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sel的Blog

前次提到，计划生育并不是西方国家从人权角度“诟病”中国的要点：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者曾经说，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制定者应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美国的人权基金会，包括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一直和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合作，大力推进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计划生育带来的后果远不止“人道”问题）。我上次说，举出这些例子，并不是要证明“阴谋论”，而是想表明，那些为计划生育辩护的人士手里的“民族牌”、“人权牌”、“悲情牌”，其实都是些烂牌。

不过，不讲阴谋论，并不等于阴谋不存在。可能有人留意到，易富贤这两天刚写了一篇“美国控制发展中国家人口计划曝光”，提到这样一份文件：

《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 200 号：世界人口增长对美国的安全及海外利益的意涵》(1974 National Security Study Memorandum 200: Implications of Worldwide Population Growth for U.S. Security and Overseas Interests)，简称《NSSM-200》

这份文件的内容让人看了瞠目结舌，虽然我早知道《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描述的同样涉及人口的那次会议——因为会议还只是务虚，而美国政府的文件可是务实。这份文件内容确实严重，所以不得不考证一下它到底是否真实，是不是urban legend。连wiki上面介绍这份文件条目的讨论版上，也有人问，对这份文件能不能找到政府方面的来源（http://en.wikipedia.org/wiki/Talk:National_Security_Study_Memorandum_200）

看来懒人到处都有。这个事情举手之劳就可以证明：确实有这样一份文件。
http://www.google.com/search?q=%22NSSM-200%22+site%3A.gov

虽然我没有去找如population-security.org上面登载的全文，但是上面Google搜到的美国政府网站上面提到的一些内容，已经足够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美国这些人权基金会这样热衷推进中国的计划生育。我们本意是回避阴谋论，但是却一不小心忽略掉了出乎意料的事实。

当然，这份文件并不意味着中国70年代开始的计划生育宣传和80年代开始的强制一胎化政策是美国政策影响的结果。但是，这份文件倒不得不让人深思，近几年计划生育的弊病这么明显，而计生委的口风不变，到底有哪些因素在起作用；也能说明，中国目前结束计划生育政策的难度，很可能要远远超过原来的预料。

欢迎留言，但没时间讨论。

前面已经屡次提到，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严重后果包括新生人口性别比严重畸形、老龄化严重、劳动年龄人口和总人口行将迅速减少。这些结论必然需要拿数字说话。所以我又计算了一下，结果如下图。

计算过程：

（1）由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得到出生于历年的人口数。
2001-2007年出生的人口数，按历年抽样调查的新出生人口除以抽样比。

（2）由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得到出生于历年的女性人口数。其后每年新生女婴数目，由当年新生人口数和新生人口性别比求出。2001年到2020年性别比取120：100；2021年后乐观地取110：100（也就是台湾现在的情况）。

（3）2007年以后每年出生的人口数，由出生于25年前的女性人数、乘以95%、再乘以总和生育率得到。即，假定每个人出生时其母亲为25周岁，或者说每位女性在25周岁时出生x个婴儿，x为总和生育率。

这个95%，是考虑到5%的女婴不会活到生育年龄。考虑到中国更替水平的总和生育率在2.3、新生儿性别比达120：100，这个5%已经大大低估了。

（4）历年总人口数，由0岁到75周岁人口累加得到（现在中国人的平均期望寿命并不到75周岁）。由于历年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存在数据矛盾，无法得到按年龄分布的死亡率，所以只好这样处理。——这样的结果是，由于忽略了高龄人口（70+）死亡率较高，所以近几年的总人口数量会稍低于实际人口（差上几千万）。但是从10年之后，这种误差很小。

（5）历年劳动年龄人口自然就是15岁到60岁人口的累加。

可以看到，上面（3）、（4）、（5）条采用了一些简化。如果进行更细致的计算，需要考虑妇女生育年龄的分布，以及分年龄分性别的死亡率。这些数字很难取得。最重要的是，这些简化不会带来影响结论的误差。而且这些结果和易富贤等人的计算并没有明显差别，或者说，其定性结论当然是证明反计人士的结论的。图表的结论以前屡次提过，所以对这些图标就不像paper一样再去费篇幅解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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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系列拖得太长了。中间一段时间战场在读书论坛吵架的时间多，反而在这里写的时间少。所以就拿读书论坛发的一个总结帖子，草草收兵。

1.生育率是指平均每名妇女一生生育的子女数。总和生育率是指一段时间全部育龄妇女平均每人生育的子女数。

“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是一个临界值，只有达到这个临界值，所有妇女才能生出足够的女儿，来保障这个社会的人口延续下去。

理论上，生育率高于更替水平，则人口会无限增加下去；低于更替水平，则会一直减少、最后消失。

2.发达国家的更替水平生育率是2.1（不是2，因为正常情况下，新生儿的男孩数目是女孩的1.02到1.07倍，而且一部分女子会在生育之前死去）。中国的更替水平生育率一直在2.3以上。

3.1970年代开始提倡（而非强制）计划生育，到1980年，总和生育率降低到2.24。八十年代的总和生育率在2-3之间。到了1990年代，由于计划生育和经济迅速发展，总和生育率已经明显低于2。1991年为1.65，1995年已经低于1.5，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已经降到1.22。

