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中堂，男，1948年生，山西省永济市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国务院批准的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优秀专家，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会第1- 6届委员。
梁中堂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从事经济学与人口学研究，是比较早研究我国人口发展战略、人口理论和人口政策的学者之一。1978年在第二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分析批判“一胎化”基础上提出“四二一”命题的同时，提出了后来被学术界概括为“晚婚晚育加间隔”的生育模式，并取得中央有关部门和山西省委省政府的同意，于1985年在山西省翼城县和大同市新荣区进行试点。】
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坏的年月；那是智慧的时代，那是愚蠢的时代；那是信仰的新纪元，那是怀疑的新纪元；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绝望的冬天；我们将拥有一切，我们将一无所有；我们直接上天堂，我们直接下地狱——简言之，那个时代跟现代十分相似……
——狄更斯《双城记》
序 言
本文的资料收集工作已经断断续续做了20多年。所以，对于这一题材有关问题的思索也完全可以说持续了这么长的时间。即使这样，本文的研究还是很不够的。因为这是一个关乎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的一个重大问题，它会涉及经济、政治和社会其他的方方面面；这是一段历史，对历史事件的研究必须还原当时所有的历史背景和条件，——这都不是一个人轻而易举做得到的。所以，我这篇文章只是开个头，希望更多的人参加这一研究的行列。
这篇文章最初形成于去年5-6月，北京大学人口所召开第二届中国人口学家论坛之际。我那时一面在阅读思想史，一面撰写《医疗卫生改革与市场经济》的系列文章，原以为短期内不会回到这一题目上来，所以仓促间将有关资料按照很久以来形成的思路与逻辑串联起来，挂在个人的网页上，目的是将多年积累的资料贡献出去，供一些有心人做研究使用。不想许多网站和一些个人的博客相互予以转贴，仅我的那个不知名的个人网站上的这篇文章的点击率就超过了2000（现在超过了3000）。如果一个学人不异想天开地话，这个数字可能比我此前一生文字生涯中所有文章被阅读的总和还要多。所以，11月份利用几天思绪闲置的档期，对稿件做了一次处理，删除和精简了前后数次使用的文献。这次修改，又用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
既然将现在的文章称之为“修订稿”，就需要交代一下与前两个稿子的同异点。第一，本文与之前的同一题目的文章在主题和主要内容上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只是资料重复使用的现象尽可能地减少了，文章也相对没有那么臃肿和冗长了。第二，对以前文章的主要观点和资料基本上没有大的改变和删减。不用说主题，在这一类重大题材中，即使有一些观点的变化或者因为材料使用的不当要有所改变，我都会公开予以声明。第三，从去年10月到今年，遇到搬家和整理书房，新发现了一些资料，也都补充了进去。所以，比过去的材料更充实了些。第四，这是一段历史。而且，是人在整理自己的这一段历史。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在于人能思想；人之所以比禽兽高尚的地方，在于它有思想。所以，除了正文以外，还以注释的方式将许多认识和反思放了进来。本文的注释是文章不可或缺的部分。
30多年前阅读列宁的《哲学笔记》时，一下子就喜欢并接受了列宁十分欣赏的黑格尔关于思想发展如同圆圈的比喻。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的话是这样说的：“精神据以反省的概念也就是它自身，它的形式，它的存在；它重新把他自己与它的概念范畴分离开，把这概念作为对象，重新加以思考。这样，这种思维活动更加陶铸了前此业已陶铸过的材料，予以更多的范畴，使他更确定更发挥更深邃。这种具体的运动，乃是一系列的发展，并非像一条直线抽象地向着无穷发展，必须认作像一个圆圈那样，乃是回复到自身的发展。这个圆圈又是许多圆圈所构成；而那整体乃是许多自己回复到自己的发展过程所构成的。”列宁把这段话浓缩摘录为“把哲学史比作圆圈——《这个圆圈的边沿又是许多圆圈》……”列宁不但把我使用宋体排出的那个“圆圈”单词用异体字标出，而且下面加上圆点以示强调。同时还在旁面批注说：“一个非常确切的比喻！！”
但是，那时阅读这些语言也仅仅把它当作思想认识史的经典总结。不想从青年到花甲之年，却也以自己的个体生命实践着辩证法大师们的谶语。
人口学是我从踏入的那天起就决定要离开的学科，实在是因为不喜欢它那种没有厚重的感觉。1979年12月成都会议上提交了那个把我推入人口学的论文后，1980年决定写出反映马克思经济决定论的《人口学》，企图向世人说明那篇文章的观点是多么地简单与明了，然后就准备离开。1983年年底《人口学》出版，春节期间给总书记胡耀邦写了建议实行“晚婚晚育加间隔”生育办法的一些文字后，以为就画了句号。不想，1984年之春连续几次书记处会议研究计划生育政策问题，紧跟着还颁发了7号文件，真以为有这么好的形势，应该再做些努力，至少使得农村的生育政策合理些。这就又有了翼城的试验。这一卷，就是10多年。90年代初期，完善生育政策的事情是那样显然地不可能，打算抽身后就不再回头。但是，2000年人口普查所公布的总人口数，无论做怎样的理解，都充分地说明了我国人口生育政策对于人口控制并没有实际作用。这其中的许多道理也不深奥，只需要变换个角度去思维。所以，又有了前几年人口学方面的研究与活动。根据最初的设想，去年6月将这篇文章的资料整理出来就可以去继续阅读了，谁知道这一个多月来的思想不由自己地却怎么也离不开桌前的这份修订稿。……如果按照时间顺序检点将近30年来人口学方面的文章和著作，其实那都是一个个不便细述的离归，一个个的“圆”。所以，我常想，冥冥之中自己不断地被召唤与复归，就是为要去画那一个个的圆？它是不是要应验某种无法逃脱的命运从而必须以生命去践约、去赴会？难道这一个个的圆圈竟然必须要以鲜活的个体人生，才可以实现从生到死、终归属于自己的那一个大圆？
再回到本文研究的主题。“一胎化”是一个荒谬。荒谬和真理都同样地简单。“一胎化”最初就是为了“贯彻落实华主席在五届人大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三年内把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的任务”提出的。这一国民经济计划指标最初是由上一届的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在1977年12月份提出来的。为完成这一过高的指标，新一届的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先是提出“最好一个最多两个”，在贯彻落实过程中进而提出了“对于生第二和二胎以上的，应从经济上加以必要的限制”。和所有以前的生育政策不同的是，过去政府的各种提法都是提倡还没有经济限制或其他各种强制措施，在1979年1月召开的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上，政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对国民的生育行为采取经济限制的要求，而且是“对于生第二胎和二胎以上的”予以限制。“一胎化”自然产生了。
今年年初，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Peter Ford惊喜地发现在中国还存在像翼城县那样几十年来允许农民生育2个孩子的地方。经过一段时间的采访后，他问我，既然翼城县20多年的试验效果好，干部和老百姓都欢迎，却为什么不予推广？我回答说：“这世界上有许多的事情都不是由什么道理来决定的，它需要的是力量、权力和利益。”
以上所言本是文章的题注，由于太长，权且作序。
梁中堂
2007年4月
0 引言
计划生育或节制生育，是工业社会创造的一种符合人性的新的生活方式。[1]
大约100年前，受西方影响，我国一些沿海城市如上海等地方的报刊上开始出现宣传和鼓动国民节制生育的文章。2、30年代之后，从海外留学归来的人越来越多，节制生育已经成为旧中国重要社会思潮之一。新生政权建立后，提倡男女平等，鼓励青年妇女上学和就业。在进城上学和参加工作的青年中有不少人希望将主要精力用在学习和工作方面，主动要求政府支持和帮助他们实行节育。从50年代后期开始，中央政府也大力提倡国民实行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的新生活。很快，这一政府主张的意向就在城乡就收到了积极的效果。中国大陆的城市妇女早在50年出现了生育率的下降，农村妇女在60年代初期出现了生育率的下降。[2]随着政府一方面深入普遍的宣传和教育，另一方面开始派出医疗卫生人员在城乡给居民提供节育服务，仅仅从1969-1980年的10年多时间里，中国大陆妇女的生育率由上一代平均生育6个左右迅速降低到不足3个孩子。[3]
1978年年中，我国计划生育管理部门开始提出“一对夫妇最好一个最多两个”，几个月后又将其转变为“只准生一个”，并且不分城乡地立即在全国推广实行。这个被形象化地概括为“一胎化”的生育政策来势之快、之猛，令当时所有的人都始料不及。虽然到1982年年初中央就已经用“现行生育政策”取代了“一胎化”，其存在时间似乎极为短促。但是，它的影响却长久而深远。第一，“一胎化”开了一个很坏的头，即政府可以干预国民的私生活，强制规定公民生育孩子的数量。这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中都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如果我们联系到同一时期我国在经济方面所实行的改革，就知道近30年来用政策和法律来规定老百姓生孩子是多么地荒谬。因为，正是从那时到现在，我们逐步明白了不能由政府规定企业生产。但就在政府不再规定企业的产品数量时，它却转而把许可和限定各个家庭的生育数量上升到国家法的高度，强制公民的生育数量行为。第二，“一胎化”根基深厚而顽固，以至于20多年来一直深得政府官员的喜爱。可能绝大多数人都不曾理解，“现行生育政策”其实是对“一胎化”的妥协和纠正。但是，由于“现行生育政策”没有敢直截了当地否定“一胎化”，相反它来自“一胎化”、脱胎于“一胎化”。“一胎化”是“现行生育政策”的基础，现行生育政策是有条件的“一胎化”。可以坦率地说，在“现行生育政策”已经产生20多年之后，从中央到地方的绝大多数计划生育干部也很难分辨出二者的联系和区别，更不用说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和基层干部了。
“一胎化”搞乱了社会，颠倒了人们的思维。20多年来，2亿左右的人口属于违犯“生育政策”或“计划生育条例”出生的，即使以3口之家计算，这在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中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一个家庭出现一个违犯政策或法律出生的孩子，必须经受政府长达许多年的处罚。这种处罚绝对不同于企业的税收。企业缴纳的税收是企业经济总量的一部分，通常都是对企业利润的分割。国家税率是相对稳定的，不盈利可以转移。超生罚款可不是这样确定的。超生费的制定目的就是要让老百姓交不起，各地都是根据当地居民的收入状况不断确定新标准。所以，被处罚的这个家庭在经受处罚期间，您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他们能够心情舒畅。还有，即使以每个超生孩子连续接受10年处罚计算，每年累计被我们自己的政府课以罚款的家庭您无论怎样计算也不会是一个小数。16大以来，党中央提出建立和谐社会。一个国家每年都有这么多的家庭因为生孩子而接受政府的处罚，您是如何想象老百姓和政府的和谐？
如上所述，本来计划生育是一种符合人性的生活方式，它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自愿的选择。现在却以国家宪法、国家生育法和地方计划生育条例的形式出现，再加上各级政府的计划生部门一直紧张地对居民实施管理，如同一个国家或者地方实行军事管制一样，成了国民别无选择的一种状态。长此以往，只要讲到计划生育，国民都把这个本来由于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新生活理解为就是执行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而各个地方的计划生育政策都是紧了又紧，似乎最好还是“一胎化”。所以，只要讲计划生育，人们的观念就以为是政府的“一胎化”。不能说国民的这一观念没道理。因为，一直到现在，我国城市市民和相当比例的农民仍然执行的是“一胎化”。[4]
由于至今我们还没有走出“一胎化”的时代。所以，我们应该研究“一胎化”。客观地说，我国相关的政策和法律，从来都没有使用过“一胎化”这样的词语表达。所以，应当说“一胎化”从来都没有获得过合法而完备的形式。但是，从政府到每一位普通公民却无一不感受到它的存在。它是一个幽灵、一个阴影，又是一种现实。它产生于1978年。1978年，那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特殊的时期。它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又是一个时代的起点。它是一个转折点和一个分水岭。中国就是从那一年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它完全可以配称是一个伟大的年代。
那么，伟大的年代如何产生了“一胎化”？
1 1978年，一个急于求成的氛围和环境
1976年粉碎“四人帮”和结束“文化大革命”后，一方面是我国经济所面临的巨大困难，当时的人们总是用“国民经济达到了崩溃的边缘”来形容。另一方面是转而看世界，国外的发展，特别是亚洲一些周边国家和地区如日本、新加坡、香港、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通过引进实现经济起飞，甚至于像马来西亚、泰国这些原来很落后的地区现在都成为亚洲经济发展最富有活力的一些地方，触动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所以，中央不仅重提建设“四个现代化”，并热切希望加快建设的速度。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不失时机地提出“要迅速地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抓纲治国，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的号召。[5]为什么提出这样的号召？显然是动员全国人民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奋斗，希望到1980年第五年计划期末的时候有一个大的变化。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不断重申和强调下，举国上下很快被动员起来。1977年8月，华国锋在党的工作报告中欣喜地说：“一个国民经济新跃进的局面正在出现。”。[6]为了推动这一可喜局面的发展，党的十一次代表大会重申要在本世纪内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并且第一次把它写入了党章。[7]华国锋在工作报告中不仅为国民经济的新跃进制定了目标和蓝图，而且提出了更高更紧迫的要求。他说：
“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要团结一致，共同努力，使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今年初见成效，三年内大见成效。做到了这一步，就为实现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在本世纪内的历史使命，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下坚实的基础。”
“我们要奋战几年，按照原定规划，按照大庆式企业和大寨县的标准，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内，把全国三分之一的企业建成大庆式企业，三分之一的县建成大寨县。做到这一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就将大为巩固，社会主义经济也将大为繁荣。”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就是要认真贯彻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实现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和其他经济事业的协调发展，全面跃进。……力争上游，上游在哪里？大庆、大寨就是上游。争上游就是要象大庆、大寨那样干革命、干建设，干得多快好省！到一九八○年，要建成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业要基本实现机械化，农林牧副渔五业都要有较大增长，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工业要搞好轻工业，同时大力加快基础工业的发展，集中力量打几个高速度发展基础工业的歼灭战，为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更大发展创造条件。”[8]
这个时期，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十分注意两点，一是立足当前，要求今年初见成效；二是重视到1980年达到的目标，要求“五五”计划结束时有所建树，要“大见成效”。党的十一次代表大会后，国家又重新研究和制定在此之前已经讨论过许多次的五年计划和10年规划。11月，在1975年制定的《10年规划纲要（1976～1985）》基础上，国家计委制订出一个新的宏伟目标，提出到1985年钢产量达到6000万吨、粮食8000亿斤的高指标，确定建设120个大型项目，其中包括十个钢铁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十大煤炭基地、十大油气田、30个大电站、六条铁路新干线、5个重港口。按照这个规划，20世纪末中国的主要工业产品产量要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特殊的国际形势也使那时的党和国家领导认为，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四个现代化”，不仅可以，甚至完全有可能。美国刚刚从越南战争中抽身，苏联因为插手阿富汗，都无暇他顾。在经济方面，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第一次提价给西方世界带来冲击造成经济萧条，闲置资金较多，急需扩大海外市场。从1978年初起，中国陆续派出了多个考察团，到欧洲、日本、港澳等地考察访问。代表团所到之处，西方官员和商人都表现了愿意同中国发展经济合作的强烈意向。法国多出访的谷牧副总理说，你们要搞120个大项目，我们很愿意有所贡献，给我们10个行不行？在西德，巴符州州长答应给50亿美元贷款，北威州愿意给100亿美元。
