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过，作者想要通过正式出版社出书，第一步必须找到合适的经纪人。如何寻找到可能对自己作品感兴趣的经纪人好加以问询，是新科作者的一大难题。寻找经纪人一般有几个办法：

网上查询

现在毕竟是互联网时代，以前那种必须到大图书馆去找一本每年出版的经纪人名录来查的做法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绝大部分经纪人都有自己的网址，上面列出他们的兴趣方向和问询方式。但要在数以千计的经纪人的网页中去查询和筛选也不现实。好在有很多网站提供不要钱的查询服务，可以通过图书的体裁来寻找经纪人名单，比如AgentQuery或者Publishers Marketplace。这样查询很可能会找到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经纪人需要筛选。

找相应的书

在书店或图书馆里可以很容易地找到与自己体裁相近的书籍，然后可以查看作者的“致谢词”。作者一般都会向他们的经纪人致谢，但不会明说经纪人。一般是在致谢段落接近尾声处会有诸如“某某在本书的写作出版过程中全程帮忙，不遗余力，如果没有她就不可能会有这本书的面世”云云的语句，这里所致谢的多半就是经纪人了。这样寻找经纪人有个好处是这些经纪人的兴趣范围与作者的书可以很接近，也同时知道这些经纪人在近期比较活跃。

参加图书会议

很多人迷信当面接触，不喜欢只是给经纪人送信问询。但要见到经纪人的面却不是那么容易，一个比较可能的地方是每年在美国各地举行的图书会议。这些会议会请一些活跃的经纪人作指导讲座，然后安排她们会见作者，作者一般有十几分钟当面向经纪人推销的机会。这种近距离接触的方式是否有效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但参加这样的会议需要作者付出相当的注册费和其他费用及时间。

朋友推荐

和其他的任何事情一样，如果新科作者能够获得一个已经出版的作者推荐给其经纪人的话，成功的几率会增加许多。但这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

花钱买方便

如果作者不在乎花一点钱的话，也有一个捷径可循。互联网的方便为人提供了许多不常见的方法和商机。网上有些收费服务可以让你把你的问询同时送到成百上千的经纪人手里。他们有一般有自己的经纪人数据库，掌握经纪人的最新动向，然后通过电子邮件的群发方式把一个作者的问询发给所有相关的经纪人。经纪人对这种问询方式深恶痛绝但无可奈何，因为他们无法知道他们收到的电子信件是从作者那里来的还是这类群发的。俺以前寻找经纪人的过程中，因为自己没有时间折腾，就用了这样的一个服务。效果非常显著，几天之内就收到了大量感兴趣的经纪人索取材料的回音。

小心受骗

因为有成千上万的新科作者近乎绝望地寻找经纪人，便有很多浑水摸鱼骗人钱财的“经纪人”在时刻寻找他们的猎物。有些会直接提出作者必须先付费才阅读作者的材料，有些比较更狡猾一些，会在阅读以后告诉作者其材料需要某种修改而他正好有某个朋友擅长这样的编辑工作等等。一般来说，正规的经纪人有一个很严格的行规，那就是他们只按比例收取作者获得的报酬中的提成，如果交易未成，在此期间经纪人所作的任何工作，包括请人帮忙修改编辑、复印邮费电话费等等，都不能向作者讨要。否则，该经纪人多半是个骗子。

在图书行业中，有两个热心的作者花费大量自己的时间做了一个打假网站，上面有大量这方面的信息。和这里的方舟子一样，她们也官司缠身，但无怨无悔。

今天是物理学家惠勒（John Wheeler）逝世一周年的纪念日，《今日物理》杂志在最新一期发表了几篇回忆文章。惠勒不算是非常出名的物理学家，大家知道他可能出于两个原因，一个是他号称是“黑洞”这个名字的发明人（其实他不是，那是在他的一次讲座中一个听众即兴提出而被他认可的），再一个便是他是总所周知的费曼的导师。

惠勒拿到博士学位时还不到二十二岁。那是1933年的事。与那时几乎所有的年轻物理学家一样，他不久便远走欧洲，拜师于哥本哈根的波尔手下。在那里他做了好几个很像样的工作，但都被波尔觉得“只是有意思”而压下没有发表，只有一篇论文侥幸过关面世。惠勒回国后开始了他漫长而硕果累累的教学生涯。但战争也随之而至。