4.2006年调查的生育意愿只有1.73，城乡、中西部相差不大。考虑到15%的人口不育，意味着目前即使放开生育政策，生育率也不会明显高于这个数字。

5.强制计划生育后，新生人口性别比畸形。1980年代就已经暴露出来，但是被认为“女婴瞒报”。随后愈演愈烈，到近年新生人口性别比已经达到120：100，意味着到他们成年后，有3000万以上的人无法娶妻。

6.过低的生育率会导致老龄化严重。中国的60岁以上人口将在2040年前后达到、并保持在30%以上。

7. 过低的生育率会导致劳力人口的数量和比例大大降低。

8.中国人口总数将在2020年前后（误差不超过正负3年）达到高峰，不高于14亿，然后开始下降。即使放开生育政策，考虑到降低的生育意愿，总人口将在2050年下降到10亿，2100年下降到5亿以下。

9. “一胎化”和强制计划生育是1980年“创造奇迹的年代” （借用方舟子语）由领导人草率提出、专家逢迎、没有经过充分论证的的政策。

10.强制计划生育的理论基础，宋健1980年提出的“人口控制论”，和2004年“国家人口发展战略”提出的目标屡屡落空，性别比、劳力人口、老龄化三大问题的严重程度远远超过他们的估计，而人口总数、总和生育率明显低于他们的预计。

11. 计生委出于部门利益，连续多年宣称从1991年以来的生育率一直是1.8，无视人口统计的结果、甚至修改统计数据。

12. 人口统计中人口漏报的比例很低。2000年低生育率的事实，屡次得到后来调查统计的证实，也符合小学数目大大减少、小学生人数大大减少的事实。

13. “适度人口”不存在准确的数值，很多时候是价值判断。中国人口高峰不过14亿，不存在中国土地养不起中国人的问题。相反，劳力缺乏倒会引起老无所养、财富创造不足。

14. 全球的环境和资源压力，不能靠减少中国人口来解决。中国每年新生人口只占全世界的10%。

15. 为了民族未来，计划生育应该立即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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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批评一下金仕并同学的一个论点。他说“人口控制论”的一个效果是，“加快了个人主义思想的传播”，使得更多的人“把精力用于个人的自我实现、而不是传宗接代”。——这种说法是避重就轻。实际上，“人口控制论，包括“人口爆炸论”的恐吓，带来的最大后果是中国人把人看作负数，认为别人生了一个孩子都是自己利益的损失，别人死于非命则是自己利益的增加。尤其是把儿童都看作是一帮未来抢饭碗的。一个例证就是2001年江西芳林村小学发生爆炸炸死数十名学生之后当地干部的名言，“就当是进行了一次计划生育！”

其他不用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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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还得多说一句，“人口控制论”伴随的另一个影响，就是各种“优生学”（生物意义的、社会意义的）大行其道，很多计划生育的支持者，都歧视农村人口，甚至把中国人看作一旦不加限制就会狂生的生育机器。俺不是一个乱讲政治正确的人，这些观点懒得去分析。

《新语丝》XYS20090514一期登了“和平”网友的“这样的政策不人道”，坦陈一胎化生育政策给家庭和个人带来的痛苦。在多年的强势宣传之下，“只生一个好”的观念在知识阶层中已经根深蒂固，而“和平”网友这样的独立思考非常值得钦佩。其实，有识之士早已指出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弊病。比如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穆光宗教授2006年总结说，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注1）。另外，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最近提到，“有儿有女并不是一个落后的理想，而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愿望，或者说是一个比较美好的愿望。”（注2）

不过，“和平”网友的感性认识没有切中中国人口问题的要害。由于“计划生育”带来的问题日益严重、明显，中国的人口问题已不再是讨论的禁区；但是多年宣传的结果，使得人们至今依然以为中国人口的危机在于数量失控，以为只要数量早日降下来就是好事。“和平”网友提出的几点担忧，与其说是质疑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倒不如说是要强化这种政策。这种担忧不但与“和平”网友的本意相矛盾，更重要的是不符合人口形势的现实，因此有必要说明一下。

首先，“和平”网友问到，“现有计划生育政策真能绝对控制人口数量吗？”回答是，中国人口数量并不存在失控的问题。

人口数量能否控制住（免于无限制的增长），最关键的数字就是“总和生育率”是不是高于更替水平。所谓“总和生育率”指的是特定时间平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生育的孩子数。而“更替生育水平的生育率”，是指“同一批妇女生育女儿的数量恰好能替代她们本身”的生育率。在中国，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大致是2.3（注3）。

从1992年到现在，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一直低于上述更替水平（官方的计生委承认这个说法），所以，“现有计划生育政策”当然能控制住人口数量。这里存在的争议在于“总和生育率”到底有多少。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时候，总和生育率低到1.22，计生委认为存在严重漏报，把数字修改为1.8。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表明当年的生育率为1.33；这次抽样调查，以及计生委2006年的“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调查”，都一致地表明2000年前后的生育率远在1.5以下，如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郭志刚教授指出，“历次调查到的生育率总是处于很低水平”，而且总是“肯定以往年份的生育率就是很低”，“人们所假定的大规模出生漏报总是不能查实”（注4）。

