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r 28

【梁中堂,男,1948年生,山西省永济市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国务院批准的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优秀专家,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会第1- 6届委员。

梁中堂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从事经济学与人口学研究,是比较早研究我国人口发展战略、人口理论和人口政策的学者之一。1978年在第二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分析批判“一胎化”基础上提出“四二一”命题的同时,提出了后来被学术界概括为“晚婚晚育加间隔”的生育模式,并取得中央有关部门和山西省委省政府的同意,于1985年在山西省翼城县和大同市新荣区进行试点。】

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坏的年月;那是智慧的时代,那是愚蠢的时代;那是信仰的新纪元,那是怀疑的新纪元;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绝望的冬天;我们将拥有一切,我们将一无所有;我们直接上天堂,我们直接下地狱——简言之,那个时代跟现代十分相似……
——狄更斯《双城记》

序 言

本文的资料收集工作已经断断续续做了20多年。所以,对于这一题材有关问题的思索也完全可以说持续了这么长的时间。即使这样,本文的研究还是很不够的。因为这是一个关乎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的一个重大问题,它会涉及经济、政治和社会其他的方方面面;这是一段历史,对历史事件的研究必须还原当时所有的历史背景和条件,——这都不是一个人轻而易举做得到的。所以,我这篇文章只是开个头,希望更多的人参加这一研究的行列。

这篇文章最初形成于去年5-6月,北京大学人口所召开第二届中国人口学家论坛之际。我那时一面在阅读思想史,一面撰写《医疗卫生改革与市场经济》的系列文章,原以为短期内不会回到这一题目上来,所以仓促间将有关资料按照很久以来形成的思路与逻辑串联起来,挂在个人的网页上,目的是将多年积累的资料贡献出去,供一些有心人做研究使用。不想许多网站和一些个人的博客相互予以转贴,仅我的那个不知名的个人网站上的这篇文章的点击率就超过了2000(现在超过了3000)。如果一个学人不异想天开地话,这个数字可能比我此前一生文字生涯中所有文章被阅读的总和还要多。所以,11月份利用几天思绪闲置的档期,对稿件做了一次处理,删除和精简了前后数次使用的文献。这次修改,又用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

既然将现在的文章称之为“修订稿”,就需要交代一下与前两个稿子的同异点。第一,本文与之前的同一题目的文章在主题和主要内容上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只是资料重复使用的现象尽可能地减少了,文章也相对没有那么臃肿和冗长了。第二,对以前文章的主要观点和资料基本上没有大的改变和删减。不用说主题,在这一类重大题材中,即使有一些观点的变化或者因为材料使用的不当要有所改变,我都会公开予以声明。第三,从去年10月到今年,遇到搬家和整理书房,新发现了一些资料,也都补充了进去。所以,比过去的材料更充实了些。第四,这是一段历史。而且,是人在整理自己的这一段历史。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在于人能思想;人之所以比禽兽高尚的地方,在于它有思想。所以,除了正文以外,还以注释的方式将许多认识和反思放了进来。本文的注释是文章不可或缺的部分。

30多年前阅读列宁的《哲学笔记》时,一下子就喜欢并接受了列宁十分欣赏的黑格尔关于思想发展如同圆圈的比喻。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的话是这样说的:“精神据以反省的概念也就是它自身,它的形式,它的存在;它重新把他自己与它的概念范畴分离开,把这概念作为对象,重新加以思考。这样,这种思维活动更加陶铸了前此业已陶铸过的材料,予以更多的范畴,使他更确定更发挥更深邃。这种具体的运动,乃是一系列的发展,并非像一条直线抽象地向着无穷发展,必须认作像一个圆圈那样,乃是回复到自身的发展。这个圆圈又是许多圆圈所构成;而那整体乃是许多自己回复到自己的发展过程所构成的。”列宁把这段话浓缩摘录为“把哲学史比作圆圈——《这个圆圈的边沿又是许多圆圈》……”列宁不但把我使用宋体排出的那个“圆圈”单词用异体字标出,而且下面加上圆点以示强调。同时还在旁面批注说:“一个非常确切的比喻!!”

但是,那时阅读这些语言也仅仅把它当作思想认识史的经典总结。不想从青年到花甲之年,却也以自己的个体生命实践着辩证法大师们的谶语。

人口学是我从踏入的那天起就决定要离开的学科,实在是因为不喜欢它那种没有厚重的感觉。1979年12月成都会议上提交了那个把我推入人口学的论文后,1980年决定写出反映马克思经济决定论的《人口学》,企图向世人说明那篇文章的观点是多么地简单与明了,然后就准备离开。1983年年底《人口学》出版,春节期间给总书记胡耀邦写了建议实行“晚婚晚育加间隔”生育办法的一些文字后,以为就画了句号。不想,1984年之春连续几次书记处会议研究计划生育政策问题,紧跟着还颁发了7号文件,真以为有这么好的形势,应该再做些努力,至少使得农村的生育政策合理些。这就又有了翼城的试验。这一卷,就是10多年。90年代初期,完善生育政策的事情是那样显然地不可能,打算抽身后就不再回头。但是,2000年人口普查所公布的总人口数,无论做怎样的理解,都充分地说明了我国人口生育政策对于人口控制并没有实际作用。这其中的许多道理也不深奥,只需要变换个角度去思维。所以,又有了前几年人口学方面的研究与活动。根据最初的设想,去年6月将这篇文章的资料整理出来就可以去继续阅读了,谁知道这一个多月来的思想不由自己地却怎么也离不开桌前的这份修订稿。……如果按照时间顺序检点将近30年来人口学方面的文章和著作,其实那都是一个个不便细述的离归,一个个的“圆”。所以,我常想,冥冥之中自己不断地被召唤与复归,就是为要去画那一个个的圆?它是不是要应验某种无法逃脱的命运从而必须以生命去践约、去赴会?难道这一个个的圆圈竟然必须要以鲜活的个体人生,才可以实现从生到死、终归属于自己的那一个大圆?

再回到本文研究的主题。“一胎化”是一个荒谬。荒谬和真理都同样地简单。“一胎化”最初就是为了“贯彻落实华主席在五届人大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三年内把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的任务”提出的。这一国民经济计划指标最初是由上一届的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在1977年12月份提出来的。为完成这一过高的指标,新一届的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先是提出“最好一个最多两个”,在贯彻落实过程中进而提出了“对于生第二和二胎以上的,应从经济上加以必要的限制”。和所有以前的生育政策不同的是,过去政府的各种提法都是提倡还没有经济限制或其他各种强制措施,在1979年1月召开的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上,政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对国民的生育行为采取经济限制的要求,而且是“对于生第二胎和二胎以上的”予以限制。“一胎化”自然产生了。

今年年初,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Peter Ford惊喜地发现在中国还存在像翼城县那样几十年来允许农民生育2个孩子的地方。经过一段时间的采访后,他问我,既然翼城县20多年的试验效果好,干部和老百姓都欢迎,却为什么不予推广?我回答说:“这世界上有许多的事情都不是由什么道理来决定的,它需要的是力量、权力和利益。”

以上所言本是文章的题注,由于太长,权且作序。

梁中堂

2007年4月

0 引言

计划生育或节制生育,是工业社会创造的一种符合人性的新的生活方式。[1]

大约100年前,受西方影响,我国一些沿海城市如上海等地方的报刊上开始出现宣传和鼓动国民节制生育的文章。2、30年代之后,从海外留学归来的人越来越多,节制生育已经成为旧中国重要社会思潮之一。新生政权建立后,提倡男女平等,鼓励青年妇女上学和就业。在进城上学和参加工作的青年中有不少人希望将主要精力用在学习和工作方面,主动要求政府支持和帮助他们实行节育。从50年代后期开始,中央政府也大力提倡国民实行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的新生活。很快,这一政府主张的意向就在城乡就收到了积极的效果。中国大陆的城市妇女早在50年出现了生育率的下降,农村妇女在60年代初期出现了生育率的下降。[2]随着政府一方面深入普遍的宣传和教育,另一方面开始派出医疗卫生人员在城乡给居民提供节育服务,仅仅从1969-1980年的10年多时间里,中国大陆妇女的生育率由上一代平均生育6个左右迅速降低到不足3个孩子。[3]

1978年年中,我国计划生育管理部门开始提出“一对夫妇最好一个最多两个”,几个月后又将其转变为“只准生一个”,并且不分城乡地立即在全国推广实行。这个被形象化地概括为“一胎化”的生育政策来势之快、之猛,令当时所有的人都始料不及。虽然到1982年年初中央就已经用“现行生育政策”取代了“一胎化”,其存在时间似乎极为短促。但是,它的影响却长久而深远。第一,“一胎化”开了一个很坏的头,即政府可以干预国民的私生活,强制规定公民生育孩子的数量。这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中都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如果我们联系到同一时期我国在经济方面所实行的改革,就知道近30年来用政策和法律来规定老百姓生孩子是多么地荒谬。因为,正是从那时到现在,我们逐步明白了不能由政府规定企业生产。但就在政府不再规定企业的产品数量时,它却转而把许可和限定各个家庭的生育数量上升到国家法的高度,强制公民的生育数量行为。第二,“一胎化”根基深厚而顽固,以至于20多年来一直深得政府官员的喜爱。可能绝大多数人都不曾理解,“现行生育政策”其实是对“一胎化”的妥协和纠正。但是,由于“现行生育政策”没有敢直截了当地否定“一胎化”,相反它来自“一胎化”、脱胎于“一胎化”。“一胎化”是“现行生育政策”的基础,现行生育政策是有条件的“一胎化”。可以坦率地说,在“现行生育政策”已经产生20多年之后,从中央到地方的绝大多数计划生育干部也很难分辨出二者的联系和区别,更不用说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和基层干部了。

“一胎化”搞乱了社会,颠倒了人们的思维。20多年来,2亿左右的人口属于违犯“生育政策”或“计划生育条例”出生的,即使以3口之家计算,这在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中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一个家庭出现一个违犯政策或法律出生的孩子,必须经受政府长达许多年的处罚。这种处罚绝对不同于企业的税收。企业缴纳的税收是企业经济总量的一部分,通常都是对企业利润的分割。国家税率是相对稳定的,不盈利可以转移。超生罚款可不是这样确定的。超生费的制定目的就是要让老百姓交不起,各地都是根据当地居民的收入状况不断确定新标准。所以,被处罚的这个家庭在经受处罚期间,您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他们能够心情舒畅。还有,即使以每个超生孩子连续接受10年处罚计算,每年累计被我们自己的政府课以罚款的家庭您无论怎样计算也不会是一个小数。16大以来,党中央提出建立和谐社会。一个国家每年都有这么多的家庭因为生孩子而接受政府的处罚,您是如何想象老百姓和政府的和谐?
如上所述,本来计划生育是一种符合人性的生活方式,它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自愿的选择。现在却以国家宪法、国家生育法和地方计划生育条例的形式出现,再加上各级政府的计划生部门一直紧张地对居民实施管理,如同一个国家或者地方实行军事管制一样,成了国民别无选择的一种状态。长此以往,只要讲到计划生育,国民都把这个本来由于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新生活理解为就是执行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而各个地方的计划生育政策都是紧了又紧,似乎最好还是“一胎化”。所以,只要讲计划生育,人们的观念就以为是政府的“一胎化”。不能说国民的这一观念没道理。因为,一直到现在,我国城市市民和相当比例的农民仍然执行的是“一胎化”。[4]

由于至今我们还没有走出“一胎化”的时代。所以,我们应该研究“一胎化”。客观地说,我国相关的政策和法律,从来都没有使用过“一胎化”这样的词语表达。所以,应当说“一胎化”从来都没有获得过合法而完备的形式。但是,从政府到每一位普通公民却无一不感受到它的存在。它是一个幽灵、一个阴影,又是一种现实。它产生于1978年。1978年,那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特殊的时期。它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又是一个时代的起点。它是一个转折点和一个分水岭。中国就是从那一年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它完全可以配称是一个伟大的年代。
那么,伟大的年代如何产生了“一胎化”?

1 1978年,一个急于求成的氛围和环境

1976年粉碎“四人帮”和结束“文化大革命”后,一方面是我国经济所面临的巨大困难,当时的人们总是用“国民经济达到了崩溃的边缘”来形容。另一方面是转而看世界,国外的发展,特别是亚洲一些周边国家和地区如日本、新加坡、香港、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通过引进实现经济起飞,甚至于像马来西亚、泰国这些原来很落后的地区现在都成为亚洲经济发展最富有活力的一些地方,触动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所以,中央不仅重提建设“四个现代化”,并热切希望加快建设的速度。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不失时机地提出“要迅速地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抓纲治国,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的号召。[5]为什么提出这样的号召?显然是动员全国人民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奋斗,希望到1980年第五年计划期末的时候有一个大的变化。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不断重申和强调下,举国上下很快被动员起来。1977年8月,华国锋在党的工作报告中欣喜地说:“一个国民经济新跃进的局面正在出现。”。[6]为了推动这一可喜局面的发展,党的十一次代表大会重申要在本世纪内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并且第一次把它写入了党章。[7]华国锋在工作报告中不仅为国民经济的新跃进制定了目标和蓝图,而且提出了更高更紧迫的要求。他说:

“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要团结一致,共同努力,使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今年初见成效,三年内大见成效。做到了这一步,就为实现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在本世纪内的历史使命,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下坚实的基础。”

“我们要奋战几年,按照原定规划,按照大庆式企业和大寨县的标准,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内,把全国三分之一的企业建成大庆式企业,三分之一的县建成大寨县。做到这一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就将大为巩固,社会主义经济也将大为繁荣。”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就是要认真贯彻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实现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和其他经济事业的协调发展,全面跃进。……力争上游,上游在哪里?大庆、大寨就是上游。争上游就是要象大庆、大寨那样干革命、干建设,干得多快好省!到一九八○年,要建成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业要基本实现机械化,农林牧副渔五业都要有较大增长,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工业要搞好轻工业,同时大力加快基础工业的发展,集中力量打几个高速度发展基础工业的歼灭战,为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更大发展创造条件。”[8]

这个时期,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十分注意两点,一是立足当前,要求今年初见成效;二是重视到1980年达到的目标,要求“五五”计划结束时有所建树,要“大见成效”。党的十一次代表大会后,国家又重新研究和制定在此之前已经讨论过许多次的五年计划和10年规划。11月,在1975年制定的《10年规划纲要(1976~1985)》基础上,国家计委制订出一个新的宏伟目标,提出到1985年钢产量达到6000万吨、粮食8000亿斤的高指标,确定建设120个大型项目,其中包括十个钢铁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十大煤炭基地、十大油气田、30个大电站、六条铁路新干线、5个重港口。按照这个规划,20世纪末中国的主要工业产品产量要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特殊的国际形势也使那时的党和国家领导认为,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四个现代化”,不仅可以,甚至完全有可能。美国刚刚从越南战争中抽身,苏联因为插手阿富汗,都无暇他顾。在经济方面,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第一次提价给西方世界带来冲击造成经济萧条,闲置资金较多,急需扩大海外市场。从1978年初起,中国陆续派出了多个考察团,到欧洲、日本、港澳等地考察访问。代表团所到之处,西方官员和商人都表现了愿意同中国发展经济合作的强烈意向。法国多出访的谷牧副总理说,你们要搞120个大项目,我们很愿意有所贡献,给我们10个行不行?在西德,巴符州州长答应给50亿美元贷款,北威州愿意给100亿美元。

急于求成和急切发展,成为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高层共同的和强烈的愿望。

1978年2月,中央政治局讨论“十年规划”时,邓小平指出:引进先进技术,我们要翻版和提高,这是一项大的建设。关键是钢铁,钢铁上不去,要搞大工业是不行的。早点引进,抢时间,要加快速度谈判。对共同市场,也要迅速派人去进行技术考察,几百亿的长远合同要考虑。要进口大电站、大化工设备。叶剑英说:进口问题,中央要抓,抓紧一点,抓快一点,否则三年八年很快过去了。6月下旬,华国锋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谷牧访问欧洲五国的汇报。华国锋说,原来认为距离2000年只剩下23年了,很快就过去了,一考察,日本搞现代化只有13年,德国、丹麦也是十几年,我们可以赶上去。利用国外资金建设几个大型煤矿、钢铁厂、化纤厂,凡是中央原则定了的,你们就放开干,化纤搞200万吨,由计、经、建委落实。现在法国已提出20几亿美元供我使用,实际上还可以多,50亿也可以,西德提出200亿,日本更积极。要想开一点,谈判时间过长不行,要早点把项目定下来,把大单子开出来,然后一批一批地去搞。到会的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纷纷表态支持。邓小平没有参加这次汇报会,22日,他把余秋里、谷牧、康世恩等找去谈话说,同国外做生意搞大一点,搞他500亿,利用资本主义危机,形势不可错过,胆子大一点,步子大一点。他听了林乎加的汇报后又说:不要老是议论,看准了就干,明天就开始,搞几百个项目,从煤矿、有色金属、石油、电站、电子、军工、交通运输一直到饲料加工厂,明年就开工。

1978年7月至9月,国务院连续召开务虚会议,主题研究如何加快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速度问题。李先念主持,华国锋、邓小平都到会讲话。在会上,华国锋提出“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方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 邓小平在会上提出,要走出去,要引进资金。邓小平进一步提出,在几年内要争取引进800亿美元。[9]李先念在会议总结报告中提出,要组织国民经济的新的大跃进,要以比原来设想更快的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要在本世纪末实现更高程度的现代化,要放手利用国外资金,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10]下面两组数据可以充分说明当时中央的心态多么地急躁和建立在800亿美元外资基础上的建设规划有多么地宏大。1978年全年78亿美元协议金额中,有一半左右的金额是12月20日之后的10天里仓促签订的。该年签约引进的58亿美元项目,相当于1950年到1977年28年中国引进累计完成金额65亿美元的89.2%。

在这样的氛围下,一个企图把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主要建立在利用外资基础上的后来被称之为“洋跃进”的发展战略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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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梁中堂:《20世纪末中国大陆人口总量和妇女生育率水平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03年第6期、《生产力研究》2003年第4期;《人口过程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人口研究》2005年第1期。计划生育或节制生育把人类这一物种从自然界产生以来就自然连结在一起的性和生育分割开来了。只要愿意,人们就可以做到在日常生活中选择只要性,要愉悦、要欢乐、要享受、要幸福,而不要生育。追求愉快和幸福是人类的本能,所以,节制生育是一种符合人性的生活方式。当然,自古代以来一直不乏有避孕之举,但那一方面只是当时社会的个别现象,另一方面还表现为实现手段的不可能。并且,追逐生育才是工业革命以前各个时代的主导和主流。工业革命造成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迅速改变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和家庭模式,越来越多的人们自发地萌生出节制生育的要求。特别是经过300多年的科学技术发展,到了上个世纪中期,化学工业开始给人类带来更多的福音。1951年10月15日,美国科学家杰拉西指导他的学生在实验室里成功合成炔诺酮,使得一日一粒的类固醇口服避孕药(pill)可以被使用工业方法大批量地生产出来。杰拉西自传《避孕药的是是非非》,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72页。紧接着,安全、舒适、方便和精致的各种避孕套及宫内节育器具于60、70年代相继出现。所有这些都应该归功于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有赖于此,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不仅愿意而且才能过上一种节制生育的新生活。

[2] 所以,准确地说,排除战争结束后补偿性生育因素后,我国妇女在50年代就开始了生育率的下降过程;如果排除对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国家经济困难时期的补偿性生育以及我们把70年代的巨大下降看作相当一部分妇女是在此之前的几年以前生育所致,那么,我国妇女生育率是从50年代经济生活平均地提高后一直处于下降过程之中。有兴趣的同志可以看我和阎海琴《中国农村妇女早婚早育和堕胎生育问题研究》(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年)中第7章《1950-1986年我国妇女生育率的转变》。我们长期的急功近利地和片面性地宣传,给人们的印象以为妇女生育率下降就是70年代初政府提出计划生育以后。事实并非如此。

[3] 根据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1982年全国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中国人口情报资料中心《中国人口资料手册》1983年卷。

[4] 张维庆:“我首先说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不是一胎化的政策,也不是一个孩子的政策。中国有北京、上海、天津、江苏、四川等省,实行的是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海南、云南、青海、宁夏、新疆等省,实行的是农村普遍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西藏地区没有生育孩子数量的限制。其他大部分省在农村实行的政策规定,第一个生的是女孩的,可以再生一个孩子。在城市,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可以生育两个孩子。还有六个省规定,在农村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王国强:“我做个补充,因为大家对生育政策非常关心,特别是对现行的生育政策非常关心,我给大家一组数据,看看中国的生育政策是不是逐渐的‘一胎化’。中国城镇和部分农村实行的是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这部分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是35.9%,也就是说总人口中35.9%是属于生育一个孩子政策的。在农村,实行生了一个女孩再允许生一个的,一共有19个省,它占总人口的比重是52.9%。在农村我们允许生两个孩子的,有5个省,占总人口的9.6%。在部分省或者部分地区,如人口比较少的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允许生两个以上孩子的生育政策的,占总人口的1.6%。以上数据可以证明,中国实行计划生育绝对不是‘一胎化’、‘一孩化’,是分类指导、有所区别的政策。” 国家计生委介绍中国人口发展战略情况(实录),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1月23日12:07 中国网 。关于历史上我国是否存在过一个“一胎化”的生育政策,本文既然是论述其“产生的时代背景”,那么应该说整篇文章的寓意和主题就已经肯定地回答了这一个问题。除此之外,文中还专辟一节予以了阐述。关于“一胎化”和现行生于政策的联系,可以简单运用前面的数据来说明。按照王国强的计算,在实行生了一个女孩再允许生一个的19个省占我国总人口52.9%的比例中,生育了一个男孩的一多半人口执行的当然是一对夫妇只准许生育一个的政策,如果按照52.9%的一半计算应占总人口的26.45%。加上前面“总人口中35.9%是属于生育一个孩子政策的”,目前全国应该有60%以上的人口在实行只生育一个的政策。

[5] 新华社《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遵循华主席的战略决策胜利前进——全国亿万军民满怀抓纲治国信心庆“五一”》,1977年5月3日人民日报。

[6] 华国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78年8月23日人民日报。

[7]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伟大的里程碑——热烈祝贺党的十一大胜利闭幕》,1977年8月22日人民日报。

[8] 华国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78年8月23日人民日报。

[9] 1973年之前我国每年进出口总额不到100亿美元,1977年达到148亿美元,其中进口72.1亿,出口75.9亿。《中国统计年鉴》1986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6年,第563页。

[10] 在同一时期政治地位正在得到迅速提升的胡耀邦也具有相同的心态。据邓力群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前后,“华国锋把胡耀邦找去长谈了大半夜,讲他在经济建设方面这个设想那个设想,胡耀邦后来跟很多人说,听华国锋讲这些想法,倍受鼓舞啊,心情振奋啊。”

2 “洋跃进”与“最好一个最多两个”及“一胎化”

