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y 24

五月中旬以来,山西省部分地区发生地震恐慌。据《山西晚报》报道,“起因主要是由于北京市民张某给运城市及万荣、平陆、夏县、临猗、永济县市政府和地震局发了一份个人地震预测意见:‘运城市5月17日前后两天将会发生6.3+0.5级大震’,尽管预测意见书中有‘不得向社会公布’字样,但还是流传到了社会上”。而素来喜欢虚报地震的“中国地震预测咨询委员会”众国宝,并没有一位“北京市民张某”。本以为该张某是一个新冒出来的妄人(就像那个汶川地震之后新冒出来的深圳孙某,前不久参与造成宜昌地震恐慌);但是刚在网上看到一个贴子,发现没那么简单,这次地震恐慌很可能就是地震局预报中心自己虚报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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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大地震“谣言”竟是北京某研究所一个首席预报专家的预测意见引起

这位专家根据山西的观测资料,出于对老百姓安危的考虑,以及良心的驱使下,不顾牢狱之灾,做出了一个临震判断,本来预测意见是要求绝密的,“不得向社会散布”,结果当地部门有关领导不保密,把消息传了出去,结果成了一个变相预报--性质跟西昌2003年一样,出现群众集体在外露宿的情况

专家也造谣?到底他的分析预报是否正确?观测到的微观异常是不是即将来临的大地震之前兆??!让我们在接下来的一年内,拭目以待!

这位预测不准的专家事后无法对这么大的虚报事件负责,16号的预报意见,最后22号由当地地震局辟谣,收拾这个烂摊子,当局与媒体也照顾那位姓张的专家的面子,没有透露其身份和名字,结果那位预测人士从“专家”变成了“北京市民”

这就是虚报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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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如下:
(1)这个帖子叙述的经过能够自圆其说。“研究所”应当指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就是原来的分析预报中心)。张姓首席预报员,不能确定是否影射去年6月8日CCTV出场的那位张永仙研究员(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地震预报部副主任兼华北东北片区首席预报员)。从发表文章看,张永仙研究员确实搞流体温度前兆研究,而且有留言声称,“临汾台站指向5月中旬的水温、水相信号发生突变”。想来一名普通“北京市民”很难有能量让山西当地领导当回事。

(2)不论是谁作出的内部预报,这种预报没有科学依据。地震台网检测的各种“微观前兆”,和地震都没有明显的统计关系(见本人“从概率角度看地震预报”,以及王培德发表于《国际地震动态》2009年第二期的“对推进地震预测、预报工作的一些政策问题的讨论”)。

(3)地震局内外各色预报家一年到头不停地向地震局和其他政府部门发送“内部预报”,哪里有什么“牢狱之灾”。这种道德高调很可笑。

(4)这个“专家”又来搞“不得向社会散布”的内部预报,蒙错了没人知道,蒙中了算自己有功,而且把决断的皮球踢给地方官员,这种做法很无耻,哪有什么“出于对老百姓安危的考虑”的样子。不服气,去和意大利那位朱利安尼对比一下(见本人“请勿意淫意大利的地震预报”)。当地领导“不保密”,做得好。地方官员没有义务去替地震局解决专业无能的问题。见到地震局的内部预报就散布,这才是为百姓负责,为自己的官位负责。一切后果应该质问地震局。

(5)在临震预报根本不可行、不存在有意义的前兆的情况下,现在这种“群测群防”加上地震预报决策和发布制度,必然要经常这么折腾,跟唐山地震之后一直折腾到1998年上一版“防震减灾法”出台前一样。

最后需要指出,本文不是排除山西发生地震的可能性。大量实践说明,“短临预报”实质是想赌地震会发生于某一个较短的时间段(几天乃至几星期),想靠这种办法防地震根本不现实。预报期间并不明显比其它时间更容易发生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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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山西晚报》“‘运城临汾太原地震’谣传平息”

  22日,山西省地震局发布消息:经过省、市、县各级政府和地震部门的共同努力,涉及运城市13个县(区)和临汾、太原少数地区的地震谣传现已平息,三市生产、生活秩序正常。

  5月16日至18日,山西省地震局接到运城等地群众询问近期是否发生地震的电话300余个。经核实,此次谣言涉及运城市13个县(区)和临汾、太原少数地区。起因主要是由于北京市民张某给运城市及万荣、平陆、夏县、临猗、永济县市政府和地震局发了一份个人地震预测意见:“运城市5月17日前后两天将会发生6.3+0.5级大震”,尽管预测意见书中有“不得向社会公布”字样,但还是流传到了社会上。

  此外,运城市政府在“‘5·12’防灾减灾宣传日”开展的抗震救灾指挥部演练、地震应急工作检查等活动,使一些群众产生错觉,误认为近期可能有地震;部分群众缺乏地震常识,误以为近期“干旱变为连阴雨”等气象现象是地震前兆;个别人员利用手机短信编发地震谣传信息,这些情况造成运城等地地震谣传较多。

  谣言发生后,山西省地震局与运城市地震局迅速沟通,迅速采取措施辟谣。运城市政府在万荣县、夏县、垣曲县检查应急工作时,要求重点部门负责人进行正面宣传,做好群众工作;山西省地震局、运城市地震局增加值班人员,24小时开通值班电话,正面引导咨询电话,消除群众疑虑。

May 23

【摘自翟明磊“他们预测了汶川地震”。全文见: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1bao/archives/295384.aspx

这封信得转,因为耿庆国再次提到了我博客副标题那句大实话。《科学新闻》这期地震专刊提到过这封信,指出“这些文字中跃然浮现着强烈的道德感”,“从中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地震预报是为人民负责,而预报失败则是对人民犯罪。”据翟明磊介绍,“2007年1月30日为了自己填的川甘青地震预报卡,地震局不与理睬”,耿庆国为此上书温家宝总理,并预报2007年2月3日阿坝州红原(距1年3个月之后的汶川震中170公里)将发生7.5级地震(结果为虚报)。这是他2005年到2008年4年连续6次虚报红原地震的第5次(2006年填了3次预报卡)。汶川地震之后,耿庆国拿着这封信来训斥中国地震局预测司(伪科学预测司)副司长车时。】

(翟明磊文章没有提到信头)

