计划生育工作的过分的维护使得其成为一个十分敏感、脆弱的话题,包括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在内的许多涉及计划生育工作方面的问题都很难进行科学研究,严重影响了社会的正确认识和客观评价。特别是长期在从严控制人口和必须严紧地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语境和氛围下,一方面是有关部门一直利用在一种特殊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公开信”中只能承认的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具体表述而突出宣传“公开信”,把其当作中央同意“一胎化”的具体政策性文件予以宣传。另一方面,个别学者有意渲染和拔高“公开信”,把其说成是提出“一胎化”的历史性文件,用“公开信”抵制和抵消现行生育政策。所以,我们必须澄清有关“公开信”和“一胎化”生育政策关系上的一系列错误观点和认识,把“公开信”放在本来的历史位置上,正确认识和客观评价它在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

第一个问题,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是在1980年3-5月的几次座谈会确定的,是在此后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和“公开信”中才提出来的。[45]本文已经用大量事实说明,早在“公开信”产生之前,计划生育部门已经以“只生一个”为中心辛苦工作了一年多了。其实,即使不了解历史,只要稍稍客观一些,从“公开信”本身都可以了解到这一点。“公开信”第一句话就说:“为了争取在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总数控制在12亿以内,国务院已经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一篇仅有2000多字的文章,其中有三处强调说,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是“国务院的号召”。这就是说,“只生一个”是“公开信”之前的一项已有的政策。

第二个问题,在“公开信”之前,提倡“只生一个”仅仅在我国个别地方和个别单位实行过。[46]如前叙述,1979年4月,李先念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6月18日,华国锋在给全国人大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6月27日,陈慕华在中央党校向全国各地来党校学习的党和政府部门的领导干部讲课时,不仅提出“计划生育工作要把重点转移到最好生一个上来”,而且要各个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干部马上打电话回去,立即行动起来。从1979年4、5月份开始,人民日报社论和重头文章连篇累牍地宣传“只生一个”,总结出全国各地实行“只生一个”的经验,怎么能说它只是一些个局部地区的做法呢?

另外,从计划生育工作的统计报表制度的改革和计划生育指标体系的变化,也可以反映出“只生一个”已经成为1979年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中的一项具有全局性的工作。根据笔者手头保留的一份山西省计划生育办公室《关于转发“国计育字第38号文件”的通知》,1978年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设计的“计划生育(半)年报表(表式)”中,共计20项需要填写的数据,还没有与“独生子女”相关的指标。[47]1979年,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已经加强自1973年以来的统计报表制度改革,开始在国家统计局单列计划生育统计(以前随卫生统计),并改变和改革了计划生育统计指标体系,增加了与“只生一个”的相关统计指标。根据报表,1979年,全国现有一个子女的夫妇1535.4万,其中已经领取独生子女证的夫妇610.1万,领证率为39.7%。[48]在全国各省的报表中,仅有青海和西藏、宁夏等3个省、自治区没有“独生子女”的相关统计数据(江西省仅有独生子女数),连新疆自治区也有了相关的统计。

第三个问题,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在中共中央“公开信”之前仅仅是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提出来的一个提倡性的号召,所以不是中央的政策。[49]也许,包括“公开信”本身在内,似乎也都给人传达了这样一种观点。我们不清楚“公开信”的起草者为什么要把“只生一个”仅仅当作国务院的号召,而不是党中央和国务院一致的一项已有政策。分析其中原因,可能是从严肃的政策层面来认识,既然说“提倡”,那就不能归结到基本的政策方面。或许,中央书记处及其文书起草班底都属于新的人员而不了解计划生育工作的实际情况,仅仅从正规的文件方面看党中央确实没有对此作过专项的决议和规定。还有,当时的中央正在解决华国锋问题,处在从其手中分权的阶段。“公开信”做这样的表述,是新设立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华国锋叫板的一个信号:提倡只生育一个孩子是国务院的号召,并不代表党中央。但是,不管怎么说,这种观点都是不符合事实、不正确的。

首先,提倡只生一个不仅仅是国务院分管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人在此之前的个别讲话。即使不说陈慕华多次代表党中央、国务院的讲话,党中央的其他主要领导人不仅都讲过,而且有些甚至于还都是在党和国家最高规格的会议报告和讲话中提出来的。上面已经指出,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陈云都在1979年明确讲过“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其中,李先念是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做的主报告中讲到的,华国锋是在1979和1980年两次人大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到的。这些,都是在“公开信”发表之前。

其次,那是一个党的“一元化领导”和党政不分的时代。在国务院任职的主要领导除了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和副主席邓小平、李先念、陈云以外,国务院的其他14位副总理也全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或候补委员。在这样的背景下,说国务院的重大决定仅是国务院的工作而不代表党中央,是不正确的。

还有,如果说仅仅有党中央的主席、副主席和众多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的政治身份还不能代表党中央的话,那么,应该肯定的是,鼓励和提倡“只生育一个”实际都是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的。李先念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必须在会议前经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之后公开发表的文章是代表中央委员会讨论通过的。另外,按照我国政府的工作运行程序,包括国务院总理在内的各级政府提交人大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是会议前经过同级党委讨论通过的。就是说,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关于“奖励只生一个孩子的夫妇”和五届三次会议上关于“要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报告,都是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的。

另外,据不完全统计,作为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在1979年5月到1980年9月25日“公开信”发表期间的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不算文章内容中宣传“只生一个”的政策,仅在文章题目上突出宣传“只生一个”的文章就多达29篇。譬如,1979年7月6日,人民日报报道陈慕华在中央党校讲课的题目是《把工作重点放在“最好生一个”上来》。12月23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报道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精神的新闻稿《提倡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1980年2月3日,刊载新华社报道“婚姻、家庭、计划生育座谈会”的消息《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等等。在当时每天一张仅有8个版面的报纸来说,如此重要和重点报道的内容不属于党中央制订的政策,那么,可能就再也找不出什么属于人民日报应该宣传的党的政策了。

第四个问题,人口政策需要党中央、国务院的制订,并经人大会议批准,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未经过这些程序,也未经人大会议的审议和批准。[50]历史常常捉弄人。本来,追究“只生一个”政策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该是反对这一政策的人,现在却反过来成为维护这一政策人来讲这个道理了。但是,即使如此,这一问题也不成立。我们国家是一个法制很不健全的国家。特别是在那个刚刚结束“文化大革命”不久的时代,不仅党和政府下发的文件,就连领导讲话和报纸上的文章都可以起到政策和法规的作用。另外,领导讲话、正式的文件以及报纸宣传尽可以说“鼓励”和“提倡”,但是,基层单位和干部实际执行却是要求群众必须做到。这也是中国的国情。不过,我们现在回答的这一个问题却恰恰符合诘难者所提的全部要求。“只生一个”经过党中央、国务院的制订可以说已如上所述了,下面再看它是如何经过人大这一程序的。我们已经几次介绍,华国锋在1979和1980年两次人大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讲了要“奖励”和“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国务院总理向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那可都是经过出席会议的全体人民代表表决通过的。所以,从我国法律法规的等级上来说,“提倡和鼓励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是比20多年后产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规格还高的法律规定。

第五个问题,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不是“一胎化”。[51]其实,这样的说法是“一胎化”生育政策有了不好的名声以后的事情。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有许多种提法,包括鼓励和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子女、“最好生一个”、“只准生一个”、“独生子女”政策,以及“一胎化”等等,其含义都是相同的。在早期的党的文件和报刊上,这些提法都可以看到。如此多的不同提法不是历史的不真实,而是表明政府工作的无序。它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但是,不管怎么说,分管这一项工作的领导人陈慕华是认可上述不同说法的一致性的。她曾说过:“去年在华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奖励只生一个孩子的夫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最好一个’。”[52]现在可以查到最早使用“一胎化”这个词语的,就是陈慕华。1979年6月27日,陈慕华在中央党校的讲课中说:“……这足以说明,只要我们下大力气,花大功夫,做好工作,一胎化的比例是可以越来越高的。为了推广和普及一胎化……”[53]前面引述过的山西省革命委员会计划生育领导组办公室文件《关于大力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几点意见》,其中用了8个“一胎化”。[54]期间,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负责人回答记者的有关问题,也用过“一胎化”这个词。[55]

再说一点情况。1979年7月份,山西省计划生育办公室建议我为参加全国第二次人口理论讨论会撰写文章前,向我介绍国家已经确定的人口政策就是“一胎化”。所以,不仅我提交12月份召开的会议论文中使用了“一胎化”这个词汇,[56]而且还有参会的代表以“一胎化”为题提交会议的论文。[57]可见,“一胎化”被创造出来后最初使用的时候,并不是一个臭名昭著的词汇。相反,它是作为“只生一个”政策的另外一种称呼出现的。而且,由于更为通俗、形象,才被人们广泛地使用。

说到这里,有必要重提一段旧事。田雪原同志最近在一本书中说:“笔者参加国际会议,常常看到和听到一些与会者将20世纪的中国人口政策说成是‘one child policy’(一孩政策),国内也有人称之为‘一胎化政策’,这是值得商榷的。每逢此时,本人总要出来解释,说明中国向来没有‘一孩政策’一说,而只说‘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但那不是人口政策的全部,仅仅是人口政策的一部分而已,用‘一孩政策’或‘一胎化政策’概括是不适当、不准确的。从推行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将近30年的结果看,也没有‘一孩化’或‘一胎化’。”[58]

下面,我们重读几段文章。

1979年8月11日,陈慕华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代表我国政府提出20世纪末的人口目标和分两个阶段的发展方案。她说:“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长期地、自觉地、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这就是我们的方针。我们必须坚持这个方针,争取本世纪末做到人口自然增长率为零,即人口不增长。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设想分两个阶段来努力。第一个阶段,争取到一九八五年把人口自然增长率从现在的千分之十二降到千分之五左右。第二个阶段,争取在二○○○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零。……必须大力提倡和推广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这是使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低到零的主要办法,也是群众可以接受的办法。”[59]

1980年2月13日,新华社发表重要新闻稿《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研究人口问题首次对我国未来100年人口发展趋势作了多种测算》。文章一开头就说:“最近,首都几位科学工作者应用现代控制论的方法,首次对我国未来100年人口发展趋势作了多种测算。他们得到的大量数据表明,从现在起大力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到1985年普遍做到‘一胎化’,那么,本世纪末人口自然增长率可接近零,全国人口可控制在11亿以下。看来这是解决我国人口的最理想的方案。”文章的结论说:“当务之急是尽快把人口增长率降下来,向‘一胎化’方案过渡。”[60]一篇文字不长的新闻稿,新华社的记者4次引述宋健田雪原等人的“一胎化”提法。

1980年3月7日,宋健田雪原等人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如果选择第五种方案,全国育龄妇女尽快实现‘一胎化’,那么到本世纪末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便可降低到零左右,总人口又不超过十一亿,随后由于人口的惯性发展将出现人口减少的趋向。这可能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比较理想的一个方案。”[61]文中曾2次使用“一胎化”的提法。

3月18日,田雪原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反驳“一胎化”会迅速导致人口老化的观点。文中5次使用“一胎化”这个词汇,宣传“一胎化”的好处。文章说:“当务之急,就是要把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比较快地降下来,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向着人口自然增长率为零的战略目标前进。”[62]

翻检1979、1980年的人民日报,其中1979年仅有陈慕华一篇文章使用“一胎化”的提法,1980年6篇使用“一胎化”的文章中有3篇就是宋健田雪原的。所以,“一胎化”这个词语是陈慕华在1979年提出来的,而宋健田雪原1980年初春“亮相”时就打着“一胎化”的旗号。鼓吹“一胎化”为宋健田雪原获得极大的好处,同时,这一提法也因他们不遗余力的宣传而唱响大江南北。[63]即使不说“一胎化”这一政策在国家大政方针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为奠定宋健田雪原人口学学术人生起点的重要范畴,他们怎么会忘记到反过来极力否定其实际存在的程度呢?

第六个问题,“一胎化”是一个概括性的提法,并没有很确切地用意。事实上并非如此。1980年前后的那些年,全国的计划生育工作能够一下子上了很高的台阶,就是因为“一胎化”在那个时代是一项具体的政策。所谓化者,势也,变化之态势。“一胎化”就是要求每对夫妇只准许生一个孩子。陈慕华在一次讲话中就说:“我们现在的要求就是‘最好一个’,这个口号是经过调查提出来的。如果我们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华总理提出的八五年降到千分之五的目标就实现不了,二○○○年人口增长的目标就达不到。我们应该从现在刹车,这个‘刹车’距离就是两亿人口。即从现在做起,按农村百分之八十,城市百分之九十的夫妇生一个孩子计算,到二○○○年,还要增加两亿人。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两亿还打不住。只有这样,才能把人口控制住。”[64]过了不到一个月,陈慕华又说:“只有逐步做到城市百分之九十五、农村百分之九十的育龄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到本世纪末,我国总人口才能够控制在十二亿左右。”[65]8月11日,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负责人以《为什么提倡和奖励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为题回答记者问。文中说:“要降低出生率,就必须从现在起,提倡和奖励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特殊情况,有计划安排二胎生育)。”[66]所以,所谓提倡、鼓励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除了极个别特殊情况以外,90%以上的家庭只准许生一个。这是有明确规定的。

第七个问题,一胎化政策当年是提倡,而非强制。[67]其实,即使现在说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是提倡而非强制,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前面我们曾经列举辽宁省革命委员会1979年颁布的《关于计划生育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对于超生二胎以上和未规划指标的生育的处罚。1980年4月,辽宁省政府对那个“试行规定”中“提倡一对夫妇最好生育一个子女,最多不超过两个(包括送给他人抚养)”的规定,修改为“要求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子女”,“未经批准生育第二胎者,按省革委会《规定》中超计划生育的规定给予处分和经济制裁”。[68]就是说,修改后的规定已经变为未经批准生育二胎的就属于处罚对象了。

下面是安徽省阜阳县一位1979年选招到公社(即乡镇)担任计划生育专职干部记述最初下乡宣传“独生子女政策”的情况,也说明那时是怎样“提倡”的。这位“几乎在计划生育战线干了一辈子”的计划生育干部在文章里写道:“宣传之后,就让大队书记、会计挨家统计谁家应该上环、谁家应该结扎。大队书记、会计非常不情愿,被逼无奈,随便写几个人的名字上报了事,至于他们的亲属当然是一个不报。

有了上报的人员名单,随即就从全公社抽选一些‘二愣子头’青年人组成工作队,出其不意地在一个半夜冲到户上,拉起手术对象就做手术(当时上环有的就在农户家中,结扎手术则到公社专门指定的屋子里去做)。超生罚款的征收也不统一,只是根据孩子数量罚50元至几百元不等。

工作方式可概括为‘通不通三分钟,三分钟过了一阵风’。更有‘喝药不夺瓶,上吊不解绳’、‘宁要家破,不要国亡’、‘民不爱国,国不爱民’的说法。当时的计生恶性案件时有发生。”[69]

那时的计划生育工作都是通过县、地区(市)、省或者全国的计划生育“宣传周”或者“宣传月”等活动进行的。每进行这些活动时,都需要抽调县医院的妇科和外科的医生组成“计划生育宣传队”。因为医生少,设备也不够,每次宣传活动都需要提前制订好下乡的路线和经过各个公社的时间安排。本人手头有那时的几个地区进行这类活动的统计数据,说明上面那位安徽省的计划生育专职干部所说的“宣传”成效。山西省临汾地区在1979年4月15日开展的计划生育突击40天的活动中,人流、引产5321例,上环10535例,女扎483例。[70]晋中地区在同年9月8日到10月4日期间掀起的“提倡一胎、控制二胎、杜绝三胎”的26天运动中,全区上环2658例,人流1747例,引产107例,女扎537例,男扎17例。其中有280对有生育能力的夫妇,生了一个孩子后做了绝育手术。[71]

原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王伟再一次会议上批评说:“如有的地方出现过用野蛮的办法,抄家、封门、砸锅、扒房子、毁坏庄稼、牵走牲畜,破坏群众的基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甚至围村突击,拉人游街、变相监禁群众、株连亲属、乡邻等。”[72]有的地方甚至组织“夜袭队”,晚上去抓计划生育“超生户”或结扎对象。[73]

希望这些情况已经回答了“只生一个”的政策仅仅是一种“提倡”,而不具有强制性的问题。

(2010年5月20日到6月20日初稿,7月初修改稿)

参考文献

梁中堂:新中国60年的计划生育:两种含义和两个30年,兰州商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

梁中堂:“一胎化”生育政策产生的背景研究,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09年第2期;

梁中堂:现行生育政策研究,市场与人口分析,2006年第5期。

[1] 中共中央通知(中发〔1974〕32号),中共中央《关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告》中发〔1978〕69号,彭珮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第10、14页。

[2] 《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陈慕华在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上的讲话》,彭珮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第302页。

[3] 新华社:《进一步控制人口增长速度》,人民日报,1979年1月27日,第一版。

[4] 自存档案资料,19790215,山西省计划生育办公室:《关于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精神的情况汇报》,第8页。

[5] 人民日报社论:《必须高度重视计划生育工作》,人民日报,1979年1月27日,第一版。

[6] 人民日报:《陈慕华同志在中央党校讲计划生育课 把工作重点放在“最好生一个”上来》,人民日报,1979年7月6日,第四版。

[7] 李先念:《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33页。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46页;《陈云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595页。

[9] 人民日报,1979年6月26日,第一版。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567-568页。

[11] 自存档案资料,19791210,《杜心源同志在第二次全国人口理论科学讨论会上的发言》,第2页。

[12] 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计划生育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中国人口情报资料中心:《中国人口资料手册》(1983),第75页。

[13] 《全党动手,努力做好人口工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贡献力量——中共吉林省委书记于林同志在吉林省计划生育工作会议生的讲话》(摘要),中共吉林省委党校图书资料室《教学》第23期,第26页。

[14] 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计划生育工作简报》第6期,1979年12月29日,第2、3页。

[15] 自存档案资料,1979 0913,山西省计划生育领导组办公室:《把我省计划生育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省革委会召开全省计划生育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会议》,山西省革命委员会计划生育领导组办公室《简报》1979年9月13日,第5期,第5页。

[16] 山西省计划生育领导组:《全省各地、市计划生育领导组组长会议纪要》,1980年元月14日。

[17] 1980年山西省计划会议文件之五,1980-1981年人口计划》(草案),第3页。

[18] 山西省人民政府计划生育领导组办公室:《关于大力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几点意见》「80」晋政计育办字第5号,第4页。

[19] 新华社:《提倡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人民日报,1979年12月23日,第一版。

[20] 陈慕华《在各省市自治区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上的讲话》,彭珮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第160页。

[21] 新华社:《提倡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人民日报,1979年12月23日第一版、1980年2月3日第一版。

[22] 《一九七六年人民来信概况》,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情况反映》第1期,1977年1月22日,第2页。

[23] 国家计生委:《关于印发〈全国计划生育信访会议纪要〉的通知》,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文件(1984)国计生委字第252号,第4页。

[24] 《一九七六年人民来信概况》,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情况反映》第1期,第2-3页。

[25] 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计划生育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1979年),中国人口情报资料中心:《中国人口资料手册》1983,第72页。

[26] 《上海市推行计划生育的若干规定》(1981年7月28日),中国人口情报资料中心:《中国人口资料手册》1983,第78页。

[27] 中央办公厅《转发〈关于计划生育工作的汇报〉》中办发〔1982〕2号;《中共中央书记处第122次会议讨论陈慕华关于计划生育工作的汇报》,彭珮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第472-473页。

[28] 笔者还保存一份山西省计划生育办公室在1981年10月向山西省委常委汇报计划生育工作的“汇报提纲”,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对中央书记处第122次会议关于计划生育指示的意见”,其中明确向省委建议“我们的意见是同意赵(紫阳)总理提出的第二个方案”。山西省计划生育办公室:《计划生育汇报提纲》(向省委常委汇报),第3、4页。

[29] 自存档案资料,19810912,赵紫阳写给胡耀邦的便函(复印件)。

[30] 中央办公厅《转发〈关于计划生育工作的汇报〉》中办发〔1982〕2号。

[3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中发〔1982〕11号,彭珮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第19页。

[32] 见李宏规《中国生育政策的历史演变》(2004年6月,未刊稿);中央办公厅《转发〈关于计划生育工作的汇报〉》中办发〔1982〕2号。不少迹象表明,这一时期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和地方计划生育部门保持了密切联系,协调地方党委对改变生育政策的具体态度。山西省计划生育办公室再向省委常委汇报时就建议省委不要用“放宽”、“允许”生二胎的字样,不要提和“公开信”不一致的口号,可以在“符合政策有实际困难”上做文章,写“有计划地安排二胎”。山西省计划生育办公室:《计划生育汇报提纲》(向省委常委汇报),第4页。

[33]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纪要〉》中办发「1982」37号,彭珮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第22页。

[34] 斯大林:“我们党内没有个人的看法和个人的观点,有的是党的观点。”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49页。

[35] 《李先念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120页。

[36] 人民日报,1980年4月17日,第一版。

[37] 《李先念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122页。

[38] 人民日报,1980年9月11日,第一版。

[39] Susan Greenhalgh,Just One Child—Science and Policy in Deng′s China,第245、274页。

[4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59页;《陈云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596、1597页。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流行一个说法即“一胎化”来自于邓小平和陈云。陈慕华给陈云写信订正陈云1979年6月1日关于人口和计划生育问题的谈话这件事,可以澄清邓小平、陈云,以及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和“一胎化”生育政策的关系。陈慕华现在要澄清陈云的谈话,说明“一胎化”并非源于邓小平或陈云。否则,陈慕华在给刚刚设置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汇报时,直接讲述一年前根据邓小平或者陈云的指示、意见或建议,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政策,不仅在讲述一个事实,而且对于论述“一胎化”生育政策的重要性来说,要直接、有力得多。现在需要订正和援引陈云,反而证明了“一胎化”仅仅是由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先行提出并加以推行,邓小平陈云则在已经成为事实的情况下支持了相关部门的工作

[41]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陈慕华关于人口和计划生育的汇报》,彭珮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第472页。

[42] 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本节中凡引自本文件文字,不再在注释中说明。

[43] “公开信”发表以后,一些地方制订政策对“确实有实际困难”可以生育二胎的条件做了一些规定:⑴第一个孩子有非遗传性残疾,不能成为正常劳动力的;⑵重新组合的家庭,一方原只有一个孩子,另一方系初婚的;⑶婚后多年不育,抱养一个孩子后又怀孕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纪要〉》中办发「1982」37号,彭珮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第22页。

[44] 6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听取陈慕华关于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以后,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开始有了对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有关政策解释时在括号里标注“特殊情况,有计划安排二胎生育”的表述。而在此之前的一年多的宣传和执行政策的实践中,基本上没有区别对待。新华社:《为什么提倡和奖励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 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负责人答〈半月谈〉记者问》,人民日报,1980年8月11日,第四版。

[45] 田雪原:“1980年3-5月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主持召开的人口座谈会,经过与会领导、专家学者的反复讨论,定下‘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大计,起到为控制人口增长和加强计划生育一锤定音的作用,这对后来人口政策的形成和发展至关重要。”“这(即‘公开信’)是党中央正式向党内外公开宣布经过认真研究后提出的政策。” 田雪原:《新中国人口政策6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32-133、215页。在另外一个场合,田雪原说得更邪乎。他说,座谈会后,他起草的给书记处汇报的《报告》和宋健起草的《公开信》“奠定了80年代以来我国生育政策的基调,产生很大影响”。“今天看来,80年代初提出的以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为主要标识的生育政策,绝不是‘拍脑袋’的结果……”田雪原:《新中国人口政策60年》,程恩富主编《激辩“新人口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1页。胡鞍钢:“而1980年党中央提出一对夫妇一个孩子……”《“人口政策不要陷入教条主义”——专访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南方周末》,2010年3月18日,A4版。

[46] 田雪原:“1979年,……有的地方如山东荣成县等部分群众,已经提出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口号”。程恩富主编《激辩“新人口策论”》,第38页。

[47] 山西省计划生育办公室:《关于转发“国计育字第38号文件”的通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计划生育领导组办公室文件,晋革计生办字〔78〕第13号,附件“计划生育(半)年报表(表式)”。

[48] 《中国计划生育年鉴》(1986)人民卫生出版社,1986年,第366、374、375页。

[49] 田雪原还试图给人一种印象,说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的有关领导仅仅在1979年偶尔提到了“只生一个”。他说:“在有关领导讲话中,也提出了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程恩富主编《激辩“新人口策论”》,第38页。

[50] 田雪原:“人口政策作为我国的基本政策之一,不言而喻,要由党中央、国务院制定,并应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批准。因此,不能抽取政策中的某一点或几点,加进个人的理解冠以‘人口政策’诠释。……‘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仅仅是人口政策的一部分而已……” 田雪原《中国人口政策60年》,第213页。

[51] 田雪原:“……尽管30年来大力号召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到目前为止,领证独生子女家庭户只占到全部家庭户的三成左右,将此概括为‘一孩政策’或‘一胎化政策’,未免有失偏颇。”田雪原《中国人口政策60年》,第214页。

[52] 《谈谈人口问题——陈慕华同志一月九日在军事学院的报告》(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中共甘肃省委党校教务处选编《教学参考》第68期,1980年2月1日,第17页。

[53] 陈慕华:《必须有计划地控制我国人口的增长》,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理论动态》第148期,1979年7月30日,第14-15页。8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这篇文章时,本段文字中的后一个“一胎化”连同相关的一段话都被压缩掉了。

[54] 山西省人民政府计划生育领导组办公室:《关于大力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几点意见》「80」晋政计育办字第5号。

[55] 《为什么提倡和奖励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 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负责人答〈半月谈〉记者问》,1980年8月11日。

[56] 梁中堂:《对我国今后几十年人口发展战略的几点意见》(1979),梁中堂《论我国人口发展战略》(论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5页。

[57] 周光复:《“一胎化”是削平生育高峰的有效途径》,《第二次全国人口理论科学讨论会论文目录》,第3页。

[58] 田雪原:《中国人口政策60年》,第213页。

[59] 陈慕华:《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人民日报,1979年8月11日,第二版。

[60] 光明日报,1980年2月14日,第一版。

[61] 宋健田雪原李广元于景元:《关于我国人口发展目标问题》,人民日报,1980年3月7日,第五版。

[62] 田雪原:《关于人口“老龄化”问题 》,人民日报,1980年3月18日,第五版。

[63] 由于宋健田雪原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工作者合作”使用控制论和系统工程方法预测中国人口未来必须实行“一胎化”的方案才可以解决中国人口问题,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对“宋健小组”的研究予以极高的评价,并介绍各个省、市、自治区请宋健小组对其做报告、订规划。宋健小组的成员每到一地,必讲“当务之急是尽快把人口增长率降下来,向‘一胎化’方案过渡”。据宋健1980年7月份所写的文字,在半年前国人还没有听说过“控制论”为何物的情况下,“目前已有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应用他们的理论和方法“这样作了”。宋健:《〈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序言》,宋健田雪原于景元李广元《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6页。

[64] 《谈谈人口问题——陈慕华同志一月九日在军事学院的报告》(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中共甘肃省委党校教务处选编《教学参考》第68期,1980年2月1日,第17-18页。

[65] 新华社:《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 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等单位召开婚姻家庭计划生育新风尚座谈会》,人民日报,1980年2月3日,第一版。

[66] 《为什么提倡和奖励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 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负责人答《半月谈》记者问》,人民日报,1980年8月11日。

[67] 胡鞍钢:“而1980年党中央提出一对夫妇一个孩子实际上是提倡,不是完全强制性的……”《“人口政策不要陷入教条主义”——专访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南方周末》,2010年3月18日,A4版。

[68] 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计划生育工作若干问题的补充规定》,中国人口情报资料中心:《中国人口资料手册》1983,第74页。

[69] 陈晨:《亲历独生子女政策出台前后》,原文载《中国经济周刊》,本文来源于2009年11月26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dangshi.people.com.cn/GB/85039/10457192.html。

[70] 山西省计划生育领导组《关于转发临汾地委〔1979〕18号文件的通知》晋革字〔1979〕1号,第2页。

[71] 山西省革命委员会计划生育领导组办公室:《提倡一胎、控制二胎、杜绝三胎——晋中地区计划生育工作出现新局面》,山西省革命委员会计划生育领导组办公室《简报》第6期,1979年10月12日。

[72] 自存档案资料,19840227,《继续大力抓紧抓好计划生育工作——王伟同志在全国省、市、自治区计生委主任会议上的讲话》(1984年2月27日),第9页。

[73] 自存档案资料,19841207,山西省计划生育委员会翻印:《王伟同志在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县工作情况交流会上的讲话》(根据录音整理,1984年12月7日),第7页。

Jun 10

大城市有很多人抱怨城市人多,进而抱怨中国人多,凭直觉来支持一胎化。然而现实的例子是,人口大国的人口萎缩总是从农村、边疆和经济落后地区开始,所以在总人口萎缩的时候,人口反而会向人口稠密的发达地区集中。人口减少不可能在各个地区同步进行,大城市人口会继续增加。日本、德国和俄罗斯都有这样的现象。下面两幅图是日本2007年-2008年的人口变化情况。这期间日本总人口下降了0.1%,但是人口稠密地区无论是人口增长数目还是增长率都遥遥领先。唯一的例外是大阪府,或许与日本关西经济不振有关,具体原因不详。

按照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而不是根据计生委捏造篡改的生育率数字),中国人口会在2020年代达到顶峰的不到14亿人(这也是美国统计局认同的数字 http://www.census.gov/newsroom/releases/archives/international_population/cb09-191.html)。而中国各个省份的人口也不会同步减少。参照前上面介绍的情况,北京、上海周围这样的人口稠密区,常住人口即使不继续增加(这又取决于户籍制度),也不会受人口总量变化影响。大城市在可预见的未来之内人口稠密、高房价和交通拥堵状态不会有什么改变。抱怨自己城市人多的居民既然自己舍不得离开,城市自然对其他人也有吸引力。

另一方面,肯定会有一些省份人口降低的时间早于全国。实际上从2000年到2005年,新疆、内蒙古两个自治区的汉族人口已经开始降低。而从人口密度和目前自然增长率来看,黑龙江省有可能是人口总数最先开始降低的省份(人口密度更低的其它几个省区自然增长率远高于黑龙江省)。总人口率先下降的省份很可能在2020年人口普查的时候就会决出来。
【最后这段没什么意义。四川省的常住人口2005年已低于2000年,但是有波动。另外自然增长率不反映人口流动。】

图:日本各一级行政区2007年10月1日-2008年9月30日人口增减与人口密度关系(数据来源: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Japanese_prefectures_by_population)

Apr 05

作者是Avraham Y. Ebenstein and Ethan Jennings Sharygin(第一作者是伯克利人口系2007年毕业的博士,第二作者是位研究生。前者的研究工作曾批驳过“乙肝流行导致性别比畸形”的说法)。

原文题目:The Consequences of the “Missing Girls” of China
发表于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2009 23(3):399-425; doi:10.1093/wber/lhp012
这里有原文链接:
http://pluto.huji.ac.il/~ebenstein/Ebenstein_Sharygin_2009.pdf

文章图2是婚龄人口的性别比;图3是不同性别比情况下光棍比例预测:2050年时25岁以上的男性人口很可能有15%无法结婚;图4是可怕的人口结构金字塔;图5是老龄人口比例预测,到2060年65岁以上的人口将达到40%以上、并很可能维持在35%以上(比我上次算的还严重)。

文章还讨论了性别比畸形对卖淫活动、人口迁移、艾滋病传播、传统的养老机制的影响。

文章的结论是,除非政府及时采取措施改革养老体制、调节总和生育率、平衡新生人口性别比,否则光棍带来的问题不可避免。

Nov 03

Susan Greenhalgh, Just One Child: Science and Policy in Deng’s China
《独生子女:邓小平时代中国的人口科学与政策》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426 pp.