上个世纪70年代初中期,计划生育工作开始列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1971年9月4日,国务院转发卫生部军管会、商业部、燃料化学工业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报告》中,提出“在第四个五年计划其间,使人口自然增长率逐年降低,力争到1975年,一般城市降到10‰左右,农村降到15‰以下”。[1]1973年6月20日,国家计委关于国民经济计划问题的报告沿用了这一口径。1975年8月5日,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关于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的报告中提出,力争在“五五”期间,人口自然增长率农村降到10‰左右,城市降到6‰左右。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为了贯彻党中央和华主席的“抓纲治国,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的号召, 1977年9月30日,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在全国计划生育汇报会上提出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可提前实现“五五”人口规划。[2]

12月30日,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关于全国计划生育汇报会的报告”进而提出:“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1978年降到11‰,1979年降到10‰,1980年降到10‰以下,争取提前一年实现‘五五’人口增长规划。‘六五’期间稳定在9‰以下”[3]

1978年2月24日,国务院批转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关于全国计划生育汇报会的报告”确认“力争三年内把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10‰以下”的目标。[4]26日,华国锋在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确认了这一目标,提出“争取在三年内把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5]
1978年6月26-28日,新一届的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新一届的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是党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领导小组的成员主要是国务院所属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科委、财政部、卫生部等部委的领导干部。新一届的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基本上是肯定了她的前任的指导思想并沿着其工作思路继续向前走的,因为第一次会议“着重研究了贯彻落实华主席提出的三年内把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的任务”。[6]

陈慕华认为,争取实现三年内把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就必须要有相应的政策、措施,特别是要解决好领导方面存在的认识问题。根据会议进展,新一届领导显然是把“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当作实现三年内把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的主要政策和措施。陈慕华说:“一对夫妇有几个孩子为好?过去提‘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大家看法怎样?……在‘晚、稀、少’问题上,我看关键是少,特别要在‘少’字上下工夫。”[7]根据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后来整理编辑出版的一份资料理说,这次会议“提出了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要求”。[8]但是,我们已经无法寻找3天会议其间明晰的资料。不过,10月26日,以中共中央中发〔1978〕69号文件批发的《关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告》(1978年9月19日)中,我们可以看见可能是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出现的“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提法。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处于“洋跃进”形成背景下的1978年6月26-28日的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会议,当做“一胎化”的始作佣者。[9]

新一届的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把中央批转的会议纪要,当作抓好计划生育工作和推行“一胎化”的一个极好的契机。中共中央1978年69号文件下发后,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立即督促全国各地一致地、雷厉风行地贯彻和执行“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生育政策。江苏、湖南、天津、福建、浙江、山东、广东等省市,召开大会传达文件精神。辽宁、河南、河北、上海等召开地、县会议,吉林省则以电话会议的方式,传达到全省。特别是广东制定了30条,天津制定了8条,以及四川、上海等省、市还先后制定了一些地方性的政策规定,提倡和鼓励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限制和处罚生育二胎及二胎以上子女的家庭。[10]

1979年1月4-17日召开的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是推动全国走向“一胎化”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是学习和贯彻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精神的。因为在会议之前,许多省份已经由“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朝向“只准许生育一个”的方向有所发展,这次会议只是相当于一次战地的再动员和再发动。会议强调搞好计划生育对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意义。“搞得好,可以加快四个现代化的进程;搞不好,就要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陈慕华在会议讲话中说,“要心中有数,要做工作,要把多胎控制住,鼓励生一胎,把人口降下来。我算了一下:一年如果只生700万到800万,比现在再少生1000万,扣去死亡600多万,一年净增100到200万,事情就比较好办了。现在一年出生1700万到1800万太高了。各省要提一个人口控制数字,作个规划,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11]10天后的人民日报社论则进一步提出:“我们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最好一个,最多两个。各省、市、自治区,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有利于计划生育的政策、措施。对于只生一胎,不再生第二胎的育龄夫妇,要给予表扬;对于生第三胎和三胎以上的,应从经济上加以必要的限制。”[12]根据发表在1月27日人民日报上的新华社26日的稿件《进一步控制人口增长速度——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讨论争取明年把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的措施,研究了有利于计划生育的经济政策》,以及人民日报配发的社论《必须高度重视计划生育工作》,可以鲜明地感受到“一胎化”的雏形已经完成了。新华社的稿件说:“这次会议强调,今后要提倡每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间隔三年以上。对于只生一胎、不再生第二胎的育龄夫妇,要给予表扬;对于生第二和二胎以上的,应从经济上加以必要的限制。”[13]

1979年1月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是我国计划生育史上一次重要会议。第一,过去的计划生育工作一直是政府倡导性的活动,1978年以前不要说普遍性的经济处罚,在企业和国家机关连物质奖励都不多见。所以,那时还没有现在含义的生育政策。也就是从这次会议开始,我国出现了公民由于生育行为必须接受政府给予的经济处罚,形成了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第二,这次会议要求“对于生第二和二胎以上的,应从经济上加以必要的限制”,标志着“一胎化”生育政策的产生。

当然应该把陈慕华为首的新一届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提出的“只生一个”,当作当时中央高层整体的意愿。中央一方面企盼通过借贷利用国际资本加速现代化建设,另一方面希望最大限度地把人口降下来。根据笔者手头保存的一份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1979年4月7日编发的《情况反映》(第三期)上面的文章,邓小平“最近讲话指出”:“人口增长要控制,争取到一九八五年把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千分之五或六,降不到这个水平不行,国家负担不起,看在那些方面应该立些法⋯⋯”。[14]邓小平可能不具有专门的人口统计知识,没有意识到他的要求的真实含义。我们可以简单计算一下,仅1965年出生的年轻人在1985年也高达2400多万。即使只有这一个年龄组的人口在该年生育,每个家庭生育一个孩子该年出生人口1200多万,出生率12-13‰。在那个时期,死亡率大约是7‰。所以,如果希望在1985年人口增长幅度达到他说的5-6‰,那就只能让每个家庭只生一个孩子。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期,笔者不止一次听到坚持“一胎化”观点的同志说,邓小平主张“一胎化”。1988年10月,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和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在大连联合召开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10周年理论研讨会,我在会上讲中央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只准许生育一个”的生育政策,有位同志提醒我注意,说邓小平也讲过只生育一个的话。20多年来,我一直注意邓小平的这一方面的论述。但是,始终没有发现邓小平直接讲过“只生一个”。当然,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邓小平这段讲话反映了当时党中央集体领导的思想情绪,是和形成“洋跃进”的气氛相适应的。

也许,陈慕华的思想直接来源于陈云。根据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震1980年2月18日给胡绩伟的一封信中说:“陈云同志早几年就非常严肃地、科学地把人口增长问题和控制其增长提高国民经济计划的出发点地位,他说用两年时间大宣传一对夫妇在规定生育年限中只生一个孩子。”[15]陈云早在1972年就恢复了自由并参与了中央一些经济领导工作。但是,长时期以来并没有恢复党内和国家领导职务。1978年12月,陈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王震所说的“早几年”可以做这样两种理解:一是在1978年6月陈慕华担任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并提出、产生“一胎化”之后。那么,“一胎化”的思想及作为政策的提出都还是陈慕华的。第二,陈云虽然在早期还没有恢复党和国家领导的职务,但是,作为党内一直领导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其威望和影响亦然存在。加之陈慕华一直在中央国家机关做经济工作,属于陈云的老部下,陈云的人口观点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如果这一推理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就可以说,陈慕华关于“一胎化”的思想受到陈云思想的启发或者直接来源于陈云思想。这些,也都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和历史材料的证实。

“一胎化”作为完成政府计划指标的主要措施提出来之后,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才有可能被人们接受。陈慕华在这一阶段不遗余力地为其推动做了许多努力。

1979年8月11日,陈慕华发表《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长篇文章。[16]实际上,这篇文章是在陈慕华副总理6月27日给中央党校学员、工作人员及有关单位的同志大约2500多人讲课时的讲课稿的基础上形成的。早在7月6日《人民日报》报道“陈慕华同志在中央党校讲计划生育课”时,其黑体标题就是《把工作重点放在“最好生一个”上来》,文章转述陈慕华的话说,“计划生育工作要把重点转移到最好生一个上来”。[17]

1979年12月15-20日,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办公室在成都召开各省、市、自治区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为要确保1980年和1981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9.5‰和8‰的目标,“目前当务之急是尽快把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转移到提倡和奖励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工作上来,逐年提高生一胎的比例,限制多胎生育。”[18]18日,陈慕华在会议上讲话说:“提倡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是我们计划生育工作的着重点转移。过去我们说,‘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现在提出来‘最好一个’,后面那个‘最多两个’没有了。这是我国目前人口发展中的一个战略性要求……”。[19]

1980年2月2日,陈慕华在婚姻、家庭、计划生育新风尚座谈会上讲话说:“只有逐步做到城市95%、农村90%的育龄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到本世纪末,我国总人口才能控制在12亿左右。”会议认为,把计划生育工作重点放到抓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上,这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一项战略任务。[20]
当然,作为符合当时我国政治环境和时代气氛的一个政策,“一胎化”的政策从其开始提出就受到中央和国务院其他领导的支持。
1979年4月5日,李先念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鼓励一对夫妇最好只生一个孩子”。[21]

6月18日,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工作报告指出:“要订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奖励只生一个孩子的夫妇……”[22]

1980年9月7日,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工作报告中提出:“国务院经过认真研究,认为在今后二三十年内,必须在人口问题上采取一个坚决的措施,就是除了在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以外,要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以便把人口增长率尽快控制住,争取全国总人口在本世纪末不超过12亿。”[23]

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则把计划生育领导机关极力推动的“一胎化”活动,推到高潮。[24]

3 提倡只生一个和“一胎化”

在讨论“一胎化”政策的过程中,也许有一个问题会永远纠缠不清。这就是在党和国家机关的有关文件中,在领导人的讲话中,都是说提倡和鼓励“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但是,在这一时期的实际工作中却是推行“一胎化”。[25]所以,有人说,党和国家从来没有一个“一胎化”的生育政策。这多少有点文字游戏的味道。什么是“一胎化”?化者,转变之谓也,意属“转变成某种性质或状态”。所以,“一胎化”就是政府要求老百姓普遍生育一个孩子。如果仅仅从文件检索,党中央确实没有下发过一个“一胎化”的文件,甚至在正式的文件中也都没有使用过这一个词语。中央主要领导和负责人,从来也都是说“提倡”或者“鼓励”,没有公开要求实行一胎化。并且,当基层粗暴和违法乱纪的行为反映出来后,中央通常都是予以批评、制止和要求纠正的。但是,从中央到地方,计划生育的实际管理部门在这一时期几乎不分城乡地推行“一胎化”,中央确实是予以默认的;即使出现恶性事件和爆发、揭露出干部违法违纪案件,中央仅仅批评基层干部的作风粗暴和简单,对于这些地方的政府要求群众只生育一个的做法却从来没有予以纠正过。所以,“一胎化”是从中央到地方确实存在过的一种生育政策。倘若不以为然,我们再重温一下有关文献。

1979年1月27日:“对于只生一胎、不再生第二胎的育龄夫妇,要给予表扬;对于生第二和二胎以上的,应从经济上加以必要的限制。”[26]

1979年12月18日:“提倡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是我们计划生育工作的着重点转移。过去我们说,‘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现在提出来‘最好一个’,后面那个‘最多两个’没有了。这是我国目前人口发展中的一个战略性要求……”。[27]陈慕华副总理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全军计划生育办公室会议上强调指出:“把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一对夫妇最好生育一个孩子上来,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战略任务。”[28]

1980年2月2日:“只有逐步做到城市95%、农村90%的育龄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到本世纪末,我国总人口才能控制在12亿左右。”会议认为,把计划生育工作重点放到抓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上,这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一项战略任务。[29]

1981年11月30日:“现在许多地区已经实行的奖励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限制两胎和多胎的办法,应该继续贯彻执行。” [30]

1982年11月30日:“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普遍提倡晚婚,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严格控制第二胎,坚决杜绝多胎生育……”[31]
这不是“一胎化”的政策,是什么?

4 为什么要提出实行“一胎化”?

在研究本文第二个问题时,似乎已经回答过这个问题了。或者,20多年来,我们在宣传和实行“一胎化”生育政策时,在不停地解释这个问题。但是,总是不够具体,不够明确,也不一定是提出这一政策的初衷。所以,即使属于重复,也属必要。

4.1 为了使1980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要求政策方面的保证,逐步产生“一胎化”政策。

上个世纪70年代初,我国人口生育率已经有了古今中外人口史上从未有过的下降速度。但是,在结束“文化大革命”后党内急躁情绪的影响下,举国上下仍然在追求高指标。本文第2节已经叙述1977年9月到1978年2月,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提出“争取在三年内把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以呼应华国锋主席“抓纲治国,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的治国纲领,以及国务院对这一目标的确认。由于华国锋当时既是国务院总理,又是党中央主席,所以,国务院的确认也同时是党中央的确认。

陈慕华在这样的背景下走马上任,也是沿着这条路子向前发展提出只生育一个的。1978年6月26日,新一届的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议“着重研究了贯彻华主席提出的三年内把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的任务”。高指标当然需要非常措施或者陈慕华的说法,“要有正确的政策”。顺着这一思路推理,这才有了“一对夫妇有几个孩子为好?过去提‘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大家看法怎样?”几个月后,即1978年10月26日,又有了以中共中央中发〔1978〕69号文件批发的《关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告》中的“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以及标志“一胎化”形成的1979年1月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

4.2 为了使20世纪末我国人口增长为零,必须实行“一胎化”。

1979年8月11日,陈慕华在发表《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的长篇文章中提出,为了“争取本世纪末做到人口自然增长率为零”这个目标,“我们设想分两个阶段来努力。第一个阶段,争取到一九八五年把人口自然增长率从现在的千分之十二降到千分之五左右,第二个阶段,争取到二○○○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零。”为此,文章说,“必须大力提倡和推广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这是使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零的主要办法,也是群众可以接受的办法。”[32]

1980年2月10日,李先念在关于当前经济问题的报告中重申陈慕华的这一提法。李先念说:“我们应当力争在1985年把人口增长率下降到5‰,在本世纪末以前做到不增不减。从现在起,就要按这个目标,尽快拟定计划和措施……”[33]

4.3 为了使20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实行“一胎化”。

1980年2月2日,陈慕华在婚姻、家庭、计划生育新风尚座谈会上讲话说:“只有逐步做到城市95%、农村90%的育龄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到本世纪末,我国总人口才能控制在12亿左右。”会议认为,把计划生育工作重点放到抓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上,这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一项战略任务。这是至今能够看到的文献中,我国政府第一次把“只生一个”和12亿的目标联系在一起。之后的20多年里,标准的政策性解释和宣传,就定位在这个口径上。

当然,那个阶段还有别的一些提法为推行“一胎化”寻找根据,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的工作线索考察,主要这三种说法。1979年1月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以后的各种提法,都不过是为已经推行的“一胎化”增添更充分的论据。这些不同说法显示了“一胎化”产生理由的不充分和随意性。这可能是现在的许多国民无法想象的,但却又是那个时代的特点。一个对于国家十分重大的决策,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在一定的层次上,其产生却并不需要深思熟虑和科学研究。农业合作化、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哪个是经过科学研究和论证的?它们的产生和推行不都曾经得到全党全国人民似曾狂热地拥护过吗?这些现在看来如此荒谬的东西,但其产生却又都是那么自然。如果同这些事情比较,“一胎化”又算得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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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计划生育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特别提法,国外称节制生育或家庭计划。我们使用计划生育的提法,是强调其国家计划的性质。我国绝大多数人口学家都是将其放在计划经济背景下给予研究和关注的。所以,上个世纪70年代末理论界都是从“两种生产”理论出发论述其合理性。我也是持这样的观点,并且还论证过它与国外家庭计划的不同性质。《计划生育是社会主义人口发展的根本特征》、《我国计划生育同马尔萨斯主义的区别》、《发展中国家的人口问题和我国计划生育》、《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和我国计划生育》,拙著《中国人口问题的“热点”》,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8年。这是需要反省的一种理论。检索我国的相关文件,上个世纪50年代都以节制生育的提法出现,随着计划经济的发展,可能是因为毛主席在1957年连续几次讲话,要求把人口生育纳入计划,明确讲“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规划”。此后,我们国家有过一段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在文件中同时并用的时期。大约到1963年4月中央批转卫生部党组《关于一九六三年卫生局长会议的报告》后,正式文件开始不再使用节制生育而统一计划生育的提法。1975年将计划生育工作连同文教卫生、环境保护并列进入国民经济计划,1978年计划生育指标单列进入国务院总理每年一次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这一历史表明,计划生育是我国计划经济的产物。既然计划经济都失去了存在的条件,我国计划生育如何还有存在的理由?如同计划经济不存而经济过程永存一样,让我们的强制被糟蹋了的计划生育消逝了而符合人性的节制生育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仍将存在,政府为包括节制生育领域在内的国民生活需要服务的许多职能也仍然存在。

[2] 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副组长兼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栗秀真在一九七七年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上的讲话,彭佩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第300页。

[3] 《关于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的报告》,彭佩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第66页。

[4] 《国务院批转关于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的报告》,彭佩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第65页。

[5] 华国锋:《团结起来为建安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彭佩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第39页。这是计划生育指标第一次进入国务院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我们不应该回避那个时代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对党的领袖的政治态度在国家和个人的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计划经济形成并沿袭下来的做法是,国家的计划的部门和地区性的指标都是先由政府的相关部门和地方提出,计划委员会综合平衡后上报中央审定通过后,提交并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的领袖地位决定由他讲的计划指标,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由于这是一个很高很高的目标,处在当时的特殊背景下,有关部门必然采取特殊的办法和“相应的政策、措施”,才有可能达到和实现。

[6] 新华社:《国务院新的计划生育领导小组举行会议》,人民日报套黑的副标题和强调的重要语句是“着重研究了贯彻落实华主席提出的三年内把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的任务,讨论明年召开计划生育工作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会议”。这篇报道还说:“陈慕华副总理在讲话中说,华主席在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新时期计划生育工作的任务,并深刻阐明了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意义,我们要认真领会,坚决贯彻落实。”1978年7月9日人民日报。

[7] 陈慕华在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彭佩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第154页。

[8] 《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彭佩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第472页。由于没有会议资料的直接证明,所以我怀疑这份资料的整理者是根据之后中央批转的《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报告》加上这句话的。就是说,有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况,即6月26-28日的会议虽然有了提出这一重大政策的氛围和语境,但并没有直接提出来,在之后撰写给中央的报告时才正式提出。历史究竟是什么,这都需要等待进一步的发现和研究。

[9] 值得提出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新一届的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告用了接近3个月的时间才写出来上报中央,中央又是过了一个多月才批发这份报告。这些在当时的中央机关工作中是不正常的,也许反映了提出者和中央两个层面在这一问题上存在一定的分歧或犹豫。

[10] 据天津市的一位代表在后来的发言中说,天津市“今年一月明文规定要给只生育一个孩子的父母以适当的奖励和生活上的照顾”。新华社记者:《控制人口的战略任务一定要完成》, 1979年7月1日《人民日报》。

[11] 《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陈慕华在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上的讲话》,彭佩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第302页。

[12] 人民日报社论:《必须高度重视计划生育工作》,1979年1月27日人民日报。

[13] 新华社:《进一步控制人口增长速度——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讨论争取明年把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的措施,研究了有利于计划生育的经济政策》,人民日报1979年1月27日。

[14]《情况反映》(第三期),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1979年4月7日。

[15]《王震致胡绩伟的信》,载《世纪之鹄——宋健文稿选集》,原子能出版社2002年。

[16] 人民日报1979年8月11日。

[17] 人民日报1979年7月6日。

[18] 《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彭佩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第484页。

[19] 《陈慕华在各省市自治区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上的讲话》,彭佩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第160页。

[20] 新华社:《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人民日报1980年2月3日。

[21] 《李先念关于人口和计划生育的论述》,彭佩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第140页。

[22] 《政府工作报告》,彭佩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第39页。

[23] 《国务院总理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彭佩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第40页。

[24] 1980年我国法制还极不健全。大约从50年代开始,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国基本上形成了以党的文件(当时又称之为“红头文件”,最高级别为中共中央文件)或者人民日报(一度还有过“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社论、文章为行为准则或依据的社会体制。从1978到1980年,虽然“一胎化”在全国各地已经广泛推行,但是,计划生育部门却没有得到一份中共中央签署的文件。所以,计划生育部门也一直在为此而努力。因为1980年相继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处于一线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连续数次进行了重大调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它是中共中央給自己党员和团员的号召和倡议,并不是许多人希望得到的在那个时代通常起到最高级别的法律作用的“红头文件”。出现这种情况,可能一方面反映了新的中央组成人员整体对待“一胎化”问题上与原来组成的老一辈领导人有所不同的认识和态度,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一胎化”的制定者和拥护者在争取最高层面全力支持的努力时所遇到的困难和挫折。而且,这种困难和所遇到的抵触在后继者转而寻求计划生育法时得以继续。这种努力和抵触共存的现象一直延续了20年,直到我国最高立法机关的人员构成发生极为偶然的变化,国家计划生育法采取迂回的方式即避开生育数量和不显示“一胎化”的内容之后,才得以产生。但是,由于思维定势的作用,1980年代的计划生育部门和各省市党委却是把《公开信》当作“中共中央文件”对待的。所以,从《公开信》产生开始的之后3-4年,全国的“一胎化”被推进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高度。如果沿着这一问题的方向继续分析和研究,我们还不难发现,1982年“现行生育政策”产生后10多年,不少的地方和单位仍然在“一胎化”生育政策上举步不前。大约到1992年前后,直到“女儿户”这一特殊涵义的提法被叫响之后,绝大多数省市才在形式上完成了由“一胎化”向现行生育政策的转变。

[25] “从广义上说,党和国家的一切行为和意向都是其一定政策的反映。但是,提倡和号召同根本性的或基本的政策是有区别的。无疑,丢掉和放弃党的提倡和号召,是不正确的。同样,将提倡、号召解释成主要的和唯一的政策,要求人人必须做到,也是错误的。鉴于以上原因,我们认为,‘一对夫妇只生一个’是我们党在现阶段的具体生育政策的内容之一,但不是唯一的政策,更不是‘一对夫妇只准生一个’。我们应该有一个大多数群众可以遵循的主政策,这个政策就是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不难理解,如同‘晚育’中本来就包含着延长生育间隔一样,‘少生’的内涵中也包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生育政策将是我国较长阶段内的基本生育政策,其内容相当丰富。仅仅因为‘延长生育间隔’和‘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在当前有其特定意义,需要将其特别提出,但绝不能以为现阶段特别提出加以强调的东西就是问题的全部。”《‹中国人口问题的“热点”›作者自序》,《中国人口问题的“热点”》,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8年,第5-6页。中共中央的“公开信”明明白白写给党团员的,而且,“提倡”和“必须”的区别又是如此的清楚和简单,但是,直到现在它仍然是我们立法的原则、计划生育部门和各级政府执法的依据。

[26] 新华社稿件《进一步控制人口增长速度》转述10天前结束的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要求,1979年1月27日人民日报。

[27] 《陈慕华在各省市自治区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上的讲话》,彭佩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第160页。

[28] 新华社:《提倡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1979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

[29] 陈慕华1980年2月2日在婚姻、家庭、计划生育新风尚座谈会上讲话。1980年2月3日人民日报。

[30] 国务院总理赵紫阳1981年11月30日在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彭佩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第43页。

[31] 国务院总理赵紫阳1982年11月30日在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同上。

[32] 陈慕华:《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1979年8月11日人民日报。

[33] 《李先念关于当前经济问题的报告》,彭佩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第15-16页。

5 “一胎化”的发明权究竟是谁?