我给你写信是为您请命。人民安危重于泰山,祖国的利益重于一切。……周总理的话成为我毕生的座右铭。……2007年2月3日在阿坝州红原地方,2007年2月3日正负五天将有一个7.5级地震。它在发展我搞不清楚。2007年1月19日凌晨一点钟向陈民党组写信,2007年1月23日我向台网中心写了专函。遗憾的是他们理都不理我,置若罔闻。我作为地震咨询委员会成员大声疾呼关注七点级地震临震预报,他们都不理。不听汇报。在例行的趋势会商会上否定掉了。我感到这是不能容忍的误国误民的错误做法。这使我再次感受到唐山大地震前半个月,有七大异常告急。主管华北震情的梅世蓉也是叫天天不应,不听汇报,无动于衷。结果导致地震前对唐山人民,对国务院都没有打招呼。以致使唐山二十三万同胞遇难。这种教训至今没有吸取。唐山地震三十年后地震界的局面是,说地震不能预测的是科学家,说地震能预测是骗子。离地震预测远远的是聪明人,与地震预报紧接的人是傻瓜。谁胆敢预测七级大地震就把他放在炉子上烤,直把他烤焦为止,大家作壁上观。只搞观测不搞预测,震后忙活日子好过。……

强震是可以预测的。我一无经费,二看不到实测资料,三无助手,只靠退休工资做研究,我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在地震前向老百姓打个招呼,是为了不让唐山地震漏报悲剧重演,都是为了证明强震是可以预测的。都是为了完成周总理的嘱托。……一定要内紧外松,把四川西部川甘交界的地震弄好。我相信,我说我们各级政府都是有能力妥善处理好此事的。以人为本,努力防震减灾。确保人身安全,都是可以办到的。所以强震是可以预测的,如能在实践中再次向全世界证明,强震可以预测的,可以预防的,这必将极大地鼓舞中国地震界,中国减灾界,中国科技界挺起腰杆振奋精神在自主创新的方面日益进取,在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社会和谐的崇高事业中努力献身,感谢你在百忙中亲自过问此事,阅读我这篇一气呵成冗长的文字,这是发自我肺腑的话。

May 21

由新语丝网友BerkeleyWolf设计制作。

设计依据:“中国地震预测咨询委员会”(中国地震局设立)委员、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李均之教授从多种鸟类中筛选、受到中国地震局专家、科技部“973”项目“大陆强震机理与预测”(1998-2003)首席科学家张国民研究员垂青(据“中国地震预测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任振球研究员透露)的“能预报地震”的虎皮鹦鹉。


May 20

《新语丝》XYS20090514一期登了“和平”网友的“这样的政策不人道”,坦陈一胎化生育政策给家庭和个人带来的痛苦。在多年的强势宣传之下,“只生一个好”的观念在知识阶层中已经根深蒂固,而“和平”网友这样的独立思考非常值得钦佩。其实,有识之士早已指出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弊病。比如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穆光宗教授2006年总结说,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注1)。另外,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最近提到,“有儿有女并不是一个落后的理想,而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愿望,或者说是一个比较美好的愿望。”(注2)

不过,“和平”网友的感性认识没有切中中国人口问题的要害。由于“计划生育”带来的问题日益严重、明显,中国的人口问题已不再是讨论的禁区;但是多年宣传的结果,使得人们至今依然以为中国人口的危机在于数量失控,以为只要数量早日降下来就是好事。“和平”网友提出的几点担忧,与其说是质疑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倒不如说是要强化这种政策。这种担忧不但与“和平”网友的本意相矛盾,更重要的是不符合人口形势的现实,因此有必要说明一下。

首先,“和平”网友问到,“现有计划生育政策真能绝对控制人口数量吗?”回答是,中国人口数量并不存在失控的问题。

人口数量能否控制住(免于无限制的增长),最关键的数字就是“总和生育率”是不是高于更替水平。所谓“总和生育率”指的是特定时间平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生育的孩子数。而“更替生育水平的生育率”,是指“同一批妇女生育女儿的数量恰好能替代她们本身”的生育率。在中国,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大致是2.3(注3)。

从1992年到现在,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一直低于上述更替水平(官方的计生委承认这个说法),所以,“现有计划生育政策”当然能控制住人口数量。这里存在的争议在于“总和生育率”到底有多少。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时候,总和生育率低到1.22,计生委认为存在严重漏报,把数字修改为1.8。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表明当年的生育率为1.33;这次抽样调查,以及计生委2006年的“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调查”,都一致地表明2000年前后的生育率远在1.5以下,如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郭志刚教授指出,“历次调查到的生育率总是处于很低水平”,而且总是“肯定以往年份的生育率就是很低”,“人们所假定的大规模出生漏报总是不能查实”(注4)。

总和生育率远远低于更替水平,说明并不存在人口数量失控的问题。而且,据2006年计生委的“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调查”,全国育龄妇女的平均生育意愿只有1.73个子女(注5),低于更替水平。生育意愿的降低,是社会发展、文化程度提高、生活节奏加快乃至压力加大的必然结果。这说明,即使生育政策彻底放开,总和生育率也不会高于更替水平、更不会导致人口数量失控(考虑到不育人口,实际生育率会明显低于1.73)。计生委按照1.8的生育率,估计中国人口高峰将达到15亿(2030年代达到,注6);但是如果按照上述1.3的生育率计算,人口高峰不到14亿(将在2020年达到),之后是总人口的快速递减、劳动年龄人口递减更快。

相比之下,伴随计划生育出现的现象,包括新生人口性别比畸形、老龄化加剧、劳动年龄人口迅速降低才是真正的人口问题。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自1980年代初开始畸形,到近年新生男女婴比例已经突破120:100(注2),即使按保守估计,从1984年到2004年“短缺”女婴也高达1800万(注7)。而低生育率会严重加剧老龄化的程度:在生育率1.8的情况下,若干年后60岁以上老人的比例将稳定在25%左右;而在生育率只有1.2的情况下,这个比例将维持在35%左右(个人计算)。按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介绍,中国老龄人口到2037年前后要超过4个亿,2051年达到峰值,到那个时候老年的人口将占到总人口的30% 以上(注8)。而财力充裕的上海市,2007年60岁以上人口刚超过20%(注9),就已经遭遇养老金不足的问题(注10)。