总和生育率远远低于更替水平，说明并不存在人口数量失控的问题。而且，据2006年计生委的“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调查”，全国育龄妇女的平均生育意愿只有1.73个子女（注5），低于更替水平。生育意愿的降低，是社会发展、文化程度提高、生活节奏加快乃至压力加大的必然结果。这说明，即使生育政策彻底放开，总和生育率也不会高于更替水平、更不会导致人口数量失控（考虑到不育人口，实际生育率会明显低于1.73）。计生委按照1.8的生育率，估计中国人口高峰将达到15亿（2030年代达到，注6）；但是如果按照上述1.3的生育率计算，人口高峰不到14亿（将在2020年达到），之后是总人口的快速递减、劳动年龄人口递减更快。

相比之下，伴随计划生育出现的现象，包括新生人口性别比畸形、老龄化加剧、劳动年龄人口迅速降低才是真正的人口问题。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自1980年代初开始畸形，到近年新生男女婴比例已经突破120：100（注2），即使按保守估计，从1984年到2004年“短缺”女婴也高达1800万（注7）。而低生育率会严重加剧老龄化的程度：在生育率1.8的情况下，若干年后60岁以上老人的比例将稳定在25%左右；而在生育率只有1.2的情况下，这个比例将维持在35%左右（个人计算）。按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介绍，中国老龄人口到2037年前后要超过4个亿，2051年达到峰值，到那个时候老年的人口将占到总人口的30% 以上（注8）。而财力充裕的上海市，2007年60岁以上人口刚超过20%（注9），就已经遭遇养老金不足的问题（注10）。

其次，“和平”网友担心，一部分人听从政策、而另一部分人违背政策，会导致整个社会不稳（普遍的看法则是导致“低素质”人口增加）。这涉及到如何看待“超生”人口的问题。

这里先要说明的是，如同生育率水平所反映的，“超生”比例并不大；即使有了“超生者”的贡献，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依然维持在相当低的水平（远在1.5以下）。由于多年前的丑化宣传，农民、包括民工，在某些人的印象中还是“越穷越生”的“超生游击队”。近年来“富人超生”又夸大其辞地宣扬了（注11）。即使有人耳闻目睹到部分地区存在一些两三胎的现象，并不足以改变全国统计出的低生育率事实。

更重要的是，超生之所以为超生，原因无非在政策生育率太低（全国平均不到为1.5，注12）。这个政策生育率，又与计生委号称要稳定维持的“1.8的低生育率”（注4）自相矛盾。实际上，如果真心要维持1.8的生育率，必然是多数家庭生育2胎，部分家庭生育3胎和1胎，考虑到不婚不育的，总和生育率才能达到1.8。考虑到较低的生育意愿（1.73），即使完全停止计划生育，生育率也不会达到1.8。

到今天，人们不小心就会陷入这样的误区，以为超生户是占了全社会的便宜、必须对“超生”进行限制。其实从全社会角度看，所谓“超生”都是在弥补那些少生不生的。当20年后中国老龄人口达到20%、经济活力面临挑战之时，人们必然认识到，现在的“超生户”有功无过。

最后，“和平”网友提到的人权问题，这并不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命门所在（所以遭遇了另一网友关于“小人道还是大人道”这样的空对空辩论）。当然这不等于不存在这个问题：除去那些数量众多的个案不谈，我们都知道“缺失”的至少两千万女婴背后意味着什么，值得考虑做了这么大的牺牲到底是为了什么。问题在于，计划生育导致的痛苦是由中华民族自己承受，对全世界来说却是削弱一个竞争者，所以，它并不是“西方诟病”的要点。恰恰相反，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人曾表示，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制定者应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注13）。考虑到“诺贝尔和平奖”曾经授予哪位中国人、曾经提名给哪些中国人，这样的表态当然值得玩味。

如同汶川地震戳破了中国地震预报的神话，人口问题也不可能一直延宕下去。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将成为认清人口现状的一次机会。在“预报为主”的方针事实上已经破产的时候，地震局外倒有很多人不肯从地震预报幻梦中惊醒过来；同样，关于人口问题，现行政策早晚会有改弦更张的时候（当然早比晚好），希望那时候尽量不要有人再拿“人口爆炸”的噩梦来吓唬自己。

注：
（1）穆光宗教授提到的五大风险是“成长风险”、“成才风险”、“家庭养老风险”、“社会发展风险”和“国防风险”。见《瞭望东方周刊》2006年第37期。

（2）《南方周末》2009年4月8日：“‘放开二胎刻不容缓’——专访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注意纪宝成采用的生育率数字是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的“1.6”。

（3）由于新生婴儿是男多女少（正常的新生婴儿性别比是男：女=102：100到107：100），并且并非全部女婴都能存活到接替母亲一代的生育功能，因此，“更替生育水平的生育率”要高于2.0（即平均每名妇女生育两个孩子）。
王金营、翟振武、杨江澜、陈卫等人“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妇女实际生育水平与更替生育水平的评估”（《人口研究》2007年第4期）提到，中国的更替水平生育率是2.26。注意翟振武、陈卫（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属于为计生委现行生育政策辩护的人士。

（4）《第一财经日报》2008年6月30日“郭志刚：中国人口形势已进入低生育率新时代”。其研究论文见《人口研究》2004年“中国1990 年代生育水平的研究与讨论”、“关于中国1990 年代低生育水平的再讨论”、2008年第4期“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及其影响因素”。