急于求成和急切发展，成为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高层共同的和强烈的愿望。
1978年2月，中央政治局讨论“十年规划”时，邓小平指出：引进先进技术，我们要翻版和提高，这是一项大的建设。关键是钢铁，钢铁上不去，要搞大工业是不行的。早点引进，抢时间，要加快速度谈判。对共同市场，也要迅速派人去进行技术考察，几百亿的长远合同要考虑。要进口大电站、大化工设备。叶剑英说：进口问题，中央要抓，抓紧一点，抓快一点，否则三年八年很快过去了。6月下旬，华国锋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谷牧访问欧洲五国的汇报。华国锋说，原来认为距离2000年只剩下23年了，很快就过去了，一考察，日本搞现代化只有13年，德国、丹麦也是十几年，我们可以赶上去。利用国外资金建设几个大型煤矿、钢铁厂、化纤厂，凡是中央原则定了的，你们就放开干，化纤搞200万吨，由计、经、建委落实。现在法国已提出20几亿美元供我使用，实际上还可以多，50亿也可以，西德提出200亿，日本更积极。要想开一点，谈判时间过长不行，要早点把项目定下来，把大单子开出来，然后一批一批地去搞。到会的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纷纷表态支持。邓小平没有参加这次汇报会，22日，他把余秋里、谷牧、康世恩等找去谈话说，同国外做生意搞大一点，搞他500亿，利用资本主义危机，形势不可错过，胆子大一点，步子大一点。他听了林乎加的汇报后又说：不要老是议论，看准了就干，明天就开始，搞几百个项目，从煤矿、有色金属、石油、电站、电子、军工、交通运输一直到饲料加工厂，明年就开工。
1978年7月至9月，国务院连续召开务虚会议，主题研究如何加快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速度问题。李先念主持，华国锋、邓小平都到会讲话。在会上，华国锋提出“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方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 邓小平在会上提出，要走出去，要引进资金。邓小平进一步提出，在几年内要争取引进800亿美元。[9]李先念在会议总结报告中提出，要组织国民经济的新的大跃进，要以比原来设想更快的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要在本世纪末实现更高程度的现代化，要放手利用国外资金，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10]下面两组数据可以充分说明当时中央的心态多么地急躁和建立在800亿美元外资基础上的建设规划有多么地宏大。1978年全年78亿美元协议金额中，有一半左右的金额是12月20日之后的10天里仓促签订的。该年签约引进的58亿美元项目，相当于1950年到1977年28年中国引进累计完成金额65亿美元的89.2％。
在这样的氛围下，一个企图把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主要建立在利用外资基础上的后来被称之为“洋跃进”的发展战略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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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梁中堂：《20世纪末中国大陆人口总量和妇女生育率水平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03年第6期、《生产力研究》2003年第4期；《人口过程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人口研究》2005年第1期。计划生育或节制生育把人类这一物种从自然界产生以来就自然连结在一起的性和生育分割开来了。只要愿意，人们就可以做到在日常生活中选择只要性，要愉悦、要欢乐、要享受、要幸福，而不要生育。追求愉快和幸福是人类的本能，所以，节制生育是一种符合人性的生活方式。当然，自古代以来一直不乏有避孕之举，但那一方面只是当时社会的个别现象，另一方面还表现为实现手段的不可能。并且，追逐生育才是工业革命以前各个时代的主导和主流。工业革命造成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迅速改变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和家庭模式，越来越多的人们自发地萌生出节制生育的要求。特别是经过300多年的科学技术发展，到了上个世纪中期，化学工业开始给人类带来更多的福音。1951年10月15日，美国科学家杰拉西指导他的学生在实验室里成功合成炔诺酮，使得一日一粒的类固醇口服避孕药（pill）可以被使用工业方法大批量地生产出来。杰拉西自传《避孕药的是是非非》，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72页。紧接着，安全、舒适、方便和精致的各种避孕套及宫内节育器具于60、70年代相继出现。所有这些都应该归功于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有赖于此，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不仅愿意而且才能过上一种节制生育的新生活。
[2] 所以，准确地说，排除战争结束后补偿性生育因素后，我国妇女在50年代就开始了生育率的下降过程；如果排除对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国家经济困难时期的补偿性生育以及我们把70年代的巨大下降看作相当一部分妇女是在此之前的几年以前生育所致，那么，我国妇女生育率是从50年代经济生活平均地提高后一直处于下降过程之中。有兴趣的同志可以看我和阎海琴《中国农村妇女早婚早育和堕胎生育问题研究》（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年）中第7章《1950-1986年我国妇女生育率的转变》。我们长期的急功近利地和片面性地宣传，给人们的印象以为妇女生育率下降就是70年代初政府提出计划生育以后。事实并非如此。
[3] 根据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1982年全国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中国人口情报资料中心《中国人口资料手册》1983年卷。
[4] 张维庆：“我首先说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不是一胎化的政策，也不是一个孩子的政策。中国有北京、上海、天津、江苏、四川等省，实行的是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海南、云南、青海、宁夏、新疆等省，实行的是农村普遍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西藏地区没有生育孩子数量的限制。其他大部分省在农村实行的政策规定，第一个生的是女孩的，可以再生一个孩子。在城市，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可以生育两个孩子。还有六个省规定，在农村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王国强：“我做个补充，因为大家对生育政策非常关心，特别是对现行的生育政策非常关心，我给大家一组数据，看看中国的生育政策是不是逐渐的‘一胎化’。中国城镇和部分农村实行的是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这部分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是35.9%，也就是说总人口中35.9%是属于生育一个孩子政策的。在农村，实行生了一个女孩再允许生一个的，一共有19个省，它占总人口的比重是52.9%。在农村我们允许生两个孩子的，有5个省，占总人口的9.6%。在部分省或者部分地区，如人口比较少的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允许生两个以上孩子的生育政策的，占总人口的1.6%。以上数据可以证明，中国实行计划生育绝对不是‘一胎化’、‘一孩化’，是分类指导、有所区别的政策。” 国家计生委介绍中国人口发展战略情况(实录)，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1月23日12:07 中国网 。关于历史上我国是否存在过一个“一胎化”的生育政策，本文既然是论述其“产生的时代背景”，那么应该说整篇文章的寓意和主题就已经肯定地回答了这一个问题。除此之外，文中还专辟一节予以了阐述。关于“一胎化”和现行生于政策的联系，可以简单运用前面的数据来说明。按照王国强的计算，在实行生了一个女孩再允许生一个的19个省占我国总人口52.9%的比例中，生育了一个男孩的一多半人口执行的当然是一对夫妇只准许生育一个的政策，如果按照52.9%的一半计算应占总人口的26.45%。加上前面“总人口中35.9%是属于生育一个孩子政策的”，目前全国应该有60%以上的人口在实行只生育一个的政策。
[5] 新华社《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遵循华主席的战略决策胜利前进——全国亿万军民满怀抓纲治国信心庆“五一”》，1977年5月3日人民日报。
[6] 华国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78年8月23日人民日报。
[7]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伟大的里程碑——热烈祝贺党的十一大胜利闭幕》，1977年8月22日人民日报。
[8] 华国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78年8月23日人民日报。
[9] 1973年之前我国每年进出口总额不到100亿美元，1977年达到148亿美元，其中进口72.1亿，出口75.9亿。《中国统计年鉴》1986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6年，第563页。
[10] 在同一时期政治地位正在得到迅速提升的胡耀邦也具有相同的心态。据邓力群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前后，“华国锋把胡耀邦找去长谈了大半夜，讲他在经济建设方面这个设想那个设想，胡耀邦后来跟很多人说，听华国锋讲这些想法，倍受鼓舞啊，心情振奋啊。”
2 “洋跃进”与“最好一个最多两个”及“一胎化”
上个世纪70年代初中期，计划生育工作开始列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1971年9月4日，国务院转发卫生部军管会、商业部、燃料化学工业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报告》中，提出“在第四个五年计划其间，使人口自然增长率逐年降低，力争到1975年，一般城市降到10‰左右，农村降到15‰以下”。[1]1973年6月20日，国家计委关于国民经济计划问题的报告沿用了这一口径。1975年8月5日，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关于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的报告中提出，力争在“五五”期间，人口自然增长率农村降到10‰左右，城市降到6‰左右。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为了贯彻党中央和华主席的“抓纲治国，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的号召， 1977年9月30日，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在全国计划生育汇报会上提出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可提前实现“五五”人口规划。[2]
12月30日，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关于全国计划生育汇报会的报告”进而提出：“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1978年降到11‰，1979年降到10‰，1980年降到10‰以下，争取提前一年实现‘五五’人口增长规划。‘六五’期间稳定在９‰以下”[3]
1978年2月24日，国务院批转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关于全国计划生育汇报会的报告”确认“力争三年内把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10‰以下”的目标。[4]26日，华国锋在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确认了这一目标，提出“争取在三年内把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5]
1978年6月26-28日，新一届的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新一届的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是党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领导小组的成员主要是国务院所属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科委、财政部、卫生部等部委的领导干部。新一届的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基本上是肯定了她的前任的指导思想并沿着其工作思路继续向前走的，因为第一次会议“着重研究了贯彻落实华主席提出的三年内把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的任务”。[6]
陈慕华认为，争取实现三年内把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就必须要有相应的政策、措施，特别是要解决好领导方面存在的认识问题。根据会议进展，新一届领导显然是把“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当作实现三年内把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的主要政策和措施。陈慕华说：“一对夫妇有几个孩子为好？过去提‘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大家看法怎样？……在‘晚、稀、少’问题上，我看关键是少，特别要在‘少’字上下工夫。”[7]根据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后来整理编辑出版的一份资料理说，这次会议“提出了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要求”。[8]但是，我们已经无法寻找3天会议其间明晰的资料。不过，10月26日，以中共中央中发〔1978〕69号文件批发的《关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告》（1978年9月19日）中，我们可以看见可能是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出现的“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提法。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处于“洋跃进”形成背景下的1978年6月26-28日的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会议，当做“一胎化”的始作佣者。[9]
新一届的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把中央批转的会议纪要，当作抓好计划生育工作和推行“一胎化”的一个极好的契机。中共中央1978年69号文件下发后，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立即督促全国各地一致地、雷厉风行地贯彻和执行“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生育政策。江苏、湖南、天津、福建、浙江、山东、广东等省市，召开大会传达文件精神。辽宁、河南、河北、上海等召开地、县会议，吉林省则以电话会议的方式，传达到全省。特别是广东制定了30条，天津制定了8条，以及四川、上海等省、市还先后制定了一些地方性的政策规定，提倡和鼓励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限制和处罚生育二胎及二胎以上子女的家庭。[10]
1979年1月4-17日召开的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是推动全国走向“一胎化”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是学习和贯彻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精神的。因为在会议之前，许多省份已经由“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朝向“只准许生育一个”的方向有所发展，这次会议只是相当于一次战地的再动员和再发动。会议强调搞好计划生育对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意义。“搞得好，可以加快四个现代化的进程；搞不好，就要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陈慕华在会议讲话中说，“要心中有数，要做工作，要把多胎控制住，鼓励生一胎，把人口降下来。我算了一下：一年如果只生700万到800万，比现在再少生1000万，扣去死亡600多万，一年净增100到200万，事情就比较好办了。现在一年出生1700万到1800万太高了。各省要提一个人口控制数字，作个规划，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11]10天后的人民日报社论则进一步提出：“我们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最好一个，最多两个。各省、市、自治区，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有利于计划生育的政策、措施。对于只生一胎，不再生第二胎的育龄夫妇，要给予表扬；对于生第三胎和三胎以上的，应从经济上加以必要的限制。”[12]根据发表在1月27日人民日报上的新华社26日的稿件《进一步控制人口增长速度——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讨论争取明年把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的措施，研究了有利于计划生育的经济政策》，以及人民日报配发的社论《必须高度重视计划生育工作》，可以鲜明地感受到“一胎化”的雏形已经完成了。新华社的稿件说：“这次会议强调，今后要提倡每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间隔三年以上。对于只生一胎、不再生第二胎的育龄夫妇，要给予表扬；对于生第二和二胎以上的，应从经济上加以必要的限制。”[13]