独生子女政策自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台以来,就一直受到学者及社会批评家的仔细研究。Susan Greenhalgh 的新作《独生子女》通过包括人类学、政治学及科技研究(STS)的跨学科综合途径来研究这一敏感政策。本书集中论述 1978 至1980 年这一很短的历史时期,即该政策实施的初始阶段。Greenhalgh 当时以政策分析员的职务受雇于人口委员会。正是借助在这一期间建立起来的关系,她在 80 年代及 90 年代早期所开展的研究才得以顺利进行,而这些研究使她主张通过敏锐观察国家机关中政治精英言行的方法来研究独生子女政策。本书作者认为,随着中国重新进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此历史背景下“拥抱科学对新中国政体的生存有其政治上的必要性”,而独生子女政策正是“一种新型科学意义制定的产物”(第17 页)。

本书旨在寻找四个问题的答案:

1)独生子女政策的由来、广泛影响以及可能的未来;
2)“科学政策制定”如何重新调整了国家、科学、技术与社会四者之间的关系,而这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亮相又有何影响;
3)该政策在现代化、中国文化及政治方面的相关问题;
4)该政策有何人类学意义,它对现代政策、政府管理及国家权利有何贡献。

序言部分简略叙述了作者对政策研究所采用的“认识性或知识中心性”方法。在此研究方法下,政策被置于特定的环境与背景中,并被视为是充满特异性、偶然性、复杂性及混乱性之特定历史的产物。该部分引入了三个概念:1) 政策问题化;2) 政策集合;3) 科学发展及政策制定的微观政治。作者的中心论点是:虽然中国在七十年代确实面临着严重的人口问题,但这一问题只有在一系列高度特定的假设之下才会上升到危机水平,而恰恰是这些假设促使政府制定了一项“一了百了”的政策。

书中第二章追溯了一种现象,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定政策的过程中,政府的意识形态往往比社会科学原理起到更主要的作用。这个新兴社会主义国家把其对人口问题的看法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对生产模式的理解上,比如,必须把人口增长作为社会主义整体发展计划的一部分,以使人口产出与物质资料产出同步进行。由于政府在人口政策制定中扮演着至高无上的角色,Greenhalgh 认为,在社会主义中国进行的人口研究有别于一般的人口统计,并将这种研究称为“人口的社会科学或人类科学”(第 47 页)。她透过毛泽东的有关讲话追溯了中国人口政策迂回曲折的发展过程,并论证:在等级森严的政治体系中,每个人都受到最高领导人“话语空间”的限制。于是科学变了味道,它不再是“一种事物”,而是“具有特定知识背景、社会地位及个人经历的某些特定行为者,在某种特定历史环境下的工作而造就”(第 83 页)。在 Greenhalgh 眼中,科学家的角色是“凭借经验对中国领导人早已心知肚明的人口问题进行阐明,并构思可能解决问题的方案。”(第 84 页)

接下来的六章可分为两部分:“制定人口科学”与“制定人口政策”,以此讨论在“后毛泽东时代”里,这种特定科学形式如何在邓小平的话语空间内起作用。Greenhalgh 提出,中国的人口问题科学家可分为两个群体:社会科学家及自然/军事科学家。而对人口控制政策的影响竟然大多来自后一类科学家群体,因为这一群体是中国现代化发展计划的中坚力量。作者在第一部分(第 3-5 章)引用了Jasanoff (2004)的观点:技术科学知识与政治权利是共同产生的,揭示了政治假设如何被引入科学事实与叙述,又如何被政治化并作为客观的、科学的、通用的事实而呈现于众。如此一来,人口科学的发展便成了将政治构建于科学中并使之隐形的过程。Greenhalgh 追溯了中国人口政策的演变历程,在陈云、李先念、陈慕华等三位主要领导人的支持下,人口政策从“一对夫妻两个孩子”发展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又发展到后来的“鼓励一个,禁止三个”。

第二部分(第 6-8 章)介绍了马克思统计学、中国化控制论及马克思人本主义等“三种人口科学”之间的“可信性竞争”。支持这三种“人口科学”的三类专家则在为认识权威性与根本政治影响力一争高下。Greenhalgh 论述,在此竞争过程中,科学成了政策的合伙人。她呈现了有关数据,以揭示科学家如何利用形象化数量资料说服决策者,并战略性地于 1980 年发表了大量研究报告及论文,以帮助政治精英及受教育之大众相信他们的人口科学才是真实的,也只有先进的科学才能解答人口问题。各路社会科学家、统计学家及人本主义者都为自己提出的人口政策而争论;最后,由宋健带领的一组来自导弹工业的科学家利用系统工程及控制理论的方法取得了胜利,原因在于这一组科学家所提出的方案被政治势力认为“有用”。然而,新的人口政策对农民阶级、性别平等及扼杀女婴的现象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却没有得到讨论,原因在于:人口控制计划将作为基本国策,因此没有讨论的必要;或者说,这些讨论因为过于敏感而被限于学术征询的范围;终于,中国一贯的男性至上的文化导致了一项无视性别的政策产生。另外,宋健提出的人口问题处理方案并【非】没有引起异议,他于是又通过鼓吹对未来环境问题的担忧并引证欧洲的案例而说服了最高领导人。这导致了人们的危机心态,并促使领导人做出决定,即不惜社会代价也要控制这种危机。

结论部分再次论述了以认知方法在人类学层面解读人口政策的重要意义。Greenhalgh 认为,独生子女政策是科学政策制定之错误执行的典型案例,而其意义不仅局限于中国。正如序言所概述的那样,作者试图将本书内容传达至不同学科背景的读者,包括来自人口研究、妇女研究、科技研究及自然科学等领域的学者。为达到此目的,Greenhalgh 极少使用术语或生涩费解的语言,这使本书的行文风格浅显易懂且组织有序,从中可见作者身为研究者之技巧,及作为故事叙述者之功力。然而,作者的某些论述似乎有些过度:例如,她称中共领导在 1949 年革命后早期担心国民生育问题的原因在于:“妇女干部开始要求节育,以使自己有更多时间投入到革命事业的学习和工作上来(第 45 页)”;又如,她在第 48 页中对文革的描述亦过于简单。但总而言之,Greenhalgh 为我们对独生子女政策的理解做出了新的贡献。此书颇具吸引力,也把政策研究变得饶有趣味,因此我们向对当代中国研究感兴趣的诸位朋友强烈推荐本书。

谭少薇是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学院教授(http://www3.cuhk.edu.hk/na/page_plain.php?lang=zh-cn&id=85)

Nov 02

中国“一胎化”政策的理论基础就是火箭专家宋健的《人口控制论》,所以很多人认为宋健是中国一胎化政策的设计者。其实不然,一胎化思想来自于当时的计委系统,当时由陈慕华秉承几位领导人的发言具体操办。而关键一步,就是宋健的工作进入陈慕华的视野、并被作为“科学依据”而采纳。而这个关键的一步,来自钱学森和经济学家许涤新的推荐。

见梁中堂《“一胎化”产生的时代背景研究(修改稿)》(代为分段):

如果我们阅读一下1980年2月上旬钱学森和许涤新分别给陈慕华的信,以及陈慕华于该月月底的回复,就不难确信这样一个事实,即1980年2月以前,宋健以及宋健的研究还没有进入陈慕华的视野。1980年2月8日,十分欣赏宋健的钱学森给陈慕华写信说:

“陈慕华副总理:七机部二院副院长、我国自动化理论家宋健同志和其他几位同志把他们最近就我国人口所作预测和分析的结果寄我一份,并附信作了简要说明。我认为这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进入社会科学领域,和社会科学工作者一道,共同解决国民经济问题的一个良好开端,应该支持。知道您领导这方面的工作,所以把全部材料转呈给您,供您参考。此致革命敬礼!钱学森1980年1月8日”。

许涤新致陈慕华副总理的信说:

“慕华副总理:宋健等四同志的关于我国人口百年发展预测和分析是我国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研究的可喜成果,对于我国制定人口政策和国民经济远景规划,有一定参考价值。我同钱学森同志一样,很重视这一预测和分析,也主张把全部材料呈送给您,以便您在考虑人口政策时,作为参考。此致敬礼!许涤新1980年2月10日”。

大约半个月之后,陈慕华复函说:

“钱学森、许涤新同志:你们送来的我国未来一百年人口发展趋势的资料很好,对制订我国人口政策很有参考价值,我已特报政治局。请你们代向宋健等同志致谢。陈慕华1980年2月25日”。

《宋健科学论文选集》,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546页。

另外,Susan Greenhalgh“导弹科学,人口科学:中国一胎化政策的起源”(Missile Science, Population Science: The Origins of China’s One-Child Policy,The China Quarterly (2005), 182 : 253-276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等文章有更详细的叙述:

Early on Song was singled out for praise and patronage by Qian Xuesen, the US-educated father of China’s space programme and top military science advisor to Mao and Premier Zhou Enlai.16 It was Qian who declared that it was Song, not he, who was the country’s leading control theory scientist. Qian showered the young Song with favoured opportunities for scientific advance. At Qian’s behest, Song was invited to head a new Control Theory Research Office in the Mathematics Institute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chosen to co-author the revised edition of Qian’s two-volume Engineering Cybernetics, a bible for generations of Chinese defence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Song’s abundant talent, technical accomplishments, and political patronage and savoir faire combined to propel him into the ranks of the topmost defence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

Building on personal ties forged in the defence science community, Song then began creating networks to deliver the proposal into the hands of the people who would matter. He created two chains of ties, one connecting him to top population policy makers, the other linking him to top political leaders.62 In the first, Song sent the group’s work to two of the nation’s top scientists, one natural and one social. Qian Xuesen (mentioned above) wa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natural scientists in the country, while Xu Dixin was one of China’s most eminent economists. Qian and Xu sent the materials on to Chen Muhua. Chen soon replied, writing that the projections were “very good” and “have great reference value” for policy-making, adding that she had “already prepared a special report for the Politburo.”63 In the second network, Song sent the materials to the secretary at the powerful National Defence Science Commission, who turned them over to Wang Zhen, vice-premier and member of the Politburo and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Here Song seems to have been counting on his reputation as a leading missile expert, along with the prestige and political clout of defence scientists and policy-making bodies, to make his population policy the leading contender for adoption.

The strategy seems to have worked. In an interview, Song reported how Wang Zhen, upon receiving the research report, immediately picked up the phone and called to express his alarm.64 In his written reply, Wang endorsed the work as “extremely important” and suggested that it be made known to Chen Yun, second only to Deng in prestige and influence, and Hu Yaobang,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CCP.65 Many interviewees stressed that China’s top leaders were awestruck by the mathematics, shocked by the projections and convinced that a one-child policy was the only option. Song himself emphasized the fears those numbers created in the minds of China’s leaders. According to him, not only Wang Zhen but also Hu Qiaomu, Hu Yaobang and Hu Qili were shocked and persuaded by the report. Chen Muhua “decided on the one-child policy after reading the research report.”66 With only some exaggeration, another central actor maintained that “all the central leaders said the report was right.”67

下图就是宋健当时让领导人震惊的计算。

Oct 02

这本书2008年出版,叙述了1980年宋健的数学模拟如何荒诞地促成了中国强制一胎化政策的出台。

Just one child: science and policy in Deng’s China
By Susan Greenhalgh, Google Books

一胎化政策出台的全面经过可见梁中堂回忆录

一些书评:http://www.flipkart.com/just-one-child-susan-greenhalgh/0520253396-ezw3f9xspf

“This is a seminal contribution to policy making as a subject of anthropological study. But to say only this would obscure the often gripping and intricate story of Chinese expert politics, where rocket scientists seized the initiative in defining historic demographic policy. Only a master ethnographer like Greenhalgh could capture it all.”
–George Marcus, author of “Ethnography through Thick and Thin”

“China’s ‘one child’ policy is often dismissed in the West as the misguided work of an alien civilization with fundamentally flawed conceptions of human rights. Greenhalgh shows how, on the contrary, it was scientific aspirations and a thirst for high-tech rationality, imported from the military to the civilian sphere, that co-produced this particular excess of planning in the post-Mao era. This is not just a devastating critique of Chinese population policy, but a thought-provoking look at the dark side of the politics of science.”
–Sheila Jasanoff, Harvard University

“‘One child.’ With those two words, China launched one of the largest political, biological, and social upheavals of modern times. In a remarkably researched and thoughtful book, Susan Greenhalgh approaches this decades-long struggle armed with political science, anthropology, and science studies. The result is a book to be reckoned with in all these disciplines.”
–Peter L. Galison, Harvard University

“This is a superb work of scholarship, fundamentally altering our knowledge of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olicies ever mad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ways we go about knowing China. First, it is by far the most detailed study of the origins of one of the most controversial, significant, wide-ranging, and as the study makes clear, least understood decisions of the post-Mao China political system. China’s one-child family policy is rarely treated with detachment, and its origins have been obscured. This book is likely to be the definitive study on their origins. Second, the mode of analysis-an ethnography of elite decision-making combined with the science studies literature and elements of theories popular in anthropology and critical studies yields insights political scientists were not likely to have come up when employing the tools of their discipline. The book thus becomes an important case for the use of such modes of analysis in and of themselves, and opens new possibilities in how policy studies in China might be done. Third, beyond the specifics of how the one-child policy came into being and the mode of analysis, the book provides broader contributions on the nature of policy-making, agenda setting, uses of rhetoric, and how elements of the political culture affect the political system in China. The overall book is exemplary in all respects.”
–David Bachma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China’s one-child rule is unassailably one of the most controversial social policies of all time. In the first book of its kind, Susan Greenhalgh draws on twenty years of research into China’s population politics to explain how the leaders of a nation of one billion decided to limit all couples to one child. Focusing on the historic period 1978-80, when China was just reentering the global capitalist system after decades of self-imposed isolation, Greenhalgh documents the extraordinary manner in which a handful of leading aerospace engineers hijacked the population policymaking process and formulated a strategy that treated people like missiles. “Just One Child” situates these science- and policymaking practices in their broader contexts–the scientization and statisticalization of sociopolitical life–and provides the most detailed and incisive account yet of the origins of the one-child policy.

越来越多的人会认识到,“一胎化”政策是历史跟中华民族开的一个大大的苦涩的玩笑。

有些书评拿这个例子来批判所谓“科学主义”,但是哪有一门科学未经严肃论证就拿十亿人的百年前途做试验?

Sep 28

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保罗·莫塔夫(Paul Murtaugh)和迈克尔·施莱科斯(Michael Schlax)的文章“繁衍和个人的碳遗产”(Reproduction and the carbon legacies of individuals):

http://blog.oregonlive.com/environment_impact/2009/07/carbon%20legacy.pdf

文章的结论包括,美国每多生一个儿童,按其一生消耗,会增加9441吨的碳排放;相比之下,这个数字在中国是1384吨,在孟加拉国只有56吨。

华尔街日报的评论:
Should we have fewer children to save the planet?

In some ways, this focus on American and British births is an improvement over the previous bout of overpopulation worries. Back in the 1970s, when the experts complained about people having too many children, they meant Chinese, Filipinos, Latin Americans, Africans, et al.

Many still believe this is so. At least for the moment, however, the American mom who brings a new life into this world seems to be regarded as more of an environmental menace than the Bangladeshi mother who does the same.

There’s a larger trouble with this point of view, of course, and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arithmetic. However new-sounding the language about “carbon footprints” may be, what we have here is the same old Malthusian view of people breeding themselves to destruction.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0001424052970204313604574328823712388930.html

英国卫报的评论(译言网翻译):

http://www.yeeyan.com/articles/view/62287/53783?tag_related

Jun 10

前次提到,计划生育并不是西方国家从人权角度“诟病”中国的要点: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者曾经说,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制定者应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美国的人权基金会,包括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一直和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合作,大力推进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计划生育带来的后果远不止“人道”问题)。我上次说,举出这些例子,并不是要证明“阴谋论”,而是想表明,那些为计划生育辩护的人士手里的“民族牌”、“人权牌”、“悲情牌”,其实都是些烂牌。

不过,不讲阴谋论,并不等于阴谋不存在。可能有人留意到,易富贤这两天刚写了一篇“美国控制发展中国家人口计划曝光”,提到这样一份文件:

《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 200 号:世界人口增长对美国的安全及海外利益的意涵》(1974 National Security Study Memorandum 200: Implications of Worldwide Population Growth for U.S. Security and Overseas Interests),简称《NSSM-200》

这份文件的内容让人看了瞠目结舌,虽然我早知道《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描述的同样涉及人口的那次会议——因为会议还只是务虚,而美国政府的文件可是务实。这份文件内容确实严重,所以不得不考证一下它到底是否真实,是不是urban legend。连wiki上面介绍这份文件条目的讨论版上,也有人问,对这份文件能不能找到政府方面的来源(http://en.wikipedia.org/wiki/Talk:National_Security_Study_Memorandum_200)

看来懒人到处都有。这个事情举手之劳就可以证明:确实有这样一份文件。
http://www.google.com/search?q=%22NSSM-200%22+site%3A.gov

虽然我没有去找如population-security.org上面登载的全文,但是上面Google搜到的美国政府网站上面提到的一些内容,已经足够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美国这些人权基金会这样热衷推进中国的计划生育。我们本意是回避阴谋论,但是却一不小心忽略掉了出乎意料的事实。

当然,这份文件并不意味着中国70年代开始的计划生育宣传和80年代开始的强制一胎化政策是美国政策影响的结果。但是,这份文件倒不得不让人深思,近几年计划生育的弊病这么明显,而计生委的口风不变,到底有哪些因素在起作用;也能说明,中国目前结束计划生育政策的难度,很可能要远远超过原来的预料。

欢迎留言,但没时间讨论。

Jun 06

前面已经屡次提到,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严重后果包括新生人口性别比严重畸形、老龄化严重、劳动年龄人口和总人口行将迅速减少。这些结论必然需要拿数字说话。所以我又计算了一下,结果如下图。


计算过程:

(1)由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得到出生于历年的人口数。
2001-2007年出生的人口数,按历年抽样调查的新出生人口除以抽样比。

(2)由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得到出生于历年的女性人口数。其后每年新生女婴数目,由当年新生人口数和新生人口性别比求出。2001年到2020年性别比取120:100;2021年后乐观地取110:100(也就是台湾现在的情况)。

(3)2007年以后每年出生的人口数,由出生于25年前的女性人数、乘以95%、再乘以总和生育率得到。即,假定每个人出生时其母亲为25周岁,或者说每位女性在25周岁时出生x个婴儿,x为总和生育率。

这个95%,是考虑到5%的女婴不会活到生育年龄。考虑到中国更替水平的总和生育率在2.3、新生儿性别比达120:100,这个5%已经大大低估了。

(4)历年总人口数,由0岁到75周岁人口累加得到(现在中国人的平均期望寿命并不到75周岁)。由于历年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存在数据矛盾,无法得到按年龄分布的死亡率,所以只好这样处理。——这样的结果是,由于忽略了高龄人口(70+)死亡率较高,所以近几年的总人口数量会稍低于实际人口(差上几千万)。但是从10年之后,这种误差很小。

(5)历年劳动年龄人口自然就是15岁到60岁人口的累加。

可以看到,上面(3)、(4)、(5)条采用了一些简化。如果进行更细致的计算,需要考虑妇女生育年龄的分布,以及分年龄分性别的死亡率。这些数字很难取得。最重要的是,这些简化不会带来影响结论的误差。而且这些结果和易富贤等人的计算并没有明显差别,或者说,其定性结论当然是证明反计人士的结论的。图表的结论以前屡次提过,所以对这些图标就不像paper一样再去费篇幅解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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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系列拖得太长了。中间一段时间战场在读书论坛吵架的时间多,反而在这里写的时间少。所以就拿读书论坛发的一个总结帖子,草草收兵。

1.生育率是指平均每名妇女一生生育的子女数。总和生育率是指一段时间全部育龄妇女平均每人生育的子女数。

“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是一个临界值,只有达到这个临界值,所有妇女才能生出足够的女儿,来保障这个社会的人口延续下去。

理论上,生育率高于更替水平,则人口会无限增加下去;低于更替水平,则会一直减少、最后消失。

2.发达国家的更替水平生育率是2.1(不是2,因为正常情况下,新生儿的男孩数目是女孩的1.02到1.07倍,而且一部分女子会在生育之前死去)。中国的更替水平生育率一直在2.3以上。

3.1970年代开始提倡(而非强制)计划生育,到1980年,总和生育率降低到2.24。八十年代的总和生育率在2-3之间。到了1990年代,由于计划生育和经济迅速发展,总和生育率已经明显低于2。1991年为1.65,1995年已经低于1.5,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已经降到1.22。

4.2006年调查的生育意愿只有1.73,城乡、中西部相差不大。考虑到15%的人口不育,意味着目前即使放开生育政策,生育率也不会明显高于这个数字。

5.强制计划生育后,新生人口性别比畸形。1980年代就已经暴露出来,但是被认为“女婴瞒报”。随后愈演愈烈,到近年新生人口性别比已经达到120:100,意味着到他们成年后,有3000万以上的人无法娶妻。

6.过低的生育率会导致老龄化严重。中国的60岁以上人口将在2040年前后达到、并保持在30%以上。

7. 过低的生育率会导致劳力人口的数量和比例大大降低。

8.中国人口总数将在2020年前后(误差不超过正负3年)达到高峰,不高于14亿,然后开始下降。即使放开生育政策,考虑到降低的生育意愿,总人口将在2050年下降到10亿,2100年下降到5亿以下。

9. “一胎化”和强制计划生育是1980年“创造奇迹的年代” (借用方舟子语)由领导人草率提出、专家逢迎、没有经过充分论证的的政策。

10.强制计划生育的理论基础,宋健1980年提出的“人口控制论”,和2004年“国家人口发展战略”提出的目标屡屡落空,性别比、劳力人口、老龄化三大问题的严重程度远远超过他们的估计,而人口总数、总和生育率明显低于他们的预计。

11. 计生委出于部门利益,连续多年宣称从1991年以来的生育率一直是1.8,无视人口统计的结果、甚至修改统计数据。

12. 人口统计中人口漏报的比例很低。2000年低生育率的事实,屡次得到后来调查统计的证实,也符合小学数目大大减少、小学生人数大大减少的事实。

13. “适度人口”不存在准确的数值,很多时候是价值判断。中国人口高峰不过14亿,不存在中国土地养不起中国人的问题。相反,劳力缺乏倒会引起老无所养、财富创造不足。

14. 全球的环境和资源压力,不能靠减少中国人口来解决。中国每年新生人口只占全世界的10%。

15. 为了民族未来,计划生育应该立即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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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批评一下金仕并同学的一个论点。他说“人口控制论”的一个效果是,“加快了个人主义思想的传播”,使得更多的人“把精力用于个人的自我实现、而不是传宗接代”。——这种说法是避重就轻。实际上,“人口控制论,包括“人口爆炸论”的恐吓,带来的最大后果是中国人把人看作负数,认为别人生了一个孩子都是自己利益的损失,别人死于非命则是自己利益的增加。尤其是把儿童都看作是一帮未来抢饭碗的。一个例证就是2001年江西芳林村小学发生爆炸炸死数十名学生之后当地干部的名言,“就当是进行了一次计划生育!”