（5）计生委发展规划司“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公报——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2007年第2号）”，http://www.cpirc.org.cn/tjsj/tjsj_gb_detail.asp?id=9447

（6）《北京晨报》2007年7月16日，“我国人口30年后将达15亿”

（7）这个数字来自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马瀛通研究员“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与从严控制人口中的误导与失误”，《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2期。

（8）窦玉沛：未富先老 30年后我国老年人口将超过4亿，中国网2007-10-17。

（9）新华网2007年5月18日：“上海老年人口比例首次突破２０％”。

（10）《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5月6日：“上海先老了”。

（11）比如，《新华网》2006年4月13日报道，“统计数据显示，自2002年至2005年第三季度，上海市共有84例超生被认为是富人超生，占超生总数的7.17％。2002年１０月至2005年10月，大连市共发生12例富人、名人违法生育案例”。上海常住人口每年出生数万人，所以这几十例对平均数实在没什么影响。

（12）郭志刚、张二力、顾宝昌、王丰，“从政策生育率看中国生育政策的多样性”，《人口研究》2003年9月。

（13）《南方都市报》2006年9月30日：“拜托，别再用诺奖忽悠国人了”。

和生育率、每年新生人口数一样，中国近年的总人口也是个扑朔迷离的数字。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全国（不含港澳台）总人口的原始数据是12.43亿人，低于1998年和1999年统计局的数字，所以被按照1.81%漏报率进行修正为12.66亿（这个漏报率学术刊物上经常提到，不附文献来源），成为正式数字。如前文所述，五普的人口数字一直是计生委的一块心病，尤其是总和生育率。但是，对五普低龄人口漏报的假定，却被2005年计生委和统计局的两次抽样统计所否定。

这样，其后的数年间，对中国人口的数量，可以有两套各自连贯的数字。一套是统计局的，从上面的12.66亿出发，根据每年的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得到历年数字。这里的出生人口，如上节所说，每年1600万左右，是与计生委的1.8的生育率相对应的夸大了的数字。另一套总人口数字，就是从2000年12.43亿的原始数据出发，按照上节介绍的每年1300万新生人口，来计算历年数字。历年死亡人口从2001年的818万到2007年的916万，这个数字没太大争议。

上面两个系列的数字分别反映历年人口的上限和下限；到2007年底，两个数字分别是13.21亿人和12.76亿人。另外，统计局早已发现，今年来各地汇总的人口数字低于统计局公布的全国人口数字。统计局的解释是，各地出于抬高人均指标而压低人口。但是，压低人口数目至多只能把指标提高1.5%，而且，在计算年增长率的时候，不能每年都靠压低人口。有趣的是，2005年抽样调查之后，各地汇总人口下跌了一截，更接近上述的下限数值。

由于总和生育率1.2比1.8更可信，以及2004年的“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对近年的人口数字屡屡落空（高估了人口数字，后面有机会提及），所以，上述下限应当更接近实情。具体数字如何，希望明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之后能够揭晓。

（最近写得有点懈怠。一个重要原因是，看到“西西河”网站相关讨论进展得不错。这个网站的讨论一向贴近中国的现实问题，其水平个人觉得不算差吧。最近看了一下，相比于一年多之前，反对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意见甚至是占了上风，人数也多了几位。这说明认识到计划生育弊病的人，已经不局限于最先站出来的几位反计人士和他们的圈子，所以心情觉得轻松了一下。不过，该写的还得往下写。）

前面几篇提到了总和生育率问题，核心就是计生委多年不变地把这个数字修改到1.8。而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2005年计生委抽样调查和统计局抽样调查的反推，都表明，在200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远远低于1.5。

另外，宋健提出“人口控制论”的时候，认为中国的更替水平生育率是2.14（发达国家是2.1）。但是近年无论是计生委的人口专家，还是易富贤，都提到这个数字在中国应该是2.3。所以，中国的生育率早已远远低于更替水平。

伴随“总和生育率”数字的争议（实际是计生委搅混水），另一个问题就是每年出生人口数目。这个数字可以在统计局网站上查到(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不支持firefox），近年的情况是：

2000年　1778万人
2001年　1708万人
2002年　1652万人
2003年　1604万人
2004年　1596万人
2005年　1617万人
2006年　1584万人
2007年　1594万人
2008年　1608万人

但是，与“总和生育率”的修改相类似，上述数据也是大大拔高了的数字。按照第五次人口普查，2000年生育率只有1.22，出生人口1379万（http://www.cpirc.org.cn/tjsj/tjsj_cy_detail.asp?id=564），与统计公报数字（1778万人）相距甚远。而按照《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2007年0-4岁人口数占总人口比重为5.05%。以全国人口总数132129万人计（这也应当是被计生委夸大了的数字），2003-2007年五年间平均每年出生人口为132129万×5.05%/5=1335万人，与上述人口普查数字连续而相符，大大低于统计局公布的数字。

另外据易富贤介绍，按照2001、2002、2003年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当时0-4岁人口分别为6938、6581、6413万（这个原始数据我查不到），也就是说2001、2002、2003年大致每年分别出生1388、1316、1283万人，也远远低于上述统计公布的数字。

