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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见科技日报】

软科学经典案例:“只生一个好”是怎么提出来的

　　本报记者房琳琳

　　说起人口控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计划生育”。20多年来，“只生一个好”这句口号己深入全国广大城乡。

　　那么，为什么把生育指标确定为“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这一决策的理论和科学依据何在？它的实施情况和效果又如何呢？

　　本报记者采访了原国家科委“人口控制与对策”研究小组的主要成员孔德涌，探知那段鲜为人知却意义非凡的历史。

　　运用数学模型发现“妇女总和生育率”

　　对中国的人口发展研究影响最大的，当数原国家科委主任宋健。

　　上世纪70年代末，时任国家航天工业部副部长的宋健，开始关注中国人口控制的问题。他和同事于景元在世界上首次应用控制理论来探索人口控制问题，共同设计建立了一个数学模型，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寻找中国人口控制问题的“关键”。

　　经过无数的日日夜夜，他们最终发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参量———妇女总和生育率。它的含义用日常的语言来表达，即一个妇女一辈子生育孩子的数目。同时，他们又用略普诺夫稳定性理论，计算出这参量的临界值为2.14。

　　这就意味着，如果平均每对夫妇只生2.14个孩子，使出生率和死亡率达到相对平衡，中国人口总量将保持不变。但是如果超过2.14，则人口永远只是增加，不会减少，如果小于2.14，则人口会逐渐下降。

　　所以，2.14成了维持人口系统稳定的关键数字。

　　为啥一开始就要求“一个娃”

　　有人不禁要问，2.14这个临界值，不就说明每对夫妇平均可以生两个小孩儿嘛？怎么计划生育政策从一开始就要求“一个孩儿”呢？

　　孔德涌回忆，当时的实际妇女总和生育率，已经远远超过了2.14。此外，在广大农村，因为观念问题，计划生育工作很难一步到位。所以，直接实施“一个孩子”的标准，就成了非常现实的要求。

　　1982年2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将“计划生育”定为基本国策，并设定了到20世纪末把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这个硬目标。

　　在全党全国人民的努力下，妇女总和生育率从1982年的2.86，降到1983年的2.42，1984年的2.35和1985年的2.20。

　　“马孔于”学派与主流舆论

　　2000年已经过去，1982年提出的“控制在12亿以内”的目标却没有实现。“人口控制”又经历了怎样的一个历史过程呢？

　　记者从一张泛黄的、出版日期为1990年1月8日的《科技日报》上看到这样一段文字———“如果这个政策能坚定、严格、顺利地执行下去，预期完全可以实现规定的目标。可是从1984年下半年起……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不断改变，总和生育率回升为1987年的2.59……新的恶化形势为国内外所焦心……”作者是“国家科委《人口控制与对策》研究小组”。

　　这个小组成立之时，恰逢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开始之际，“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催生了“软科学”的成长和发育。

　　人口控制又到了一个重要关口，原国家科委组织以马宾、孔德涌、于景元为核心成员的课题组，对此进行深入地研究。结论是，上面政策若开小口，下面实际情况就是决口，必须回归“一对夫妇一个孩儿”的计划生育政策。

　　由于他们的学术观点是主张继续严控，国际学术界就把他们称为“马孔于”学派。

　　人口发展的形势使他们忧心忡忡，为了使人口控制政策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让全国人大代表们了解这一情况的严重性，1986年、1987年和1988年，在这三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际，“马孔于”通过各种渠道把自己的研究报告带到会场。

　　鲜明的观点通过一份份报告传递给了与会代表，很快形成主流舆论，计划生育政策再次得以严格施行。

　　二十年少生了3亿人口

　　1981年，宋健、于景元等人口学家根据中国大地资源、环境等条件，算出“中国适度人口应不超过7亿”的结论，并把7亿作为中国人口发展的最终目标。

　　他们还根据最优控制理论设计了中国人口控制的优化方案。在经过一段严格控制时期后，选择适当时机，例如在2020年，可以适度放松人口控制，最终，约在2070年左右，人口总数可降到7亿人左右。

　　这一目标是根据当时的数据计算出来的，但是，人口系统涉及的因素很多，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环境条件以及人们观念的变化，一些因素也会随着时间而变，其目标也应适当调整。