其他不用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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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还得多说一句,“人口控制论”伴随的另一个影响,就是各种“优生学”(生物意义的、社会意义的)大行其道,很多计划生育的支持者,都歧视农村人口,甚至把中国人看作一旦不加限制就会狂生的生育机器。俺不是一个乱讲政治正确的人,这些观点懒得去分析。

May 20

《新语丝》XYS20090514一期登了“和平”网友的“这样的政策不人道”,坦陈一胎化生育政策给家庭和个人带来的痛苦。在多年的强势宣传之下,“只生一个好”的观念在知识阶层中已经根深蒂固,而“和平”网友这样的独立思考非常值得钦佩。其实,有识之士早已指出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弊病。比如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穆光宗教授2006年总结说,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注1)。另外,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最近提到,“有儿有女并不是一个落后的理想,而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愿望,或者说是一个比较美好的愿望。”(注2)

不过,“和平”网友的感性认识没有切中中国人口问题的要害。由于“计划生育”带来的问题日益严重、明显,中国的人口问题已不再是讨论的禁区;但是多年宣传的结果,使得人们至今依然以为中国人口的危机在于数量失控,以为只要数量早日降下来就是好事。“和平”网友提出的几点担忧,与其说是质疑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倒不如说是要强化这种政策。这种担忧不但与“和平”网友的本意相矛盾,更重要的是不符合人口形势的现实,因此有必要说明一下。

首先,“和平”网友问到,“现有计划生育政策真能绝对控制人口数量吗?”回答是,中国人口数量并不存在失控的问题。

人口数量能否控制住(免于无限制的增长),最关键的数字就是“总和生育率”是不是高于更替水平。所谓“总和生育率”指的是特定时间平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生育的孩子数。而“更替生育水平的生育率”,是指“同一批妇女生育女儿的数量恰好能替代她们本身”的生育率。在中国,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大致是2.3(注3)。

从1992年到现在,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一直低于上述更替水平(官方的计生委承认这个说法),所以,“现有计划生育政策”当然能控制住人口数量。这里存在的争议在于“总和生育率”到底有多少。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时候,总和生育率低到1.22,计生委认为存在严重漏报,把数字修改为1.8。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表明当年的生育率为1.33;这次抽样调查,以及计生委2006年的“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调查”,都一致地表明2000年前后的生育率远在1.5以下,如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郭志刚教授指出,“历次调查到的生育率总是处于很低水平”,而且总是“肯定以往年份的生育率就是很低”,“人们所假定的大规模出生漏报总是不能查实”(注4)。

总和生育率远远低于更替水平,说明并不存在人口数量失控的问题。而且,据2006年计生委的“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调查”,全国育龄妇女的平均生育意愿只有1.73个子女(注5),低于更替水平。生育意愿的降低,是社会发展、文化程度提高、生活节奏加快乃至压力加大的必然结果。这说明,即使生育政策彻底放开,总和生育率也不会高于更替水平、更不会导致人口数量失控(考虑到不育人口,实际生育率会明显低于1.73)。计生委按照1.8的生育率,估计中国人口高峰将达到15亿(2030年代达到,注6);但是如果按照上述1.3的生育率计算,人口高峰不到14亿(将在2020年达到),之后是总人口的快速递减、劳动年龄人口递减更快。

相比之下,伴随计划生育出现的现象,包括新生人口性别比畸形、老龄化加剧、劳动年龄人口迅速降低才是真正的人口问题。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自1980年代初开始畸形,到近年新生男女婴比例已经突破120:100(注2),即使按保守估计,从1984年到2004年“短缺”女婴也高达1800万(注7)。而低生育率会严重加剧老龄化的程度:在生育率1.8的情况下,若干年后60岁以上老人的比例将稳定在25%左右;而在生育率只有1.2的情况下,这个比例将维持在35%左右(个人计算)。按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介绍,中国老龄人口到2037年前后要超过4个亿,2051年达到峰值,到那个时候老年的人口将占到总人口的30% 以上(注8)。而财力充裕的上海市,2007年60岁以上人口刚超过20%(注9),就已经遭遇养老金不足的问题(注10)。

其次,“和平”网友担心,一部分人听从政策、而另一部分人违背政策,会导致整个社会不稳(普遍的看法则是导致“低素质”人口增加)。这涉及到如何看待“超生”人口的问题。

这里先要说明的是,如同生育率水平所反映的,“超生”比例并不大;即使有了“超生者”的贡献,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依然维持在相当低的水平(远在1.5以下)。由于多年前的丑化宣传,农民、包括民工,在某些人的印象中还是“越穷越生”的“超生游击队”。近年来“富人超生”又夸大其辞地宣扬了(注11)。即使有人耳闻目睹到部分地区存在一些两三胎的现象,并不足以改变全国统计出的低生育率事实。

更重要的是,超生之所以为超生,原因无非在政策生育率太低(全国平均不到为1.5,注12)。这个政策生育率,又与计生委号称要稳定维持的“1.8的低生育率”(注4)自相矛盾。实际上,如果真心要维持1.8的生育率,必然是多数家庭生育2胎,部分家庭生育3胎和1胎,考虑到不婚不育的,总和生育率才能达到1.8。考虑到较低的生育意愿(1.73),即使完全停止计划生育,生育率也不会达到1.8。

到今天,人们不小心就会陷入这样的误区,以为超生户是占了全社会的便宜、必须对“超生”进行限制。其实从全社会角度看,所谓“超生”都是在弥补那些少生不生的。当20年后中国老龄人口达到20%、经济活力面临挑战之时,人们必然认识到,现在的“超生户”有功无过。

最后,“和平”网友提到的人权问题,这并不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命门所在(所以遭遇了另一网友关于“小人道还是大人道”这样的空对空辩论)。当然这不等于不存在这个问题:除去那些数量众多的个案不谈,我们都知道“缺失”的至少两千万女婴背后意味着什么,值得考虑做了这么大的牺牲到底是为了什么。问题在于,计划生育导致的痛苦是由中华民族自己承受,对全世界来说却是削弱一个竞争者,所以,它并不是“西方诟病”的要点。恰恰相反,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人曾表示,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制定者应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注13)。考虑到“诺贝尔和平奖”曾经授予哪位中国人、曾经提名给哪些中国人,这样的表态当然值得玩味。

如同汶川地震戳破了中国地震预报的神话,人口问题也不可能一直延宕下去。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将成为认清人口现状的一次机会。在“预报为主”的方针事实上已经破产的时候,地震局外倒有很多人不肯从地震预报幻梦中惊醒过来;同样,关于人口问题,现行政策早晚会有改弦更张的时候(当然早比晚好),希望那时候尽量不要有人再拿“人口爆炸”的噩梦来吓唬自己。

注:
(1)穆光宗教授提到的五大风险是“成长风险”、“成才风险”、“家庭养老风险”、“社会发展风险”和“国防风险”。见《瞭望东方周刊》2006年第37期。

(2)《南方周末》2009年4月8日:“‘放开二胎刻不容缓’——专访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注意纪宝成采用的生育率数字是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的“1.6”。

(3)由于新生婴儿是男多女少(正常的新生婴儿性别比是男:女=102:100到107:100),并且并非全部女婴都能存活到接替母亲一代的生育功能,因此,“更替生育水平的生育率”要高于2.0(即平均每名妇女生育两个孩子)。
王金营、翟振武、杨江澜、陈卫等人“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妇女实际生育水平与更替生育水平的评估”(《人口研究》2007年第4期)提到,中国的更替水平生育率是2.26。注意翟振武、陈卫(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属于为计生委现行生育政策辩护的人士。

(4)《第一财经日报》2008年6月30日“郭志刚:中国人口形势已进入低生育率新时代”。其研究论文见《人口研究》2004年“中国1990 年代生育水平的研究与讨论”、“关于中国1990 年代低生育水平的再讨论”、2008年第4期“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及其影响因素”。

(5)计生委发展规划司“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公报——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2007年第2号)”,http://www.cpirc.org.cn/tjsj/tjsj_gb_detail.asp?id=9447

(6)《北京晨报》2007年7月16日,“我国人口30年后将达15亿”

(7)这个数字来自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马瀛通研究员“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与从严控制人口中的误导与失误”,《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2期。

(8)窦玉沛:未富先老 30年后我国老年人口将超过4亿,中国网2007-10-17。

(9)新华网2007年5月18日:“上海老年人口比例首次突破20%”。

(10)《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5月6日:“上海先老了”。

(11)比如,《新华网》2006年4月13日报道,“统计数据显示,自2002年至2005年第三季度,上海市共有84例超生被认为是富人超生,占超生总数的7.17%。2002年10月至2005年10月,大连市共发生12例富人、名人违法生育案例”。上海常住人口每年出生数万人,所以这几十例对平均数实在没什么影响。

(12)郭志刚、张二力、顾宝昌、王丰,“从政策生育率看中国生育政策的多样性”,《人口研究》2003年9月。

(13)《南方都市报》2006年9月30日:“拜托,别再用诺奖忽悠国人了”。

May 01

和生育率、每年新生人口数一样,中国近年的总人口也是个扑朔迷离的数字。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全国(不含港澳台)总人口的原始数据是12.43亿人,低于1998年和1999年统计局的数字,所以被按照1.81%漏报率进行修正为12.66亿(这个漏报率学术刊物上经常提到,不附文献来源),成为正式数字。如前文所述,五普的人口数字一直是计生委的一块心病,尤其是总和生育率。但是,对五普低龄人口漏报的假定,却被2005年计生委和统计局的两次抽样统计所否定。

这样,其后的数年间,对中国人口的数量,可以有两套各自连贯的数字。一套是统计局的,从上面的12.66亿出发,根据每年的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得到历年数字。这里的出生人口,如上节所说,每年1600万左右,是与计生委的1.8的生育率相对应的夸大了的数字。另一套总人口数字,就是从2000年12.43亿的原始数据出发,按照上节介绍的每年1300万新生人口,来计算历年数字。历年死亡人口从2001年的818万到2007年的916万,这个数字没太大争议。

上面两个系列的数字分别反映历年人口的上限和下限;到2007年底,两个数字分别是13.21亿人和12.76亿人。另外,统计局早已发现,今年来各地汇总的人口数字低于统计局公布的全国人口数字。统计局的解释是,各地出于抬高人均指标而压低人口。但是,压低人口数目至多只能把指标提高1.5%,而且,在计算年增长率的时候,不能每年都靠压低人口。有趣的是,2005年抽样调查之后,各地汇总人口下跌了一截,更接近上述的下限数值。

由于总和生育率1.2比1.8更可信,以及2004年的“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对近年的人口数字屡屡落空(高估了人口数字,后面有机会提及),所以,上述下限应当更接近实情。具体数字如何,希望明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之后能够揭晓。

Apr 28

【梁中堂,男,1948年生,山西省永济市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国务院批准的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优秀专家,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会第1- 6届委员。

梁中堂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从事经济学与人口学研究,是比较早研究我国人口发展战略、人口理论和人口政策的学者之一。1978年在第二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分析批判“一胎化”基础上提出“四二一”命题的同时,提出了后来被学术界概括为“晚婚晚育加间隔”的生育模式,并取得中央有关部门和山西省委省政府的同意,于1985年在山西省翼城县和大同市新荣区进行试点。】

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坏的年月;那是智慧的时代,那是愚蠢的时代;那是信仰的新纪元,那是怀疑的新纪元;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绝望的冬天;我们将拥有一切,我们将一无所有;我们直接上天堂,我们直接下地狱——简言之,那个时代跟现代十分相似……
——狄更斯《双城记》

序 言

本文的资料收集工作已经断断续续做了20多年。所以,对于这一题材有关问题的思索也完全可以说持续了这么长的时间。即使这样,本文的研究还是很不够的。因为这是一个关乎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的一个重大问题,它会涉及经济、政治和社会其他的方方面面;这是一段历史,对历史事件的研究必须还原当时所有的历史背景和条件,——这都不是一个人轻而易举做得到的。所以,我这篇文章只是开个头,希望更多的人参加这一研究的行列。

这篇文章最初形成于去年5-6月,北京大学人口所召开第二届中国人口学家论坛之际。我那时一面在阅读思想史,一面撰写《医疗卫生改革与市场经济》的系列文章,原以为短期内不会回到这一题目上来,所以仓促间将有关资料按照很久以来形成的思路与逻辑串联起来,挂在个人的网页上,目的是将多年积累的资料贡献出去,供一些有心人做研究使用。不想许多网站和一些个人的博客相互予以转贴,仅我的那个不知名的个人网站上的这篇文章的点击率就超过了2000(现在超过了3000)。如果一个学人不异想天开地话,这个数字可能比我此前一生文字生涯中所有文章被阅读的总和还要多。所以,11月份利用几天思绪闲置的档期,对稿件做了一次处理,删除和精简了前后数次使用的文献。这次修改,又用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

既然将现在的文章称之为“修订稿”,就需要交代一下与前两个稿子的同异点。第一,本文与之前的同一题目的文章在主题和主要内容上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只是资料重复使用的现象尽可能地减少了,文章也相对没有那么臃肿和冗长了。第二,对以前文章的主要观点和资料基本上没有大的改变和删减。不用说主题,在这一类重大题材中,即使有一些观点的变化或者因为材料使用的不当要有所改变,我都会公开予以声明。第三,从去年10月到今年,遇到搬家和整理书房,新发现了一些资料,也都补充了进去。所以,比过去的材料更充实了些。第四,这是一段历史。而且,是人在整理自己的这一段历史。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在于人能思想;人之所以比禽兽高尚的地方,在于它有思想。所以,除了正文以外,还以注释的方式将许多认识和反思放了进来。本文的注释是文章不可或缺的部分。

30多年前阅读列宁的《哲学笔记》时,一下子就喜欢并接受了列宁十分欣赏的黑格尔关于思想发展如同圆圈的比喻。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的话是这样说的:“精神据以反省的概念也就是它自身,它的形式,它的存在;它重新把他自己与它的概念范畴分离开,把这概念作为对象,重新加以思考。这样,这种思维活动更加陶铸了前此业已陶铸过的材料,予以更多的范畴,使他更确定更发挥更深邃。这种具体的运动,乃是一系列的发展,并非像一条直线抽象地向着无穷发展,必须认作像一个圆圈那样,乃是回复到自身的发展。这个圆圈又是许多圆圈所构成;而那整体乃是许多自己回复到自己的发展过程所构成的。”列宁把这段话浓缩摘录为“把哲学史比作圆圈——《这个圆圈的边沿又是许多圆圈》……”列宁不但把我使用宋体排出的那个“圆圈”单词用异体字标出,而且下面加上圆点以示强调。同时还在旁面批注说:“一个非常确切的比喻!!”

但是,那时阅读这些语言也仅仅把它当作思想认识史的经典总结。不想从青年到花甲之年,却也以自己的个体生命实践着辩证法大师们的谶语。

人口学是我从踏入的那天起就决定要离开的学科,实在是因为不喜欢它那种没有厚重的感觉。1979年12月成都会议上提交了那个把我推入人口学的论文后,1980年决定写出反映马克思经济决定论的《人口学》,企图向世人说明那篇文章的观点是多么地简单与明了,然后就准备离开。1983年年底《人口学》出版,春节期间给总书记胡耀邦写了建议实行“晚婚晚育加间隔”生育办法的一些文字后,以为就画了句号。不想,1984年之春连续几次书记处会议研究计划生育政策问题,紧跟着还颁发了7号文件,真以为有这么好的形势,应该再做些努力,至少使得农村的生育政策合理些。这就又有了翼城的试验。这一卷,就是10多年。90年代初期,完善生育政策的事情是那样显然地不可能,打算抽身后就不再回头。但是,2000年人口普查所公布的总人口数,无论做怎样的理解,都充分地说明了我国人口生育政策对于人口控制并没有实际作用。这其中的许多道理也不深奥,只需要变换个角度去思维。所以,又有了前几年人口学方面的研究与活动。根据最初的设想,去年6月将这篇文章的资料整理出来就可以去继续阅读了,谁知道这一个多月来的思想不由自己地却怎么也离不开桌前的这份修订稿。……如果按照时间顺序检点将近30年来人口学方面的文章和著作,其实那都是一个个不便细述的离归,一个个的“圆”。所以,我常想,冥冥之中自己不断地被召唤与复归,就是为要去画那一个个的圆?它是不是要应验某种无法逃脱的命运从而必须以生命去践约、去赴会?难道这一个个的圆圈竟然必须要以鲜活的个体人生,才可以实现从生到死、终归属于自己的那一个大圆?

再回到本文研究的主题。“一胎化”是一个荒谬。荒谬和真理都同样地简单。“一胎化”最初就是为了“贯彻落实华主席在五届人大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三年内把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的任务”提出的。这一国民经济计划指标最初是由上一届的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在1977年12月份提出来的。为完成这一过高的指标,新一届的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先是提出“最好一个最多两个”,在贯彻落实过程中进而提出了“对于生第二和二胎以上的,应从经济上加以必要的限制”。和所有以前的生育政策不同的是,过去政府的各种提法都是提倡还没有经济限制或其他各种强制措施,在1979年1月召开的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上,政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对国民的生育行为采取经济限制的要求,而且是“对于生第二胎和二胎以上的”予以限制。“一胎化”自然产生了。

今年年初,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Peter Ford惊喜地发现在中国还存在像翼城县那样几十年来允许农民生育2个孩子的地方。经过一段时间的采访后,他问我,既然翼城县20多年的试验效果好,干部和老百姓都欢迎,却为什么不予推广?我回答说:“这世界上有许多的事情都不是由什么道理来决定的,它需要的是力量、权力和利益。”

以上所言本是文章的题注,由于太长,权且作序。

梁中堂

2007年4月

0 引言

计划生育或节制生育,是工业社会创造的一种符合人性的新的生活方式。[1]

大约100年前,受西方影响,我国一些沿海城市如上海等地方的报刊上开始出现宣传和鼓动国民节制生育的文章。2、30年代之后,从海外留学归来的人越来越多,节制生育已经成为旧中国重要社会思潮之一。新生政权建立后,提倡男女平等,鼓励青年妇女上学和就业。在进城上学和参加工作的青年中有不少人希望将主要精力用在学习和工作方面,主动要求政府支持和帮助他们实行节育。从50年代后期开始,中央政府也大力提倡国民实行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的新生活。很快,这一政府主张的意向就在城乡就收到了积极的效果。中国大陆的城市妇女早在50年出现了生育率的下降,农村妇女在60年代初期出现了生育率的下降。[2]随着政府一方面深入普遍的宣传和教育,另一方面开始派出医疗卫生人员在城乡给居民提供节育服务,仅仅从1969-1980年的10年多时间里,中国大陆妇女的生育率由上一代平均生育6个左右迅速降低到不足3个孩子。[3]

1978年年中,我国计划生育管理部门开始提出“一对夫妇最好一个最多两个”,几个月后又将其转变为“只准生一个”,并且不分城乡地立即在全国推广实行。这个被形象化地概括为“一胎化”的生育政策来势之快、之猛,令当时所有的人都始料不及。虽然到1982年年初中央就已经用“现行生育政策”取代了“一胎化”,其存在时间似乎极为短促。但是,它的影响却长久而深远。第一,“一胎化”开了一个很坏的头,即政府可以干预国民的私生活,强制规定公民生育孩子的数量。这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中都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如果我们联系到同一时期我国在经济方面所实行的改革,就知道近30年来用政策和法律来规定老百姓生孩子是多么地荒谬。因为,正是从那时到现在,我们逐步明白了不能由政府规定企业生产。但就在政府不再规定企业的产品数量时,它却转而把许可和限定各个家庭的生育数量上升到国家法的高度,强制公民的生育数量行为。第二,“一胎化”根基深厚而顽固,以至于20多年来一直深得政府官员的喜爱。可能绝大多数人都不曾理解,“现行生育政策”其实是对“一胎化”的妥协和纠正。但是,由于“现行生育政策”没有敢直截了当地否定“一胎化”,相反它来自“一胎化”、脱胎于“一胎化”。“一胎化”是“现行生育政策”的基础,现行生育政策是有条件的“一胎化”。可以坦率地说,在“现行生育政策”已经产生20多年之后,从中央到地方的绝大多数计划生育干部也很难分辨出二者的联系和区别,更不用说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和基层干部了。

“一胎化”搞乱了社会,颠倒了人们的思维。20多年来,2亿左右的人口属于违犯“生育政策”或“计划生育条例”出生的,即使以3口之家计算,这在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中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一个家庭出现一个违犯政策或法律出生的孩子,必须经受政府长达许多年的处罚。这种处罚绝对不同于企业的税收。企业缴纳的税收是企业经济总量的一部分,通常都是对企业利润的分割。国家税率是相对稳定的,不盈利可以转移。超生罚款可不是这样确定的。超生费的制定目的就是要让老百姓交不起,各地都是根据当地居民的收入状况不断确定新标准。所以,被处罚的这个家庭在经受处罚期间,您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他们能够心情舒畅。还有,即使以每个超生孩子连续接受10年处罚计算,每年累计被我们自己的政府课以罚款的家庭您无论怎样计算也不会是一个小数。16大以来,党中央提出建立和谐社会。一个国家每年都有这么多的家庭因为生孩子而接受政府的处罚,您是如何想象老百姓和政府的和谐?
如上所述,本来计划生育是一种符合人性的生活方式,它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自愿的选择。现在却以国家宪法、国家生育法和地方计划生育条例的形式出现,再加上各级政府的计划生部门一直紧张地对居民实施管理,如同一个国家或者地方实行军事管制一样,成了国民别无选择的一种状态。长此以往,只要讲到计划生育,国民都把这个本来由于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新生活理解为就是执行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而各个地方的计划生育政策都是紧了又紧,似乎最好还是“一胎化”。所以,只要讲计划生育,人们的观念就以为是政府的“一胎化”。不能说国民的这一观念没道理。因为,一直到现在,我国城市市民和相当比例的农民仍然执行的是“一胎化”。[4]

由于至今我们还没有走出“一胎化”的时代。所以,我们应该研究“一胎化”。客观地说,我国相关的政策和法律,从来都没有使用过“一胎化”这样的词语表达。所以,应当说“一胎化”从来都没有获得过合法而完备的形式。但是,从政府到每一位普通公民却无一不感受到它的存在。它是一个幽灵、一个阴影,又是一种现实。它产生于1978年。1978年,那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特殊的时期。它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又是一个时代的起点。它是一个转折点和一个分水岭。中国就是从那一年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它完全可以配称是一个伟大的年代。
那么,伟大的年代如何产生了“一胎化”?

1 1978年,一个急于求成的氛围和环境

1976年粉碎“四人帮”和结束“文化大革命”后,一方面是我国经济所面临的巨大困难,当时的人们总是用“国民经济达到了崩溃的边缘”来形容。另一方面是转而看世界,国外的发展,特别是亚洲一些周边国家和地区如日本、新加坡、香港、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通过引进实现经济起飞,甚至于像马来西亚、泰国这些原来很落后的地区现在都成为亚洲经济发展最富有活力的一些地方,触动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所以,中央不仅重提建设“四个现代化”,并热切希望加快建设的速度。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不失时机地提出“要迅速地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抓纲治国,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的号召。[5]为什么提出这样的号召?显然是动员全国人民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奋斗,希望到1980年第五年计划期末的时候有一个大的变化。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不断重申和强调下,举国上下很快被动员起来。1977年8月,华国锋在党的工作报告中欣喜地说:“一个国民经济新跃进的局面正在出现。”。[6]为了推动这一可喜局面的发展,党的十一次代表大会重申要在本世纪内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并且第一次把它写入了党章。[7]华国锋在工作报告中不仅为国民经济的新跃进制定了目标和蓝图,而且提出了更高更紧迫的要求。他说:

“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要团结一致,共同努力,使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今年初见成效,三年内大见成效。做到了这一步,就为实现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在本世纪内的历史使命,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下坚实的基础。”

“我们要奋战几年,按照原定规划,按照大庆式企业和大寨县的标准,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内,把全国三分之一的企业建成大庆式企业,三分之一的县建成大寨县。做到这一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就将大为巩固,社会主义经济也将大为繁荣。”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就是要认真贯彻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实现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和其他经济事业的协调发展,全面跃进。……力争上游,上游在哪里?大庆、大寨就是上游。争上游就是要象大庆、大寨那样干革命、干建设,干得多快好省!到一九八○年,要建成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业要基本实现机械化,农林牧副渔五业都要有较大增长,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工业要搞好轻工业,同时大力加快基础工业的发展,集中力量打几个高速度发展基础工业的歼灭战,为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更大发展创造条件。”[8]

这个时期,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十分注意两点,一是立足当前,要求今年初见成效;二是重视到1980年达到的目标,要求“五五”计划结束时有所建树,要“大见成效”。党的十一次代表大会后,国家又重新研究和制定在此之前已经讨论过许多次的五年计划和10年规划。11月,在1975年制定的《10年规划纲要(1976~1985)》基础上,国家计委制订出一个新的宏伟目标,提出到1985年钢产量达到6000万吨、粮食8000亿斤的高指标,确定建设120个大型项目,其中包括十个钢铁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十大煤炭基地、十大油气田、30个大电站、六条铁路新干线、5个重港口。按照这个规划,20世纪末中国的主要工业产品产量要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特殊的国际形势也使那时的党和国家领导认为,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四个现代化”,不仅可以,甚至完全有可能。美国刚刚从越南战争中抽身,苏联因为插手阿富汗,都无暇他顾。在经济方面,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第一次提价给西方世界带来冲击造成经济萧条,闲置资金较多,急需扩大海外市场。从1978年初起,中国陆续派出了多个考察团,到欧洲、日本、港澳等地考察访问。代表团所到之处,西方官员和商人都表现了愿意同中国发展经济合作的强烈意向。法国多出访的谷牧副总理说,你们要搞120个大项目,我们很愿意有所贡献,给我们10个行不行?在西德,巴符州州长答应给50亿美元贷款,北威州愿意给100亿美元。

急于求成和急切发展,成为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高层共同的和强烈的愿望。

1978年2月,中央政治局讨论“十年规划”时,邓小平指出:引进先进技术,我们要翻版和提高,这是一项大的建设。关键是钢铁,钢铁上不去,要搞大工业是不行的。早点引进,抢时间,要加快速度谈判。对共同市场,也要迅速派人去进行技术考察,几百亿的长远合同要考虑。要进口大电站、大化工设备。叶剑英说:进口问题,中央要抓,抓紧一点,抓快一点,否则三年八年很快过去了。6月下旬,华国锋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谷牧访问欧洲五国的汇报。华国锋说,原来认为距离2000年只剩下23年了,很快就过去了,一考察,日本搞现代化只有13年,德国、丹麦也是十几年,我们可以赶上去。利用国外资金建设几个大型煤矿、钢铁厂、化纤厂,凡是中央原则定了的,你们就放开干,化纤搞200万吨,由计、经、建委落实。现在法国已提出20几亿美元供我使用,实际上还可以多,50亿也可以,西德提出200亿,日本更积极。要想开一点,谈判时间过长不行,要早点把项目定下来,把大单子开出来,然后一批一批地去搞。到会的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纷纷表态支持。邓小平没有参加这次汇报会,22日,他把余秋里、谷牧、康世恩等找去谈话说,同国外做生意搞大一点,搞他500亿,利用资本主义危机,形势不可错过,胆子大一点,步子大一点。他听了林乎加的汇报后又说:不要老是议论,看准了就干,明天就开始,搞几百个项目,从煤矿、有色金属、石油、电站、电子、军工、交通运输一直到饲料加工厂,明年就开工。

1978年7月至9月,国务院连续召开务虚会议,主题研究如何加快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速度问题。李先念主持,华国锋、邓小平都到会讲话。在会上,华国锋提出“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方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 邓小平在会上提出,要走出去,要引进资金。邓小平进一步提出,在几年内要争取引进800亿美元。[9]李先念在会议总结报告中提出,要组织国民经济的新的大跃进,要以比原来设想更快的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要在本世纪末实现更高程度的现代化,要放手利用国外资金,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10]下面两组数据可以充分说明当时中央的心态多么地急躁和建立在800亿美元外资基础上的建设规划有多么地宏大。1978年全年78亿美元协议金额中,有一半左右的金额是12月20日之后的10天里仓促签订的。该年签约引进的58亿美元项目,相当于1950年到1977年28年中国引进累计完成金额65亿美元的89.2%。

在这样的氛围下,一个企图把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主要建立在利用外资基础上的后来被称之为“洋跃进”的发展战略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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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梁中堂:《20世纪末中国大陆人口总量和妇女生育率水平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03年第6期、《生产力研究》2003年第4期;《人口过程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人口研究》2005年第1期。计划生育或节制生育把人类这一物种从自然界产生以来就自然连结在一起的性和生育分割开来了。只要愿意,人们就可以做到在日常生活中选择只要性,要愉悦、要欢乐、要享受、要幸福,而不要生育。追求愉快和幸福是人类的本能,所以,节制生育是一种符合人性的生活方式。当然,自古代以来一直不乏有避孕之举,但那一方面只是当时社会的个别现象,另一方面还表现为实现手段的不可能。并且,追逐生育才是工业革命以前各个时代的主导和主流。工业革命造成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迅速改变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和家庭模式,越来越多的人们自发地萌生出节制生育的要求。特别是经过300多年的科学技术发展,到了上个世纪中期,化学工业开始给人类带来更多的福音。1951年10月15日,美国科学家杰拉西指导他的学生在实验室里成功合成炔诺酮,使得一日一粒的类固醇口服避孕药(pill)可以被使用工业方法大批量地生产出来。杰拉西自传《避孕药的是是非非》,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72页。紧接着,安全、舒适、方便和精致的各种避孕套及宫内节育器具于60、70年代相继出现。所有这些都应该归功于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有赖于此,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不仅愿意而且才能过上一种节制生育的新生活。

[2] 所以,准确地说,排除战争结束后补偿性生育因素后,我国妇女在50年代就开始了生育率的下降过程;如果排除对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国家经济困难时期的补偿性生育以及我们把70年代的巨大下降看作相当一部分妇女是在此之前的几年以前生育所致,那么,我国妇女生育率是从50年代经济生活平均地提高后一直处于下降过程之中。有兴趣的同志可以看我和阎海琴《中国农村妇女早婚早育和堕胎生育问题研究》(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年)中第7章《1950-1986年我国妇女生育率的转变》。我们长期的急功近利地和片面性地宣传,给人们的印象以为妇女生育率下降就是70年代初政府提出计划生育以后。事实并非如此。

