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sel的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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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6月5日补记：《科学新闻》同一期也采访了任振球，他提到了1998年北京理工大学某老教授虚报北京地震：

任振球：1998年，北京理工大学有个老教授预测春节期间北京将有7.3级地震。当时市长在内部作了部署，医院都做准备了，武警部队也不放假。结果泄密了，引起北京部分地区市民的恐慌。新华社的总编让我和李均之表示个意见。我说我和李均之合作这么多年，我们所掌握的临震手段，全部没有出现异常，因此我们可以比较有把握地说，北京春节期间不会有6级以上地震。他们说“你们这么一说啊，中央领导可以放心了”。

另外，2006年地震局有关人员接受《南方周末》采访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个事例：

专家：现在的做法是，对一些可能性不大的预测，政府一般采取“内紧外松”的措施。

1998年春节的时候，北京理工大学的一位教授预测北京门头沟地区可能发生7.3级地震，结果一传十，十传百，很多群众开始到天安门广场过夜。北京市委知道后很重视，召集中国地震局的专家会商。讨论后，大部分专家都否定了地震发生的可能，决定在电视上公开辟谣。

节目临近播出的时候，市里打来电话，要求暂停播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最后国务院还是决定播出这个辟谣节目，但是在内部并没有松懈，一方面通知医院腾出几万张床位准备接待伤员，同时安排武警战士全部坚守岗位准备救援。

记者：最后地震来了没有？

专家：没有。但是这些内部措施，也花费了政府大量财力。

这个北京理工大学的老教授应该是郑联达。据陈一文网站介绍：

（郑联达）1916年10月4日生于海南岛三亚市临高乡，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从事物理教学40多年，始终以“追求真理，其乐无穷”为座右铭。年逾花甲，在偶然的机遇下，开始研究地震预报的理论，坚持进行地震预报监测，并向有关部门预报地震。著有《大地震规律研究》、《唐山地震研究》、《唐山地震研究（续集）》等；并对其他灾害预报、人体经络、数码治疗等进行研究。曾在国内外数种期刊发表过多篇论文。他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曾任物理教研室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兵器工业部学位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政协第五届、第六届委员、中国物理学会会员。

此人2010年2月去世。
】

1、您认为地震预报遇到的主要困难是什么？简要分析一下中国目前的研究水平或特点？如何看待中国的地震研究。

地震预报的困难在于无论“动力学预报”还是“统计预报”都看不到明确的前景。

“动力学预报”就是根据已知的数据和数学模型，去计算出下次地震的时间、地点和震级。由于地壳内部的结构和物理性质非常不均匀，而且不可能布置足够密集、足够深的探井去采集这些资料，所以，地震预报几乎不可能像气象部门计算台风登陆的时间、地点和强度那样，去计算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和震级。

“统计预报”依靠的是前兆，但是目前并没有找到可靠的前兆，并且无法证明确实存在这样的前兆。地下浅层、地表和空中的异常，主要还是由人类活动、气候气象以及太阳活动造成的；即使地下钻孔观测到的异常，也并不直接反映地下十几公里深处震源断层的情况。破坏性地震发生的概率很小，“统计预报”的虚报率和漏报率都太高，达不到准确预报的要求。

关于中国地震预报的水平，可以从两方面和国外对比：一个是预报成绩，一个是对地震预报的理论认识。中国是唯一的有政府部门承担地震预报的国家，所以积累了一些的成功例子。但是另一方面，30多年来也有大量虚报、漏报的情况，所以，那些成功例子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属于随机结果，本身也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而对地震预报的理论认识，从许多具体事例来看，应该承认有很多落后的地方。比如关于日月引潮力和地震的统计关系、地震预测的概率分布，国外的认识都领先于国内。又比如，今年4月6日意大利阿奎拉地震之前，附近一个研究所的技术人员根据氡气异常，曾预报3月30日实际震中50公里以外的地方将发生地震。针对媒体事后的炒作，国外权威地震研究机构（包括美国地质调查局、德国波茨坦地学研究中心、日本东京大学、英国地质调查局）都有研究人员出面，向公众说明氡气异常并不是可靠的地震预报手段，多数都是虚报。但是作为地震研究大国，我们看到中文媒体参与炒作“瞒报”之后，国内研究人员集体失语。当然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地震预报部门自身就在采用这种不可靠的指标；而且，那个预报虽然并没有报准地震，但是却符合中国地震局的临震预报一级标准。

