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11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一之后的星期二是美国法定的选举日。这句话很绕口，简单地说，今年的11月6日是选举日，并且是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日子。虽然现在很多州已经开放提前投票，绝大多数美国选民还是会在这一天前往全国各地的投票站履行公民权利。如果不出现戏剧性的意外，当天晚上或第二天临晨，下一届总统人选便会确定。获胜者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宣告新时代的来临；失败者也会冠冕堂皇地向对方祝贺。又一场喧闹的选举戏剧就此落幕。

然而比较不为人所知的是，这天轰轰烈烈地全民投票却并不是法律上的正式选举。

“真正的”总统选举要等到一个多月之后的12月17日，那天每个州的州府将召开一个小型会议，参加者是一些不为大众所知的人物。他们在州政府负责选举的官员监督下分别投票选举总统和副总统人选。这些选票公证后以挂号信方式送到首都的参议院和国家档案馆，结果由国会认可才确定为下一任总统人选。

这些神秘的人物叫做“总统选举人”，他们履行的是美国宪法规定的总统选举程序。

总统选举人制度（Electoral College）

美国联邦政府由初始的13个独立州联合而建，故称为合众国。其初衷只是统一外交和军事，对内只是在各州间协调，内政的主权基本上还是属于州政府。因此，联邦政府的组成和规则上需要充分考虑、照顾各州的独立性和利益平衡。国父们按此思路创立了国会由按人口分配席位的众议院和每州固定两个席位的参议院而组成的制度，这样既可以代表多数人民主（众议院）又可以照顾到小州利益（参议院）。

总统也由各州为单位推举而成，起初的方案是由议会的全体议员选举，但为了保证总统相对议会的独立而放弃。折中的方案则是由各州自行决定选举人，由选举人投票产生总统。而每个州的选举人数目为该州的众议院和参议员人数总和。（1961年后，首都华盛顿所在的哥伦比亚特区也获得3个选举人名额加入总统选举，相当于一个小州。）

宪法没有详细规定选举人的产生过程，只是限制选举人不能由联邦政府官员担任。各州可以自行决定其政策。在建国初期，相当数量的州并没有为此举行民众选举，而是由州议会指定选举人参与总统大选。也有一些州按选区像选举联邦议员一样投票选举总统选举人。这样产生的总统选举人实际上是“民意代表”，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投哪位总统候选人的票。

内战之后，各州总统选举逐渐统一为公民直接投票。每个总统候选人或其所属党派在选举前向州政府提交他们中意的选举人名单。选民投票时，选票上填写的不是总统候选人而是这些谁也不认识的总统选举人。直到20世纪以来，很多州才在选票上直接列上总统候选人，而总统选举人的名单逐渐退化为不见光的幕后操作。

除了缅因和内布拉斯卡之外的所有州都采用“赢者全赢”的方案：如果一个总统候选人（或他的选举人）在该州以多数票得胜，他的所有选举人便都获胜，也就是说他获得该州的全部选举人票。该州里投了其他人的票便算是作废了。缅因和内布拉斯卡采用的是按选举区域分配的做法，候选人按照在州内各个区域的输赢可以分享该州的选举人名额。

由候选人或其党派指定的选举人自然都是对该候选人极其忠诚的人选。在11月6日的选举日之后产生的选举人在12月17日“正式”投票选举总统时其结果便与选举日所“产生”的总统并无二致，因此这一走过场的形式不再引人注意。其实，没有任何法律或措施限制这些选举人必须按照个人的效忠或选民的意愿来投票，他们完全可以临场“倒戈”，按照自己的意愿或其它利益投上出人意料的票。事实上，近年来的选举中一再出现个别选举人临场倒戈或以弃权抗议的行为。这些行动因为未能改变选举结果而连新闻都懒得报道。

比较特殊的是在两次选举之间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可能发生意外事件而导致选举结果无法预料。1872年11月29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霍雷斯·格里雷突然因病去世。属于他的那部分选举人在随后的选举中不再有任何约束，便随心所欲地投票给其他候选人。好在那年共和党总统尤利西斯·格兰特已经赢得绝对多数，没有受其影响而顺利连任。如果离世的是格兰特，那么情形便会完全不同。美国迄今40多次总统大选，尚未出现过获得多数票候选人在选举人投票前死亡的先例。否则将会爆发严重的宪政危机。

选举人制度一直为人所诟病。这些莫名其妙的神秘选举人在选民和总统之间形成一道不必要的障碍，使得美国总统选举至少在形式上是间接选举而不是更民主的直接选举。但对这一制度的批评更多集中于针对“赢者全赢”的名额分配上，使得全民投票的计票不再拥有“一人一票”的平等。

这样的计票方式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会导致全民投票的结果与选举人投票结果不相符的情况。这个在美国历史上已经出现三次，最近的便是2000年戈尔在全国范围内获得多数选票却未能当选，（小）布什虽然在选票总数上落后，却因为他在关键的几个州内获胜而得到更多的选举人票成为总统。直到今天，戈尔还在呼呼取消选举人制度。

这样的计票方法还有效地抑制了第三党或独立候选人的出现。即使是有影响的候选人，也很难赢得一个州，因此无法获取任何选举人票。1992年独立候选人佩罗是近年来最为成功者，他在全国范围内获得19%选票，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分流了（老）布什的选票而导致了克林顿的当选，却也未能获取一张选举人票。