1939年1月，波尔乘船远赴美国访问，在哥本哈根的码头上，弗里希赶来送行，在他的耳边悄悄地说了几句话。许多天以后，波尔在纽约的码头上见到了前来迎接的费米和惠勒，便又分别地同他们耳语了几句，实现原子核裂变的消息就这样飘洋过海了。（《今日物理》上另一篇文章说当时波尔并未透露这个新闻，而是他一个学生擅自传给惠勒的。）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波尔和惠勒进行了一场著名的合作，奠定了原子核裂变的液滴模型，为后来研制原子弹打下了先期的理论基础。

费曼也就是在这期间成为惠勒在普林斯顿的学生的。惠勒当时着迷于正电子，因为突然醒悟到正电子不过是在时间里倒着跑的电子而激动不已，半夜三更跑到费曼宿舍把他叫起来神侃。若干年后，费曼把这个图像用箭头画出来，成了量子电动力学中不可或缺的费曼图。费曼的毕业论文也是惠勒当时的一个怪想法，把所有的东西都看成粒子，而把场的效应归结成“远程作用” （action at a distance）。即使是在拉斯阿拉莫斯造原子弹的期间，这师徒两人仍然忙里偷闲的发展这一怪异的东西，但没什么结果。又是若干年后，费曼终于看出奥妙，把这个原来是作为经典物理研究的东西套在量子世界，发展出一套叫做路径积分的对量子物理的一个新表象。

二战打完后，惠勒又跑到欧洲游学，以巴黎为基地并不时跑哥本哈根拜会波尔。每每作出成果便巴巴地献给波尔审阅，却又一如既往地被波尔压下。1949年的秋天，惠勒作出了对原子核非对称形状的解释，寄送波尔后长达一年未见回音。在这个期间，惠勒收到了一个预印本，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行雨水已经作出了同样的理论。在若干年后的1975年，雨水因这一工作获得诺贝尔奖。波尔的儿子也在那年分享了这个荣誉。

素有绅士风度的惠勒无怨无悔，从来没有抱怨过波尔一句，也未曾自我哀怜什么“擦肩而过”的伤感，只是偶尔会提醒自己的学生如果他们作出重要的发现应该立即发表，不要消极等待更多的成果。惠勒也没有太多时间反思，苏联的原子弹爆炸了，他赶回美国投入到老朋友泰勒主持的氢弹研究工作。

惠勒是在九十六岁高龄时去世的，他的本子上还留有九十五岁时写下的物理研究笔记。与其他著名物理学家相比，惠勒最突出的是他那些群星灿烂的学生们。《今日物理》做了一个统计，在普林斯顿施教期间，惠勒无论研究生学位，其他学生对他的致谢，还是辅导本科生论文的数目上都远远超出了其他任何教授。他曾经说过，大学之所以有学生存在，纯粹是为了教授们能受到教育。

龚小夏在八十年代是北大的风云人物之一。早在七十年代，她就已经在广州卷入李一哲大字报团队而被隔离审查并关进监狱。七八年被释放参加高考得以进入北大。当时北京民主墙运动正风行一时，李一哲团队听说了《北京之春》的大名，就写了一封联系信，兹有我处革命同志龚小夏将赴北大学习，希望《北京之春》能帮助接待云云。《北京之春》也毫不含糊，回信云，你处的龚小夏同志可以直接到北大XX楼XXX号与王军涛同志联系。

无意之间，龚小夏和王军涛成了莫逆之交。王军涛无论是在北大竞选叱咤风云还是沮丧失意之时，都喜欢躲在龚小夏宿舍里寻求平静，有时候通宵达旦，害得宿舍里八个女生全都熬夜陪他聊天。