其次,“和平”网友担心,一部分人听从政策、而另一部分人违背政策,会导致整个社会不稳(普遍的看法则是导致“低素质”人口增加)。这涉及到如何看待“超生”人口的问题。

这里先要说明的是,如同生育率水平所反映的,“超生”比例并不大;即使有了“超生者”的贡献,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依然维持在相当低的水平(远在1.5以下)。由于多年前的丑化宣传,农民、包括民工,在某些人的印象中还是“越穷越生”的“超生游击队”。近年来“富人超生”又夸大其辞地宣扬了(注11)。即使有人耳闻目睹到部分地区存在一些两三胎的现象,并不足以改变全国统计出的低生育率事实。

更重要的是,超生之所以为超生,原因无非在政策生育率太低(全国平均不到为1.5,注12)。这个政策生育率,又与计生委号称要稳定维持的“1.8的低生育率”(注4)自相矛盾。实际上,如果真心要维持1.8的生育率,必然是多数家庭生育2胎,部分家庭生育3胎和1胎,考虑到不婚不育的,总和生育率才能达到1.8。考虑到较低的生育意愿(1.73),即使完全停止计划生育,生育率也不会达到1.8。

到今天,人们不小心就会陷入这样的误区,以为超生户是占了全社会的便宜、必须对“超生”进行限制。其实从全社会角度看,所谓“超生”都是在弥补那些少生不生的。当20年后中国老龄人口达到20%、经济活力面临挑战之时,人们必然认识到,现在的“超生户”有功无过。

最后,“和平”网友提到的人权问题,这并不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命门所在(所以遭遇了另一网友关于“小人道还是大人道”这样的空对空辩论)。当然这不等于不存在这个问题:除去那些数量众多的个案不谈,我们都知道“缺失”的至少两千万女婴背后意味着什么,值得考虑做了这么大的牺牲到底是为了什么。问题在于,计划生育导致的痛苦是由中华民族自己承受,对全世界来说却是削弱一个竞争者,所以,它并不是“西方诟病”的要点。恰恰相反,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人曾表示,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制定者应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注13)。考虑到“诺贝尔和平奖”曾经授予哪位中国人、曾经提名给哪些中国人,这样的表态当然值得玩味。

如同汶川地震戳破了中国地震预报的神话,人口问题也不可能一直延宕下去。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将成为认清人口现状的一次机会。在“预报为主”的方针事实上已经破产的时候,地震局外倒有很多人不肯从地震预报幻梦中惊醒过来;同样,关于人口问题,现行政策早晚会有改弦更张的时候(当然早比晚好),希望那时候尽量不要有人再拿“人口爆炸”的噩梦来吓唬自己。

注:
(1)穆光宗教授提到的五大风险是“成长风险”、“成才风险”、“家庭养老风险”、“社会发展风险”和“国防风险”。见《瞭望东方周刊》2006年第37期。

(2)《南方周末》2009年4月8日:“‘放开二胎刻不容缓’——专访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注意纪宝成采用的生育率数字是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的“1.6”。

(3)由于新生婴儿是男多女少(正常的新生婴儿性别比是男:女=102:100到107:100),并且并非全部女婴都能存活到接替母亲一代的生育功能,因此,“更替生育水平的生育率”要高于2.0(即平均每名妇女生育两个孩子)。
王金营、翟振武、杨江澜、陈卫等人“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妇女实际生育水平与更替生育水平的评估”(《人口研究》2007年第4期)提到,中国的更替水平生育率是2.26。注意翟振武、陈卫(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属于为计生委现行生育政策辩护的人士。

(4)《第一财经日报》2008年6月30日“郭志刚:中国人口形势已进入低生育率新时代”。其研究论文见《人口研究》2004年“中国1990 年代生育水平的研究与讨论”、“关于中国1990 年代低生育水平的再讨论”、2008年第4期“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及其影响因素”。

(5)计生委发展规划司“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公报——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2007年第2号)”,http://www.cpirc.org.cn/tjsj/tjsj_gb_detail.asp?id=9447

(6)《北京晨报》2007年7月16日,“我国人口30年后将达15亿”

(7)这个数字来自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马瀛通研究员“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与从严控制人口中的误导与失误”,《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2期。

(8)窦玉沛:未富先老 30年后我国老年人口将超过4亿,中国网2007-10-17。

(9)新华网2007年5月18日:“上海老年人口比例首次突破20%”。

(10)《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5月6日:“上海先老了”。

(11)比如,《新华网》2006年4月13日报道,“统计数据显示,自2002年至2005年第三季度,上海市共有84例超生被认为是富人超生,占超生总数的7.17%。2002年10月至2005年10月,大连市共发生12例富人、名人违法生育案例”。上海常住人口每年出生数万人,所以这几十例对平均数实在没什么影响。

(12)郭志刚、张二力、顾宝昌、王丰,“从政策生育率看中国生育政策的多样性”,《人口研究》2003年9月。

(13)《南方都市报》2006年9月30日:“拜托,别再用诺奖忽悠国人了”。

May 18

【按:前《南方周末》记者、现自由撰稿人翟明磊在汶川地震之后采访了地震局外的大量预报家。翟明磊的初衷虽然是意图揭露子虚乌有的“瞒报”阴谋,但是采访过程中还是发掘出大量的事实,涉及到地震局和“非主流”互动问题、前局长宋瑞祥外行领导内行扶植伪科学问题、《唐山警世录》真实性问题、汶川地震之后余震预报问题,可以看到那些“非主流”人物如何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地美化自己的预报记录,如何走上层路线向地震局施压,而地震局人员为了吃预报这碗饭又如何被“非主流”们逼得猥猥琐琐,可以更好理解政治凌驾于科学之上而培植的“地震预报”这个毒瘤为何难于割除。地震预报和中医一样,少数癫狂小丑出于名利而让举国疯疯癫癫,官方一日不废,则整个国家一日为愚人国度(近日连续出现的合肥、宜昌、运城三起地震恐慌,即印证了这一点)。