1979年1月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是我国计划生育史上一次重要会议。第一，过去的计划生育工作一直是政府倡导性的活动，1978年以前不要说普遍性的经济处罚，在企业和国家机关连物质奖励都不多见。所以，那时还没有现在含义的生育政策。也就是从这次会议开始，我国出现了公民由于生育行为必须接受政府给予的经济处罚，形成了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第二，这次会议要求“对于生第二和二胎以上的，应从经济上加以必要的限制”，标志着“一胎化”生育政策的产生。
当然应该把陈慕华为首的新一届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提出的“只生一个”，当作当时中央高层整体的意愿。中央一方面企盼通过借贷利用国际资本加速现代化建设，另一方面希望最大限度地把人口降下来。根据笔者手头保存的一份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1979年4月7日编发的《情况反映》（第三期）上面的文章，邓小平“最近讲话指出”：“人口增长要控制，争取到一九八五年把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千分之五或六，降不到这个水平不行，国家负担不起，看在那些方面应该立些法⋯⋯”。[14]邓小平可能不具有专门的人口统计知识，没有意识到他的要求的真实含义。我们可以简单计算一下，仅1965年出生的年轻人在1985年也高达2400多万。即使只有这一个年龄组的人口在该年生育，每个家庭生育一个孩子该年出生人口1200多万，出生率12-13‰。在那个时期，死亡率大约是7‰。所以，如果希望在1985年人口增长幅度达到他说的5-6‰，那就只能让每个家庭只生一个孩子。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期，笔者不止一次听到坚持“一胎化”观点的同志说，邓小平主张“一胎化”。1988年10月，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和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在大连联合召开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10周年理论研讨会，我在会上讲中央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只准许生育一个”的生育政策，有位同志提醒我注意，说邓小平也讲过只生育一个的话。20多年来，我一直注意邓小平的这一方面的论述。但是，始终没有发现邓小平直接讲过“只生一个”。当然，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邓小平这段讲话反映了当时党中央集体领导的思想情绪，是和形成“洋跃进”的气氛相适应的。
也许，陈慕华的思想直接来源于陈云。根据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震1980年2月18日给胡绩伟的一封信中说：“陈云同志早几年就非常严肃地、科学地把人口增长问题和控制其增长提高国民经济计划的出发点地位，他说用两年时间大宣传一对夫妇在规定生育年限中只生一个孩子。”[15]陈云早在1972年就恢复了自由并参与了中央一些经济领导工作。但是，长时期以来并没有恢复党内和国家领导职务。1978年12月，陈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王震所说的“早几年”可以做这样两种理解：一是在1978年6月陈慕华担任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并提出、产生“一胎化”之后。那么，“一胎化”的思想及作为政策的提出都还是陈慕华的。第二，陈云虽然在早期还没有恢复党和国家领导的职务，但是，作为党内一直领导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其威望和影响亦然存在。加之陈慕华一直在中央国家机关做经济工作，属于陈云的老部下，陈云的人口观点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如果这一推理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就可以说，陈慕华关于“一胎化”的思想受到陈云思想的启发或者直接来源于陈云思想。这些，也都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和历史材料的证实。
“一胎化”作为完成政府计划指标的主要措施提出来之后，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才有可能被人们接受。陈慕华在这一阶段不遗余力地为其推动做了许多努力。
1979年8月11日，陈慕华发表《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长篇文章。[16]实际上，这篇文章是在陈慕华副总理6月27日给中央党校学员、工作人员及有关单位的同志大约2500多人讲课时的讲课稿的基础上形成的。早在7月6日《人民日报》报道“陈慕华同志在中央党校讲计划生育课”时，其黑体标题就是《把工作重点放在“最好生一个”上来》，文章转述陈慕华的话说，“计划生育工作要把重点转移到最好生一个上来”。[17]
1979年12月15-20日，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办公室在成都召开各省、市、自治区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为要确保1980年和1981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9.5‰和8‰的目标，“目前当务之急是尽快把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转移到提倡和奖励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工作上来，逐年提高生一胎的比例，限制多胎生育。”[18]18日，陈慕华在会议上讲话说：“提倡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是我们计划生育工作的着重点转移。过去我们说,‘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现在提出来‘最好一个’，后面那个‘最多两个’没有了。这是我国目前人口发展中的一个战略性要求……”。[19]
1980年2月2日，陈慕华在婚姻、家庭、计划生育新风尚座谈会上讲话说：“只有逐步做到城市95%、农村90%的育龄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到本世纪末，我国总人口才能控制在12亿左右。”会议认为，把计划生育工作重点放到抓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上，这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一项战略任务。[20]
当然，作为符合当时我国政治环境和时代气氛的一个政策，“一胎化”的政策从其开始提出就受到中央和国务院其他领导的支持。
1979年4月5日，李先念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鼓励一对夫妇最好只生一个孩子”。[21]
6月18日，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工作报告指出：“要订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奖励只生一个孩子的夫妇……”[22]
1980年9月7日，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工作报告中提出：“国务院经过认真研究，认为在今后二三十年内，必须在人口问题上采取一个坚决的措施，就是除了在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以外，要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以便把人口增长率尽快控制住，争取全国总人口在本世纪末不超过12亿。”[23]
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则把计划生育领导机关极力推动的“一胎化”活动，推到高潮。[24］
3 提倡只生一个和“一胎化”
在讨论“一胎化”政策的过程中，也许有一个问题会永远纠缠不清。这就是在党和国家机关的有关文件中，在领导人的讲话中，都是说提倡和鼓励“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但是，在这一时期的实际工作中却是推行“一胎化”。[25]所以，有人说，党和国家从来没有一个“一胎化”的生育政策。这多少有点文字游戏的味道。什么是“一胎化”？化者，转变之谓也，意属“转变成某种性质或状态”。所以，“一胎化”就是政府要求老百姓普遍生育一个孩子。如果仅仅从文件检索，党中央确实没有下发过一个“一胎化”的文件，甚至在正式的文件中也都没有使用过这一个词语。中央主要领导和负责人，从来也都是说“提倡”或者“鼓励”，没有公开要求实行一胎化。并且，当基层粗暴和违法乱纪的行为反映出来后，中央通常都是予以批评、制止和要求纠正的。但是，从中央到地方，计划生育的实际管理部门在这一时期几乎不分城乡地推行“一胎化”，中央确实是予以默认的；即使出现恶性事件和爆发、揭露出干部违法违纪案件，中央仅仅批评基层干部的作风粗暴和简单，对于这些地方的政府要求群众只生育一个的做法却从来没有予以纠正过。所以，“一胎化”是从中央到地方确实存在过的一种生育政策。倘若不以为然，我们再重温一下有关文献。
1979年1月27日：“对于只生一胎、不再生第二胎的育龄夫妇，要给予表扬；对于生第二和二胎以上的，应从经济上加以必要的限制。”[26]
1979年12月18日：“提倡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是我们计划生育工作的着重点转移。过去我们说,‘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现在提出来‘最好一个’，后面那个‘最多两个’没有了。这是我国目前人口发展中的一个战略性要求……”。[27]陈慕华副总理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全军计划生育办公室会议上强调指出：“把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一对夫妇最好生育一个孩子上来，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战略任务。”[28]
1980年2月2日：“只有逐步做到城市95%、农村90%的育龄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到本世纪末，我国总人口才能控制在12亿左右。”会议认为，把计划生育工作重点放到抓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上，这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一项战略任务。[29]
1981年11月30日：“现在许多地区已经实行的奖励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限制两胎和多胎的办法，应该继续贯彻执行。” [30]
1982年11月30日：“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普遍提倡晚婚，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严格控制第二胎，坚决杜绝多胎生育……”[31]
这不是“一胎化”的政策，是什么？
4 为什么要提出实行“一胎化”？
在研究本文第二个问题时，似乎已经回答过这个问题了。或者，20多年来，我们在宣传和实行“一胎化”生育政策时，在不停地解释这个问题。但是，总是不够具体，不够明确，也不一定是提出这一政策的初衷。所以，即使属于重复，也属必要。
4．1 为了使1980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要求政策方面的保证，逐步产生“一胎化”政策。
上个世纪70年代初，我国人口生育率已经有了古今中外人口史上从未有过的下降速度。但是，在结束“文化大革命”后党内急躁情绪的影响下，举国上下仍然在追求高指标。本文第2节已经叙述1977年9月到1978年2月，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提出“争取在三年内把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以呼应华国锋主席“抓纲治国，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的治国纲领，以及国务院对这一目标的确认。由于华国锋当时既是国务院总理，又是党中央主席，所以，国务院的确认也同时是党中央的确认。
陈慕华在这样的背景下走马上任，也是沿着这条路子向前发展提出只生育一个的。1978年6月26日，新一届的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议“着重研究了贯彻华主席提出的三年内把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的任务”。高指标当然需要非常措施或者陈慕华的说法，“要有正确的政策”。顺着这一思路推理，这才有了“一对夫妇有几个孩子为好？过去提‘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大家看法怎样？”几个月后，即1978年10月26日，又有了以中共中央中发〔1978〕69号文件批发的《关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告》中的“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以及标志“一胎化”形成的1979年1月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
4．2 为了使20世纪末我国人口增长为零，必须实行“一胎化”。
1979年8月11日，陈慕华在发表《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的长篇文章中提出，为了“争取本世纪末做到人口自然增长率为零”这个目标，“我们设想分两个阶段来努力。第一个阶段，争取到一九八五年把人口自然增长率从现在的千分之十二降到千分之五左右，第二个阶段，争取到二○○○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零。”为此，文章说，“必须大力提倡和推广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这是使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零的主要办法，也是群众可以接受的办法。”[32]
1980年2月10日，李先念在关于当前经济问题的报告中重申陈慕华的这一提法。李先念说：“我们应当力争在1985年把人口增长率下降到5‰，在本世纪末以前做到不增不减。从现在起，就要按这个目标，尽快拟定计划和措施……”[33]
4．3 为了使20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实行“一胎化”。
1980年2月2日，陈慕华在婚姻、家庭、计划生育新风尚座谈会上讲话说：“只有逐步做到城市95%、农村90%的育龄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到本世纪末，我国总人口才能控制在12亿左右。”会议认为，把计划生育工作重点放到抓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上，这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一项战略任务。这是至今能够看到的文献中，我国政府第一次把“只生一个”和12亿的目标联系在一起。之后的20多年里，标准的政策性解释和宣传，就定位在这个口径上。
当然，那个阶段还有别的一些提法为推行“一胎化”寻找根据，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的工作线索考察，主要这三种说法。1979年1月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以后的各种提法，都不过是为已经推行的“一胎化”增添更充分的论据。这些不同说法显示了“一胎化”产生理由的不充分和随意性。这可能是现在的许多国民无法想象的，但却又是那个时代的特点。一个对于国家十分重大的决策，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在一定的层次上，其产生却并不需要深思熟虑和科学研究。农业合作化、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哪个是经过科学研究和论证的？它们的产生和推行不都曾经得到全党全国人民似曾狂热地拥护过吗？这些现在看来如此荒谬的东西，但其产生却又都是那么自然。如果同这些事情比较，“一胎化”又算得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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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计划生育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特别提法，国外称节制生育或家庭计划。我们使用计划生育的提法，是强调其国家计划的性质。我国绝大多数人口学家都是将其放在计划经济背景下给予研究和关注的。所以，上个世纪70年代末理论界都是从“两种生产”理论出发论述其合理性。我也是持这样的观点，并且还论证过它与国外家庭计划的不同性质。《计划生育是社会主义人口发展的根本特征》、《我国计划生育同马尔萨斯主义的区别》、《发展中国家的人口问题和我国计划生育》、《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和我国计划生育》，拙著《中国人口问题的“热点”》，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8年。这是需要反省的一种理论。检索我国的相关文件，上个世纪50年代都以节制生育的提法出现，随着计划经济的发展，可能是因为毛主席在1957年连续几次讲话，要求把人口生育纳入计划，明确讲“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规划”。此后，我们国家有过一段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在文件中同时并用的时期。大约到1963年4月中央批转卫生部党组《关于一九六三年卫生局长会议的报告》后，正式文件开始不再使用节制生育而统一计划生育的提法。1975年将计划生育工作连同文教卫生、环境保护并列进入国民经济计划，1978年计划生育指标单列进入国务院总理每年一次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这一历史表明，计划生育是我国计划经济的产物。既然计划经济都失去了存在的条件，我国计划生育如何还有存在的理由？如同计划经济不存而经济过程永存一样，让我们的强制被糟蹋了的计划生育消逝了而符合人性的节制生育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仍将存在，政府为包括节制生育领域在内的国民生活需要服务的许多职能也仍然存在。