“一胎化”的生育政策就是由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为了贯彻华国锋五届人大会议上的高指标而提出来的,或者更准确些说,是由分管计划生育工作副总理和时任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的陈慕华同志提出来的。但是,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一胎化”形成后,围绕这个政策究竟是由谁最先提出来的,先后还出现过这么几种说法:①群众的要求;②刘铮等人口研究人员提出来的;③宋健提出来的。我们需要分别澄清这个问题。

关于群众说。我国居民自愿实行计划生育至少可以追朔到上个世纪50年代,但是,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一些先进地区都没有激进到让老百姓“只生一个”。1962年11月,天津市曾提出“生两个孩子为合理,有条件的可以生三个”。同年12月,陕西省提出“最好两个,最多不超过三个”。1963年,上海市在市区提倡“少、稀、晚”。同年11月,云南省在《关于实行计划生育的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提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1964年1月,广东省在《关于提倡计划生育和晚婚的若干政策规定》中提出“晚、稀(两胎间隔3、4年)、少(一对夫妇生育2-3个孩子)”。

这里有两个容易模糊的问题需要分辨清楚。一是在人类生育史上,一个较大的人群里,由于自然或者有意识地发生只生育了一个孩子,是常有的现象。不能把这种自觉或不自觉发生的现象归结为就是群众要求只生育一个,即使是个别人或者相当多的人自觉自愿只生育一个,代表不了、也无权代表所有的人都自觉自愿地要求只生育一个。二是在1978年由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提出“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之前,政府所有的提法基本上都是号召、提倡,属于政府的意向性的意见,诱导群众去做,还没有1978年以后直道现在意义上的“计划生育政策”。如同现在讲国外的人口政策,和我们的人口生育政策不可同意而语。国外的人口政策中没有政府要求国内公民必须生育和必须生育几个孩子的含义,1978年以前的我国人口政策中也没有这样的含义。
根据1979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新华社的一份报道陈慕华副总理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全军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上的讲话稿转述陈慕华的话说:“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这是从今年以来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控制人口增长的好经验。”[1]这就排斥了群众说或者地方说的各种可能了。

关于刘铮说。以刘铮为代表的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理论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为我国人口学的复兴和发展做出过很大的贡献。从上个世纪初开始,我国就有人宣传人口知识,提倡节制生育。到4、50年代时期,已经有了一批以在国外学社会学、经济学为主的学者从事人口研究。但是,1952年我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人口学和社会学都作为资产阶级伪科学被取消了。1974年,我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第一次参加即将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联合国人口大会,会议代表团需要准备一份发言稿。因为涉及到人口学方面的知识,就找到搞人口统计学专业的刘铮等。刘铮原来是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的讲师。中国人民大学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度被解散,刘铮、邬沧萍、查瑞传等都被分配到北京经济学院(现在首都经贸大学的前身)。70年代初根据周总理的主张,我国又在群众中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继帮助人口代表团准备讲话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出于宣传和开展工作的需要,70年代中后期又经常请刘铮等同志给各种学习班讲解实行计划生育的道理。这样,北京经济学院把从事人口统计专业的几位教学人员集中在一起,成立了一个人口理论研究室。1977年恢复高考,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刘铮等同志随之回到中国人民大学,建立人口理论研究所。这是当时我国唯一的一所人口学研究机构。1979年以后全国各地一哄而起的人口研究机构,是联合国人口基金给予中国研究资助(即P01项目)后,根据资助项目的要求在高校和社会科学研究系统建立的,但大都没有形成过一支像人大人口所曾经有过的那么整齐的研究队伍。当时以人口统计学为主聚集了刘铮、邬沧萍、查瑞传、林富德、周清等许多研究能力很强的人才,曾经是我国人口学的重镇。在中国人口学会没有成立之前和刚刚成立的一些日子里,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常常也委托他们去作一些不好以行政机关直接出面的工作。所以,从7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初中期,刘铮在我国人口学界和计划生育系统具有其他人无法取代的作用。

但是,即使如此,刘铮也没有重要到可以直接提出一项国家重大政策的程度。1979年1月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上,陈慕华讲话说:“最近拟由国家计委、劳动总局、财政部、社会科学院、计划生育办公室、人口研究所,成立一个小组,研究人口政策,提出我国采取什么样的人口政策较好,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个建议。……对只生一个的要给予奖励……”。[2]陈慕华说的“人口研究所”,应该是指刘铮领导的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理论研究所,因为,当时全国仅只有这么一个人口研究所。陈慕华的这个动议并没有成为事实,我们始终也没有见到这个由国家计委等四个中央机关和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两个研究单位组成的研究小组的出现,所以也没有相应的研究成果的产生。这段讲话至少说明,截止讲话时,“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还没有经过刘铮等人口学家和研究机构的研究和论证。但是,这一政策不仅已经出现在党的文件和相关的会议上,为一项重大实际工作正在相全国推向全国行。

1978年6月,新一届的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会议提出“只生一个”的意向、10月26日中央69号文件转发这次会议精神时明确“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和1979年1月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要求全国大力贯彻“只生一个”的精神后,刘铮、邬沧萍、林富德三同志有一个题为《对我国人口增长的建议》的研究报告。社会上有不少的人以为,个报告就是我国“只生育一个孩子”的由来。其实是个误解。这个研究报告最早在是1979年4月份中央工作会议出现的。[3]不久前,我从20多年前的一堆资料里发现了1979年夏天自己手抄的这篇文章。文章首页上方位置注明“中央工作会议参考文件之六”,下面3行是“李副主席批示:同意印工作会议同志参阅。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再下面五行是“李副主席:这篇文章我觉得不错,是否可以印发给参加工作会议同志参阅,请批示。陈慕华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日”。从第2页开始是文章的正文,题目是《刘铮等同志提出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建议》。上述引文中的李副主席是指李先念,当时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笔者手上还有一份显然是刘铮去世后由其他作者再次发表的文章的复印件。这份不知道发表在什么刊物的文章前有一个引言,说“1979年4月新华社先在《国内情况动态》(应为《国内情况动态清样》——引者)全文刊登,供国家领导人参考。后又在该社《内参》上刊登,并在有关会议上作为内部资料印发。”那么,我手抄的中央工作会议参考文件,应该是在新华社给中央最高领导人的专报《国内情况动态清样》和《内参》之后了。

该文第一次公开发表是在刘铮主持的《人口研究》1980年第3期上,发表时的题目改为《对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五点建议》,文章前的编者按说“这个研究报告是1979年3月写成的”,文章末尾注明“1979年3月21日”。[4]那么,这一研究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前面转述的那份刊物的引言还说:“此文是在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1978年第一次全国人口理论科学讨论会后,根据国家领导人的号召,要研究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现实问题而写成的一份向国务院递交的研究报告。”可见,文章写于1978年12月-1979年3月,即1978年10月中央69号文件批发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告提出“最好一个最多两个”之后完成于“1979年3月21日”。[5]

有趣的是,刘铮曾经在笔者面前直接否认他是“一胎化”的始作俑者。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刘铮同志手术后经过几年的疗养,身体曾经一度恢复到可以间或参加一些活动的程度。90年代初期,在一次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专家委员会会议其间,刘铮同志对我说,他们于1980年在《人口研究》上公开发表这篇文章,就是要回答社会上那种说“一胎化”是由我提出来的传言。[6]细读文章,上面引的编者按语和文末注释,都是明白清楚地要告诉读者,文章完成于1979年3月,即中央批转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会议报告明确提出“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之后了。其次,文章题目改为“对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五点建议”,就是要强调说明作者的主张是“五点”,而不是一点。其中第4点说:“大力禁止三胎,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降低人口自然增长率,关键在于少育,降低妇女生育率。现在多胎率约有30%,控制住三胎就能使人口自然增长率有较大幅度下降。要大力提倡一胎,加大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幅度。”观点说得明明白白:提倡一胎,控制三胎,不反对二胎。这当然不能说是“一胎化”。

关于宋健说。宋健是搞数学的。宋健对于人口学界来说,是个异数。用数学方法研究经济和社会现象是上个世纪40年代以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大批科学技术人员涌入高等院校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给经济学和社会科学发展带来的一个新变化。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们的说法,第二次大战以后的社会科学的发展主要仰仗数学和统计方法带来的革新。[7]当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科学在国外取得很大进展的时候,我国正处在一个闭塞的状态,包括以控制论和系统工程专家为名的宋健在内,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那时都不知道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模拟人口模型和研究人口问题。1980年2月13日,宋健等以人口学专家的身份在媒体最初露面的顺序为宋健、田雪原、李广元、于景元,其中田雪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人员,其他3人是七机部第二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宋健是该院的副院长,李广元虽然是中国科技大学的毕业生,因为年轻,当时还是个技术员,于景元则是年龄稍大一些的工程师。1979年12月第二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认识后,到80年代中期去美国前的几年里,李广元和我有过一些交往。他给我不止一次地谈到过他们这些搞数学的人是如何走入人口学领域的。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我国开始有了国际学术交流。那时,中国已经有15年没有搞过人口普查。而且,其间还经过10多年无政府状态的“文化大革命”。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国究竟有多少人口?是国外十分感兴趣的问题。宋健1978年的一次欧洲的学术访问中,东道主向客人提出这一问题,并提供了不少用控制论和系统工程方法预测人口的资料。在此之前,他们这些搞火箭发射和轨道设计的工程技术人员都没有听说过用控制论和系统工程方法还可以搞人口预测。据李广元同志说,宋健回国后就把国外带回来的一摞人口预测的资料甩给了他。从此,李广元开始了跑国家统计局、公安部,和在计算机上测算中国人口的研究工作。[8]1978年11月初在北京召开第一届全国人口理论讨论会,[9]李广元看见北京火车站和换乘公交车的地方张贴的路标,一路找到国务院第一招待所,要求参加会议。[10]主办并主持会议的刘铮同志认为搞数学的要求参加人口学会议似乎有点牛头不对马嘴,所以仅同意听会,但并不属于会议正式代表,也不提供会议的论文和相关文件。笔者是这次讨论会的代表,曾经聆听了陈慕华副总理在会议上的讲话。这次会议显然是几个月前组成的新一届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委托召开的一次全国性的盛会,集中了全国高校、中央党校和各省市区委党校、中国社科学研究院、各省市区委和各大军区计划生育办公室等几个系统的研究或理论宣传的代表。除了刘铮外,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学家许涤新也是会议的负责人。宋健等未能成为会议正式代表,说明这时还未被计划生育部门和社会所认知。

笔者亲自目睹了李广元在1979年12月成都会议上,是如何征服包括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前身)在内的全体会议代表的。李广元是一位精力充沛、富有活力、热情和善于宣传鼓动的小伙子。在控制论介入之前,传统的人口预测都是依靠手工方法计算的。李广元宣传说他们使用计算机,只要将人口数据和相关参数代入编制的模型,一百年或者任何长时期的的预测结果不出1个小时就被电子计算机打印出来了。和以前传统的人口预测比较,运用控制论和系统工程方法的科学、准确、快捷和迅速,都是以往那些人口学家望尘莫及的。这次会议是我国搞控制论和系统工程专业的同志在人口学界的第一次亮相。除了七机部二院宋健他们以外,西安交大也有一部分从事计算机专业的同志在摸索人口预测。我检索了一下手头保存的那次会议提交的论文目录,系统工程方面有两篇文章,分别是西安交大王浣尘蒋正华王月娟邵福庆《用系统工程方法研究人口》和七机部二院宋健李广元《关于人口问题的定量研究》。从文章的题目不难看出,系统工程专业人员都是刚刚开始涉猎人口领域。不过,由于西安交大参加会议的王月娟老师温文尔雅,不似李广元活跃。另一方面,西安交大也不具有七机部直接隶属中央机关所具备的政治、地理条件。所以,远没有七机部二院那样在会上会下获得那么成功。虽然20多年了,我的脑海至今还能清晰地浮现出李广元在会议闭幕前的那次大会发言介绍用控制论和系统工程方法预测人口时,坐在大会主席台的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栗秀珍是如何用一种欣喜的表情倾听和关注。也就在那个时刻,我已经知道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将要和李广元他们连接一起。

1979年12月14日成都会议结束,2个月后,一项震撼世人的重大成果诞生。1980年2月14日,首都各大报纸刊发新华社记者的通稿《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进行研究 首次对我国未来一百年人口发展趋势作了多种测算》的稿件,以及此后为配合这篇重要稿件陆续发表的几篇署名文章,[11]其主题虽然也都是鼓吹“一胎化”,却都已经是“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被当作实际工作在全国推行一年之后。[12]所以,在当时还属于研究人员的宋健等人的东西充其量也只能是国家领导人提出政策的宣传和论证者。“我国学界主流是为国家领导人提供注释和论证的,所以,他们一般是不会先于国家领导人提出什么新观点的。”[13]至于那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小组由此而来的名噪和腾飞,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14]

6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洋跃进”的纠正

1978年发生的“洋跃进”进一步激化了因为体制上的原因本来就严重存在的一些经济社会问题。计划短缺十多年来的基本经济问题。基建所需钢材、木材、水泥等主要材料的供应基本是“三八式”:计划分配时满足需要的80%,订货时只能分到分配数的80%,交货时又只能拿到订货数的80%。建设周期从一五时期的5年延长到10年。据计算,建国以来基建投资6000亿元,其中有2000亿元未完成。 1978年又一再追加投资,在建大中型项目由1977年的1400多个增加到1700多个。1978年财政收入增加200亿元,其中150亿元加给了基本建设,不仅影响了解决生活欠账问题,而且加剧了投资效益的下降。1978年的“洋跃进”带来的缺口比以往更大。按当年国家财政能够提供的投资额计算,即使不再新增基建项目,要完成1978年的全民所有制在建项目(65000个,其中大中型项目1733个,总投资达3700多亿元),大约也要10年时间。

一系列的严重困难,可能加上在此之前还不在中央领导岗位的陈云独自具有的冷静观察和思考,1978年年底结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形成的新的党中央重新调整发展战略。1979年3、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经济计划并做出纠正“洋跃进”和调整国民经济的重大决定。会议严肃批评了前两年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和那种不顾中国国情,企图依靠外国贷款和单纯引进技术搞建设的思想,指出当时国民经济主要比例严重失调,确立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决定从1979年起用3年时间,认真搞好调整,不惜冒违约和接受处罚的风险关、停一批已经上马和准备引进的项目,同时进行改革、整顿、提高的工作。也正是这次经济调整让不少人思索传统的计划体制的弊端,并开始实行以扩权为内容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及重新认识市场问题。1979年11月,邓小平在接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副总裁吉布尼时说:“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由于朝向市场经济的改革和发展,我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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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华社:《提倡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1979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

[2] 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陈慕华在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上的讲话,彭佩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第302页。

[3] 我在《20世纪末的中国人口总量和大陆妇女生育水平研究》一文中将其记述为“全国计划会议的参阅文件”,有误。应为中央工作会议。

[4] 刘铮邬沧萍林富德:《对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五点建议》,《人口研究》1980年第3期第1、5页。

[5] 刘铮同志去世后,由中国人口学会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编辑出版的《刘铮人口论文选》收入了这篇文章。在该文的题注里也说“本文于1979年3月写成”。《刘铮人口论文选》,中国人口出版社1994年,第54页。

[6] 我与刘铮同志没有过多的交往,可以回忆起的直接对面谈话仅四次,并且每次都极为简短。1979年9月初,笔者完成《对我国今后几十年人口发展战略的几点意见》后,计算了陈慕华在8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中所提出的“争取本世纪末做到人口自然增长率为零”和分两步走的实际结果,去北京拜访刘铮同志。大约是9月1日,好像是中国人民大学新开学的日子,在校园截住了匆忙中的刘铮。我先向他简短叙述了计算情况后,对他说,计算表明陈慕华副总理提出的本世纪末人口增长为零和分两步走的方案是不可能实现的。刘铮回答说:“那是政府争取实现的目标。能实现固然好,不能实现也无什么妨碍。”第二次是1982年2月7日或8日,在孙敬之教授邀请和召集的《中国省、市、区人口概论》丛书编写工作会议的开幕式那天。会议是在北京王府井大街的一个胡同内,从会议主持和特别邀请的领导及嘉宾位置上走下来的刘铮径直朝我走过来,边伸出右手边说:“关于我国人口发展战略,也许你是对的。”第三次是1987年,大约9、10月份之间。因为9月上旬王伟同志在翼城主持召开“全面贯彻计划生育政策研讨会”时,让秘书小朱通过卫生部协调、安排刘铮的检查、住院和手术的事宜,所以得知了他的病情。此后不久,利用一次出差的机会,去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中日友好医院看望了刚刚手术的刘铮。一个晴朗的下午,南京大学的马淑鸾正在病房陪他说话。最后一次就是本文述及的1990年8月初,在北京密云召开的专家委员会上。由于年龄和资历等许多方面的原因,我们不可能有深交。但是,刘铮同志对我国人口学的复苏和发展,曾经倾注了很大的精力。他至少算得上人口学界的领导,却既没有行政干部往往具有的霸气,也没有京城一些学人所沾染的专事钻营而不免又透析出来的那股媚态和俗气。虽然自己身处庙堂之外但却因为研究的问题和参加一些必要的活动所致,有时竟然可以直接地感觉到了在刘铮主持学术工作时对持有不同观点的人的一种尊重以及允许不同声音有所表达和给予非主流观点以应有的地位,即使这在我国特定的大环境中并起不了什么作用,即使所有这些都相当地些微甚至于也仅仅是出于一种点缀,但它多少总算是显示了我国学界尚存有的一丝清明和正气。从而也就赢得了我对他的敬重。

[7] 丹尼尔.贝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1982年。

[8] 20多年后,我看到同一件事情但与李广元叙述有所不同的另外一个版本。在哲夫《中国档案——高层决策写真》一书第八章“宋健走进中南海”中,有下面这样一段文字。“宋健在文章中写道:受激于马寅初先生的风范,面对令人忧虑的中国人口,我邀约于景元、李广元等,应用控制论的理论和方法接续研究人口控制问题,熟悉人口学历史,搜集中国人口资料和数据,建立数字模型和选择控制方案等工作,费时一年多。1978年我随杨嘉墀先生去芬兰参加国际自控联第七届大会,顺访荷兰,在屯得特大学遇到奥勒斯德教授,见他们也在用控制论方法研究人口问题。万里之外钟伯相遇,不胜欣喜。回国后,信心大增,研究工作迅速进展,有如破竹之势。”上述引文转引自互联网“天涯在线书库”。根据这一说法,一是宋健的研究可以直接推移到批判马寅初先生的那些年代,二是宋健先当然地知道控制论可以预测人口因而产生了研究人口和有了邀请于景元李广元一起研究人口的举动,然后才有出访的“万里之外钟伯相遇”。

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即宋健研究和搞预测的时间上限,最早起于1978年的下半年。在署名七机部第二研究院宋健于景元李广元于1980年1月31日发表在《世界经济调研》第5期(总第77期)上的文章《关于我国人口发展问题的定量研究报告》中说:“从1978年下半年至1979年,我们从自然科学的基本理论出发,应用控制论科学的方法,根据公安部有关同志提供的我国1975—1978年的人口抽样调查统计数据,对我国人口发展问题作了理论研究和数值分析,用电子计算机得到了我国20年、50年、100年的人口预报的各种数据。这是我国至今得到过的第一批较详细的和比较可靠的预报数据资料。”见《宋健科学论文选集》,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540页。

这段文字反映出这样几个事实。第一,1978年下半年他们才开始搞预测,从搜集数据和练习、摸索使用控制论方法预测人口到得出结果,按照同一篇文章后面说的“研究工作的主要理论和数据”最早于1979年3月份得出则大约半年时间,按照发表这篇论文的时间计算则前后不多于一年半的时间。第二,由于自1964年以来就没有进行过人口普查,国家统计局也没有系统的资料,其预测使用的只能是公安部提供的数据。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标志着我国有了正规的人口统计体系后,即使后来人们普遍认为人口普查和国家统计局的常规调查数据不准确,但是,无论政府部门或者研究单位,都继续使用这些有水分的数据,而不再使用公安部的数据。说明以公安部的数据为科学论证的依据,实在是有问题的。第三,1980年2月14日各大报纸和电台发表的新华社通稿《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进行研究 首次对我国未来一百年人口发展趋势作了多种测算》中的各种预测结果在1980年之前已经产生。如果所从引述的这几句话看,1978年下半年他们开始进入这个领域,1979年3月结果就已经产生了。第四,这里还说这项成果是自然科学工作者运用“自然科学的基本理论”所做的研究,“是我国至今得到过的第一批较详细的和比较可靠的预报数据”。13天之后的2月13日,新华社稿件又说这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进行研究 首次对我国未来一百年人口发展趋势作了多种测算”,两种说法自相矛盾。一位真正的科学家或严肃的学者,不需要以上四个条件,只要是有其中的一条存在的话,他都不会确定这个成果是成熟的和经得起科学推敲的,更不敢让天下百姓以身家性命为代价去实践。

[9] 1979年11月在成都再次召开同类的研讨会时,大会改为“第二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虽然这次会议的通知和一些会议文件仍然沿用前一年“全国人口理论讨论会”的提法。会议其间的一次饭桌上,张乐群老对我说,这样的更改是他的意见,因为“人口理论讨论会”的提法不准确。此后,历次会议都沿用成都会议的称谓叫“人口科学讨论会”。

[10] 用现在的网络词汇“路径依赖”讲述那段历史,可能更形象一些。年轻人都不会理解属于那时的一个特殊景观。计划经济下,区域之间的主要交通工具就是火车。而且,火车对于一般民众来说甚至于是唯一的交通工具。全国各地到北京参加会议的代表只能坐火车。那时也没有出租车,更不存在会议组织者去接站,下火车乘公交车到达会议地点也就只有确定的几个换乘场所。所以,会议组织者常常从火车站到各个公交转车的地方张贴路标。

[11] 宋健田雪原李广元于景元:《关于我国人口发展目标问题》,人民日报1980年3月7日;田雪原:《关于人口“老龄化”问题》,人民日报1980年3月18日。新华社记者的这篇关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进行研究”所报道的研究成果,以及前面的两篇署名文章,都应该是宋健和田雪原等正式进入人口学专业领域的标志性的文章。因为在此之前,无论所谓上述哪位“自然科学工作者”或者“社会科学工作者”,都没有再这样高级别的媒体发表过具有这样重大社会反响的并具有一定人口学专业水准的学术文章。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没有多长的时间,可以说在世界科学史上都至为罕见的所谓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合作研究”竟然分道扬镳了。同样不知什么原因,在此后20多年里,被当时称之为“自然科学工作者”或“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那几位科学界的领袖和“大哥大”,如同曾经相约似地一致都对那次辉煌的“合作研究”噤若寒蝉而绝不再提及。还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两大科学领域领衔的“科学工作者”在各自出版足以代表自己科学生涯和光辉成就的煌煌文集时,也都如同躲避瘟疫般小心翼翼地绕开了那些曾经给他们个人带来飞黄腾达并帮助把10多亿人民送进“一胎化”的不归之路的那次“合作”研究和成果。这次所谓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进行研究”,一方面由于给社会和个人带来的巨大影响,另一方面又因为与生俱来的神秘和许多的扑朔迷离,都决定了它必将成为我国科学史研究上的一块绝好材料。