翟明磊这一集采访了汪成民,后者是“非主流”们拥立的领军人物(原因就是那个被吹嘘神话了的“青龙奇迹”)。迫于实情,汪成民不得不承认“非主流”们存在大量虚报,但是仍然为其涂脂抹粉,比如把耿庆国的连续虚报(从头到尾没有命中龙门山)算作成功的“追踪预报”,把那些空报此时此地、认领彼时彼地的“预报”算做“正确预报”,说明“非主流”的头面人物也是移花接木的好手。不过,除去这些观点立场以及思维能力和理解力的问题,汪成民还是披露了很多事实。其中很让人感兴趣的就是关于唐山地震预报部分。张庆洲的《唐山警世录》提到三个预报依据:土应力、土地电和磁偏角。磁偏角不可能是个有效的预报依据,本人曾有文分析,并指出张庆洲自相矛盾的地方。而汪成民这次又揭穿了土地电的说法,并且披露了《唐山警世录》最大的主角马希融是怎么一步步神话起来的。这样的人物才是当之无愧的吃唐山地震人血馒头的,而汶川地震之后有多少大师正在吃人血馒头,我们已经见怪不怪了。

以下摘自汪成民接受翟明磊采访的原文。全文见: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1bao/archives/295588.aspx

汪成民:夸大预报的效果,这东西很难办。起了一个反作用。要恰到好处。比如,群测群防,唐山地震前,有没有异常,有异常,吹高到不应有的高度,反而让别人说你是胡说。包括张庆洲的文章。某些部分是过分的。似乎地震局不需要,只要有二中、八中、马家沟几个人,这个唐山地震就报出来了。事实根本不是这样【转载者注:苏新华(其父为唐山地震中河北地震局六名殉职者之一)的《唐山地震追思》也可以印证这一点】。由于这些人过份强调自己,使地震局这批人完全把他们打倒。地震不可知论、这次地震没有预报,持这些观点的人,我们要同他们争论。同时我们内部的一些人,有分寸谈这个问题,这个也非常重要。我知道你接触了许多预测地震的同志。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他们讲了他们预报成功的一面。但也有这种情况,他们也有大量的错报,有的同志,一旦报成功了,就把自己提到到一个高度。地震局的人马上反过来抓住他报出来的毛病。但这话柄是你自己交给他的。
。。。。。。

汪成民:钱去了马家沟【转载注:钱指钱复业,即发明了“HRT”远距离地电法、冒充预报了汶川地震、借发改委原副司长严谷良走上层路线向地震局施压的人。马家沟指开滦马家沟矿地震台。按《唐山警示录》记载,钱复业去马家沟是在唐山地震的14天之前】,弄得她很狼狈,她做了件傻事,写了封信说对不起啊,马家沟的人把信公开,说是钱复业承认错误。其实我不认为她钱复业在那否定人家的异常。马家沟的负责人为什么百分之百说谎?——我给钱复业的任务书里没有马家沟。马家沟她自己路过买碗瓷器,我第一次见到那位马姓负责人【转载注:即《唐山警示录》大力吹捧的核心人物马希融】,我问老马,你说你给地震局震前报的,你什么时候报的?他说,“地震前我给河北地震局报的,我让他们转给你的。”我说,“你这个要说清楚,你不是直接给我报的。”上海人这点很精的。我说,“我要问河北地震局有没有收到。”他又退了一步说,“我叫唐山市地震局转的。”我说,“你河北地震局没报,中央也没报,你叫唐山市地震局转,人家转没转你知道不知道。”后来一查,他唐山市也没报,是报厂里,叫厂里报到唐山市的,唐山市承认厂里给他转了。唐山市都没有转。他直到现在都在编,因为这件事,他尝到甜头了,成为人大代表。人大代表变成人大常委。一年一年资格老是延下去,于是成了唐山地震的英雄,于是他把故事越编越圆。要树立反面者。那天在唐山市开会,我是指挥现场指挥者,他发言,拿出他妈妈血衣,说是报到国家地震局的,钱复业否定了,有人问谁是地震局,一下子把我打到桌子下了。他说得有鼻子有眼。这么引起的。他是小厂搞的地电,钱复业偶然去了一下,看有没有漏电。钱复业说,“我不可能说这个话,我没有多长时间就走了。”越编越多,张庆洲在《唐山警世录》里甚至写得什么报了几点几分。他其实是不太懂预报的一个群测点上的一个老百姓,只是请教钱复业,讨论过程看有没有漏电。马就编成“发现异常,向地震局报了,汪成民派钱复业去落实异常。”不存在这个问题。这事情影响到几十万人死,影响一个人一生荣誉。利益太大。很多人不敢说实话。一说谎话,上升得非常快。这边一说可以给对方打入地狱。这种情况下事情不是变成科学问题了。

May 13

(请勿转载)

【2010年6月5日补记:《科学新闻》同一期也采访了任振球,他提到了1998年北京理工大学某老教授虚报北京地震:

任振球:1998年,北京理工大学有个老教授预测春节期间北京将有7.3级地震。当时市长在内部作了部署,医院都做准备了,武警部队也不放假。结果泄密了,引起北京部分地区市民的恐慌。新华社的总编让我和李均之表示个意见。我说我和李均之合作这么多年,我们所掌握的临震手段,全部没有出现异常,因此我们可以比较有把握地说,北京春节期间不会有6级以上地震。他们说“你们这么一说啊,中央领导可以放心了”。

另外,2006年地震局有关人员接受《南方周末》采访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个事例:

专家:现在的做法是,对一些可能性不大的预测,政府一般采取“内紧外松”的措施。

1998年春节的时候,北京理工大学的一位教授预测北京门头沟地区可能发生7.3级地震,结果一传十,十传百,很多群众开始到天安门广场过夜。北京市委知道后很重视,召集中国地震局的专家会商。讨论后,大部分专家都否定了地震发生的可能,决定在电视上公开辟谣。

节目临近播出的时候,市里打来电话,要求暂停播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最后国务院还是决定播出这个辟谣节目,但是在内部并没有松懈,一方面通知医院腾出几万张床位准备接待伤员,同时安排武警战士全部坚守岗位准备救援。

记者:最后地震来了没有?