[2] 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副组长兼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栗秀真在一九七七年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上的讲话，彭佩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第300页。
[3] 《关于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的报告》，彭佩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第66页。
[4] 《国务院批转关于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的报告》，彭佩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６５页。
[5] 华国锋：《团结起来为建安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彭佩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３９页。这是计划生育指标第一次进入国务院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我们不应该回避那个时代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对党的领袖的政治态度在国家和个人的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计划经济形成并沿袭下来的做法是，国家的计划的部门和地区性的指标都是先由政府的相关部门和地方提出，计划委员会综合平衡后上报中央审定通过后，提交并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的领袖地位决定由他讲的计划指标，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由于这是一个很高很高的目标，处在当时的特殊背景下，有关部门必然采取特殊的办法和“相应的政策、措施”，才有可能达到和实现。
[6] 新华社：《国务院新的计划生育领导小组举行会议》，人民日报套黑的副标题和强调的重要语句是“着重研究了贯彻落实华主席提出的三年内把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的任务，讨论明年召开计划生育工作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会议”。这篇报道还说：“陈慕华副总理在讲话中说，华主席在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新时期计划生育工作的任务，并深刻阐明了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意义，我们要认真领会，坚决贯彻落实。”1978年7月9日人民日报。
[7] 陈慕华在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彭佩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第154页。
[8] 《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彭佩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第472页。由于没有会议资料的直接证明，所以我怀疑这份资料的整理者是根据之后中央批转的《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报告》加上这句话的。就是说，有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况，即6月26-28日的会议虽然有了提出这一重大政策的氛围和语境，但并没有直接提出来，在之后撰写给中央的报告时才正式提出。历史究竟是什么，这都需要等待进一步的发现和研究。
[9] 值得提出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新一届的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告用了接近3个月的时间才写出来上报中央，中央又是过了一个多月才批发这份报告。这些在当时的中央机关工作中是不正常的，也许反映了提出者和中央两个层面在这一问题上存在一定的分歧或犹豫。
[10] 据天津市的一位代表在后来的发言中说，天津市“今年一月明文规定要给只生育一个孩子的父母以适当的奖励和生活上的照顾”。新华社记者：《控制人口的战略任务一定要完成》， 1979年7月1日《人民日报》。
[11] 《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陈慕华在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上的讲话》，彭佩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第302页。
[12] 人民日报社论：《必须高度重视计划生育工作》，1979年1月27日人民日报。
[13] 新华社：《进一步控制人口增长速度——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讨论争取明年把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的措施，研究了有利于计划生育的经济政策》，人民日报1979年1月27日。
[14]《情况反映》（第三期），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1979年4月7日。
[15]《王震致胡绩伟的信》，载《世纪之鹄——宋健文稿选集》，原子能出版社2002年。
[16] 人民日报1979年8月11日。
[17] 人民日报1979年7月6日。
[18] 《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彭佩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第484页。
[19] 《陈慕华在各省市自治区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上的讲话》，彭佩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第160页。
[20] 新华社：《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人民日报1980年2月3日。
[21] 《李先念关于人口和计划生育的论述》，彭佩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第140页。
[22] 《政府工作报告》，彭佩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39页。
[23] 《国务院总理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彭佩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40页。
[24] 1980年我国法制还极不健全。大约从50年代开始，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国基本上形成了以党的文件（当时又称之为“红头文件”，最高级别为中共中央文件）或者人民日报（一度还有过“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社论、文章为行为准则或依据的社会体制。从1978到1980年，虽然“一胎化”在全国各地已经广泛推行，但是，计划生育部门却没有得到一份中共中央签署的文件。所以，计划生育部门也一直在为此而努力。因为1980年相继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处于一线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连续数次进行了重大调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它是中共中央給自己党员和团员的号召和倡议，并不是许多人希望得到的在那个时代通常起到最高级别的法律作用的“红头文件”。出现这种情况，可能一方面反映了新的中央组成人员整体对待“一胎化”问题上与原来组成的老一辈领导人有所不同的认识和态度，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一胎化”的制定者和拥护者在争取最高层面全力支持的努力时所遇到的困难和挫折。而且，这种困难和所遇到的抵触在后继者转而寻求计划生育法时得以继续。这种努力和抵触共存的现象一直延续了20年，直到我国最高立法机关的人员构成发生极为偶然的变化，国家计划生育法采取迂回的方式即避开生育数量和不显示“一胎化”的内容之后，才得以产生。但是，由于思维定势的作用，1980年代的计划生育部门和各省市党委却是把《公开信》当作“中共中央文件”对待的。所以，从《公开信》产生开始的之后3－4年，全国的“一胎化”被推进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高度。如果沿着这一问题的方向继续分析和研究，我们还不难发现，1982年“现行生育政策”产生后10多年，不少的地方和单位仍然在“一胎化”生育政策上举步不前。大约到1992年前后，直到“女儿户”这一特殊涵义的提法被叫响之后，绝大多数省市才在形式上完成了由“一胎化”向现行生育政策的转变。
[25] “从广义上说，党和国家的一切行为和意向都是其一定政策的反映。但是，提倡和号召同根本性的或基本的政策是有区别的。无疑，丢掉和放弃党的提倡和号召，是不正确的。同样，将提倡、号召解释成主要的和唯一的政策，要求人人必须做到，也是错误的。鉴于以上原因，我们认为，‘一对夫妇只生一个’是我们党在现阶段的具体生育政策的内容之一，但不是唯一的政策，更不是‘一对夫妇只准生一个’。我们应该有一个大多数群众可以遵循的主政策，这个政策就是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不难理解，如同‘晚育’中本来就包含着延长生育间隔一样，‘少生’的内涵中也包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生育政策将是我国较长阶段内的基本生育政策，其内容相当丰富。仅仅因为‘延长生育间隔’和‘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在当前有其特定意义，需要将其特别提出，但绝不能以为现阶段特别提出加以强调的东西就是问题的全部。”《‹中国人口问题的“热点”›作者自序》，《中国人口问题的“热点”》，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8年，第5－6页。中共中央的“公开信”明明白白写给党团员的，而且，“提倡”和“必须”的区别又是如此的清楚和简单，但是，直到现在它仍然是我们立法的原则、计划生育部门和各级政府执法的依据。
[26] 新华社稿件《进一步控制人口增长速度》转述10天前结束的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要求，1979年1月27日人民日报。
[27] 《陈慕华在各省市自治区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上的讲话》，彭佩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第160页。
[28] 新华社：《提倡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1979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
[29] 陈慕华1980年2月2日在婚姻、家庭、计划生育新风尚座谈会上讲话。1980年2月3日人民日报。
[30] 国务院总理赵紫阳1981年11月30日在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彭佩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第43页。
[31] 国务院总理赵紫阳1982年11月30日在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同上。
[32] 陈慕华：《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1979年8月11日人民日报。
[33] 《李先念关于当前经济问题的报告》，彭佩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第15－16页。
5 “一胎化”的发明权究竟是谁？
“一胎化”的生育政策就是由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为了贯彻华国锋五届人大会议上的高指标而提出来的，或者更准确些说，是由分管计划生育工作副总理和时任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的陈慕华同志提出来的。但是，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一胎化”形成后，围绕这个政策究竟是由谁最先提出来的，先后还出现过这么几种说法：①群众的要求；②刘铮等人口研究人员提出来的；③宋健提出来的。我们需要分别澄清这个问题。
关于群众说。我国居民自愿实行计划生育至少可以追朔到上个世纪50年代，但是，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一些先进地区都没有激进到让老百姓“只生一个”。1962年11月，天津市曾提出“生两个孩子为合理，有条件的可以生三个”。同年12月，陕西省提出“最好两个，最多不超过三个”。1963年，上海市在市区提倡“少、稀、晚”。同年11月，云南省在《关于实行计划生育的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提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1964年1月，广东省在《关于提倡计划生育和晚婚的若干政策规定》中提出“晚、稀（两胎间隔3、4年）、少（一对夫妇生育2-3个孩子）”。
这里有两个容易模糊的问题需要分辨清楚。一是在人类生育史上，一个较大的人群里，由于自然或者有意识地发生只生育了一个孩子，是常有的现象。不能把这种自觉或不自觉发生的现象归结为就是群众要求只生育一个，即使是个别人或者相当多的人自觉自愿只生育一个，代表不了、也无权代表所有的人都自觉自愿地要求只生育一个。二是在1978年由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提出“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之前，政府所有的提法基本上都是号召、提倡，属于政府的意向性的意见，诱导群众去做，还没有1978年以后直道现在意义上的“计划生育政策”。如同现在讲国外的人口政策，和我们的人口生育政策不可同意而语。国外的人口政策中没有政府要求国内公民必须生育和必须生育几个孩子的含义，1978年以前的我国人口政策中也没有这样的含义。
根据1979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新华社的一份报道陈慕华副总理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全军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上的讲话稿转述陈慕华的话说：“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这是从今年以来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控制人口增长的好经验。”[1]这就排斥了群众说或者地方说的各种可能了。
关于刘铮说。以刘铮为代表的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理论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为我国人口学的复兴和发展做出过很大的贡献。从上个世纪初开始，我国就有人宣传人口知识，提倡节制生育。到4、50年代时期，已经有了一批以在国外学社会学、经济学为主的学者从事人口研究。但是，1952年我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人口学和社会学都作为资产阶级伪科学被取消了。1974年，我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第一次参加即将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联合国人口大会，会议代表团需要准备一份发言稿。因为涉及到人口学方面的知识，就找到搞人口统计学专业的刘铮等。刘铮原来是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的讲师。中国人民大学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度被解散，刘铮、邬沧萍、查瑞传等都被分配到北京经济学院（现在首都经贸大学的前身）。70年代初根据周总理的主张，我国又在群众中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继帮助人口代表团准备讲话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出于宣传和开展工作的需要，70年代中后期又经常请刘铮等同志给各种学习班讲解实行计划生育的道理。这样，北京经济学院把从事人口统计专业的几位教学人员集中在一起，成立了一个人口理论研究室。1977年恢复高考，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刘铮等同志随之回到中国人民大学，建立人口理论研究所。这是当时我国唯一的一所人口学研究机构。1979年以后全国各地一哄而起的人口研究机构，是联合国人口基金给予中国研究资助（即P01项目）后，根据资助项目的要求在高校和社会科学研究系统建立的，但大都没有形成过一支像人大人口所曾经有过的那么整齐的研究队伍。当时以人口统计学为主聚集了刘铮、邬沧萍、查瑞传、林富德、周清等许多研究能力很强的人才，曾经是我国人口学的重镇。在中国人口学会没有成立之前和刚刚成立的一些日子里，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常常也委托他们去作一些不好以行政机关直接出面的工作。所以，从7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初中期，刘铮在我国人口学界和计划生育系统具有其他人无法取代的作用。