所以，现在每年新生人口数目是多少？同样有两套数据，一个是统计局公布的、按照计生委认可的1.8生育率修正了的1600万左右（同一大堆别的数字又不符合），另一个是按照历年统计的原始数据得到的、互相符合的1300万人左右。

【补充：根据2004-2008年统计年鉴，按照抽样调查的新出生人口除以抽样比，2003年到2007年这五年的新生人口分别是
1357、1392、1215、1269、1352万人。】

即使按照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折中的看法认为，人口政策也到了该放宽的时候了。而统计局公布的每年新生人口数字又是比实际情况高估了20-30%，相应地，也就大大高估了人口高峰时的人口数目、达到高峰的时间，低估了老龄化的压力以及总人口和年轻人口迅速递减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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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小学人数虚报问题

教育部统计公布历年的小学入学人数，这个人数也被人用来与新生人数相对比。由于入学年龄是7岁，所以，理论上每年入学人数反映的是七年前的新生人口。例如，1999年的入学人口是2030万人，对应的是1992年出生人口；但是2000年人口普查的结果是，1992年只出生1875万人。前者是后者的108%。这种差距曾被计生委作为普查发生漏报、把生育率修改为1.8的依据。

易富贤的“中国现在到底有多少人?”曾对这一问题进行过考证，他的解释是，由于有留级等现象，毛入学率（小学在校学生总数÷小学校内外学龄人口）往往大于100%；“地区越发达，小学毛入学率就越接近100%，但是北京市朝阳区2000年都还是123.6%”，因此全国小学毛入学率在120%。

不过，近年这个差值变得更大。例如，2000年人口普查的结果是，2000年出生1379万人，但是7年之后的入学人数却是1736万人，后者为前者的126%；即使除上那个120%，反映的2000年新生人口仍然有1447万，高于上述1379万。那么，这种差距是不是意味着出生时候的瞒报？不全是，因为还有更大一个来源：小学虚报入学人数。

“联合国千年目标全球行动”提到（http://www.un.org/chinese/millenniumgoals/unsystem/indicator6.htm），

　　由于种种原因，入学人数有可能虚报。调查数据不一定能反映出学年实际的就学率或辍学率。行政官员可有能超报入学数字，在这样做能获得财政奖励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行政官员还可能会把复读的儿童错列入净入学人数中。

而在网上搜索“虚报学生人数”，可以发现，这一现象确实非常普遍。揭露出来的案例居然有从55人虚报到227人的。从这样的统计数字来推断出生人数，只能是一笔糊涂账。

所以，教育部公布的历年小学入学数目，很难反映出七年之前出生人数的多少；至多是，能从公布的在校学生人数的减少以及学校的合并的数字，看出历年出生人口下降的趋势。

前几天美联社报道了浙江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和英国的某个机构对2005年中国统计局的人口抽样调查的一份分析结果。其中提到，当年的新生人口性别比是119：100，其中河南、江西两省高达140：100。

其实这个抽样调查的结果早已被认可研究者收入分析过很多遍了，已经不再算什么新闻。但是这两个省140：100的出生性别比，没见其他地方报导过。需要思考的是，原因是什么？文中提到，一位未参加研究的美国社会学教授的猜测是，性别选择流产确实是一个原因，但是也有其他因素，比如瞒报女孩，遗弃，甚至杀婴。

其中瞒报女孩这一点，涉及到对总和生育率的计算。所以，看了这条新闻后，做了这样的计算：

首先算一下“缺失”女婴的比例。

按照105：100的正常比例，140名男婴应该对应133名女婴。

所以，240名新生儿中，缺失33名女婴。

假设全部是漏报，那么新生人口漏报的与登记的比例是33/240=13.75%。

也就是说，假设调查的总和生育率是1.2，那么实际的总和生育率也无非就是1.2×（240+33）/240=1.365。

这个计算说明的是，女婴瞒报因素对总和生育率影响有限。而当初计生委把2000年人口普查得到的1.2的生育率修正到1.8，一大理由就是女婴瞒报。但是这个修正比例受制于出生性别比的普查结果，并不是想调多高就可以调多高的。当然这里忽略了隐瞒男婴的问题，但是在重男轻女的情况下，隐瞒男婴所占比例应该很有限。

上面这个简单计算，其实早有人做出过，用来质疑计生委1.8的生育率。自己再算一下才有实际的体会。

另一种极端情况是，缺失的女婴全部是由于选择性堕胎或者杀婴（后者比例应该没那么高，我前几天看到一个统计数字，农村地区婴儿死亡率的性别差异确实明显高于城市，但是不足以有较大影响），那么问题就严重了。

这意味着每100名4个月以上的胎儿，就有14名会被堕胎。比例太高，有些不可思议。一直希望得到医学界人士的看法。

【补充：学术刊物上屡次引用的数字是，据卫生部1986年统计，我国每年人工流产数目达1300万次；我国自80年代以来，初步估算每年的人工流产例数都在1 000 万以上。目前每年新生人口为一千多万。所以选择性堕胎大概是一二百万，和全部人工流产例数比起来，不算高。】

更严重的是，性别比140：100的总和生育率，跟性别比105：100的总和生育率，对于以后的人口延续，完全不是一个意义。因为前面240个新生儿的女孩数目只相当于后面205个的。