专家:没有。但是这些内部措施,也花费了政府大量财力。

这个北京理工大学的老教授应该是郑联达。据陈一文网站介绍:

(郑联达)1916年10月4日生于海南岛三亚市临高乡,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从事物理教学40多年,始终以“追求真理,其乐无穷”为座右铭。年逾花甲,在偶然的机遇下,开始研究地震预报的理论,坚持进行地震预报监测,并向有关部门预报地震。著有《大地震规律研究》、《唐山地震研究》、《唐山地震研究(续集)》等;并对其他灾害预报、人体经络、数码治疗等进行研究。曾在国内外数种期刊发表过多篇论文。他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曾任物理教研室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兵器工业部学位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政协第五届、第六届委员、中国物理学会会员。

此人2010年2月去世。

1、您认为地震预报遇到的主要困难是什么?简要分析一下中国目前的研究水平或特点?如何看待中国的地震研究。

地震预报的困难在于无论“动力学预报”还是“统计预报”都看不到明确的前景。

“动力学预报”就是根据已知的数据和数学模型,去计算出下次地震的时间、地点和震级。由于地壳内部的结构和物理性质非常不均匀,而且不可能布置足够密集、足够深的探井去采集这些资料,所以,地震预报几乎不可能像气象部门计算台风登陆的时间、地点和强度那样,去计算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和震级。

“统计预报”依靠的是前兆,但是目前并没有找到可靠的前兆,并且无法证明确实存在这样的前兆。地下浅层、地表和空中的异常,主要还是由人类活动、气候气象以及太阳活动造成的;即使地下钻孔观测到的异常,也并不直接反映地下十几公里深处震源断层的情况。破坏性地震发生的概率很小,“统计预报”的虚报率和漏报率都太高,达不到准确预报的要求。

关于中国地震预报的水平,可以从两方面和国外对比:一个是预报成绩,一个是对地震预报的理论认识。中国是唯一的有政府部门承担地震预报的国家,所以积累了一些的成功例子。但是另一方面,30多年来也有大量虚报、漏报的情况,所以,那些成功例子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属于随机结果,本身也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而对地震预报的理论认识,从许多具体事例来看,应该承认有很多落后的地方。比如关于日月引潮力和地震的统计关系、地震预测的概率分布,国外的认识都领先于国内。又比如,今年4月6日意大利阿奎拉地震之前,附近一个研究所的技术人员根据氡气异常,曾预报3月30日实际震中50公里以外的地方将发生地震。针对媒体事后的炒作,国外权威地震研究机构(包括美国地质调查局、德国波茨坦地学研究中心、日本东京大学、英国地质调查局)都有研究人员出面,向公众说明氡气异常并不是可靠的地震预报手段,多数都是虚报。但是作为地震研究大国,我们看到中文媒体参与炒作“瞒报”之后,国内研究人员集体失语。当然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地震预报部门自身就在采用这种不可靠的指标;而且,那个预报虽然并没有报准地震,但是却符合中国地震局的临震预报一级标准。

此外,中国地震研究的一大特点是夹杂着大量病态科学和伪科学。所谓病态科学,特点就是对研究材料做出一厢情愿的解释,比如地震之后去把几百公里外的异常作为“前兆”。伪科学则是干脆和已有的观测相矛盾,比如说,认为地震和远方的恒星位置有关,这与基本的物理定律相矛盾,而这些物理定律都是被大量的实验结果和观测结果证实了的。从地震局多年前的会议报告看,“去伪存真”的工作早已提出,但是几经反复,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2、一些报道指出,地震预报似乎主要依据的是各种前兆和异常现象,但是这些前兆到底和地震有没有关系,如何确定?一些地震硬件的建设,比如各种地震台网的建设,所测得数据与地震发生是否有必然的关系?

确定异常现象和地震之间是不是有关系,靠的是机理分析和统计分析。有些异常现象可以从机理上直接排除:比如太阳黑子,属于太阳活动;比如“磁暴”,它是由太阳活动造成的。它们不可能造成地下断层受力情况的变化,所以和地震没有机理关系。而有些现象是否存在机理联系,尚没有公认的看法,比如地电(大地电阻率)异常。这些没有机理联系的、或者机理联系比较可疑的,和地震之间都不会有明显的统计关系,所以无法用来预报地震。

那些和地震可能有关的前兆,也必须先通过统计检验,看看一个或者几个前兆出现之后,到底有多大可能在指定的时间、地点范围内发生某种级别的地震。目前为止,统计关系最好的就是小震。比如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一次小震发生之后,有5%的可能在一天之内发生更大的地震。如果真拿小震来预报大震,平均预报20次才能中1次。

小震直接反映地下断层活动,尚且不能准确预报地震,而地震台网监测的地表的指标,统计关系差得更多。地震局自己有过这样的统计,利用地电、地磁、定点形变、水化学、地下水位和重力等前兆指标进行中期预报,在异常出现之后的一年内,虚报率在80%左右。如果落实到一个星期之内的、实用的临震预报,那么虚报率至少在98%以上。更不用说还有70%左右的地震在震前没有出现这些异常。

所以可以明确地说,地震台网的数据和地震没有明显的关系【5月13日补注:这符合地震局内部的清醒看法,见http://www.sciencenet.cn/upload/blog/file/2009/5/200959202416718612.pdf】。正因如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屡次发生漏报,包括造成严重伤亡的2003年伽师地震、2005年九江地震和去年的汶川地震;也正因如此,才好理解地震预报部门在发现“异常”之后,为何无法公开预报、只能对政府机构进行内部“打招呼”。而这种预报,按照地震局人员的描述,“20次也中不了1次”。

3、您认为中国(中国地震局)大力发展地震预报是出于政治和公众的压力吗?您怎么理解?

中国地震预报草创的时候就是政治路线和群众路线的产物,直到今天还存在这两方面的压力。政治上,一方面是来自无形的政治责任,如陈运泰院士所说,地震预报“体现了政府对公众安危的关怀”;另一方面是来自有形的政治压力,例如,在去年审定《防震减灾法》的时候,就有人大常委会委员指出,“如果说地震不能预报,那么国家地震局就没有必要存在”。此外,一些搞伪科学预报地震的退休人员热衷走“上层路线”,屡次向中央部门写信,给地震局施压,要求拨款资助他们那些早已被证明无效的荒谬方法。

公众方面也有两种压力,一种是对地震预报有过高的要求,另一种是,如果地震局放弃地震预报,会担心在地震流言面前人心不稳。

但是,政治和道德毕竟代替不了科学。其实,汶川地震之前,地震预报部门一直有机会充分认识“地震至少目前还不能预报”这个现状,对政府官员和公众解释这个现状。在汶川地震漏报之后,负责任的政府官员、以及有科学素养的公众,已经不存在对地震预报的不现实的幻想。现在地震预报的主要动力与其说是社会因素,倒不如说是科研体制下的“因人设事”。

4、日美科学家(Geller、Kogan、Jackson等)在1997年发表在Science上论文指出:地震不可预报。而且,目前美国、日本、墨西哥等许多国家都在大力发展地震预警,如何看待这一观点?中国目前是否也应该发展地震预警?