但是，即使如此，刘铮也没有重要到可以直接提出一项国家重大政策的程度。1979年1月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上，陈慕华讲话说：“最近拟由国家计委、劳动总局、财政部、社会科学院、计划生育办公室、人口研究所，成立一个小组，研究人口政策，提出我国采取什么样的人口政策较好，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个建议。……对只生一个的要给予奖励……”。[2]陈慕华说的“人口研究所”，应该是指刘铮领导的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理论研究所，因为，当时全国仅只有这么一个人口研究所。陈慕华的这个动议并没有成为事实，我们始终也没有见到这个由国家计委等四个中央机关和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两个研究单位组成的研究小组的出现，所以也没有相应的研究成果的产生。这段讲话至少说明，截止讲话时，“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还没有经过刘铮等人口学家和研究机构的研究和论证。但是，这一政策不仅已经出现在党的文件和相关的会议上，为一项重大实际工作正在相全国推向全国行。
1978年6月，新一届的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会议提出“只生一个”的意向、10月26日中央69号文件转发这次会议精神时明确“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和1979年1月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要求全国大力贯彻“只生一个”的精神后，刘铮、邬沧萍、林富德三同志有一个题为《对我国人口增长的建议》的研究报告。社会上有不少的人以为，个报告就是我国“只生育一个孩子”的由来。其实是个误解。这个研究报告最早在是1979年4月份中央工作会议出现的。[3]不久前，我从20多年前的一堆资料里发现了1979年夏天自己手抄的这篇文章。文章首页上方位置注明“中央工作会议参考文件之六”，下面3行是“李副主席批示：同意印工作会议同志参阅。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再下面五行是“李副主席：这篇文章我觉得不错，是否可以印发给参加工作会议同志参阅，请批示。陈慕华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日”。从第2页开始是文章的正文，题目是《刘铮等同志提出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建议》。上述引文中的李副主席是指李先念，当时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笔者手上还有一份显然是刘铮去世后由其他作者再次发表的文章的复印件。这份不知道发表在什么刊物的文章前有一个引言，说“1979年4月新华社先在《国内情况动态》（应为《国内情况动态清样》——引者）全文刊登，供国家领导人参考。后又在该社《内参》上刊登，并在有关会议上作为内部资料印发。”那么，我手抄的中央工作会议参考文件，应该是在新华社给中央最高领导人的专报《国内情况动态清样》和《内参》之后了。
该文第一次公开发表是在刘铮主持的《人口研究》1980年第3期上，发表时的题目改为《对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五点建议》，文章前的编者按说“这个研究报告是1979年3月写成的”，文章末尾注明“1979年3月21日”。[4]那么，这一研究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前面转述的那份刊物的引言还说：“此文是在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1978年第一次全国人口理论科学讨论会后，根据国家领导人的号召，要研究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现实问题而写成的一份向国务院递交的研究报告。”可见，文章写于1978年12月-1979年3月，即1978年10月中央69号文件批发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告提出“最好一个最多两个”之后完成于“1979年3月21日”。[5]
有趣的是，刘铮曾经在笔者面前直接否认他是“一胎化”的始作俑者。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刘铮同志手术后经过几年的疗养，身体曾经一度恢复到可以间或参加一些活动的程度。90年代初期，在一次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专家委员会会议其间，刘铮同志对我说，他们于1980年在《人口研究》上公开发表这篇文章，就是要回答社会上那种说“一胎化”是由我提出来的传言。[6]细读文章，上面引的编者按语和文末注释，都是明白清楚地要告诉读者，文章完成于1979年3月，即中央批转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会议报告明确提出“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之后了。其次，文章题目改为“对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五点建议”，就是要强调说明作者的主张是“五点”，而不是一点。其中第4点说：“大力禁止三胎，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降低人口自然增长率，关键在于少育，降低妇女生育率。现在多胎率约有30%，控制住三胎就能使人口自然增长率有较大幅度下降。要大力提倡一胎，加大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幅度。”观点说得明明白白：提倡一胎，控制三胎，不反对二胎。这当然不能说是“一胎化”。
关于宋健说。宋健是搞数学的。宋健对于人口学界来说，是个异数。用数学方法研究经济和社会现象是上个世纪40年代以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大批科学技术人员涌入高等院校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给经济学和社会科学发展带来的一个新变化。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们的说法，第二次大战以后的社会科学的发展主要仰仗数学和统计方法带来的革新。[7]当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科学在国外取得很大进展的时候，我国正处在一个闭塞的状态，包括以控制论和系统工程专家为名的宋健在内，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那时都不知道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模拟人口模型和研究人口问题。1980年2月13日，宋健等以人口学专家的身份在媒体最初露面的顺序为宋健、田雪原、李广元、于景元，其中田雪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人员，其他3人是七机部第二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宋健是该院的副院长，李广元虽然是中国科技大学的毕业生，因为年轻，当时还是个技术员，于景元则是年龄稍大一些的工程师。1979年12月第二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认识后，到80年代中期去美国前的几年里，李广元和我有过一些交往。他给我不止一次地谈到过他们这些搞数学的人是如何走入人口学领域的。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我国开始有了国际学术交流。那时，中国已经有15年没有搞过人口普查。而且，其间还经过10多年无政府状态的“文化大革命”。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国究竟有多少人口？是国外十分感兴趣的问题。宋健1978年的一次欧洲的学术访问中，东道主向客人提出这一问题，并提供了不少用控制论和系统工程方法预测人口的资料。在此之前，他们这些搞火箭发射和轨道设计的工程技术人员都没有听说过用控制论和系统工程方法还可以搞人口预测。据李广元同志说，宋健回国后就把国外带回来的一摞人口预测的资料甩给了他。从此，李广元开始了跑国家统计局、公安部，和在计算机上测算中国人口的研究工作。[8]1978年11月初在北京召开第一届全国人口理论讨论会，[9]李广元看见北京火车站和换乘公交车的地方张贴的路标，一路找到国务院第一招待所，要求参加会议。[10]主办并主持会议的刘铮同志认为搞数学的要求参加人口学会议似乎有点牛头不对马嘴，所以仅同意听会，但并不属于会议正式代表，也不提供会议的论文和相关文件。笔者是这次讨论会的代表，曾经聆听了陈慕华副总理在会议上的讲话。这次会议显然是几个月前组成的新一届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委托召开的一次全国性的盛会，集中了全国高校、中央党校和各省市区委党校、中国社科学研究院、各省市区委和各大军区计划生育办公室等几个系统的研究或理论宣传的代表。除了刘铮外，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学家许涤新也是会议的负责人。宋健等未能成为会议正式代表，说明这时还未被计划生育部门和社会所认知。
笔者亲自目睹了李广元在1979年12月成都会议上，是如何征服包括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前身）在内的全体会议代表的。李广元是一位精力充沛、富有活力、热情和善于宣传鼓动的小伙子。在控制论介入之前，传统的人口预测都是依靠手工方法计算的。李广元宣传说他们使用计算机，只要将人口数据和相关参数代入编制的模型，一百年或者任何长时期的的预测结果不出1个小时就被电子计算机打印出来了。和以前传统的人口预测比较，运用控制论和系统工程方法的科学、准确、快捷和迅速，都是以往那些人口学家望尘莫及的。这次会议是我国搞控制论和系统工程专业的同志在人口学界的第一次亮相。除了七机部二院宋健他们以外，西安交大也有一部分从事计算机专业的同志在摸索人口预测。我检索了一下手头保存的那次会议提交的论文目录，系统工程方面有两篇文章，分别是西安交大王浣尘蒋正华王月娟邵福庆《用系统工程方法研究人口》和七机部二院宋健李广元《关于人口问题的定量研究》。从文章的题目不难看出，系统工程专业人员都是刚刚开始涉猎人口领域。不过，由于西安交大参加会议的王月娟老师温文尔雅，不似李广元活跃。另一方面，西安交大也不具有七机部直接隶属中央机关所具备的政治、地理条件。所以，远没有七机部二院那样在会上会下获得那么成功。虽然20多年了，我的脑海至今还能清晰地浮现出李广元在会议闭幕前的那次大会发言介绍用控制论和系统工程方法预测人口时，坐在大会主席台的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栗秀珍是如何用一种欣喜的表情倾听和关注。也就在那个时刻，我已经知道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将要和李广元他们连接一起。
1979年12月14日成都会议结束，2个月后，一项震撼世人的重大成果诞生。1980年2月14日，首都各大报纸刊发新华社记者的通稿《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进行研究 首次对我国未来一百年人口发展趋势作了多种测算》的稿件，以及此后为配合这篇重要稿件陆续发表的几篇署名文章，[11]其主题虽然也都是鼓吹“一胎化”，却都已经是“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被当作实际工作在全国推行一年之后。[12]所以，在当时还属于研究人员的宋健等人的东西充其量也只能是国家领导人提出政策的宣传和论证者。“我国学界主流是为国家领导人提供注释和论证的，所以，他们一般是不会先于国家领导人提出什么新观点的。”[13]至于那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小组由此而来的名噪和腾飞，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14]
6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洋跃进”的纠正
1978年发生的“洋跃进”进一步激化了因为体制上的原因本来就严重存在的一些经济社会问题。计划短缺十多年来的基本经济问题。基建所需钢材、木材、水泥等主要材料的供应基本是“三八式”：计划分配时满足需要的80%，订货时只能分到分配数的80%，交货时又只能拿到订货数的80%。建设周期从一五时期的5年延长到10年。据计算，建国以来基建投资6000亿元，其中有2000亿元未完成。 1978年又一再追加投资，在建大中型项目由1977年的1400多个增加到1700多个。1978年财政收入增加200亿元，其中150亿元加给了基本建设，不仅影响了解决生活欠账问题，而且加剧了投资效益的下降。1978年的“洋跃进”带来的缺口比以往更大。按当年国家财政能够提供的投资额计算，即使不再新增基建项目，要完成1978年的全民所有制在建项目（65000个，其中大中型项目1733个，总投资达3700多亿元），大约也要10年时间。
一系列的严重困难，可能加上在此之前还不在中央领导岗位的陈云独自具有的冷静观察和思考，1978年年底结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形成的新的党中央重新调整发展战略。1979年3、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经济计划并做出纠正“洋跃进”和调整国民经济的重大决定。会议严肃批评了前两年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和那种不顾中国国情，企图依靠外国贷款和单纯引进技术搞建设的思想，指出当时国民经济主要比例严重失调，确立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决定从1979年起用3年时间，认真搞好调整，不惜冒违约和接受处罚的风险关、停一批已经上马和准备引进的项目，同时进行改革、整顿、提高的工作。也正是这次经济调整让不少人思索传统的计划体制的弊端，并开始实行以扩权为内容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及重新认识市场问题。1979年11月，邓小平在接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副总裁吉布尼时说：“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由于朝向市场经济的改革和发展，我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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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华社：《提倡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1979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
[2] 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陈慕华在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上的讲话，彭佩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３０２页。
[3] 我在《20世纪末的中国人口总量和大陆妇女生育水平研究》一文中将其记述为“全国计划会议的参阅文件”，有误。应为中央工作会议。
[4] 刘铮邬沧萍林富德：《对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五点建议》，《人口研究》1980年第3期第1、5页。
[5] 刘铮同志去世后，由中国人口学会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编辑出版的《刘铮人口论文选》收入了这篇文章。在该文的题注里也说“本文于1979年3月写成”。《刘铮人口论文选》，中国人口出版社1994年，第54页。
[6] 我与刘铮同志没有过多的交往，可以回忆起的直接对面谈话仅四次，并且每次都极为简短。1979年9月初，笔者完成《对我国今后几十年人口发展战略的几点意见》后，计算了陈慕华在8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中所提出的“争取本世纪末做到人口自然增长率为零”和分两步走的实际结果，去北京拜访刘铮同志。大约是9月1日，好像是中国人民大学新开学的日子，在校园截住了匆忙中的刘铮。我先向他简短叙述了计算情况后，对他说，计算表明陈慕华副总理提出的本世纪末人口增长为零和分两步走的方案是不可能实现的。刘铮回答说：“那是政府争取实现的目标。能实现固然好，不能实现也无什么妨碍。”第二次是1982年2月7日或8日，在孙敬之教授邀请和召集的《中国省、市、区人口概论》丛书编写工作会议的开幕式那天。会议是在北京王府井大街的一个胡同内，从会议主持和特别邀请的领导及嘉宾位置上走下来的刘铮径直朝我走过来，边伸出右手边说：“关于我国人口发展战略，也许你是对的。”第三次是1987年，大约9、10月份之间。因为9月上旬王伟同志在翼城主持召开“全面贯彻计划生育政策研讨会”时，让秘书小朱通过卫生部协调、安排刘铮的检查、住院和手术的事宜，所以得知了他的病情。此后不久，利用一次出差的机会，去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中日友好医院看望了刚刚手术的刘铮。一个晴朗的下午，南京大学的马淑鸾正在病房陪他说话。最后一次就是本文述及的1990年8月初，在北京密云召开的专家委员会上。由于年龄和资历等许多方面的原因，我们不可能有深交。但是，刘铮同志对我国人口学的复苏和发展，曾经倾注了很大的精力。他至少算得上人口学界的领导，却既没有行政干部往往具有的霸气，也没有京城一些学人所沾染的专事钻营而不免又透析出来的那股媚态和俗气。虽然自己身处庙堂之外但却因为研究的问题和参加一些必要的活动所致，有时竟然可以直接地感觉到了在刘铮主持学术工作时对持有不同观点的人的一种尊重以及允许不同声音有所表达和给予非主流观点以应有的地位，即使这在我国特定的大环境中并起不了什么作用，即使所有这些都相当地些微甚至于也仅仅是出于一种点缀，但它多少总算是显示了我国学界尚存有的一丝清明和正气。从而也就赢得了我对他的敬重。
[7] 丹尼尔.贝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1982年。