龚小夏后来出国到哈佛读社会学，现在住在华盛顿附近。她在各次美国竞选中非常活跃，并不时地通过她在天涯的博客向国内读者介绍美国民主的运作详情。她本人也不是省油的灯。在自由亚洲电台供职期间，身为管理层的她大力支持属下职员为反抗种族歧视组建工会的行动，因此被解雇。但她花了三年时间与电台打官司，历经千辛万苦最终在法庭获胜。这个经历更被她写在博客里供国内读者了解美国法庭的操作过程。

在几次为别人助选之后，龚小夏终于决定自己下海，竞选当地州议员席位。在过去的多次选举中，龚小夏都是支持民主党并积极参与民主党的活动，直到两年前才“幡然悔悟”，在对奥巴马的大政府浪潮的不满中转向共和党。她所在的选区是民主党的天下，她的这个背景，尤其是她在堕胎、平权等社会问题上的态度倒是比较迎合选民。但她民主党的出身背景也为她能否获得党内初选提供了极大的障碍。过去几个月内，龚小夏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取了共和党在当地几个重量级的国会议员的支持，并通过他们抑制了党内可能的挑战，同时她自己走访千家万户，一个一个的争取选民的提名签名。这在完全缺乏家族和社会关系基础的情况下难能可贵。截至本周末，龚小夏终于如愿以偿获得共和党提名。

华人参政历史已经很悠久，但从大陆来的，尤其是我们这一代的，还是很少。龚小夏很可能是第一个。尤其可贵的是，她仍然准备把整个竞选过程通过博客向国内读者介绍，让读者有机会全面了解美国选举流程，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

希望助龚小夏一臂之力的可以通过她的竞选网站捐款。（该网站在她的政策取向上目前还不是很详细，这是为获取党内初选的策略之举。现在初选已过，更多的内容会逐渐出现。这些操作选择她将在博客里逐一介绍。）

前面说过，在与正式出版社接洽之前，作者首先必须要有一个经纪人。作为作者和出版社编辑之间的中间人，经纪人承担了在成千上万跃跃欲试的文学中老青年中筛选值得出版的稿件的任务，因此她们每天必须面对这些人没完没了的来信、电话、投稿、咨询而烦不胜烦。与出版社一样，她们开始建立她们自己虽然不完全成文但基本在整个行业里通行的规范程序并一致性的对不尊重这个行规不按牌理出牌的菜鸟作家置之不理。对于新科作家来说，学会如何与经纪人打交道便成了文学道路上的第一课。对大部分人来说，这也可能就是他们的最后一课。

寻找经纪人的过程一般分为几步：

1. 查找经纪人名单、联系方式及其兴趣方向和体裁，同时做一定的初步调查以不至于无的放矢或受骗上当

2. 向选中的经纪人发出问询信件（query）

3. 如果该经纪人有兴趣，她会回信要求更多材料

4. 如果双方属意，便会签订经纪合同。

这里最关键的一步自然是问询，可以说是成败攸关在此一举。如果经纪人对问询信件不感兴趣，她一般不予搭理，好的经纪人也不过就回一封客气的标准拒绝信件。极少的经纪人在她已经对问询有一点兴趣的时候也会提几点意见，但那个拒绝的决定也是不可更改的了。同时，对于一个书稿来说，问询是一锤子买卖，经纪人拒绝以后断没有修改修改再试一次的机会。（如果有别的书稿还可以再递交给同一个经纪人）。

因此，问询经纪人本身已经成为作为作家不可或缺的职业技艺之一。许多热衷公益的经纪人也在网上开博，不厌其烦地辅导菜鸟作家如何写问询。早几年前，有一个热心的经纪人长期写作一个匿名的博客，用她特有的辛辣而幽默的笔调和打是亲骂是爱的手法来批评和教导她所接触到的各种问询信件。一年一度她还鼓励读者们把自己正在草拟的问询寄给她由她逐一批改。因为她始终没有暴露真身，很难想像她个人能从这里得到多大好处，只能是全心的奉献。后来她终于放弃了这项工作，因为该说的都说完了，剩下的只能是车轱辘了。但她网站所有的内容都保存在这里，不折不扣地是菜鸟作者入门必读。