[3] 根据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1982年全国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中国人口情报资料中心《中国人口资料手册》1983年卷。

[4] 张维庆:“我首先说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不是一胎化的政策,也不是一个孩子的政策。中国有北京、上海、天津、江苏、四川等省,实行的是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海南、云南、青海、宁夏、新疆等省,实行的是农村普遍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西藏地区没有生育孩子数量的限制。其他大部分省在农村实行的政策规定,第一个生的是女孩的,可以再生一个孩子。在城市,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可以生育两个孩子。还有六个省规定,在农村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王国强:“我做个补充,因为大家对生育政策非常关心,特别是对现行的生育政策非常关心,我给大家一组数据,看看中国的生育政策是不是逐渐的‘一胎化’。中国城镇和部分农村实行的是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这部分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是35.9%,也就是说总人口中35.9%是属于生育一个孩子政策的。在农村,实行生了一个女孩再允许生一个的,一共有19个省,它占总人口的比重是52.9%。在农村我们允许生两个孩子的,有5个省,占总人口的9.6%。在部分省或者部分地区,如人口比较少的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允许生两个以上孩子的生育政策的,占总人口的1.6%。以上数据可以证明,中国实行计划生育绝对不是‘一胎化’、‘一孩化’,是分类指导、有所区别的政策。” 国家计生委介绍中国人口发展战略情况(实录),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1月23日12:07 中国网 。关于历史上我国是否存在过一个“一胎化”的生育政策,本文既然是论述其“产生的时代背景”,那么应该说整篇文章的寓意和主题就已经肯定地回答了这一个问题。除此之外,文中还专辟一节予以了阐述。关于“一胎化”和现行生于政策的联系,可以简单运用前面的数据来说明。按照王国强的计算,在实行生了一个女孩再允许生一个的19个省占我国总人口52.9%的比例中,生育了一个男孩的一多半人口执行的当然是一对夫妇只准许生育一个的政策,如果按照52.9%的一半计算应占总人口的26.45%。加上前面“总人口中35.9%是属于生育一个孩子政策的”,目前全国应该有60%以上的人口在实行只生育一个的政策。

[5] 新华社《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遵循华主席的战略决策胜利前进——全国亿万军民满怀抓纲治国信心庆“五一”》,1977年5月3日人民日报。

[6] 华国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78年8月23日人民日报。

[7]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伟大的里程碑——热烈祝贺党的十一大胜利闭幕》,1977年8月22日人民日报。

[8] 华国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78年8月23日人民日报。

[9] 1973年之前我国每年进出口总额不到100亿美元,1977年达到148亿美元,其中进口72.1亿,出口75.9亿。《中国统计年鉴》1986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6年,第563页。

[10] 在同一时期政治地位正在得到迅速提升的胡耀邦也具有相同的心态。据邓力群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前后,“华国锋把胡耀邦找去长谈了大半夜,讲他在经济建设方面这个设想那个设想,胡耀邦后来跟很多人说,听华国锋讲这些想法,倍受鼓舞啊,心情振奋啊。”

2 “洋跃进”与“最好一个最多两个”及“一胎化”

上个世纪70年代初中期,计划生育工作开始列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1971年9月4日,国务院转发卫生部军管会、商业部、燃料化学工业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报告》中,提出“在第四个五年计划其间,使人口自然增长率逐年降低,力争到1975年,一般城市降到10‰左右,农村降到15‰以下”。[1]1973年6月20日,国家计委关于国民经济计划问题的报告沿用了这一口径。1975年8月5日,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关于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的报告中提出,力争在“五五”期间,人口自然增长率农村降到10‰左右,城市降到6‰左右。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为了贯彻党中央和华主席的“抓纲治国,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的号召, 1977年9月30日,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在全国计划生育汇报会上提出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可提前实现“五五”人口规划。[2]

12月30日,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关于全国计划生育汇报会的报告”进而提出:“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1978年降到11‰,1979年降到10‰,1980年降到10‰以下,争取提前一年实现‘五五’人口增长规划。‘六五’期间稳定在9‰以下”[3]

1978年2月24日,国务院批转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关于全国计划生育汇报会的报告”确认“力争三年内把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10‰以下”的目标。[4]26日,华国锋在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确认了这一目标,提出“争取在三年内把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5]
1978年6月26-28日,新一届的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新一届的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是党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领导小组的成员主要是国务院所属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科委、财政部、卫生部等部委的领导干部。新一届的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基本上是肯定了她的前任的指导思想并沿着其工作思路继续向前走的,因为第一次会议“着重研究了贯彻落实华主席提出的三年内把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的任务”。[6]

陈慕华认为,争取实现三年内把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就必须要有相应的政策、措施,特别是要解决好领导方面存在的认识问题。根据会议进展,新一届领导显然是把“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当作实现三年内把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的主要政策和措施。陈慕华说:“一对夫妇有几个孩子为好?过去提‘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大家看法怎样?……在‘晚、稀、少’问题上,我看关键是少,特别要在‘少’字上下工夫。”[7]根据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后来整理编辑出版的一份资料理说,这次会议“提出了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要求”。[8]但是,我们已经无法寻找3天会议其间明晰的资料。不过,10月26日,以中共中央中发〔1978〕69号文件批发的《关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告》(1978年9月19日)中,我们可以看见可能是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出现的“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提法。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处于“洋跃进”形成背景下的1978年6月26-28日的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会议,当做“一胎化”的始作佣者。[9]

新一届的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把中央批转的会议纪要,当作抓好计划生育工作和推行“一胎化”的一个极好的契机。中共中央1978年69号文件下发后,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立即督促全国各地一致地、雷厉风行地贯彻和执行“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生育政策。江苏、湖南、天津、福建、浙江、山东、广东等省市,召开大会传达文件精神。辽宁、河南、河北、上海等召开地、县会议,吉林省则以电话会议的方式,传达到全省。特别是广东制定了30条,天津制定了8条,以及四川、上海等省、市还先后制定了一些地方性的政策规定,提倡和鼓励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限制和处罚生育二胎及二胎以上子女的家庭。[10]

1979年1月4-17日召开的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是推动全国走向“一胎化”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是学习和贯彻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精神的。因为在会议之前,许多省份已经由“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朝向“只准许生育一个”的方向有所发展,这次会议只是相当于一次战地的再动员和再发动。会议强调搞好计划生育对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意义。“搞得好,可以加快四个现代化的进程;搞不好,就要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陈慕华在会议讲话中说,“要心中有数,要做工作,要把多胎控制住,鼓励生一胎,把人口降下来。我算了一下:一年如果只生700万到800万,比现在再少生1000万,扣去死亡600多万,一年净增100到200万,事情就比较好办了。现在一年出生1700万到1800万太高了。各省要提一个人口控制数字,作个规划,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11]10天后的人民日报社论则进一步提出:“我们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最好一个,最多两个。各省、市、自治区,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有利于计划生育的政策、措施。对于只生一胎,不再生第二胎的育龄夫妇,要给予表扬;对于生第三胎和三胎以上的,应从经济上加以必要的限制。”[12]根据发表在1月27日人民日报上的新华社26日的稿件《进一步控制人口增长速度——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讨论争取明年把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的措施,研究了有利于计划生育的经济政策》,以及人民日报配发的社论《必须高度重视计划生育工作》,可以鲜明地感受到“一胎化”的雏形已经完成了。新华社的稿件说:“这次会议强调,今后要提倡每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间隔三年以上。对于只生一胎、不再生第二胎的育龄夫妇,要给予表扬;对于生第二和二胎以上的,应从经济上加以必要的限制。”[13]

1979年1月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是我国计划生育史上一次重要会议。第一,过去的计划生育工作一直是政府倡导性的活动,1978年以前不要说普遍性的经济处罚,在企业和国家机关连物质奖励都不多见。所以,那时还没有现在含义的生育政策。也就是从这次会议开始,我国出现了公民由于生育行为必须接受政府给予的经济处罚,形成了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第二,这次会议要求“对于生第二和二胎以上的,应从经济上加以必要的限制”,标志着“一胎化”生育政策的产生。

当然应该把陈慕华为首的新一届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提出的“只生一个”,当作当时中央高层整体的意愿。中央一方面企盼通过借贷利用国际资本加速现代化建设,另一方面希望最大限度地把人口降下来。根据笔者手头保存的一份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1979年4月7日编发的《情况反映》(第三期)上面的文章,邓小平“最近讲话指出”:“人口增长要控制,争取到一九八五年把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千分之五或六,降不到这个水平不行,国家负担不起,看在那些方面应该立些法⋯⋯”。[14]邓小平可能不具有专门的人口统计知识,没有意识到他的要求的真实含义。我们可以简单计算一下,仅1965年出生的年轻人在1985年也高达2400多万。即使只有这一个年龄组的人口在该年生育,每个家庭生育一个孩子该年出生人口1200多万,出生率12-13‰。在那个时期,死亡率大约是7‰。所以,如果希望在1985年人口增长幅度达到他说的5-6‰,那就只能让每个家庭只生一个孩子。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期,笔者不止一次听到坚持“一胎化”观点的同志说,邓小平主张“一胎化”。1988年10月,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和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在大连联合召开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10周年理论研讨会,我在会上讲中央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只准许生育一个”的生育政策,有位同志提醒我注意,说邓小平也讲过只生育一个的话。20多年来,我一直注意邓小平的这一方面的论述。但是,始终没有发现邓小平直接讲过“只生一个”。当然,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邓小平这段讲话反映了当时党中央集体领导的思想情绪,是和形成“洋跃进”的气氛相适应的。

也许,陈慕华的思想直接来源于陈云。根据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震1980年2月18日给胡绩伟的一封信中说:“陈云同志早几年就非常严肃地、科学地把人口增长问题和控制其增长提高国民经济计划的出发点地位,他说用两年时间大宣传一对夫妇在规定生育年限中只生一个孩子。”[15]陈云早在1972年就恢复了自由并参与了中央一些经济领导工作。但是,长时期以来并没有恢复党内和国家领导职务。1978年12月,陈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王震所说的“早几年”可以做这样两种理解:一是在1978年6月陈慕华担任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并提出、产生“一胎化”之后。那么,“一胎化”的思想及作为政策的提出都还是陈慕华的。第二,陈云虽然在早期还没有恢复党和国家领导的职务,但是,作为党内一直领导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其威望和影响亦然存在。加之陈慕华一直在中央国家机关做经济工作,属于陈云的老部下,陈云的人口观点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如果这一推理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就可以说,陈慕华关于“一胎化”的思想受到陈云思想的启发或者直接来源于陈云思想。这些,也都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和历史材料的证实。

“一胎化”作为完成政府计划指标的主要措施提出来之后,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才有可能被人们接受。陈慕华在这一阶段不遗余力地为其推动做了许多努力。

1979年8月11日,陈慕华发表《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长篇文章。[16]实际上,这篇文章是在陈慕华副总理6月27日给中央党校学员、工作人员及有关单位的同志大约2500多人讲课时的讲课稿的基础上形成的。早在7月6日《人民日报》报道“陈慕华同志在中央党校讲计划生育课”时,其黑体标题就是《把工作重点放在“最好生一个”上来》,文章转述陈慕华的话说,“计划生育工作要把重点转移到最好生一个上来”。[17]

1979年12月15-20日,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办公室在成都召开各省、市、自治区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为要确保1980年和1981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9.5‰和8‰的目标,“目前当务之急是尽快把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转移到提倡和奖励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工作上来,逐年提高生一胎的比例,限制多胎生育。”[18]18日,陈慕华在会议上讲话说:“提倡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是我们计划生育工作的着重点转移。过去我们说,‘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现在提出来‘最好一个’,后面那个‘最多两个’没有了。这是我国目前人口发展中的一个战略性要求……”。[19]

1980年2月2日,陈慕华在婚姻、家庭、计划生育新风尚座谈会上讲话说:“只有逐步做到城市95%、农村90%的育龄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到本世纪末,我国总人口才能控制在12亿左右。”会议认为,把计划生育工作重点放到抓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上,这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一项战略任务。[20]
当然,作为符合当时我国政治环境和时代气氛的一个政策,“一胎化”的政策从其开始提出就受到中央和国务院其他领导的支持。
1979年4月5日,李先念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鼓励一对夫妇最好只生一个孩子”。[21]

6月18日,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工作报告指出:“要订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奖励只生一个孩子的夫妇……”[22]

1980年9月7日,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工作报告中提出:“国务院经过认真研究,认为在今后二三十年内,必须在人口问题上采取一个坚决的措施,就是除了在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以外,要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以便把人口增长率尽快控制住,争取全国总人口在本世纪末不超过12亿。”[23]

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则把计划生育领导机关极力推动的“一胎化”活动,推到高潮。[24]

3 提倡只生一个和“一胎化”

在讨论“一胎化”政策的过程中,也许有一个问题会永远纠缠不清。这就是在党和国家机关的有关文件中,在领导人的讲话中,都是说提倡和鼓励“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但是,在这一时期的实际工作中却是推行“一胎化”。[25]所以,有人说,党和国家从来没有一个“一胎化”的生育政策。这多少有点文字游戏的味道。什么是“一胎化”?化者,转变之谓也,意属“转变成某种性质或状态”。所以,“一胎化”就是政府要求老百姓普遍生育一个孩子。如果仅仅从文件检索,党中央确实没有下发过一个“一胎化”的文件,甚至在正式的文件中也都没有使用过这一个词语。中央主要领导和负责人,从来也都是说“提倡”或者“鼓励”,没有公开要求实行一胎化。并且,当基层粗暴和违法乱纪的行为反映出来后,中央通常都是予以批评、制止和要求纠正的。但是,从中央到地方,计划生育的实际管理部门在这一时期几乎不分城乡地推行“一胎化”,中央确实是予以默认的;即使出现恶性事件和爆发、揭露出干部违法违纪案件,中央仅仅批评基层干部的作风粗暴和简单,对于这些地方的政府要求群众只生育一个的做法却从来没有予以纠正过。所以,“一胎化”是从中央到地方确实存在过的一种生育政策。倘若不以为然,我们再重温一下有关文献。

1979年1月27日:“对于只生一胎、不再生第二胎的育龄夫妇,要给予表扬;对于生第二和二胎以上的,应从经济上加以必要的限制。”[26]

1979年12月18日:“提倡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是我们计划生育工作的着重点转移。过去我们说,‘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现在提出来‘最好一个’,后面那个‘最多两个’没有了。这是我国目前人口发展中的一个战略性要求……”。[27]陈慕华副总理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全军计划生育办公室会议上强调指出:“把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一对夫妇最好生育一个孩子上来,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战略任务。”[28]

1980年2月2日:“只有逐步做到城市95%、农村90%的育龄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到本世纪末,我国总人口才能控制在12亿左右。”会议认为,把计划生育工作重点放到抓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上,这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一项战略任务。[29]

1981年11月30日:“现在许多地区已经实行的奖励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限制两胎和多胎的办法,应该继续贯彻执行。” [30]

1982年11月30日:“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普遍提倡晚婚,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严格控制第二胎,坚决杜绝多胎生育……”[31]
这不是“一胎化”的政策,是什么?

4 为什么要提出实行“一胎化”?

在研究本文第二个问题时,似乎已经回答过这个问题了。或者,20多年来,我们在宣传和实行“一胎化”生育政策时,在不停地解释这个问题。但是,总是不够具体,不够明确,也不一定是提出这一政策的初衷。所以,即使属于重复,也属必要。

4.1 为了使1980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要求政策方面的保证,逐步产生“一胎化”政策。

上个世纪70年代初,我国人口生育率已经有了古今中外人口史上从未有过的下降速度。但是,在结束“文化大革命”后党内急躁情绪的影响下,举国上下仍然在追求高指标。本文第2节已经叙述1977年9月到1978年2月,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提出“争取在三年内把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以呼应华国锋主席“抓纲治国,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的治国纲领,以及国务院对这一目标的确认。由于华国锋当时既是国务院总理,又是党中央主席,所以,国务院的确认也同时是党中央的确认。

陈慕华在这样的背景下走马上任,也是沿着这条路子向前发展提出只生育一个的。1978年6月26日,新一届的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议“着重研究了贯彻华主席提出的三年内把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的任务”。高指标当然需要非常措施或者陈慕华的说法,“要有正确的政策”。顺着这一思路推理,这才有了“一对夫妇有几个孩子为好?过去提‘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大家看法怎样?”几个月后,即1978年10月26日,又有了以中共中央中发〔1978〕69号文件批发的《关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告》中的“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以及标志“一胎化”形成的1979年1月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

4.2 为了使20世纪末我国人口增长为零,必须实行“一胎化”。

1979年8月11日,陈慕华在发表《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的长篇文章中提出,为了“争取本世纪末做到人口自然增长率为零”这个目标,“我们设想分两个阶段来努力。第一个阶段,争取到一九八五年把人口自然增长率从现在的千分之十二降到千分之五左右,第二个阶段,争取到二○○○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零。”为此,文章说,“必须大力提倡和推广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这是使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零的主要办法,也是群众可以接受的办法。”[32]

1980年2月10日,李先念在关于当前经济问题的报告中重申陈慕华的这一提法。李先念说:“我们应当力争在1985年把人口增长率下降到5‰,在本世纪末以前做到不增不减。从现在起,就要按这个目标,尽快拟定计划和措施……”[33]

4.3 为了使20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实行“一胎化”。

1980年2月2日,陈慕华在婚姻、家庭、计划生育新风尚座谈会上讲话说:“只有逐步做到城市95%、农村90%的育龄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到本世纪末,我国总人口才能控制在12亿左右。”会议认为,把计划生育工作重点放到抓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上,这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一项战略任务。这是至今能够看到的文献中,我国政府第一次把“只生一个”和12亿的目标联系在一起。之后的20多年里,标准的政策性解释和宣传,就定位在这个口径上。

当然,那个阶段还有别的一些提法为推行“一胎化”寻找根据,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的工作线索考察,主要这三种说法。1979年1月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以后的各种提法,都不过是为已经推行的“一胎化”增添更充分的论据。这些不同说法显示了“一胎化”产生理由的不充分和随意性。这可能是现在的许多国民无法想象的,但却又是那个时代的特点。一个对于国家十分重大的决策,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在一定的层次上,其产生却并不需要深思熟虑和科学研究。农业合作化、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哪个是经过科学研究和论证的?它们的产生和推行不都曾经得到全党全国人民似曾狂热地拥护过吗?这些现在看来如此荒谬的东西,但其产生却又都是那么自然。如果同这些事情比较,“一胎化”又算得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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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计划生育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特别提法,国外称节制生育或家庭计划。我们使用计划生育的提法,是强调其国家计划的性质。我国绝大多数人口学家都是将其放在计划经济背景下给予研究和关注的。所以,上个世纪70年代末理论界都是从“两种生产”理论出发论述其合理性。我也是持这样的观点,并且还论证过它与国外家庭计划的不同性质。《计划生育是社会主义人口发展的根本特征》、《我国计划生育同马尔萨斯主义的区别》、《发展中国家的人口问题和我国计划生育》、《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和我国计划生育》,拙著《中国人口问题的“热点”》,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8年。这是需要反省的一种理论。检索我国的相关文件,上个世纪50年代都以节制生育的提法出现,随着计划经济的发展,可能是因为毛主席在1957年连续几次讲话,要求把人口生育纳入计划,明确讲“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规划”。此后,我们国家有过一段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在文件中同时并用的时期。大约到1963年4月中央批转卫生部党组《关于一九六三年卫生局长会议的报告》后,正式文件开始不再使用节制生育而统一计划生育的提法。1975年将计划生育工作连同文教卫生、环境保护并列进入国民经济计划,1978年计划生育指标单列进入国务院总理每年一次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这一历史表明,计划生育是我国计划经济的产物。既然计划经济都失去了存在的条件,我国计划生育如何还有存在的理由?如同计划经济不存而经济过程永存一样,让我们的强制被糟蹋了的计划生育消逝了而符合人性的节制生育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仍将存在,政府为包括节制生育领域在内的国民生活需要服务的许多职能也仍然存在。

[2] 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副组长兼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栗秀真在一九七七年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上的讲话,彭佩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第300页。

[3] 《关于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的报告》,彭佩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第66页。

[4] 《国务院批转关于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的报告》,彭佩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第65页。

[5] 华国锋:《团结起来为建安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彭佩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第39页。这是计划生育指标第一次进入国务院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我们不应该回避那个时代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对党的领袖的政治态度在国家和个人的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计划经济形成并沿袭下来的做法是,国家的计划的部门和地区性的指标都是先由政府的相关部门和地方提出,计划委员会综合平衡后上报中央审定通过后,提交并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的领袖地位决定由他讲的计划指标,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由于这是一个很高很高的目标,处在当时的特殊背景下,有关部门必然采取特殊的办法和“相应的政策、措施”,才有可能达到和实现。

[6] 新华社:《国务院新的计划生育领导小组举行会议》,人民日报套黑的副标题和强调的重要语句是“着重研究了贯彻落实华主席提出的三年内把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的任务,讨论明年召开计划生育工作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会议”。这篇报道还说:“陈慕华副总理在讲话中说,华主席在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新时期计划生育工作的任务,并深刻阐明了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意义,我们要认真领会,坚决贯彻落实。”1978年7月9日人民日报。

[7] 陈慕华在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彭佩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第154页。

[8] 《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彭佩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第472页。由于没有会议资料的直接证明,所以我怀疑这份资料的整理者是根据之后中央批转的《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报告》加上这句话的。就是说,有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况,即6月26-28日的会议虽然有了提出这一重大政策的氛围和语境,但并没有直接提出来,在之后撰写给中央的报告时才正式提出。历史究竟是什么,这都需要等待进一步的发现和研究。

[9] 值得提出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新一届的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告用了接近3个月的时间才写出来上报中央,中央又是过了一个多月才批发这份报告。这些在当时的中央机关工作中是不正常的,也许反映了提出者和中央两个层面在这一问题上存在一定的分歧或犹豫。

[10] 据天津市的一位代表在后来的发言中说,天津市“今年一月明文规定要给只生育一个孩子的父母以适当的奖励和生活上的照顾”。新华社记者:《控制人口的战略任务一定要完成》, 1979年7月1日《人民日报》。

[11] 《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陈慕华在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上的讲话》,彭佩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第302页。

[12] 人民日报社论:《必须高度重视计划生育工作》,1979年1月27日人民日报。

[13] 新华社:《进一步控制人口增长速度——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讨论争取明年把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的措施,研究了有利于计划生育的经济政策》,人民日报1979年1月27日。

[14]《情况反映》(第三期),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1979年4月7日。

[15]《王震致胡绩伟的信》,载《世纪之鹄——宋健文稿选集》,原子能出版社2002年。

[16] 人民日报1979年8月11日。

[17] 人民日报1979年7月6日。

[18] 《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彭佩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第484页。

[19] 《陈慕华在各省市自治区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上的讲话》,彭佩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第160页。

[20] 新华社:《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人民日报1980年2月3日。

[21] 《李先念关于人口和计划生育的论述》,彭佩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第140页。

[22] 《政府工作报告》,彭佩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第39页。

[23] 《国务院总理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彭佩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第40页。

[24] 1980年我国法制还极不健全。大约从50年代开始,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国基本上形成了以党的文件(当时又称之为“红头文件”,最高级别为中共中央文件)或者人民日报(一度还有过“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社论、文章为行为准则或依据的社会体制。从1978到1980年,虽然“一胎化”在全国各地已经广泛推行,但是,计划生育部门却没有得到一份中共中央签署的文件。所以,计划生育部门也一直在为此而努力。因为1980年相继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处于一线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连续数次进行了重大调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它是中共中央給自己党员和团员的号召和倡议,并不是许多人希望得到的在那个时代通常起到最高级别的法律作用的“红头文件”。出现这种情况,可能一方面反映了新的中央组成人员整体对待“一胎化”问题上与原来组成的老一辈领导人有所不同的认识和态度,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一胎化”的制定者和拥护者在争取最高层面全力支持的努力时所遇到的困难和挫折。而且,这种困难和所遇到的抵触在后继者转而寻求计划生育法时得以继续。这种努力和抵触共存的现象一直延续了20年,直到我国最高立法机关的人员构成发生极为偶然的变化,国家计划生育法采取迂回的方式即避开生育数量和不显示“一胎化”的内容之后,才得以产生。但是,由于思维定势的作用,1980年代的计划生育部门和各省市党委却是把《公开信》当作“中共中央文件”对待的。所以,从《公开信》产生开始的之后3-4年,全国的“一胎化”被推进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高度。如果沿着这一问题的方向继续分析和研究,我们还不难发现,1982年“现行生育政策”产生后10多年,不少的地方和单位仍然在“一胎化”生育政策上举步不前。大约到1992年前后,直到“女儿户”这一特殊涵义的提法被叫响之后,绝大多数省市才在形式上完成了由“一胎化”向现行生育政策的转变。

[25] “从广义上说,党和国家的一切行为和意向都是其一定政策的反映。但是,提倡和号召同根本性的或基本的政策是有区别的。无疑,丢掉和放弃党的提倡和号召,是不正确的。同样,将提倡、号召解释成主要的和唯一的政策,要求人人必须做到,也是错误的。鉴于以上原因,我们认为,‘一对夫妇只生一个’是我们党在现阶段的具体生育政策的内容之一,但不是唯一的政策,更不是‘一对夫妇只准生一个’。我们应该有一个大多数群众可以遵循的主政策,这个政策就是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不难理解,如同‘晚育’中本来就包含着延长生育间隔一样,‘少生’的内涵中也包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生育政策将是我国较长阶段内的基本生育政策,其内容相当丰富。仅仅因为‘延长生育间隔’和‘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在当前有其特定意义,需要将其特别提出,但绝不能以为现阶段特别提出加以强调的东西就是问题的全部。”《‹中国人口问题的“热点”›作者自序》,《中国人口问题的“热点”》,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8年,第5-6页。中共中央的“公开信”明明白白写给党团员的,而且,“提倡”和“必须”的区别又是如此的清楚和简单,但是,直到现在它仍然是我们立法的原则、计划生育部门和各级政府执法的依据。

[26] 新华社稿件《进一步控制人口增长速度》转述10天前结束的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要求,1979年1月27日人民日报。

[27] 《陈慕华在各省市自治区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上的讲话》,彭佩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第160页。

[28] 新华社:《提倡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1979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

[29] 陈慕华1980年2月2日在婚姻、家庭、计划生育新风尚座谈会上讲话。1980年2月3日人民日报。

[30] 国务院总理赵紫阳1981年11月30日在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彭佩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第43页。

[31] 国务院总理赵紫阳1982年11月30日在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同上。

[32] 陈慕华:《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1979年8月11日人民日报。

[33] 《李先念关于当前经济问题的报告》,彭佩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第15-16页。

5 “一胎化”的发明权究竟是谁?