[8] 20多年后，我看到同一件事情但与李广元叙述有所不同的另外一个版本。在哲夫《中国档案——高层决策写真》一书第八章“宋健走进中南海”中，有下面这样一段文字。“宋健在文章中写道：受激于马寅初先生的风范，面对令人忧虑的中国人口，我邀约于景元、李广元等，应用控制论的理论和方法接续研究人口控制问题，熟悉人口学历史，搜集中国人口资料和数据，建立数字模型和选择控制方案等工作，费时一年多。1978年我随杨嘉墀先生去芬兰参加国际自控联第七届大会，顺访荷兰，在屯得特大学遇到奥勒斯德教授，见他们也在用控制论方法研究人口问题。万里之外钟伯相遇，不胜欣喜。回国后，信心大增，研究工作迅速进展，有如破竹之势。”上述引文转引自互联网“天涯在线书库”。根据这一说法，一是宋健的研究可以直接推移到批判马寅初先生的那些年代，二是宋健先当然地知道控制论可以预测人口因而产生了研究人口和有了邀请于景元李广元一起研究人口的举动，然后才有出访的“万里之外钟伯相遇”。
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即宋健研究和搞预测的时间上限，最早起于1978年的下半年。在署名七机部第二研究院宋健于景元李广元于1980年1月31日发表在《世界经济调研》第5期（总第77期）上的文章《关于我国人口发展问题的定量研究报告》中说：“从1978年下半年至1979年，我们从自然科学的基本理论出发，应用控制论科学的方法，根据公安部有关同志提供的我国1975—1978年的人口抽样调查统计数据，对我国人口发展问题作了理论研究和数值分析，用电子计算机得到了我国20年、50年、100年的人口预报的各种数据。这是我国至今得到过的第一批较详细的和比较可靠的预报数据资料。”见《宋健科学论文选集》，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540页。
这段文字反映出这样几个事实。第一，1978年下半年他们才开始搞预测，从搜集数据和练习、摸索使用控制论方法预测人口到得出结果，按照同一篇文章后面说的“研究工作的主要理论和数据”最早于1979年3月份得出则大约半年时间，按照发表这篇论文的时间计算则前后不多于一年半的时间。第二，由于自1964年以来就没有进行过人口普查，国家统计局也没有系统的资料，其预测使用的只能是公安部提供的数据。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标志着我国有了正规的人口统计体系后，即使后来人们普遍认为人口普查和国家统计局的常规调查数据不准确，但是，无论政府部门或者研究单位，都继续使用这些有水分的数据，而不再使用公安部的数据。说明以公安部的数据为科学论证的依据，实在是有问题的。第三，1980年2月14日各大报纸和电台发表的新华社通稿《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进行研究 首次对我国未来一百年人口发展趋势作了多种测算》中的各种预测结果在1980年之前已经产生。如果所从引述的这几句话看，1978年下半年他们开始进入这个领域，1979年3月结果就已经产生了。第四，这里还说这项成果是自然科学工作者运用“自然科学的基本理论”所做的研究，“是我国至今得到过的第一批较详细的和比较可靠的预报数据”。13天之后的2月13日，新华社稿件又说这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进行研究 首次对我国未来一百年人口发展趋势作了多种测算”，两种说法自相矛盾。一位真正的科学家或严肃的学者，不需要以上四个条件，只要是有其中的一条存在的话，他都不会确定这个成果是成熟的和经得起科学推敲的，更不敢让天下百姓以身家性命为代价去实践。
[9] 1979年11月在成都再次召开同类的研讨会时，大会改为“第二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虽然这次会议的通知和一些会议文件仍然沿用前一年“全国人口理论讨论会”的提法。会议其间的一次饭桌上，张乐群老对我说，这样的更改是他的意见，因为“人口理论讨论会”的提法不准确。此后，历次会议都沿用成都会议的称谓叫“人口科学讨论会”。
[10] 用现在的网络词汇“路径依赖”讲述那段历史，可能更形象一些。年轻人都不会理解属于那时的一个特殊景观。计划经济下，区域之间的主要交通工具就是火车。而且，火车对于一般民众来说甚至于是唯一的交通工具。全国各地到北京参加会议的代表只能坐火车。那时也没有出租车，更不存在会议组织者去接站，下火车乘公交车到达会议地点也就只有确定的几个换乘场所。所以，会议组织者常常从火车站到各个公交转车的地方张贴路标。
[11] 宋健田雪原李广元于景元：《关于我国人口发展目标问题》，人民日报1980年3月7日；田雪原：《关于人口“老龄化”问题》，人民日报1980年3月18日。新华社记者的这篇关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进行研究”所报道的研究成果，以及前面的两篇署名文章，都应该是宋健和田雪原等正式进入人口学专业领域的标志性的文章。因为在此之前，无论所谓上述哪位“自然科学工作者”或者“社会科学工作者”，都没有再这样高级别的媒体发表过具有这样重大社会反响的并具有一定人口学专业水准的学术文章。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没有多长的时间，可以说在世界科学史上都至为罕见的所谓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合作研究”竟然分道扬镳了。同样不知什么原因，在此后20多年里，被当时称之为“自然科学工作者”或“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那几位科学界的领袖和“大哥大”，如同曾经相约似地一致都对那次辉煌的“合作研究”噤若寒蝉而绝不再提及。还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两大科学领域领衔的“科学工作者”在各自出版足以代表自己科学生涯和光辉成就的煌煌文集时，也都如同躲避瘟疫般小心翼翼地绕开了那些曾经给他们个人带来飞黄腾达并帮助把10多亿人民送进“一胎化”的不归之路的那次“合作”研究和成果。这次所谓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进行研究”，一方面由于给社会和个人带来的巨大影响，另一方面又因为与生俱来的神秘和许多的扑朔迷离，都决定了它必将成为我国科学史研究上的一块绝好材料。
[12] 如果我们阅读一下1980年2月上旬钱学森和许涤新分别给陈慕华的信，以及陈慕华于该月月底的回复，就不难确信这样一个事实，即1980年2月以前，宋健以及宋健的研究还没有进入陈慕华的视野。1980年2月8日，十分欣赏宋健的钱学森给陈慕华写信说：“陈慕华副总理：七机部二院副院长、我国自动化理论家宋健同志和其他几位同志把他们最近就我国人口所作预测和分析的结果寄我一份，并附信作了简要说明。我认为这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进入社会科学领域，和社会科学工作者一道，共同解决国民经济问题的一个良好开端，应该支持。知道您领导这方面的工作，所以把全部材料转呈给您，供您参考。此致革命敬礼！钱学森1980年1月8日”。许涤新致陈慕华副总理的信说：“慕华副总理：宋健等四同志的关于我国人口百年发展预测和分析是我国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研究的可喜成果，对于我国制定人口政策和国民经济远景规划，有一定参考价值。我同钱学森同志一样，很重视这一预测和分析，也主张把全部材料呈送给您，以便您在考虑人口政策时，作为参考。此致敬礼！许涤新1980年2月10日”。大约半个月之后，陈慕华复函说：“钱学森、许涤新同志：你们送来的我国未来一百年人口发展趋势的资料很好，对制订我国人口政策很有参考价值，我已特报政治局。请你们代向宋健等同志致谢。陈慕华1980年2月25日”。《宋健科学论文选集》，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546页。
[13] 梁中堂：《现行生育政策研究》，2005年自印本《人口学新作五篇》，《人口与市场分析》2006年第4期。
[14] 如果真正要理解宋健在“一胎化”政策形成中的作用，也许我还必须在这一节里再增加一段有关文字，特别记述“文化大革命”后人们普遍对科学技术近于迷信的狂热和崇拜。那时，刚刚召开过全国科技大会，邓小平承诺给知识分子当“后勤部长”。一方面社会对中小学教师、大学教授和任何学科的一位科研人员都十分景仰。另一方面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的国民都才开始从一种封闭的状态中走出来，即使学术界的许多高级知识分子也是第一次听到“控制论”、“系统工程”等词汇，都感觉神秘的不得了。突然间出现一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进行研究”，加上搞这个学科的人自己宣传说他们是“采用世界科学界公认的人口预测方法”，而他们的科学研究证明了中华民族又一次面临危难的关头和别无选择地必须走“一胎化”的道路。不用说普通老百姓，即使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领导们在听取其一阵演说后也大都会放弃独立思考而跟上他们走了。不要说处在那个大家都还不成熟的时代，即使现在没有揭露和公开批判的话，那些东西也仍然具有相当的迷惑性和极大的欺骗性。
7 现行生育政策——对“一胎化”的妥协和纠正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中国进入一个改革时代。所谓改革，是指国家的经济社会制度更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社会政策更符合客观实际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在此深山中”。由于中国的改革是由党领导的，党决定改革方案和改革方式方法以及改革时间，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层，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大多数都是长期在传统体制中负一定责任的领导，往往对传统体制的许多弊端并没有足够的认识，加上改革涉及利益的调整，党的高级干部中一直就存在着维护传统体制和反对改革的两种倾向。这种现象的存在不总是表现为派别的分歧，即不是所有问题上表现了改革和反对改革的誓不两立，而是在具体不同问题上表现的认识不一致。
1980年代，计划经济和全民所有制（国有经济）都被当作社会主义的基础，一点也不许改动。那时，市场经济体制也还没有被当作改革的方向。但是，由于许多地方农民的极度贫困，却成为先于改革的重要因素。1978年到1979年，内蒙古自治区的农牧民搞“口粮田”、安徽农民偷偷搞包产到户。但在国家农委召开的广东、湖南、四川、江苏、安徽、河北、吉林等七省三县座谈会上，包括国家农委主要领导和大部分地区的领导却都对生产责任制的改革持否定态度。1980年9月，中央召开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专门讨论农业生产责任制，大多数省市领导对包产到户持否定态度，其中福建、江苏、黑龙江等省市坚决反对，只有贵州、安徽、辽宁、内蒙古自治区少数几个地方的党委书记要求改革。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说，黑龙江是全国机械化水平最高的地区，包产到户对发展机械化有影响，是倒退；集体经济是阳关大道，不能后退。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针锋相对插话道：“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各省市区第一书记意见分歧很大，会议已经无法继续进行，中央也无法在全国推行适应我国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家庭承包责任制。1981年冬，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视察东北时，写信给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建议各地农业生产责任制采取群众自愿，让群众选择，选上啥就算啥，领导不要硬堵了。中央按照这个精神形成的1982年1号文件，才解决了农业生产责任制的问题。家庭联产承包的实行，迅速改变了在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所有制，推动了我国的农业改革。以生产责任制入手的农村改革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了新中国30多年未能解决的农民温饱问题，赢得了中国全面改革的主动权。[1]
在同期的人口生育政策问题上，当时的中央政府采取了与经济体制相同的改革策略。1980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发出以后，全国不分城乡地大力推行“一胎化”生育政策。显然是由于“一胎化”在农村带来的突出矛盾，中央试图解决这一政策问题。80年代初期，在一线主持工作的胡耀邦等书记处的领导同志，曾经批转和处理了许多来自农村基层有关计划生育工作中违法乱纪的信件。据笔者的统计，1981年到1982年10月不到2年的时间里，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至少召开了4次会议研究计划生育问题，分别形成了3份关于计划生育工作和政策的文件。
1981年9月初，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邀请省、市、自治区党委或政府分管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同志，分两次在北京举行了计划生育政策座谈会。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第122次会议，听取并讨论陈慕华关于计划生育工作的汇报，着重研究计划生育政策问题。会议认为，农村实行各种形式的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后，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面临着一些新的情况。会议提出，放宽农村计划生育政策，有两个方案可供选择。第一，提倡每对夫妇只生一胎，允许生两胎，杜绝三胎。第二，一般提倡每对夫妇只生一胎，第一胎生育女孩的农民如果有要求，可以批准生两胎。
鉴于计划生育座谈会对改变生育政策存在较大分歧和阻力，显然与已经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精神不符，所以，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建议中止会议。赵紫阳在9月12日写给胡耀邦的一个便条上说：“看了计划生育会议快报。为了这个问题全党有一个统一的正确认识，可否这次会议不作最后定案，由各省、市同志先回去在省委、市委传达讨论一次，然后再集中定案。如您同意，可批给慕华同志。”胡耀邦批示“同意紫阳同志意见，请慕华同志按此办理”。[2]
根据中央的要求，除了西藏、宁夏、新疆等三个民族自治区未报意见外，26个省、市、自治区党委上报了具体意见。同意第一方案的有山西、辽宁、浙江、河南、广西、云南等级6个省、自治区；同意第二方案的有北京、天津、内蒙、江苏、安徽、福建、山东、湖北、湖南、广东、四川、贵州、陕西、甘肃、青海等15个省、市、自治区和全军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河北、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西等5个省市则主张不改变《公开信》的政策口径。表明改变“一胎化”生育政策在当时的省市区一级党委和政府中，遭遇到相当大的阻力。
同年12月，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绝大多数书记都希望严格控制，没有人主张放宽。黑龙江杨易辰、江苏许家屯、国家计委宋平等提出，对（第二方案）可生育二胎的限额占50%定得太宽了，最多掌握在40%，低限以10%为好。天津胡启立提出，必须严格控制二胎。辽宁郭峰、湖北陈丕显、四川谭启龙则提出，不要规定二胎的比例，由各地内部掌握好。北京、上海、天津三市和人口密度大、过去计划生育工作做得好的省市感到中央建议的第二方案也放得太宽了，允许对生育二胎的规定有一个幅度，由他们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自己掌握。[3]
由于计划生育部门和大多数省市领导的反对和坚持，中央放弃了“提倡每对夫妇只生一胎，允许生两胎，杜绝三胎”的方案，在1982年中发[1982]11号文件中，以第二方案为核心，规定“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过批准者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要求生二胎的，经过审批可以有计划地安排。不论哪一种情况都不能生三胎。对于少数民族，也要提倡计划生育，在要求上，可适当放宽。”这段关于生育政策的文字表述，已经概括了后来被称之为现行生育政策的主要内容。其中农村“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要求生二胎的”实际是“第一胎生育女孩”的另外一种表述，这种写法是按照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意见，认为“写明了会进一步助长重男轻女思想”。[4]但是，中央文件做这样含蓄的表述，却给计划生育部门和各级党委、政府中坚持“一胎化”的人钻了空子。许多地方在此后很长时期内，拒绝普遍允许第一胎生育女孩的农民再生育第二胎，把生育二胎的数量限制在一个很小的比例上。全国的生育政策达到中央1982年11号文件规定的现行生育政策的要求上，大约走了10年的路程。[5]
1984年1月和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连续两次召开会议讨论计划生育工作和生育政策。这是计划生育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两次会议。会议特别强调指出，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是一个奋斗目标，我们要努力实现这个目标，但是我国的生育政策，一定要建立在合情合理、群众拥护、干部好做工作的基础上。党的政策不能脱离实际。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仍是一个历史阶段的政策，今后，随着我国经济、文化水平等方面的提高，还可以进一步加以完善。4月13日，根据这次会议形成的有名的中发〔1984〕7号文件按照中央书记处办公会议的提法第一次明确使用“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的表述方式。为了防止再次出现对“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要求生二胎的”产生误解，7号文件下达后，中央书记处又给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一个内部通知，再次强调：“我们关于计划生育的实质，就是要逐步做到，除城市、城市郊区外，在大部分农村地区，要逐步做到允许第一胎生女孩的再生第二胎。这一点，只在实际工作中掌握，不公开宣传，并要有一个缓和渐变的过程。从长远看，如果能切实做到杜绝多胎，则允许生二胎并没有多大危险。……因此，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仍是一个历史阶段的政策。今后，随着我国经济、文化水平等方面的提高，还可以进一步完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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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农村改革的资料主要取自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