[12] 如果我们阅读一下1980年2月上旬钱学森和许涤新分别给陈慕华的信,以及陈慕华于该月月底的回复,就不难确信这样一个事实,即1980年2月以前,宋健以及宋健的研究还没有进入陈慕华的视野。1980年2月8日,十分欣赏宋健的钱学森给陈慕华写信说:“陈慕华副总理:七机部二院副院长、我国自动化理论家宋健同志和其他几位同志把他们最近就我国人口所作预测和分析的结果寄我一份,并附信作了简要说明。我认为这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进入社会科学领域,和社会科学工作者一道,共同解决国民经济问题的一个良好开端,应该支持。知道您领导这方面的工作,所以把全部材料转呈给您,供您参考。此致革命敬礼!钱学森1980年1月8日”。许涤新致陈慕华副总理的信说:“慕华副总理:宋健等四同志的关于我国人口百年发展预测和分析是我国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研究的可喜成果,对于我国制定人口政策和国民经济远景规划,有一定参考价值。我同钱学森同志一样,很重视这一预测和分析,也主张把全部材料呈送给您,以便您在考虑人口政策时,作为参考。此致敬礼!许涤新1980年2月10日”。大约半个月之后,陈慕华复函说:“钱学森、许涤新同志:你们送来的我国未来一百年人口发展趋势的资料很好,对制订我国人口政策很有参考价值,我已特报政治局。请你们代向宋健等同志致谢。陈慕华1980年2月25日”。《宋健科学论文选集》,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546页。

[13] 梁中堂:《现行生育政策研究》,2005年自印本《人口学新作五篇》,《人口与市场分析》2006年第4期。

[14] 如果真正要理解宋健在“一胎化”政策形成中的作用,也许我还必须在这一节里再增加一段有关文字,特别记述“文化大革命”后人们普遍对科学技术近于迷信的狂热和崇拜。那时,刚刚召开过全国科技大会,邓小平承诺给知识分子当“后勤部长”。一方面社会对中小学教师、大学教授和任何学科的一位科研人员都十分景仰。另一方面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的国民都才开始从一种封闭的状态中走出来,即使学术界的许多高级知识分子也是第一次听到“控制论”、“系统工程”等词汇,都感觉神秘的不得了。突然间出现一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进行研究”,加上搞这个学科的人自己宣传说他们是“采用世界科学界公认的人口预测方法”,而他们的科学研究证明了中华民族又一次面临危难的关头和别无选择地必须走“一胎化”的道路。不用说普通老百姓,即使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领导们在听取其一阵演说后也大都会放弃独立思考而跟上他们走了。不要说处在那个大家都还不成熟的时代,即使现在没有揭露和公开批判的话,那些东西也仍然具有相当的迷惑性和极大的欺骗性。

7 现行生育政策——对“一胎化”的妥协和纠正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中国进入一个改革时代。所谓改革,是指国家的经济社会制度更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社会政策更符合客观实际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在此深山中”。由于中国的改革是由党领导的,党决定改革方案和改革方式方法以及改革时间,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层,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大多数都是长期在传统体制中负一定责任的领导,往往对传统体制的许多弊端并没有足够的认识,加上改革涉及利益的调整,党的高级干部中一直就存在着维护传统体制和反对改革的两种倾向。这种现象的存在不总是表现为派别的分歧,即不是所有问题上表现了改革和反对改革的誓不两立,而是在具体不同问题上表现的认识不一致。

1980年代,计划经济和全民所有制(国有经济)都被当作社会主义的基础,一点也不许改动。那时,市场经济体制也还没有被当作改革的方向。但是,由于许多地方农民的极度贫困,却成为先于改革的重要因素。1978年到1979年,内蒙古自治区的农牧民搞“口粮田”、安徽农民偷偷搞包产到户。但在国家农委召开的广东、湖南、四川、江苏、安徽、河北、吉林等七省三县座谈会上,包括国家农委主要领导和大部分地区的领导却都对生产责任制的改革持否定态度。1980年9月,中央召开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专门讨论农业生产责任制,大多数省市领导对包产到户持否定态度,其中福建、江苏、黑龙江等省市坚决反对,只有贵州、安徽、辽宁、内蒙古自治区少数几个地方的党委书记要求改革。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说,黑龙江是全国机械化水平最高的地区,包产到户对发展机械化有影响,是倒退;集体经济是阳关大道,不能后退。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针锋相对插话道:“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各省市区第一书记意见分歧很大,会议已经无法继续进行,中央也无法在全国推行适应我国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家庭承包责任制。1981年冬,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视察东北时,写信给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建议各地农业生产责任制采取群众自愿,让群众选择,选上啥就算啥,领导不要硬堵了。中央按照这个精神形成的1982年1号文件,才解决了农业生产责任制的问题。家庭联产承包的实行,迅速改变了在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所有制,推动了我国的农业改革。以生产责任制入手的农村改革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了新中国30多年未能解决的农民温饱问题,赢得了中国全面改革的主动权。[1]

在同期的人口生育政策问题上,当时的中央政府采取了与经济体制相同的改革策略。1980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发出以后,全国不分城乡地大力推行“一胎化”生育政策。显然是由于“一胎化”在农村带来的突出矛盾,中央试图解决这一政策问题。80年代初期,在一线主持工作的胡耀邦等书记处的领导同志,曾经批转和处理了许多来自农村基层有关计划生育工作中违法乱纪的信件。据笔者的统计,1981年到1982年10月不到2年的时间里,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至少召开了4次会议研究计划生育问题,分别形成了3份关于计划生育工作和政策的文件。

1981年9月初,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邀请省、市、自治区党委或政府分管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同志,分两次在北京举行了计划生育政策座谈会。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第122次会议,听取并讨论陈慕华关于计划生育工作的汇报,着重研究计划生育政策问题。会议认为,农村实行各种形式的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后,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面临着一些新的情况。会议提出,放宽农村计划生育政策,有两个方案可供选择。第一,提倡每对夫妇只生一胎,允许生两胎,杜绝三胎。第二,一般提倡每对夫妇只生一胎,第一胎生育女孩的农民如果有要求,可以批准生两胎。

鉴于计划生育座谈会对改变生育政策存在较大分歧和阻力,显然与已经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精神不符,所以,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建议中止会议。赵紫阳在9月12日写给胡耀邦的一个便条上说:“看了计划生育会议快报。为了这个问题全党有一个统一的正确认识,可否这次会议不作最后定案,由各省、市同志先回去在省委、市委传达讨论一次,然后再集中定案。如您同意,可批给慕华同志。”胡耀邦批示“同意紫阳同志意见,请慕华同志按此办理”。[2]
根据中央的要求,除了西藏、宁夏、新疆等三个民族自治区未报意见外,26个省、市、自治区党委上报了具体意见。同意第一方案的有山西、辽宁、浙江、河南、广西、云南等级6个省、自治区;同意第二方案的有北京、天津、内蒙、江苏、安徽、福建、山东、湖北、湖南、广东、四川、贵州、陕西、甘肃、青海等15个省、市、自治区和全军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河北、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西等5个省市则主张不改变《公开信》的政策口径。表明改变“一胎化”生育政策在当时的省市区一级党委和政府中,遭遇到相当大的阻力。

同年12月,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绝大多数书记都希望严格控制,没有人主张放宽。黑龙江杨易辰、江苏许家屯、国家计委宋平等提出,对(第二方案)可生育二胎的限额占50%定得太宽了,最多掌握在40%,低限以10%为好。天津胡启立提出,必须严格控制二胎。辽宁郭峰、湖北陈丕显、四川谭启龙则提出,不要规定二胎的比例,由各地内部掌握好。北京、上海、天津三市和人口密度大、过去计划生育工作做得好的省市感到中央建议的第二方案也放得太宽了,允许对生育二胎的规定有一个幅度,由他们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自己掌握。[3]

由于计划生育部门和大多数省市领导的反对和坚持,中央放弃了“提倡每对夫妇只生一胎,允许生两胎,杜绝三胎”的方案,在1982年中发[1982]11号文件中,以第二方案为核心,规定“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过批准者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要求生二胎的,经过审批可以有计划地安排。不论哪一种情况都不能生三胎。对于少数民族,也要提倡计划生育,在要求上,可适当放宽。”这段关于生育政策的文字表述,已经概括了后来被称之为现行生育政策的主要内容。其中农村“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要求生二胎的”实际是“第一胎生育女孩”的另外一种表述,这种写法是按照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意见,认为“写明了会进一步助长重男轻女思想”。[4]但是,中央文件做这样含蓄的表述,却给计划生育部门和各级党委、政府中坚持“一胎化”的人钻了空子。许多地方在此后很长时期内,拒绝普遍允许第一胎生育女孩的农民再生育第二胎,把生育二胎的数量限制在一个很小的比例上。全国的生育政策达到中央1982年11号文件规定的现行生育政策的要求上,大约走了10年的路程。[5]

1984年1月和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连续两次召开会议讨论计划生育工作和生育政策。这是计划生育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两次会议。会议特别强调指出,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是一个奋斗目标,我们要努力实现这个目标,但是我国的生育政策,一定要建立在合情合理、群众拥护、干部好做工作的基础上。党的政策不能脱离实际。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仍是一个历史阶段的政策,今后,随着我国经济、文化水平等方面的提高,还可以进一步加以完善。4月13日,根据这次会议形成的有名的中发〔1984〕7号文件按照中央书记处办公会议的提法第一次明确使用“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的表述方式。为了防止再次出现对“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要求生二胎的”产生误解,7号文件下达后,中央书记处又给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一个内部通知,再次强调:“我们关于计划生育的实质,就是要逐步做到,除城市、城市郊区外,在大部分农村地区,要逐步做到允许第一胎生女孩的再生第二胎。这一点,只在实际工作中掌握,不公开宣传,并要有一个缓和渐变的过程。从长远看,如果能切实做到杜绝多胎,则允许生二胎并没有多大危险。……因此,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仍是一个历史阶段的政策。今后,随着我国经济、文化水平等方面的提高,还可以进一步完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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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农村改革的资料主要取自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

[2] 根据笔者保存的一份胡耀邦和赵紫阳手写的复印件。

[3] 以上两段文字内容主要来源于中办发[1982]2号文件。

[4] 在中办发1982年2号文件转发的《关于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中,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对这段话是这样说的:“对于中央文件中是否要写明‘只有一个女孩的夫妇可以再生一个’,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写明号,否则基层干部不好掌握;多数人为,中央政策要直接和群众见面,写明了会进一步助长重男轻女思想。我们同意后一种意见。各地农村生二胎的比例,本着从严掌握的精神,由各地根据具体情况安排,指示中就不写生二胎的比例数了。”自后中央以及个个省市地方的法规都统一按照引述文件中最后一句话的要求,不明确说明生育了一个女儿的农民可以在安排生育第2胎。但是,现行生育政策中最为关键性的一条经过文字上的这么一种处理,似乎中央还在“一胎化”上打转转。

[5]除了个别地方外,现行生育政策在全国得到明确地贯彻执行是1988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18次会议以后的几年。1988年3月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上,不少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收到材料反映最近几年人口回升,并把责任归结到刚刚卸任的前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王伟同志的头上,说他改变了一胎化的生育政策。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听取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计划生育工作汇报提纲》。会议指出,必须统一思想,认真执行计划生育工作的现行政策。会议重申和明确现行政策的内容,特别突出和明确其中“农村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包括独女户,要求生二胎的,经过批准可以间隔几年以后生第二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18次会议讨论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汇报提纲》,彭佩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第475-476页。这次会议后,新的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开始督促各省市区按照现行生育政策颁布和实施地方的计划生育法规。截至1990年年中,全国仅只剩下6个省市区还没有制定地方法规。8月31日,国务院第117次总理办公会议议定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向其余6个还没有制定法规的省市区打招呼,尽快制定和颁布计划生育法规。同前书,第477页。大约到1992年,全国才完成了以现行生育政策为基础的计划生育地方法规。

[6] 1982年现行生育政策产生后,仍然遇到不少地方党委政府和计划生育部门的抵制。一些坚持“一胎化”的人在这一时期也作了许多的抗争和努力,企图把生育政策再拉回去。包括中央书记处1982年到1984年连续召开的几次书记处会议和7号文件、以及1986年12月1日到5日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1988年3月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18次会议,整个80年代的计划生育工作可以说主要地表现了“一胎化”顽强地对抗现行生育政策和中央及希望把计划生育政策放宽松一些的地方党委政府冲破“一胎化”政策的束缚争取以现行生育政策为依据制定地方法规的博弈。由于文件和执行中使用“群众确有困难的”提法,绝大多数地方实际取消了现行生育政策中的“女儿户”内容。没有“女儿户”的政策,实际就是向“一胎化”的复归。所以,在这一时期,中央关于计划生育工作的许多会议和指示都是针对“一胎化”的。已经担任国务委员但是并不分管计划生育工作的宋健同志参加了1986年12月初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和1988年3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18次会议。

8 结束语

“一胎化”产生于1978年。

1976年10月,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为尽快扭转经济政治的严重困难局面,提出“尽快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抓纲治国,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的治国纲领。在这样的形势下,1977年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提出到1980年之前,把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每年降一个千分点,提前一年实现国家“五五”计划。1978年2月,华国锋在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确认了这一目标。同年6月,陈慕华作为新一届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主持会议研究华国锋代表国务院提出的这一国民经济计划目标。“一对夫妇最好生育一个最多两个”最初是作为保障提前一年完成到1980年结束的“五五”计划目标被提出来的。中央批准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会议的报告后,在贯彻中央批准的会议报告精神的过程中,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和陈慕华在1979年1月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上,又进一步要求全国各地制定政策奖励只生一个的夫妇,对生育两个和两个以上给予限制,使得“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政府意向转变成为“一胎化”生育政策。

1978年,这是一个特殊的历史年代。

8.1 上个世纪70年代中后期,我国经济发展到“崩溃的边沿”。其主要原因是计划经济体制已经无法继续运行下去,10多年的“文化大革命”更进一步激化和加速了社会各种矛盾。鉴于各种因素,当时人们把问题的症结集中到两个方面,一是“四人帮”和“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二是说新中国以后老百姓生的孩子太多。[1]

8.2 共和国虽然已经30岁了,但仍然是一个我们国家和民族都还不成熟的年代,还是一个头脑特别容易发热的时代。虽然没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那样的想法了,但思维并不比从前提高和进步了多少。[2]党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峰在政府工作报告里相信四川省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在1971-1978年之间的7、8年里竟会由29‰下降到6.1‰,宋健在做20、50、100年预测的时候也会“假定老人和儿童按令(龄)死亡率今后平均每年下降千分之一”。[3]

8.3 那个时代还处在典型的计划经济时代。国民经济计划具有崇高无上的权威。甚至于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仍然相信“事在人为”——只要你想,就可以做到。[4]似乎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解决任何问题,客观事物都要受政府制订的政策的制约,政府决定一切。脱离实际的、过高的指标不断被制造出来,然后就得用超常的和脱离实际的办法去实现它。生活在城市里拥有优厚生活条件的人们,把老百姓生孩子理解为一种人生可有可无的游戏,以为妇女生育率可以无止境地一降再降。高指标压得没办法,只有采取“一胎化”。

8.4 那还是个拍脑袋的时代,国家许多事务要由“长官意志”决定。不只是长官拍脑袋,而且在那个体制那个时代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往往也变得没脑袋。引用恩格斯的话说科学是宗教的婢女或列宁讲的几何公理触犯了人们的利益也会被修改,可能都会显得言过其实。但是,科学家和理论家们的使命就是为政治作论证作注释却是那个体制的要求和那个时代的事实。1958年某地方放卫星说亩产超过万斤粮,科学家依照太阳投放到大地的热量计算说那是可能做得到的。应该说70年代与50年代有所不同了,但由于经过20多年社会上更多的人懂得了要相信科学而使得许多事物因为增添了科学的光环却更具有了欺骗性。[5]

8.5 那是一个只有公权而没有私权的时代,国家公权可以随意进入属于个人权利的领域。那时只要从逻辑推理上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或者仅仅以革命的名义,就可以要求国民做这做那,即使给国民带来极大的伤害或牺牲,也毫不影响政府堂而皇之地长久施行。[6]

生育和生殖是人从大自然的永恒演变中获取的一种本能,是与生俱来的。生育权是人的生命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的生命权的一种自然延续,是和人的生命权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属于人的一种自然权利。自然权利具有神圣的不可剥夺性。它不接受人的立法的约束,不能通过人的立法来调节。恩格斯说:“在现代国家中,法不仅必须适应于总的经济状况,不仅必须是它的表现,而且还必须是不因内在矛盾而自己推翻自己的内部和谐一致的表现。”[7]人为地破坏这种内部和谐,即使政府强制制定一个干预自然权利的法律,也无法使其贯彻执行。相反,不仅丧失法应有的严肃和权威,而且必然地导致社会不和谐。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国家法律制度如此健全,却压根没有一个我们意义上的生育政策和生育法的根本原因。[8]

“一胎化”生育政策的产生和实施属于典型的公权进入和侵犯私权。一个国家,如果政府连公民的生育都可以干预、规制和决定,那它就再也没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做的了。所以,牵走耕牛,扒去住房,拿走生活和生产资料,集体押送施行节育手术,在不具备条件的环境中实施节育术手术、成批量地实施节育术,以及即使身体生理不适合做但也被强制实施节育和人工流产,等等,不一而举的事情都曾大量地发生。这不仅属于“一胎化”生育政策的自然产物,而且是政府以政策和法律直接规制、干预和决定本来应该由国民个人决定的生育行为的必然结果。一个建立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的法治国家,只要政府的公权可以擅自进入公民的自然权利所应该决定的领域,就不可避免地和程度不同地出现上述与社会整体制度规范所不容许出现的社会现象。

90年代以来类似那些在80年代曾经频繁发生的现象似乎在减少,并不表明生育政策的合理和已经被国民接受。第一,长期以来,来百姓已经知道对于基层干部在计划生育方面的不当作法,政府部门一般地都会予以维护和包庇,只好采取忍耐的态度,冲突自然减少了许多。但矛盾并没有解决,民众的这种情绪也不宜累积过多。第二,由于计划生育政策不合理,超生现象的普遍与严重,已经达到整个国家长期以来得不到比较接近实际的人口数,也表现了国民对于生育政策的普遍不认可。连续2、30年的“一胎化”和现行生育政策的作用下,我国广大农村的基层组织形成了一套对抗和应付政府考核生育指标的人口统计体制和机制。[9]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通过调查和对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的分析中发现基层干部以瞒报漏报的方式对付不合理的计划生育政策后,我由衷地感到兴奋和高兴。[10]但是,在做研究时又因没有可以信赖的数据,又常常难按涌现心头的苦涩。第三,虽然说人口统计和普查都存在大量的漏报,也还是能说明人口政策对于人口控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如果按照“一胎化”和现行生育政策给与的生育水平计算,到2000年我国的总人口无论如何也不会超过11.0亿,但是,按照普查公报达到了12.6亿,至少多出了1.6亿。[11]

所以,像80年代那样违法乱纪的现象减少了,是由于基层干部在实践中发现这样的生育政策是无法认真的,所以不像那时那么认真执行政策和法律了。绝大多数违犯政策生育的人,也只需要交纳罚款就能够实现其生育的意愿。长期以来,我国计划生育领域中这一十分普遍的现象也都表明基层干部与群众在合力在抵制现行生育政策。主要发生在我国农村的违犯生育政策出生的人口说明,数亿农民在通过自己的生育行为表达了对“一胎化”和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抵制和抛弃。[12]

8.6 “一胎化”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由于宋健等人后来的飞升,许多国民以为“一胎化”首先是由他们研究提出和论证的。资料已经表明,1980年2月13日的所谓“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进行研究”,是对国民的一种欺骗。因为,同一个成果在13天以前发表时的署名仅仅是几位搞数学研究的人员,文章也明确地说这是“从自然科学的基本理论出发,应用控制论方法……对我国人口发展问题作了理论研究和数值分析……”。只有13天,新华社的稿件就变成了“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进行研究”了。

从时间上讲,“一胎化”生育政策的产生也与宋健的那个“百年预测”没有什么联系。一对夫妇只准许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最早可以推溯到1978年6月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会议以及9月份给中央的会议纪要,1979年1月召开的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要求各地对“只生育一个”给予表扬;“对于生第二胎和二胎以上的,应从经济上加以必要的限制”,标志着“一胎化”和现在意义上的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产生。因为在此之前,我们国家还没有强制性的生育政策。所以,当1980年2月宋健等人浮出水面时,“一胎化”的生育政策如同已经离开弓弦的箭、出膛的子弹,早已实行了。

即使退一万步讲,“一胎化”是经过宋健计算的,也不能叫科学。控制论和系统工程不过是提供了一种人口测算的方法,但不是一种如此测算就可以保证人们进入天堂过上幸福生活的必至法门。更何况,这些人还真缺乏一个科学家应该具备的严肃和真实的品格。[13]1979年2、3月份刘铮预测使用的是手摇计算器,7、8月份我在预测时使用微型计算器;宋健则使用当时的大型电子计算机。都只是学科和方法上的不同,并不能改变人口问题的本质。人口问题是一种社会问题,其增殖也罢减少也罢,都不是经过某种计算然后国民的生育行为就可以跟上走。用控制论和系统工程方法预测人口,是上个世纪40年代后期由美国的科学技术人员从为战争服务岗位转移到社会科学领域推动的。当宋健1978年惊喜地发现这一事实的时候,这一学科的预测方法已经相当成熟乐。但是,发达国家的人口问题也很多。欧洲国家的大多数政府就为人口老化和本民族的妇女不愿意生孩子而发愁。法国和德国的民族主义者也都忧心忡忡,因为这么低的生育率,用不了一个世纪他们的民族就要消亡。更多的经济学家、制造商、营销商、银行业和其他金融业的巨头们以及所有的希望增加收入的人都在抱怨由于新出生的婴儿太少,导致市场消费不足,生产不景气,经济低迷、增长速度缓慢。宋健怎么不去问一问他的老师们,搞控制论玩电子计算机半个多世纪,何以愚蠢到没有想起给他们的政府出主意强制老百姓必须生育3个、4个,甚至于更多的孩子?