此外，中国地震研究的一大特点是夹杂着大量病态科学和伪科学。所谓病态科学，特点就是对研究材料做出一厢情愿的解释，比如地震之后去把几百公里外的异常作为“前兆”。伪科学则是干脆和已有的观测相矛盾，比如说，认为地震和远方的恒星位置有关，这与基本的物理定律相矛盾，而这些物理定律都是被大量的实验结果和观测结果证实了的。从地震局多年前的会议报告看，“去伪存真”的工作早已提出，但是几经反复，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2、一些报道指出，地震预报似乎主要依据的是各种前兆和异常现象，但是这些前兆到底和地震有没有关系，如何确定？一些地震硬件的建设，比如各种地震台网的建设，所测得数据与地震发生是否有必然的关系？

确定异常现象和地震之间是不是有关系，靠的是机理分析和统计分析。有些异常现象可以从机理上直接排除：比如太阳黑子，属于太阳活动；比如“磁暴”，它是由太阳活动造成的。它们不可能造成地下断层受力情况的变化，所以和地震没有机理关系。而有些现象是否存在机理联系，尚没有公认的看法，比如地电（大地电阻率）异常。这些没有机理联系的、或者机理联系比较可疑的，和地震之间都不会有明显的统计关系，所以无法用来预报地震。

那些和地震可能有关的前兆，也必须先通过统计检验，看看一个或者几个前兆出现之后，到底有多大可能在指定的时间、地点范围内发生某种级别的地震。目前为止，统计关系最好的就是小震。比如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一次小震发生之后，有5%的可能在一天之内发生更大的地震。如果真拿小震来预报大震，平均预报20次才能中1次。

小震直接反映地下断层活动，尚且不能准确预报地震，而地震台网监测的地表的指标，统计关系差得更多。地震局自己有过这样的统计，利用地电、地磁、定点形变、水化学、地下水位和重力等前兆指标进行中期预报，在异常出现之后的一年内，虚报率在80%左右。如果落实到一个星期之内的、实用的临震预报，那么虚报率至少在98%以上。更不用说还有70%左右的地震在震前没有出现这些异常。

所以可以明确地说，地震台网的数据和地震没有明显的关系【5月13日补注：这符合地震局内部的清醒看法，见http://www.sciencenet.cn/upload/blog/file/2009/5/200959202416718612.pdf】。正因如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屡次发生漏报，包括造成严重伤亡的2003年伽师地震、2005年九江地震和去年的汶川地震；也正因如此，才好理解地震预报部门在发现“异常”之后，为何无法公开预报、只能对政府机构进行内部“打招呼”。而这种预报，按照地震局人员的描述，“20次也中不了1次”。

3、您认为中国（中国地震局）大力发展地震预报是出于政治和公众的压力吗？您怎么理解？

中国地震预报草创的时候就是政治路线和群众路线的产物，直到今天还存在这两方面的压力。政治上，一方面是来自无形的政治责任，如陈运泰院士所说，地震预报“体现了政府对公众安危的关怀”；另一方面是来自有形的政治压力，例如，在去年审定《防震减灾法》的时候，就有人大常委会委员指出，“如果说地震不能预报，那么国家地震局就没有必要存在”。此外，一些搞伪科学预报地震的退休人员热衷走“上层路线”，屡次向中央部门写信，给地震局施压，要求拨款资助他们那些早已被证明无效的荒谬方法。

公众方面也有两种压力，一种是对地震预报有过高的要求，另一种是，如果地震局放弃地震预报，会担心在地震流言面前人心不稳。

但是，政治和道德毕竟代替不了科学。其实，汶川地震之前，地震预报部门一直有机会充分认识“地震至少目前还不能预报”这个现状，对政府官员和公众解释这个现状。在汶川地震漏报之后，负责任的政府官员、以及有科学素养的公众，已经不存在对地震预报的不现实的幻想。现在地震预报的主要动力与其说是社会因素，倒不如说是科研体制下的“因人设事”。

4、日美科学家（Geller、Kogan、Jackson等）在1997年发表在Science上论文指出：地震不可预报。而且，目前美国、日本、墨西哥等许多国家都在大力发展地震预警，如何看待这一观点？中国目前是否也应该发展地震预警？

地震的可预报性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现在存在临震预报的有效手段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第二层，临震预报的问题近期能否解决？如果正视中国30多年地震预报的现实，答案也是否定的。第三层，地震预报未来能否解决？这个问题有一定争议，Geller等人持否定态度，而国内有人认为“一定能够实现”。但是后者并没有给出证明。所以，最乐观的答案应该是“不知道”。