“一胎化”的生育政策就是由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为了贯彻华国锋五届人大会议上的高指标而提出来的,或者更准确些说,是由分管计划生育工作副总理和时任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的陈慕华同志提出来的。但是,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一胎化”形成后,围绕这个政策究竟是由谁最先提出来的,先后还出现过这么几种说法:①群众的要求;②刘铮等人口研究人员提出来的;③宋健提出来的。我们需要分别澄清这个问题。

关于群众说。我国居民自愿实行计划生育至少可以追朔到上个世纪50年代,但是,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一些先进地区都没有激进到让老百姓“只生一个”。1962年11月,天津市曾提出“生两个孩子为合理,有条件的可以生三个”。同年12月,陕西省提出“最好两个,最多不超过三个”。1963年,上海市在市区提倡“少、稀、晚”。同年11月,云南省在《关于实行计划生育的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提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1964年1月,广东省在《关于提倡计划生育和晚婚的若干政策规定》中提出“晚、稀(两胎间隔3、4年)、少(一对夫妇生育2-3个孩子)”。

这里有两个容易模糊的问题需要分辨清楚。一是在人类生育史上,一个较大的人群里,由于自然或者有意识地发生只生育了一个孩子,是常有的现象。不能把这种自觉或不自觉发生的现象归结为就是群众要求只生育一个,即使是个别人或者相当多的人自觉自愿只生育一个,代表不了、也无权代表所有的人都自觉自愿地要求只生育一个。二是在1978年由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提出“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之前,政府所有的提法基本上都是号召、提倡,属于政府的意向性的意见,诱导群众去做,还没有1978年以后直道现在意义上的“计划生育政策”。如同现在讲国外的人口政策,和我们的人口生育政策不可同意而语。国外的人口政策中没有政府要求国内公民必须生育和必须生育几个孩子的含义,1978年以前的我国人口政策中也没有这样的含义。
根据1979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新华社的一份报道陈慕华副总理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全军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上的讲话稿转述陈慕华的话说:“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这是从今年以来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控制人口增长的好经验。”[1]这就排斥了群众说或者地方说的各种可能了。

关于刘铮说。以刘铮为代表的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理论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为我国人口学的复兴和发展做出过很大的贡献。从上个世纪初开始,我国就有人宣传人口知识,提倡节制生育。到4、50年代时期,已经有了一批以在国外学社会学、经济学为主的学者从事人口研究。但是,1952年我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人口学和社会学都作为资产阶级伪科学被取消了。1974年,我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第一次参加即将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联合国人口大会,会议代表团需要准备一份发言稿。因为涉及到人口学方面的知识,就找到搞人口统计学专业的刘铮等。刘铮原来是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的讲师。中国人民大学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度被解散,刘铮、邬沧萍、查瑞传等都被分配到北京经济学院(现在首都经贸大学的前身)。70年代初根据周总理的主张,我国又在群众中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继帮助人口代表团准备讲话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出于宣传和开展工作的需要,70年代中后期又经常请刘铮等同志给各种学习班讲解实行计划生育的道理。这样,北京经济学院把从事人口统计专业的几位教学人员集中在一起,成立了一个人口理论研究室。1977年恢复高考,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刘铮等同志随之回到中国人民大学,建立人口理论研究所。这是当时我国唯一的一所人口学研究机构。1979年以后全国各地一哄而起的人口研究机构,是联合国人口基金给予中国研究资助(即P01项目)后,根据资助项目的要求在高校和社会科学研究系统建立的,但大都没有形成过一支像人大人口所曾经有过的那么整齐的研究队伍。当时以人口统计学为主聚集了刘铮、邬沧萍、查瑞传、林富德、周清等许多研究能力很强的人才,曾经是我国人口学的重镇。在中国人口学会没有成立之前和刚刚成立的一些日子里,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常常也委托他们去作一些不好以行政机关直接出面的工作。所以,从7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初中期,刘铮在我国人口学界和计划生育系统具有其他人无法取代的作用。

但是,即使如此,刘铮也没有重要到可以直接提出一项国家重大政策的程度。1979年1月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上,陈慕华讲话说:“最近拟由国家计委、劳动总局、财政部、社会科学院、计划生育办公室、人口研究所,成立一个小组,研究人口政策,提出我国采取什么样的人口政策较好,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个建议。……对只生一个的要给予奖励……”。[2]陈慕华说的“人口研究所”,应该是指刘铮领导的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理论研究所,因为,当时全国仅只有这么一个人口研究所。陈慕华的这个动议并没有成为事实,我们始终也没有见到这个由国家计委等四个中央机关和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两个研究单位组成的研究小组的出现,所以也没有相应的研究成果的产生。这段讲话至少说明,截止讲话时,“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还没有经过刘铮等人口学家和研究机构的研究和论证。但是,这一政策不仅已经出现在党的文件和相关的会议上,为一项重大实际工作正在相全国推向全国行。

1978年6月,新一届的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会议提出“只生一个”的意向、10月26日中央69号文件转发这次会议精神时明确“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和1979年1月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要求全国大力贯彻“只生一个”的精神后,刘铮、邬沧萍、林富德三同志有一个题为《对我国人口增长的建议》的研究报告。社会上有不少的人以为,个报告就是我国“只生育一个孩子”的由来。其实是个误解。这个研究报告最早在是1979年4月份中央工作会议出现的。[3]不久前,我从20多年前的一堆资料里发现了1979年夏天自己手抄的这篇文章。文章首页上方位置注明“中央工作会议参考文件之六”,下面3行是“李副主席批示:同意印工作会议同志参阅。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再下面五行是“李副主席:这篇文章我觉得不错,是否可以印发给参加工作会议同志参阅,请批示。陈慕华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日”。从第2页开始是文章的正文,题目是《刘铮等同志提出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建议》。上述引文中的李副主席是指李先念,当时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笔者手上还有一份显然是刘铮去世后由其他作者再次发表的文章的复印件。这份不知道发表在什么刊物的文章前有一个引言,说“1979年4月新华社先在《国内情况动态》(应为《国内情况动态清样》——引者)全文刊登,供国家领导人参考。后又在该社《内参》上刊登,并在有关会议上作为内部资料印发。”那么,我手抄的中央工作会议参考文件,应该是在新华社给中央最高领导人的专报《国内情况动态清样》和《内参》之后了。

该文第一次公开发表是在刘铮主持的《人口研究》1980年第3期上,发表时的题目改为《对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五点建议》,文章前的编者按说“这个研究报告是1979年3月写成的”,文章末尾注明“1979年3月21日”。[4]那么,这一研究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前面转述的那份刊物的引言还说:“此文是在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1978年第一次全国人口理论科学讨论会后,根据国家领导人的号召,要研究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现实问题而写成的一份向国务院递交的研究报告。”可见,文章写于1978年12月-1979年3月,即1978年10月中央69号文件批发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告提出“最好一个最多两个”之后完成于“1979年3月21日”。[5]

有趣的是,刘铮曾经在笔者面前直接否认他是“一胎化”的始作俑者。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刘铮同志手术后经过几年的疗养,身体曾经一度恢复到可以间或参加一些活动的程度。90年代初期,在一次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专家委员会会议其间,刘铮同志对我说,他们于1980年在《人口研究》上公开发表这篇文章,就是要回答社会上那种说“一胎化”是由我提出来的传言。[6]细读文章,上面引的编者按语和文末注释,都是明白清楚地要告诉读者,文章完成于1979年3月,即中央批转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会议报告明确提出“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之后了。其次,文章题目改为“对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五点建议”,就是要强调说明作者的主张是“五点”,而不是一点。其中第4点说:“大力禁止三胎,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降低人口自然增长率,关键在于少育,降低妇女生育率。现在多胎率约有30%,控制住三胎就能使人口自然增长率有较大幅度下降。要大力提倡一胎,加大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幅度。”观点说得明明白白:提倡一胎,控制三胎,不反对二胎。这当然不能说是“一胎化”。

关于宋健说。宋健是搞数学的。宋健对于人口学界来说,是个异数。用数学方法研究经济和社会现象是上个世纪40年代以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大批科学技术人员涌入高等院校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给经济学和社会科学发展带来的一个新变化。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们的说法,第二次大战以后的社会科学的发展主要仰仗数学和统计方法带来的革新。[7]当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科学在国外取得很大进展的时候,我国正处在一个闭塞的状态,包括以控制论和系统工程专家为名的宋健在内,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那时都不知道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模拟人口模型和研究人口问题。1980年2月13日,宋健等以人口学专家的身份在媒体最初露面的顺序为宋健、田雪原、李广元、于景元,其中田雪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人员,其他3人是七机部第二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宋健是该院的副院长,李广元虽然是中国科技大学的毕业生,因为年轻,当时还是个技术员,于景元则是年龄稍大一些的工程师。1979年12月第二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认识后,到80年代中期去美国前的几年里,李广元和我有过一些交往。他给我不止一次地谈到过他们这些搞数学的人是如何走入人口学领域的。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我国开始有了国际学术交流。那时,中国已经有15年没有搞过人口普查。而且,其间还经过10多年无政府状态的“文化大革命”。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国究竟有多少人口?是国外十分感兴趣的问题。宋健1978年的一次欧洲的学术访问中,东道主向客人提出这一问题,并提供了不少用控制论和系统工程方法预测人口的资料。在此之前,他们这些搞火箭发射和轨道设计的工程技术人员都没有听说过用控制论和系统工程方法还可以搞人口预测。据李广元同志说,宋健回国后就把国外带回来的一摞人口预测的资料甩给了他。从此,李广元开始了跑国家统计局、公安部,和在计算机上测算中国人口的研究工作。[8]1978年11月初在北京召开第一届全国人口理论讨论会,[9]李广元看见北京火车站和换乘公交车的地方张贴的路标,一路找到国务院第一招待所,要求参加会议。[10]主办并主持会议的刘铮同志认为搞数学的要求参加人口学会议似乎有点牛头不对马嘴,所以仅同意听会,但并不属于会议正式代表,也不提供会议的论文和相关文件。笔者是这次讨论会的代表,曾经聆听了陈慕华副总理在会议上的讲话。这次会议显然是几个月前组成的新一届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委托召开的一次全国性的盛会,集中了全国高校、中央党校和各省市区委党校、中国社科学研究院、各省市区委和各大军区计划生育办公室等几个系统的研究或理论宣传的代表。除了刘铮外,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学家许涤新也是会议的负责人。宋健等未能成为会议正式代表,说明这时还未被计划生育部门和社会所认知。

笔者亲自目睹了李广元在1979年12月成都会议上,是如何征服包括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前身)在内的全体会议代表的。李广元是一位精力充沛、富有活力、热情和善于宣传鼓动的小伙子。在控制论介入之前,传统的人口预测都是依靠手工方法计算的。李广元宣传说他们使用计算机,只要将人口数据和相关参数代入编制的模型,一百年或者任何长时期的的预测结果不出1个小时就被电子计算机打印出来了。和以前传统的人口预测比较,运用控制论和系统工程方法的科学、准确、快捷和迅速,都是以往那些人口学家望尘莫及的。这次会议是我国搞控制论和系统工程专业的同志在人口学界的第一次亮相。除了七机部二院宋健他们以外,西安交大也有一部分从事计算机专业的同志在摸索人口预测。我检索了一下手头保存的那次会议提交的论文目录,系统工程方面有两篇文章,分别是西安交大王浣尘蒋正华王月娟邵福庆《用系统工程方法研究人口》和七机部二院宋健李广元《关于人口问题的定量研究》。从文章的题目不难看出,系统工程专业人员都是刚刚开始涉猎人口领域。不过,由于西安交大参加会议的王月娟老师温文尔雅,不似李广元活跃。另一方面,西安交大也不具有七机部直接隶属中央机关所具备的政治、地理条件。所以,远没有七机部二院那样在会上会下获得那么成功。虽然20多年了,我的脑海至今还能清晰地浮现出李广元在会议闭幕前的那次大会发言介绍用控制论和系统工程方法预测人口时,坐在大会主席台的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栗秀珍是如何用一种欣喜的表情倾听和关注。也就在那个时刻,我已经知道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将要和李广元他们连接一起。

1979年12月14日成都会议结束,2个月后,一项震撼世人的重大成果诞生。1980年2月14日,首都各大报纸刊发新华社记者的通稿《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进行研究 首次对我国未来一百年人口发展趋势作了多种测算》的稿件,以及此后为配合这篇重要稿件陆续发表的几篇署名文章,[11]其主题虽然也都是鼓吹“一胎化”,却都已经是“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被当作实际工作在全国推行一年之后。[12]所以,在当时还属于研究人员的宋健等人的东西充其量也只能是国家领导人提出政策的宣传和论证者。“我国学界主流是为国家领导人提供注释和论证的,所以,他们一般是不会先于国家领导人提出什么新观点的。”[13]至于那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小组由此而来的名噪和腾飞,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14]

6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洋跃进”的纠正

1978年发生的“洋跃进”进一步激化了因为体制上的原因本来就严重存在的一些经济社会问题。计划短缺十多年来的基本经济问题。基建所需钢材、木材、水泥等主要材料的供应基本是“三八式”:计划分配时满足需要的80%,订货时只能分到分配数的80%,交货时又只能拿到订货数的80%。建设周期从一五时期的5年延长到10年。据计算,建国以来基建投资6000亿元,其中有2000亿元未完成。 1978年又一再追加投资,在建大中型项目由1977年的1400多个增加到1700多个。1978年财政收入增加200亿元,其中150亿元加给了基本建设,不仅影响了解决生活欠账问题,而且加剧了投资效益的下降。1978年的“洋跃进”带来的缺口比以往更大。按当年国家财政能够提供的投资额计算,即使不再新增基建项目,要完成1978年的全民所有制在建项目(65000个,其中大中型项目1733个,总投资达3700多亿元),大约也要10年时间。

一系列的严重困难,可能加上在此之前还不在中央领导岗位的陈云独自具有的冷静观察和思考,1978年年底结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形成的新的党中央重新调整发展战略。1979年3、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经济计划并做出纠正“洋跃进”和调整国民经济的重大决定。会议严肃批评了前两年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和那种不顾中国国情,企图依靠外国贷款和单纯引进技术搞建设的思想,指出当时国民经济主要比例严重失调,确立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决定从1979年起用3年时间,认真搞好调整,不惜冒违约和接受处罚的风险关、停一批已经上马和准备引进的项目,同时进行改革、整顿、提高的工作。也正是这次经济调整让不少人思索传统的计划体制的弊端,并开始实行以扩权为内容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及重新认识市场问题。1979年11月,邓小平在接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副总裁吉布尼时说:“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由于朝向市场经济的改革和发展,我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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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华社:《提倡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1979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

[2] 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陈慕华在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上的讲话,彭佩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第302页。

[3] 我在《20世纪末的中国人口总量和大陆妇女生育水平研究》一文中将其记述为“全国计划会议的参阅文件”,有误。应为中央工作会议。

[4] 刘铮邬沧萍林富德:《对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五点建议》,《人口研究》1980年第3期第1、5页。

[5] 刘铮同志去世后,由中国人口学会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编辑出版的《刘铮人口论文选》收入了这篇文章。在该文的题注里也说“本文于1979年3月写成”。《刘铮人口论文选》,中国人口出版社1994年,第54页。

[6] 我与刘铮同志没有过多的交往,可以回忆起的直接对面谈话仅四次,并且每次都极为简短。1979年9月初,笔者完成《对我国今后几十年人口发展战略的几点意见》后,计算了陈慕华在8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中所提出的“争取本世纪末做到人口自然增长率为零”和分两步走的实际结果,去北京拜访刘铮同志。大约是9月1日,好像是中国人民大学新开学的日子,在校园截住了匆忙中的刘铮。我先向他简短叙述了计算情况后,对他说,计算表明陈慕华副总理提出的本世纪末人口增长为零和分两步走的方案是不可能实现的。刘铮回答说:“那是政府争取实现的目标。能实现固然好,不能实现也无什么妨碍。”第二次是1982年2月7日或8日,在孙敬之教授邀请和召集的《中国省、市、区人口概论》丛书编写工作会议的开幕式那天。会议是在北京王府井大街的一个胡同内,从会议主持和特别邀请的领导及嘉宾位置上走下来的刘铮径直朝我走过来,边伸出右手边说:“关于我国人口发展战略,也许你是对的。”第三次是1987年,大约9、10月份之间。因为9月上旬王伟同志在翼城主持召开“全面贯彻计划生育政策研讨会”时,让秘书小朱通过卫生部协调、安排刘铮的检查、住院和手术的事宜,所以得知了他的病情。此后不久,利用一次出差的机会,去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中日友好医院看望了刚刚手术的刘铮。一个晴朗的下午,南京大学的马淑鸾正在病房陪他说话。最后一次就是本文述及的1990年8月初,在北京密云召开的专家委员会上。由于年龄和资历等许多方面的原因,我们不可能有深交。但是,刘铮同志对我国人口学的复苏和发展,曾经倾注了很大的精力。他至少算得上人口学界的领导,却既没有行政干部往往具有的霸气,也没有京城一些学人所沾染的专事钻营而不免又透析出来的那股媚态和俗气。虽然自己身处庙堂之外但却因为研究的问题和参加一些必要的活动所致,有时竟然可以直接地感觉到了在刘铮主持学术工作时对持有不同观点的人的一种尊重以及允许不同声音有所表达和给予非主流观点以应有的地位,即使这在我国特定的大环境中并起不了什么作用,即使所有这些都相当地些微甚至于也仅仅是出于一种点缀,但它多少总算是显示了我国学界尚存有的一丝清明和正气。从而也就赢得了我对他的敬重。

[7] 丹尼尔.贝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1982年。

[8] 20多年后,我看到同一件事情但与李广元叙述有所不同的另外一个版本。在哲夫《中国档案——高层决策写真》一书第八章“宋健走进中南海”中,有下面这样一段文字。“宋健在文章中写道:受激于马寅初先生的风范,面对令人忧虑的中国人口,我邀约于景元、李广元等,应用控制论的理论和方法接续研究人口控制问题,熟悉人口学历史,搜集中国人口资料和数据,建立数字模型和选择控制方案等工作,费时一年多。1978年我随杨嘉墀先生去芬兰参加国际自控联第七届大会,顺访荷兰,在屯得特大学遇到奥勒斯德教授,见他们也在用控制论方法研究人口问题。万里之外钟伯相遇,不胜欣喜。回国后,信心大增,研究工作迅速进展,有如破竹之势。”上述引文转引自互联网“天涯在线书库”。根据这一说法,一是宋健的研究可以直接推移到批判马寅初先生的那些年代,二是宋健先当然地知道控制论可以预测人口因而产生了研究人口和有了邀请于景元李广元一起研究人口的举动,然后才有出访的“万里之外钟伯相遇”。

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即宋健研究和搞预测的时间上限,最早起于1978年的下半年。在署名七机部第二研究院宋健于景元李广元于1980年1月31日发表在《世界经济调研》第5期(总第77期)上的文章《关于我国人口发展问题的定量研究报告》中说:“从1978年下半年至1979年,我们从自然科学的基本理论出发,应用控制论科学的方法,根据公安部有关同志提供的我国1975—1978年的人口抽样调查统计数据,对我国人口发展问题作了理论研究和数值分析,用电子计算机得到了我国20年、50年、100年的人口预报的各种数据。这是我国至今得到过的第一批较详细的和比较可靠的预报数据资料。”见《宋健科学论文选集》,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540页。

这段文字反映出这样几个事实。第一,1978年下半年他们才开始搞预测,从搜集数据和练习、摸索使用控制论方法预测人口到得出结果,按照同一篇文章后面说的“研究工作的主要理论和数据”最早于1979年3月份得出则大约半年时间,按照发表这篇论文的时间计算则前后不多于一年半的时间。第二,由于自1964年以来就没有进行过人口普查,国家统计局也没有系统的资料,其预测使用的只能是公安部提供的数据。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标志着我国有了正规的人口统计体系后,即使后来人们普遍认为人口普查和国家统计局的常规调查数据不准确,但是,无论政府部门或者研究单位,都继续使用这些有水分的数据,而不再使用公安部的数据。说明以公安部的数据为科学论证的依据,实在是有问题的。第三,1980年2月14日各大报纸和电台发表的新华社通稿《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进行研究 首次对我国未来一百年人口发展趋势作了多种测算》中的各种预测结果在1980年之前已经产生。如果所从引述的这几句话看,1978年下半年他们开始进入这个领域,1979年3月结果就已经产生了。第四,这里还说这项成果是自然科学工作者运用“自然科学的基本理论”所做的研究,“是我国至今得到过的第一批较详细的和比较可靠的预报数据”。13天之后的2月13日,新华社稿件又说这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进行研究 首次对我国未来一百年人口发展趋势作了多种测算”,两种说法自相矛盾。一位真正的科学家或严肃的学者,不需要以上四个条件,只要是有其中的一条存在的话,他都不会确定这个成果是成熟的和经得起科学推敲的,更不敢让天下百姓以身家性命为代价去实践。

[9] 1979年11月在成都再次召开同类的研讨会时,大会改为“第二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虽然这次会议的通知和一些会议文件仍然沿用前一年“全国人口理论讨论会”的提法。会议其间的一次饭桌上,张乐群老对我说,这样的更改是他的意见,因为“人口理论讨论会”的提法不准确。此后,历次会议都沿用成都会议的称谓叫“人口科学讨论会”。

[10] 用现在的网络词汇“路径依赖”讲述那段历史,可能更形象一些。年轻人都不会理解属于那时的一个特殊景观。计划经济下,区域之间的主要交通工具就是火车。而且,火车对于一般民众来说甚至于是唯一的交通工具。全国各地到北京参加会议的代表只能坐火车。那时也没有出租车,更不存在会议组织者去接站,下火车乘公交车到达会议地点也就只有确定的几个换乘场所。所以,会议组织者常常从火车站到各个公交转车的地方张贴路标。

[11] 宋健田雪原李广元于景元:《关于我国人口发展目标问题》,人民日报1980年3月7日;田雪原:《关于人口“老龄化”问题》,人民日报1980年3月18日。新华社记者的这篇关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进行研究”所报道的研究成果,以及前面的两篇署名文章,都应该是宋健和田雪原等正式进入人口学专业领域的标志性的文章。因为在此之前,无论所谓上述哪位“自然科学工作者”或者“社会科学工作者”,都没有再这样高级别的媒体发表过具有这样重大社会反响的并具有一定人口学专业水准的学术文章。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没有多长的时间,可以说在世界科学史上都至为罕见的所谓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合作研究”竟然分道扬镳了。同样不知什么原因,在此后20多年里,被当时称之为“自然科学工作者”或“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那几位科学界的领袖和“大哥大”,如同曾经相约似地一致都对那次辉煌的“合作研究”噤若寒蝉而绝不再提及。还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两大科学领域领衔的“科学工作者”在各自出版足以代表自己科学生涯和光辉成就的煌煌文集时,也都如同躲避瘟疫般小心翼翼地绕开了那些曾经给他们个人带来飞黄腾达并帮助把10多亿人民送进“一胎化”的不归之路的那次“合作”研究和成果。这次所谓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进行研究”,一方面由于给社会和个人带来的巨大影响,另一方面又因为与生俱来的神秘和许多的扑朔迷离,都决定了它必将成为我国科学史研究上的一块绝好材料。

[12] 如果我们阅读一下1980年2月上旬钱学森和许涤新分别给陈慕华的信,以及陈慕华于该月月底的回复,就不难确信这样一个事实,即1980年2月以前,宋健以及宋健的研究还没有进入陈慕华的视野。1980年2月8日,十分欣赏宋健的钱学森给陈慕华写信说:“陈慕华副总理:七机部二院副院长、我国自动化理论家宋健同志和其他几位同志把他们最近就我国人口所作预测和分析的结果寄我一份,并附信作了简要说明。我认为这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进入社会科学领域,和社会科学工作者一道,共同解决国民经济问题的一个良好开端,应该支持。知道您领导这方面的工作,所以把全部材料转呈给您,供您参考。此致革命敬礼!钱学森1980年1月8日”。许涤新致陈慕华副总理的信说:“慕华副总理:宋健等四同志的关于我国人口百年发展预测和分析是我国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研究的可喜成果,对于我国制定人口政策和国民经济远景规划,有一定参考价值。我同钱学森同志一样,很重视这一预测和分析,也主张把全部材料呈送给您,以便您在考虑人口政策时,作为参考。此致敬礼!许涤新1980年2月10日”。大约半个月之后,陈慕华复函说:“钱学森、许涤新同志:你们送来的我国未来一百年人口发展趋势的资料很好,对制订我国人口政策很有参考价值,我已特报政治局。请你们代向宋健等同志致谢。陈慕华1980年2月25日”。《宋健科学论文选集》,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546页。

[13] 梁中堂:《现行生育政策研究》,2005年自印本《人口学新作五篇》,《人口与市场分析》2006年第4期。

[14] 如果真正要理解宋健在“一胎化”政策形成中的作用,也许我还必须在这一节里再增加一段有关文字,特别记述“文化大革命”后人们普遍对科学技术近于迷信的狂热和崇拜。那时,刚刚召开过全国科技大会,邓小平承诺给知识分子当“后勤部长”。一方面社会对中小学教师、大学教授和任何学科的一位科研人员都十分景仰。另一方面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的国民都才开始从一种封闭的状态中走出来,即使学术界的许多高级知识分子也是第一次听到“控制论”、“系统工程”等词汇,都感觉神秘的不得了。突然间出现一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进行研究”,加上搞这个学科的人自己宣传说他们是“采用世界科学界公认的人口预测方法”,而他们的科学研究证明了中华民族又一次面临危难的关头和别无选择地必须走“一胎化”的道路。不用说普通老百姓,即使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领导们在听取其一阵演说后也大都会放弃独立思考而跟上他们走了。不要说处在那个大家都还不成熟的时代,即使现在没有揭露和公开批判的话,那些东西也仍然具有相当的迷惑性和极大的欺骗性。

7 现行生育政策——对“一胎化”的妥协和纠正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中国进入一个改革时代。所谓改革,是指国家的经济社会制度更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社会政策更符合客观实际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在此深山中”。由于中国的改革是由党领导的,党决定改革方案和改革方式方法以及改革时间,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层,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大多数都是长期在传统体制中负一定责任的领导,往往对传统体制的许多弊端并没有足够的认识,加上改革涉及利益的调整,党的高级干部中一直就存在着维护传统体制和反对改革的两种倾向。这种现象的存在不总是表现为派别的分歧,即不是所有问题上表现了改革和反对改革的誓不两立,而是在具体不同问题上表现的认识不一致。

1980年代,计划经济和全民所有制(国有经济)都被当作社会主义的基础,一点也不许改动。那时,市场经济体制也还没有被当作改革的方向。但是,由于许多地方农民的极度贫困,却成为先于改革的重要因素。1978年到1979年,内蒙古自治区的农牧民搞“口粮田”、安徽农民偷偷搞包产到户。但在国家农委召开的广东、湖南、四川、江苏、安徽、河北、吉林等七省三县座谈会上,包括国家农委主要领导和大部分地区的领导却都对生产责任制的改革持否定态度。1980年9月,中央召开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专门讨论农业生产责任制,大多数省市领导对包产到户持否定态度,其中福建、江苏、黑龙江等省市坚决反对,只有贵州、安徽、辽宁、内蒙古自治区少数几个地方的党委书记要求改革。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说,黑龙江是全国机械化水平最高的地区,包产到户对发展机械化有影响,是倒退;集体经济是阳关大道,不能后退。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针锋相对插话道:“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各省市区第一书记意见分歧很大,会议已经无法继续进行,中央也无法在全国推行适应我国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家庭承包责任制。1981年冬,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视察东北时,写信给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建议各地农业生产责任制采取群众自愿,让群众选择,选上啥就算啥,领导不要硬堵了。中央按照这个精神形成的1982年1号文件,才解决了农业生产责任制的问题。家庭联产承包的实行,迅速改变了在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所有制,推动了我国的农业改革。以生产责任制入手的农村改革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了新中国30多年未能解决的农民温饱问题,赢得了中国全面改革的主动权。[1]

在同期的人口生育政策问题上,当时的中央政府采取了与经济体制相同的改革策略。1980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发出以后,全国不分城乡地大力推行“一胎化”生育政策。显然是由于“一胎化”在农村带来的突出矛盾,中央试图解决这一政策问题。80年代初期,在一线主持工作的胡耀邦等书记处的领导同志,曾经批转和处理了许多来自农村基层有关计划生育工作中违法乱纪的信件。据笔者的统计,1981年到1982年10月不到2年的时间里,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至少召开了4次会议研究计划生育问题,分别形成了3份关于计划生育工作和政策的文件。

1981年9月初,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邀请省、市、自治区党委或政府分管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同志,分两次在北京举行了计划生育政策座谈会。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第122次会议,听取并讨论陈慕华关于计划生育工作的汇报,着重研究计划生育政策问题。会议认为,农村实行各种形式的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后,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面临着一些新的情况。会议提出,放宽农村计划生育政策,有两个方案可供选择。第一,提倡每对夫妇只生一胎,允许生两胎,杜绝三胎。第二,一般提倡每对夫妇只生一胎,第一胎生育女孩的农民如果有要求,可以批准生两胎。

鉴于计划生育座谈会对改变生育政策存在较大分歧和阻力,显然与已经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精神不符,所以,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建议中止会议。赵紫阳在9月12日写给胡耀邦的一个便条上说:“看了计划生育会议快报。为了这个问题全党有一个统一的正确认识,可否这次会议不作最后定案,由各省、市同志先回去在省委、市委传达讨论一次,然后再集中定案。如您同意,可批给慕华同志。”胡耀邦批示“同意紫阳同志意见,请慕华同志按此办理”。[2]
根据中央的要求,除了西藏、宁夏、新疆等三个民族自治区未报意见外,26个省、市、自治区党委上报了具体意见。同意第一方案的有山西、辽宁、浙江、河南、广西、云南等级6个省、自治区;同意第二方案的有北京、天津、内蒙、江苏、安徽、福建、山东、湖北、湖南、广东、四川、贵州、陕西、甘肃、青海等15个省、市、自治区和全军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河北、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西等5个省市则主张不改变《公开信》的政策口径。表明改变“一胎化”生育政策在当时的省市区一级党委和政府中,遭遇到相当大的阻力。