8.7 “一胎化”也不是什么12亿人口目标的要求。第一,2000年把我国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的说法,最早见于1980年2月2日陈慕华在婚姻、家庭、计划生育新风尚座谈会上的讲话,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将其规范化提出则是9月7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的工作报告。而在此之前,已经产生了“一胎化”。第二,包括宋健在内的许多人用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预测,如果实行“一胎化”,2000年大陆总人口仅为10.6亿,如果确定12亿的目标,完全可以允许农民生育2个孩子。[14]第三,直到现在我们也没有发现提出12亿的结论是由什么样的研究论证得出的,与“一胎化”的生育政策究竟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善良的人呀,它其实也是一个拍脑袋的数字。第四,我国的实践和现实表明,2000年我们没有实现12亿,而是接近13亿,但是,13亿人口的国民生活和国家经济水平比以前都要好得多。社会经济现象是很复杂的,人类远远没有达到可以认识并且把它简单归结为数字学的程度。所以,不惜牺牲国民的现实幸福去追求实现将来某个数字的作法,无论这个数字来源于政府或者什么研究人员的所谓研究,其实都是极为荒谬的。

8.8 在中央和国务院的所有文件以及正规的场合都没有“一胎化”的提法,也许反映了中央高层意识到在一个国家推行“一胎化”生育政策的非理性。

8.9 1978年标志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所以,处于转折时期的社会经济问题会层出不穷,各种社会和文化现象也会绚丽多彩。同时,那些推动改革和历史发展的政治家和各个领域的优秀分子在这个时期所进行的伟大创造曾给历史增添了无限的光彩。同时,比起那些精英们的才气和抱负、机遇和挑战,辉煌和遗憾,遗留和未竟的事业可能要更多。特别是历史常常像一个不成熟的孩子一样作弄人,当那些推动历史发展的领袖们准备着手解决那些本来并不算很困难的问题时却遇到了相同营垒的强力反对,竟令多少英雄人物扼腕长叹和悔恨终生![15]

8.10 “现行生育政策”是当时中央为纠正“一胎化”征求地方党委意见时提供的必须二选其一的两个方案之一,并且是由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和各个省市自治区党委选择相对严格、偏紧的一种方案。从现行生育政策形成的过程可以感受到,中央推出这一政策属于不得已而为之,是对已经实行的“一胎化”生育政策的一定程度的妥协和校正,是一个历史阶段的政策。但是,到了我们这一代,那个产生于特殊背景下的“历史阶段的政策”却被固定下来,变成一种不敢触动的东西。并且,更有甚者,还似乎成了一些人需要千方百计予以捍卫和守候的传家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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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当时经济困难的原因当然是计划经济体制的结果,否则,无法既说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都由于经济困乏和短缺相继走上改革之路,也不能解释我国已经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为何仍要实行由计划体制转向市场经济的改革。这方面的人士可以参考我的“卫生体制改革与市场经济”系列文章中《市场经济是一种不可抗拒的生产方式》、《实行市场经济不过江河奔大海》等。

[2] 也许把人们对科学的认识和宗教的态度做一些比较是恰当的,因为,毫无疑问,宗教在人类历史的某一个阶段上,社会也曾普遍地是把其当作科学顶礼膜拜的。完全的无知并不会产生宗教。分析宗教迷信和宗教的狂热,恰恰都是建立在民众对于宗教教义和教条的某种一知半解的认识基础之上。回顾中国国民在上个世纪50年代和1980年前后对科学的认识的区别,就在于50年代国民普遍地还处于一种相对无知的状态,所以出现亩产万斤以上稻谷、番茄嫁接在马铃薯上等现在看来十分荒唐的事情。有一个真实的故事。1958年夏天的一个下午,聂荣臻带着于光远去中南海给毛主席汇报科学大跃进的情况。在中央主管和联系科学工作的于光远向毛主席讲述了山东省委上报的科学成果,把幼小的苹果摘下来插在南瓜上共同生长并都“长得特别大”。《于光远自述》,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112-113页。经过新中国国民2、30年的文化普及和教育,到1980年已经没有于光远叙述的那一类事情了,可对于科学文化的一知半解的了解,恰恰成就了这个阶段上国民对于许多科学新名词新概念的迷信和崇拜。

[3] 宋健于景元李广元:《关于我国人口发展问题的定量研究报告》,《世界经济调研》1980年1月31日第5期(总第77期);《宋健科学论文选集》,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541页。

[4] 田雪原,中国社会科学院1979年《未定稿》。

[5] 关于科学研究和社会经济体制的关系,可以看我在个人网站或搜狐博客上的另外一篇文章《当科学研究作为一种职业不再神圣的时候》。

[6] 一个文明的社会,稳定的社会,一个和谐和可以持续发展的社会,必定是一个法制健全和国民可以安居乐业的社会。这个社会必须设置一条底线,这就是每个人都应拥有的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或未来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社会正义否认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外一些人的利益,既不承认许多人享受的较大利益能够补偿强加于另一些人的牺牲,也不支持以未来的名义而强制和侵犯另一部分人的现在的权益。为了维护社会正义,国家必须划分严格而清晰的界线,厘清国家公权和公民私权各自不同的领域,时刻警惕公权侵犯私权,坚决不能让公权跨越属于公民个人私权的领域。

[7]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488页。着重号是原文就有的。

[8] 现代国家法既是适应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产生的,又是她的保障。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不仅限于可以不断地为社会创造出可供人享受的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而且更重要地体现在给人们提供了更多更方便的自主选择的机会。一个人只要自己不愿意,即使上帝也无权送他进天堂。如果社会发明了一个好的东西政府就制定法律强制人们必须接受它,那么,首先那些具有发明创造才干的人就该下地狱!

我国计划生育法的产生除了上面我所指出的立法机构的人员构成方面的偶然性以外,也典型地表现了中国式的聪明和狡黠。节制生育是一种符合人性的生活方式。即使如此,人们是否选择、何时选择以及如何选择,那都完全属于每一个现代人自己的事情。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政府的政府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也仅仅限于似是而非地或明或暗地意向和提倡,那些明确支持节制生育的国家的政府也主要从事一些宣传和倡导,个别旗帜鲜明的国家最多也是依靠半官方的组织为那些自愿选择节育行为的公民提供一些方便和服务。但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国政府的计划生育部门一下子把自己的主要工作职能定位在管理所有的国民一生都别无选择地必须实行节制生育的生活方式和要求每一个国民只许可生育一个或者两个孩子。这必然地就把计划生育管理系统置身于一种始终被动和艰难的工作状态中。为了摆脱和扭转被动的工作局面,计划生育部门除了寻求“红头文件”的支持和要求“各级党委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以外,还希望这一工作具有充分的法律地位。也许,还有包括当时的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的国民通过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而来的法制观念的觉醒的因素在内,总之,从1980年前后伴随我国法制建设的发展与完善,计划生育部门也一直在努力寻求得到一个国家生育法。但是,由于在生育领域立法明显地破坏了渊源于罗马法以来的现代国家法所要求的“内部和谐一致”性原则,计划生育法一直受到立法部门的本能的抵制。在长达20多年的交涉过程中,可能是因为立法部门法理知识方面的脆弱,立法的分歧和障碍似乎集中在允许国民生育的数量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计划生育法》最终采取回避直接规定和授权地方制定法规的方式,获得了通过。但是,法理上的矛盾不过是实践的重大冲突的反映。它是不能通过这一类的聪明和智慧得以消除的。节制生育是一种符合人性的生活方式,可以促进愈来愈多的家庭生活幸福。只是有一条原则必须遵循,即它是每一个公民的自愿选择,不能由政府强制必须实行。在现代国家法的体系中放置一个对国民生育问题规制的法极大地破坏了法的内部和谐一致性。我国国家生育法中固然没有具体规定国民生育的数量,但地方法规中的具体规定照样破坏了法的体系的内部和谐和给仍旧给实践带来普遍的冲突,计划生育部门也没有因此减少与群众对立的程度或者由此改变了工作的难度。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愈益深入广泛地走向世界,更多地引入和通过与市场规则相适应的法律法规,以及不可逆转的改革使得我们距离市场经济制度愈是接近,国家计划生育法与整个法的体系就愈是显得不和谐。所以,从现代国家法的体系中把生育法剔除出去以保持“自己的内部和谐一致”,是它被通过的那天起就已经注定了的事情。

[9] 关于我国人口瞒报漏报问题的根源,请见我在《20世纪末我国大陆人口总量和妇女生育率水平研究》一文中对我国人口统计体制、人口统计机制概念的提出和阐述。《生产力研究》2003年第5期,2003年自印本《我国生育政策研究》。

[10] 我曾经记述了当时的这一状况:“从1985年开始,由于从第三次人口普查为开端的人口统计和人口调查数据相继增多,使我真正了解了人口规律的客观性和铁一般的事实。此前几年,虽然不少的地区花费了很大的精力,但任何地方都没有实现持‘一胎化’观点的同志所希望出现的局面,80年代初曾经让某些人兴奋了一阵子的计划生育统计数字,都是基层干部用以对付我们官僚主义工作方法的结果。毫无疑问,农村妇女们以其偶然性的生育显示了我们现阶段人口过程的必然性。农民群众以其纯朴的行动再次教育了我,并引导我深入实际,接受实践的教育,向实践学习。人口学界的同志可以感觉出来,我在这一个时期的文章不仅和农村生活贴得很近,而且从情绪上来说都不那么急躁了。”拙著《生育高峰期的探索》,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4年,第2页。1987年12月10日,我在致徐雪寒先生的信中说:“这是我们农民和同情农民的基层干部对付强迫命令和官僚主义的绝好办法,也是只有我国一定时期内才会出现的特有现象。”载拙著《中国人口问题的“热点”》,中国经济社会出版社1988年,第317页。

[11] 历史和实践当然要比这几个数字丰富多采。上个世纪不少的地方是以政策和指标双重标准从严管理的,所以,实际上的“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出生的人数要比“政策生育率”预测的总人口和2000年年底的总人口之间的差额要大得多。还有,您也别以为我国农村妇女为了“多”生育这1、2亿的人口有那么的容易。对于每个超生的孩子,我们的基层干部和计划生育干部实际都曾经做了大量的、艰苦的,甚至于艰难的工作。一般来说,一个农村妇女在没有指标或者违反政策怀孕后,都会有干部上门去做工作,苦口婆心地动员其流产。许多情况下都是经过五次三番的“说服”、教育之后,才会跟上干部去做流产。在这1、2亿左右的超过政策许可范围出生的孩子中,有不少都是经过几次流产后,实在不知是什么原因和在什么情况下才出生的。这是1亿多2亿不服从管理和违反政策出生的人口啊!恩格斯说:“被断定为必然的东西,是由纯粹的偶然性构成的,而所谓偶然的东西,是一种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40页。必然是通过偶然为其开辟道路的。这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可它也是经过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充分肯定了的原理。除非您根本就没有听说过,或者虽然听说了但是并不相信这个道理,仍然要认为那是属于老百姓盲目生育的,是本来可以不生的。但是,我相信它。所以,从上个世纪70年末以来超过政策许可出生的2亿左右和政策许可出生的2亿左右人口一样,都是客观规律作用的结果,都是天经地义般地合理,只是我们的政策不合理。

2亿左右的人口超过政策的允许而出生,您说说看,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是很大很大,还是很小很小,或者是得不偿失?如果说作用很大,还多出生了2亿。如果没有它,即使说中国的妇女生育率强,她还能多生育到哪里去?20多年来一直有个说法,即管理这么严,还生育这么多,如果没有政策限制,更将放任自流。事实是这样吗?上个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的大约10年里,基本上还没有形成后来的这种强制,我国妇女生育水平由接近6个降低到不足3个。如果根据国家计划生育委员的资料,1980年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2.24,现在是1.8。也就是说,实行“一胎化”和现行生育政策以来的近30年里,下降了0.5。这就是我们长期以来把各级党委政府都拉扯上不计物质和精力的投入奋斗的结果?我怎么就看见一个人拿着长矛在向风车作战?
有一种观点,似乎说我们是发展中国家,需要强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的数据却证明了相反的道理。1979年,中国的妇女总和生育率2.8,印度的克拉拉邦3.0,泰米尔纳都邦3.5。到1991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下降到2.0, 克拉拉邦1.8, 泰米尔纳都邦2.2。90年代中期,中国的生育率1.9, 克拉拉邦1.7。印度的这两个邦都是在“没有任何政府强制的情况下取得的”。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21、220页。虽然阿马蒂亚·森是用印度的两个邦和一个大国比较,但是,第一,克拉拉邦可不是一个小省份,这是一个有2900万人口的大邦。第二,一个省作为一个国家的一部分,其生育率可以自发地迅速下降,更足以证明不要国家的强制也做得到。

[12] 自从实行“一胎化”和现行生育政策以来,我们国家每年平均生育2000万左右,其中超过1000万的孩子属于违犯国家政策和法律出生的。这样的政策还配叫政策,这样的法律还可以继续称其为法律!同样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出生的人口,却人为地划分为合法和违法,在这些应该出生的人出生之前设置障碍阻挡其出生,出生之后又连续许多年给予经济处罚。中央提出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小康生活水平和建设和谐社会,这些做法却都是与党的要求相违背的。

[13] 宋健以及他们那个“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研究”的许多文章观点并不是他们计算结果应该得出的结论,比如关于“一胎化”和人口老化的关系、和12亿人口目标的关系,都属于指鹿为马式的宣传和论述。他们这样做显然是故意误导和欺骗。比如1980年2月13日轰动世人的新华社记者的报道、3月7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宋健田雪原等四人的《关于我国人口发展目标问题》和3月18日田雪原《关于人口“老龄化”问题》等文章中回答“一胎化”的结果会不会出现人口老化、被抚养人口增多等问题时说:“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另作探讨。不过预测结果告诉我们:就是真的完全实现第五种方案(一胎化),在本世纪内我们不可能碰到这些问题,在21世纪头20年的时间里,这个问题也不严重。”

我曾经将其视为学风不正的问题予以批驳:“我这里主要是说学风问题,而不是说研究水平问题、研究方法问题。这些总会有差异,无可非议。但学风却不是这样。过去我们学术界在给国家汇报自己的研究成果的时候,存在一种不讲实话,投其所好,有意隐瞒的现象。比如,1980年春天有一个所谓社会科学工作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合作的研究成果,这些同志在公布自己的成果时,仅仅公布2027年之前的一些有关人口老化的数据。我们知道,老化指数是用65和65岁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来表示的。2027年前的人口老化状况反映了1963年之前出生的并在各年中存活人口的比例。但我国人口群猛烈增长并不是1962年之前,而是从1962年起到70年代后期。这10多年里,每年出生人口平均2500万。这样,测算了100年的人口发展,而只公布老化最严重之前的状况,就等于对领导人说该种方案有利无弊,给人以假象。比如,我们在对人口老化同生育水平的关系问题的分析时,总是用2000年前的老化和劳动力资源状况搪塞,从而说明现行生育政策的正确性。这对于没有人口学素养的人来说是有情可原的。但对人口学研究人员来讲,是不可饶恕的。因为研究老化和人口生育状况的关系就是为了揭示已经老化的人口生育年龄时所取的生育水平。所以,你不能用现在的老化程度来说明现在的生育政策。因为‘2000年前的老化并不严重’,正是50年代到70年代近30年高出生率的结果,现在要讨论2000年前的生育政策,就需要考察、分析2000年前生育的一代人到他停止生育达到老年年龄时的社会状况。所以,用2000年前老化状况证明2000年前生育政策的人口学家,是采取了一种极不严肃的论证方法。”《有关学风的两个问题》,拙著《中国人口问题的“热点”》,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8年,第168-169页。

宋健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1964—197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共出生了约3.5亿个孩子……‘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其他问题,都可以在几年内解决,惟独这‘敞开生育’留下的3.5亿孩子的问题需要几代人(50-70年)的努力,才能解决。”宋健等《关于我国人口发展问题的定量研究报告》,《世界经济调研》第5期,1980年1月31日。说明宋健也懂得人口问题形成后,不是一下子可以解决的道理。但是,他们只是宣传实行30-40年的“一胎化”老化都不严重,却有意隐瞒中国进入连发达国家也不会有的老龄化程度时的计算结果。这不是误导和欺骗,又能是什么?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读我于1980年3-5月写就的刊载在拙著《论我国人口发展战略》(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中批判、反驳与揭露其不道德伎俩的几篇文章《也谈我国人口发展目标》(1980年3月)、《论人口目标对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影响》(1980年4月)、《关于我国人口老化的几个问题》(1980年5月),《中国人口问题的“热点”》(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8年)中的《关于我国人口发展战略及其有关问题》(1987年11月)、《对宋健于景元人口测算的述评》(1987年11月)和《我们的分歧所在:<中国人口问题的“热点”>作者自序》(1988年2月)等文章。或者,请读我的个人网站上有关学风栏目中摘录的几篇文章。

[14] 我曾经在1985年10月21日全国第四次人口科学讨论会的大会发言中讲过:“几年来,我们在要争取的目标和制定指标的关系问题上,犯了一个方向性的错误。从1980年以来,我们就提出了12亿的人口战略目标。这本来是平均每个妇女生二个孩子就可以达到的,但我们却提出了一个只准生一个的政策。只准生一个是10.5亿,这不成了要向12亿的目标迈进,却让10亿人口沿着通往10.5亿的道路上奔跑吗?因为只准生一个是人类历史上任何较小的民族,包括逐渐灭亡和被淘汰的民族都没有过的生育水平,所以拿出来让我们这个10亿人口和众多民族的国家来实践,就成了根本无法实现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这几年是在把10亿人口赶到一条根本没有希望走到尽头的胡同里,或者说是在领导10亿人去打一场注定打不赢的战争。”《论改变生育政策》,拙著《中国人口问题的“热点”》,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8年,第164页。

[15] “一胎化”提出后也得到了中央的认可,甚至于后来把计划生育提到“基本国策”的高度,但它与党务和经济工作比较,却一直属于部门性的工作。这可能是“洋跃进”之类的问题能够及时地得到纠正,而试图改变同一背景下产生的“一胎化”的领袖们在遇到了反对和抵制后就即刻妥协而作罢的原因。

Apr 24

(最近写得有点懈怠。一个重要原因是,看到“西西河”网站相关讨论进展得不错。这个网站的讨论一向贴近中国的现实问题,其水平个人觉得不算差吧。最近看了一下,相比于一年多之前,反对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意见甚至是占了上风,人数也多了几位。这说明认识到计划生育弊病的人,已经不局限于最先站出来的几位反计人士和他们的圈子,所以心情觉得轻松了一下。不过,该写的还得往下写。)

前面几篇提到了总和生育率问题,核心就是计生委多年不变地把这个数字修改到1.8。而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2005年计生委抽样调查和统计局抽样调查的反推,都表明,在200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远远低于1.5。

另外,宋健提出“人口控制论”的时候,认为中国的更替水平生育率是2.14(发达国家是2.1)。但是近年无论是计生委的人口专家,还是易富贤,都提到这个数字在中国应该是2.3。所以,中国的生育率早已远远低于更替水平。

伴随“总和生育率”数字的争议(实际是计生委搅混水),另一个问题就是每年出生人口数目。这个数字可以在统计局网站上查到(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不支持firefox),近年的情况是:

2000年 1778万人
2001年 1708万人
2002年 1652万人
2003年 1604万人
2004年 1596万人
2005年 1617万人
2006年 1584万人
2007年 1594万人
2008年 1608万人

但是,与“总和生育率”的修改相类似,上述数据也是大大拔高了的数字。按照第五次人口普查,2000年生育率只有1.22,出生人口1379万(http://www.cpirc.org.cn/tjsj/tjsj_cy_detail.asp?id=564),与统计公报数字(1778万人)相距甚远。而按照《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2007年0-4岁人口数占总人口比重为5.05%。以全国人口总数132129万人计(这也应当是被计生委夸大了的数字),2003-2007年五年间平均每年出生人口为132129万×5.05%/5=1335万人,与上述人口普查数字连续而相符,大大低于统计局公布的数字。

另外据易富贤介绍,按照2001、2002、2003年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当时0-4岁人口分别为6938、6581、6413万(这个原始数据我查不到),也就是说2001、2002、2003年大致每年分别出生1388、1316、1283万人,也远远低于上述统计公布的数字。

所以,现在每年新生人口数目是多少?同样有两套数据,一个是统计局公布的、按照计生委认可的1.8生育率修正了的1600万左右(同一大堆别的数字又不符合),另一个是按照历年统计的原始数据得到的、互相符合的1300万人左右。

【补充:根据2004-2008年统计年鉴,按照抽样调查的新出生人口除以抽样比,2003年到2007年这五年的新生人口分别是
1357、1392、1215、1269、1352万人。】

即使按照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折中的看法认为,人口政策也到了该放宽的时候了。而统计局公布的每年新生人口数字又是比实际情况高估了20-30%,相应地,也就大大高估了人口高峰时的人口数目、达到高峰的时间,低估了老龄化的压力以及总人口和年轻人口迅速递减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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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小学人数虚报问题

教育部统计公布历年的小学入学人数,这个人数也被人用来与新生人数相对比。由于入学年龄是7岁,所以,理论上每年入学人数反映的是七年前的新生人口。例如,1999年的入学人口是2030万人,对应的是1992年出生人口;但是2000年人口普查的结果是,1992年只出生1875万人。前者是后者的108%。这种差距曾被计生委作为普查发生漏报、把生育率修改为1.8的依据。

易富贤的“中国现在到底有多少人?”曾对这一问题进行过考证,他的解释是,由于有留级等现象,毛入学率(小学在校学生总数÷小学校内外学龄人口)往往大于100%;“地区越发达,小学毛入学率就越接近100%,但是北京市朝阳区2000年都还是123.6%”,因此全国小学毛入学率在120%。

不过,近年这个差值变得更大。例如,2000年人口普查的结果是,2000年出生1379万人,但是7年之后的入学人数却是1736万人,后者为前者的126%;即使除上那个120%,反映的2000年新生人口仍然有1447万,高于上述1379万。那么,这种差距是不是意味着出生时候的瞒报?不全是,因为还有更大一个来源:小学虚报入学人数。

“联合国千年目标全球行动”提到(http://www.un.org/chinese/millenniumgoals/unsystem/indicator6.htm),

  由于种种原因,入学人数有可能虚报。调查数据不一定能反映出学年实际的就学率或辍学率。行政官员可有能超报入学数字,在这样做能获得财政奖励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行政官员还可能会把复读的儿童错列入净入学人数中。

而在网上搜索“虚报学生人数”,可以发现,这一现象确实非常普遍。揭露出来的案例居然有从55人虚报到227人的。从这样的统计数字来推断出生人数,只能是一笔糊涂账。

所以,教育部公布的历年小学入学数目,很难反映出七年之前出生人数的多少;至多是,能从公布的在校学生人数的减少以及学校的合并的数字,看出历年出生人口下降的趋势。

Apr 21

保加利亚一名占星家因预报地震受到调查

2009年4月21日

原文

索菲亚 (路透社) - 保加利亚检察官本星期二开始一项调查,想查清一名虚报一次地震的著名的占星家是不是触犯了传播不实信息的罪名。

占星家Emil Leshtanski 说,一次可达里氏7级的地震,将在上星期六夜晚撼动保加利亚南部城市Haskovo。之后,这个城市的几百名居民在帐篷和汽车中度过了这个夜晚。

Leshtanski说,这次地震将在保加利亚人(以东正教徒为主)庆祝复活节的那天给这个大约80000人的城市带来死亡和严重损失。

保加利亚人非常迷信,在这个760万人的巴尔干国家,灵媒、治疗师和算命的人很受欢迎。

预报的地震落空之后,恐慌变成了愤怒,一些人在Haskovo说,由于Leshtanski带来的烦恼,他们要把他告上法庭。

检察官们说,他们要用最多两个月的时间为这个案件收集证据,针对他散布虚假信息和导致恐慌的嫌疑。如果这位占星家有罪,将面临两年的牢狱。

他已经在一份全国性的报纸上(他在上面写每天的星座预测)向Haskovo的居民公开道歉。

在4月6日意大利阿奎拉造成294人丧生的地震的几个星期之前,意大利科学工作者 Gioacchino Giuliani 曾经预报这个城市的附近将发生大地震;但是他被举报到有关部门,原因是传播恐慌。

(其它几篇有关意大利地震预报的新闻:
When Outrage Trumps Science
Earthquakes’ Many Mysteries Stymie Efforts to Predict Them

Apr 15

【原文见科技日报

软科学经典案例:“只生一个好”是怎么提出来的

  本报记者房琳琳

  说起人口控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计划生育”。20多年来,“只生一个好”这句口号己深入全国广大城乡。

  那么,为什么把生育指标确定为“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这一决策的理论和科学依据何在?它的实施情况和效果又如何呢?