选举人制度的诸种不合理之处显而易见，但它也有一定的好处。首先它照顾了小州的利益，让小州的选民的声音得到一定放大不被大多数所淹没。另外，以州为单位决定胜负缩小了对选举结果质疑的范畴。2000年选举结果饱含争议，以至于戈尔和（小）布什在选票接近的佛罗利达州打了旷日持久的官司。该州不得不进行繁重的人工重新点票。那场争执虽然很大，却只局限于佛罗利达一个州。如果是对全民选举的票数有争议，很可能需要进行全国范围内的人工重新点票甚至重选，工程便会极为浩大了。

选票的份量和价值

无论是竞选中的政客还是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士都会千篇一律地向公民宣传参加投票的重要性，强调每一张选票都同样地宝贵和重要，有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事实却并非如此。尤其是在美国的选举人制度下，美国公民选举总统时虽然有“一人一票”的投票权，“赢者全赢”计票方式却扭曲了“一人一票”的平等。这便带来了一个有趣的问题：选民手上的那张选票价值该如何衡量？答案却并不简单。

直观而言，因为每个州无论大小都会得到相对于参议院名额的2张票，而即使是按照人口分配的众议院名额的票中，再小的州（包括首都）都保证最少另有1张，这样的选举人名额分配会大大地优惠小州、歧视大州。的确，人口最多的加利福尼亚州3千7百万人共有55个选举人票，平均69万人一张票；而人口最少的怀俄明州56万人有3张选举人票，平均18万人一票。这样，怀俄明州公民手中选票的份量几乎是加州人的4倍！（名额是按总人口分配的，与州内真实选民人数会有差异但无关比较上的大局。）

然而选票的价值并不只体现在这种计票的效果上。学术界对选票价值的定义为一张选票对最后结果影响的大小。如果我们假设只有共和党和民主党两位候选人，如果一个本来准备选共和党的选民临时变卦，改投了民主党的票，这一决定是否能促成民主党反败为胜？如果这个可能性很大，则这张选票有极大的价值；反之，这张选票对结果没有影响，也就没有什么价值。

早先的选举模型假设每个选民都像扔钢蹦一样随机地选择投票给某个候选人。在这种简单情形下，选举的结果总是极其接近的，而每一张选票都对结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把这样的模型应用到美国的选举人制度中会看到，加州的一张选票可以左右55张选举人票，而怀俄明州的一张选票却只能决定3张。因此选举人制偏向大州，与我们的直觉相反。这是所谓“班扎夫影响指数”（Banzhaf Power Index）的结论。

不过班扎夫指数中的随机假设与现实完全不符。事实上，绝大多数选民的选举意向是早就决定了的，或者倾向共和党或者倾向民主党，一辈子也很少改变。真正随机或摇摆的选民人数相对很少，但他们的摇摆却经常决定选举的结果。

更重要的是，美国的大部分州在总统选举中也有着明确的既定倾向。大州中的加利福尼亚、纽约、马萨诸塞等是铁定的民主党根据地，其中民主党选民大大超过共和党。德克萨斯和一些中小规模的州则正相反，那里共和党选民远远超过民主党。一些小州也一样，怀俄明便是共和党的铁票州。可以说，这些州并不需要真正举行总统大选，结果都是可以预测的。换句话说，这些州里个别选民手中的选票无论是投给哪个党都改变不了该州的结果，几乎一钱不值。

反过来，选举的焦点便集中于俄亥俄、佛罗利达、弗吉尼亚等等一些所谓的“摇摆州”。这些州的特点是民主党和共和党选民人数大体相当，再加上有大量的中间派可能随时倒下某一方。这些州的选票的价值便大得惊人。（笔者所在的科罗拉多州历史上曾经是共和党的铁票，但近年来随着大量加利福尼亚人的迁入逐渐转化为摇摆州。）普林斯顿大学一位业余研究选举的神经生物学教授王身宏经过对众多民意测验数据的分析认为这些州的选票价值是那些铁票州的几千万倍！

这个结论与候选人的竞选战略完全相符。每到总统选举季节，大量的竞选资金和人力资源涌入为数很少的摇摆州，那里的电视、广播和报纸等媒体充斥候选人的广告，候选人和他们的代理人更是常来常往，到处集会，热闹非凡。对当地的经济也是一笔不小的刺激。而像加利福尼亚这样人口众多的州，候选人除了偶尔来找当地富人筹款之外几乎从不涉足。

也许有人会问，那么加州这样的地方投票率是否会很低呢？其实并非如此。这里分析的只是总统选举。美国选举日投票时每个地方的选票都不一样，除了总统选举之外，还有该选区的联邦议员选举、州和地方官员选举以及大量的州宪法修正案、民意案和地方法规投票。即使总统选举在这些州里没什么意思，其它这些选举项目往往会争议很大，促使选民踊跃投票。因此全国各地的投票率不相上下，都是60%左右。

选举人制度及其带来的各种不公平已经成为美国政坛的一大奇景。尽管改革的呼声此起彼落，要真的改动这一百年老店却也不容易。她也许会作为人类民主实践中的一个奇葩而长久存在。