那么这个神秘的问询又是一个什么东西呢？说起来很简单，就是要在一页纸或一个段落的篇幅里说服经纪人你的书稿值得出版。要做的这一点，这一段话中应该包括：

1. 要写的是什么书

2. 为什么这本书会有市场

3. 为什么作者本人是最适合写这本书的人选

4. 作者自己的写作经历和名气

上面这些是内容本身。注意并不包含作者的写作水平的描述，因为那个就包含在这个问询信本身。经纪人们相信，如果一个作者不能在短短的一段话里把这些内容交待清楚并抓住经纪人的注意力，那么他将来写出来的作品也不太可能抓住读者的心。

可以想象，作者们对这一行规深恶痛绝，他们无法接受自己的传世之作会被人通过一个简单的段落来判定生死。然而他们也无可奈何只好整天盯着几个经纪人的博客听取经验之谈。前不久一些经纪人可能出于好的动机在twitter搞了一个话题专门晒她们收到的不合格的问询，惹出一场大风波,作者们绝地大反击，纷纷控诉经纪人的罪恶。

俺这个系列只是介绍这个行业和行规，因此不会具体到如何写问询和其他材料上。有心人用“literary query”查一查就能找出一大堆这方面的材料，或者看看我上面包括的一些链接。问询经纪人还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后面的路子还很长，容下回分解。

今天偶然看到一则吊眼球的新闻，说是内华达州议会讨论是否向嫖客妓女的性行为征税，一次性行为可以征五美元，估计一年可以创收二百万。内华达是美国境内唯一在其部分地区容许合法卖淫的州，对合法的交易征税也可以是理所当然。与其它行业的业主不同，妓女们和她们的老板们都支持征税行动，还为此集体到议会游说。

引起俺兴趣的是报道中的这么一句话：

Opponents, however, said there are easier ways to find money, and imposing the tax may lend legitimacy and respectability to an industry that, while legal, is still heavily criticized in Nevada.

这里的“合法性”（legitimacy）和“合法的”（legal）显然是两个不同的意思。该法案的反对者不愿意通过征税赋予卖淫这样一个合法行为合法性和社会地位。也就是说，不是所有合法的行为都具备合法性。

八十年代初期在国内上大学时，班上同学中曾经流传几本历史书，比如《光荣与梦想》和《第三帝国的兴亡》。记得它们的中文译本都是所谓“内部发行”，但学校图书馆里有。译本分好几册，很不容易借到。一个人借到后就在宿舍里传看良久。后来已经不记得到底看过哪几册，只知道没看全过。但印象很深，那样的历史写法在中国历史书中可以说绝无仅有。到美国以后才知道那是一种非常时兴的体裁叫做叙事体历史（narrative history）。

叙事体历史简单地说就是把历史当作故事来讲。作品的目的不是直接传授历史知识，而是交待事件的来龙去脉，引导读者去感受历史。好的作品能让读者身临其境、感慨万千却没觉得是钻了作者的圈套。所以这样的历史应该有读小说一样的感觉，写作上需要花一定的功夫烘托气氛掌握节奏。如果有人物的话，他们应该像小说里的角色一样有比较鲜明的性格特点和情感冲突。但这一切又不能偏离作为非虚构作品的铁打的原则：必须有明确的事实根据，不能随便掺入作者的自我想象。

二十多年前俺刚到美国时，和许多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一样觉得区区二百年的美国没有什么历史可言，与动辄号称上下五千年的中土相比可以忽略不计。这一想法在屡次逛书店的过程中很快就消失了。在这里的书店里，永远有着满满几架子的美国历史书，尤其是有关建国、内战、二战和越战的历史，每年都有几十本新著问世。有时候真纳闷那些个题材是否还会有新材料可写，但也不得不感慨这是一个重视历史的国度，是一群珍惜自己历史的民众。相比之下，中国的历史书很少有经得起推敲或引人入胜的内容。抛去那漫长的编年表和因缺乏考证而不知真假的传说，真正没有历史的其实是我们自己。

美国的大众化历史书籍除去人物传记之外绝大部分采用叙事性历史的体裁。这些“读起来像小说”的著作吸引着无数的读者，历来是非虚构类图书畅销版的主力。相比之下，用这种体裁写作中国历史则凤毛麟角。一些专门研究中国的美国教授们做过一些尝试，但影响不是很大。十来年前，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轰动一时，但在畅销之余，该书也因为作者自身情绪和价值观的过度介入而在学术界饱受鞭挞。（作为面向大众的历史书，叙事体历史书籍在学术界不被看好其实是很经常的事。张纯如的书我自己没读过，亦不便评论。）