  本报记者采访了原国家科委“人口控制与对策”研究小组的主要成员孔德涌,探知那段鲜为人知却意义非凡的历史。

  运用数学模型发现“妇女总和生育率”

  对中国的人口发展研究影响最大的,当数原国家科委主任宋健。

  上世纪70年代末,时任国家航天工业部副部长的宋健,开始关注中国人口控制的问题。他和同事于景元在世界上首次应用控制理论来探索人口控制问题,共同设计建立了一个数学模型,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寻找中国人口控制问题的“关键”。

  经过无数的日日夜夜,他们最终发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参量———妇女总和生育率。它的含义用日常的语言来表达,即一个妇女一辈子生育孩子的数目。同时,他们又用略普诺夫稳定性理论,计算出这参量的临界值为2.14。

  这就意味着,如果平均每对夫妇只生2.14个孩子,使出生率和死亡率达到相对平衡,中国人口总量将保持不变。但是如果超过2.14,则人口永远只是增加,不会减少,如果小于2.14,则人口会逐渐下降。

  所以,2.14成了维持人口系统稳定的关键数字。

  为啥一开始就要求“一个娃”

  有人不禁要问,2.14这个临界值,不就说明每对夫妇平均可以生两个小孩儿嘛?怎么计划生育政策从一开始就要求“一个孩儿”呢?

  孔德涌回忆,当时的实际妇女总和生育率,已经远远超过了2.14。此外,在广大农村,因为观念问题,计划生育工作很难一步到位。所以,直接实施“一个孩子”的标准,就成了非常现实的要求。

  1982年2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将“计划生育”定为基本国策,并设定了到20世纪末把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这个硬目标。

  在全党全国人民的努力下,妇女总和生育率从1982年的2.86,降到1983年的2.42,1984年的2.35和1985年的2.20。

  “马孔于”学派与主流舆论

  2000年已经过去,1982年提出的“控制在12亿以内”的目标却没有实现。“人口控制”又经历了怎样的一个历史过程呢?

  记者从一张泛黄的、出版日期为1990年1月8日的《科技日报》上看到这样一段文字———“如果这个政策能坚定、严格、顺利地执行下去,预期完全可以实现规定的目标。可是从1984年下半年起……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不断改变,总和生育率回升为1987年的2.59……新的恶化形势为国内外所焦心……”作者是“国家科委《人口控制与对策》研究小组”。

  这个小组成立之时,恰逢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开始之际,“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催生了“软科学”的成长和发育。

  人口控制又到了一个重要关口,原国家科委组织以马宾、孔德涌、于景元为核心成员的课题组,对此进行深入地研究。结论是,上面政策若开小口,下面实际情况就是决口,必须回归“一对夫妇一个孩儿”的计划生育政策。

  由于他们的学术观点是主张继续严控,国际学术界就把他们称为“马孔于”学派。

  人口发展的形势使他们忧心忡忡,为了使人口控制政策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让全国人大代表们了解这一情况的严重性,1986年、1987年和1988年,在这三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际,“马孔于”通过各种渠道把自己的研究报告带到会场。

  鲜明的观点通过一份份报告传递给了与会代表,很快形成主流舆论,计划生育政策再次得以严格施行。

  二十年少生了3亿人口

  1981年,宋健、于景元等人口学家根据中国大地资源、环境等条件,算出“中国适度人口应不超过7亿”的结论,并把7亿作为中国人口发展的最终目标。

  他们还根据最优控制理论设计了中国人口控制的优化方案。在经过一段严格控制时期后,选择适当时机,例如在2020年,可以适度放松人口控制,最终,约在2070年左右,人口总数可降到7亿人左右。

  这一目标是根据当时的数据计算出来的,但是,人口系统涉及的因素很多,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环境条件以及人们观念的变化,一些因素也会随着时间而变,其目标也应适当调整。

  孔德涌认为:“人口控制在中国虽有坎坷,也带来一些副作用,但这些与其明显的积极效果是无法相比的。它使我国少生了3亿人口,使我们今天绝大多数人有幸享受到‘小康’生活。否则,新增的3亿人口将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

  1987年,该理论获国际数学建模学会最高奖———艾尔伯特·因斯坦奖;在国内,也被评为当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课题研究者坚持真理、积极用科学服务于决策的研究风格,在软科学历史上也留下了一段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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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健:从现代科学看人口问题(原载1980年10月3日《光明日报》)

全文

我们绝不应该保持前两年每个育龄妇女平均生2.3个孩子的生育水平,而使100年后人口超过20亿,让子孙后代在每人5分耕地上去安排他们的生活。尽快地把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下来,降到零或接近于零的水平,这是我们对子孙后代应负的历史性责任,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前途的战略性任务。对当前我国人口状态的分析和今后发展趋势的预测表明,为使我国人口将来不再有大幅度增长,应该在今后30到40年的时期内大力提倡每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这是为了克服从60年代到70年代人口激增所造成的后果不得不采取的紧急措施,是为了纠正我们过去在人口政策上所出现的错误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根据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权衡利弊而作出的最优选择。如果我们不从现在开始就大力控制人口增长,刹住人口激增的势头,几十年后我们将面临更多更严重的社会问题,给四个现代化带来更多更大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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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只生一个好”的由来

  宋健和他的同事用数学模型模拟人口演算得出每对夫妇只能生一个的结论

  1980年,新华社公布了三人联合发布的《中国百年人口预测报告》。宋健计算出,如果今后平均每位妇女生两个孩子,到2050年中国人口达到 15亿后,才能停止增长。消息发表后,很多人纷纷来信询问。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震还专门约见宋健,询问是否有办法把中国的人口控制在4亿左右。那就好了。

  用数学模型模拟人口演变,很快就成为人口学中的主流。继续这套思路,宋健和他的同事于景元一起,完成了人口控制中一个关键定理的证明,即对每一个国家和民族,存在一个双向极限总和生育率,即平均每个妇女的生育数,超过这个极限,人口将无穷地增长下去,反之,低于此极限值时,人口将逐步下降。他计算出中国80年代初的限值是2.16.

  这一结果公布后,不少数学家和控制论科学家按此方法扩展研究,逐步形成了人口控制论这个学科。这个成果获得了1987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并同时获得了国际数学建模学会最高奖———艾伯特·爱因斯坦奖。

  除了马寅初,宋健也许是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最大的科学家。正是他主导了工程控制论应用于人口控制论,赋予人口控制以科学论证的严肃性。

  如果按照这个研究成果,一对夫妇应该可以生2个孩子,似乎离现行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还有距离。

  事实上,最早的生育控制是从地方城市开始。60年代初,天津,上海,广东等城市地区率先提出了自己的节育措施。从1970年开始,中国小心翼翼实施计划生育。1973年12月,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汇报会上,提出计划生育要实行“晚、稀、少”。“晚”是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才结婚:“稀”指两胎要间隔4年左右:“少”是指只生两个孩子。此后在各地的宣传中出现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口号。

  70年代,妇女生育率逐年下降,从1973年的4.54快速下降到1976年的3.27,直到1980年,已经下降到2.24——几乎已经接近宋健提出的生育临界值2.16.

  但中国人口基数实在是太大了。1980年,宋健在光明日报撰文说:“我们绝不应该保持前两年每个育龄妇女平均生2.3个孩子的生育水平。为使我国人口将来不再有大幅度增长,应该在今后30到40年内大力提倡每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

  1981年,宋健又从食品和淡水角度估算了百年后中国适度人口数量,结果表明,如果生育2个孩子,中华民族将一直处于不良式供应状态。如果在 100年左右时间内,中国人的饮食水平要达到美国和法国目前水平,中国理想人口数量应在6.8亿以下。而且,中国的水资源最多也只能养育6.5亿人。同年,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田雪原等也得出中国最适人口应该在7亿以内的结论。

Apr 14

前几天美联社报道了浙江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和英国的某个机构对2005年中国统计局的人口抽样调查的一份分析结果。其中提到,当年的新生人口性别比是119:100,其中河南、江西两省高达140:100。

其实这个抽样调查的结果早已被认可研究者收入分析过很多遍了,已经不再算什么新闻。但是这两个省140:100的出生性别比,没见其他地方报导过。需要思考的是,原因是什么?文中提到,一位未参加研究的美国社会学教授的猜测是,性别选择流产确实是一个原因,但是也有其他因素,比如瞒报女孩,遗弃,甚至杀婴。

其中瞒报女孩这一点,涉及到对总和生育率的计算。所以,看了这条新闻后,做了这样的计算:

首先算一下“缺失”女婴的比例。

按照105:100的正常比例,140名男婴应该对应133名女婴。

所以,240名新生儿中,缺失33名女婴。

假设全部是漏报,那么新生人口漏报的与登记的比例是33/240=13.75%。

也就是说,假设调查的总和生育率是1.2,那么实际的总和生育率也无非就是1.2×(240+33)/240=1.365。

这个计算说明的是,女婴瞒报因素对总和生育率影响有限。而当初计生委把2000年人口普查得到的1.2的生育率修正到1.8,一大理由就是女婴瞒报。但是这个修正比例受制于出生性别比的普查结果,并不是想调多高就可以调多高的。当然这里忽略了隐瞒男婴的问题,但是在重男轻女的情况下,隐瞒男婴所占比例应该很有限。

上面这个简单计算,其实早有人做出过,用来质疑计生委1.8的生育率。自己再算一下才有实际的体会。

另一种极端情况是,缺失的女婴全部是由于选择性堕胎或者杀婴(后者比例应该没那么高,我前几天看到一个统计数字,农村地区婴儿死亡率的性别差异确实明显高于城市,但是不足以有较大影响),那么问题就严重了。

这意味着每100名4个月以上的胎儿,就有14名会被堕胎。比例太高,有些不可思议。一直希望得到医学界人士的看法。

【补充:学术刊物上屡次引用的数字是,据卫生部1986年统计,我国每年人工流产数目达1300万次;我国自80年代以来,初步估算每年的人工流产例数都在1 000 万以上。目前每年新生人口为一千多万。所以选择性堕胎大概是一二百万,和全部人工流产例数比起来,不算高。】

更严重的是,性别比140:100的总和生育率,跟性别比105:100的总和生育率,对于以后的人口延续,完全不是一个意义。因为前面240个新生儿的女孩数目只相当于后面205个的。

这种性别选择情况下1.20的总和生育率,从人口更替角度看,只相当于正常情况下1.02的总和生育率。这样的性别结构,将来会进一步放大年龄结构的危机。

【补充:这段计算是从读书论坛考过来的。当时算了两遍,第一遍是错的。不巧写这段文字的时候先把错的考来了。现已更正。】

Apr 12

【此次预报事件之后,意大利、美国、德国英国权威地震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都直言地震不能预报:Giuliani一方面没有准确预报,另一方面以往统计结果就是,氡气异常预报地震不可靠。唯独中国地震局的专家们集体失语,虽然他们早知道,根据中国的资料,水化学的漏报率是62%,中期预报的虚报率是81%,落实到临震预报则虚报率高达99%。原因无它,因为中国地震局预报队伍的日常工作,就是拿那些已经证明统计上和地震关系不大的“前兆”来“监测预报”地震。虽然徒劳无功,但是客观作用是安抚民心,主观作用是自己的饭碗所在,所以不好说破。】

Confusing Patterns With Coincidences

By SUSAN HOUGH
Published: April 11, 2009

Pasadena, Calif.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earthquake at L’Aquila, Italy, on Monday that killed nearly 300 people, splashy headlines suggested that these victims didn’t have to die.

An Italian researcher, Giampaolo Giuliani, began to sound alarm bells a month earlier, warning that an earthquake would strike near L’Aquila on March 29. The prediction was apparently based on anomalous radon gas concentrations in the air; the region had also experienced a number of small tremors starting in mid-January. Mr. Giuliani was denounced for inciting panic by Italy’s Civil Protection Agency, and he was forced to take his warning off the Web after March 29 came and went without significant activity.

Should Italian officials have listened? Should the public have heeded the warnings? With 20-20 hindsight the answer certainly appears to be yes. The real answer is no.
【翻译:意大利官方应该听从(朱利安尼的预报)吗?公众应该按照警报行动吗?答案马后炮当然看起来是“应该”。正确的答案是“不应该”。】

Scientists have been chasing earthquake prediction — the holy grail of earthquake science — for decades. In the 1970s American seismologists declared that the goal was reachable. Yet we have little to no real progress to show for our efforts. We have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the planet’s active earthquake zones. We’re pretty good at forecasting the long-term rates of earthquakes in different areas. But prediction per se, which involves specifying usefully narrow windows in time, location and magnitude, has eluded us.
【翻译:科学工作者追求地震预报——地震科学的圣杯——已经好几十年了。在1970年代,美国的地震研究者宣称这个目标能够实现。然而,我们尽管作出了努力,却几乎没有得到进展,或者没有真正的进展。对于地球的活动地震带,我们有很好的理解。对于不同地区长时间段地震发生的预测,我们做得不错。但是,对于地震预报本身,也就是指出明确的、能够实用的时间、地点和震级,我们做不到。】

The key question is, can we find precursors that tell us that a large earthquake is imminent? Various phenomena have been investigated: radon levels, changes in earthquake wave speeds, the warping of the earth’s crust, even the behavior of cockroaches and other animals.

The game goes like this: you look back at past recordings of X, where X is radon or whatever, and find that X had shown anomalies before large earthquakes. But the problem is that X is typically what we call a “noisy signal” — data that includes a lot of fluctuations, often for varied and not entirely understood reasons — so finding correlations looking backward is about as meaningful as finding animals in the clouds.

We do know that some earthquakes, including the L’Aquila event, have foreshocks, but we can’t sound alarm bells every time little earthquakes happen because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 95 percent or so — will not indicate a coming major quake.
【翻译:我们知道有些地震——包括这次阿奎拉事件——存在前震,但是我们不能在每次小震发生之后都按下警报,因为绝大多数的小震——95%左右——并不意味着将发生大震。】

The public heard about Mr. Giuliani’s prediction because it appears to have been borne out, albeit several days after he said the earthquake would happen. But there are scores of other predictions that the public never hears about. And that is a good thing because scientists have yet to be able to accurately predict coming earthquakes. Investigating precursors like radon is a legitimate avenue of research, but until and unless the track record of a method is shown to b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making public predictions is irresponsible.
【翻译:公众听说了朱利安尼的预报,那是因为这个预报看起来验证了,尽管地震比他说的晚了几天。但是,还有很多其他的预报,公众从来没有听说过。幸亏没有听说过:因为科学工作者还做不到准确预报地震。研究氡气这样的前兆属于合理的研究途径,但是,除非(或者直到)以往记录表明某种方法存在统计意义,否则进行公开预报属于不负责任。】

Progress is slow in developing prediction methods, since, after all, they can be tested only by waiting for earthquakes to happen, and the earthquakes we care most about, like the deadly 6.3 magnitude quake in Italy, fortunately don’t happen every day. In the meantime, society’s keen interest in the subject occasionally collides with deliberative research, and misunderstandings like that involving Mr. Giuliani are the unfortunate consequences.

The public would like scientists to predict earthquakes. We can’t do that. We might never be able to do that. What people and government can do is work to make sure our houses, schools and hospitals don’t fall down when the next big one strikes, and that we’re all prepared for the difficult aftermaths. We can look around our homes and our workplace and think about what would happen to them if the terra firma suddenly ceased being firm. We can stop worrying about predicting the unpredictable, and start doing more to prepare for the inevitable.
【翻译:公众希望科学工作者能够预报地震。我们做不到。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做到。公众和政府能够做的就是,下一次大地震袭来的时候,我们的房子、学校和医院不会塌下来,而且我们所有人都已经准备好了面对震后的困难。我们能做到查看我们的居家和工作场所,想一下如果稳定的大地突然不稳定了,这些场所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能做到不再焦虑于预报不可预报的事情,而着手做更多的事情来应对不可避免的事情。】

Susan Hough is a geophysicist with the 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

Apr 10

【人民大学人口所多年一直是拿计生委的钱帮计生委说话的,看来他们的校长不是。

人大人口所的文章的结论往往介于北大人口所及社会学系 和 计生委之间,有折中的意思,包括他们现在提的“1.6”的生育率。按上次文章提到的,无论是2000年人口普查,还是根据2005年统计局和计生委两次抽样调查反推,都说明2000年的时候的总和生育率已经远低于1.5了。】

◎我个人一直认为,独生子女政策是迫不得已的政策,绝不是一个理想的政策。只要条件改变的话,我们就要尽量改变。

“◎中国的教育工作者太伟大了,面对着古今中外从未遇到过的教育难题,把超过8000万的独生子女,从幼儿园培养到大学毕业,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太了不起了。独子难教啊。我们为什么把下一代的成长搞得那么难?

“◎有儿有女并不是一个落后的理想,而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愿望,或者说是一个比较美好的愿望。

“我们说刻不容缓,不是要马上放开,而是要现在就动手,刻不容缓地研究这个问题。研究还不能老研究,我们觉得两三年就要有行动,三五年就要迈出比较大的步伐。通过两三年,最多三五年,我认为就应当全面放开。”

一年以前,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两会提交 《关于认真研究完善我国人口政策的建议》,呼吁重新设计和逐步调整我国现行人口政策。纪宝成的这一建议经由媒体报道后,出现在多家新闻网站的显著位置,广为人知,评论者众。

鲜为人知的是,今年两会,纪宝成再次提交建议:《关于尽早着手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建议》。

连续两年呼吁调整生育政策,从标题的变化,我们似乎得以一窥这位学者型人大代表对人口问题的思考与忧虑。与他人不同,纪宝成尚有经济学家,前商业部、国内贸易部、教育部官员,副部级高校管理者多重身份,同时亦坐拥中国人口研究重镇——人民大学人口学系,这些背景,或使纪宝成的思考更兼具理想与现实。

4月3日,纪宝成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把家庭搞得那么脆弱干什么

南方周末:从两次建议标题的变化来看,我们似乎能够感觉到这一问题的紧迫,和你对此的担忧。

纪宝成:我认为,我们的生育政策调整已经到了异常紧迫、刻不容缓的时候,因为人口问题具有长期性、滞后性的特点,必须尽早着手,以免贻误时机。

人口政策是国家最大的公共政策之一。公共政策最起码的一条,就是要因时而异、与时俱进。要根据实际情况,考虑到变化了的形势,来决定工作方向。

应当肯定,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当时数量问题是主要矛盾的情况下,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非如此不可。

但是到了今天,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执行了近三十年。从1992年以来,我国的生育率低于实现人类世代交替所需的更替水平(平均每对夫妇生育 2.1个孩子)已经长达17年。现在,一对夫妇一生平均只生育1.6个孩子,每年人口净增长不足700万。我不认为数量问题还是最主要的矛盾。相反,结构问题已经上升成了主要矛盾。中国的人口政策面临重大的历史性抉择。如果我们还按照上个世纪80年代的做法,还执行数量问题是主要矛盾时的政策,恐怕就有问题了。

从大的方面讲,人口问题攸关国运,是可持续发展的最核心问题,从小的方面讲,关系到家庭和谐,生活幸福。现在的生育政策,从汶川大地震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后果:独生子女家庭承担社会风险的能力是非常脆弱的。那么多家庭失去儿女,无法挽回。看起来是家庭的不幸,但是带来的问题是社会的。我们社会的发展,把家庭这个社会基本单位搞得那么脆弱干什么呢?

我个人一直认为,独生子女政策是迫不得已的政策,绝不是一个理想的政策。只要条件改变的话,我们就要尽量改变,把负面影响去掉。从人类的繁衍昌盛、文明延续,从国家的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从家庭的和谐幸福,从任何角度看,只准生一个孩子,都不是一个好的政策。

就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执行一段时间之后,弊端可能就出来了,而且还越来越严重。明明看到了弊端,为什么不去解决呢?

结构问题已成最主要问题

南方周末:
你提到结构性问题成为主要矛盾,具体指什么?