同年12月,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绝大多数书记都希望严格控制,没有人主张放宽。黑龙江杨易辰、江苏许家屯、国家计委宋平等提出,对(第二方案)可生育二胎的限额占50%定得太宽了,最多掌握在40%,低限以10%为好。天津胡启立提出,必须严格控制二胎。辽宁郭峰、湖北陈丕显、四川谭启龙则提出,不要规定二胎的比例,由各地内部掌握好。北京、上海、天津三市和人口密度大、过去计划生育工作做得好的省市感到中央建议的第二方案也放得太宽了,允许对生育二胎的规定有一个幅度,由他们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自己掌握。[3]

由于计划生育部门和大多数省市领导的反对和坚持,中央放弃了“提倡每对夫妇只生一胎,允许生两胎,杜绝三胎”的方案,在1982年中发[1982]11号文件中,以第二方案为核心,规定“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过批准者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要求生二胎的,经过审批可以有计划地安排。不论哪一种情况都不能生三胎。对于少数民族,也要提倡计划生育,在要求上,可适当放宽。”这段关于生育政策的文字表述,已经概括了后来被称之为现行生育政策的主要内容。其中农村“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要求生二胎的”实际是“第一胎生育女孩”的另外一种表述,这种写法是按照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意见,认为“写明了会进一步助长重男轻女思想”。[4]但是,中央文件做这样含蓄的表述,却给计划生育部门和各级党委、政府中坚持“一胎化”的人钻了空子。许多地方在此后很长时期内,拒绝普遍允许第一胎生育女孩的农民再生育第二胎,把生育二胎的数量限制在一个很小的比例上。全国的生育政策达到中央1982年11号文件规定的现行生育政策的要求上,大约走了10年的路程。[5]

1984年1月和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连续两次召开会议讨论计划生育工作和生育政策。这是计划生育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两次会议。会议特别强调指出,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是一个奋斗目标,我们要努力实现这个目标,但是我国的生育政策,一定要建立在合情合理、群众拥护、干部好做工作的基础上。党的政策不能脱离实际。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仍是一个历史阶段的政策,今后,随着我国经济、文化水平等方面的提高,还可以进一步加以完善。4月13日,根据这次会议形成的有名的中发〔1984〕7号文件按照中央书记处办公会议的提法第一次明确使用“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的表述方式。为了防止再次出现对“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要求生二胎的”产生误解,7号文件下达后,中央书记处又给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一个内部通知,再次强调:“我们关于计划生育的实质,就是要逐步做到,除城市、城市郊区外,在大部分农村地区,要逐步做到允许第一胎生女孩的再生第二胎。这一点,只在实际工作中掌握,不公开宣传,并要有一个缓和渐变的过程。从长远看,如果能切实做到杜绝多胎,则允许生二胎并没有多大危险。……因此,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仍是一个历史阶段的政策。今后,随着我国经济、文化水平等方面的提高,还可以进一步完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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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农村改革的资料主要取自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

[2] 根据笔者保存的一份胡耀邦和赵紫阳手写的复印件。

[3] 以上两段文字内容主要来源于中办发[1982]2号文件。

[4] 在中办发1982年2号文件转发的《关于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中,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对这段话是这样说的:“对于中央文件中是否要写明‘只有一个女孩的夫妇可以再生一个’,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写明号,否则基层干部不好掌握;多数人为,中央政策要直接和群众见面,写明了会进一步助长重男轻女思想。我们同意后一种意见。各地农村生二胎的比例,本着从严掌握的精神,由各地根据具体情况安排,指示中就不写生二胎的比例数了。”自后中央以及个个省市地方的法规都统一按照引述文件中最后一句话的要求,不明确说明生育了一个女儿的农民可以在安排生育第2胎。但是,现行生育政策中最为关键性的一条经过文字上的这么一种处理,似乎中央还在“一胎化”上打转转。

[5]除了个别地方外,现行生育政策在全国得到明确地贯彻执行是1988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18次会议以后的几年。1988年3月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上,不少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收到材料反映最近几年人口回升,并把责任归结到刚刚卸任的前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王伟同志的头上,说他改变了一胎化的生育政策。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听取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计划生育工作汇报提纲》。会议指出,必须统一思想,认真执行计划生育工作的现行政策。会议重申和明确现行政策的内容,特别突出和明确其中“农村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包括独女户,要求生二胎的,经过批准可以间隔几年以后生第二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18次会议讨论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汇报提纲》,彭佩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第475-476页。这次会议后,新的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开始督促各省市区按照现行生育政策颁布和实施地方的计划生育法规。截至1990年年中,全国仅只剩下6个省市区还没有制定地方法规。8月31日,国务院第117次总理办公会议议定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向其余6个还没有制定法规的省市区打招呼,尽快制定和颁布计划生育法规。同前书,第477页。大约到1992年,全国才完成了以现行生育政策为基础的计划生育地方法规。

[6] 1982年现行生育政策产生后,仍然遇到不少地方党委政府和计划生育部门的抵制。一些坚持“一胎化”的人在这一时期也作了许多的抗争和努力,企图把生育政策再拉回去。包括中央书记处1982年到1984年连续召开的几次书记处会议和7号文件、以及1986年12月1日到5日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1988年3月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18次会议,整个80年代的计划生育工作可以说主要地表现了“一胎化”顽强地对抗现行生育政策和中央及希望把计划生育政策放宽松一些的地方党委政府冲破“一胎化”政策的束缚争取以现行生育政策为依据制定地方法规的博弈。由于文件和执行中使用“群众确有困难的”提法,绝大多数地方实际取消了现行生育政策中的“女儿户”内容。没有“女儿户”的政策,实际就是向“一胎化”的复归。所以,在这一时期,中央关于计划生育工作的许多会议和指示都是针对“一胎化”的。已经担任国务委员但是并不分管计划生育工作的宋健同志参加了1986年12月初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和1988年3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18次会议。

8 结束语

“一胎化”产生于1978年。

1976年10月,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为尽快扭转经济政治的严重困难局面,提出“尽快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抓纲治国,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的治国纲领。在这样的形势下,1977年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提出到1980年之前,把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每年降一个千分点,提前一年实现国家“五五”计划。1978年2月,华国锋在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确认了这一目标。同年6月,陈慕华作为新一届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主持会议研究华国锋代表国务院提出的这一国民经济计划目标。“一对夫妇最好生育一个最多两个”最初是作为保障提前一年完成到1980年结束的“五五”计划目标被提出来的。中央批准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会议的报告后,在贯彻中央批准的会议报告精神的过程中,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和陈慕华在1979年1月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上,又进一步要求全国各地制定政策奖励只生一个的夫妇,对生育两个和两个以上给予限制,使得“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政府意向转变成为“一胎化”生育政策。

1978年,这是一个特殊的历史年代。

8.1 上个世纪70年代中后期,我国经济发展到“崩溃的边沿”。其主要原因是计划经济体制已经无法继续运行下去,10多年的“文化大革命”更进一步激化和加速了社会各种矛盾。鉴于各种因素,当时人们把问题的症结集中到两个方面,一是“四人帮”和“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二是说新中国以后老百姓生的孩子太多。[1]

8.2 共和国虽然已经30岁了,但仍然是一个我们国家和民族都还不成熟的年代,还是一个头脑特别容易发热的时代。虽然没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那样的想法了,但思维并不比从前提高和进步了多少。[2]党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峰在政府工作报告里相信四川省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在1971-1978年之间的7、8年里竟会由29‰下降到6.1‰,宋健在做20、50、100年预测的时候也会“假定老人和儿童按令(龄)死亡率今后平均每年下降千分之一”。[3]

8.3 那个时代还处在典型的计划经济时代。国民经济计划具有崇高无上的权威。甚至于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仍然相信“事在人为”——只要你想,就可以做到。[4]似乎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解决任何问题,客观事物都要受政府制订的政策的制约,政府决定一切。脱离实际的、过高的指标不断被制造出来,然后就得用超常的和脱离实际的办法去实现它。生活在城市里拥有优厚生活条件的人们,把老百姓生孩子理解为一种人生可有可无的游戏,以为妇女生育率可以无止境地一降再降。高指标压得没办法,只有采取“一胎化”。

8.4 那还是个拍脑袋的时代,国家许多事务要由“长官意志”决定。不只是长官拍脑袋,而且在那个体制那个时代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往往也变得没脑袋。引用恩格斯的话说科学是宗教的婢女或列宁讲的几何公理触犯了人们的利益也会被修改,可能都会显得言过其实。但是,科学家和理论家们的使命就是为政治作论证作注释却是那个体制的要求和那个时代的事实。1958年某地方放卫星说亩产超过万斤粮,科学家依照太阳投放到大地的热量计算说那是可能做得到的。应该说70年代与50年代有所不同了,但由于经过20多年社会上更多的人懂得了要相信科学而使得许多事物因为增添了科学的光环却更具有了欺骗性。[5]

8.5 那是一个只有公权而没有私权的时代,国家公权可以随意进入属于个人权利的领域。那时只要从逻辑推理上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或者仅仅以革命的名义,就可以要求国民做这做那,即使给国民带来极大的伤害或牺牲,也毫不影响政府堂而皇之地长久施行。[6]

生育和生殖是人从大自然的永恒演变中获取的一种本能,是与生俱来的。生育权是人的生命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的生命权的一种自然延续,是和人的生命权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属于人的一种自然权利。自然权利具有神圣的不可剥夺性。它不接受人的立法的约束,不能通过人的立法来调节。恩格斯说:“在现代国家中,法不仅必须适应于总的经济状况,不仅必须是它的表现,而且还必须是不因内在矛盾而自己推翻自己的内部和谐一致的表现。”[7]人为地破坏这种内部和谐,即使政府强制制定一个干预自然权利的法律,也无法使其贯彻执行。相反,不仅丧失法应有的严肃和权威,而且必然地导致社会不和谐。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国家法律制度如此健全,却压根没有一个我们意义上的生育政策和生育法的根本原因。[8]

“一胎化”生育政策的产生和实施属于典型的公权进入和侵犯私权。一个国家,如果政府连公民的生育都可以干预、规制和决定,那它就再也没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做的了。所以,牵走耕牛,扒去住房,拿走生活和生产资料,集体押送施行节育手术,在不具备条件的环境中实施节育术手术、成批量地实施节育术,以及即使身体生理不适合做但也被强制实施节育和人工流产,等等,不一而举的事情都曾大量地发生。这不仅属于“一胎化”生育政策的自然产物,而且是政府以政策和法律直接规制、干预和决定本来应该由国民个人决定的生育行为的必然结果。一个建立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的法治国家,只要政府的公权可以擅自进入公民的自然权利所应该决定的领域,就不可避免地和程度不同地出现上述与社会整体制度规范所不容许出现的社会现象。

90年代以来类似那些在80年代曾经频繁发生的现象似乎在减少,并不表明生育政策的合理和已经被国民接受。第一,长期以来,来百姓已经知道对于基层干部在计划生育方面的不当作法,政府部门一般地都会予以维护和包庇,只好采取忍耐的态度,冲突自然减少了许多。但矛盾并没有解决,民众的这种情绪也不宜累积过多。第二,由于计划生育政策不合理,超生现象的普遍与严重,已经达到整个国家长期以来得不到比较接近实际的人口数,也表现了国民对于生育政策的普遍不认可。连续2、30年的“一胎化”和现行生育政策的作用下,我国广大农村的基层组织形成了一套对抗和应付政府考核生育指标的人口统计体制和机制。[9]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通过调查和对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的分析中发现基层干部以瞒报漏报的方式对付不合理的计划生育政策后,我由衷地感到兴奋和高兴。[10]但是,在做研究时又因没有可以信赖的数据,又常常难按涌现心头的苦涩。第三,虽然说人口统计和普查都存在大量的漏报,也还是能说明人口政策对于人口控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如果按照“一胎化”和现行生育政策给与的生育水平计算,到2000年我国的总人口无论如何也不会超过11.0亿,但是,按照普查公报达到了12.6亿,至少多出了1.6亿。[11]

所以,像80年代那样违法乱纪的现象减少了,是由于基层干部在实践中发现这样的生育政策是无法认真的,所以不像那时那么认真执行政策和法律了。绝大多数违犯政策生育的人,也只需要交纳罚款就能够实现其生育的意愿。长期以来,我国计划生育领域中这一十分普遍的现象也都表明基层干部与群众在合力在抵制现行生育政策。主要发生在我国农村的违犯生育政策出生的人口说明,数亿农民在通过自己的生育行为表达了对“一胎化”和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抵制和抛弃。[12]

8.6 “一胎化”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由于宋健等人后来的飞升,许多国民以为“一胎化”首先是由他们研究提出和论证的。资料已经表明,1980年2月13日的所谓“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进行研究”,是对国民的一种欺骗。因为,同一个成果在13天以前发表时的署名仅仅是几位搞数学研究的人员,文章也明确地说这是“从自然科学的基本理论出发,应用控制论方法……对我国人口发展问题作了理论研究和数值分析……”。只有13天,新华社的稿件就变成了“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进行研究”了。

从时间上讲,“一胎化”生育政策的产生也与宋健的那个“百年预测”没有什么联系。一对夫妇只准许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最早可以推溯到1978年6月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会议以及9月份给中央的会议纪要,1979年1月召开的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要求各地对“只生育一个”给予表扬;“对于生第二胎和二胎以上的,应从经济上加以必要的限制”,标志着“一胎化”和现在意义上的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产生。因为在此之前,我们国家还没有强制性的生育政策。所以,当1980年2月宋健等人浮出水面时,“一胎化”的生育政策如同已经离开弓弦的箭、出膛的子弹,早已实行了。

即使退一万步讲,“一胎化”是经过宋健计算的,也不能叫科学。控制论和系统工程不过是提供了一种人口测算的方法,但不是一种如此测算就可以保证人们进入天堂过上幸福生活的必至法门。更何况,这些人还真缺乏一个科学家应该具备的严肃和真实的品格。[13]1979年2、3月份刘铮预测使用的是手摇计算器,7、8月份我在预测时使用微型计算器;宋健则使用当时的大型电子计算机。都只是学科和方法上的不同,并不能改变人口问题的本质。人口问题是一种社会问题,其增殖也罢减少也罢,都不是经过某种计算然后国民的生育行为就可以跟上走。用控制论和系统工程方法预测人口,是上个世纪40年代后期由美国的科学技术人员从为战争服务岗位转移到社会科学领域推动的。当宋健1978年惊喜地发现这一事实的时候,这一学科的预测方法已经相当成熟乐。但是,发达国家的人口问题也很多。欧洲国家的大多数政府就为人口老化和本民族的妇女不愿意生孩子而发愁。法国和德国的民族主义者也都忧心忡忡,因为这么低的生育率,用不了一个世纪他们的民族就要消亡。更多的经济学家、制造商、营销商、银行业和其他金融业的巨头们以及所有的希望增加收入的人都在抱怨由于新出生的婴儿太少,导致市场消费不足,生产不景气,经济低迷、增长速度缓慢。宋健怎么不去问一问他的老师们,搞控制论玩电子计算机半个多世纪,何以愚蠢到没有想起给他们的政府出主意强制老百姓必须生育3个、4个,甚至于更多的孩子?

8.7 “一胎化”也不是什么12亿人口目标的要求。第一,2000年把我国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的说法,最早见于1980年2月2日陈慕华在婚姻、家庭、计划生育新风尚座谈会上的讲话,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将其规范化提出则是9月7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的工作报告。而在此之前,已经产生了“一胎化”。第二,包括宋健在内的许多人用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预测,如果实行“一胎化”,2000年大陆总人口仅为10.6亿,如果确定12亿的目标,完全可以允许农民生育2个孩子。[14]第三,直到现在我们也没有发现提出12亿的结论是由什么样的研究论证得出的,与“一胎化”的生育政策究竟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善良的人呀,它其实也是一个拍脑袋的数字。第四,我国的实践和现实表明,2000年我们没有实现12亿,而是接近13亿,但是,13亿人口的国民生活和国家经济水平比以前都要好得多。社会经济现象是很复杂的,人类远远没有达到可以认识并且把它简单归结为数字学的程度。所以,不惜牺牲国民的现实幸福去追求实现将来某个数字的作法,无论这个数字来源于政府或者什么研究人员的所谓研究,其实都是极为荒谬的。

8.8 在中央和国务院的所有文件以及正规的场合都没有“一胎化”的提法,也许反映了中央高层意识到在一个国家推行“一胎化”生育政策的非理性。

8.9 1978年标志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所以,处于转折时期的社会经济问题会层出不穷,各种社会和文化现象也会绚丽多彩。同时,那些推动改革和历史发展的政治家和各个领域的优秀分子在这个时期所进行的伟大创造曾给历史增添了无限的光彩。同时,比起那些精英们的才气和抱负、机遇和挑战,辉煌和遗憾,遗留和未竟的事业可能要更多。特别是历史常常像一个不成熟的孩子一样作弄人,当那些推动历史发展的领袖们准备着手解决那些本来并不算很困难的问题时却遇到了相同营垒的强力反对,竟令多少英雄人物扼腕长叹和悔恨终生![15]

8.10 “现行生育政策”是当时中央为纠正“一胎化”征求地方党委意见时提供的必须二选其一的两个方案之一,并且是由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和各个省市自治区党委选择相对严格、偏紧的一种方案。从现行生育政策形成的过程可以感受到,中央推出这一政策属于不得已而为之,是对已经实行的“一胎化”生育政策的一定程度的妥协和校正,是一个历史阶段的政策。但是,到了我们这一代,那个产生于特殊背景下的“历史阶段的政策”却被固定下来,变成一种不敢触动的东西。并且,更有甚者,还似乎成了一些人需要千方百计予以捍卫和守候的传家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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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当时经济困难的原因当然是计划经济体制的结果,否则,无法既说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都由于经济困乏和短缺相继走上改革之路,也不能解释我国已经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为何仍要实行由计划体制转向市场经济的改革。这方面的人士可以参考我的“卫生体制改革与市场经济”系列文章中《市场经济是一种不可抗拒的生产方式》、《实行市场经济不过江河奔大海》等。

[2] 也许把人们对科学的认识和宗教的态度做一些比较是恰当的,因为,毫无疑问,宗教在人类历史的某一个阶段上,社会也曾普遍地是把其当作科学顶礼膜拜的。完全的无知并不会产生宗教。分析宗教迷信和宗教的狂热,恰恰都是建立在民众对于宗教教义和教条的某种一知半解的认识基础之上。回顾中国国民在上个世纪50年代和1980年前后对科学的认识的区别,就在于50年代国民普遍地还处于一种相对无知的状态,所以出现亩产万斤以上稻谷、番茄嫁接在马铃薯上等现在看来十分荒唐的事情。有一个真实的故事。1958年夏天的一个下午,聂荣臻带着于光远去中南海给毛主席汇报科学大跃进的情况。在中央主管和联系科学工作的于光远向毛主席讲述了山东省委上报的科学成果,把幼小的苹果摘下来插在南瓜上共同生长并都“长得特别大”。《于光远自述》,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112-113页。经过新中国国民2、30年的文化普及和教育,到1980年已经没有于光远叙述的那一类事情了,可对于科学文化的一知半解的了解,恰恰成就了这个阶段上国民对于许多科学新名词新概念的迷信和崇拜。

[3] 宋健于景元李广元:《关于我国人口发展问题的定量研究报告》,《世界经济调研》1980年1月31日第5期(总第77期);《宋健科学论文选集》,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541页。

[4] 田雪原,中国社会科学院1979年《未定稿》。

[5] 关于科学研究和社会经济体制的关系,可以看我在个人网站或搜狐博客上的另外一篇文章《当科学研究作为一种职业不再神圣的时候》。

[6] 一个文明的社会,稳定的社会,一个和谐和可以持续发展的社会,必定是一个法制健全和国民可以安居乐业的社会。这个社会必须设置一条底线,这就是每个人都应拥有的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或未来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社会正义否认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外一些人的利益,既不承认许多人享受的较大利益能够补偿强加于另一些人的牺牲,也不支持以未来的名义而强制和侵犯另一部分人的现在的权益。为了维护社会正义,国家必须划分严格而清晰的界线,厘清国家公权和公民私权各自不同的领域,时刻警惕公权侵犯私权,坚决不能让公权跨越属于公民个人私权的领域。

[7]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488页。着重号是原文就有的。

[8] 现代国家法既是适应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产生的,又是她的保障。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不仅限于可以不断地为社会创造出可供人享受的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而且更重要地体现在给人们提供了更多更方便的自主选择的机会。一个人只要自己不愿意,即使上帝也无权送他进天堂。如果社会发明了一个好的东西政府就制定法律强制人们必须接受它,那么,首先那些具有发明创造才干的人就该下地狱!

我国计划生育法的产生除了上面我所指出的立法机构的人员构成方面的偶然性以外,也典型地表现了中国式的聪明和狡黠。节制生育是一种符合人性的生活方式。即使如此,人们是否选择、何时选择以及如何选择,那都完全属于每一个现代人自己的事情。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政府的政府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也仅仅限于似是而非地或明或暗地意向和提倡,那些明确支持节制生育的国家的政府也主要从事一些宣传和倡导,个别旗帜鲜明的国家最多也是依靠半官方的组织为那些自愿选择节育行为的公民提供一些方便和服务。但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国政府的计划生育部门一下子把自己的主要工作职能定位在管理所有的国民一生都别无选择地必须实行节制生育的生活方式和要求每一个国民只许可生育一个或者两个孩子。这必然地就把计划生育管理系统置身于一种始终被动和艰难的工作状态中。为了摆脱和扭转被动的工作局面,计划生育部门除了寻求“红头文件”的支持和要求“各级党委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以外,还希望这一工作具有充分的法律地位。也许,还有包括当时的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的国民通过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而来的法制观念的觉醒的因素在内,总之,从1980年前后伴随我国法制建设的发展与完善,计划生育部门也一直在努力寻求得到一个国家生育法。但是,由于在生育领域立法明显地破坏了渊源于罗马法以来的现代国家法所要求的“内部和谐一致”性原则,计划生育法一直受到立法部门的本能的抵制。在长达20多年的交涉过程中,可能是因为立法部门法理知识方面的脆弱,立法的分歧和障碍似乎集中在允许国民生育的数量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计划生育法》最终采取回避直接规定和授权地方制定法规的方式,获得了通过。但是,法理上的矛盾不过是实践的重大冲突的反映。它是不能通过这一类的聪明和智慧得以消除的。节制生育是一种符合人性的生活方式,可以促进愈来愈多的家庭生活幸福。只是有一条原则必须遵循,即它是每一个公民的自愿选择,不能由政府强制必须实行。在现代国家法的体系中放置一个对国民生育问题规制的法极大地破坏了法的内部和谐一致性。我国国家生育法中固然没有具体规定国民生育的数量,但地方法规中的具体规定照样破坏了法的体系的内部和谐和给仍旧给实践带来普遍的冲突,计划生育部门也没有因此减少与群众对立的程度或者由此改变了工作的难度。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愈益深入广泛地走向世界,更多地引入和通过与市场规则相适应的法律法规,以及不可逆转的改革使得我们距离市场经济制度愈是接近,国家计划生育法与整个法的体系就愈是显得不和谐。所以,从现代国家法的体系中把生育法剔除出去以保持“自己的内部和谐一致”,是它被通过的那天起就已经注定了的事情。

[9] 关于我国人口瞒报漏报问题的根源,请见我在《20世纪末我国大陆人口总量和妇女生育率水平研究》一文中对我国人口统计体制、人口统计机制概念的提出和阐述。《生产力研究》2003年第5期,2003年自印本《我国生育政策研究》。

[10] 我曾经记述了当时的这一状况:“从1985年开始,由于从第三次人口普查为开端的人口统计和人口调查数据相继增多,使我真正了解了人口规律的客观性和铁一般的事实。此前几年,虽然不少的地区花费了很大的精力,但任何地方都没有实现持‘一胎化’观点的同志所希望出现的局面,80年代初曾经让某些人兴奋了一阵子的计划生育统计数字,都是基层干部用以对付我们官僚主义工作方法的结果。毫无疑问,农村妇女们以其偶然性的生育显示了我们现阶段人口过程的必然性。农民群众以其纯朴的行动再次教育了我,并引导我深入实际,接受实践的教育,向实践学习。人口学界的同志可以感觉出来,我在这一个时期的文章不仅和农村生活贴得很近,而且从情绪上来说都不那么急躁了。”拙著《生育高峰期的探索》,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4年,第2页。1987年12月10日,我在致徐雪寒先生的信中说:“这是我们农民和同情农民的基层干部对付强迫命令和官僚主义的绝好办法,也是只有我国一定时期内才会出现的特有现象。”载拙著《中国人口问题的“热点”》,中国经济社会出版社1988年,第317页。

[11] 历史和实践当然要比这几个数字丰富多采。上个世纪不少的地方是以政策和指标双重标准从严管理的,所以,实际上的“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出生的人数要比“政策生育率”预测的总人口和2000年年底的总人口之间的差额要大得多。还有,您也别以为我国农村妇女为了“多”生育这1、2亿的人口有那么的容易。对于每个超生的孩子,我们的基层干部和计划生育干部实际都曾经做了大量的、艰苦的,甚至于艰难的工作。一般来说,一个农村妇女在没有指标或者违反政策怀孕后,都会有干部上门去做工作,苦口婆心地动员其流产。许多情况下都是经过五次三番的“说服”、教育之后,才会跟上干部去做流产。在这1、2亿左右的超过政策许可范围出生的孩子中,有不少都是经过几次流产后,实在不知是什么原因和在什么情况下才出生的。这是1亿多2亿不服从管理和违反政策出生的人口啊!恩格斯说:“被断定为必然的东西,是由纯粹的偶然性构成的,而所谓偶然的东西,是一种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40页。必然是通过偶然为其开辟道路的。这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可它也是经过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充分肯定了的原理。除非您根本就没有听说过,或者虽然听说了但是并不相信这个道理,仍然要认为那是属于老百姓盲目生育的,是本来可以不生的。但是,我相信它。所以,从上个世纪70年末以来超过政策许可出生的2亿左右和政策许可出生的2亿左右人口一样,都是客观规律作用的结果,都是天经地义般地合理,只是我们的政策不合理。

2亿左右的人口超过政策的允许而出生,您说说看,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是很大很大,还是很小很小,或者是得不偿失?如果说作用很大,还多出生了2亿。如果没有它,即使说中国的妇女生育率强,她还能多生育到哪里去?20多年来一直有个说法,即管理这么严,还生育这么多,如果没有政策限制,更将放任自流。事实是这样吗?上个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的大约10年里,基本上还没有形成后来的这种强制,我国妇女生育水平由接近6个降低到不足3个。如果根据国家计划生育委员的资料,1980年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2.24,现在是1.8。也就是说,实行“一胎化”和现行生育政策以来的近30年里,下降了0.5。这就是我们长期以来把各级党委政府都拉扯上不计物质和精力的投入奋斗的结果?我怎么就看见一个人拿着长矛在向风车作战?
有一种观点,似乎说我们是发展中国家,需要强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的数据却证明了相反的道理。1979年,中国的妇女总和生育率2.8,印度的克拉拉邦3.0,泰米尔纳都邦3.5。到1991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下降到2.0, 克拉拉邦1.8, 泰米尔纳都邦2.2。90年代中期,中国的生育率1.9, 克拉拉邦1.7。印度的这两个邦都是在“没有任何政府强制的情况下取得的”。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21、220页。虽然阿马蒂亚·森是用印度的两个邦和一个大国比较,但是,第一,克拉拉邦可不是一个小省份,这是一个有2900万人口的大邦。第二,一个省作为一个国家的一部分,其生育率可以自发地迅速下降,更足以证明不要国家的强制也做得到。

[12] 自从实行“一胎化”和现行生育政策以来,我们国家每年平均生育2000万左右,其中超过1000万的孩子属于违犯国家政策和法律出生的。这样的政策还配叫政策,这样的法律还可以继续称其为法律!同样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出生的人口,却人为地划分为合法和违法,在这些应该出生的人出生之前设置障碍阻挡其出生,出生之后又连续许多年给予经济处罚。中央提出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小康生活水平和建设和谐社会,这些做法却都是与党的要求相违背的。