地震预警系统的难度和实用性无法评价。但是，由于地震预报多年来徒劳无功、未来又很难看到突破的希望，所以预警系统再差，其“性价比”也会优于地震预报。

5、在近40年的地震预报研究之中，中国支持的项目经费如此庞大，但地震预报的效果并不是很明显，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科研经费利用效率低、研究方向有偏差，这是科研界的通病，不是地震研究所特有。而地震预报效果不明显，主要原因当然在于地震预报很艰难，甚至可能无法预报。这种情况随即就会导致人员配置的问题：有水平的研究人员很容易认清这个现状，不会陷在里面。而坚持下来的研究者就是硬着头皮做，不去考虑前兆和地震的机理联系。正如地震局人士介绍，“花钱上了很多仪器”，测的数据跟地震是不是有必然联系，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外界无法决定地震预报的课题设定和经费分配，只能是尽量留意相关的研究成果。科研人员有夸大研究成果的倾向，但是地震预报和公众的生命财产息息相关，地震预报项目的承担者应该避免不切实际地宣传地震预报成果，以免误导公众。

6、中国地震局的工作重心似乎是地震预报，对于地震预报，您觉得今后的研究方向是什么？汶川地震意味着什么，是地震预报的“不可为”，还是“必须为”？

“地震预报能否实现”本身就是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所以很难说地震预报的研究方向应该是什么。但是，通过和国外研究的对比，可以知道中国地震局有哪些必要的研究还没有做，比如，各个主要地震带小震之后，有多大可能会发生更大的地震。这是研究生可以完成的简单工作，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数据，每次小震之后地震局就很难对公众把震情解释清楚。又比如，地震台网监测的前兆，虚报率和漏报率那么高，到底有多大的实用意义，地震预报部门应该给出明确的数据和结论。

另外，国外情况对比，也可以看到哪些属于低水平的研究。比如，关于电离层异常和地震关系的问题，虽然机理上很含混，但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前几年还是设了一个小项目（2004年结束），结果表明，在加利福尼亚南部这样的地震多发区，电离层异常和地震无关。而最近中国地震局“十一五”期间承担的国家级大项目，研究内容与之类似，显然属于因人设事的低水平重复。

汶川地震是一次长期、中期、短期和临震全部漏报了的地震，比唐山地震的漏报还要严重（唐山地震有中长期预报，但是无法落实到短临预报）。它再一次说明震情分析和临震预报无法依赖。很难抽象地说地震预报“不可为”还是“必须为”，合适的说法应该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地震预报部门应当对政府和公众承认，目前没有可靠的地震前兆，不再承担发布地震预报的任务，地震预报应该收缩到科学探索领域。

===========另一份采访稿未刊出部分============

7. 对七篇文章的评论

（1）郭增建的“我国天灾预测的综合地球物理研究”不属于正规学术文章，只是学会的工作总结，上面已经评论过了。

（2）徐道一等人的“翁文波院士的信息预测理论体系的创新性及其意义”是一篇纪念文章，所以也很可能没有经过正常的同行评审程序。这篇文章能够反映出，翁文波的所谓“信息预测理论”，荒谬之处就在于撇开自然现象的内在原理和规律，去玩弄凑数游戏。撇开这点不谈，文章中还可以看到，他的所谓“预测效果”名不副实。比如，按照文中表2，他的地震预报时间平均误差42天、地点平均误差400公里，这样大的误差，和地震带上的随机预报没什么差别，并且毫无应用意义。可是在统计的时候，这些都算作他的正面例子。

（3）郭增建等人的其他五篇文章，把各种自然现象联系起来，尤其是把地震和其他自然现象（风暴潮、龙卷风、暴雨、洪水）联系起来。这类文章的普遍谬误，就是两条：

第一条，机理错误。他们建立的都是牵强附会的联系，也就是“不寻常的主张”。这时候需要从机理上存在“不寻常的证据”。但是，他们的机理解释都属于臆想。比如，他们屡次提到“构造放气”对气象的影响，但是根本不提放气的通量、扩散速度，没有把“地下放气”的效果和气象因素固有的效果相对比。其实地震所造成的所谓“地下放气”再强，也小于一次微弱的火山活动喷发，不可能导致成年累月之后的气象后果。所以，他们那些机理“提出之时就与现有的观测结果相矛盾”，属于伪科学。

第二条，没有进行统计检验。他们提出的每种联系，基本都只有很少几个例子，更可能是随机结果，不能反映统计规律。另外，他们不知道考虑背景概率。比如说，郭增建“从地气耦合讨论某些天灾预测问题”一文提到，沙尘暴容易发生在节气前后和朔望前后（农历每月十五或十六位望日，他们把十四到十七都算望日前后，这样前后四天）。按照这种宽泛的时间标准，任何一天都有4/15的可能是在朔望前后，4/15的可能是在节气前后，这样，沙尘暴发生于节气或朔望前后的背景概率高达46%，他们给的几个例子不能说明存在统计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