纪宝成:结构性问题在上个世纪80年初就存在,但实际影响并不大。政策实施近30年来,结构性问题越来越明显,已经上升成为主要矛盾。

第一个结构性问题是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偏离正常值。这个问题在1982年就已经初露端倪,达到108.5,2000年是117,现在更是达到了 120.56。这样长时间、大幅度偏离正常值,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至少有记载的历史没有过。生120个男孩子,对应100个女孩子,这样造成的长期问题是什么?二十年后,它的后果真正开始显现的时候,中国会是什么样子?性别比如此失衡,再不纳入我们的视野,还光讲人均资源、环境、水啊,是不对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老龄化。老龄化意味着寿命延长,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当然可以说是一个好现象。但是由于我国低生育政策的加速作用,发达国家一两百年才步入老龄化社会,我们只用了三十年,太快了,未富已经先老,很多制度包括社会保障都跟不上。根据统计,不仅老龄人口增加,而且劳动力也在老化。从明年开始,20—24岁的精壮劳动力将持久地大幅度下降。这是接受能力最快、思维最敏捷、精力最丰沛的一群人,但是这群人十年时间就要骤降一半,这也是一个大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城乡统筹。我们之前的政策,是跟城乡二元结构相匹配的。城市生一个,农村生一个半。现在中央讲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流动人口大幅增加,户籍制度也在改变,还是城市一个政策,乡村一个政策,我觉得这很难,行政手段很难解决。

南方周末:你在建议中提到,现行的生育政策造成了空前的教育难题。

纪宝成:我曾经在别的场合讲过,大家不要老是骂教育系统。中国的教育工作者太伟大了,面对着古今中外从未遇到过的教育难题,把超过8000万的独生子女,从幼儿园培养到大学毕业,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太了不起了。独子难教啊,中国千百年来都是这样的。

我们为什么把下一代的成长搞得那么难?独生子女当然可以教育好,但是确实增加了很多难度。我们以前好像总感觉,人口的问题是跟费用的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孩子要多少钱,两个孩子要多少钱,好像一个孩子就容易了,两个孩子就难了。不是这样算的。现在抚养一个孩子用的钱,比过去两个孩子花的钱还要多。而且成长的效果究竟怎么样?我看两个小孩可能会教育得更好,他会有协作观念,有奋斗精神,有竞争意识,人的性格也会更完善一些。

我不相信会一放就乱

南方周末:
所以你提出来“提倡生一个,允许生两个,杜绝生三个,奖励不生育”。

纪宝成:
我们国家的人口战略发展研究报告开头就说,如果人口总量(不含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峰值控制在15亿人左右,全国总和生育率在未来30年应保持在1.8左右(即平均一对夫妇一生生育1.8个孩子——记者注),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我认为这个判断是正确的,总和生育率应保持在1.8左右。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计划生育是国策,保持低生育水平绝对必要。这一条不能动摇。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据人民大学人口所的调查,中国农村的生育率是1.9,城市是1.23,平均是1.6,低于1.8,更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1。

那1.8是一个什么概念?“提倡生一个,允许生两个,杜绝生三个,奖励不生育”,基本上就是1.8。

我们的调查,城市人口中,有5%因为种种原因不生育,95%生一胎。在这95%的人当中,根据抽样调查,允许生2胎的话,52%的人有这个意愿。到时候放开了,考虑相互影响的原因,最多也就是80%。这样城市生1.6个,农村可能生到2个,到时候城乡人口可能一半对一半(现在城市人口就超过 45%),平均就是1.8。

事实上,“提倡生一个,允许生两个,杜绝生三个,奖励不生育”,其中的前三句话,就是我们上个世纪70年代曾经执行的政策。那时候有一个通俗的说法:“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只不过后来,“两个正好”被去掉了。

这个政策当时实施得非常成功。那还是“文化革命”当中的事情,也并没有像80年代那么强制,但也能做到使总和生育率从6降到3左右。就这么八九年的时间降了一半,那是非常了不得的。我当时在湖北宜昌,我感觉基层也没有费太大力气。

南方周末:可能有人担心,放开二胎的话,会不会一放就乱,回到一家生五六个的年代?

纪宝成:可能会有人说我这个人太乐观了。我不相信会回到六十年代初一对夫妇平均生六个孩子的年代。中国现在的年轻人哪里会这么做?偏僻地方的年轻人也不会这么做。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中国的每一个角落,荡涤着人们的灵魂,他不可能不卷入到这样一个进程中来,不可能不受到冲击和影响。

我可以说,如果我们还是个文盲充斥的国家,放开二胎,可能还真是管不住。但城市化进程和教育普及,已经为放开二胎提供了理性、成熟的社会环境。

人口学的研究发现,受教育水平和生育率存在某种负相关关系。日本、韩国都是人口密度很大的国家,他们没有计划生育,但生育率只有1.3左右,靠的是社会经济发展影响到教育水平,影响到观念转变,当然还有社会保障制度。

国内我们也有实践的经验。像甘肃酒泉、山西翼城、河北承德、湖北恩施都多年实施二孩政策,但仍保持了低生育率。

我觉得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

而且,放开二胎,也不是就大撒手了。还要不要计划生育?肯定还要。要不要计生委?我估计还要。计划生育工作的难度并不见得下降很多。工作量还是很大的,要防止反弹,但我认为反弹的可能性不大。

这个政策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能否杜绝第三胎。难点在这。但是随着城市化进程和高等教育的普及,我不认为这个问题比过去还要难。你想想70年代,大部分时候还在闹文化大革命,不也是一下从6个降到3个左右。

允许生两个,是符合绝大部分人的愿望的。要生三个,我看是极少数人的愿望。包括农村,他也未必就乐意生3个。我们的计生委,确实还要做很多的工作,但是这个难度不要估计得太大。

更重要的是,实施这样的政策,干群关系会更和谐,家庭比较完美,可能婚姻状况更加稳定,孩子的成长会更加健康,教育部门的担子也会轻一点。可能我这个人有一点太过浪漫主义,我总希望,能让我们的计划生育成为一项“甜蜜的事业”(笑)。

人越少越好是误解

南方周末:可以看到,对于人口政策,现在有很多观点,像你是认为应该允许二胎,有的认为要更严格的一胎化,还有的则更愿意维持现有制度。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分歧?

纪宝成:更严格的一胎化,是不是考虑到人均的问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人均收入,人均水资源——考虑这些问题更多一点,而且把人纯粹看成了一种负担。这种观点当然有它的合理性。但是对目前已经造成的这些问题,基本上没有考虑。我感觉这不是一个很全面、综合,既考虑眼前又考虑未来的方案。它重视了数量问题,而没有重视结构问题。有些时候,我们往往为了解决一个问题,却因此制造了一个更难解决的难题。

我们的判断,数量问题依然是一个矛盾,但已不是主要矛盾,结构问题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可以说,我们考虑未来更多一点,针对的是已经显现的未来的问题。人口问题的特点是周期性很长,意识到问题的时候已经迟了。我们不要到时候又来说“悔之晚矣”。

过去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当然能不能概括成一种现象,不一定准确。你看七八十年代,研究自然科学的一批人,更多地从数量上考虑。研究社会科学,经济学、人口学的人,更多地考虑社会、经济、人文的各种因素。自然科学,他把人口和资源一比——很简单的算术,中国的人口问题很严重——却没有看到人文方面的问题:人类繁衍的需要,家庭的需要,精神层面的需要,这些统统就没有考虑。

有儿有女并不是一个落后的理想,而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愿望,或者说是一个比较美好的愿望。当然,能不能实现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不能说这个就是不对的。但是,过多地考虑数量问题的时候,这些问题统统不被考虑。

现在有一种误解,好像人越少越好。实际上,你看我们的人口战略研究报告,生育率应该保持在1.8左右,过高或者过低都不利。把人口说得越少越好,生育率越低越好,肯定不是一个正确的政策,这个口号是不能提的。

最多三五年应全面放开二胎政策

南方周末:
你有没有一个期待的政策调整的时间表?

纪宝成:我认为,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刻不容缓,而且恰当其时。我们人民大学的专家一致认为,到时候了。如果不具备这个条件,我们也不空谈。

我们说刻不容缓,不是要马上放开,而是要现在就动手,刻不容缓地研究这个问题。研究还不能老研究,我们觉得两三年就要有行动,三五年就要迈出比较大的步伐。通过两三年,最多三五年,我认为就应当全面放开。

当然,国家要放开二胎,可能还要经过试点,还要逐步放开,很多问题要仔细周到的研究,比如农村没有男孩的,社会保障要不要有所措施,等等。恐怕光一个计生委还不够。还要发改委、财政部、卫生部、教育部各有关部门的配套措施,既积极又谨慎,把这个事情做得完善一点。

总而言之,我们的想法是,学术讨论要积极一点,不同意见充分表达,进行讨论,就是很好的现象;统计数字要准确一点,现在统计数字不大准,数字不准,心中无数,或者数字是乱的,这个对决策是不利的;决策要慎重一点,这个是必要的;但实施,我们希望快一点。

Apr 09

网上见到了这种怀疑,有关部门需要解释这种可能。按新闻,那里近几年正在开发地热。

钻井开发地热诱发地震有过一些先例,比如前几年在瑞士巴塞尔附近,开采地热的钻井深度大约5000米,可能诱发了3.4级地震(这也是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后Christian Klose发家的案例,不知道这个解释是不是很权威)。在加州北部Geysers地热开发区的注水深度是3-5公里。这种地震震级不大,但是震源也浅,所以容易造成破坏。至于是不是存在诱发更大地震的风险,和当地构造地质背景有关。

有心人可以去查一下资料甚至去质询。有关部门也应该公布地热开发详情(钻井数量,深度,注水和开采规模,地震背景是否发生变化,等等)。

下面是USGS对加州北部Geysers地热开发区诱发地震的解释:
Why are there so many earthquakes in the Geysers area in Northern Califor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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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则:“安徽省地震局重要公告”

2009年4月6日22时22分,我省合肥市肥东县梁园镇境内发生3.5级地震,震中区震感强烈,合肥地区普遍有感,未造成人员伤亡和其他灾情。地震发生后,我局专家分析会商认为,近期震中及周边地区发生更大地震的可能性不大。迄今为止,震中及周边地区没有异常地震活动,所谓地震部门的有关内部预测意见均属谣传【没有内部预测就好,“内部预测”这种陋习应当取消】。最近两天震中及周边地区出现了一些地震谣言,请广大公众勿听、勿信、勿传,让地震谣言失去滋生的土壤,维护好和谐安定的生活环境。对蓄意制造和传播地震谣言的极少数不法分子,有关部门一经查实,将依法予以严惩。

安徽省地震局

二〇〇九年四月九日

Apr 06

意大利阿奎拉地震之后,当地政府和地震研究者遇到了和去年中国同行们一样的麻烦:有人宣称事先预报过地震。国内报刊记者们也被打了一阵强心剂一样,比如“红网”的大标题就是“政府扼杀预报”,这点小心思,无非是想把意大利朱利安尼(Giampaolo Giuliani)对阿奎拉地震的预报和去年汶川地震之后发掘出来的中国地震预报大师们的种种预报混为一谈。那么,我们不妨把这两次地震的预报对比一下。

首先,二者预报的确切范围不同。

朱利安尼预测的时间是3月30日开始的24小时之内,地点是Sulmona市(距离此次震中阿奎拉50公里),时间、地点非常明确(注1)。

而去年炒作的那些震前预测,预测范围极大;那些范围稍稍小一点的,没有一个能够和后来汶川地震的时间、地点对得上号。比如炒作得最厉害的耿庆国的预测,其预报时间是5月8日前后10天,地点模糊,包括“全国”、“兰州以南至川甘青交界地区”、“四川阿坝州红原150公里范围内”等几个范围(见《南风窗》对他的吹捧文章)。而后面两个具体范围,都没有覆盖汶川震中(距红原县城170公里以上)。

其次,依据的“前兆”不同。

朱利安尼依据的是当地的有感小震和氡气含量,这两个指标虽然虚报率仍然非常高,但是毕竟是和地震有机理联系的手段,并且属于“国际地震学和地球内部物理学协会”所确定的五项前兆指标。

而那些国内那些“国宝”、“大师”们的预测,全部是中国式的“自主创新”的歪门邪道(“中国地震预测术”),比如“磁暴”(和太阳活动有关,和地震无关)、“远距离地电法”(把本地的信号对应到4000公里之外地震)等等。经过多年的验证,这些“异常”对地震毫无预报意义。

第三,预报之后采取的行动不同。

朱利安尼确实相信自己的预报结果,他在网上宣传、用宣传车宣传。他的预报被“扼杀”之后,还算有一些资本要求官方向他道歉。

而中国的预报大师们则完全是年复一年地、大范围地蒙、赌、地毯式轰炸,蒙的结果自己都不报希望,以“法律禁止发布”为名,进行的都是“内部预报”,事后“欲哭无泪”、“抱头痛哭”,事前很难看出他们确实认为自己的预报能够拯救苍生。

不过,朱利安尼和国内预报大师们倒是有一点不幸相同:那就是预测结果都没命中地震。朱利安尼预报的地震时间是3月30日开始的24小时,而实际地震时间是4月6日;他预测的地点Sulmona,不但在3月30日什么也没发生,而且在4月6日的地震中,也损失轻微。所以,即使朱利安尼的预报没有被“扼杀”,又能如何?

当然,朱利安尼最大的不幸还是没有生在中国。如果他是中国的预报人员,这样的前兆足以进行“内部预报”,而且这样误差五十公里、一个星期的预报,已经符合短临预报一级标准,成为“中国地震预报领先世界”的又一光辉成果。但是,这种结果在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和火山学研究所”、以及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看来,依然说明地震不能准确预报(注1、2)。

归根到底,地震是小概率事件,即使采用科学手段,准确预测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所以,意大利科学家总结的教训依然是需要提高建筑质量:“我们经常地震,但是我们总是忘记,并且什么都不做。在一个可能发生强震的地区,应该加强防范,或者采用适当的建筑,但是这却不属于我们的文化。”(注2)

注:
(1)洛杉矶时报:http://www.latimes.com/news/local/la-me-quake-predict7-2009apr07,0,3910442.story
(2)路透社:http://uk.reuters.com/article/homepageCrisis/idUKL6566682._CH_.2420

Apr 06

意大利地震也出现了“被压制的预报者”,各国媒体也在猛炒,意大利“国立火山和地球物理研究所”的专家在忙着辟谣。原来民主国家也有瞒报的动机!

几篇比较好的评论:

Quake forecasts still not perfect (Times Colonist)

Earthquakes remain unpredictable disasters, experts say(德国之声)

Scientists dismiss earthquake pred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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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kipedia: Prior warning controversy

Italian laboratory technician Gioacchino Giuliani was said to have predicted the earthquake in advance, by measurement of radon emitted from the ground. He was dismissed as a scaremonger, and forced to remove his findings from the Internet. He was also reported to police a week ago for “causing panic” among the local population when he predicted an earthquake was imminent in Sulmona, about 50 km (31 mi) from L’Aquila, on 30 March and nothing happened (and in fact the area of Sulmona only suffered very minor damages by the 6 April earthquake).[10] Enzo Boschi, the head of the Italian National Geophysics Institute said “Every time there is an earthquake there are people who claim to have predicted it,” he said. “As far as I know nobody predicted this earthquake with precision. It is not possible to predict earthquakes.”[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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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tist: My quake prediction was ignored

L’AQUILA, Italy (CNN) — A researcher says he predicted Monday’s devastating earthquake that killed dozens of people and left tens of thousands homeless in central Italy, but authorities dismissed him as a scaremonger.


Giacchino Giuliani says he wants an apology from officials who he says ignored his warnings.

Gioacchino Giuliani, an employee at a physics institute at Gran Sasso, near the badly-hit city of L’Aquila, has demanded an official apology for what he says was an unforgivable failure to act on his predictions.

“There are people who must apologize to me, and they must have the weight of what occurred on their conscience,” Giuliani said after the quake hit, according to local news site Ilcapoluogo.com.

Last month, vans with loudspeakers drove around the area broadcasting Giuliani’s warning after he claimed his method of predicting seismic events by radon gas emissions had forecast an imminent quake.

The scientist was reported to police for spreading false alarms and was made to remove his findings from the Internet. “They called me an imbecile,” he said.

According IlCapoluogo, Giuliani gave an interview as recently as March 24 in which he repeated his claims.

Local authorities have insisted Monday’s 6.3-magnitude event was part of a sequence of tremors in a quake-prone area and neither the size nor the timing was possible to predict.

Giuliani said he was monitoring radon concentrations ahead of Monday’s quake, but knew the authorities would press charges against him if he repeated his warning.

“last night I did not know who to talk to. I could see the situation was deteriorating and there was nothing I could do,” he said, according to IlCapolu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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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ke: Predictions impossible

Monitoring radon gas emissions not reliable, experts say

(ANSA) - L’Aquila, April 6 - There was no way to predict the earthquake which rocked the central region of Abruzzo in the early hours of Monday morning, Civil Protection chief Guido Bertolaso told a news conference here in the region’s capital.

At least 92 people were killed, some 1,500 injured and thousands left homeless by the earthquake which measured 6.2 on today’s generally used MMS scale, compared to 5.8 on the Richter scale, which scientists only use now for smaller quakes.

There have been tremors here since last January and experts were here last week to examine the phenomenon but Bertolaso said they had ‘’no technical or scientific elements which could have led them to forecast this sort of quake'’.

His position was confirmed by Enzo Boschi, the chairman of Italy’s National Institute for Geophysics and Vulcanology (INGV) who said it was impossible to predict when such tremors will occur ‘’because the parameter variables change constantly'’.

Ignazio Guerra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abria agreed and downplayed claims that they can be forecast based on radon gas emissions.

‘’To say that there will be an earthquake somewhere means nothing. Predicting means indicating time, place and magnitude. At present it is impossible to do this,'’ Guerra said.

‘’There have been earthquakes without the emission of radon gas just as there have been emissions of radon gas without earthquakes. Thus this method is far from perfect,'’ Guerra explained.

Using radon gas emissions as a means to predict earthquakes has been championed by an expert at the National Astrophysics Institute, Gioacchino Giampaolo Giuliani, who has attracted considerable press attention.

The INGV has been studying this method for some 20 years, but according to institute scientist Federica Quattrocchi ‘’it still has not been perfected enough to become an effective means of prediction'’.

‘’I don’t question his (Giuliani’s) research, only his methods. People like him operate on the fringes of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and with their claims complicate our own work'’.

Guerra was even harsher and said that predictions by people like Giuliani ‘’can be even more damaging that a real earthquake'’ because of the panic this can create and the effect it can have on the economy and property values in the area.

The seismic activity which has occured in the province of L’Aquila since January led a group of local ‘criers’ last month to tell city residents to abandon their homes because an earthquake was about to strike.

Police are investigating the group and it is unclear whether they based their action on Guiliani’s claims.

Apr 05

【本文收录汶川地震之后曾经流传的所谓“预报”和 “前兆”。汶川地震发生在一个多年来变形速率很低的地区(断层处于闭锁状态)、最后岩体突然破裂导致强震,这种情况下,“异常”没有提前反映到地表,不存在可信的“前兆”、无法做出短临预报,完全可以理解。事后披露、发掘出来的这些“预报”和“前兆”,要么是谣言,要么是牵强附会。收集这些资料的目的是呈现各种有意无意的地震预报骗子、意图分一杯羹的行外科研人员、信谣传谣的媒体记者的众生相。

原打算资料收集截止到汶川地震一周年,但是近日所谓“中国地震预测咨询委员会”的一干“国宝”又在混淆视听,炮制出一份“中国地震局西楼326会议室证词汇总”,让人误以为是什么官方内部资料,网上的自由派们已经开始捧场,所以此文提前发出。

各种“地震预测术”(即,用统计上、机理上无关的现象去蒙地震)为何无效,见新语丝有关文章和本人博客http://xysblogs.org/amsel。由于篇幅关系,此处不详细解释。】

一、震前预报类。

此类确实是事前预报,均由“国宝”和各色妄人作出,其预报依据为各种“地震预测术”。其预测范围较小的,全部未中;预测大的,地点窗口从一个地区到两个省,时间窗口不具体,加上“地毯式轰炸”,多数也并没有报中。
 
● 耿庆国根据“强磁暴组合”的预报。

地震之后“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挂靠“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的一个民间组织,以各行各业的退休的“过气专家”为主,多年宣扬利用各种伪科学手段预测地震、旱涝等等灾害,其成员被该委员会顾问陈一文吹嘘为“国宝”)李世煇是第一个号称有预报的,说耿庆国事先做出了预报、但被地震局压制。年底,自由派媒体《南风窗》对耿庆国的吹捧文章披露了预报细节。原来,耿庆国于2008年4月26日晚在“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的年会上,根据“磁暴法”预报5月8日前后10天是国内7.5级强震的危险点;“重庆和成都—天水—兰州四站发现病态磁暴,河北昌黎发现病态磁暴。成都—天水—兰州的病态磁暴主要反映兰州以南至川甘青交界地区,特别是四川阿坝州红原150公里范围内的7.5级以上强震。而对重庆和昌黎的病态磁暴异常,也要予以高度重视。”

点评:
(1)“做贼三年,不打自招”,原来“兰州以南至川甘青交界地区”和“四川阿坝州红原150公里范围内”这样两大“地毯式轰炸”都是耿庆国作出的。前者写进了“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的报告,后者算耿庆国的单独预报。此外,这篇文章还披露了,耿庆国做预报的时候,已经放弃把2006年前的四川大旱作为“前兆”,而改蒙“川甘青”旱区。
(2)预测的地点范围含糊其辞,预测时候说的是“国内7.5级强震”,地震之后却紧咬“阿坝地区”。
(3)预测未中:汶川震中距红原县城直线距离176公里,和那个“红原150公里”边都没擦上。
(4)作为“连续14张预报卡无一次命中”的虚报大王,耿庆国的预报没什么信用。
(5)“磁暴法”属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已被否定的“地震预测术”。“磁暴”是太阳活动导致的全球现象,与地震无关,而且不能拿来确定震中。《南风窗》披露的细节再次印证了这一点。耿庆国挑出来的磁暴,范围从成都、兰州到河北,范围几千公里,他的依据不是“病态磁暴”,而是地震带的位置。


● “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2006-2008年连续预测西部地震。

“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顾问陈一文2008年5月14日在中央电视台(CCTV-9)声称该委员会曾经做出预报。6月11日为了和法O功的媒体划清界限,发表了一份“严正声明”,披露了更多细节:原来该委员会每年4月底预测在当年内西部地区将要发生大地震,2006、2007年蒙的是四川西部的甘孜、阿坝, 2008年的报告放弃上述地区,改蒙“兰州以南至川甘青交界地区”。

点评:越蒙越远。

● 郭增建的预测。

近日,网上流传一份“中国地震局西楼326会议室证词汇总”,提到2006年9月,“中国地震预测咨询委员会”主任郭增建(也是“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主任,原兰州地震研究所所长)预测下一次强震将在康定——天水一带发生,并将文字意见亲自交与地震局岳明生副局长;2007年7月,郭增建再次强调康定地区是应注意的重点危险区。

点评:
(1)郭增建预测“康定——天水”,说明他赌的是鲜水河和东昆仑山断裂带,而不是龙门山断裂带。
(2)郭增建本人是多项“地震预测术”之类伪科学的创造者,没有信用记录。
(3)所谓“中国地震预测咨询委员会”,实际就是中国地震局为“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一帮地震预报大师竖立的另一块蒙人招牌。该委员会2004年成立,主任为郭增建,副主任为徐道一、汪成民,委员包括孙加林、任振球、刘德富、李均之、沈宗丕、林命周、郑联达、徐好民、耿庆国、钱复业、黄相宁,很有一些我们熟悉的“国宝”。这个所谓“中国地震局西楼326会议室”的什么会议,实际是“中国地震预测咨询委员会”借用地震局会议室的一个聚会。连开会的名目都要误导读者,这帮“国宝”们什么时候能诚实一下?
(4)所谓“中国地震预测咨询委员会”的成员屡次造谣惑众,向公众灌输伪科学,中国地震局应当将其解散。中国地震局如果执意想承担这种“尊老爱老”的任务,那么就请把自己改名为“地震预测老干部局”。

● 李均之的预测。

上述“中国地震局西楼326会议室证词汇总”,亦提到,“2008年5月3日,“中国地震预测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工业大学教授李均之记录到次声波3300 mv特大异常,表明近期将有强震发生”。

点评:
(1)预测的震中是哪里?印尼还是秘鲁?
(2)李均之多年合作的同伙任振球曾透露,“李均之经常报大震,绝大部分是空报”。
(3)李均之本人屡次拿北京的“虎皮鹦鹉”预测新疆、日本的地震,居然屡屡得到地震局的认真对待,不知道地震局管事的有没有丝毫的常识。

● 赵玉林、钱复业等人的未上报的预报。

《财经》杂志2009年1月29日报道,中国地震局退休人员钱复业和赵玉林根据“HRT”法,在汶川地震震前十几小时得出结果“5月12至13日,在以红格台为中心的600公里至800公里的环带范围内,将发生7.9至8.4级的地震”,但是并未向职能部门报告其分析结果(赵玉林、钱复业等人的文章先后发表在地震局主办的《国际地震动态》2008年第七期和中国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科学D辑》2009年第一期)。另外,在2009年自由派“撰稿人”翟明磊吹捧他们的文章中,赵、钱等人又把那个环带半径由600公里修改为550公里。

点评:
(1)汶川地震震中并不在“以红格台为中心的600公里至800公里的环带范围内”。
(2)赵玉林、钱复业之前曾屡次虚报。
(3)“HRT法”实质是对地电异常进行牵强附会解释的“地震预测术”。

●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延军平及其研究生发表在《灾害学》杂志上的文章。

2006年9月刊登的龙小霞、延军平等人《基于可公度方法的川滇地区地震趋势研究》,震后被人翻出。该文根据翁文波的“可公度法”进行了一些加加减减的算术,提出“在2008 年左右, 川滇地区有可能发生6.7 级强烈地震”。

点评:
(1)四川、云南本来就是地震多发区,大范围的瞎蒙毫无意义。
(2)翁文波的“可公度法”属凑数游戏。

● “甘肃省陇南市地震局”和“甘肃陇南文县地震研究所”的两次预报。

《第一财经日报》2008年5月28日报导,2008年3月15日左右,甘肃陇南文县地震研究所填写预测卡,预报“2008年3月17日至2008 年4月1 日,在青海—四川交界壤塘一带可能发生5.2级左右地震”;4月18日,甘肃省陇南市地震局副局长赵卫国填写预报卡,运用“SE地震电场分析”方法预测 “2008年4月20日至2008年5月18日,在新疆、西藏交界区的于田一带将会发生7.0级左右地震”。事后,中国地震局首席预报员孙士鋐评价说“你那个预测太可惜了,地点偏了,(但)还是很有意义的”。赵卫国则装腔作势地说:“(4月18日的预报卡)时间是对的,级别也是对的,但是最不成功的是地点偏差,原因是我们仪器少。这是很遗憾的事情,但是我们占了两个要素。”

点评:
(1)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2)前面那个预报卡时间、地点、震级全不挨边。
(3)后面一个时间、震级跟汶川地震的一样,但是赵卫国等人其实赌的是新疆于田3月21日7.3级震区发生强余震,所谓“SE地震电场分析”只是包装而已。他们当然不会往龙门山蒙。

● 张建国、黄相宁等人未被“综合”的预报。

新加坡《联合早报》2008年11月10日报道,“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成员张建国说,“2007年2月份,张建国运用中国传统的天干地支推算出在 2007年2月到2008年2月,在四川北纬28.4-32度、东经100-104度,会发生7级到8级大地震”;黄相宁“预测在2007年4月至 2008年4月在四川雅江和阿坝及川黔边界,将发生8.3级大地震”;耿庆国预测“在2008年5月8号的正负十天,阿坝地区要发生6至7级大地震”;“ 他们三个人的意见综合起来,就是最完整的年震预报(2008年5月8号正负十天,四川东经100-104度,纬度28.4-32度,将发生8.3级大地震)”。

点评:3×3×3=多少种“综合”方式?