[13] 宋健以及他们那个“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研究”的许多文章观点并不是他们计算结果应该得出的结论,比如关于“一胎化”和人口老化的关系、和12亿人口目标的关系,都属于指鹿为马式的宣传和论述。他们这样做显然是故意误导和欺骗。比如1980年2月13日轰动世人的新华社记者的报道、3月7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宋健田雪原等四人的《关于我国人口发展目标问题》和3月18日田雪原《关于人口“老龄化”问题》等文章中回答“一胎化”的结果会不会出现人口老化、被抚养人口增多等问题时说:“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另作探讨。不过预测结果告诉我们:就是真的完全实现第五种方案(一胎化),在本世纪内我们不可能碰到这些问题,在21世纪头20年的时间里,这个问题也不严重。”

我曾经将其视为学风不正的问题予以批驳:“我这里主要是说学风问题,而不是说研究水平问题、研究方法问题。这些总会有差异,无可非议。但学风却不是这样。过去我们学术界在给国家汇报自己的研究成果的时候,存在一种不讲实话,投其所好,有意隐瞒的现象。比如,1980年春天有一个所谓社会科学工作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合作的研究成果,这些同志在公布自己的成果时,仅仅公布2027年之前的一些有关人口老化的数据。我们知道,老化指数是用65和65岁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来表示的。2027年前的人口老化状况反映了1963年之前出生的并在各年中存活人口的比例。但我国人口群猛烈增长并不是1962年之前,而是从1962年起到70年代后期。这10多年里,每年出生人口平均2500万。这样,测算了100年的人口发展,而只公布老化最严重之前的状况,就等于对领导人说该种方案有利无弊,给人以假象。比如,我们在对人口老化同生育水平的关系问题的分析时,总是用2000年前的老化和劳动力资源状况搪塞,从而说明现行生育政策的正确性。这对于没有人口学素养的人来说是有情可原的。但对人口学研究人员来讲,是不可饶恕的。因为研究老化和人口生育状况的关系就是为了揭示已经老化的人口生育年龄时所取的生育水平。所以,你不能用现在的老化程度来说明现在的生育政策。因为‘2000年前的老化并不严重’,正是50年代到70年代近30年高出生率的结果,现在要讨论2000年前的生育政策,就需要考察、分析2000年前生育的一代人到他停止生育达到老年年龄时的社会状况。所以,用2000年前老化状况证明2000年前生育政策的人口学家,是采取了一种极不严肃的论证方法。”《有关学风的两个问题》,拙著《中国人口问题的“热点”》,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8年,第168-169页。

宋健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1964—197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共出生了约3.5亿个孩子……‘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其他问题,都可以在几年内解决,惟独这‘敞开生育’留下的3.5亿孩子的问题需要几代人(50-70年)的努力,才能解决。”宋健等《关于我国人口发展问题的定量研究报告》,《世界经济调研》第5期,1980年1月31日。说明宋健也懂得人口问题形成后,不是一下子可以解决的道理。但是,他们只是宣传实行30-40年的“一胎化”老化都不严重,却有意隐瞒中国进入连发达国家也不会有的老龄化程度时的计算结果。这不是误导和欺骗,又能是什么?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读我于1980年3-5月写就的刊载在拙著《论我国人口发展战略》(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中批判、反驳与揭露其不道德伎俩的几篇文章《也谈我国人口发展目标》(1980年3月)、《论人口目标对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影响》(1980年4月)、《关于我国人口老化的几个问题》(1980年5月),《中国人口问题的“热点”》(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8年)中的《关于我国人口发展战略及其有关问题》(1987年11月)、《对宋健于景元人口测算的述评》(1987年11月)和《我们的分歧所在:<中国人口问题的“热点”>作者自序》(1988年2月)等文章。或者,请读我的个人网站上有关学风栏目中摘录的几篇文章。

[14] 我曾经在1985年10月21日全国第四次人口科学讨论会的大会发言中讲过:“几年来,我们在要争取的目标和制定指标的关系问题上,犯了一个方向性的错误。从1980年以来,我们就提出了12亿的人口战略目标。这本来是平均每个妇女生二个孩子就可以达到的,但我们却提出了一个只准生一个的政策。只准生一个是10.5亿,这不成了要向12亿的目标迈进,却让10亿人口沿着通往10.5亿的道路上奔跑吗?因为只准生一个是人类历史上任何较小的民族,包括逐渐灭亡和被淘汰的民族都没有过的生育水平,所以拿出来让我们这个10亿人口和众多民族的国家来实践,就成了根本无法实现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这几年是在把10亿人口赶到一条根本没有希望走到尽头的胡同里,或者说是在领导10亿人去打一场注定打不赢的战争。”《论改变生育政策》,拙著《中国人口问题的“热点”》,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8年,第164页。

[15] “一胎化”提出后也得到了中央的认可,甚至于后来把计划生育提到“基本国策”的高度,但它与党务和经济工作比较,却一直属于部门性的工作。这可能是“洋跃进”之类的问题能够及时地得到纠正,而试图改变同一背景下产生的“一胎化”的领袖们在遇到了反对和抵制后就即刻妥协而作罢的原因。

Apr 24

(最近写得有点懈怠。一个重要原因是,看到“西西河”网站相关讨论进展得不错。这个网站的讨论一向贴近中国的现实问题,其水平个人觉得不算差吧。最近看了一下,相比于一年多之前,反对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意见甚至是占了上风,人数也多了几位。这说明认识到计划生育弊病的人,已经不局限于最先站出来的几位反计人士和他们的圈子,所以心情觉得轻松了一下。不过,该写的还得往下写。)

前面几篇提到了总和生育率问题,核心就是计生委多年不变地把这个数字修改到1.8。而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2005年计生委抽样调查和统计局抽样调查的反推,都表明,在200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远远低于1.5。

另外,宋健提出“人口控制论”的时候,认为中国的更替水平生育率是2.14(发达国家是2.1)。但是近年无论是计生委的人口专家,还是易富贤,都提到这个数字在中国应该是2.3。所以,中国的生育率早已远远低于更替水平。

伴随“总和生育率”数字的争议(实际是计生委搅混水),另一个问题就是每年出生人口数目。这个数字可以在统计局网站上查到(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不支持firefox),近年的情况是:

2000年 1778万人
2001年 1708万人
2002年 1652万人
2003年 1604万人
2004年 1596万人
2005年 1617万人
2006年 1584万人
2007年 1594万人
2008年 1608万人

但是,与“总和生育率”的修改相类似,上述数据也是大大拔高了的数字。按照第五次人口普查,2000年生育率只有1.22,出生人口1379万(http://www.cpirc.org.cn/tjsj/tjsj_cy_detail.asp?id=564),与统计公报数字(1778万人)相距甚远。而按照《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2007年0-4岁人口数占总人口比重为5.05%。以全国人口总数132129万人计(这也应当是被计生委夸大了的数字),2003-2007年五年间平均每年出生人口为132129万×5.05%/5=1335万人,与上述人口普查数字连续而相符,大大低于统计局公布的数字。

另外据易富贤介绍,按照2001、2002、2003年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当时0-4岁人口分别为6938、6581、6413万(这个原始数据我查不到),也就是说2001、2002、2003年大致每年分别出生1388、1316、1283万人,也远远低于上述统计公布的数字。

所以,现在每年新生人口数目是多少?同样有两套数据,一个是统计局公布的、按照计生委认可的1.8生育率修正了的1600万左右(同一大堆别的数字又不符合),另一个是按照历年统计的原始数据得到的、互相符合的1300万人左右。

【补充:根据2004-2008年统计年鉴,按照抽样调查的新出生人口除以抽样比,2003年到2007年这五年的新生人口分别是
1357、1392、1215、1269、1352万人。】

即使按照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折中的看法认为,人口政策也到了该放宽的时候了。而统计局公布的每年新生人口数字又是比实际情况高估了20-30%,相应地,也就大大高估了人口高峰时的人口数目、达到高峰的时间,低估了老龄化的压力以及总人口和年轻人口迅速递减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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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小学人数虚报问题

教育部统计公布历年的小学入学人数,这个人数也被人用来与新生人数相对比。由于入学年龄是7岁,所以,理论上每年入学人数反映的是七年前的新生人口。例如,1999年的入学人口是2030万人,对应的是1992年出生人口;但是2000年人口普查的结果是,1992年只出生1875万人。前者是后者的108%。这种差距曾被计生委作为普查发生漏报、把生育率修改为1.8的依据。

易富贤的“中国现在到底有多少人?”曾对这一问题进行过考证,他的解释是,由于有留级等现象,毛入学率(小学在校学生总数÷小学校内外学龄人口)往往大于100%;“地区越发达,小学毛入学率就越接近100%,但是北京市朝阳区2000年都还是123.6%”,因此全国小学毛入学率在120%。

不过,近年这个差值变得更大。例如,2000年人口普查的结果是,2000年出生1379万人,但是7年之后的入学人数却是1736万人,后者为前者的126%;即使除上那个120%,反映的2000年新生人口仍然有1447万,高于上述1379万。那么,这种差距是不是意味着出生时候的瞒报?不全是,因为还有更大一个来源:小学虚报入学人数。

“联合国千年目标全球行动”提到(http://www.un.org/chinese/millenniumgoals/unsystem/indicator6.htm),

  由于种种原因,入学人数有可能虚报。调查数据不一定能反映出学年实际的就学率或辍学率。行政官员可有能超报入学数字,在这样做能获得财政奖励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行政官员还可能会把复读的儿童错列入净入学人数中。

而在网上搜索“虚报学生人数”,可以发现,这一现象确实非常普遍。揭露出来的案例居然有从55人虚报到227人的。从这样的统计数字来推断出生人数,只能是一笔糊涂账。

所以,教育部公布的历年小学入学数目,很难反映出七年之前出生人数的多少;至多是,能从公布的在校学生人数的减少以及学校的合并的数字,看出历年出生人口下降的趋势。

Apr 15

【原文见科技日报

软科学经典案例:“只生一个好”是怎么提出来的

  本报记者房琳琳

  说起人口控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计划生育”。20多年来,“只生一个好”这句口号己深入全国广大城乡。

  那么,为什么把生育指标确定为“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这一决策的理论和科学依据何在?它的实施情况和效果又如何呢?

  本报记者采访了原国家科委“人口控制与对策”研究小组的主要成员孔德涌,探知那段鲜为人知却意义非凡的历史。

  运用数学模型发现“妇女总和生育率”

  对中国的人口发展研究影响最大的,当数原国家科委主任宋健。

  上世纪70年代末,时任国家航天工业部副部长的宋健,开始关注中国人口控制的问题。他和同事于景元在世界上首次应用控制理论来探索人口控制问题,共同设计建立了一个数学模型,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寻找中国人口控制问题的“关键”。

  经过无数的日日夜夜,他们最终发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参量———妇女总和生育率。它的含义用日常的语言来表达,即一个妇女一辈子生育孩子的数目。同时,他们又用略普诺夫稳定性理论,计算出这参量的临界值为2.14。

  这就意味着,如果平均每对夫妇只生2.14个孩子,使出生率和死亡率达到相对平衡,中国人口总量将保持不变。但是如果超过2.14,则人口永远只是增加,不会减少,如果小于2.14,则人口会逐渐下降。

  所以,2.14成了维持人口系统稳定的关键数字。

  为啥一开始就要求“一个娃”

  有人不禁要问,2.14这个临界值,不就说明每对夫妇平均可以生两个小孩儿嘛?怎么计划生育政策从一开始就要求“一个孩儿”呢?

  孔德涌回忆,当时的实际妇女总和生育率,已经远远超过了2.14。此外,在广大农村,因为观念问题,计划生育工作很难一步到位。所以,直接实施“一个孩子”的标准,就成了非常现实的要求。

  1982年2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将“计划生育”定为基本国策,并设定了到20世纪末把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这个硬目标。

  在全党全国人民的努力下,妇女总和生育率从1982年的2.86,降到1983年的2.42,1984年的2.35和1985年的2.20。

  “马孔于”学派与主流舆论

  2000年已经过去,1982年提出的“控制在12亿以内”的目标却没有实现。“人口控制”又经历了怎样的一个历史过程呢?

  记者从一张泛黄的、出版日期为1990年1月8日的《科技日报》上看到这样一段文字———“如果这个政策能坚定、严格、顺利地执行下去,预期完全可以实现规定的目标。可是从1984年下半年起……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不断改变,总和生育率回升为1987年的2.59……新的恶化形势为国内外所焦心……”作者是“国家科委《人口控制与对策》研究小组”。

  这个小组成立之时,恰逢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开始之际,“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催生了“软科学”的成长和发育。

  人口控制又到了一个重要关口,原国家科委组织以马宾、孔德涌、于景元为核心成员的课题组,对此进行深入地研究。结论是,上面政策若开小口,下面实际情况就是决口,必须回归“一对夫妇一个孩儿”的计划生育政策。

  由于他们的学术观点是主张继续严控,国际学术界就把他们称为“马孔于”学派。

  人口发展的形势使他们忧心忡忡,为了使人口控制政策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让全国人大代表们了解这一情况的严重性,1986年、1987年和1988年,在这三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际,“马孔于”通过各种渠道把自己的研究报告带到会场。

  鲜明的观点通过一份份报告传递给了与会代表,很快形成主流舆论,计划生育政策再次得以严格施行。

  二十年少生了3亿人口

  1981年,宋健、于景元等人口学家根据中国大地资源、环境等条件,算出“中国适度人口应不超过7亿”的结论,并把7亿作为中国人口发展的最终目标。

  他们还根据最优控制理论设计了中国人口控制的优化方案。在经过一段严格控制时期后,选择适当时机,例如在2020年,可以适度放松人口控制,最终,约在2070年左右,人口总数可降到7亿人左右。

  这一目标是根据当时的数据计算出来的,但是,人口系统涉及的因素很多,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环境条件以及人们观念的变化,一些因素也会随着时间而变,其目标也应适当调整。

  孔德涌认为:“人口控制在中国虽有坎坷,也带来一些副作用,但这些与其明显的积极效果是无法相比的。它使我国少生了3亿人口,使我们今天绝大多数人有幸享受到‘小康’生活。否则,新增的3亿人口将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

  1987年,该理论获国际数学建模学会最高奖———艾尔伯特·因斯坦奖;在国内,也被评为当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课题研究者坚持真理、积极用科学服务于决策的研究风格,在软科学历史上也留下了一段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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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健:从现代科学看人口问题(原载1980年10月3日《光明日报》)

全文

我们绝不应该保持前两年每个育龄妇女平均生2.3个孩子的生育水平,而使100年后人口超过20亿,让子孙后代在每人5分耕地上去安排他们的生活。尽快地把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下来,降到零或接近于零的水平,这是我们对子孙后代应负的历史性责任,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前途的战略性任务。对当前我国人口状态的分析和今后发展趋势的预测表明,为使我国人口将来不再有大幅度增长,应该在今后30到40年的时期内大力提倡每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这是为了克服从60年代到70年代人口激增所造成的后果不得不采取的紧急措施,是为了纠正我们过去在人口政策上所出现的错误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根据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权衡利弊而作出的最优选择。如果我们不从现在开始就大力控制人口增长,刹住人口激增的势头,几十年后我们将面临更多更严重的社会问题,给四个现代化带来更多更大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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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只生一个好”的由来

  宋健和他的同事用数学模型模拟人口演算得出每对夫妇只能生一个的结论

  1980年,新华社公布了三人联合发布的《中国百年人口预测报告》。宋健计算出,如果今后平均每位妇女生两个孩子,到2050年中国人口达到 15亿后,才能停止增长。消息发表后,很多人纷纷来信询问。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震还专门约见宋健,询问是否有办法把中国的人口控制在4亿左右。那就好了。

  用数学模型模拟人口演变,很快就成为人口学中的主流。继续这套思路,宋健和他的同事于景元一起,完成了人口控制中一个关键定理的证明,即对每一个国家和民族,存在一个双向极限总和生育率,即平均每个妇女的生育数,超过这个极限,人口将无穷地增长下去,反之,低于此极限值时,人口将逐步下降。他计算出中国80年代初的限值是2.16.

  这一结果公布后,不少数学家和控制论科学家按此方法扩展研究,逐步形成了人口控制论这个学科。这个成果获得了1987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并同时获得了国际数学建模学会最高奖———艾伯特·爱因斯坦奖。

  除了马寅初,宋健也许是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最大的科学家。正是他主导了工程控制论应用于人口控制论,赋予人口控制以科学论证的严肃性。

  如果按照这个研究成果,一对夫妇应该可以生2个孩子,似乎离现行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还有距离。

  事实上,最早的生育控制是从地方城市开始。60年代初,天津,上海,广东等城市地区率先提出了自己的节育措施。从1970年开始,中国小心翼翼实施计划生育。1973年12月,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汇报会上,提出计划生育要实行“晚、稀、少”。“晚”是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才结婚:“稀”指两胎要间隔4年左右:“少”是指只生两个孩子。此后在各地的宣传中出现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口号。

  70年代,妇女生育率逐年下降,从1973年的4.54快速下降到1976年的3.27,直到1980年,已经下降到2.24——几乎已经接近宋健提出的生育临界值2.16.

  但中国人口基数实在是太大了。1980年,宋健在光明日报撰文说:“我们绝不应该保持前两年每个育龄妇女平均生2.3个孩子的生育水平。为使我国人口将来不再有大幅度增长,应该在今后30到40年内大力提倡每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

  1981年,宋健又从食品和淡水角度估算了百年后中国适度人口数量,结果表明,如果生育2个孩子,中华民族将一直处于不良式供应状态。如果在 100年左右时间内,中国人的饮食水平要达到美国和法国目前水平,中国理想人口数量应在6.8亿以下。而且,中国的水资源最多也只能养育6.5亿人。同年,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田雪原等也得出中国最适人口应该在7亿以内的结论。

Apr 14

前几天美联社报道了浙江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和英国的某个机构对2005年中国统计局的人口抽样调查的一份分析结果。其中提到,当年的新生人口性别比是119:100,其中河南、江西两省高达140:100。

其实这个抽样调查的结果早已被认可研究者收入分析过很多遍了,已经不再算什么新闻。但是这两个省140:100的出生性别比,没见其他地方报导过。需要思考的是,原因是什么?文中提到,一位未参加研究的美国社会学教授的猜测是,性别选择流产确实是一个原因,但是也有其他因素,比如瞒报女孩,遗弃,甚至杀婴。

其中瞒报女孩这一点,涉及到对总和生育率的计算。所以,看了这条新闻后,做了这样的计算:

首先算一下“缺失”女婴的比例。

按照105:100的正常比例,140名男婴应该对应133名女婴。

所以,240名新生儿中,缺失33名女婴。

假设全部是漏报,那么新生人口漏报的与登记的比例是33/240=13.75%。

也就是说,假设调查的总和生育率是1.2,那么实际的总和生育率也无非就是1.2×(240+33)/240=1.365。

这个计算说明的是,女婴瞒报因素对总和生育率影响有限。而当初计生委把2000年人口普查得到的1.2的生育率修正到1.8,一大理由就是女婴瞒报。但是这个修正比例受制于出生性别比的普查结果,并不是想调多高就可以调多高的。当然这里忽略了隐瞒男婴的问题,但是在重男轻女的情况下,隐瞒男婴所占比例应该很有限。

上面这个简单计算,其实早有人做出过,用来质疑计生委1.8的生育率。自己再算一下才有实际的体会。

另一种极端情况是,缺失的女婴全部是由于选择性堕胎或者杀婴(后者比例应该没那么高,我前几天看到一个统计数字,农村地区婴儿死亡率的性别差异确实明显高于城市,但是不足以有较大影响),那么问题就严重了。

这意味着每100名4个月以上的胎儿,就有14名会被堕胎。比例太高,有些不可思议。一直希望得到医学界人士的看法。

【补充:学术刊物上屡次引用的数字是,据卫生部1986年统计,我国每年人工流产数目达1300万次;我国自80年代以来,初步估算每年的人工流产例数都在1 000 万以上。目前每年新生人口为一千多万。所以选择性堕胎大概是一二百万,和全部人工流产例数比起来,不算高。】

更严重的是,性别比140:100的总和生育率,跟性别比105:100的总和生育率,对于以后的人口延续,完全不是一个意义。因为前面240个新生儿的女孩数目只相当于后面205个的。

这种性别选择情况下1.20的总和生育率,从人口更替角度看,只相当于正常情况下1.02的总和生育率。这样的性别结构,将来会进一步放大年龄结构的危机。

【补充:这段计算是从读书论坛考过来的。当时算了两遍,第一遍是错的。不巧写这段文字的时候先把错的考来了。现已更正。】

Apr 10

【人民大学人口所多年一直是拿计生委的钱帮计生委说话的,看来他们的校长不是。

人大人口所的文章的结论往往介于北大人口所及社会学系 和 计生委之间,有折中的意思,包括他们现在提的“1.6”的生育率。按上次文章提到的,无论是2000年人口普查,还是根据2005年统计局和计生委两次抽样调查反推,都说明2000年的时候的总和生育率已经远低于1.5了。】

◎我个人一直认为,独生子女政策是迫不得已的政策,绝不是一个理想的政策。只要条件改变的话,我们就要尽量改变。

“◎中国的教育工作者太伟大了,面对着古今中外从未遇到过的教育难题,把超过8000万的独生子女,从幼儿园培养到大学毕业,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太了不起了。独子难教啊。我们为什么把下一代的成长搞得那么难?

“◎有儿有女并不是一个落后的理想,而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愿望,或者说是一个比较美好的愿望。

“我们说刻不容缓,不是要马上放开,而是要现在就动手,刻不容缓地研究这个问题。研究还不能老研究,我们觉得两三年就要有行动,三五年就要迈出比较大的步伐。通过两三年,最多三五年,我认为就应当全面放开。”

一年以前,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两会提交 《关于认真研究完善我国人口政策的建议》,呼吁重新设计和逐步调整我国现行人口政策。纪宝成的这一建议经由媒体报道后,出现在多家新闻网站的显著位置,广为人知,评论者众。

鲜为人知的是,今年两会,纪宝成再次提交建议:《关于尽早着手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建议》。

连续两年呼吁调整生育政策,从标题的变化,我们似乎得以一窥这位学者型人大代表对人口问题的思考与忧虑。与他人不同,纪宝成尚有经济学家,前商业部、国内贸易部、教育部官员,副部级高校管理者多重身份,同时亦坐拥中国人口研究重镇——人民大学人口学系,这些背景,或使纪宝成的思考更兼具理想与现实。

4月3日,纪宝成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把家庭搞得那么脆弱干什么

南方周末:从两次建议标题的变化来看,我们似乎能够感觉到这一问题的紧迫,和你对此的担忧。

纪宝成:我认为,我们的生育政策调整已经到了异常紧迫、刻不容缓的时候,因为人口问题具有长期性、滞后性的特点,必须尽早着手,以免贻误时机。

人口政策是国家最大的公共政策之一。公共政策最起码的一条,就是要因时而异、与时俱进。要根据实际情况,考虑到变化了的形势,来决定工作方向。

应当肯定,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当时数量问题是主要矛盾的情况下,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非如此不可。

但是到了今天,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执行了近三十年。从1992年以来,我国的生育率低于实现人类世代交替所需的更替水平(平均每对夫妇生育 2.1个孩子)已经长达17年。现在,一对夫妇一生平均只生育1.6个孩子,每年人口净增长不足700万。我不认为数量问题还是最主要的矛盾。相反,结构问题已经上升成了主要矛盾。中国的人口政策面临重大的历史性抉择。如果我们还按照上个世纪80年代的做法,还执行数量问题是主要矛盾时的政策,恐怕就有问题了。

从大的方面讲,人口问题攸关国运,是可持续发展的最核心问题,从小的方面讲,关系到家庭和谐,生活幸福。现在的生育政策,从汶川大地震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后果:独生子女家庭承担社会风险的能力是非常脆弱的。那么多家庭失去儿女,无法挽回。看起来是家庭的不幸,但是带来的问题是社会的。我们社会的发展,把家庭这个社会基本单位搞得那么脆弱干什么呢?

我个人一直认为,独生子女政策是迫不得已的政策,绝不是一个理想的政策。只要条件改变的话,我们就要尽量改变,把负面影响去掉。从人类的繁衍昌盛、文明延续,从国家的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从家庭的和谐幸福,从任何角度看,只准生一个孩子,都不是一个好的政策。

就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执行一段时间之后,弊端可能就出来了,而且还越来越严重。明明看到了弊端,为什么不去解决呢?

结构问题已成最主要问题

南方周末:
你提到结构性问题成为主要矛盾,具体指什么?

纪宝成:结构性问题在上个世纪80年初就存在,但实际影响并不大。政策实施近30年来,结构性问题越来越明显,已经上升成为主要矛盾。

第一个结构性问题是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偏离正常值。这个问题在1982年就已经初露端倪,达到108.5,2000年是117,现在更是达到了 120.56。这样长时间、大幅度偏离正常值,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至少有记载的历史没有过。生120个男孩子,对应100个女孩子,这样造成的长期问题是什么?二十年后,它的后果真正开始显现的时候,中国会是什么样子?性别比如此失衡,再不纳入我们的视野,还光讲人均资源、环境、水啊,是不对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老龄化。老龄化意味着寿命延长,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当然可以说是一个好现象。但是由于我国低生育政策的加速作用,发达国家一两百年才步入老龄化社会,我们只用了三十年,太快了,未富已经先老,很多制度包括社会保障都跟不上。根据统计,不仅老龄人口增加,而且劳动力也在老化。从明年开始,20—24岁的精壮劳动力将持久地大幅度下降。这是接受能力最快、思维最敏捷、精力最丰沛的一群人,但是这群人十年时间就要骤降一半,这也是一个大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城乡统筹。我们之前的政策,是跟城乡二元结构相匹配的。城市生一个,农村生一个半。现在中央讲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流动人口大幅增加,户籍制度也在改变,还是城市一个政策,乡村一个政策,我觉得这很难,行政手段很难解决。

南方周末:你在建议中提到,现行的生育政策造成了空前的教育难题。

纪宝成:我曾经在别的场合讲过,大家不要老是骂教育系统。中国的教育工作者太伟大了,面对着古今中外从未遇到过的教育难题,把超过8000万的独生子女,从幼儿园培养到大学毕业,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太了不起了。独子难教啊,中国千百年来都是这样的。

我们为什么把下一代的成长搞得那么难?独生子女当然可以教育好,但是确实增加了很多难度。我们以前好像总感觉,人口的问题是跟费用的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孩子要多少钱,两个孩子要多少钱,好像一个孩子就容易了,两个孩子就难了。不是这样算的。现在抚养一个孩子用的钱,比过去两个孩子花的钱还要多。而且成长的效果究竟怎么样?我看两个小孩可能会教育得更好,他会有协作观念,有奋斗精神,有竞争意识,人的性格也会更完善一些。

我不相信会一放就乱

南方周末:
所以你提出来“提倡生一个,允许生两个,杜绝生三个,奖励不生育”。

纪宝成:
我们国家的人口战略发展研究报告开头就说,如果人口总量(不含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峰值控制在15亿人左右,全国总和生育率在未来30年应保持在1.8左右(即平均一对夫妇一生生育1.8个孩子——记者注),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我认为这个判断是正确的,总和生育率应保持在1.8左右。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计划生育是国策,保持低生育水平绝对必要。这一条不能动摇。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据人民大学人口所的调查,中国农村的生育率是1.9,城市是1.23,平均是1.6,低于1.8,更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1。

那1.8是一个什么概念?“提倡生一个,允许生两个,杜绝生三个,奖励不生育”,基本上就是1.8。

我们的调查,城市人口中,有5%因为种种原因不生育,95%生一胎。在这95%的人当中,根据抽样调查,允许生2胎的话,52%的人有这个意愿。到时候放开了,考虑相互影响的原因,最多也就是80%。这样城市生1.6个,农村可能生到2个,到时候城乡人口可能一半对一半(现在城市人口就超过 45%),平均就是1.8。

事实上,“提倡生一个,允许生两个,杜绝生三个,奖励不生育”,其中的前三句话,就是我们上个世纪70年代曾经执行的政策。那时候有一个通俗的说法:“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只不过后来,“两个正好”被去掉了。

这个政策当时实施得非常成功。那还是“文化革命”当中的事情,也并没有像80年代那么强制,但也能做到使总和生育率从6降到3左右。就这么八九年的时间降了一半,那是非常了不得的。我当时在湖北宜昌,我感觉基层也没有费太大力气。

南方周末:可能有人担心,放开二胎的话,会不会一放就乱,回到一家生五六个的年代?