　　孔德涌认为：“人口控制在中国虽有坎坷，也带来一些副作用，但这些与其明显的积极效果是无法相比的。它使我国少生了3亿人口，使我们今天绝大多数人有幸享受到‘小康’生活。否则，新增的3亿人口将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

　　1987年，该理论获国际数学建模学会最高奖———艾尔伯特·因斯坦奖;在国内，也被评为当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课题研究者坚持真理、积极用科学服务于决策的研究风格，在软科学历史上也留下了一段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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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健：从现代科学看人口问题（原载1980年10月3日《光明日报》）

全文

我们绝不应该保持前两年每个育龄妇女平均生2.3个孩子的生育水平，而使100年后人口超过20亿，让子孙后代在每人5分耕地上去安排他们的生活。尽快地把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下来，降到零或接近于零的水平，这是我们对子孙后代应负的历史性责任，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前途的战略性任务。对当前我国人口状态的分析和今后发展趋势的预测表明，为使我国人口将来不再有大幅度增长，应该在今后30到40年的时期内大力提倡每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这是为了克服从60年代到70年代人口激增所造成的后果不得不采取的紧急措施，是为了纠正我们过去在人口政策上所出现的错误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根据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权衡利弊而作出的最优选择。如果我们不从现在开始就大力控制人口增长，刹住人口激增的势头，几十年后我们将面临更多更严重的社会问题，给四个现代化带来更多更大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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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只生一个好”的由来

　　宋健和他的同事用数学模型模拟人口演算得出每对夫妇只能生一个的结论

　　1980年，新华社公布了三人联合发布的《中国百年人口预测报告》。宋健计算出，如果今后平均每位妇女生两个孩子，到2050年中国人口达到 15亿后，才能停止增长。消息发表后，很多人纷纷来信询问。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震还专门约见宋健，询问是否有办法把中国的人口控制在4亿左右。那就好了。

　　用数学模型模拟人口演变，很快就成为人口学中的主流。继续这套思路，宋健和他的同事于景元一起，完成了人口控制中一个关键定理的证明，即对每一个国家和民族，存在一个双向极限总和生育率，即平均每个妇女的生育数，超过这个极限，人口将无穷地增长下去，反之，低于此极限值时，人口将逐步下降。他计算出中国80年代初的限值是2.16.

　　这一结果公布后，不少数学家和控制论科学家按此方法扩展研究，逐步形成了人口控制论这个学科。这个成果获得了1987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并同时获得了国际数学建模学会最高奖———艾伯特·爱因斯坦奖。

　　除了马寅初，宋健也许是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最大的科学家。正是他主导了工程控制论应用于人口控制论，赋予人口控制以科学论证的严肃性。

　　如果按照这个研究成果，一对夫妇应该可以生2个孩子，似乎离现行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还有距离。

　　事实上，最早的生育控制是从地方城市开始。60年代初，天津，上海，广东等城市地区率先提出了自己的节育措施。从1970年开始，中国小心翼翼实施计划生育。1973年12月，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汇报会上，提出计划生育要实行“晚、稀、少”。“晚”是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才结婚：“稀”指两胎要间隔4年左右：“少”是指只生两个孩子。此后在各地的宣传中出现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口号。

　　70年代，妇女生育率逐年下降，从1973年的4.54快速下降到1976年的3.27，直到1980年，已经下降到2.24——几乎已经接近宋健提出的生育临界值2.16.

　　但中国人口基数实在是太大了。1980年，宋健在光明日报撰文说：“我们绝不应该保持前两年每个育龄妇女平均生2.3个孩子的生育水平。为使我国人口将来不再有大幅度增长，应该在今后30到40年内大力提倡每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

　　1981年，宋健又从食品和淡水角度估算了百年后中国适度人口数量，结果表明，如果生育2个孩子，中华民族将一直处于不良式供应状态。如果在 100年左右时间内，中国人的饮食水平要达到美国和法国目前水平，中国理想人口数量应在6.8亿以下。而且，中国的水资源最多也只能养育6.5亿人。同年，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田雪原等也得出中国最适人口应该在7亿以内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