[2] 根据笔者保存的一份胡耀邦和赵紫阳手写的复印件。
[3] 以上两段文字内容主要来源于中办发[1982]2号文件。
[4] 在中办发1982年2号文件转发的《关于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中，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对这段话是这样说的：“对于中央文件中是否要写明‘只有一个女孩的夫妇可以再生一个’，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写明号，否则基层干部不好掌握；多数人为，中央政策要直接和群众见面，写明了会进一步助长重男轻女思想。我们同意后一种意见。各地农村生二胎的比例，本着从严掌握的精神，由各地根据具体情况安排，指示中就不写生二胎的比例数了。”自后中央以及个个省市地方的法规都统一按照引述文件中最后一句话的要求，不明确说明生育了一个女儿的农民可以在安排生育第2胎。但是，现行生育政策中最为关键性的一条经过文字上的这么一种处理，似乎中央还在“一胎化”上打转转。
[5]除了个别地方外，现行生育政策在全国得到明确地贯彻执行是1988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18次会议以后的几年。1988年3月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上，不少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收到材料反映最近几年人口回升，并把责任归结到刚刚卸任的前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王伟同志的头上，说他改变了一胎化的生育政策。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听取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计划生育工作汇报提纲》。会议指出，必须统一思想，认真执行计划生育工作的现行政策。会议重申和明确现行政策的内容，特别突出和明确其中“农村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包括独女户，要求生二胎的，经过批准可以间隔几年以后生第二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18次会议讨论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汇报提纲》，彭佩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第475-476页。这次会议后，新的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开始督促各省市区按照现行生育政策颁布和实施地方的计划生育法规。截至1990年年中，全国仅只剩下6个省市区还没有制定地方法规。8月31日，国务院第117次总理办公会议议定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向其余6个还没有制定法规的省市区打招呼，尽快制定和颁布计划生育法规。同前书，第477页。大约到1992年，全国才完成了以现行生育政策为基础的计划生育地方法规。
[6] 1982年现行生育政策产生后，仍然遇到不少地方党委政府和计划生育部门的抵制。一些坚持“一胎化”的人在这一时期也作了许多的抗争和努力，企图把生育政策再拉回去。包括中央书记处1982年到1984年连续召开的几次书记处会议和7号文件、以及1986年12月1日到5日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1988年3月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18次会议，整个80年代的计划生育工作可以说主要地表现了“一胎化”顽强地对抗现行生育政策和中央及希望把计划生育政策放宽松一些的地方党委政府冲破“一胎化”政策的束缚争取以现行生育政策为依据制定地方法规的博弈。由于文件和执行中使用“群众确有困难的”提法，绝大多数地方实际取消了现行生育政策中的“女儿户”内容。没有“女儿户”的政策，实际就是向“一胎化”的复归。所以，在这一时期，中央关于计划生育工作的许多会议和指示都是针对“一胎化”的。已经担任国务委员但是并不分管计划生育工作的宋健同志参加了1986年12月初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和1988年3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18次会议。
8 结束语
“一胎化”产生于1978年。
1976年10月，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为尽快扭转经济政治的严重困难局面，提出“尽快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抓纲治国，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的治国纲领。在这样的形势下，1977年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提出到1980年之前，把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每年降一个千分点，提前一年实现国家“五五”计划。1978年2月，华国锋在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确认了这一目标。同年6月，陈慕华作为新一届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主持会议研究华国锋代表国务院提出的这一国民经济计划目标。“一对夫妇最好生育一个最多两个”最初是作为保障提前一年完成到1980年结束的“五五”计划目标被提出来的。中央批准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会议的报告后，在贯彻中央批准的会议报告精神的过程中，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和陈慕华在1979年1月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上，又进一步要求全国各地制定政策奖励只生一个的夫妇，对生育两个和两个以上给予限制，使得“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政府意向转变成为“一胎化”生育政策。
1978年，这是一个特殊的历史年代。
8．1 上个世纪70年代中后期，我国经济发展到“崩溃的边沿”。其主要原因是计划经济体制已经无法继续运行下去，10多年的“文化大革命”更进一步激化和加速了社会各种矛盾。鉴于各种因素，当时人们把问题的症结集中到两个方面，一是“四人帮”和“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二是说新中国以后老百姓生的孩子太多。[1]
8．2 共和国虽然已经30岁了，但仍然是一个我们国家和民族都还不成熟的年代，还是一个头脑特别容易发热的时代。虽然没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那样的想法了，但思维并不比从前提高和进步了多少。[2]党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峰在政府工作报告里相信四川省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在1971-1978年之间的7、8年里竟会由29‰下降到6.1‰，宋健在做20、50、100年预测的时候也会“假定老人和儿童按令（龄）死亡率今后平均每年下降千分之一”。[3]
8．3 那个时代还处在典型的计划经济时代。国民经济计划具有崇高无上的权威。甚至于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仍然相信“事在人为”——只要你想，就可以做到。[4]似乎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解决任何问题，客观事物都要受政府制订的政策的制约，政府决定一切。脱离实际的、过高的指标不断被制造出来，然后就得用超常的和脱离实际的办法去实现它。生活在城市里拥有优厚生活条件的人们，把老百姓生孩子理解为一种人生可有可无的游戏，以为妇女生育率可以无止境地一降再降。高指标压得没办法，只有采取“一胎化”。
8．4 那还是个拍脑袋的时代，国家许多事务要由“长官意志”决定。不只是长官拍脑袋，而且在那个体制那个时代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往往也变得没脑袋。引用恩格斯的话说科学是宗教的婢女或列宁讲的几何公理触犯了人们的利益也会被修改，可能都会显得言过其实。但是，科学家和理论家们的使命就是为政治作论证作注释却是那个体制的要求和那个时代的事实。1958年某地方放卫星说亩产超过万斤粮，科学家依照太阳投放到大地的热量计算说那是可能做得到的。应该说70年代与50年代有所不同了，但由于经过20多年社会上更多的人懂得了要相信科学而使得许多事物因为增添了科学的光环却更具有了欺骗性。[5]
8．5 那是一个只有公权而没有私权的时代，国家公权可以随意进入属于个人权利的领域。那时只要从逻辑推理上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或者仅仅以革命的名义，就可以要求国民做这做那，即使给国民带来极大的伤害或牺牲，也毫不影响政府堂而皇之地长久施行。[6]
生育和生殖是人从大自然的永恒演变中获取的一种本能，是与生俱来的。生育权是人的生命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的生命权的一种自然延续，是和人的生命权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属于人的一种自然权利。自然权利具有神圣的不可剥夺性。它不接受人的立法的约束，不能通过人的立法来调节。恩格斯说：“在现代国家中，法不仅必须适应于总的经济状况，不仅必须是它的表现，而且还必须是不因内在矛盾而自己推翻自己的内部和谐一致的表现。”[7]人为地破坏这种内部和谐，即使政府强制制定一个干预自然权利的法律，也无法使其贯彻执行。相反，不仅丧失法应有的严肃和权威，而且必然地导致社会不和谐。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国家法律制度如此健全，却压根没有一个我们意义上的生育政策和生育法的根本原因。[8]
“一胎化”生育政策的产生和实施属于典型的公权进入和侵犯私权。一个国家，如果政府连公民的生育都可以干预、规制和决定，那它就再也没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做的了。所以，牵走耕牛，扒去住房，拿走生活和生产资料，集体押送施行节育手术，在不具备条件的环境中实施节育术手术、成批量地实施节育术，以及即使身体生理不适合做但也被强制实施节育和人工流产，等等，不一而举的事情都曾大量地发生。这不仅属于“一胎化”生育政策的自然产物，而且是政府以政策和法律直接规制、干预和决定本来应该由国民个人决定的生育行为的必然结果。一个建立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的法治国家，只要政府的公权可以擅自进入公民的自然权利所应该决定的领域，就不可避免地和程度不同地出现上述与社会整体制度规范所不容许出现的社会现象。
90年代以来类似那些在80年代曾经频繁发生的现象似乎在减少，并不表明生育政策的合理和已经被国民接受。第一，长期以来，来百姓已经知道对于基层干部在计划生育方面的不当作法，政府部门一般地都会予以维护和包庇，只好采取忍耐的态度，冲突自然减少了许多。但矛盾并没有解决，民众的这种情绪也不宜累积过多。第二，由于计划生育政策不合理，超生现象的普遍与严重，已经达到整个国家长期以来得不到比较接近实际的人口数，也表现了国民对于生育政策的普遍不认可。连续2、30年的“一胎化”和现行生育政策的作用下，我国广大农村的基层组织形成了一套对抗和应付政府考核生育指标的人口统计体制和机制。[9]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通过调查和对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的分析中发现基层干部以瞒报漏报的方式对付不合理的计划生育政策后，我由衷地感到兴奋和高兴。[10]但是，在做研究时又因没有可以信赖的数据，又常常难按涌现心头的苦涩。第三，虽然说人口统计和普查都存在大量的漏报，也还是能说明人口政策对于人口控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如果按照“一胎化”和现行生育政策给与的生育水平计算，到2000年我国的总人口无论如何也不会超过11.0亿，但是，按照普查公报达到了12.6亿，至少多出了1.6亿。[11]
所以，像80年代那样违法乱纪的现象减少了，是由于基层干部在实践中发现这样的生育政策是无法认真的，所以不像那时那么认真执行政策和法律了。绝大多数违犯政策生育的人，也只需要交纳罚款就能够实现其生育的意愿。长期以来，我国计划生育领域中这一十分普遍的现象也都表明基层干部与群众在合力在抵制现行生育政策。主要发生在我国农村的违犯生育政策出生的人口说明，数亿农民在通过自己的生育行为表达了对“一胎化”和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抵制和抛弃。[12]
8．6 “一胎化”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由于宋健等人后来的飞升，许多国民以为“一胎化”首先是由他们研究提出和论证的。资料已经表明，1980年2月13日的所谓“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进行研究”，是对国民的一种欺骗。因为，同一个成果在13天以前发表时的署名仅仅是几位搞数学研究的人员，文章也明确地说这是“从自然科学的基本理论出发，应用控制论方法……对我国人口发展问题作了理论研究和数值分析……”。只有13天，新华社的稿件就变成了“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进行研究”了。
从时间上讲，“一胎化”生育政策的产生也与宋健的那个“百年预测”没有什么联系。一对夫妇只准许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最早可以推溯到1978年6月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会议以及9月份给中央的会议纪要，1979年1月召开的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要求各地对“只生育一个”给予表扬；“对于生第二胎和二胎以上的，应从经济上加以必要的限制”，标志着“一胎化”和现在意义上的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产生。因为在此之前，我们国家还没有强制性的生育政策。所以，当1980年2月宋健等人浮出水面时，“一胎化”的生育政策如同已经离开弓弦的箭、出膛的子弹，早已实行了。
即使退一万步讲，“一胎化”是经过宋健计算的，也不能叫科学。控制论和系统工程不过是提供了一种人口测算的方法，但不是一种如此测算就可以保证人们进入天堂过上幸福生活的必至法门。更何况，这些人还真缺乏一个科学家应该具备的严肃和真实的品格。[13]1979年2、3月份刘铮预测使用的是手摇计算器，7、8月份我在预测时使用微型计算器；宋健则使用当时的大型电子计算机。都只是学科和方法上的不同，并不能改变人口问题的本质。人口问题是一种社会问题，其增殖也罢减少也罢，都不是经过某种计算然后国民的生育行为就可以跟上走。用控制论和系统工程方法预测人口，是上个世纪40年代后期由美国的科学技术人员从为战争服务岗位转移到社会科学领域推动的。当宋健1978年惊喜地发现这一事实的时候，这一学科的预测方法已经相当成熟乐。但是，发达国家的人口问题也很多。欧洲国家的大多数政府就为人口老化和本民族的妇女不愿意生孩子而发愁。法国和德国的民族主义者也都忧心忡忡，因为这么低的生育率，用不了一个世纪他们的民族就要消亡。更多的经济学家、制造商、营销商、银行业和其他金融业的巨头们以及所有的希望增加收入的人都在抱怨由于新出生的婴儿太少，导致市场消费不足，生产不景气，经济低迷、增长速度缓慢。宋健怎么不去问一问他的老师们，搞控制论玩电子计算机半个多世纪，何以愚蠢到没有想起给他们的政府出主意强制老百姓必须生育3个、4个，甚至于更多的孩子？
8.7 “一胎化”也不是什么12亿人口目标的要求。第一，2000年把我国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的说法，最早见于1980年2月2日陈慕华在婚姻、家庭、计划生育新风尚座谈会上的讲话，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将其规范化提出则是9月7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的工作报告。而在此之前，已经产生了“一胎化”。第二，包括宋健在内的许多人用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预测，如果实行“一胎化”，2000年大陆总人口仅为10.6亿，如果确定12亿的目标，完全可以允许农民生育2个孩子。[14]第三，直到现在我们也没有发现提出12亿的结论是由什么样的研究论证得出的，与“一胎化”的生育政策究竟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善良的人呀，它其实也是一个拍脑袋的数字。第四，我国的实践和现实表明，2000年我们没有实现12亿，而是接近13亿，但是，13亿人口的国民生活和国家经济水平比以前都要好得多。社会经济现象是很复杂的，人类远远没有达到可以认识并且把它简单归结为数字学的程度。所以，不惜牺牲国民的现实幸福去追求实现将来某个数字的作法，无论这个数字来源于政府或者什么研究人员的所谓研究，其实都是极为荒谬的。
8.8 在中央和国务院的所有文件以及正规的场合都没有“一胎化”的提法，也许反映了中央高层意识到在一个国家推行“一胎化”生育政策的非理性。
8．9 1978年标志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所以，处于转折时期的社会经济问题会层出不穷，各种社会和文化现象也会绚丽多彩。同时，那些推动改革和历史发展的政治家和各个领域的优秀分子在这个时期所进行的伟大创造曾给历史增添了无限的光彩。同时，比起那些精英们的才气和抱负、机遇和挑战，辉煌和遗憾，遗留和未竟的事业可能要更多。特别是历史常常像一个不成熟的孩子一样作弄人，当那些推动历史发展的领袖们准备着手解决那些本来并不算很困难的问题时却遇到了相同营垒的强力反对，竟令多少英雄人物扼腕长叹和悔恨终生！[15]