纪宝成:可能会有人说我这个人太乐观了。我不相信会回到六十年代初一对夫妇平均生六个孩子的年代。中国现在的年轻人哪里会这么做?偏僻地方的年轻人也不会这么做。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中国的每一个角落,荡涤着人们的灵魂,他不可能不卷入到这样一个进程中来,不可能不受到冲击和影响。

我可以说,如果我们还是个文盲充斥的国家,放开二胎,可能还真是管不住。但城市化进程和教育普及,已经为放开二胎提供了理性、成熟的社会环境。

人口学的研究发现,受教育水平和生育率存在某种负相关关系。日本、韩国都是人口密度很大的国家,他们没有计划生育,但生育率只有1.3左右,靠的是社会经济发展影响到教育水平,影响到观念转变,当然还有社会保障制度。

国内我们也有实践的经验。像甘肃酒泉、山西翼城、河北承德、湖北恩施都多年实施二孩政策,但仍保持了低生育率。

我觉得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

而且,放开二胎,也不是就大撒手了。还要不要计划生育?肯定还要。要不要计生委?我估计还要。计划生育工作的难度并不见得下降很多。工作量还是很大的,要防止反弹,但我认为反弹的可能性不大。

这个政策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能否杜绝第三胎。难点在这。但是随着城市化进程和高等教育的普及,我不认为这个问题比过去还要难。你想想70年代,大部分时候还在闹文化大革命,不也是一下从6个降到3个左右。

允许生两个,是符合绝大部分人的愿望的。要生三个,我看是极少数人的愿望。包括农村,他也未必就乐意生3个。我们的计生委,确实还要做很多的工作,但是这个难度不要估计得太大。

更重要的是,实施这样的政策,干群关系会更和谐,家庭比较完美,可能婚姻状况更加稳定,孩子的成长会更加健康,教育部门的担子也会轻一点。可能我这个人有一点太过浪漫主义,我总希望,能让我们的计划生育成为一项“甜蜜的事业”(笑)。

人越少越好是误解

南方周末:可以看到,对于人口政策,现在有很多观点,像你是认为应该允许二胎,有的认为要更严格的一胎化,还有的则更愿意维持现有制度。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分歧?

纪宝成:更严格的一胎化,是不是考虑到人均的问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人均收入,人均水资源——考虑这些问题更多一点,而且把人纯粹看成了一种负担。这种观点当然有它的合理性。但是对目前已经造成的这些问题,基本上没有考虑。我感觉这不是一个很全面、综合,既考虑眼前又考虑未来的方案。它重视了数量问题,而没有重视结构问题。有些时候,我们往往为了解决一个问题,却因此制造了一个更难解决的难题。

我们的判断,数量问题依然是一个矛盾,但已不是主要矛盾,结构问题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可以说,我们考虑未来更多一点,针对的是已经显现的未来的问题。人口问题的特点是周期性很长,意识到问题的时候已经迟了。我们不要到时候又来说“悔之晚矣”。

过去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当然能不能概括成一种现象,不一定准确。你看七八十年代,研究自然科学的一批人,更多地从数量上考虑。研究社会科学,经济学、人口学的人,更多地考虑社会、经济、人文的各种因素。自然科学,他把人口和资源一比——很简单的算术,中国的人口问题很严重——却没有看到人文方面的问题:人类繁衍的需要,家庭的需要,精神层面的需要,这些统统就没有考虑。

有儿有女并不是一个落后的理想,而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愿望,或者说是一个比较美好的愿望。当然,能不能实现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不能说这个就是不对的。但是,过多地考虑数量问题的时候,这些问题统统不被考虑。

现在有一种误解,好像人越少越好。实际上,你看我们的人口战略研究报告,生育率应该保持在1.8左右,过高或者过低都不利。把人口说得越少越好,生育率越低越好,肯定不是一个正确的政策,这个口号是不能提的。

最多三五年应全面放开二胎政策

南方周末:
你有没有一个期待的政策调整的时间表?

纪宝成:我认为,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刻不容缓,而且恰当其时。我们人民大学的专家一致认为,到时候了。如果不具备这个条件,我们也不空谈。

我们说刻不容缓,不是要马上放开,而是要现在就动手,刻不容缓地研究这个问题。研究还不能老研究,我们觉得两三年就要有行动,三五年就要迈出比较大的步伐。通过两三年,最多三五年,我认为就应当全面放开。

当然,国家要放开二胎,可能还要经过试点,还要逐步放开,很多问题要仔细周到的研究,比如农村没有男孩的,社会保障要不要有所措施,等等。恐怕光一个计生委还不够。还要发改委、财政部、卫生部、教育部各有关部门的配套措施,既积极又谨慎,把这个事情做得完善一点。

总而言之,我们的想法是,学术讨论要积极一点,不同意见充分表达,进行讨论,就是很好的现象;统计数字要准确一点,现在统计数字不大准,数字不准,心中无数,或者数字是乱的,这个对决策是不利的;决策要慎重一点,这个是必要的;但实施,我们希望快一点。

Apr 03

随着三十多年的强制计划生育,中国人口结构已经出现三个现象:性别结构方面,出生性别比失调;年龄结构方面,老龄人口比例大大增加;民族结构方面,汉族比例下降(尤其是在年轻人口当中)。关于出生性别比失调,要讨论的问题包括四个层次:

(1)是否存在严重的出生性别比失调;
(2)如果存在,是不是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
(3)要不要解决;
(4)如何解决。

要否认这个问题的存在,顺手拿来的理由就是“漏报”。这曾经是计生委多年的看法。有一份马瀛通发表在《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2期的文章,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与从严控制人口中的误导与失误对此有过总结:“从1980年起,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已开始失调,…当出生性别比正处在107~108或略高于108时,有学者提出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正常值域上限是独具108或108左右,从而否认出生人口性别比出现了异常”;“然而,出生人口性别比很快突破了108.随着出生人口性别比的不断异常升高,国内各种不同的归因结论相继问世”,多数人都认为是漏报的结果。新生儿性别结构失调,问题从80年代出现,愈演愈烈,但是直到20多年后的近几年才被承认。据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曾毅的计算,“估计出女婴瞒报漏报超出男婴对婴儿性别比偏离正常值的贡献为23.7 %, 而其余76.3 %则是产前性别鉴定与流产女婴造成的”

需要指出的是,这位马瀛通作为计生委的专家,能够承认到这一步,上面第一层的问题已经没有讨论的必要了。马瀛通采用计生委的1.8的生育率、认为国家统计局的抽样结果和2000年人口普查数字不准确,即便如此,他算出的结果,1991~2000年间出生的女婴“短缺”了约1026万,2000~2004年“短缺”的女婴为650万。而人口学界目前普遍接受的数字,从1980年实行强制计划生育以来,“短缺”的女婴已经达到3000万以上。

那么,出生性别比失调是不是计划生育造成的?计生委认为,“男孩偏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经济现状是基础,便捷安全的胎儿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技术是手段,少生孩子是动因,计划生育政策是促使少生孩子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的途径。计划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偏高并非直接的因果关系。”(原心、石海龙,《人口研究》2005年第3期)。不过,相反的观点认为,

“在汉族为主的山西翼城县、甘肃酒泉与河北承德地区从1980 年代中起实施“晚育加间隔”政策20 多年的实践证明, 这些地区的生育水平得到了有效控制, 出生性别比亦接近正常水平,相关指标比其周边实施更加严格的农村一孩半政策、而社会经济水平并不比它们差的汉族地区以及山西、甘肃与河北全省平均要低得多。”(曾毅,试论二孩晚育政策软着陆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中国社会科学2006 年第2 期)

计划生育造成出生性别比失调,具体程度随政策而异。如上节所述,中国各个地区存在不同的生育政策。按照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杨菊华的统计结果是,“一孩半制”造成的出生性别比最为失调

那么这个问题要不要解决?如果不解决,首先是每年50万到150万【这个数字值得推敲,因为每年新生人口数量存在巨大分歧。按2000年人口普查结果,2000年新生人口为1379万,但是计生委修正为2035万。】4个月龄以上的胎儿被选择流产,以及对妇女健康的损害。其次是逐年造成的婚姻挤压。当然总有人认为,事到临头会有解决办法,但是国家管理者包括计生委似乎没这么看。

最后的问题就是,如果要解决,如何解决?计生委的治标办法是,立法确保对胎儿性别检测技术的监管,使得失调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回复正常。但是只要对中国的国情没那么幼稚、或者了解相似的案例(比如美国的禁酒历史),都不会对这种监管抱什么希望。更何况还有弃婴、溺婴的手段。上面杨菊华那张图虽然暗示,目前情况下一胎化比一胎半的地区性别比要正常,但是,如果实行更严厉的彻底的一胎化政策(如前一阵某个程姓教授建议的),这些“一胎半”政策下对第二胎进行选择流产的群体,很可能在第一胎就这样做了。很简单的算术:一个实行一胎半政策的地区,如果有1/3的头胎女儿户、在以后直到生出男孩之前一直进行选择流产,那么其出生性别比将变为130:100(这里假设正常出生性别比为105:100)。如果改成一胎化,只要11%的家庭在生第一胎之前一直进行选择性流产,出生性别比就会变成130:100。

所以,出了放松生育政策,看不出有其他方案能够解决出生性别比。这也是部分人口学家的看法,包括上文引用的那位曾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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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若干省份出生性别比畸形到130:100的程度。我们计算一下相应的“性别选择”的比例。

假定一段时间内,一个“一胎半”政策的地区,有205名孕产妇的人群。按照正常性别比105:100的比例,那么第一胎为男孩105人,女孩100人。

这100名生了女孩的家庭,都怀了第二胎。然后平均生下51.22名男孩。有43%的家庭进行性别选择(这个43%是解方程的结果,为了说明这个130:100),结果,本应生下48.78名女孩,但是实际只生下27.80名,20.98名被性别选择掉了。

然后这20.98个家庭,都怀了第三胎(名义上是第二胎),平均生下10.74名男孩。剩下的10.32个“重男轻女”的家庭进行全部第二次性别选择,没有生下女孩。

然后这10.32个家庭怀了第四胎(名义上仍然是第二胎),平均生下5.25名男孩,4.99名女孩。

这样,最终出生172.2名男孩,132.8名女孩,性别比130:100,怀孕次数336.2次,性别选择(指手术之类)次数31.2次,占9.3%;

育龄妇女数目为205人,进行过一次性别选择的为20.98人,占10.2%;进行过两次性别选择的为10.23人,占5.0%。

上面这些比例似乎不让人吃惊。但是落实到一个省,总量可能相当庞大。

Apr 01

刚在科学网看到“中央党校副主任”周天勇所写的“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一篇文章。越读这种文章,越觉得自己经济学知识欠缺,面对这种煽情文字,无力鉴别真伪。不过,近日考虑人口问题,对人口数字比较敏感,还是抓到了这篇文章的一个狐狸尾巴:

『约2000万少女被迫卖淫,创造的收入占GDP总量的6%,相当于一万多亿人民币,这种肉体积累是世界历史上除日本之外绝无仅有的现象;』

随便查到一个中国人口年龄结构金字塔图,中国2005年15-29岁“少女”人数不到1.6亿。难道每七、八个“少女”就有一个性工作者?所以“约2000万少女被迫卖淫”是个不可能的数字。周副主任提供的数字,还存在钱数和主顾人次数的漏洞,话题过于猥琐,就不深入追究了。

所以,了解一点人口统计数字,至少可以少上那些煽情的党校文科教授的当吧!


http://www.nationmaster.com/country/ch/Age_distribution

【补充:这个数字在网上广为流传,并且已经被人质疑。】

Mar 31

【为方便留言,换了个模板。】

上一节说到总和生育率,留言的有几位摆出了自己的经历,说明存在严重超生的情况。但是由于代表性的问题,这类个人的体验到底能多大程度上说明统计结果,确实很难说清楚。“代表性”至少存在于两个方面,一个是个人所在地区的问题;另一个是,拥有“不同寻常的信息”的人,更倾向于把它表达出来。这个问题还是想引用前面郭志刚那篇文章的回答:

“实际中的确可以看到依然存在的超生现象,但是我们可直接观察的永远只是某个局部的个体现象,在把握全局时更重要的则是这种现象在总体中占多大的比例。在近年普查和调查的数据中也能看到生育很多孩子的案例,但所占比例极小。1990 年代以来各种调查统计都表明了多孩生育情况越来越少,已经降到极低水平。而近年的TFR (注:总和生育率)中一孩TFR 已经占到了65 %以上,二孩TFR 比例均在30 %以下,而多孩TFR 比例均在5 %以下。”

郭志刚这篇文章是2008年11月的,很新,计生委以前修改生育率的理由都被他评论过了,不知道是否还有人口专业的文章来推翻他的讨论。关于1.8的生育率的质疑,易富贤有篇文章“中国能有1.8的生育率吗?”,网上随处可见,就不转了,里面有15条理由,基本上都是很强的证据(特别是针对1.8生育率导致的自相矛盾的数字),弱的证据不多,我看出来的就是一条(由自杀率和贫富差别来说明生育率低)。另外他提到的政策生育率的数字(1.38)是根据计生委于学军的数据,和下文文献有出入。

为什么人们看到多胎现象会觉得很扎眼,这个问题很有可能与对政策生育率的理解有关。政策生育率也是个不好理解的数字。多年来宣传的是“只生一个好”,照此看来,政策生育率就是1.0,谁家生了两个就是超生。但是计生委多年提到“稳定低生育水平”,目标又是1.8,如果忽略所占比例比较小的多胎户和不婚不育人口、占全国人口30%的城市人口的生育率是1.0,那么占全国人口70%的农村人口即使每户都生2胎,也不能算超生。而实际的计生政策是什么情况,这也是个统计问题,有份郭志刚的2003年的研究结果(又是他,但是这篇文章挂在计生委网站上,权威性不成问题。合作者为张二力,原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规划统计司司长;顾宝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王丰,美国加州大学尔湾校区社会学系副教授),现在只需要大段摘抄(注意这篇文章网上版本有很多文字识别的错误,把“1.”全部搞成“11”了,如1.5变成115):

(1)城镇地区和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江苏、四川等6省、市的农村基本实行汉族居民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
(2)除上述6省、市外,对农村居民有5个省、区规定可以生育两个孩子;有19个省、区规定第一个孩子是女孩时,间隔几年可以再生育一个孩子;
(3)有26个省、市、区规定夫妇同为独生子女的,可以生育两个孩子;其中有5个省(不含上述农民普遍生二孩的6个省)还规定农村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间隔几年可以生育两个孩子;
(4)各地条例还对少数民族、残疾、再婚、归侨、特殊职业等各种情况作出具体规定,可以生育两个或更多的孩子。

无论从地区分布还是人口分布来看,第二类的政策生育率(1.3~1.5之间)都在全国占主导地位。大多数人口(75%以上)处于第二类和第三类的政策生育率的地区(1.3~2.0之间)。

从全国总体来看,政策生育率的平均值在1.465。

把中国的生育政策笼统地归结为是一个不加区别的、全国一律的“一孩政策”是不符合实际的。

先写到这里(或者说先抄到这里)。有了这个数字,才好理解真实的生育率,计生委的作假和自相矛盾,以及前一阵程恩富呼吁的生育政策从紧有多大余地。

Mar 29

“计划生育”牵扯的问题是在太多,上文(链接)网友一回贴,马上就牵涉到各种层面的问题,比如老龄化是否那么不可解决,反计人士看观点是否极端,中国能承载的合适人口数量,以及计划生育执行起来是否公正。个人现在觉得,上述问题很可能不存在明确答案,本质上仍然是价值判断的问题,需要往后放一放。第一步先从落实数字做起。

数字是最头疼的一步,因为人们的印象中,中国的统计数字就像橡皮泥一样,想怎么捏就怎么捏。由于官方统计数字本身就不被很多人相信,所以用数字说服人也不那么容易了。现在对人口数字的争论,归根到底就是是否存在严重漏报。漏报现象如果确实严重影响统计结果,那就说明统计结果低估了人口压力,高估了新生儿性别畸形,低估了生育率。计生委认为,漏报现象严重存在,所以他们认为,2000年人口普查的生育率数字不准确,计生委多年把生育率调整到1.8。而数字争议的要点,就是生育率到底有多少。

所谓生育率,指的就是每个育龄妇女生育的子女数目(具体定义我就不去Google了)。总和生育率则是整个社会全体育龄妇女平均每人生育子女的数目。如果一个社会长期处于人口数目的平衡,那么这个数字自然是2。但是考虑到新生儿成长到生育期之前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最终不能繁衍后代,所以这个数字会高于2,反映的是更替水平。在经济发达、社会保障比较好的发达国家和地区,比西欧国家、日本、中国港澳,这个数字是2.1;而在发展中国家,这个数字要高得多。在中国,这个数字是2.26(人口研究,2007年第4期,作者包括亲计生委的翟振武、陈卫等人。想到去年地震之中的校舍垮塌,以及30万婴幼儿被三聚氰胺所害,这种差别很合理)。

上面为什么需要解释“生育率”,因为我自己也曾经弄错过,而金仕并有一次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显然也没看到这个定义。

那么,中国的计划生育部门宣称希望达到的生育率数字是多少?是稳定在1.8,明显低于更替水平,所以如果达到这个数字,从长期看,人口会下降。那么现实中这个数字到底是多少?这就是争议所在。2000年人口普查的总和生育率数字是1.22,而计生委认为这个数字不准,因为存在瞒报,所以把它修正为1.8。但是1.8这个数字会引出更多的不一致。这也是反计人士攻击的要点。这方面的文章太多,是在没必要重复那些论证;需要指出的是,最近两年人口学的专业研究人员也承认(郭志刚: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及其影响因素《人口研究》第32卷 第4期 2008年7月),这个很低的生育率水平是多次调查的客观结果,每一次新的调查,都证明上一次调查并没有严重漏报;计生委没有理由把这个数字大幅度修正到1.8。

时间有限,先写到这里,希望大家能看到的结论是,中国的生育率早在2000年就已经远低于1.5,而不是计生委多年宣称的1.8;漏报现象虽然存在,但是中国人口的畸形结构(以后谈到)是个客观事实,不能拿漏报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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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调查证实中国人口形势已进入低生育率新时代(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郭志刚)

  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所得到的生育率最低,仅为1.22,经统计部门调整后也不过为1.4。于是在2003、2004年有过一番关于真实生育水平的热烈讨论。尽管众说纷纭,但共识是接受了生育率在更替水平以下,但对具体水平的认识差异很大。虽然有关部门也采用了“低生育水平”来描述当时生育状况,但是该口径过于宽泛,反映出对于生育率究竟低到什么程度并没有把握。实际上,以往十多年中的人口规划、决策和工作,包括2004年启动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都是以生育水平稳定在1.8左右这个假定为前提操作的,并未考虑过“很低生育率”甚至“极低生育率”的可能性。但事实上如果历次生育率调查和人口普查的数据基本属实,中国当前的生育率应当处于“很低”水平,甚至有可能接近“极低”水平。

   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表明当年生育率为1.33,而2006年国家计生委做的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调查则反映2005年生育率为1.74。一年之中进行的两个全国性调查在同一年的生育率上的差距竟然达到0.4之多,这为判断近年生育率再添迷雾。尽管两者出现如此巨大差距的原因还不清楚,但根据这两个调查的数据,却可以一致地推算出2000年前后的生育率远在1.5以下,再次肯定了以往年份调查到的“很低生育率”结果。

Mar 28

老早就想开这个话题,但是一直不好动笔。

为什么想开这个话题,那是因为,关心网上和现实时政的人可能清楚,从大致2003年到现在,对“计划生育”政策的质疑从禁区到浮出水面,现在已经成为热门话题。而新语丝对这个话题基本没有涉及,个人觉得影响到了争论结论的可靠性。为什么这么说,原因在于新语丝作者群的平均科学素质要高于普通的网上参与者、甚至人口学家。我们不在意他们的方案,但是很在意他们的数字可靠程度和分析能力。如果新语丝上能够得出大致的结论,至少对我而言,要有更大的可信度。

那么为什么不好动笔,是因为没有合适的环境。新语丝读书论坛和其他论坛一样,这是个炒老了的话题。并且读书论坛基本上是脱离国内作者群的。方舟子对人口争论或许是在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不知道他是否曾经受到过那样的稿件,但是总之新到资料上没有登过相关文章。另外,现在立足网络、反对计划生育的有三位人士,易富贤、何亚福、杨支柱,我们知道方舟子不可能采用杨支柱的文章(杨本来是看问题的深度远远优于自由派平均水平的领军人物,现在彻底改行反计生),易富贤曾经被新语丝点过名(下面讲),何亚福去年德赛改换门面之后在那里开了博客。当然他们也有自己的网上阵地。

很多人应该知道,起头从人口学角度、而不是从意识形态和人权角度来质疑计划生育政策的,是易富贤(中山水寒)。在此之前,反对计划生育总是和人权的争论扯到一起,所以爱国志士们本能地反感,道理根本讲不了。当然现在也有这样的人士,他们认为你怀疑基本国策,肯定是居心不良。而易富贤大概从2003年开始在网上贴东西质疑计划生育,后来开始和国内的人口学家、经济学家有了交流、配合和呼应。能打第一枪的,把这个争论变成技术争论,把这个思考的禁区打开,不管最后怎样影响政策走向,都是很有功劳的人。他的具体事迹我不再介绍了,只是说一下我所知道的一点点的他跟新语丝的关系。

应该说这个关系不太好。因为他刚刚出山的时候,多数人都会以为他很怪,是个妄人。新语丝的网友对妄人本能地反感。有个网友“大胖星”,说易富贤吹嘘自己的简历,文章被方舟子发到了新到资料上。所以这以后他对新语丝也没好感。直到去年地震之后,突然在网上看到,他在吹捧耿庆国,因为他认为自己是“草根人口学家”,所以与这种“草根地震预报专家”惺惺相惜。我一看大事不妙,耿是个正在被揭穿的骗子,他这样相提并论不是在自毁招牌吗。所以以新语丝网友兼地质工作者的身份(科学素养高一些,呵呵)赶紧跟他联系提醒了一下。我问他是谁对他说耿预报过的,好笑得很,他说是杨学祥。那时我没去过科学网,对杨讲些什么东西还不了解。他们都是“光明观察”的作者。所以说杨这样的人真是误人。这是题外话。

现在好了,新语丝有了自己的博客,我可以写出来、有针对性地请教了。我知道各人了解的程度不同。比如金仕并同学,他看到我把“人口控制论”和中医、地震预报一同列为中国贻误苍生的三大“官办伪科学”的时候,觉得不可思议,我怎么会和反计人士站到一起。当然完全可能最后证明我错了,但是至少目前,说明金同学对这个话题了解得不深,处于盲区。

我想,在博客里面总能把一个个具体的数字搞清楚,然后再涉及为什么,再涉及各种方案的后果的问题。

先写到这里,今天算开个篇。我后面写的时候,一定都是事实判断,不去主动涉及价值判断。

Mar 08

乔晓春:需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等生育意愿低于更替水平将为时已晚

  【背景】政府工作报告表示,继续稳定低生育水平。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时说,“做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

  此前,有外电报道称,国家计生委副主任赵白鸽表示,由于担心人口老龄化问题,中国正在研究废除独生子女政策,但不会彻底废除计划生育政策。针对这一消息,国家计生委宣教司有关人士表示,这一报道不准确,内容不属实。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乔晓春认为,中国的生育率已经明显低于更替水平,长期发展下去,对经济社会发展是不利的。为了减少人口负增长惯性的影响,降低很多国家已经出现的低生育水平所带来的后果,中国需要抓住时机,逐渐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否则,当生育意愿低于更替水平时,一切将为时已晚。

  乔晓春指出,“有一点是明确的,即生育率过低,对一国的经济发展是件坏事。”过去,我们认为,生育率低是好事,但现在国际上已经普遍认为,生育率长期过低会影响经济发展。人口问题还不仅仅是生产方面的“人口红利”问题,还有社会保障的问题。老龄化会增加社会保障的支出,减少个人和企业的缴费,这无疑会加重政府的社会保障负担。

  乔晓春以日本和韩国为例指出,原来这两个国家也和中国一样,推行计划生育,但不是政府干预,只是人口政策倾向于少生孩子,通过宣传、奖励等措施鼓励人们实行计划生育。日韩当时认为自己国家人多地少,需要推行计划生育,但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它们意识到,生育率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自身的经济发展,于是开始改变政策。但改了之后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无论学者还是政府都后悔政策改晚了;二是政策一改以后,这两个国家马上就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开始鼓励生孩子,但是,鼓励生孩子的政策措施效果很小,生育率一直保持低位。

  国际上的普遍经验告诉我们,如果生育意愿下降,即使政策放开,生育率也不可能回升。乔晓春表示。中国目前的生育水平已经非常低,已经低到当时韩国和日本开始改变政策的程度了。按照人口学理论来说,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是最理想的,更替水平是指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这样两代人数量不变,人口结构大致不会波动,属于和谐稳定状态。但是,中国现在的生育率已经大大低于更替水平。他预测,按照现在的生育率,2020年到2030年间,中国人口会达到零增长,此后,会出现快速的负增长。

  “但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生育率低是因为有计划生育政策干预,而不是真实的生育意愿下降。最怕的是中国老百姓的生育意愿也特别低,果真如此,即使政策放开,也无力回天了。”乔晓春说。而且,如果放开计划生育,生育率没有回升,又不得不鼓励多生,这样,对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将是一个巨大的讽刺。中国在计划生育问题上无论是政府还是老百姓,都经历了很多痛苦,作了很大牺牲。如果立即提出鼓励生育的政策,所有的牺牲就都是无意义的,甚至会变成一种“错误”。

  因此,最理想的情况是,乔晓春建议,在生育意愿还没有低于更替水平时,把政策放开。即使放开,随着经济的发展,生育率仍然会继续下降。

  乔晓春指出,已经有很多国外研究者开始关注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因为他们知道,老龄化一定会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产生负面的、巨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但是,中国的研究者和政府还没有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目前老龄化给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

  但是,他强调,人口发展是有巨大惯性的。由于“惯性”的影响,一旦问题出现,政策再着手解决,就已经晚了。从这个方面看,人口问题与经济问题有着截然不同的特点,高生育率会导致出现长期的人口正增长惯性;低生育率同样会出现长期的人口负增长惯性。克服这种惯性是很难的。中国的计划生育就是例证,计划生育从1973年到现在已经实行了36年,计划生育工作耗费政府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持续了这样长的时间,实际上到1991年生育率就已经开始低于更替水平以下了,但到目前为止,人口数量仍然在快速增长,而从1991年到现在,计划生育工作实际上是在解决人口惯性所带来的人口数量增长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用了 16年的时间解决了生育水平问题,后面的16年是在解决人口惯性问题,而且这种惯性仍然在继续。然而,为了避免未来出现严重人口负增长惯性,我们同样需要提早使过低的生育率调整上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因此,“老龄问题具有同样的性质,那就是:问题如果一旦发现,我们就已经错过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时机。”乔晓春说。政府必须意识到人口惯性的影响,提前考虑。“中国现在很多时候都是出现了问题再想办法解决,别的问题可以这么做,但人口问题如果这么做,将付出非常大的代价,甚至根本无法解决。

  在具体实施上,乔晓春建议,调整政策要循序渐进。中国的计划生育搞了这么多年,一下子放开生育率,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弹,而且,对以往实行计划生育的人也是不公平的。而实际上,中国虽然并未放开生育政策,但政策仍然在不断地完善,并已经有所微调。比如,取消生育间隔、再婚可生育,以及双方独生子女可生二胎。进一步可以考虑一方独生子女也可以生二胎的政策,直至所有人都允许生育两个孩子。当然,从根本上调整生育政策,从操作层面上看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他建议,可以选择一些政策特区来试行这种政策。

  乔晓春强调,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差异还很大,从东部地区来看,政策已经到了该调整的时候了。实际上,东部很多发达地区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只是操作层面如何处理的问题。政策放开是早晚的事情,现在已经不是讨论要不要放开的问题。而是要把握时机,做好准备,适时调整政策。

  对于大家一致担心的资源承受力问题,乔晓春坦承,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国际上也有争论,一方说人太多资源承载力不够,另一方认为资源承载力是可以改变的。然而,从国际经验看,比如日本等发达国家,资源承载力已经不是人口规模大小的惟一决定因素了。十年前,政府和学者还普遍认为,中国资源对人口的最大承载力为16亿,但是据他的研究,即使逐步放开生育政策,中国的最高人口数量也不会超过15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