这种性别选择情况下1.20的总和生育率，从人口更替角度看，只相当于正常情况下1.02的总和生育率。这样的性别结构，将来会进一步放大年龄结构的危机。

【补充：这段计算是从读书论坛考过来的。当时算了两遍，第一遍是错的。不巧写这段文字的时候先把错的考来了。现已更正。】

随着三十多年的强制计划生育，中国人口结构已经出现三个现象：性别结构方面，出生性别比失调；年龄结构方面，老龄人口比例大大增加；民族结构方面，汉族比例下降（尤其是在年轻人口当中）。关于出生性别比失调，要讨论的问题包括四个层次：

（1）是否存在严重的出生性别比失调；
（2）如果存在，是不是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
（3）要不要解决；
（4）如何解决。

要否认这个问题的存在，顺手拿来的理由就是“漏报”。这曾经是计生委多年的看法。有一份马瀛通发表在《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2期的文章，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与从严控制人口中的误导与失误对此有过总结：“从1980年起，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已开始失调，…当出生性别比正处在107～108或略高于108时，有学者提出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正常值域上限是独具108或108左右，从而否认出生人口性别比出现了异常”；“然而，出生人口性别比很快突破了108.随着出生人口性别比的不断异常升高，国内各种不同的归因结论相继问世”，多数人都认为是漏报的结果。新生儿性别结构失调，问题从80年代出现，愈演愈烈，但是直到20多年后的近几年才被承认。据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曾毅的计算，“估计出女婴瞒报漏报超出男婴对婴儿性别比偏离正常值的贡献为23.7 %, 而其余76.3 %则是产前性别鉴定与流产女婴造成的”。

需要指出的是，这位马瀛通作为计生委的专家，能够承认到这一步，上面第一层的问题已经没有讨论的必要了。马瀛通采用计生委的1.8的生育率、认为国家统计局的抽样结果和2000年人口普查数字不准确，即便如此，他算出的结果，1991～2000年间出生的女婴“短缺”了约1026万，2000～2004年“短缺”的女婴为650万。而人口学界目前普遍接受的数字，从1980年实行强制计划生育以来，“短缺”的女婴已经达到3000万以上。

那么，出生性别比失调是不是计划生育造成的？计生委认为，“男孩偏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经济现状是基础,便捷安全的胎儿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技术是手段，少生孩子是动因，计划生育政策是促使少生孩子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的途径。计划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偏高并非直接的因果关系。”（原心、石海龙，《人口研究》2005年第3期）。不过，相反的观点认为，

“在汉族为主的山西翼城县、甘肃酒泉与河北承德地区从1980 年代中起实施“晚育加间隔”政策20 多年的实践证明, 这些地区的生育水平得到了有效控制, 出生性别比亦接近正常水平，相关指标比其周边实施更加严格的农村一孩半政策、而社会经济水平并不比它们差的汉族地区以及山西、甘肃与河北全省平均要低得多。”（曾毅，试论二孩晚育政策软着陆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中国社会科学2006 年第2 期）

计划生育造成出生性别比失调，具体程度随政策而异。如上节所述，中国各个地区存在不同的生育政策。按照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杨菊华的统计结果是，“一孩半制”造成的出生性别比最为失调。

那么这个问题要不要解决？如果不解决，首先是每年50万到150万【这个数字值得推敲，因为每年新生人口数量存在巨大分歧。按2000年人口普查结果，2000年新生人口为1379万，但是计生委修正为2035万。】4个月龄以上的胎儿被选择流产，以及对妇女健康的损害。其次是逐年造成的婚姻挤压。当然总有人认为，事到临头会有解决办法，但是国家管理者包括计生委似乎没这么看。

最后的问题就是，如果要解决，如何解决？计生委的治标办法是，立法确保对胎儿性别检测技术的监管，使得失调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回复正常。但是只要对中国的国情没那么幼稚、或者了解相似的案例（比如美国的禁酒历史），都不会对这种监管抱什么希望。更何况还有弃婴、溺婴的手段。上面杨菊华那张图虽然暗示，目前情况下一胎化比一胎半的地区性别比要正常，但是，如果实行更严厉的彻底的一胎化政策（如前一阵某个程姓教授建议的），这些“一胎半”政策下对第二胎进行选择流产的群体，很可能在第一胎就这样做了。很简单的算术：一个实行一胎半政策的地区，如果有1/3的头胎女儿户、在以后直到生出男孩之前一直进行选择流产，那么其出生性别比将变为130：100（这里假设正常出生性别比为105：100）。如果改成一胎化，只要11%的家庭在生第一胎之前一直进行选择性流产，出生性别比就会变成130：100。

所以，出了放松生育政策，看不出有其他方案能够解决出生性别比。这也是部分人口学家的看法，包括上文引用的那位曾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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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若干省份出生性别比畸形到130：100的程度。我们计算一下相应的“性别选择”的比例。

假定一段时间内，一个“一胎半”政策的地区，有205名孕产妇的人群。按照正常性别比105：100的比例，那么第一胎为男孩105人，女孩100人。

这100名生了女孩的家庭，都怀了第二胎。然后平均生下51.22名男孩。有43%的家庭进行性别选择（这个43%是解方程的结果，为了说明这个130：100），结果，本应生下48.78名女孩，但是实际只生下27.80名，20.98名被性别选择掉了。