● 若干网上妄人的预测。

某徐姓妄人5月9日在百度某“贴吧”发贴,声称“我在临沂看见大片地震云,不知今明两天哪里要发生6级以上强震 ”;另有妄人4月23日在网上发贴预测“在西南地区的西部,江拆点的南岸,滇的西北,会在一个7.0级左右的地牛将现身。是当地史上不多见的。极有可能在 4月下旬到6月之间,而6月前后的可能性极高,它深度浅不过10KM,深不过80KM。”被人认为是对汶川地震的预测。

点评:
(1)徐某确实自己都不知道震在哪里,有网友在5月10日提供了马里亚纳群岛以南发生6.6级强震的消息,当时徐某还表示了感谢。
(2)后一个“预测”蒙的是四川西南、云南西北这样的地震高发区。即便如此,如果想攀附汶川地震,地点差得太远;想攀附攀枝花地震,时间又差得太远。
(3)网上这类预测铺天盖地,地震之后网民趋之若鹜,可以算作“地震能够预报”摧残国人科学精神的一个生动写照。

● NASA人士的内部email。

2008年5月初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的Dimitar Ouzounov等人根据卫星红外图像宣称“中国四川会有状况发生”,并给同事发了email。

点评:不清楚每年发出多少email、中了多少次。

二、以讹传讹类。

此类消息意图证明地震局有预报而未发布。

● “甘肃地震信息网”声称甘肃省地震局对汶川地震“做过预测”。

“甘肃地震信息网”一度登出信息,说甘肃省省委书记陆浩表扬甘肃省地震局在四川汶川 8.0级地震“震前就对这次地震的趋势做过预测,并向省委、省政府做过报告”。

点评:甘肃省地震局以及原来的兰州地震研究所属于“地震预测术”的窝点(代表人物就是上面那位郭增建),前面提到的陇南地震局的事迹也是典型的例子。搞“地震预测术”的基本功就是“地毯式预报”外加事后吹牛,凡是地震之后,跟他们的“预测”挨上一点点边的都要大吹特吹。这次对着书记吹被书记当真了,一度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影响。

● 阿坝州澄清地震谣言。

2008年5月9日“四川防震减灾信息网”报道,5月3日晚8时,阿坝州防震减灾局接到群众谘询电话,求证 “马尔康县梭磨乡马塘村将要发生大地震,村干部劝村民搬到户外居住”的传言是否属实。经查,此次谣传的发生是由于马尔康县在传达全省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时,村干部将“地质灾害”误听为“地震灾害 ”而造成。
  
点评:马尔康到汶川200公里以上。

● 报纸和网络提到的“震前紧急撤离”。

《南方工报》2008年5月19日报导,在广东的四川打工者徐富贵对记者说,儿子的班主任对他说,“就在5.12大地震发生前一个小时,学校接到了紧急撤离的通知。”2008年5月14日“厦门网”报道,一位“王秀月”同学说,“政府提前通知,地震来时,父母都撤到安全的地方。”

点评:倒了几道口的信息,假设报导者不是有意撒谎,那么很可能属于情绪紧张兴奋状况下的记忆错乱、叙述不清。

● 汶川县政府要求加强检查滑坡

汶川县政府内部文件在地震前五天(5月7日)发出的紧急通知,指县内曾在3月22、30日和4月8日,有最少3次不寻常滑波,造成7人死亡,要求有关人员加强留意监察异常情况。

点评:滑坡警告与地震无关,中国地震预报部门并没有把滑坡作为地震前兆。

三、小震类。

震前的一些小震活动被认为是前兆。

● 2008年5月6日《绵阳晚报》、2008年5月21日《华西都市报》、 2008年6月6日《科学时报》提到北川、江油地区震前不同时间曾有有感小震。

点评:龙门山地区多年来一直有这样的有感小震,所以无人能够事先根据小震来预报出大地震的时间。根据雷兴林等人发表在《地震地质》上关于紫坪铺水库和汶川地震关系的论文,从龙门山地区近年所有小震的发震时间看,汶川地震之前看不出小震活动异常,更看不出有指示意义的前震。

四、长期预测类。

学术刊物上发表的一些文章,评价了四川地区地震的可能性,被误认为是预报。

●  Tectonics杂志2007年7月发表的中外合作者的文章、2006年《中国地震》、2007年《四川地震》发表的的四川省地震局易桂喜等人文章、《国际地震动态》2002年第12期发表的中国地震局陈学忠的文章,评价四川未来地震的可能性。另外,网上流传所谓四川省地震局退休工程师李有才、四川省地震局地震地质勘察中心高级工程师龙德雄的预测,均属于这种时间或者地点不明确的预测。

点评:
(1)四川西部处于地震带,所以多年来国内外的学术刊物上一直有文章评价这个地区发生大地震的可能。这些论文如果看作是预报,那么也是长期预报,其覆盖的时间、地区都很大,没有临震预报意义。而且,时间稍一缩小,就与事实不符合。例如,易桂喜提到“天全段、北川段以及汶川段的断层面正处于低或较低应力水平下的小震活动状态,发生强震的可能性不大”,陈学忠在2002年提出“未来1~ 2 年内,四川地区将发生7 级以上地震”,这些预测都错了。
(2)“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或者“中国地震预测咨询委员会”的大师们现在煞有介事地摆出那些含含糊糊的中长期预测,但是他们怎么独独不提“中国地震预测咨询委员会”委员孙加林(也是赵玉林、钱复业文章的共同作者),在2007年发表文章声称“中国大陆20世纪以来第五地震活跃期”已经结束、近年不会有大地震?

五、马后炮类。

为地震之后回头寻找的震前“异常”,发表在新闻报刊和学术期刊上。这类报导的通病,是没有指出所谓的“异常”在不地震的时候是不是也经常出现。有些异常距离震中很远,没有预报意义。对这类“异常”的肤浅解释和牵强附会,深刻地反映出有关研究人员和《科技导报》、《科学时报》这些科技类报刊的编辑记者科学素养严重不足。

● 2008年5月14日新华网报道,地震之前的4到5天,南宁市地震局设在蛇场的人工观测点,发现蛇群表现异常。南宁市地震局局长蒋维松告诉记者,“根据经验判断,出现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一是附近有重大震情发生,二是本地会发生小型地震。”

点评:“远距离动物异常法”。

● 2008年5月《科技导报》发表北京师范大学吴立新“汶川地震前卫星热红外异常与云异常现象”,震后发现震前20天存在“红外异常和云异常现象”。2008年6月16日《北京青年报》亦有报道。

点评:观云术。

● 2008年5月《科技导报》发表浙江师范大学地理系马未宇“汶川地震前的NCEP异常现象”,声称“震前增温异常明显”,“最高增温达到9℃以上。”

点评:文中描述的“增温区”距离震中几百公里以上,牵强附会,并且没有预报意义(中国地质大学费琪教授曾经指出这一点)。

● 2008年6月6日《科学时报》“地震预报之谜:下一次我们躲得开吗?”一文提到,都江堰市居民曾在5月12日震前一天夜里发现不少蛇出现在市区马路上。

点评:震后二十多天,《科学时报》还是没有搞明白癞蛤蟆的问题。

● 2008年6月6日《科学时报》报道,甘肃山丹酒泉的地应力监测站5月11日出现多次异常的应变突跳。

点评:“远距离应力法”。

● 2008年6月6日《科学时报》报道,在距离此次震中140公里左右的四川姑咱,一台四份量钻孔应变仪“潮汐畸变”和“压性脉冲”应变异常异常持续时间长达一年零一个月。

点评:姑咱位于鲜水河断裂和龙门山断裂南端的交汇部位,这里的应力异常对此次地震的龙门山中北段没有指示意义。另外,异常时间过长,无法预报地震时间。

● 2008年6月25日《长江日报》报道,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教授吴冲龙了解到,“江油武都镇白衣乡在地震前一个月内,多次出现井水突升突降的情况;当地幸存者介绍,地震前几个小时,他们在涪江游泳,当时感觉到江水忽冷忽热”;吴冲龙说,这些现象都是很典型的地震前兆,由应力释放导致地层变形引起。

点评:吴教授把调查前兆变成了乡间采风。落实地震前兆并非简单地搜集几个异常现象,更重要的是要排除这些异常由其它因素造成(比如降水对井水水位的影响,比如江中热水的来源)。

● 《地球物理学进展》(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主办)2008年6月(第三期)发表北京天文台李勇的“行星地球的地震预警系统可监测汶川M8级地震”。

点评:“占星报地震”。《地球物理学进展》的编委们是不是准备推广“李氏天地科学研发中心”的占星软件。

● 《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2008年6月(第三期)、《地球物理学进展》2008年8月(第四期)发表登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郝晓光等人的论文,声称“全国数十个台站宽带地震仪资料中发现了汶川大地震的‘震前扰动’”。

点评:扰动范围从湖北恩施、到北京、到黑龙江省牡丹江,如何确定震中?

● 《地球学报》2008年10月(第五期)、《国际地震动态》2008年11月(第十一期)发表中国地质科学院魏乐军等人“卫星热红外异常——四川汶川Ms8.0级大地震的短临震兆”一文,声称“在2008年3月18日(震前55天),就开始出现了热红外异常”,等等。

点评:
(1)时间、地点相差太远,范围太大;
(2)“遥感法”(地震预测术);
(3)文中的 “地球动力学分析”属强拉硬扯、胡思乱想,作者不愧是搞“地学哲学”的。

● 《地质学报》2008年12月(第十二期)发表中国地震局地壳应力研究所张培耀等人“四川汶川8级地震地应力异常”一文,声称1000公里之外的太原附近的地应力台站所记录的异常是汶川地震的“前兆”。 

点评:“远距离地应力法”。太原与汶川位于完全不同的大地构造单元上。

● 前述“中国地震预测咨询委员会”的会议,提到3月下旬什邡市发现一些水井变黑,2008年4月15日,四川德阳市地震局工程师潘正权以什邡市防震减灾局正式文件的形式,发布此宏观异常肯定为地震前兆。另外据“自由撰稿人”、自由派人士翟明磊2009年5月文描述,潘正权填写的“正式的标准会商卡”预报的是:

“确定小金南地区为震区。震级五级。依据为水井,电磁波,倾斜,小震活动分析。时间为(2008年)5月”。

点评:
(1)异常时间偏离太大,超过短临预报的范围;地点上,什邡位于成都平原,那里的异常很难指示龙门山地区的地震。
(2)潘正权的预报地点为小金南,靠近鲜水河断裂。出现“异常”的水井和他预报的地点不属于一个断裂带,并且距离160公里以上,所以这种预报并没有依据,更何况其预报的范围并没有覆盖汶川震中。即,潘正权并没有预报、也没有打算预报龙门山断裂。
(3)翟明磊文章写道,“5月12日汶川地震前几天,一直成串的小震活动突然没有了”,不确。雷兴林“地表水体对断层应力与地震时空分布影响的综合分析”(《地震地质》,2008年第四期)图2可见,一直存在这样的小震。
(4)在引用潘正权的这个结果的时候,无论是“中国地震预测咨询委员会”的国宝们,还是自由派人士翟明磊,都应该指出潘正权曾经多少次这样预报地震。

● 中国地震局车用太在《防灾科技学院学报》上发表“汶川地震的异常及地震预测问题”一文,声称“汶川地震前是有异常的”:

“震后调查结果表明,汶川地震前存在一定的微观异常与较多的宏观异常。根据四川省地震局震后的报告(2008年6月),在四川省境内发现有15项前兆异常,其中地形变类异常5项,地下流体类异常9项,地电磁类异常1项。根据中国地震局各前兆学科的报告,在震中距1000 km范围内,共发现有85项疑似异常,其中地形变类异常10项,地下流体类异常39项,地电磁类异常36项。根据笔者在四川省绵阳市、江油市与广元市境内 76个乡镇的现场调查(2008年7~8月),发现有较多的宏观异常,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广元市朝天区西北乡5月9日开始出现千余条蛇扎堆死亡现象,在江油市石元乡5月8日开始出现上万条蚯蚓晒死在长达一百多米的乡间公路上的现象,绵阳、广元与青川等地5月9~10日多处开始出现上万只青蛙或蟾蜍成群迁移的现象,在紫坪铺水库、嘉陵江、乔庄河等多处震前几天出现大量鱼浮出水面,乃至成群跳跃等现象。此外,还发现为数不少的鼠、狗、牛、鸡、鸭、乌鸦、野鸡等多种动物异常与地光、地气、地声、地下水与地表水等地象异常,数量达70多项。

“距震中约50 km处有一个台站地电阻率自2006年年中开始出现的持续下降,到2008年初已下降5.5%,异常是十分显著的,其量级足以可认为是7~8级地震的前兆异常,但震前虽多次进行现场调查与分析,但始终没能得到共识,部分专家认为可能是前兆异常,另一部分专家怀疑是观测环境干扰异常,一直争论到地震发生之前。又如距震中90 km处一口自流井,2006年断流,部分专家认为可能与未来地震有关,也有些专家认为可能与该区的‘干旱’有关,直到发生地震后井水又变自流才被认可是前兆异常。震后调查结果表明,多数已发现的异常都未能确认其震兆意义,其结果必然导致对未来震情‘毫无觉察’。”

点评:这些异常虚报率极高,平时没有地震的时候照样异常不断,国内外多年大量统计早已说明了这一点。事后在四川全省、乃至1000公里范围内去找“异常”,哪有找不到的道理?现在各地肯定还能搜集到各种异常,但是他们能预报出下次地震吗?

Apr 03

随着三十多年的强制计划生育,中国人口结构已经出现三个现象:性别结构方面,出生性别比失调;年龄结构方面,老龄人口比例大大增加;民族结构方面,汉族比例下降(尤其是在年轻人口当中)。关于出生性别比失调,要讨论的问题包括四个层次:

(1)是否存在严重的出生性别比失调;
(2)如果存在,是不是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
(3)要不要解决;
(4)如何解决。

要否认这个问题的存在,顺手拿来的理由就是“漏报”。这曾经是计生委多年的看法。有一份马瀛通发表在《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2期的文章,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与从严控制人口中的误导与失误对此有过总结:“从1980年起,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已开始失调,…当出生性别比正处在107~108或略高于108时,有学者提出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正常值域上限是独具108或108左右,从而否认出生人口性别比出现了异常”;“然而,出生人口性别比很快突破了108.随着出生人口性别比的不断异常升高,国内各种不同的归因结论相继问世”,多数人都认为是漏报的结果。新生儿性别结构失调,问题从80年代出现,愈演愈烈,但是直到20多年后的近几年才被承认。据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曾毅的计算,“估计出女婴瞒报漏报超出男婴对婴儿性别比偏离正常值的贡献为23.7 %, 而其余76.3 %则是产前性别鉴定与流产女婴造成的”

需要指出的是,这位马瀛通作为计生委的专家,能够承认到这一步,上面第一层的问题已经没有讨论的必要了。马瀛通采用计生委的1.8的生育率、认为国家统计局的抽样结果和2000年人口普查数字不准确,即便如此,他算出的结果,1991~2000年间出生的女婴“短缺”了约1026万,2000~2004年“短缺”的女婴为650万。而人口学界目前普遍接受的数字,从1980年实行强制计划生育以来,“短缺”的女婴已经达到3000万以上。

那么,出生性别比失调是不是计划生育造成的?计生委认为,“男孩偏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经济现状是基础,便捷安全的胎儿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技术是手段,少生孩子是动因,计划生育政策是促使少生孩子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的途径。计划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偏高并非直接的因果关系。”(原心、石海龙,《人口研究》2005年第3期)。不过,相反的观点认为,

“在汉族为主的山西翼城县、甘肃酒泉与河北承德地区从1980 年代中起实施“晚育加间隔”政策20 多年的实践证明, 这些地区的生育水平得到了有效控制, 出生性别比亦接近正常水平,相关指标比其周边实施更加严格的农村一孩半政策、而社会经济水平并不比它们差的汉族地区以及山西、甘肃与河北全省平均要低得多。”(曾毅,试论二孩晚育政策软着陆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中国社会科学2006 年第2 期)

计划生育造成出生性别比失调,具体程度随政策而异。如上节所述,中国各个地区存在不同的生育政策。按照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杨菊华的统计结果是,“一孩半制”造成的出生性别比最为失调

那么这个问题要不要解决?如果不解决,首先是每年50万到150万【这个数字值得推敲,因为每年新生人口数量存在巨大分歧。按2000年人口普查结果,2000年新生人口为1379万,但是计生委修正为2035万。】4个月龄以上的胎儿被选择流产,以及对妇女健康的损害。其次是逐年造成的婚姻挤压。当然总有人认为,事到临头会有解决办法,但是国家管理者包括计生委似乎没这么看。

最后的问题就是,如果要解决,如何解决?计生委的治标办法是,立法确保对胎儿性别检测技术的监管,使得失调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回复正常。但是只要对中国的国情没那么幼稚、或者了解相似的案例(比如美国的禁酒历史),都不会对这种监管抱什么希望。更何况还有弃婴、溺婴的手段。上面杨菊华那张图虽然暗示,目前情况下一胎化比一胎半的地区性别比要正常,但是,如果实行更严厉的彻底的一胎化政策(如前一阵某个程姓教授建议的),这些“一胎半”政策下对第二胎进行选择流产的群体,很可能在第一胎就这样做了。很简单的算术:一个实行一胎半政策的地区,如果有1/3的头胎女儿户、在以后直到生出男孩之前一直进行选择流产,那么其出生性别比将变为130:100(这里假设正常出生性别比为105:100)。如果改成一胎化,只要11%的家庭在生第一胎之前一直进行选择性流产,出生性别比就会变成130:100。

所以,出了放松生育政策,看不出有其他方案能够解决出生性别比。这也是部分人口学家的看法,包括上文引用的那位曾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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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若干省份出生性别比畸形到130:100的程度。我们计算一下相应的“性别选择”的比例。

假定一段时间内,一个“一胎半”政策的地区,有205名孕产妇的人群。按照正常性别比105:100的比例,那么第一胎为男孩105人,女孩100人。

这100名生了女孩的家庭,都怀了第二胎。然后平均生下51.22名男孩。有43%的家庭进行性别选择(这个43%是解方程的结果,为了说明这个130:100),结果,本应生下48.78名女孩,但是实际只生下27.80名,20.98名被性别选择掉了。

然后这20.98个家庭,都怀了第三胎(名义上是第二胎),平均生下10.74名男孩。剩下的10.32个“重男轻女”的家庭进行全部第二次性别选择,没有生下女孩。

然后这10.32个家庭怀了第四胎(名义上仍然是第二胎),平均生下5.25名男孩,4.99名女孩。

这样,最终出生172.2名男孩,132.8名女孩,性别比130:100,怀孕次数336.2次,性别选择(指手术之类)次数31.2次,占9.3%;

育龄妇女数目为205人,进行过一次性别选择的为20.98人,占10.2%;进行过两次性别选择的为10.23人,占5.0%。

上面这些比例似乎不让人吃惊。但是落实到一个省,总量可能相当庞大。

Apr 01

刚在科学网看到“中央党校副主任”周天勇所写的“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一篇文章。越读这种文章,越觉得自己经济学知识欠缺,面对这种煽情文字,无力鉴别真伪。不过,近日考虑人口问题,对人口数字比较敏感,还是抓到了这篇文章的一个狐狸尾巴:

『约2000万少女被迫卖淫,创造的收入占GDP总量的6%,相当于一万多亿人民币,这种肉体积累是世界历史上除日本之外绝无仅有的现象;』

随便查到一个中国人口年龄结构金字塔图,中国2005年15-29岁“少女”人数不到1.6亿。难道每七、八个“少女”就有一个性工作者?所以“约2000万少女被迫卖淫”是个不可能的数字。周副主任提供的数字,还存在钱数和主顾人次数的漏洞,话题过于猥琐,就不深入追究了。

所以,了解一点人口统计数字,至少可以少上那些煽情的党校文科教授的当吧!


http://www.nationmaster.com/country/ch/Age_distribution

【补充:这个数字在网上广为流传,并且已经被人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