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sel的Blog

《新语丝》XYS20090514一期登了“和平”网友的“这样的政策不人道”，坦陈一胎化生育政策给家庭和个人带来的痛苦。在多年的强势宣传之下，“只生一个好”的观念在知识阶层中已经根深蒂固，而“和平”网友这样的独立思考非常值得钦佩。其实，有识之士早已指出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弊病。比如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穆光宗教授2006年总结说，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注1）。另外，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最近提到，“有儿有女并不是一个落后的理想，而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愿望，或者说是一个比较美好的愿望。”（注2）

不过，“和平”网友的感性认识没有切中中国人口问题的要害。由于“计划生育”带来的问题日益严重、明显，中国的人口问题已不再是讨论的禁区；但是多年宣传的结果，使得人们至今依然以为中国人口的危机在于数量失控，以为只要数量早日降下来就是好事。“和平”网友提出的几点担忧，与其说是质疑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倒不如说是要强化这种政策。这种担忧不但与“和平”网友的本意相矛盾，更重要的是不符合人口形势的现实，因此有必要说明一下。

首先，“和平”网友问到，“现有计划生育政策真能绝对控制人口数量吗？”回答是，中国人口数量并不存在失控的问题。

人口数量能否控制住（免于无限制的增长），最关键的数字就是“总和生育率”是不是高于更替水平。所谓“总和生育率”指的是特定时间平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生育的孩子数。而“更替生育水平的生育率”，是指“同一批妇女生育女儿的数量恰好能替代她们本身”的生育率。在中国，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大致是2.3（注3）。

从1992年到现在，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一直低于上述更替水平（官方的计生委承认这个说法），所以，“现有计划生育政策”当然能控制住人口数量。这里存在的争议在于“总和生育率”到底有多少。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时候，总和生育率低到1.22，计生委认为存在严重漏报，把数字修改为1.8。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表明当年的生育率为1.33；这次抽样调查，以及计生委2006年的“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调查”，都一致地表明2000年前后的生育率远在1.5以下，如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郭志刚教授指出，“历次调查到的生育率总是处于很低水平”，而且总是“肯定以往年份的生育率就是很低”，“人们所假定的大规模出生漏报总是不能查实”（注4）。

总和生育率远远低于更替水平，说明并不存在人口数量失控的问题。而且，据2006年计生委的“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调查”，全国育龄妇女的平均生育意愿只有1.73个子女（注5），低于更替水平。生育意愿的降低，是社会发展、文化程度提高、生活节奏加快乃至压力加大的必然结果。这说明，即使生育政策彻底放开，总和生育率也不会高于更替水平、更不会导致人口数量失控（考虑到不育人口，实际生育率会明显低于1.73）。计生委按照1.8的生育率，估计中国人口高峰将达到15亿（2030年代达到，注6）；但是如果按照上述1.3的生育率计算，人口高峰不到14亿（将在2020年达到），之后是总人口的快速递减、劳动年龄人口递减更快。

相比之下，伴随计划生育出现的现象，包括新生人口性别比畸形、老龄化加剧、劳动年龄人口迅速降低才是真正的人口问题。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自1980年代初开始畸形，到近年新生男女婴比例已经突破120：100（注2），即使按保守估计，从1984年到2004年“短缺”女婴也高达1800万（注7）。而低生育率会严重加剧老龄化的程度：在生育率1.8的情况下，若干年后60岁以上老人的比例将稳定在25%左右；而在生育率只有1.2的情况下，这个比例将维持在35%左右（个人计算）。按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介绍，中国老龄人口到2037年前后要超过4个亿，2051年达到峰值，到那个时候老年的人口将占到总人口的30% 以上（注8）。而财力充裕的上海市，2007年60岁以上人口刚超过20%（注9），就已经遭遇养老金不足的问题（注10）。

其次，“和平”网友担心，一部分人听从政策、而另一部分人违背政策，会导致整个社会不稳（普遍的看法则是导致“低素质”人口增加）。这涉及到如何看待“超生”人口的问题。

这里先要说明的是，如同生育率水平所反映的，“超生”比例并不大；即使有了“超生者”的贡献，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依然维持在相当低的水平（远在1.5以下）。由于多年前的丑化宣传，农民、包括民工，在某些人的印象中还是“越穷越生”的“超生游击队”。近年来“富人超生”又夸大其辞地宣扬了（注11）。即使有人耳闻目睹到部分地区存在一些两三胎的现象，并不足以改变全国统计出的低生育率事实。

