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幼儿园生涯是在徽州岩寺小镇上开始的。那时住在外婆家，每天要走相当一段乡间小径上下学。只记得学校是街头的一间大厅子，里面众多的孩子整天跟着老师朗读《老三篇》。如果往学校的另一方向再走上差不多的一段路是舅舅的家，那里除了舅舅、舅妈，还有三个表哥可以一起玩。

小学时离开了岩寺，到休宁县城跟奶奶住。每年暑假还会去岩寺外婆家。刚开始是父亲在自行车后座上绑上一块洗衣板加长后载姐姐和我两人来回，稍后便是我们两个孩子自己坐长途汽车。那时的人胆大，这边把我们两个七八岁的孩子送上车，叮嘱一句留神看到岩寺车站记住下车便不管了。到了岩寺下车，多半是舅舅带着某个表哥来接站，把我们送到外婆家。在那个没有电话的年代，大人之间是如何联络的我至今也不明白。

外婆去世后，假期再去岩寺便是直接去舅舅家了。

虽然从小就浪得了一个“书呆子”的虚名，1970年代却是一个没有书读的荒唐时代。告别小人书之后，无论是学校还是当地图书馆，都很难找到可读的书。小学期间读到的稍微厚一点的只有一本没头没尾的《红岩》。初中则把《欧阳海之歌》翻烂了——那比学校里统一购买的《雷锋的故事》强多了。记得小学实在无聊的时候几乎每天翻阅邻居的《参考消息》，还曾饥不择食地拜读过《哥德纲领批判》、《反杜林论》这样的巨著。以至于做作业造句时便带上了今天网上愤青的风格，动辄以国际大事论述形势，害得老师都不敢轻易批改，唯恐着了小屁孩的道而犯上立场错误。

在那样的一片沙漠中，舅舅的家便是稀有的世外桃源。那时只知道舅舅是岩寺乡村小学的语文老师，居住的农房后面便是自己的菜园和猪圈。但楼上有一间光线昏暗的“书房”，里面堆积着他的藏书和报刊，绝大多数是文革前出版的。他曾经订阅了大量刊物，按年份用棉线装订成册，竟比图书馆还专业。也许是因为荒乡僻野的缘故，这些藏书经历“破四旧”和文革依然完璧。

只有在舅舅家里我才得以成为真正的书呆子。不知道有多少个暑假炎热的日子里，我一个人躲在阁楼里漫无目的地翻看各种书籍，只在舅妈的大嗓门呼唤中才出来吃饭。那些文革前的小说和散文打开了一个与当时主旋律写作风格截然不同的文学世界。

初中时舅舅家翻修了新房子，有了水泥地板，楼上的书房明亮多了，也有了书架陈列新书。那时我的读书兴趣也与时俱进，开始跟随《物理世界奇遇记》里的汤普金斯先生似懂非懂地接触到相对论和量子世界。

至少我在的时候，舅舅自己从来不进书房，他也许出门在外，也许在自己的房间里读书。黄昏降临不再能读书时（那时候没有电灯，煤油灯也不怎么点），一家人晚饭后会聚集在大厅或小院里乘凉聊天。这时候舅舅会询问看了哪些书，然后凭记忆对书的内容做些许点评。似乎所有的藏书他自己都是读过的。

也是初中时有一年我在岩寺度寒假，正月里有很多天跟随舅舅四处走亲戚拜年。徽州乡下过年的传统是春节前准备好大量食物，主要是炸肉圆、烧肉之类。正月里不怎么再烹调，有亲戚上门便把这些年菜下锅一热就好。那些天来回拜访，到各家吃的几乎都是同样的菜肴，见的则是只有舅舅才明白的一些远房关系。这些记忆中早已淡漠了，只剩下那没完没了地走在乡间小道上的感觉。不知为什么舅舅只是带着我一个人去各地拜年，我们俩似乎走遍了岩寺附近的乡邻，经过无数徽州所特有的民居、牌坊和祠堂。

那时候没有旅游业，徽州浓郁的人文历史还属于“四旧”的范畴。还没有破败或被拆毁的古建筑像孤儿一样自生自灭，没有任何保护或铭牌介绍。我们不经意间就会走过棠樾牌坊群或者独一无二的女祠堂。只有舅舅能够随口讲出这些古迹的历史渊源和背后蕴藏的家族历史，不过限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他也多是点到则止。

一路上讲得更多的是文字。舅舅津津乐道诸如“此木是柴山山出，因火起烟夕夕多”等文字游戏般的对联。还有“矮”与“射”两字是否被用反了的历史典故。都是当时课堂上绝对不会涉及的趣味知识。

我们很少遇到过客。四周总是空旷的田野，衬以皖南冬天云雾缭绕的绿水青山。现在想来，我们两人走在那乡间小道上的情形在城里有闲情的人看来恐怕很有诗情画意。那却不是少年的我所能体会的，记得的只是寒冷和寂静，伴随着舅舅不高不低、不急不缓娓娓道来的声音。

从舅舅家后门出去沿着一条小径走不远就到了一条河边。当年那里没有桥，过河靠的是撑篙的渡船。当年也没有污染，河水清澈，正是夏天洗澡的所在，偶尔还可以搭上渡船来回玩耍。舅舅是从来不参与这些户外活动的。或许是因为他有作为一家中唯一吃商品粮的资本，或许他秉承着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清高，他也从来不作农活，不怎么帮忙家务，只是有时半得意、半自嘲地吟诵几句“君子远庖厨”的古话。舅妈没有什么文化，自己读不了那些藏书，却豪爽大气，农活、家务一手包揽，井井有条。两人相濡以沫，我从未见过他们红脸、吵架。

那个年代，但凡有点知识的人多半都怀着各种冤屈。即使是在乡村，我在亲戚邻居中也见过不少因各种缘由怀才不遇的、牢骚满腹的、借酒浇愁的，甚至动辄打骂家人孩子出气的。我至今不知道舅舅是否受到过任何冲击，因为他永远是那样温文尔雅，喜怒不形于色。他也不像那时有些大人一样热衷传播街头的“奇谈怪论”或针砭时弊。我记得他说过唯一有点“出格”的话是十大元帅中好几个人不够格，只有林彪最能统帅云云。

历史是在我上初中时开始变迁的。高考恢复了，有知识的人开始重新吃香。我上高中时有一次舅舅来到县城看我，告知他被临时聘请到徽州师范学校（当地的中专）为那里一名教授做研究助手。虽然这个位置实在微不足道，但我却体会到他那平静外表之下所深藏的喜悦。

之后不久我就离开家乡上大学、出国留学了。三十多年间与舅舅只见过非常难得的几面。我知道他后来被正式聘请到徽州师范教学，再后来便退休了。又听说他退休后积极参与家乡后来兴起的收集民粹、修地方史活动，还热衷于书法、拉胡琴唱京戏，得到颇多的奖项。而他这些艺术才能我当年竟是一无所知，大概还是因为那时的政治形势被他深藏不露了。

几年前回国再见到舅舅时他已深受糖尿病折磨，但一如既往地乐观、温和。他最得意的不是那些奖状，而是他的大孙子，曾经也像我一样整天躲在书房里翻阅他的藏书。

再后来，听说他们那房子也被拆迁了，老两口搬进小区楼房做了寓公。舅妈说搬家时他们的书籍便有700斤。却不知道他们是否还能拥有一间书房，那么多的宝贝藏书是否还有自己的天地。

舅舅方志远，徽州师范退休教师，于2014年2月22日辞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