地震的可预报性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现在存在临震预报的有效手段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第二层,临震预报的问题近期能否解决?如果正视中国30多年地震预报的现实,答案也是否定的。第三层,地震预报未来能否解决?这个问题有一定争议,Geller等人持否定态度,而国内有人认为“一定能够实现”。但是后者并没有给出证明。所以,最乐观的答案应该是“不知道”。

地震预警系统的难度和实用性无法评价。但是,由于地震预报多年来徒劳无功、未来又很难看到突破的希望,所以预警系统再差,其“性价比”也会优于地震预报。

5、在近40年的地震预报研究之中,中国支持的项目经费如此庞大,但地震预报的效果并不是很明显,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科研经费利用效率低、研究方向有偏差,这是科研界的通病,不是地震研究所特有。而地震预报效果不明显,主要原因当然在于地震预报很艰难,甚至可能无法预报。这种情况随即就会导致人员配置的问题:有水平的研究人员很容易认清这个现状,不会陷在里面。而坚持下来的研究者就是硬着头皮做,不去考虑前兆和地震的机理联系。正如地震局人士介绍,“花钱上了很多仪器”,测的数据跟地震是不是有必然联系,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外界无法决定地震预报的课题设定和经费分配,只能是尽量留意相关的研究成果。科研人员有夸大研究成果的倾向,但是地震预报和公众的生命财产息息相关,地震预报项目的承担者应该避免不切实际地宣传地震预报成果,以免误导公众。

6、中国地震局的工作重心似乎是地震预报,对于地震预报,您觉得今后的研究方向是什么?汶川地震意味着什么,是地震预报的“不可为”,还是“必须为”?

“地震预报能否实现”本身就是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所以很难说地震预报的研究方向应该是什么。但是,通过和国外研究的对比,可以知道中国地震局有哪些必要的研究还没有做,比如,各个主要地震带小震之后,有多大可能会发生更大的地震。这是研究生可以完成的简单工作,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数据,每次小震之后地震局就很难对公众把震情解释清楚。又比如,地震台网监测的前兆,虚报率和漏报率那么高,到底有多大的实用意义,地震预报部门应该给出明确的数据和结论。

另外,国外情况对比,也可以看到哪些属于低水平的研究。比如,关于电离层异常和地震关系的问题,虽然机理上很含混,但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前几年还是设了一个小项目(2004年结束),结果表明,在加利福尼亚南部这样的地震多发区,电离层异常和地震无关。而最近中国地震局“十一五”期间承担的国家级大项目,研究内容与之类似,显然属于因人设事的低水平重复。

汶川地震是一次长期、中期、短期和临震全部漏报了的地震,比唐山地震的漏报还要严重(唐山地震有中长期预报,但是无法落实到短临预报)。它再一次说明震情分析和临震预报无法依赖。很难抽象地说地震预报“不可为”还是“必须为”,合适的说法应该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地震预报部门应当对政府和公众承认,目前没有可靠的地震前兆,不再承担发布地震预报的任务,地震预报应该收缩到科学探索领域。

===========另一份采访稿未刊出部分============

7. 对七篇文章的评论

(1)郭增建的“我国天灾预测的综合地球物理研究”不属于正规学术文章,只是学会的工作总结,上面已经评论过了。

(2)徐道一等人的“翁文波院士的信息预测理论体系的创新性及其意义”是一篇纪念文章,所以也很可能没有经过正常的同行评审程序。这篇文章能够反映出,翁文波的所谓“信息预测理论”,荒谬之处就在于撇开自然现象的内在原理和规律,去玩弄凑数游戏。撇开这点不谈,文章中还可以看到,他的所谓“预测效果”名不副实。比如,按照文中表2,他的地震预报时间平均误差42天、地点平均误差400公里,这样大的误差,和地震带上的随机预报没什么差别,并且毫无应用意义。可是在统计的时候,这些都算作他的正面例子。

(3)郭增建等人的其他五篇文章,把各种自然现象联系起来,尤其是把地震和其他自然现象(风暴潮、龙卷风、暴雨、洪水)联系起来。这类文章的普遍谬误,就是两条:

第一条,机理错误。他们建立的都是牵强附会的联系,也就是“不寻常的主张”。这时候需要从机理上存在“不寻常的证据”。但是,他们的机理解释都属于臆想。比如,他们屡次提到“构造放气”对气象的影响,但是根本不提放气的通量、扩散速度,没有把“地下放气”的效果和气象因素固有的效果相对比。其实地震所造成的所谓“地下放气”再强,也小于一次微弱的火山活动喷发,不可能导致成年累月之后的气象后果。所以,他们那些机理“提出之时就与现有的观测结果相矛盾”,属于伪科学。

第二条,没有进行统计检验。他们提出的每种联系,基本都只有很少几个例子,更可能是随机结果,不能反映统计规律。另外,他们不知道考虑背景概率。比如说,郭增建“从地气耦合讨论某些天灾预测问题”一文提到,沙尘暴容易发生在节气前后和朔望前后(农历每月十五或十六位望日,他们把十四到十七都算望日前后,这样前后四天)。按照这种宽泛的时间标准,任何一天都有4/15的可能是在朔望前后,4/15的可能是在节气前后,这样,沙尘暴发生于节气或朔望前后的背景概率高达46%,他们给的几个例子不能说明存在统计联系。

May 10

【本文收录汶川地震之后中国地震局及其下属机构、在职人员运用、宣扬各种伪科学“地震预测术”的全部案例。中国地震预报部门三十多年来违背科学、败仗不断,坚持下去的动力或许就如陈运泰院士所说,“如果地震预报过关了,一俊遮百丑”。与这种侥幸思想相符的是,中国地震局多年来一贯对各种迷信、伪科学宽大为怀,即使在汶川地震摔了个大跟头之后依然不改初衷。在庆祝地震预报过关这“一俊”之前,我们还是及时欣赏一下“百丑”——这些科学史上难得的笑料。