8．10 “现行生育政策”是当时中央为纠正“一胎化”征求地方党委意见时提供的必须二选其一的两个方案之一，并且是由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和各个省市自治区党委选择相对严格、偏紧的一种方案。从现行生育政策形成的过程可以感受到，中央推出这一政策属于不得已而为之，是对已经实行的“一胎化”生育政策的一定程度的妥协和校正，是一个历史阶段的政策。但是，到了我们这一代，那个产生于特殊背景下的“历史阶段的政策”却被固定下来，变成一种不敢触动的东西。并且，更有甚者，还似乎成了一些人需要千方百计予以捍卫和守候的传家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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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当时经济困难的原因当然是计划经济体制的结果，否则，无法既说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都由于经济困乏和短缺相继走上改革之路，也不能解释我国已经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为何仍要实行由计划体制转向市场经济的改革。这方面的人士可以参考我的“卫生体制改革与市场经济”系列文章中《市场经济是一种不可抗拒的生产方式》、《实行市场经济不过江河奔大海》等。
[2] 也许把人们对科学的认识和宗教的态度做一些比较是恰当的，因为，毫无疑问，宗教在人类历史的某一个阶段上，社会也曾普遍地是把其当作科学顶礼膜拜的。完全的无知并不会产生宗教。分析宗教迷信和宗教的狂热，恰恰都是建立在民众对于宗教教义和教条的某种一知半解的认识基础之上。回顾中国国民在上个世纪50年代和1980年前后对科学的认识的区别，就在于50年代国民普遍地还处于一种相对无知的状态，所以出现亩产万斤以上稻谷、番茄嫁接在马铃薯上等现在看来十分荒唐的事情。有一个真实的故事。1958年夏天的一个下午，聂荣臻带着于光远去中南海给毛主席汇报科学大跃进的情况。在中央主管和联系科学工作的于光远向毛主席讲述了山东省委上报的科学成果，把幼小的苹果摘下来插在南瓜上共同生长并都“长得特别大”。《于光远自述》，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112-113页。经过新中国国民2、30年的文化普及和教育，到1980年已经没有于光远叙述的那一类事情了，可对于科学文化的一知半解的了解，恰恰成就了这个阶段上国民对于许多科学新名词新概念的迷信和崇拜。
[3] 宋健于景元李广元：《关于我国人口发展问题的定量研究报告》，《世界经济调研》1980年1月31日第5期（总第77期）；《宋健科学论文选集》，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541页。
[4] 田雪原，中国社会科学院1979年《未定稿》。
[5] 关于科学研究和社会经济体制的关系，可以看我在个人网站或搜狐博客上的另外一篇文章《当科学研究作为一种职业不再神圣的时候》。
[6] 一个文明的社会，稳定的社会，一个和谐和可以持续发展的社会，必定是一个法制健全和国民可以安居乐业的社会。这个社会必须设置一条底线，这就是每个人都应拥有的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或未来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社会正义否认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外一些人的利益，既不承认许多人享受的较大利益能够补偿强加于另一些人的牺牲，也不支持以未来的名义而强制和侵犯另一部分人的现在的权益。为了维护社会正义，国家必须划分严格而清晰的界线，厘清国家公权和公民私权各自不同的领域，时刻警惕公权侵犯私权，坚决不能让公权跨越属于公民个人私权的领域。
[7]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488页。着重号是原文就有的。
[8] 现代国家法既是适应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产生的，又是她的保障。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不仅限于可以不断地为社会创造出可供人享受的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而且更重要地体现在给人们提供了更多更方便的自主选择的机会。一个人只要自己不愿意，即使上帝也无权送他进天堂。如果社会发明了一个好的东西政府就制定法律强制人们必须接受它，那么，首先那些具有发明创造才干的人就该下地狱！
我国计划生育法的产生除了上面我所指出的立法机构的人员构成方面的偶然性以外，也典型地表现了中国式的聪明和狡黠。节制生育是一种符合人性的生活方式。即使如此，人们是否选择、何时选择以及如何选择，那都完全属于每一个现代人自己的事情。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政府的政府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也仅仅限于似是而非地或明或暗地意向和提倡，那些明确支持节制生育的国家的政府也主要从事一些宣传和倡导，个别旗帜鲜明的国家最多也是依靠半官方的组织为那些自愿选择节育行为的公民提供一些方便和服务。但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国政府的计划生育部门一下子把自己的主要工作职能定位在管理所有的国民一生都别无选择地必须实行节制生育的生活方式和要求每一个国民只许可生育一个或者两个孩子。这必然地就把计划生育管理系统置身于一种始终被动和艰难的工作状态中。为了摆脱和扭转被动的工作局面，计划生育部门除了寻求“红头文件”的支持和要求“各级党委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以外，还希望这一工作具有充分的法律地位。也许，还有包括当时的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的国民通过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而来的法制观念的觉醒的因素在内，总之，从1980年前后伴随我国法制建设的发展与完善，计划生育部门也一直在努力寻求得到一个国家生育法。但是，由于在生育领域立法明显地破坏了渊源于罗马法以来的现代国家法所要求的“内部和谐一致”性原则，计划生育法一直受到立法部门的本能的抵制。在长达20多年的交涉过程中，可能是因为立法部门法理知识方面的脆弱，立法的分歧和障碍似乎集中在允许国民生育的数量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计划生育法》最终采取回避直接规定和授权地方制定法规的方式，获得了通过。但是，法理上的矛盾不过是实践的重大冲突的反映。它是不能通过这一类的聪明和智慧得以消除的。节制生育是一种符合人性的生活方式，可以促进愈来愈多的家庭生活幸福。只是有一条原则必须遵循，即它是每一个公民的自愿选择，不能由政府强制必须实行。在现代国家法的体系中放置一个对国民生育问题规制的法极大地破坏了法的内部和谐一致性。我国国家生育法中固然没有具体规定国民生育的数量，但地方法规中的具体规定照样破坏了法的体系的内部和谐和给仍旧给实践带来普遍的冲突，计划生育部门也没有因此减少与群众对立的程度或者由此改变了工作的难度。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愈益深入广泛地走向世界，更多地引入和通过与市场规则相适应的法律法规，以及不可逆转的改革使得我们距离市场经济制度愈是接近，国家计划生育法与整个法的体系就愈是显得不和谐。所以，从现代国家法的体系中把生育法剔除出去以保持“自己的内部和谐一致”，是它被通过的那天起就已经注定了的事情。
[9] 关于我国人口瞒报漏报问题的根源，请见我在《20世纪末我国大陆人口总量和妇女生育率水平研究》一文中对我国人口统计体制、人口统计机制概念的提出和阐述。《生产力研究》2003年第5期，2003年自印本《我国生育政策研究》。
[10] 我曾经记述了当时的这一状况：“从1985年开始，由于从第三次人口普查为开端的人口统计和人口调查数据相继增多，使我真正了解了人口规律的客观性和铁一般的事实。此前几年，虽然不少的地区花费了很大的精力，但任何地方都没有实现持‘一胎化’观点的同志所希望出现的局面，80年代初曾经让某些人兴奋了一阵子的计划生育统计数字，都是基层干部用以对付我们官僚主义工作方法的结果。毫无疑问，农村妇女们以其偶然性的生育显示了我们现阶段人口过程的必然性。农民群众以其纯朴的行动再次教育了我，并引导我深入实际，接受实践的教育，向实践学习。人口学界的同志可以感觉出来，我在这一个时期的文章不仅和农村生活贴得很近，而且从情绪上来说都不那么急躁了。”拙著《生育高峰期的探索》，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4年，第2页。1987年12月10日，我在致徐雪寒先生的信中说：“这是我们农民和同情农民的基层干部对付强迫命令和官僚主义的绝好办法，也是只有我国一定时期内才会出现的特有现象。”载拙著《中国人口问题的“热点”》，中国经济社会出版社1988年，第317页。
[11] 历史和实践当然要比这几个数字丰富多采。上个世纪不少的地方是以政策和指标双重标准从严管理的，所以，实际上的“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出生的人数要比“政策生育率”预测的总人口和2000年年底的总人口之间的差额要大得多。还有，您也别以为我国农村妇女为了“多”生育这1、2亿的人口有那么的容易。对于每个超生的孩子，我们的基层干部和计划生育干部实际都曾经做了大量的、艰苦的，甚至于艰难的工作。一般来说，一个农村妇女在没有指标或者违反政策怀孕后，都会有干部上门去做工作，苦口婆心地动员其流产。许多情况下都是经过五次三番的“说服”、教育之后，才会跟上干部去做流产。在这1、2亿左右的超过政策许可范围出生的孩子中，有不少都是经过几次流产后，实在不知是什么原因和在什么情况下才出生的。这是1亿多2亿不服从管理和违反政策出生的人口啊！恩格斯说：“被断定为必然的东西，是由纯粹的偶然性构成的，而所谓偶然的东西，是一种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40页。必然是通过偶然为其开辟道路的。这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可它也是经过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充分肯定了的原理。除非您根本就没有听说过，或者虽然听说了但是并不相信这个道理，仍然要认为那是属于老百姓盲目生育的，是本来可以不生的。但是，我相信它。所以，从上个世纪70年末以来超过政策许可出生的2亿左右和政策许可出生的2亿左右人口一样，都是客观规律作用的结果，都是天经地义般地合理，只是我们的政策不合理。
2亿左右的人口超过政策的允许而出生，您说说看，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是很大很大，还是很小很小，或者是得不偿失？如果说作用很大，还多出生了2亿。如果没有它，即使说中国的妇女生育率强，她还能多生育到哪里去？20多年来一直有个说法，即管理这么严，还生育这么多，如果没有政策限制，更将放任自流。事实是这样吗？上个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的大约10年里，基本上还没有形成后来的这种强制，我国妇女生育水平由接近6个降低到不足3个。如果根据国家计划生育委员的资料，1980年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2.24，现在是1.8。也就是说，实行“一胎化”和现行生育政策以来的近30年里，下降了0.5。这就是我们长期以来把各级党委政府都拉扯上不计物质和精力的投入奋斗的结果？我怎么就看见一个人拿着长矛在向风车作战？
有一种观点，似乎说我们是发展中国家，需要强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的数据却证明了相反的道理。1979年，中国的妇女总和生育率2.8,印度的克拉拉邦3.0,泰米尔纳都邦3.5。到1991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下降到2.0, 克拉拉邦1.8, 泰米尔纳都邦2.2。90年代中期，中国的生育率1.9, 克拉拉邦1.7。印度的这两个邦都是在“没有任何政府强制的情况下取得的”。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21、220页。虽然阿马蒂亚·森是用印度的两个邦和一个大国比较，但是，第一，克拉拉邦可不是一个小省份，这是一个有2900万人口的大邦。第二，一个省作为一个国家的一部分，其生育率可以自发地迅速下降，更足以证明不要国家的强制也做得到。
[12] 自从实行“一胎化”和现行生育政策以来，我们国家每年平均生育2000万左右，其中超过1000万的孩子属于违犯国家政策和法律出生的。这样的政策还配叫政策，这样的法律还可以继续称其为法律！同样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出生的人口，却人为地划分为合法和违法，在这些应该出生的人出生之前设置障碍阻挡其出生，出生之后又连续许多年给予经济处罚。中央提出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小康生活水平和建设和谐社会，这些做法却都是与党的要求相违背的。
[13] 宋健以及他们那个“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研究”的许多文章观点并不是他们计算结果应该得出的结论，比如关于“一胎化”和人口老化的关系、和12亿人口目标的关系，都属于指鹿为马式的宣传和论述。他们这样做显然是故意误导和欺骗。比如1980年2月13日轰动世人的新华社记者的报道、3月7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宋健田雪原等四人的《关于我国人口发展目标问题》和3月18日田雪原《关于人口“老龄化”问题》等文章中回答“一胎化”的结果会不会出现人口老化、被抚养人口增多等问题时说：“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另作探讨。不过预测结果告诉我们：就是真的完全实现第五种方案（一胎化），在本世纪内我们不可能碰到这些问题，在21世纪头20年的时间里，这个问题也不严重。”
我曾经将其视为学风不正的问题予以批驳：“我这里主要是说学风问题，而不是说研究水平问题、研究方法问题。这些总会有差异，无可非议。但学风却不是这样。过去我们学术界在给国家汇报自己的研究成果的时候，存在一种不讲实话，投其所好，有意隐瞒的现象。比如，1980年春天有一个所谓社会科学工作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合作的研究成果，这些同志在公布自己的成果时，仅仅公布2027年之前的一些有关人口老化的数据。我们知道，老化指数是用65和65岁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来表示的。2027年前的人口老化状况反映了1963年之前出生的并在各年中存活人口的比例。但我国人口群猛烈增长并不是1962年之前，而是从1962年起到70年代后期。这10多年里，每年出生人口平均2500万。这样，测算了100年的人口发展，而只公布老化最严重之前的状况，就等于对领导人说该种方案有利无弊，给人以假象。比如，我们在对人口老化同生育水平的关系问题的分析时，总是用2000年前的老化和劳动力资源状况搪塞，从而说明现行生育政策的正确性。这对于没有人口学素养的人来说是有情可原的。但对人口学研究人员来讲，是不可饶恕的。因为研究老化和人口生育状况的关系就是为了揭示已经老化的人口生育年龄时所取的生育水平。所以，你不能用现在的老化程度来说明现在的生育政策。因为‘2000年前的老化并不严重’，正是50年代到70年代近30年高出生率的结果，现在要讨论2000年前的生育政策，就需要考察、分析2000年前生育的一代人到他停止生育达到老年年龄时的社会状况。所以，用2000年前老化状况证明2000年前生育政策的人口学家，是采取了一种极不严肃的论证方法。”《有关学风的两个问题》，拙著《中国人口问题的“热点”》，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8年，第168-169页。
宋健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1964—197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共出生了约3.5亿个孩子……‘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其他问题，都可以在几年内解决，惟独这‘敞开生育’留下的3.5亿孩子的问题需要几代人（50-70年）的努力，才能解决。”宋健等《关于我国人口发展问题的定量研究报告》，《世界经济调研》第5期，1980年1月31日。说明宋健也懂得人口问题形成后，不是一下子可以解决的道理。但是，他们只是宣传实行30-40年的“一胎化”老化都不严重，却有意隐瞒中国进入连发达国家也不会有的老龄化程度时的计算结果。这不是误导和欺骗，又能是什么？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读我于1980年3－5月写就的刊载在拙著《论我国人口发展战略》（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中批判、反驳与揭露其不道德伎俩的几篇文章《也谈我国人口发展目标》（1980年3月）、《论人口目标对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影响》（1980年4月）、《关于我国人口老化的几个问题》（1980年5月），《中国人口问题的“热点”》（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8年）中的《关于我国人口发展战略及其有关问题》（1987年11月）、《对宋健于景元人口测算的述评》（1987年11月）和《我们的分歧所在：<中国人口问题的“热点”>作者自序》（1988年2月）等文章。或者，请读我的个人网站上有关学风栏目中摘录的几篇文章。
[14] 我曾经在1985年10月21日全国第四次人口科学讨论会的大会发言中讲过：“几年来，我们在要争取的目标和制定指标的关系问题上，犯了一个方向性的错误。从1980年以来，我们就提出了12亿的人口战略目标。这本来是平均每个妇女生二个孩子就可以达到的，但我们却提出了一个只准生一个的政策。只准生一个是10.5亿，这不成了要向12亿的目标迈进，却让10亿人口沿着通往10.5亿的道路上奔跑吗？因为只准生一个是人类历史上任何较小的民族，包括逐渐灭亡和被淘汰的民族都没有过的生育水平，所以拿出来让我们这个10亿人口和众多民族的国家来实践，就成了根本无法实现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这几年是在把10亿人口赶到一条根本没有希望走到尽头的胡同里，或者说是在领导10亿人去打一场注定打不赢的战争。”《论改变生育政策》，拙著《中国人口问题的“热点”》，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8年，第164页。
[15] “一胎化”提出后也得到了中央的认可，甚至于后来把计划生育提到“基本国策”的高度，但它与党务和经济工作比较，却一直属于部门性的工作。这可能是“洋跃进”之类的问题能够及时地得到纠正，而试图改变同一背景下产生的“一胎化”的领袖们在遇到了反对和抵制后就即刻妥协而作罢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