然后这20.98个家庭，都怀了第三胎（名义上是第二胎），平均生下10.74名男孩。剩下的10.32个“重男轻女”的家庭进行全部第二次性别选择，没有生下女孩。

然后这10.32个家庭怀了第四胎（名义上仍然是第二胎），平均生下5.25名男孩，4.99名女孩。

这样，最终出生172.2名男孩，132.8名女孩，性别比130：100，怀孕次数336.2次，性别选择（指手术之类）次数31.2次，占9.3%；

育龄妇女数目为205人，进行过一次性别选择的为20.98人，占10.2%；进行过两次性别选择的为10.23人，占5.0%。

上面这些比例似乎不让人吃惊。但是落实到一个省，总量可能相当庞大。

刚在科学网看到“中央党校副主任”周天勇所写的“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一篇文章。越读这种文章，越觉得自己经济学知识欠缺，面对这种煽情文字，无力鉴别真伪。不过，近日考虑人口问题，对人口数字比较敏感，还是抓到了这篇文章的一个狐狸尾巴：

『约2000万少女被迫卖淫，创造的收入占GDP总量的6%，相当于一万多亿人民币，这种肉体积累是世界历史上除日本之外绝无仅有的现象；』

随便查到一个中国人口年龄结构金字塔图，中国2005年15-29岁“少女”人数不到1.6亿。难道每七、八个“少女”就有一个性工作者？所以“约2000万少女被迫卖淫”是个不可能的数字。周副主任提供的数字，还存在钱数和主顾人次数的漏洞，话题过于猥琐，就不深入追究了。

所以，了解一点人口统计数字，至少可以少上那些煽情的党校文科教授的当吧！

http://www.nationmaster.com/country/ch/Age_distribution

【补充：这个数字在网上广为流传，并且已经被人质疑。】

【为方便留言，换了个模板。】

上一节说到总和生育率，留言的有几位摆出了自己的经历，说明存在严重超生的情况。但是由于代表性的问题，这类个人的体验到底能多大程度上说明统计结果，确实很难说清楚。“代表性”至少存在于两个方面，一个是个人所在地区的问题；另一个是，拥有“不同寻常的信息”的人，更倾向于把它表达出来。这个问题还是想引用前面郭志刚那篇文章的回答：

先写到这里（或者说先抄到这里）。有了这个数字，才好理解真实的生育率，计生委的作假和自相矛盾，以及前一阵程恩富呼吁的生育政策从紧有多大余地。

“计划生育”牵扯的问题是在太多，上文（链接）网友一回贴，马上就牵涉到各种层面的问题，比如老龄化是否那么不可解决，反计人士看观点是否极端，中国能承载的合适人口数量，以及计划生育执行起来是否公正。个人现在觉得，上述问题很可能不存在明确答案，本质上仍然是价值判断的问题，需要往后放一放。第一步先从落实数字做起。

数字是最头疼的一步，因为人们的印象中，中国的统计数字就像橡皮泥一样，想怎么捏就怎么捏。由于官方统计数字本身就不被很多人相信，所以用数字说服人也不那么容易了。现在对人口数字的争论，归根到底就是是否存在严重漏报。漏报现象如果确实严重影响统计结果，那就说明统计结果低估了人口压力，高估了新生儿性别畸形，低估了生育率。计生委认为，漏报现象严重存在，所以他们认为，2000年人口普查的生育率数字不准确，计生委多年把生育率调整到1.8。而数字争议的要点，就是生育率到底有多少。

所谓生育率，指的就是每个育龄妇女生育的子女数目（具体定义我就不去Google了）。总和生育率则是整个社会全体育龄妇女平均每人生育子女的数目。如果一个社会长期处于人口数目的平衡，那么这个数字自然是2。但是考虑到新生儿成长到生育期之前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最终不能繁衍后代，所以这个数字会高于2，反映的是更替水平。在经济发达、社会保障比较好的发达国家和地区，比西欧国家、日本、中国港澳，这个数字是2.1；而在发展中国家，这个数字要高得多。在中国，这个数字是2.26（人口研究，2007年第4期，作者包括亲计生委的翟振武、陈卫等人。想到去年地震之中的校舍垮塌，以及30万婴幼儿被三聚氰胺所害，这种差别很合理）。

上面为什么需要解释“生育率”，因为我自己也曾经弄错过，而金仕并有一次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显然也没看到这个定义。

那么，中国的计划生育部门宣称希望达到的生育率数字是多少？是稳定在1.8，明显低于更替水平，所以如果达到这个数字，从长期看，人口会下降。那么现实中这个数字到底是多少？这就是争议所在。2000年人口普查的总和生育率数字是1.22，而计生委认为这个数字不准，因为存在瞒报，所以把它修正为1.8。但是1.8这个数字会引出更多的不一致。这也是反计人士攻击的要点。这方面的文章太多，是在没必要重复那些论证；需要指出的是，最近两年人口学的专业研究人员也承认（郭志刚：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及其影响因素《人口研究》第32卷 第4期 2008年7月），这个很低的生育率水平是多次调查的客观结果，每一次新的调查，都证明上一次调查并没有严重漏报；计生委没有理由把这个数字大幅度修正到1.8。