文中所涉及到的各种“地震预测术”(即,用统计上、机理上无关的现象去蒙地震)为何属于伪科学,见新语丝有关文章和本人博客http://xysblogs.org/amsel。由于篇幅关系,此处不详细解释。】

● 2009年4月29日: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中国地震局局长陈建民屈从于压力,肯定钱复业等人的地震预测术“远距离地电法”。2009年2月24日,国家发改委科技司原副司长严谷良致信发改委主任和国务院,呼吁为HRT波预测技术提供资金和管理体制支持。陈建民于2009年3月13日写信回复钱复业,对这种机理上牵强附会、数据上胡乱取舍的方法进行了正面评价,说它“显示出了预报地震的可能性”。
(注:“HRT波预测技术”即钱复业等人发明的、业内人士普遍持否定态度的“远距离地电法”。严谷良屡次对伪科学没有鉴别能力,曾支持“水变油”给国家造成损失。)

● 2009年4月29日: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甘肃省陇南市地震局副局长赵卫国继续编造地震预报记录:“汶川地震前,赵卫国曾填报了两张短临地震预报卡给中国地震局,但总是差了一点,留下了无尽的遗憾。”
(注:事实上,赵卫国等人当初“预报”的震中,一次是在四川青海边界,一次是在新疆于田,见下文2008年5月28日一条。差上几百几千公里,也能算做“差一点”,怪不得中国地震局的预报水平“领先世界”。)
 
● 2009年4月1日:《北京日报》报导,“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陈斌博士”说,“太阳活动在更深层次可能影响地震、旱涝等自然灾害发生的频度和强度,全面影响人类社会”。
(注:太阳风暴对气候气象的影响存在争论,但是所谓“太阳活动影响地震”,纯属子虚乌有,却是某些“地震预测术”的理论依据,并且风靡于中国地震预报部门。)
 
● 2009年3月30日:据“三晋都市报”报道,山西省地震局“认真对待和鼓励扶持”一位“现在每年不出正月十五,便做出一年的天气预测”的山西汾西一农民的“地震预测”。
 
● 2009年2月:据中国地震局网页报道,新乡市地震局积极应对“特大干旱可能诱发的突发性地震事件”。
(注:新乡市地震局对“旱震理论”的发挥,大概连其创始人耿庆国都要摇头。耿庆国炮制的“旱震理论”只是认为干旱是地震孕育过程引起的,并没有强大到认为“干旱可能诱发地震”。)
  
● 2009年2月:《科学中国人》刊登了中国地震局许绍燮院士的访谈,许绍燮宣称希望从太阳活动中寻找70%的地震预报信息。
 
● 2009年1月8日:据《中国地球物理学会会讯》第103期报道,孙士鋐应邀参加“‘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己丑春节茶话会”,“作了热情恳切的发言”。报道透露,孙士鋐“参与了‘防震减灾法’起草和修改的全过程,他始终坚持周恩来总理制定的‘群测群防’必须写入法中”,“最后如愿以偿”;孙士鋐“还对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在推动地震预测事业发展上的作用、对耿庆国教授的预测和积极反映意见、对北京工业大学地震研究的预测实践都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对于陈一文顾问对天灾预测的全力支持、不倦地工作和多方奔走呼号”,孙士鋐赞其为“为民请命”。
 
● 2009年1月:“亚新网”报道,新疆地震局“用鸡鸭测地震每月发200元补贴”。
  
● 2009年1月:“远距离地电法”文章登上《中国科学D辑》,作者声称受到中国地震局陈运泰院士、许绍燮院士、马瑾院士、梅世蓉教授、郭增建教授的“一直关怀和热情指导”。
  
● 2008年12月23日:中国地震局为所谓“中国地震预测咨询委员会”提供会议室,召开所谓“汶川地震反思会议”。由于中国地震局提供场地条件,“委员会”的“国宝”们把自娱自乐的发言包装成“中国地震局西楼326会议室证词汇总”,欺骗公众。
(注:“中国地震预测咨询委员会”由中国地震局2004年扶植成立,其主要成员就是“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乱蒙地震的一帮号称“国宝”的退休人员。)

● 2008年12月5日:据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网页报道,中国工程院院士许绍燮参加“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北京文波经济及自然灾害预测研究所”、北京工业大学地震研究和“北京市凯利华信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举办的“2008年全国天灾预测总结学术会议”,在会上说:“我喜欢到你们中间来,你们掌握着许多信息,所以一直能坚持预测,如果没有真正的东西,能坚持吗?不要给地震预测泼凉水。要互相尊重。我们现在只有30%的信息掌握,还有70%的信息没有掌握,其中必须关注‘天外来客’。”
   
● 2008年12月:中国地震局地壳应力研究所张培耀、范良龙等人的“四川汶川8级地震地应力异常”一文登上《地质学报》2008年第12期汶川地震专集,文中声称1000公里之外的(注:完全位于不同的大地构造单元上的)太原附近的地应力台站所记录的异常是汶川地震的“前兆”。 
 
● 2008年10月30日:《南方周末》“地震预报的中国江湖”提到,山东东阿县的一个农民每天观测早上的太阳的异常,据此预报地震。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首席预报员孙士鋐对记者说,这个农民观测到的信息“可能还是有意义的”。
 
● 2008年8月1日:地震预报大师任振球声称,中国地震局当时的首席预报员孙士鋐打电话祝贺任振球余震“预测比较正确”。
(注:实际情况是,任振球在一个余震频繁的时段发布预报,但预报仍然落空,事后他把两三天后、155公里开外的一次余震冒领做自己预报的地震。孙士鋐打电话祝贺,说明地震局继续和地震预报大师们沆瀣一气,为其欺骗公众提供条件。又,任振球是被中国科学院定性为伪科学组织的“天地生人”的骨干成员。)
 