更重要的是，超生之所以为超生，原因无非在政策生育率太低（全国平均不到为1.5，注12）。这个政策生育率，又与计生委号称要稳定维持的“1.8的低生育率”（注4）自相矛盾。实际上，如果真心要维持1.8的生育率，必然是多数家庭生育2胎，部分家庭生育3胎和1胎，考虑到不婚不育的，总和生育率才能达到1.8。考虑到较低的生育意愿（1.73），即使完全停止计划生育，生育率也不会达到1.8。

到今天，人们不小心就会陷入这样的误区，以为超生户是占了全社会的便宜、必须对“超生”进行限制。其实从全社会角度看，所谓“超生”都是在弥补那些少生不生的。当20年后中国老龄人口达到20%、经济活力面临挑战之时，人们必然认识到，现在的“超生户”有功无过。

最后，“和平”网友提到的人权问题，这并不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命门所在（所以遭遇了另一网友关于“小人道还是大人道”这样的空对空辩论）。当然这不等于不存在这个问题：除去那些数量众多的个案不谈，我们都知道“缺失”的至少两千万女婴背后意味着什么，值得考虑做了这么大的牺牲到底是为了什么。问题在于，计划生育导致的痛苦是由中华民族自己承受，对全世界来说却是削弱一个竞争者，所以，它并不是“西方诟病”的要点。恰恰相反，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人曾表示，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制定者应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注13）。考虑到“诺贝尔和平奖”曾经授予哪位中国人、曾经提名给哪些中国人，这样的表态当然值得玩味。

如同汶川地震戳破了中国地震预报的神话，人口问题也不可能一直延宕下去。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将成为认清人口现状的一次机会。在“预报为主”的方针事实上已经破产的时候，地震局外倒有很多人不肯从地震预报幻梦中惊醒过来；同样，关于人口问题，现行政策早晚会有改弦更张的时候（当然早比晚好），希望那时候尽量不要有人再拿“人口爆炸”的噩梦来吓唬自己。

注：
（1）穆光宗教授提到的五大风险是“成长风险”、“成才风险”、“家庭养老风险”、“社会发展风险”和“国防风险”。见《瞭望东方周刊》2006年第37期。

（2）《南方周末》2009年4月8日：“‘放开二胎刻不容缓’——专访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注意纪宝成采用的生育率数字是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的“1.6”。

（3）由于新生婴儿是男多女少（正常的新生婴儿性别比是男：女=102：100到107：100），并且并非全部女婴都能存活到接替母亲一代的生育功能，因此，“更替生育水平的生育率”要高于2.0（即平均每名妇女生育两个孩子）。
王金营、翟振武、杨江澜、陈卫等人“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妇女实际生育水平与更替生育水平的评估”（《人口研究》2007年第4期）提到，中国的更替水平生育率是2.26。注意翟振武、陈卫（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属于为计生委现行生育政策辩护的人士。

（4）《第一财经日报》2008年6月30日“郭志刚：中国人口形势已进入低生育率新时代”。其研究论文见《人口研究》2004年“中国1990 年代生育水平的研究与讨论”、“关于中国1990 年代低生育水平的再讨论”、2008年第4期“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及其影响因素”。

（5）计生委发展规划司“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公报——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2007年第2号）”，http://www.cpirc.org.cn/tjsj/tjsj_gb_detail.asp?id=9447

（6）《北京晨报》2007年7月16日，“我国人口30年后将达15亿”

（7）这个数字来自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马瀛通研究员“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与从严控制人口中的误导与失误”，《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2期。

（8）窦玉沛：未富先老 30年后我国老年人口将超过4亿，中国网2007-10-17。

（9）新华网2007年5月18日：“上海老年人口比例首次突破２０％”。

（10）《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5月6日：“上海先老了”。

（11）比如，《新华网》2006年4月13日报道，“统计数据显示，自2002年至2005年第三季度，上海市共有84例超生被认为是富人超生，占超生总数的7.17％。2002年１０月至2005年10月，大连市共发生12例富人、名人违法生育案例”。上海常住人口每年出生数万人，所以这几十例对平均数实在没什么影响。

（12）郭志刚、张二力、顾宝昌、王丰，“从政策生育率看中国生育政策的多样性”，《人口研究》2003年9月。

（13）《南方都市报》2006年9月30日：“拜托，别再用诺奖忽悠国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