时间有限，先写到这里，希望大家能看到的结论是，中国的生育率早在2000年就已经远低于1.5，而不是计生委多年宣称的1.8；漏报现象虽然存在，但是中国人口的畸形结构（以后谈到）是个客观事实，不能拿漏报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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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调查证实中国人口形势已进入低生育率新时代（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郭志刚）

　　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所得到的生育率最低，仅为1.22，经统计部门调整后也不过为1.4。于是在2003、2004年有过一番关于真实生育水平的热烈讨论。尽管众说纷纭，但共识是接受了生育率在更替水平以下，但对具体水平的认识差异很大。虽然有关部门也采用了“低生育水平”来描述当时生育状况，但是该口径过于宽泛，反映出对于生育率究竟低到什么程度并没有把握。实际上，以往十多年中的人口规划、决策和工作，包括2004年启动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都是以生育水平稳定在1.8左右这个假定为前提操作的，并未考虑过“很低生育率”甚至“极低生育率”的可能性。但事实上如果历次生育率调查和人口普查的数据基本属实，中国当前的生育率应当处于“很低”水平，甚至有可能接近“极低”水平。

　　 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表明当年生育率为1.33，而2006年国家计生委做的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调查则反映2005年生育率为1.74。一年之中进行的两个全国性调查在同一年的生育率上的差距竟然达到0.4之多，这为判断近年生育率再添迷雾。尽管两者出现如此巨大差距的原因还不清楚，但根据这两个调查的数据，却可以一致地推算出2000年前后的生育率远在1.5以下，再次肯定了以往年份调查到的“很低生育率”结果。

老早就想开这个话题，但是一直不好动笔。

为什么想开这个话题，那是因为，关心网上和现实时政的人可能清楚，从大致2003年到现在，对“计划生育”政策的质疑从禁区到浮出水面，现在已经成为热门话题。而新语丝对这个话题基本没有涉及，个人觉得影响到了争论结论的可靠性。为什么这么说，原因在于新语丝作者群的平均科学素质要高于普通的网上参与者、甚至人口学家。我们不在意他们的方案，但是很在意他们的数字可靠程度和分析能力。如果新语丝上能够得出大致的结论，至少对我而言，要有更大的可信度。

那么为什么不好动笔，是因为没有合适的环境。新语丝读书论坛和其他论坛一样，这是个炒老了的话题。并且读书论坛基本上是脱离国内作者群的。方舟子对人口争论或许是在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不知道他是否曾经受到过那样的稿件，但是总之新到资料上没有登过相关文章。另外，现在立足网络、反对计划生育的有三位人士，易富贤、何亚福、杨支柱，我们知道方舟子不可能采用杨支柱的文章（杨本来是看问题的深度远远优于自由派平均水平的领军人物，现在彻底改行反计生），易富贤曾经被新语丝点过名（下面讲），何亚福去年德赛改换门面之后在那里开了博客。当然他们也有自己的网上阵地。

很多人应该知道，起头从人口学角度、而不是从意识形态和人权角度来质疑计划生育政策的，是易富贤（中山水寒）。在此之前，反对计划生育总是和人权的争论扯到一起，所以爱国志士们本能地反感，道理根本讲不了。当然现在也有这样的人士，他们认为你怀疑基本国策，肯定是居心不良。而易富贤大概从2003年开始在网上贴东西质疑计划生育，后来开始和国内的人口学家、经济学家有了交流、配合和呼应。能打第一枪的，把这个争论变成技术争论，把这个思考的禁区打开，不管最后怎样影响政策走向，都是很有功劳的人。他的具体事迹我不再介绍了，只是说一下我所知道的一点点的他跟新语丝的关系。

应该说这个关系不太好。因为他刚刚出山的时候，多数人都会以为他很怪，是个妄人。新语丝的网友对妄人本能地反感。有个网友“大胖星”，说易富贤吹嘘自己的简历，文章被方舟子发到了新到资料上。所以这以后他对新语丝也没好感。直到去年地震之后，突然在网上看到，他在吹捧耿庆国，因为他认为自己是“草根人口学家”，所以与这种“草根地震预报专家”惺惺相惜。我一看大事不妙，耿是个正在被揭穿的骗子，他这样相提并论不是在自毁招牌吗。所以以新语丝网友兼地质工作者的身份（科学素养高一些，呵呵）赶紧跟他联系提醒了一下。我问他是谁对他说耿预报过的，好笑得很，他说是杨学祥。那时我没去过科学网，对杨讲些什么东西还不了解。他们都是“光明观察”的作者。所以说杨这样的人真是误人。这是题外话。

现在好了，新语丝有了自己的博客，我可以写出来、有针对性地请教了。我知道各人了解的程度不同。比如金仕并同学，他看到我把“人口控制论”和中医、地震预报一同列为中国贻误苍生的三大“官办伪科学”的时候，觉得不可思议，我怎么会和反计人士站到一起。当然完全可能最后证明我错了，但是至少目前，说明金同学对这个话题了解得不深，处于盲区。

我想，在博客里面总能把一个个具体的数字搞清楚，然后再涉及为什么，再涉及各种方案的后果的问题。

先写到这里，今天算开个篇。我后面写的时候，一定都是事实判断，不去主动涉及价值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