● 2008年7月-2009年3月:中国地震局网页报道,地震局在陕西、安徽、福建、广东、山西、江苏等地安装北京普精信科技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孙威研制的“砂层应力仪”。多个省份的地震局邀请孙威作“颗粒物质与地震前兆”的报告。
(注:孙威在未固结成岩的砂层中安装应力仪来探测深部应变,在力学专业人士看来极为荒唐。另外,按照许绍燮推荐、孙威发表在《中国工程科学》2007 年第9卷第7期上的“破坏性地震是可以预测的——孕震物理模型及临震信号”一文,孙威的仪器能够“接收到数千公里之外的地震孕育过程”,其方法属于“远距离地应力法”这类地震预测术。孙威本人是个认为地震能量来自太阳带电粒子的妄人,见孙威等“大地震起因的物理学证据”,《科学美国人》中文版,1995年第10期。)
 
● 2008年7月-8月:中国地震局主办的《国际地震动态》(许绍燮主编)第七期发表钱复业、赵玉林等人的“远距离地电法”论文,第八期发表钱复业、赵玉林2003年12月提交的“关于‘川滇地区1~3年可能发生特大地震的地电学方法监测应急措施方案’的建议”。
 
● 2008年6月18日:《中国国家地理》报道,中国地震局陈运泰院士在谈到龙小霞、延军平等人采用翁文波“可公度法”蒙地震的文章时说:“我觉得这样一个结果应用了翁老的办法,还是应该引起注意的。”
  
● 2008年5月起:网上传闻,甘肃省陇南市地震局副局长赵卫国和妄人杨智敏多年来、直到512地震之后,一直合伙“预测”地震。
  
● 2008年5月30日:中国地震局首席预报员孙士鋐提供给“中国地震信息网”的两篇文章声称,“强余震活动由于受到天体引力作用的影响,具有准周期性的特点”;“大气压力对地震具有触发作用”;“在某些条件下,大雨可能引发(破坏性)地震”;“有研究表明,大地震发生前,由于积累的巨大能量,他能改变台风的走向,引导台风推进。如唐山地震前,在我国东南沿海登陆的一次台风,一直北上至华北。这次8级地震前,在缅甸登陆的强大飓风有可能是因受到8级地震的引导,转向登陆缅甸”;“而无论是地震还是气候,都受到来自太阳活动的影响”,等等。
 
● 2008年5月28日:《第一财经日报》报道,2008 年4月18日,甘肃省陇南市地震局副局长赵卫国等人运用“SE地震电场分析”方法预测“2008年4月20日至2008年5月18日,在新疆、西藏交界区的于田一带将会发生7.0级左右地震”,孙士鋐在5月13日即给赵打去电话,说“你那个预测太可惜了,地点偏了,(但)还是很有意义的”。赵卫国事后装腔作势地说:“(4月18日的预报卡)时间是对的,级别也是对的,但是最不成功的是地点偏差,原因是我们仪器少。这是很遗憾的事情,但是我们占了两个要素。 ”
(注:按照预报家们的一贯伎俩,赵卫国等人其实赌的是新疆于田3月21日7.3级震区发生强余震,所谓“SE地震电场分析”只是包装而已。他们当然不会往龙门山蒙,和仪器有什么关系?孙士鋐则不知道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
 
● 2008年5月20日:素来有运用“地震预测术”传统的甘肃省地震局对前来视察的甘肃省领导吹嘘“对汶川地震做过预测报告”,消息登上甘肃地震信息网、并被新华网转载,当时成为“瞒报”阴谋论的重要把柄。事后(22日)甘肃省地震局发布“重要更正”来掩饰。
   
● 2008年5月19日前后:中国地震局发布强余震预报,其依据是已被大量研究否定的“引潮力法”,以及“大震9天之后有余震”,导致成都等大城市一片混乱。中国地震局至今未对这起毫无科学依据的预报事件负责。
(注:这次预报的所谓依据依稀透出对数字“9”的崇拜,说明极有可能出自甘肃省地震局的手笔。该局人员曾发表多篇“倍九法”文章。)
      
● 2008年5月14日:《广州日报》报道,中国地震局首席预报员孙士鋐对记者说,“灾害是具有链条伴生效应的,有学者分析,唐山地震前,台风路径因地震发生改变,缅甸飓风的路径在地震前也发生突然改变,包括地震之前淮河流域水流改变。这些灾害现象,有专家认为与汶川地震具有一定联系。”
 
● 2008年5月12日地震之后:南宁市地震局局长蒋维松声称南宁市某蛇类养殖基地的蛇类“异常”是1500公里外的汶川地震“前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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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z.yn.gov.cn/hzzfb/1657608336872308736/20090615/198279.html

May 01

和生育率、每年新生人口数一样,中国近年的总人口也是个扑朔迷离的数字。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全国(不含港澳台)总人口的原始数据是12.43亿人,低于1998年和1999年统计局的数字,所以被按照1.81%漏报率进行修正为12.66亿(这个漏报率学术刊物上经常提到,不附文献来源),成为正式数字。如前文所述,五普的人口数字一直是计生委的一块心病,尤其是总和生育率。但是,对五普低龄人口漏报的假定,却被2005年计生委和统计局的两次抽样统计所否定。

这样,其后的数年间,对中国人口的数量,可以有两套各自连贯的数字。一套是统计局的,从上面的12.66亿出发,根据每年的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得到历年数字。这里的出生人口,如上节所说,每年1600万左右,是与计生委的1.8的生育率相对应的夸大了的数字。另一套总人口数字,就是从2000年12.43亿的原始数据出发,按照上节介绍的每年1300万新生人口,来计算历年数字。历年死亡人口从2001年的818万到2007年的916万,这个数字没太大争议。

上面两个系列的数字分别反映历年人口的上限和下限;到2007年底,两个数字分别是13.21亿人和12.76亿人。另外,统计局早已发现,今年来各地汇总的人口数字低于统计局公布的全国人口数字。统计局的解释是,各地出于抬高人均指标而压低人口。但是,压低人口数目至多只能把指标提高1.5%,而且,在计算年增长率的时候,不能每年都靠压低人口。有趣的是,2005年抽样调查之后,各地汇总人口下跌了一截,更接近上述的下限数值。

由于总和生育率1.2比1.8更可信,以及2004年的“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对近年的人口数字屡屡落空(高估了人口数字,后面有机会提及),所以,上述下限应当更接近实情。具体数字如何,希望明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之后能够揭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