我最近自行出版的Standoff at Tiananmen也是采用这一体裁对一九八九年那场民主运动所做的一个尝试。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那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自己的历史。

在美国逛过书店或图书馆的人都知道，美国的图书无论是什么都分两大类：虚拟类（fiction）和非虚拟类（non-fiction）。这是一个非常严格的界限，尤其是非虚拟类作品要求内容完全有事实根据可循，不可由作者随心所欲胡编乱造。这个界限在近年来有被削弱之势，好几本属于非虚拟类的回忆录、日记体畅销书被揭穿是作者自行编造的结果。还有一些比较模糊的例子属于作者在叙述真人真事的过程中用了太多文学性的编写，从而偏离了原事件的发生顺序和环境，比如几年前的畅销书Midnight in the Garden of Good and Evil。

但无论如何，美国学校从小学开始就向学生灌输这图书两大类和它们之间的界限和非虚拟类图书不容编造的概念。无论是评奖还是各种畅销书名目都把它们分开看待。尽管时有丑闻发生，原则还是在总体上坚持的。在这个基础上，美国不存在中国那种不伦不类的“报告文学”体裁。对于历史题材，或者是虚拟（historical fiction）或者是非虚拟（narrative history），不能摸棱两可。大多数文学青年喜欢写小说，但在图书市场上，真正能打开市场的小说很少，往往局限于少数几个明星作家。与之相比，非虚拟类的书籍市场大得多，如果题材合适，观点新颖，一个不知名的新作者也可能崭露头角。

出版社对这两类图书的处理方式也截然不同。一般来说，虚拟类的作品是在作者已经完成以后再去寻求出版合同。而非虚拟类恰恰相反，作者在写作之前应该先写出提案（proposal），在得到合同拿到定金以后再开始写作。如果作品已经完成，出版社反而因为顾虑作者不愿意听从他们意见修改而不愿意考虑。这些细节容后再叙。

无论是虚拟还是非虚拟类，其下还分有各种体裁（genre）。这是仅次于上述分类的重要概念，也是作者从一开始就必须确定的。体裁是五花八门的，有的随题材而定，如Sci Fi（注意这不是中国人通常说的科幻小说）和true crime，有的由写作风格而定，如Thriller和上面提到的narrative history，有的则由面向的读者群而定，如chick lit和young adult。有的体裁内部有分为几个小类。有时候，一部标新立异的书横空出世，畅销之后便带动出一个新的体裁。最近的例子就有Harry Potter和The Da Vinci Code。

但对于一个文学新手来说，主张自己标新立异不是获得出版合同的捷径。无论是出版社、编辑还是经纪人都往往专长于少数几个体裁的作品，对其他体裁不闻不问。因此他们要求作者在提交作品时明确说明作品的体裁。很多新手往往觉得自己的作品可能有广泛的读者范围，既是历史又是幻想，既有浪漫又有哲理，恨不得天下读者，尽入吾彀中。这样的提案多半在经纪人这一关就过不去。

也不是这些编辑和经纪人特别挑剔。在传统的出版业从经纪人–编辑–出版社–批发商–零售商这一条供给链上，所有的书籍都是通过他们的体裁分门别类，专人负责。这些人对自己负责的体裁的市场需求和写作风格质量了如指掌，但换了一个体裁就摸不着道。到书店去看看那些书架，他们都是按照体裁标定的。如果一本书不符合现有的体裁分类，在书店里便没有“立身之地”，也就不会被书店的采购员选中。

因此对于作者来说，首先确定自己作品的体裁便是最重要的决定之一。如果对现在流行的体裁不熟悉的话，到书店去逛逛，留心那些与自己作品相近的书所属的体裁就知道了。等到自己媳妇熬成婆，成了可以为所欲为的名家以后，再琢磨标新立异不迟。

俺自己的书，就属于narrative hi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